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全球如何应对(二)

2020-05-15

调整字号:

 2020年第33期(总第2015期) 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疫情当前,全球如何应对(二)

  [导读:随着疫情的蔓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到5月7日已超382万例,接近400万大关。对于世界各地权衡重启计划的领导人而言,当前如何保证控制疫情和经济重振,是一个大大的难题。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地暂时放松封锁,以重振经济,但疫情已经造成了增长、就业、产业、消费等领域的严重萎缩。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影响,全球都需要拿出合作精神,共同对抗疫情的冲击,采取有效措施来早日实现复苏。]

  (上接第31期)

  对策

  疫情“新常态”考验各国适应能力

  日经新闻报道指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扩大,世界站在大萧条以来的危机之中。各国对“新常态”的适应能力将受到考验。

  虽然治疗药和疫苗的开发进展迅速,但仍在途中。目前除了出行限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防控手段。但是,无法持续依赖为抑制感染而勒紧经济脖子的“城市封锁”这样的猛药。

  各国将为退出限制举措进行摸索。浮出水面的是为防止疫情再次扩大而在封锁解除后仍对人们生活和经济活动进行一定制约的“新常态”。

  针对新冠病毒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称之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所有国家的经济都暂时降至负增长的情况似乎难以避免。

  在疫苗等有效防控手段出现之前,疫情有可能再次扩大。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根据历史上流感的大流行历史对新冠病毒的第二波疫情敲响警钟。此前已经中招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指出“必须认识到第二波疫情的风险”,对放宽出行禁令持慎重态度。

  要想让经济回归正常轨道,就必须加强检测,把疫情蔓延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美国的目标是在一个月内将检测数量提高一倍,5月份之内达到每周200万次。有观点认为即便这样仍然不够。洛克菲勒基金会建议进行大规模检测,每周达到2000万-3000万次。另外还需要构建后备体制,通过扩充医疗设施来防止医疗体系崩溃。

  日本的疫情到目前为止尚未严重到中国和欧美的程度,但眼下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检测能力和重症监护室等医疗资源在发达国家当中处于落后。

  走出危机重启经济活动的前提是对病毒的耐受性。中国已经度过疫情高峰期重启经济,工业产值的同比下降率从1-2月的13%缩小到3月份的1%。即便如此,仍未放松警惕,继续保持严格的防控态势。五一长假期间的游客人数仅为去年的三分之一。在4月份的最后一周,北京乘坐地铁的人数比上年同期减少6成,上海也不到上年的三分之二。

  如果经营活动基本停顿的企业再不逐步恢复,经济将会进一步恶化。德国大众4月份在中国以外地方的生产销售几乎完全停止。欧洲最大的大众工厂虽说已经重启,但产量只有危机前的4成左右。日本企业长州观光开发在山口县萩市经营着可容纳800人的“萩Grand Hotel天空”,但眼下的预订还不到上年的一成,由于经营困难而于4月6日向山口地方法院申请自我破产。社长泽野秀人叹息“看不到未来”。

  遏制疫情需要时间,经济萎缩长期持续下去还有可能损害恢复能力。即便是度过危机,也无法恢复到和以前完全相同的样子。疫情蔓延全球的风险常在。在完善医疗基础与病毒打持久战的同时,还要重建“水面下”的经济。最早确立对“新常态”适应能力的国家或者企业,将成为后新冠时代的世界引领者。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最近发表的一批博客文章说,最近我一直在强调,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危机”。它的:

  复杂性前所未有:我们的医疗卫生和经济体系遭受各种错综复杂的冲击,之前的生活方式也几乎戛然而止;

  不确定性前所未有:我们只能逐步摸索,寻找治疗新冠病毒的方法,使防控措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并重启经济;

  影响真正遍及全球:流行病不分国界,也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

  经济前景一片黯淡。我们预测全球经济活动将出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今年,全球17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出现下滑——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预测全球160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出现正增长。

  格奥尔基耶娃说,非常时期需要非常规的行动加以应对。IMF各成员国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世界各国政府均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抗疫行动来挽救生命、保护社区以及经济。迄今为止,各国财政措施的总规模已达8万亿美元左右,中央银行也已向经济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有些国家甚至提供无限制的流动性)。

  就IMF而言,我们目前具备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初的四倍多——为189个成员国提供服务。考虑到危机影响遍及全球和快速变化的特点,越早采取行动越有利,成效越明显,因此我们已在尽力扩大快速提供资金的能力,特别是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资金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就在这两个月内扩充了实力,并采取了若干非常措施。

  具体而言,这些措施包括:

  将IMF的紧急快速拨款能力提高一倍,以满足预期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已有103个国家向我们提出紧急融资请求,执董会将在本月底之前考虑其中大约半数的请求。

