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39期（总第2021期） 2020年6月5日（星期五）
[导读：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不仅是短期的冲击，也会给全球社会和经济带来新的改变，不论是对增长前景、发展模式、产业模式、贸易关系、宏观政策，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大重设时刻来临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最近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发表的一篇文章（Time for a Great Reset）中指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封锁措施可能会逐步放宽，但对世界社会和经济前景的忧虑只会日益加剧。担忧的理由非常充分：急剧的经济衰退已经开启，我们可能正面临着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但尽管这一后果可能出现，却不一定是无可避免的。
为了实现一个更好的未来，世界必须采取共同且迅速地行动起来对我们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从教育到社会契约和工作条件）进行改造。从美国到中国，每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从石油，天然气到科技，每个行业都必须进行转型。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进行一场资本主义的“大重设”。促使实施“重设”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紧迫的一个则是新型冠状病毒。这场疫情已经导致几十万人丧生，也是近代史上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同时由于死亡人数仍在世界许多地方持续增长，因此危机还远未结束。这将对经济增长，公共债务，就业和人类福祉产生许多长期严重后果。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当前全球政府债务额已达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同时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也在急剧上升：例如自3月中旬以来有1/4的美国劳动者提交了失业救济申请，每周新增申请量远超历史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会萎缩3%——仅仅相对于四个月前这个数据已经被下调了6.3个百分点。上述一切事件都会加剧业已存在的气候和社会危机。一些国家已经以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为由弱化了环境保护和执法。不平等加剧等社会弊病所产生的挫败感正在加剧，美国亿万富翁群体的财富总额甚至在危机期间有所增长。如果不加以解决，这些危机就将与新型冠状病毒一并加深并使世界变得更不可持续，更不平等，也更脆弱。渐增性手段和临时修复措施并不足以防止这类情况。我们必须为自身经济和社会体系构建一套全新的基础。
这一举措所蕴含的合作与抱负是前所未有的，但却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实际上疫情也人们带来了一线曙光，因为它展现了我们其实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彻底改变自身生活方式。危机几乎迫使企业和个人当即摒弃了从频繁航空旅行到集体办公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做法。
同样，人们一面倒地表现出了为医疗保健和其他必需行业劳动者以及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做出牺牲的意愿。许多企业也挺身而出支持其雇员，客户和当地社区，实现了向以前只停留在口头上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转变。建设更美好社会的意愿显然是存在的，而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来确保急需的大复位得以实现。这将需要更为强大高效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意识形态上推动建立一个更大的政府），而且也要求私营部门参与其中的每一步。大复位议程将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第一种将引导市场朝着更公平的结果发展。为此，政府应改善协调（例如在税收，监管和财政政策方面），升级贸易安排，并为“利益相关者经济”创造条件。在税基减少和公共债务飙升之际，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去采取这种行动。此外，政府应当推动那些一直拖延未能进行的改革以促进更公平的结果。依照各国不同的状况，这些措施可能包括修改财富税项，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以及管理知识产权，贸易和竞争的新规则。大重设议程的第二部分则是确保投资能推进那些共同目标，例如平等和可持续性。在这方面许多政府正在实施的大规模支出计划展现了重大的进步机遇。欧盟委员会已经披露了一项总值7500亿欧元（折合8380亿美元）的复苏基金方案。美国，中国和日本也制定了大手笔的经济刺激计划。我们不应使用这些资金以及私人实体和养老基金的投资来填补旧系统中的漏洞，而应利用它们来创建一种从长远来看更具弹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新系统，这意味着建设“绿色”城市基础设施，并激励企业改善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方面的过往记录。而大重设议程的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优先事项——是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来支持公共利益，特别是应对健康和社会挑战。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期间，企业，大学和其他机构联手开发了诊断，治疗手段和有潜力的疫苗；营建了病毒检测中心；建立了感染追踪机制；同时提供了远程医疗。试想一下，倘若每个部门都能做出类似的共同努力那将是什么一幅景象。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正影响着世界各个角落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悲剧并不一定是唯一留下来的东西。相反，疫情其实开启了一个难得却狭窄的机会之窗让我们去反映，反思和重设这个世界，以创造一个更健康，更公平也更繁荣的未来。
