IMF:全球现复苏分化 政策应因地制宜

20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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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20214月《世界经济展望:管理分化的复苏进程》(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naging Divergent Recoveries)指出,全球经济进一步企稳,但复苏进程出现分化且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报告说,2020年经济活动急剧收缩,在我们的记忆中实属罕见;但超常规的政策支持避免了更坏经济结果的出现。新冠疫情暴发一年后,全球前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疫苗的持续推广提振了人们的情绪,但变异毒株的出现和病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不同国家、部门的复苏进程出现分化,这反映了各国、各部门在疫情下受到的不同冲击,以及其获得政策支持力度的不同。未来的经济前景不仅取决于病毒和疫苗的斗争结果,还取决于在高度不确定性下实施的经济政策减轻这场空前危机带来的长期影响的有效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人员的估计显示,如果有关国家未实施超常规的政策支持,经济萎缩的幅度可能是当前的三倍。为了击退疫情,避免各国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分化,同时防止各国内部不平等现象的不断加剧,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全球前景与政策

  根据IMF的预测,全球经济前景将有所改善:全球经济在2020年估计萎缩3.3%2021年预计将增长6%2022年增速预计放缓到4.4%。与2020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值相比有所上调。预测值的上调反映了以下因素:少数大型经济体推出了更多财政支持,2021年下半年预计出现疫苗驱动的经济复苏,以及经济活动持续对人员流动下降做出调整和适应。经济前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与新冠疫情的未来发展路径、政策支持帮助实现疫苗驱动复苏的效果以及融资环境的变化情况有关。

  其中发达经济体2020年预估增长率为萎缩4.7%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增长5.1%3.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3年的预测分别为萎缩2.2%和增长6.7%5.0%。按地区,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表现最优,3年分别为萎缩1.0%和增长8.6%6.0%,美国分别为萎缩3.5%和增长6.4%3.5%,欧元区分别为萎缩6.6%和增长4.4%3.8%,而中国分别增长2.3%8.4%5.6%

 

 

  IMF报告同时指出,未来仍存在严峻的挑战。我们尚未击退疫情,许多国家的感染人数在加速上升。另外,各国之间和一国之内的复苏出现危险的分化。一些国家的疫苗普及速度较慢,政策支持有限,且更依赖旅游业,它们的复苏形势相对较差。

  依赖旅游业和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以及政策应对空间有限的国家,遭受了特别巨大的产出损失。在危机发生前,上述很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就已经十分堪忧,它们实施重大医疗卫生应对政策或支持民生的能力较低。经济在实现预期的复苏之前经历了严重的萎缩,给某些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带来尤其不利的影响。年轻人、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以及非正式行业的工作者普遍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冲击。疫情很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显著加剧。

  相比疫情之前的预测,2020年收入降至极度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估计已增加近9500万。此外,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更难应对学校关停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学生的课业损失更为严重,其中女学生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损失尤其严重。不同学生群体遭受的负面影响不同,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

  上调2021年和2022年全球增长预测值的主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前景有所改善。特别是,美国经济2021年预计增长6.4%,相较之前的预测大幅上调了1.3个百分点。这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将在2022年超过疫情前GDP预测水平的大型经济体。包括欧元区在内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今年也将实现经济回升,但步伐要慢一些。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今年预计将增长8.4%,尽管中国经济已在2020年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但许多其他国家预计仅将到2023年才能回到疫情前水平。

  未来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各国复苏路径出现分化,很可能使国家间生活水平的差距较疫情前预期进一步扩大。相对于疫情前的预测,低收入国家、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2020-2024年平均每年的人均GDP损失预计分别为5.7%4.7%2.4%。这将导致减贫进展出现倒退,2020年极度贫困人口将比疫情前预测值增加9500万人。

  按照IMF的测算,2020-2024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年度人均收入损失,相对于疫情发生之前趋势的百分比偏离为减少2.3%,不包括美国的发达经济体百分比偏离为减少3.1%,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减少4.7%,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减少5.7%,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减少6.1%

  各国国内的复苏也不均衡,年轻人和低技能工人仍然受到了更严重的影响。女性也遭受了更大冲击,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危机加快了数字化和自动化经济转型,许多失去的工作岗位不太可能恢复,因此,劳动力需要在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收入的重大损失。

  全球各国快速推出政策措施(包括16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避免了更糟经济结果的出现。IMF的估计显示,如果未能提供上述支持,去年经济萎缩的严重程度可能是实际的三倍。