  改革控灾减灾信托,通过加快债务减免安排向29个最贫穷和最脆弱的成员国(其中23个在非洲)提供援助,我们还在与捐助方合作,争取将用于债务减免的资金提高14亿美元。在此感谢英国、日本、德国、荷兰、新加坡和中国的慷慨支持,我们才能够向这些最贫困成员国提供及时的援助。

  通过我们的减贫与增长信托,目标是将对最脆弱国家的优惠贷款能力扩大至原规模的三倍。我们正在寻求170亿美元的新增贷款资源。在这方面,令我备受鼓舞的是,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承诺出资117亿美元,这使我们能满足实现上述目标所需资源的70%左右。

  二十国集团达成一项开拓性协议,同意在2020年底前暂不要求最贫穷国家偿还官方双边债务。这项举措相当于帮助这些贫穷国家减轻了12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呼吁私人部门债权人以可比条件参与债务减免计划,有望再减轻8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

  设立一项新的短期流动性额度,以帮助有关国家加强经济稳定性并提振信心。

  这是面对疫情采取的有力应对措施。最重要的是,这能使IMF能够立即获得“立等可用”的资源,以向陷入严重困境中的国家和人民提供支持。它让我们现在便能行动起来。

  不过,接下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也需要开始展望未来。我们需要竭力思考,弄清这次危机的发展方向,了解如何才能做好向各成员国提供帮助的准备,在留意风险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我们在危机之初便采取了有力应对举措,防止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长期伤害。同样地,我们将不懈努力,避免出现痛苦不堪、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

  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证券投资流动逆转,规模约达到1000亿美元。那些依赖大宗商品的经济体因出口价格暴跌受到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依赖旅游业的国家正经历收入的直线下滑,而那些指望汇款贴补收入的国家同样处境艰难。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IMF可通过常规的贷款工具提供支持,包括预防性贷款工具。如果出现进一步的市场压力,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源。为防止市场压力的蔓延,我们准备随时动用全部贷款能力,并调动全球金融安全网所有层面的工具,包括考虑使用特别提款权能否发挥更大功效。

  对于最贫穷的成员国,我们需要大幅增加优惠融资。由于目前还未到达疫情的高峰,所以很多经济体将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应对此次医疗卫生危机,尽量减少破产和失业。在此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外部融资需求也会猛增。不过,增加贷款并非是适合所有国家的最佳方案。此次危机加重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很多国家可能难以长期承受如此高额的债务。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新的方法,并与其他国际机构和私人部门密切合作,以帮助各国度过此次危机,同时增强其抵御冲击的能力。

  面对此次特别的危机,IMF与我们的成员国一样,可能需要进一步突破现有的舒适圈,考虑是否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

  为帮助奠定强劲复苏的基础,我们的政策建议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作出调整。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各国在逐步重启经济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项具体的挑战、风险和权衡因素。

  其中关键的问题包括:特殊的刺激措施和非常规的政策措施应维持多长时间,如何逐步退出这些措施;如何应对高失业率和利率“在更长期保持较低水平”的情况;维持金融稳定;并在必要时协助进行经济部门调整以及私人部门的债务重组。

  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需要共同面对的长期挑战,例如,恢复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共享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益处(它们已在本次危机中显现出自身价值);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在这方面,也可引导那些促进经济复苏的刺激措施用来推动绿色经济和更有环境适应力的经济发展。

  最后,在新冠病毒危机过后的世界新貌中,如何重塑社会凝聚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支持各国调整其社会保障政策的努力,以减少不平等现象、保护弱势群体,帮助所有人获得发展的机会。

  美欧

  美欧在疫情重燃的危险中重启经济

  日经新闻报道,欧美各国正在放宽因新冠病毒疫情对民众采取的行动限制,同时对疫情再次扩大的担忧也在加大。美国有部分州相继重启经济活动,但也有预测认为感染人数会再次增加,死亡人数倍增。德国于5月6日决定将放宽限制的范围扩大到大型店铺等,但同时公布了疫情有可能再次扩大的地区重新加强限制的标准。日本将在5月14日前公布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标准,如何防备疫情再次扩大成为课题。

  截至5月6日,美国已有30个以上的州重启部分经济活动。美国政府向各州公布了“新增确诊人数在过去14天呈下降趋势”等重启条件。但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田纳西和爱达荷等10个州在不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就决定了放宽限制。

  令人担心的是人际接触机会增加,导致疫情再次扩大。美国华盛顿大学5月4日预测,累计死亡人数到8月上旬将上升至13.5万人,超过一个月前预测数字的2倍。美国报纸相继报道了政府的内部资料,称疫情在5月底之前会出现大幅增长,每天新增确诊人数将达到20万人,是目前的8倍,死亡人数3000人,为目前的1.5倍。