新冠疫情可能加剧经济长期停滞
支点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加文·戴维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疫情导致的封锁对所有大型经济体造成巨大冲击，这将引发家庭和企业的结构性回应，从而加强经济停滞的力量。
文章写道，2013年，当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长期停滞的再次出现发表著名演讲时，他重新燃起了人们对于上世纪40年代之后被丢弃的一种凯恩斯思想的兴趣。他指出，相对于资本投资的储蓄长期过剩可能正在全球经济中形成，这将迫使长期利率下滑，并可能导致需求持续不足。
自2013年以来，大型经济体出现过短暂的产出强劲增长，这似乎表明长期停滞的风险在减弱。但事实证明，这些周期性上行是暂时的，而全球长期利率趋于零的趋势从未结束。
除了这些通货紧缩趋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导致的封锁对所有大型经济体造成巨大冲击。最近在普林斯顿大学本德海姆金融中心（Bendheim）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萨默斯称，这将引发家庭和企业的结构性回应，从而加强经济停滞的力量。如果他说的对，那么这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行为变化表现在哪里？萨默斯认为，私营部门的风险厌恶情绪将永久性上升，这将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企业投资减少。正如他所说，“以防万一将取代及时行乐”，私营部门将希望持有更多金融储备，以防全球化市场受到进一步冲击。在找到有效的疫苗之前，劳动利用率（适龄工作人口得到生产性利用的比率）可能也会受到长期冲击，受社交隔离影响的行业的消费支出可能会下滑。
不管萨默斯对于新冠疫情长期影响的说法是否正确，长期停滞的潜在趋势已显现20年。这种趋势似乎没有任何自发逆转的理由。
如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利率都处于或低于零下限，我们所熟知的货币政策已变得多余。在危机期间提供紧急流动性注入和监管金融机构方面，央行仍会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的黄金时代可能已到尾声。
整个发达世界的均衡名义利率都处于或低于央行政策利率，这种持久状态委婉地说也是令人担忧的。
这有3个可能的结果。
首先，全球可能会陷在零利率里。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可能步2016年以后的日本的后尘：整条收益率曲线的利率都陷在零水平，财政政策努力应对政府债务比率的持续上升。对于资产市场而言，这将代表低回报，同时在衰退反复出现时，需求管理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
第二，我们可能面临永久性的财政刺激和债务的不断增加。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在新冠疫情的全面影响变得显而易见之前，美国应持续将公共投资和预算赤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债务与GDP之比应最终升至200%。这将提高均衡利率，从而提高政策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的平均水平。收益率曲线将上移，并呈现更常规的向上倾斜，从而提供更多在衰退期间实行宽松政策的空间。
通过逆转利率下滑趋势，这种政策可能会导致债券和股票短期出现负回报，不过长期影响不那么明显。
第三种可能结果是大幅低于零的负利率。日本和欧元区试图通过将政策利率降至略低于零的水平，来扩大积极货币政策的空间，最终将债券收益率拖入负值。然而，正如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所指出的，只有更大力度地推行（在衰退时期将政策利率降至-3%，甚至更低），这种政策才能成功。通过延长几十年来的利率下滑趋势，这种方法可能会延长债券和股票的高收益。
这些极为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革的政治可行性似乎非常可疑。但如果萨默斯关于长期停滞趋势加剧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这类改革，以避免欧洲乃至美国出现日本式的通缩。
自2015年以来，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实际债券收益率都接近或低于零。名义债券收益率现在也接近零，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最近名义和实际收益率都为零看似新奇，但保罗·施梅尔森（Paul Schmelzing）认为，实际上，实际利率下滑趋势已持续700年！
去全球化从各个角度威胁全球增长
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一篇文章（Deglobalization Will Hurt Growth Everywhere）中指出，疫情降临之后的世界经济似乎远不及以前那么全球化了，因为各国政治领导人和公众都在一致抵制开放——上次看见这种情景还是在1930年代关税大战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时候。而这种状况的副产物不仅是增长放缓，更可能是全体国家国民收入的显著下降，或许只有那些最为庞大且最多样化的经济体方能幸免。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其2000年出版的、极富远见的著作《全球化的终结》中揭示了早期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时代是如何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多个意外事件压迫下陷入崩溃并在二战中寿终正寝的。而如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似乎正在加速另一波撤出全球化的浪潮。当前这轮撤出始于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选以及随之爆发的中美关税战。