 

 

  由于避免了金融危机,中期产出损失估计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损失要小,约为3%。然而,与2008年危机之后的情况不同,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由于政策空间有限,在本次危机之后将面临更严重的长期创伤效应。

  预测存在的不确定性:如果疫苗领域取得更快进展,经济前景将得到改善;但如果出现抗药的新毒株,使疫情拖得更久,那么经济前景可能急剧恶化。如果美国的利率意外地进一步上升,则各国复苏速度不同可能带来金融风险。这可能导致高估的资产价格出现无序调整,融资环境大幅收紧,复苏前景恶化——一些债务高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

  政策制定者需要继续为经济提供支持,同时应对比疫情前更为有限的政策空间和更高的债务水平。为此,需要采取针对性更强的措施,以便在必要时为长期支持留出空间。在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的情况下,各国需要根据本国国情采取相应的方法,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到所处疫情阶段、经济复苏的力度,以及本国的社会经济情况。

  当前的重点应是摆脱危机,因此应优先安排医疗卫生支出,包括在疫苗接种、治疗方法和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财政支持应具有针对性,为受困家庭和企业提供帮助。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在通胀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同时积极利用宏观审慎工具缓解金融稳定风险。

  随着疫情消退、劳动力市场恢复正常,政府应逐步减少支持,如取消员工保留措施。同时,应更加重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包括提供有针对性的录用补贴,以及对劳动者开展再培训。在许多国家,随着延期偿还贷款等特别措施被取消,企业破产数量可能大幅增加,且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可能面临失业。为了限制危机对经济造成长期破坏,各国应考虑采取以下做法:对于能够持续经营的企业,应将之前的流动性支持(贷款)转化为类股本性的支持;对于无法持续经营的企业,应建立庭外重整框架,加快最终的破产程序。还应投入相关资源,弥补儿童在疫情期间的课业损失。

  一旦卫生危机消退,政策重点可以转向建设更具韧性、更加包容、更为环保的经济,以促进复苏并提高潜在产出。优先任务包括,通过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来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来提高生产能力,以及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来遏制不平等加剧的趋势。

  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为上述举措提供资金支持的难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改善税收征管能力、提高税收累进程度(包括所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实施碳定价以及取消浪费性支出等措施非常重要。所有国家都应在可信的中期框架内实施这些政策,并遵循最高的债务透明度标准,这有助于控制借款成本,并最终降低债务,为未来重建缓冲。

  从国际上看,最重要的是各国通过合作确保疫苗普及。一些国家今年夏天之前就可实现疫苗普及,但多数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很可能到2022年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为加快疫苗普及,必须扩大疫苗的生产和分发,避免实施出口管制,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提供充足的资金(许多低收入国家依赖这一机制),并保证剩余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公平转让。

  政策制定者还需确保各国能够获得充足的国际流动性。主要央行应就未来政策措施提供明确的指导,为其他国家预留充足的准备时间,以避免2013年的“削减恐慌”再现。进一步延长“暂缓债务偿付倡议”(DSSI)的期限,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以促进有序债务重组,这些措施将使低收入国家受益。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IMF的新一轮特别提款权分配将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保障。

  尽管目前的重中之重是抗击疫情,但在化解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方面取得进展也很重要。在缓解气候变化、改革国际企业税收、限制跨境利润转移和打击避税逃税等方面,各国也应开展合作。

  过去一年,各国在经济政策方面开展了重大创新,并大幅提高了经济支持力度,有能力承担这些举措的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目前,在多边层面也需要采取这种有魄力的行动,以确保实现复苏,构建更美好的未来。如果不进一步采取措施,给予所有人公平的机会,那么各国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可能会显著扩大,几十年来全球减贫的进展可能出现倒退。

  中期经济损失的前景

  《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研究了新冠疫情衰退可能带来的长期创伤效应并讨论了它们的可能作用渠道。重要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在当前危机中出现金融动荡——而这往往与较严重的长期创伤效应有关。本次危机的中期损失预计将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但损失的规模仍很巨大:到2024年,全球的预期产出将比疫情前下降约3%。各国创伤效应的预期程度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它们的经济结构、政策应对的规模等因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将比发达经济体遭受更严重的长期创伤效应。