  急于恢复经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各州重启经济活动,但在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则对草率放宽限制敲响了警钟,称“新冠病毒会在瞬间爆发”。

  两周前开始部分放宽限制的德国在5月6日不仅允许所有商店营业,还决定大幅扩大解禁范围。其理由是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已经从4月初的近7000人降到千人以下。显示每名患者传染多少人的基本再生数截至5月6日为0.65,低于疫情趋缓标准的“1”。

  即便如此,人们依旧警惕疫情的再次爆发。德国政府引入阻止二次爆发的“紧急机制”。当某地在7天之内的每10万人口出现50名以上新增确诊患者时,将对该地区适用追加限制措施,消除疫情再次蔓延的萌芽。

  从5月11日起放宽限制的法国定下每周检测70万次的目标。尽早将感染者区分开来,以阻止疫情的“第二轮”爆发。但新确诊人数在5月6日超过了3500人,较2周前增加了约50%。二次爆发的危险近在眼前。

  韩国政府6日解除了对正常情况下出行的限制。7日公布的4例新增确诊患者当中,有3例为境外输入型,社区感染继续保持着接近于零的状态。如果疫情再次蔓延,将会立即强化防控体制。

  如果长期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很可能导致经济难以为继,因此各国都在加快放宽限制。如何防控二次爆发和重启经济活动,各国在持续摸索。

  美联储认为新冠衰退后美国经济复苏将缓慢且不均衡

  据路透报道,5月5日美联储(Fde)几位主要决策者表示,美国经济将出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随后可能在下半年开始复苏,但增长可能是缓慢而且不均衡的。

  “我们正在经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活动萎缩和失业激增”,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Richard Clarida)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不幸的是,失业率将飙升至我们可能自194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克拉里达表示,他希望美联储能够限制疫情对经济的持久打击,并补充称,一旦企业复工,人们重返工作岗位,经济复苏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是“可能的时间框架”。

  “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亚特兰大联储总裁博斯蒂克在谈到任何复苏形态时表示,他指出,首先取决于新增病例数能否趋稳。“在许多社区,V型复苏将很难实现,”博斯蒂克说,他指的是经济迅速反弹的情况。“但在全国范围内,疫情演变过程上的多样性、脆弱性上的多样性,都将转化为复苏的多样性,”博斯蒂克表示。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埃文斯表示,预期美国经济在下半年恢复成长是“合理”的,但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仅略高于其他更为悲观的看法。埃文斯在电话会议上表示,他认为新冠疫情持续的情况下重启经济是一个“高风险的大胆决定”。他并称“一开始经济活动复苏的步伐可能会比较缓慢。”埃文斯还称,即使社交距离和其他预防措施持续,一些企业仍然能够实现增长,而包括旅游和酒店住宿在内的其他企业则不能。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在外出消费时是否感觉到安全。如果一切顺利,预计到明年年底失业率可能回落至5%。失业率缓慢下降,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可能更久。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布拉德在另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经济复苏延迟,更多企业有可能倒闭,非营利机构则可能关闭。“如果下半年持续疲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控制住疫情,将会出现新的问题,”他说。

  美联储已将利率调降至接近零,承诺维持低利率直到经济好转,购买数万亿美元债券,并推出多种紧急借贷工具让企业和家庭获得贷款。不过决策官员说,经济反弹的时点并不在美联储的掌控中。

  日本

  日本正在摸索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之路。5月4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把5月6日到期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紧急事态宣言延长至5月31日。此次还将同时修订基本应对方针,对于感染者较少的地区将部分放宽有关外出限制的请求等。考虑到防控政策的长期化对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以及“自肃疲劳”,日本将摸索防控与经济重启兼顾的道路。

  与各国相比,日本被指实施的新冠病毒PCR检测数与面向重症患者的治疗设施较少。虽然只是部分放宽外出限制,但完善医疗体制将更加成为当务之急。

  日本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将确诊较多感染者的13个都道府县指定为需要采取重点对策的“特定警戒都道府县”。北海道、茨城、东京、神奈川、琦玉、千叶、石川、岐阜、爱知、京都、大阪、兵库、福冈属于这类地区。日本其余的34个县则被分类为“特定都道府县”。

  根据日本政府新的基本应对方针,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控对策将按照地区来区分轻重缓急。属于“特定警戒”的地区将向此前一样请求限制外出,同时也将维持将人与人的接触减少8成、到公司上班的人员减少7成的目标。