眼下的疫情之所以可能会对贸易产生更大的长期负面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各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将公共卫生保障能力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而目前也存在着巨大（但没那么深重）的1930年代式过度去全球化风险，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同时这场混乱且由危机驱动的去全球化必定会带来更多——也更为严峻——的问题。就算是经济高度多样化，科技全球领先且自然资源基础雄厚的美国也可能因去全球化而导致实际GDP大幅下降。对于那些无法在许多经济部门中达到临界规模且常常缺乏自然资源的较小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中断将逆转其过去数十年的增长态势。这一切都还没有算上社会隔离和隔离措施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已故政治经济学泰斗，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曾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是可以以小而美的状态存在的。但在今时今日，那些未能与某大国或国家集团结成紧密经济联盟的小国必将面临巨大经济风险。
全球化确实加剧了发达经济体内部近10亿民众的经济不平等状况：虽然所有人的商品购买价格都有所降低，但贸易竞争也打击了某些部门的低薪劳动者。而金融全球化也确实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它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并为富人提供了新的高回报外国投资工具，这一切在1980年以后愈演愈烈。
对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014年出版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中列举了不断恶化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并据此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已然失败。但问题是这个制度究竟让谁失败了？在那些发达经济体之外——也是全球86%人口的栖身之所——全球资本主义使数十亿人摆脱了赤贫。因此一场过度去全球化无疑很可能使更多的人受到伤害。但当前的全球化模式显然也亟需调整，特别是要大力强化发达经济体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社会安全网，但是这种社会抗冲击能力的构建并不意味着要把整个系统推倒重来。
而美国即将在去全球化中遭受的损失可比其国内某些政治家（无论左右）似乎能意识到的更多。首先，全球贸易体系是一份契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契约中美国是世界霸主，而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能通过推动这个国际秩序的顺利运转而得益。除政治后果外，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了经济风险。尤其是当前允许美国政府和企业比任何其他国家实现更大笔借贷的有利因素或许都与美元在系统核心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而多种经济模型都表明随着关税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加，金融全球化程度至少也会出现相应比例的缩减。这不仅预示着跨国企业利润和股市财富可能急剧下降（这对某些国家来说或许还可以接受），还可能意味着外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大幅减少。当美国需要为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大量举债的时候，这个局面就不太乐观了。正如全球化一直是当今低通胀和低利率的主要驱动力那样，逆转这一进程可能最终会将价格和利率推向另一个方向，尤其是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似乎引发了一个持续性的负面供应冲击。毋庸置疑，还有其他斗争（尤其是气候变化）需要透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倘若全球贸易崩溃削弱了各国维持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最强烈单一共同动机，那么激励发展中经济体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最后但也同等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迄今为止新型冠状病毒对欧美的打击要比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更大，但非洲和其他贫困地区仍然存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风险。试问现在真的是削弱这些国家供养自身能力的合理时机吗？即使美国对去全球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置之不理，它也应记住目前对美元资产的大量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美国政客着力打压的庞大贸易和金融体系。如果去全球化到达了一定程度，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最大的受害者将是贫穷国家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指出，许多富裕国家已经至少度过了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第一阶段。随着感染人数的下降和封锁的解除，许多政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计划如何重新制定经济政策和支持复苏。然而，现在仍然明显缺乏协调一致的国际层面的长期规划。除非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否则最大的受害者将是贫穷国家，这些国家面临危机带来的严重创伤。