  经济衰退会造成严重破坏,而其影响通常是长期性的。企业倒闭,投资支出缩减,而随着时间推移,失业者可能丧失技能或择业动力。

  但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不是普通的衰退。相较于此前的全球性危机,本次经济萎缩突然且程度深——根据季度数据,全球产出在一半时间里的下降幅度大约是全球金融危机时的三倍。

  截至目前,得益于空前的政策行动,各国基本避免了系统性金融压力及其可能引发的长期经济破坏。然而,经济复苏之路依然面临挑战,尤其是在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疫情的差异化影响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经济复苏的程度将取决于中期经济损害(或长期创伤效应)的持续时间。各国情况将存在差异,其取决于疫情未来的发展路径,人员密集接触部门的占比,企业和劳动者的适应能力,以及政策应对的有效性。

  这些未知因素使我们很难预测长期创伤的程度,但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一些经验。过去的严重衰退,尤其是深度衰退,都伴随着生产率下降导致的持续产出损失。尽管疫情促进了(至少部分国家)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数字化和创新,但适应新常态所需的资源重新配置规模可能比过去更大,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另一个风险是,疫情驱动了主导企业市场支配力的上升;随着竞争者倒闭,这一现象正变得日益根深蒂固。

  疫情对生产网络的冲击也影响到了生产率。人员密集接触部门(例如艺术和娱乐,酒店和餐饮,批发和零售贸易) 对于生产网络的核心作用不如能源等部门。但历史分析显示,即使是对这些边缘部门的冲击,也可以通过对其他部门的溢出效应而进一步被放大。例如,餐馆和酒吧停业会影响到农场和酒庄,导致对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的需求减少。因此,尽管疫情的初步影响集中在人员接触程度较高的服务部门,但鉴于其扰动的规模,它仍然造成了广泛的经济下行。

  随着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冲击中复苏,经济增速超出预期,但预期2024年的中期世界产出相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下降约3%。由于金融部门总体稳定,预期的长期创伤影响比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看到的要小。然而,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比发达经济体面临更严重的长期创伤,而低收入国家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

  这种国家之间的差异是因为各国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财政政策应对规模。考虑到病毒传播的途径,更依赖于旅游业或人员密集接触部门占比更高的经济体(如太平洋岛国和加勒比地区)预计将出现更持久的损失。例如,太平洋岛国2024年的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将下降约10%。其中很多国家在采取重大卫生应对措施或支持民众生计方面的政策空间和能力更为有限。

  各国学校大范围停课,但在低收入国家,学习和技能习得受到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由此造成的个人长期收入减少和总体生产率受损,可能成为新冠疫情的一个主要遗留问题。

  过去经济衰退的经验凸显了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即避免金融承压和确保在经济稳固复苏前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各国需要根据疫情的不同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将针对受影响家庭和企业的定向支持措施与公共投资结合起来。随着疫苗覆盖范围扩大、供应制约因素消退,我们应聚焦于三项重点工作:

  第一,扭转人力资本积累的倒退。为应对疫情可能引发的不平等加剧,当局应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为医疗和教育事业划拨充足的资源。

  第二,采取有利于就业流动和促进竞争、创新的政策,提振生产率。

  第三,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以帮助引入私人投资。

  最后,各国须开展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应对各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化趋势。财政拮据的经济体必须有充足的国际流动性用于发展支出,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卫生领域,这也意味着确保充分生产和普遍分发疫苗——包括为“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提供充足的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防止出现更严重的长期创伤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衰退与复苏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第三章指出,新冠疫情迅速对就业造成了破坏影响。这场危机对劳动者产生的持久影响可能同样惨痛且不平等,提出应实施差异化劳动力政策,实现更公平的复苏。

  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仍在继续,年轻人和低技能劳动者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疫情暴发前,劳动力市场就已存在较脆弱岗位的自动化转型趋势。疫情以来,这一趋势有所加快。保留就业的支持性政策在减轻长期创伤效应和缓解新冠疫情对各群体造成的不平等冲击方面极为有效。随着疫情的消退和复苏企稳,当局采取支持劳动者向新行业配置的支持性措施,将有助于更快减少失业并缓解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影响。

  平均而言,年轻人和较低技能劳动者受到的打击最大。女性——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女性——也遭受了损害。这些劳动者大多都面临着收入损失和就业无门的困境。即使疫情结束,受冲击之后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可能意味着一些部门和职业的就业选择会永久性减少,而另一些部门和职业的就业选择则会增加。