  对于其他地区,则将在贯彻佩戴口罩等防止感染的措施的同时,着眼于解除紧急状态宣言而放宽限制。关于学校方面的对策,日本政府将提出无论是否属于“特定警戒地区”,均按照各地的实际感染状况分阶段重启学校活动的方针。

  此次之所以部分放宽限制是因为疫情防控对策正在走向长期化。5月3日,日本经济财政与再生相西村稔在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NHK)的节目中表示“自诉疲劳的现象已很大程度出现。通过设计各种方式方法能够让活动重启。”

  日本政府还透露要提出成为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判断材料的具体指标的想法。在新的基本应对方针案中还加入了“有意见担忧的指出(如果对策走向长期化)措施的效果将降低”的表述。

  安倍晋三5月4日就新型冠状病毒对策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针对延长紧急事态宣言带来的影响,安倍表示“将迅速采取”租金支援和增加雇用调整助成金等追加经济对策。安倍表示,“原本预计1个月的紧急事态宣言无法结束,就此向国民道歉。认为仍需要持续1个月的判断令人悲痛万分”。他进一步说明,“现阶段感染者的减少仍未达到足够的程度。要改善医疗现场紧张的状况,判断认为需要延长1个月左右”。

  针对追加的经济对策,安倍表示,“减轻餐饮店等的租金负担、进一步增加雇用调整助成金等,将基于执政党的讨论采取对策”。显示出尽早确定追加经济对策的意愿。

  安倍透露出要解除紧急事态宣言需要每天的感染者低于100人的看法。其表示,“全国每天超过100人出院等,状况正在恢复,新感染者的人数需要降至这一水平之下”。

  针对尽早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安倍表示计划在5月14日“由专家再次分析各地的感染状况,如果判断可以解除,将不等到期间结束就宣布解除紧急事态”。

  安倍就新型冠状病毒对策的长期化表示,“以存在病毒为前提,朝着解除紧急事态的方向一步步向前推进”。

  被期待对新型冠状病毒有疗效的抗流感药物“法匹拉韦”有望本月内在日本获批。安倍表示期待称,“临床试验正在切实推进。如果确认有效性,希望能获得药物的批准使得医生也能开出处方”。美国大型药企吉利德科学5月4日针对作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候选治疗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申请在日本获得特例批准。安倍就此事表示,“将快速推进手续”。

  安倍就日本政府的感染防止措施表示,“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基因分析显示,因为采取彻底的聚集性感染预防对策,预计输入的第1波已经控制住了”。其进一步评价称,“经由欧美的第2波感染者增加也到达高峰,正在朝着结束的方向前进”。

  疫苗

  据报道,全球领导人和各国组织承诺投入80亿美元研发可能的疫苗和疗法,许多人都明确希望确保地球上不会有任何国家被遗漏,但美国拒绝注资这项全球行动。而全球正在争夺疫苗的研发主导权。

  全球领导人承诺募捐80亿美元抗疫

  据路透报道,5月4日,全球领导人和组织承诺募捐80亿美元用于研发、制造和分发可能的新冠病毒疫苗和疗法,但美国拒绝为这项全球努力出资。

  组织者包括欧盟及非欧盟国家英国、挪威和沙特。来自日本、加拿大、南非和其他数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这场线上活动;中国由驻欧盟大使代表参加。

  各国政府的目标是,在世界银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及富裕人士努力的基础上,在未来数周或数月继续募集资金,并为全球各地最初出现的难以应付且缺乏章法的反应翻开新的一页。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主持了这场线上活动后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我们就为(抗击新冠肺炎的)疫苗、诊断和治疗汇集了74亿欧元(81亿美元)的承诺。“这将有助于启动空前的全球合作。”

  然而欧盟官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哪些是新资金,因今年稍早做出的承诺可能也包括在内。

  挪威首相索尔贝格(Erna Solberg)表示,她对美国的决定以及周一缺席感到遗憾。“很遗憾,美国没有参与其中。当处于危机时,要管理危机,要和其他人一道努力,”索尔贝格在接受路透采访时说。索尔贝格承诺提供10亿美元,用于支持分发针对新冠病毒和其他疾病的疫苗。“我们与我们的美国伙伴进行了几次讨论,我相信美国人最终将会致力于这一努力,因为这是世界前进的道路,”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80亿美元的目标符合预期,但只是初步数字。冯德莱恩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需要更多的资金。欧盟执委会称,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估计,在80亿美元急需的资金中,30亿将必须用于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制造和分发。

  全球争夺新冠疫苗研发主导权

  据日经新闻报道,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开发问题,各国展开了激烈的主导权之争。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以供应本国民众和储备为目的,投入的资金按日元计算超过1000亿日元,推动欧美制药企业将疫苗投入实用。中国也以举国之力加强疫苗开发,欧洲企业也加入到全球竞争之中。目前还出现了通过国际合作来支援疫苗开发的动向,由各个国家主导的开发项目正在加快进度。