这场大流行远没有结束。新冠病毒现在对许多新兴市场的打击比对发达经济体更大：巴西的日死亡率最高，而在包括墨西哥、印度和俄罗斯等人口众多的中等收入国家，死亡人数正在增加。尽管欧洲和美国的病例数量有所下降，但全球病例增速却在上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现在是大流行的中心——这些地区的死亡人数约占全球的五分之二。
新兴市场应对新冠病毒的能力较弱，公共卫生系统和经济往往严重依赖旅游业或汇款。如今这些外汇来源枯竭，再加上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给金融体系和政府预算带来了压力。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报告估计，由于“经济衰退，再加上金融危机”，五年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平均而言将比没有这场大流行的情况缩小8%。对能源出口国而言，缩小幅度还会更高，达11%。
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努力无疑有所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新兴市场已部分扭转了此前创纪录的资本外流。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新兴市场已在今年4月和5月从债券市场融资770亿美元，以抵消3月外流的1000亿美元。各国央行的债券购买和美联储（Fed）的互换额度鼓励了投资者重返新兴市场，缓解了美元融资压力。
现在，重点必须从救火转移到减少长期影响。明年可能会开发出疫苗，这可能会使事情变得容易一些，但是政府当下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等225位过去和现在的世界领导人、经济学家和卫生专家发表公开信，呼吁召开一次20国集团（G20）紧急峰会，这一呼吁很有道理；我们需要一个既包括富国又包括穷国的机构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该公开信还提议进行债务减免和绿色投资支出，并为IMF和世界银行提供更多“弹药”，这些提议也很有道理。
十年前，戈登·布朗曾敦促20国集团领导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斗争，十年后的今天，还不清楚该机构有没有能力做类似的事情。随着多边主义的衰落，各个国家都在专注于处理自己国家的内部危机。最有意义的行动将需要美国和中国的共同支持，而此时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正处于谷底，两国领导人正利用民族主义对抗来转移视线，试图平息对他们处理疫情方式的批评。
然而，如果足够多的国家愿意提供支持并支持增加出资，IMF和世界银行在减少全球经济损失方面仍有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国际合作已经帮助缓解了潜在的金融危机。现在应该用它来防止经济危机。
新冠危机将使6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产出将萎缩5%，这将抹掉过去三年针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所做的减贫努力。
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警告称，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经济后果将使多达6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而目前的恢复努力还不够。“世界各地无数人的生计被摧毁，医疗系统承受压力。”
世行对“极端贫困”的定义是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世界银行集团将在15个月期间提供1600亿美元的赠款和低息贷款，以帮助贫困国家应对危机。马尔帕斯表示，已经有100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70%）获得了紧急资金。然而他表示：“尽管世行在提供可观资源，但这还不够。”他对商业银行不愿参与让世界上73个最贫穷国家暂停偿债的倡议感到沮丧。由领先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G20）于4月宣布了这项倡议。
马尔帕斯表示，迄今已有14个国家向官方双边债权人提交了暂停还款的请求，另外23个国家正在准备这样做，还有17个国家正在“认真考虑”这一请求。该倡议允许相关国家请求暂停偿还它们欠G20成员国的国家间贷款，直至今年底，同时保持贷款的价值以便以后偿还。20国集团呼吁银行和债券持有人以相仿的条款参与该倡议。许多债券持有人，还有一些债务国，拒绝了这项倡议，称借款人将来有可能被国际资本市场拒之门外。
马尔帕斯表示，一些国家高估了市场准入风险。“这些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尽管它们也许希望商业信贷市场能在2020年突然重新开放，但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是，这场大流行病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停摆将产生长期影响。”他接着说，相反，贫穷国家应集中精力实施经济计划，以吸引汇款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时鼓励国内企业投资。他还强调了发达经济体开始解封和重启经济的重要性，以便允许资金以汇款、贸易和旅游的形式重新流向贫穷国家。“这些领域遭受了严重损失，它们将是重新开放的关键部分，”他表示。“与发达经济体恢复互动，将是发展中国家迈向复苏的最大一步。”
疫情将给富国带来17万亿美元政府债务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富裕国家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经济后果，将承担至少17万亿美元的额外公共债务。预计税收的急剧下降将使旨在缓解疫情影响的刺激措施相形见绌。
在经合组织富国中，预计政府的平均金融负债今年将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9%增至137%以上，这意味着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负担将与意大利目前的水平相仿。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13亿人口中，如此规模的额外债务将相当于每人至少1.3万美元。如果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速度慢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债务水平甚至可能进一步上升。