  政策是减轻疫情造成的严酷和不平等影响的重要因素,如果在疫情冲击发生之际采取一揽子措施帮助劳动者维持就业,并且在疫情开始消退之时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创造就业和方便人们调整适应新的工作和职业,那么就能显著控制疫情的负面影响,并促进劳动力市场复苏。

  在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期间,技能密集程度较低、更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工作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冲击。虽然这次经济衰退对具体部门造成的影响与以往的经济衰退不同,但是疫情加速了原有的就业趋势,并加快了人们从更易受自动化影响的部门和职业向其他部门和职业的就业转移。

  在各行业中,受危机影响最大的部门包括酒店和餐饮(住宿和食品)以及批发和零售商店(贸易)。疫情之下,保持社交距离和种种行为变化助推了这些部门就业率的下降,这种状况常见于以往的经济下滑时期。相比之下,信息技术和通信以及金融和保险部门去年的就业率实际上有所增长。在许多受影响较大的部门中,适合远程工作的岗位通常较少,而年轻人、女性和较低技能人员的雇佣比例往往较高,这就导致不同劳动者群体所受影响不均等。

  从以往经济衰退得出的证据表明,疫情可能会给失业人员,特别是较低技能劳动者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失业期过后,劳动者常常不得不改行以另谋工作,这往往会导致减薪。一般而言,失业的劳动者改行并重新就业后,其收入会比失业前平均大幅减少约15%

  较低技能劳动者会遭遇到三重打击:他们很可能就是在受疫情不利影响较大的部门工作;很可能在经济下滑时失业;而且,他们之中能够找到新工作的人很可能需要改行,并面临收入减少。

  适当的政策能够在减少创伤影响和对劳动者的不平等影响方面发挥极其强大的作用。如果不采取措施支持劳动力市场(“无政策”情景),那么疫情对不同职业造成的不对称打击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就会导致失业率大幅飙升,并且要求随着经济状况逐步改善而艰难地进行调整。

  如果将保留工作岗位和支持劳动者重新分配作为一揽子措施的组成部分,那么就能减轻就业受到的冲击,并促使劳动者和企业更快地进行调整。此外,这种政策支持组合能够更多地惠及较低技能劳动者,他们往往会因为疫情对接触密集度高、但生产率较低的工作产生较大影响而遭受更严重的损害。当保持社交距离程度较高时,保留工作岗位措施(例如,德国的“缩短工时”计划等短期工作计划,以及美国新出台的“薪酬保护计划”等工资补贴)有助于防止就业岗位受到疫情的最初冲击,失业率会比没有此类支持的情况低大约4.5个百分点。随着疫情消退,劳动者重新分配政策(例如,鼓励创办新企业和雇用劳动者、帮助劳动者匹配新工作以及(再)培训计划)有助于方便人们调整适应疫情对就业结构产生的更持久影响。针对受影响较大的群体(例如,年轻人)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也可以加快复苏。

  在确定经济体能否承受从主要支持现有就业的措施到旨在促进劳动者转向增长型部门和职业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政策制定者必须谨慎考虑疫情的发展路径(包括病例和死亡人数、保持距离措施的实施程度,以及疫苗的推广)。适当的政策平衡可以减少疫情对劳动者产生的不平等影响,并鼓励劳动力市场加快复苏。

  新冠疫情后复苏时期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

  发达经济体在新冠疫情初期放松了货币政策,使新兴市场的融资环境大幅改善。展望未来,各国复苏速度不同将给我们带来挑战。《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分析表明,美国经济走强后实施紧缩政策,对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往往是有利的;但若美国突然收紧货币政策,则会引发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因此,发达经济体必须明确说明其在复苏时期将如何执行货币政策。分析也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通过采用更加透明和基于规则的货币和财政框架,减少它们在不利金融溢出效应面前的脆弱性。

  美国国内疫苗的快速推广以及该国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的通过,加快了美国预期的经济复苏。根据预期,美国的较长期利率已经快速走高,其中,十年期国债利率从年初低于1%的水平上升至了3月中旬的1.75%以上。英国也出现了利率快速上升的类似现象。今年1月和2月,欧元区和日本的利率也有所上升,随后欧央行和日本银行放松银根,进行了干预。