  在美国,为新冠病毒疫苗开发提供支援的是成立于2006年的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BARDA),目的是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等。它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的下属机构,运营资金来自国家预算。该机构以保护美国民众的生命为目的,为治疗药物和疫苗的开发和生产提供支持。

  BARDA在3月上旬美国新冠疫情严重之后,把资源集中到了新冠病毒项目上,投入超过12亿美元资金。BARDA不仅为疫苗开发提供支持,为了能在开发结束后立即供应疫苗,还考虑建立生产体制,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目前该机构已与强生公司(J&J)均摊10亿美元的设备投资费用,并签署了10亿剂新冠病毒疫苗供应合同。

  此外,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还向美国生物医药企业Moderna投资约4.3亿美元。据悉,在确认疫苗的有效性之前就作出投资决定,同时还签署了购买大量疫苗的合同。

  4月30日,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已经制定了2021年1月之前提供数亿剂疫苗的计划。福奇表示,“在得出疫苗是否有效的答案之前,将冒着风险增强产能”。虽未透露详情,但暗示了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的存在。

  美国把优先向本国供应疫苗放在第一位,同样的动向正在不断扩大。

  在中国,生物企业和研究所正在进行3种疫苗的临床试验。据悉,开发费用、临床试验的设计、生产体制均获得政府的支持。中国优先确认疫苗的有效性,投入实用的速度很快。

  康希诺生物公司研发的疫苗是全球首例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来确认有效性的新冠疫苗,目标是在2020年内投入使用。除了供应本国外,中国还计划为发展中国家供应疫苗。

  加紧开发疫苗的不只有中美两国。在英国,已启动疫苗临床试验的牛津大学4月30日宣布,与大型制药企业阿斯利康(AstraZeneca)展开合作。英国政府也向该大学提供了2000万英镑资助。2020年内将构建1亿剂疫苗的生产体制,加紧向英国民众供应。

  欧盟(EU)决定向德国的疫苗生产企业提供8000万欧元研究资金,此举被认为是为了使这家企业免受美国的影响。

  法国制药大型企业赛诺菲(Sanofi)的首席执行官(CEO)Paul Hudson指出,“(在疫苗开发的支援力度上)欧盟委员会并没有达到BARDA的水平”,担心欧盟在开发速度等方面落后于人。

  国际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的理念是“平等获取”。获得该组织支援的企业被要求以合理价格进行无差别供应。不过,国际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的支援以研究开发为主,不会像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那样深入到构建供应体制的程度。

  日本也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提供了捐款。在日本国内,内阁府等主管的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AMED)为疫苗开发提供支援。但援助规模较小,仅限于资助临床试验等。

  在全球展开疫苗开发主导权之争的背景下,无法保证日本能够迅速进口国外生产的疫苗。为了加紧开发日本国产疫苗,除了制度、资金方面的支援之外,日本还需要在生产体制上加大支援力度。

  新政

  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唯一方法是实行新政

  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学院的社会科学主任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在slate杂志撰文(There Is Only One Way Out of the COVID-19 Economic Crisis)指出,就目前而言,联邦政府的主要对策是为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激励小企业留住员工,并越来越依赖美联储作为社会政策手段。这些政策措施虽然有价值,但使美国陷入了极其严峻的状态:公众没有做好准备,社会处于烦躁状态,经济上不公正,且结构上已经衰退。

  当前的经济衰退是严峻而急剧的,即使在乐观的情况下,现在失去的数百万就业机会也不会恢复。同时,任何成功地推动美国“重新开放”并试图使该国回到2020年1月的尝试,只会使我们回到这样一个世界:尽管官方失业率较低,但十分之四的美国人报告说他们无法轻易满足一笔400美元的紧急开支,数百万人依靠没有福利的零工,基础设施崩溃了,政府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措手不及。这样的仓促还可能导致大规模死亡,其规模超出我们已经看到的范围,很可能根本无法成功地使我们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 2020年1月不是我们可以或应该盲目尝试返回的现状。

  相反,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在20世纪40年代所做的那样,我们要求联邦提供就业保证,这将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结束非自愿失业,并建立必要且具有弹性的公共基础设施。与迄今为止主导华盛顿的刺激方案不同,政府直接招聘计划将解决不平等问题。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建立强大的能力;不仅提供稳定的工作,还提供政府应对当前大流行病和经济危机以及下一轮危机的能力。