曾任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理事、如今任职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兰德尔·克罗兹纳（Randall Kroszner）表示，这种局面引发了高水平公共和私人债务长期是否可持续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无情的现实，我们将不会迎来一次V型复苏，”他表示。
经合组织表示，其成员国的公共债务与GDP比率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上升了28个百分点，总共增加17万亿美元。“对于2020年，预计新冠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经济影响将比这次金融危机更加严重，”该组织表示。
据经合组织介绍，虽然许多国家的政府今年已采取了额外财政措施——规模从法国和西班牙的GDP的1%，到美国的6%——但公共债务的增加可能会更快，因为在一场深度衰退中，税收收入的下降速度往往比经济活动更快。
10年前流行的经济学理念认为，政府债务水平如果高于GDP的90%，就会变得不可持续。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不认为有如此明确的界限，但其中许多人仍然认为，让公共债务积累到更高的水平，将有可能破坏私人部门的支出，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Angel Gurría）警告称，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未来将会成为一个问题，尽管他表示，各国眼下在危机时期不应该担心自己的财政处境。
“我们将给翅膀加上沉重负担，因为我们正试图飞行，我们已经背负了很多债务，现在我们还在添加更多债务，”他表示。
其结果是，更多国家将会面临类似于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金融泡沫破裂以来经历的经济环境。自那以来，对政府债务和赤字的担忧一直是日本政治经济的关键特征，在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债务最终稳定在GDP的约240%。
许多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对日本旨在应对疫情的新支出方案感到震惊。“我们的经济战略正在使用大量资金，老实说，这将是未来的一个重大财政问题，”日立制作所（Hitachi）会长、兼任商界游说组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会长的中西宏明（Hiroaki Nakanishi）在近期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没有好的计划。在经济恢复元气之前，我认为没有任何明智的答案。”
疫情结束后一定会发生通胀吗？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疫情应对措施导致的公共债务上升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推高了通胀几率，但其他结构性变化意味着这个几率并不大。
沃尔夫说，这场大流行病被比作是一场战争，尽管这场战争对抗的是一种疾病，而不是其他人类。就像战争一样，它正在重塑经济，要求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和货币支持。它无疑会导致公共债务大幅上升，以及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
这是否意味着，对于这个漫长的债务周期是否必定以通胀结束这个问题，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不，但存在这种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通过通胀消除了国内战争债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财政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了250%。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其部分债务得以抵消。
那么现在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需要从最初的经济条件开始说起。当我们遭遇这场危机时，我们正面临着高私人债务水平、低利率和持续低通胀。在七个主要高收入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接近1945年英国的水平。但在危机之前，日本的净债务与GDP之比为154%，意大利为12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与一场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影响有所不同。战争会导致经济重组，并摧毁物质资本。新冠肺炎是通过抑制依赖人与人之间密切接触的供给和需求从而缩小了经济规模。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所言，其直接影响看上去是强烈通缩性的：失业率飙升，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支出大量减少，预防性储蓄大幅增加。消费模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通胀指数变得毫无意义。
十多年来，歇斯底里者一直认为，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是恶性通胀的先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追随者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央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抵消了信贷资金的收缩。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缓慢。