  面对利率的不断走高,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忐忑不安。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进程慢于发达经济体,因为它们等待疫苗的时间较长,同时自身的财政刺激空间又较为有限。如今,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已呈现枯竭迹象。人们担心2013年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事件再次上演,当时,有迹象表明美国将提前缩减债券购买规模,导致一时之间资本大量涌出新兴市场。

  《世界经济展望》的研究发现,对于新兴市场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利率走高的原因。

  如果原因是美国的就业或疫苗方面传出利好消息,那么大多数新兴市场更多会出现投资组合更强流入、美元计价债务利差下降的情况。发达经济体的利好经济消息可能会推动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而经济活动好转往往又会自然而然地推高新兴市场的国内利率。总体而言,对一般的新兴市场产生的影响是有利的。然而,对于向美国出口较少且更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而言,其金融市场可能出现压力。

  如果是由于美国通胀率上升的消息推动美国利率走高,这往往也会对新兴市场产生有利影响。它们的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往往不会受到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过去的通胀意外反映了并存的一系列经济利好消息(例如,消费意愿增强)和利空消息(例如,生产成本上升)。

  然而,如果发达经济体利率走高是由于人们预期其央行将采取更鹰派的行动,那么这可能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危害。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将这种“货币政策意外”(monetary policy surprises定义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或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定期发布公告之日的加息行为。IMF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意外”推动之下,美国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往往会立即导致普通新兴市场长期利率上升三分之一个百分点;如果相关新兴市场的信用评级为较低的投机级,那么其长期利率则将上升三分之二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将立即出现投资组合资本流出,同时,新兴市场货币相对美元贬值。这与由利好经济消息驱动的利率走高的重要差别在于:随着美国鹰派货币政策意外的出现,该国的“期限溢价”(term-premium对持有较长期债务的风险补偿)将会上升,而新兴市场美元计价债务的利差也会随之上升。

  实际上,当前美国利率的上升,是由上述种种原因共同推动的。迄今为止,关于经济前景的“利好消息”是主要因素。部分新兴市场的经济活动预期在13月有所好转,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些新兴市场的利率,并且可能有助于解释1月份资本流动的激增。后来美国的利率上升总体上是有序的,各市场运作良好。尽管美国的长期利率已经走高,但是该国的短期利率仍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股价依旧处于高位,公司债和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债券的利率并没有偏离美国国债的利率。

  此外,市场的通胀预期似乎维持在美联储每年2%这一长期目标附近,如果能保持在这个水平,那么可能有助于防止美国利率走高。美国利率快速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投资者对美国通胀的预期趋于正常化。

  然而,其他因素似乎也在发挥作用。美国利率走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期限溢价上升造成的,这可能反映出投资者对通胀形势以及未来债务发行及央行债券购买的步伐越来越不确定。新兴市场2月和3月初出现了资本流出,到3月第三周又转变为资本流入,但此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此外,美国预计今年将发行大量国债,这是否会对部分新兴市场的借款产生挤出效应,还不清晰。

  因此,目前的局势很脆弱。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仍处于低位,但可能进一步走高。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绪可能恶化。为了避免引发这种情况,发达经济体央行可以提供帮助,围绕不同情景下的未来货币政策开展清晰、透明的政策沟通。美联储发布关于利率上调条件的指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美联储的新货币政策框架尚未经过检验,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资产购买的步伐并不确定,因此,随着复苏的继续推进,就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提供进一步指引将是有益的。

  新兴市场只有在国内通胀预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提供政策支持。例如,土耳其、俄罗斯和巴西央行于今年3月加息以控制通胀,而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央行则维持利率不变。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最好在本国放松银根,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全球利率走高的影响。为此,面对全球融资环境,它们需要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新兴市场的许多央行都能够在疫情期间、甚至在面临资本外逃的情况下放松货币政策,这是个好消息。IMF的分析显示,对于某经济体而言,如果其央行的透明度更高、更多以规则为基础开展财政决策且信用评级更高,则其往往能在危机期间更大幅度地下调政策利率。

  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容忍度仍然很高,而未来可能更多对不同资产进行区别对待。鉴于此,眼下正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延长债务期限、降低资产负债表上币种错配以及更普遍地采取措施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的好时机。

  目前还应当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这是由央行货币互换安排以及能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外币的多边贷款机构组成的一个体系。国际社会需要随时准备好向处于极端境地的国家施以援手。IMF的预防性融资机制可以进一步增强成员国应对金融波动的缓冲,而IMF特别提款权的新一轮分配也能起到作用。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