  其他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迅速地失业,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直接支持企业,还因为它们的政府直接雇用了更大比例的工人。如果美国将其公共部门的就业率(目前约占劳动力的15%)提高到英国的水平(约17%),我们将创造40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提高到加拿大的水平(19%),将再带来400万就业。

  而且收益远远不止就业。公共部门雇佣将创造政府在丰年和荒年为我们提供帮助的能力。欧洲政府可以将资金直接转移给企业,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管理能力。美国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系统地雇用任何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同时,致电失业办公室的电话无人接听,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整体测试美国人或监测美国人的健康,而且州和地方政府正在裁员。

  通过建立新政模型,华盛顿可以为在过去几十年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中被抛弃的工人阶级,尤其是黑人、棕色人种和农村美国人,提供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

  这些工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创建。支持我们的失业办公室和工作培训中心,同时将职业和专业培训扩展到“13和14级”,这将创造成千上万个新职位。建设新的卫生诊所并为其配备人员,为冠状病毒和之后的大流行病进行全面测试,这将再带来50万或更多工作。通过“绿色新政”改造美国的能源基础设施(雇用人们从事环保工作,改造城市和郊区建筑物以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和白色屋顶)将提供数百万个就业机会。通过每个邮局提供银行和选举登记服务,改变美国的邮政体系,为处于危机中的美国关键机构提供生命线,更好地将我们的城乡居民相互联系来,将其与国家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并通过全美大约3.5万个邮局分配创造数千个新工作。最后,直接拨款给州和地方政府,使社区能够以他们最了解的方式满足其公共卫、,经济和基础设施的需求。

  美国的住房危机可以借鉴罗斯福新政

  《时代》(Time)杂志4月24日文章(As Coronavirus Magnifies America’s Housing Crisis, FDR's New Deal Could Offer a Roadmap Forward)指出,由冠状病毒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暴露了美国最大的需求之一:充足和安全的住房。经过一段时期的下降之后,在过去三年中,无家可归者增加了,截至2019年,无家可归者达到567,715人,而这些数字甚至还没有涵盖那些生活在住房标准不足或住房不足的人。但是,随着截至4月16日失业保险人数达到2200万,甚至驱逐暂停令不能完全保护租房者,美国的住房危机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一些社区正争先恐后地为无家可归者组织临时住房,包括拖车和房车、体育馆、酒店、展览馆、会议中心、帐篷城市和其他类似场所。关闭拘留所和监狱、并驱逐没有任何住房的囚犯的提议,有可能增加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拥护者们预测,冠状病毒在无家可归的美国人中,尤其是在单身的成年流浪者中——他们所占比例最大并且依赖于住房系统,将会发生灾难性的传播。但是,疾病控制中心网站在解决无家可归者的病毒传染问题上没有提供联邦援助,这些无家可归者经常住在近郊并且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疾控中心仅鼓励地方和州政府通过“地方部门之间的协调”来寻求“伙伴关系”。

  这不是美国领导人第一次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计划将美国从大萧条中解脱出来,这可以为当今的领导人提供借鉴的模式,以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

  通常,美国人将住房视为挣来的特权。但是在新政期间,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接受了这样一个想法,即所有公民都有权享有一个安全、体面和稳定的房屋,而且随着地方政府在破产预算、大量失业和迅速蔓延的贫困中挣扎,联邦政府有义务为遭受经济不幸的美国人提供庇护。

  联邦公共住房计划源于罗斯福政府执政的头一百天内通过的新政立法。具体来说,在1933年6月,公共工程管理局受命实施救济项目,以提供“低成本住房”。随后,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住房成为新政的核心。人们认为联邦公共住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国会于1937年将美国住房管理局(US Housing Authority)设立为永久性部门。该机构最终发展为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新政住房项目提供的救济在今天的重要性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当时的政府合同拯救了建筑商和工业。反过来,他们为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提供了工作。已完成的项目为苦苦挣扎的美国人提供了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公寓。

  罗斯福坚定地致力于公共住房。他警告说,不提供住房援助将危及国家。罗斯福在1937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将公共住房与公共利益以及维护美国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罗斯福指出:“民主仍然存在着深远的问题,民主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找到解决方案。” “例如,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然生活在不仅无法提供现代文明的物质利益,而且会滋生疾病并损害子孙后代健康的居住环境中。” 罗斯福的这些被忽视的话在今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团队认为,公共住房的好处是多重的。联邦政府资助的住房不仅可以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还可以塑造社区。新政住房将包含儿童玩耍和接受教育的公共空间。社区和娱乐中心将通过提供培训和鼓励运动来提升社区的氛围。理想情况下(尽管并不总是在实践中),住房项目的建筑应具有美学吸引力,这被认为对居民的情感健康至关重要。