但这次真的有所不同。过去两个月，美国M2（包括活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和Divisia M4（一项根据各组成部分在交易中的作用来赋予其权重的更广泛的指数）均大幅增长。像提姆·康登（Tim Congdon）这样的货币主义者会认为，经济产出受限时货币量迅速增长预示着通胀率将大幅上升。但也有可能新冠疫情降低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人们会留着钱，而不是花掉它。但谁也不能肯定。我不会忘记上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通胀飙升。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
更长期的情况将会如何呢？布兰查德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的情况：结构性需求疲弱、低通胀和超低利率——这是日本这一代人的处境。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投资减少的趋势，则进一步为这一局面蒙上阴影。布兰查德指出了通胀上升可能会超出人们预期的三个原因：公共债务率的增幅大大高于目前预期的20至30个百分点；为使经济运行接近潜在产出所需的利率大幅上升；以及“财政主导”，即央行服从于政府对廉价融资的需求。
不能排除债务比率上升的可能性。但是，目前看来，财政风险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意大利。前者多年来一直无法推高通胀，而后者目前仍留在欧元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与商业经济学家马诺伊·普拉丹（Manoj Pradhan）认为，利率方面即将出现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出口增长和全球化所造成的通缩环境已经结束。工资压力将会上升。当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支出飙升影响到通胀时，人们会认为这种影响是暂时的，或是对此表示欢迎，因为实际债务负担会因此减轻。
这两位作者补充称，政府将是这种实际债务负担减轻的受益者之一。如果央行提高利率使其高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并迫使财政开支收缩幅度超出遏制危机应对方案（正当）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所需的范围，政治人士将会非常愤怒。公众对于金融危机后再次削减公共支出的抵制将会非常强烈。然而，随着充分就业恢复，减少财政赤字所需的提高税收也会遭到抵制。
届时，各国政府可能会需要央行提供廉价融资，而其他形式的金融抑制措施（包括资本管制）可能会加强这一需求。这些金融抑制措施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是国家主权的理想表现。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吗？当然不是。明智的政府应该以目前的超低利率、以尽可能长的期限为其所有债务进行融资。当经济复苏时，他们还应该对那些有负担能力的人增税。古德哈特和普拉丹所设想的不利的结构性转变是可能会出现的。但自动化进程加快而导致的劳动力地位进一步下降，以及受到危机冲击的投资依然疲弱所导致的储蓄持续过剩，似乎更可能发生。央行很可能仍能保持独立性，许多人仍然在支持这一点。
许多无法以本国货币举债的国家肯定会出现违约，而欧元区的许多成员国都处在是否会违约的中间点上。除此之外，未来饱含不确定性。的确，在这场大流行病之下，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战时经济的特征。通胀的几率或许已经上升，但几率仍然不大。可以对冲这种几率，但不要把全副身家押上。
市场和国家的相对角色将被重新评估
欧洲独立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在“The Uncertain Pandemic Consensus”的文章中写道，冠状病毒大流行不可避免地促使人们对市场和国家的相对角色进行重新评估。他认为，新的大流行共识可以概括为四个主张。
首先是专业、任务和行为的社会价值（指导政策决策和个人选择的价格）通常与市场价值相差很大。如疫情开始爆发时，护士或护理助理的价值比他们通常获得的薪水更高。因此，冠状病毒大流行不可避免地促使人们对市场和国家的相对角色进行重新评估。
其次，只有政府才能保证避免灾难性风险。国家是最后的保险，只有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帮助下）才能保护公民，防止破产和限制社会分裂。市场擅长对冲风险，但只有国家才能应对极端风险。
第三，全球化可以提高效率，但是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自主生产的能力。直到最近，人们一直相信，一个国家可以始终依靠深厚而流动的全球市场来获得他们需要的任何商品，但疫情对口罩和医疗设备需求的突然激增凸显了这一观点的问题，由此难怪最近宣布的法-德欧洲复苏计划的第一项就是“健康主权”。
最后，在百年一遇的冲击中，限制国家干预的障碍可以克服。随着危机的爆发，欧盟迅速决定放松其限制国家对私人公司提供援助的规则，并激活免责条款使成员国免于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财务规定。这两个决定使欧盟成员国可以通过保留工作计划向工人和私营企业提供大量的财务支持，以及信贷担保、贷款、股权支持和赠款。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共识的哪些部分将成为常态。费里认为，当前的危机为重新评估国家这一角色的独特责任提供了机会，并导致政策转变为将市场置于适当的位置：即作为基本的而非主导的社会制度。当前的形势下，非市场互动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只能强化这种观点。
同样，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创伤应提醒人们，政府必须保留可施展的能力，以便在紧急情况中发挥充分作用。财大气粗的德国如此有力地应对当前危机绝非偶然，尽管意大利和希腊的火力更为有限，而且尽管央行的支持可以帮助放松对政府借款的限制，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这两个国家政府的作用。以前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一切突然变得可能，因此政府应该停止遵守看似虚构的约束。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打破了许多政策禁忌，新的政策理念和新的民粹主义之间的斗争将定义我们的未来。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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