  从联邦政府在公共住房方面的成功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但也有一些失误可以作为教训。新政公共住房要求租户有酬劳,因此将最需要帮助的美国人排除在住房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为维护公共住房提供资金的承诺逐渐枯竭,在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迅速下降。华盛顿越来越多地将公共住房控制权分配给州和地方政府,而后者缺乏致力于维持项目的决心。此外,在过去的40年中,华盛顿逐渐摆脱了《新政》关于积极利用联邦干预保护美国公民的承诺。

  如果关于新冠病毒的预期经济影响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它将需要大萧条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大胆果断的行动。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曾经说过的:“如果没有人类的复兴,就不可能有物质的复兴”。他理解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倡导公共住房的新政人士的心中,美国的福祉取决于认识到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拥有公平、安全和体面的住房。

  英国需要新政式复苏模型

  《金融时报》5月2日有文章(Britain needs a New Deal-style recovery model)指出,冠状病毒大流行给英国财富造成的损害将比任何人起初所预期的都要大。乐观的看法是,封锁期结束后,经济可能会“反弹”。许多经济预测认为,这场危机将使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低的收入持续至2022年。

  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已经制定了一套全面的措施以在封锁期间支持人员和企业,他将着力应对下一个挑战:如何在封锁结束后迅速启动经济并实现增长和就业的反弹。

  为此,他应该从罗斯福那里获得启发,罗斯福在1933年大萧条时期控制了美国经济。当时罗斯福说,“这个国家需要……大胆而持久的实验。”“采用并尝试一种方法是常识。如果这种方法失败了,请坦率地承认并尝试其他方法。但最主要的是尝试一些方法。”

  财政大臣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新员工提供工资补贴计划。当政府取消人们上班的限制时,它可能撤回对休假员工的支持。这很可能导致裁员激增,因为雇主们认为他们无力负担之前由他们遣送回家的员工的全部费用。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情况,政府应宣布将在几个月内逐步停止对休假工人的支持(每月减少补贴百分比)。同时,它应为新雇用的雇员引入工资补贴计划:政府将支付其工资成本的一半,但条件是必须保留他们整整一年的时间,并且雇主在此期间不得再进行裁员。

  财政大臣应该着眼的第二件事是罗斯福所说的“公共工程”。宽带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增加一倍。这场危机揭示了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在家工作的价值。政府还应该宣布两项重大减排投资,来重申其对解决气候危机的承诺。快速建立完善的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和庞大的家庭采暖计划。在这些倡议中,重点必须放在交付速度上,把货币带出来交给英国商人和妇女。

  所有这些应如何支付呢?这将需要最大胆的尝试。

  在这种经济衰退中,政府和中央银行只是旁观者。2008年,在金融危机期间,灾难显然是人为造成的。这场危机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它偶然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不是人为的。但是其中蕴含着机会。人们通常反对用印钞来支付政府支出,这将引发通货膨胀。如果融资支出正在增加经济的总体需求水平,并且市场预期政府理所当然地寻求货币融资,那将是正确的。但这些条件在今天都不成立。

  政府支出的大幅度增加是为了弥补私人需求的大幅下降。而且,任何一个拥有正确想法的政府都永远不会想要制造出另一场危机。大流行病的灾难性和前所未有的性质为政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修复方法。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应该宣布,要求后代承担更大的债务负担、或因危机而永久享有较低的生活水平,是不公平的。他应该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赋予英格兰银行特定的、有时间限制的授权,以进行一项高达4000亿英镑的货币融资计划。危机发生前设想的任何借款仍应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而用于额外支出的货币融资应仅在2021年底之前可用。

  撒切尔夫人和其他正统经济学的信徒会认为,货币融资是不计后果的。新任英国央行行长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是空前的时代要求采取空前的措施。该行长正确地说,“直升机撒钱”(众所周知)永远不应成为央行行长军械库中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我们历史上这个危险的时刻,当我们努力应对75年来对和平与繁荣的最大威胁时,约翰逊先生应该像罗斯福一样,想象那些不可想象的措施,以使国家恢复运行。

  韩国将在后病毒时代推行新政

  据Bloomberg5月7日的一篇报道(South Korea to Make 5G and AI Centerpieces of ‘Korean New Deal’),韩国政府在5月7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一旦病毒得到控制,它将推广人工智能和5G(第五代无线技术)以支持经济。声明没有说要支出多少钱,但是资金将来自于现在起草的第三次紧急预算以及2022年的年度预算。

  总统文在寅表示,他的政府将推行大规模的国家项目,以在后病毒时代增加就业和创新。他将自己的愿景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发起的旨在帮助美国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的新政进行了比较。

  该项目的出现是因为韩国的贸易依赖型经济受到了大流行病更大的影响。尽管该国迄今已成功控制住自己的疫情,但三月份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失业最严重的月份,兼职工人和年轻人受到的打击最严重。

  声明说,作为其新政的一部分,韩国计划设立一项基金,以支持AI开发,建立用于机器人测试的站点,帮助企业启动利用数据的新服务。政府还表示将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建设5G网络。

  政府说,目标是增强韩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并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并补充说,更多细节将在六月公布。

  韩国发展研究所(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汉(Joseph Han)表示:“新政实质上是一项以就业为优先的工业增长战略。”“这可能是年轻人的一块垫脚石,他们努力争取的不仅是临时的、短期的就业机会。”

  亚洲非正式工人需要新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及太平洋部主管李昌镛(ChangYong Rhee)和IMF财政事务部门主管艾拉·达布拉-诺里斯(Era Dabla-Norris)在World Economic Forum撰文(COVID-19 could bring about a 'new deal' for millions of Asia's informal workers)指出,像其他地区一样,全部或部分封锁以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正在对整个亚洲的企业和工人产生严重的影响。最脆弱的工人包括没有社会保险的兼职工人和临时工,以及在经济部门中既未缴税、也未受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的工人。他们被称为非正式工人,特别容易受到收入急剧下降和失去生计的影响。有效的政策对策必须迅速延伸至非正规工人及其家人,以防止他们(更深地)陷入贫困。

  非正式工人在该地区许多国家的劳动力中占很大比例,但通常无法获得病假或失业救济金。他们获得健康福利的机会通常很不稳定。而且,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储蓄或者不存在,或者极其有限。许多工人,特别是自营职业者和日薪工人,都是勉强维持生计。如果他们不能长时间工作,他们的家庭收入将受到威胁。保护他们的收入(无论是通过增加失业救济金,降低所得税还是延长带薪病假),或者将转移支付延伸至他们,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时间就是一切。必须迅速向非正式工人及其家人提供有效的政策对策,以防止他们陷入(更深的)贫困并保护他们的生计。即使受预算和能力限制,该地区各国仍在采取措施帮助最弱势群体。但是鉴于经济冲击的规模,还需要更多。随着该地区各国建立广泛的紧急安全网,新旧政策广泛混合的解决方案正在出现。

  扩大现有的社会援助计划。现有计划的临时扩张意味着将覆盖面扩大到更多人(例如越南),并增加了福利金额(例如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印度增加了对贫困家庭和非正规部门劳动力的实物和现金转移,而印度尼西亚则增加了对贫困家庭的公用事业补贴。

  引入新的转移支付。泰国采用无现金数字支付平台(Promptpay)为多达1000万农民和1600万未纳入社会保障计划的工人引入了三个月的153美元现金转移支付。在越南,税收和公用事业账单中的信息用于为非正式家庭和不得不暂时关闭企业的自营职业者提供新的现金转移。

  建立公共工程计划。菲律宾采取了诸如为非正规部门工人提供紧急就业之类的措施,以支持隔离区的一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通过为小企业提供支持以帮助他们生存,通过保留就业机会来维持生计。例如,马来西亚已为雇用少于5名工人的微型企业提供了特别补助金。

  COVID-19疫情暴露了保护亚洲非正规工人和弱势家庭的挑战。但是,这些特殊情况也为解决长期的不平等现象——包括在获得医疗和基本服务、金融和数字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为非正式工人提供社会保护提供了机会。

  这种流行病已经颠覆了关于教育提供和社会援助的常规规范,互联网、移动和数字支付平台的覆盖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非正式工人现在需要的是一项“新政”,可以为流行病的经济影响提供即时的社会保护,同时为将来建立更强大的安全网奠定基础。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建立基础设施。如果能够找到国际援助和内部筹资,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应利用它来做出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支持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并扩大覆盖范围,弥补清洁水和卫生设施不足的缺陷。

  建立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安全网。政府可以使用公民身份识别系统和数字技术,例如印度的生物识别系统Aadhar,以便社会保护计划可以更快速、更有效地覆盖处于风险中的人们,并且能够在危机时期扩大规模。引入“给所有人钱”的普遍现金转移,应该调整为以合理的财政成本确保对最弱势群体的充分支持。

  投资数字技术的产能和带宽。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扩大用于教育和金融服务的数字平台,将有助于确保所有人获得更多和更公平的机会。

  要解决亚洲普遍存在的非正式问题,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来改善商业环境,消除繁重的法律和法规障碍(尤其是对于初创企业),并使税收制度合理化。具体政策将视国家情况而定,但应旨在将非正式工人纳入基本的社会安全网,同时提高其生产率。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孙小雨、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2020年第33期(总第2015期)          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163.com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