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32期（总第2014期） 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如何度过“U型复苏”？ 货币宽松政策是当前必然 疫情之下投资人仍偏爱美元 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导致1970年代滞涨重现 王小鲁：中国货币政策忌大放水 香港第一季度GDP大减8.9%
如何度过“U型复苏”？
[摘要：路透调查显示，全球基金建议将债券持仓规模提升至七年来最高水准，同时减持股票，并称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后将呈现U型复苏。有专家认为为，经济要想真正复苏，需要产业链从顶端到末尾都走出新冠的阴影。如何把U字压缩到最扁，让它更接近V字形是管理经济的要点。]
路透4月16-30日对北美、欧洲和日本的34位基金经理和投资长进行调查，他们建议将股票在全球投资组合模型中的占比，从3月的45.9%平均削减至45.1%。这将是七个月来最低水平。受访基金经理和投资长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2.5万亿美元。
尽管指标10年期美国公债收益率持稳在0.6%左右，但调查建议将债券持仓从上月的43.1%增至43.3%，这个配比是2013年初该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无论是疫苗取得突破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任何具体的发展都无法说明近期股市走势是合理的。防控封锁措施目前还会继续，照道理股市风险更加偏向下档，”美国一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的全球投资长表示。“至于债市，它并没有指向经济会V型或强劲复苏，相反，债市仍在发出风险信号，并得到美联储购债行动的强力支撑。”
回答一个额外问题的20位基金经理当中有12位、也就是60%表示，全球经济复苏型态将会是U型。有四位受访者表示会比较像钩型。其余则认为会是W型或L型。没有人预期会出现从当前深度萎缩强劲反弹的V型复苏。“我们预期复苏将呈现U型，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底部阶段，然后可能在2020年底或2021年初缓慢复苏。这将取决于病毒的演进，以及封锁举措的持续时间及严重程度，”欧洲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东方汇理资产管理投资长Pascal Blanqué表示。“目前看起来，病毒与相关的行动限制举措还会持续一段时日。政府与民众顾忌疫情卷土重来，短期内可能只会重新开放部分经济，”瑞银资产管理主任Benjamin Suess表示。“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经济活动逐步正常化，但也有可能出现其他情况”，他说。Carmignac投资委员会成员Kevin Thozet表示，“我认为我们距离脱离危险还很远，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市场仍在很大程度上受情绪驱动”。市场广度已经降得非常低，我们仍保持有限的股票敞口，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更具防御性的偏好。
在回答一个额外问题时，21位基金经理中有18位，即超过85%表示，未来三个月股价走势风险更加偏向下档。“受大量不确定性推动,股价风险更加偏向下档。另外，经济数据和企业获利有很大的下档空间，”安本标准投资管理资深量化分析师Craig Hoyda表示。
当被问及债券收益率（殖利率）时，20位回复者中有75%表示风险更加偏向下行。“债券市场波动很大。收益率已经很低了，但如果经济活动令人失望，各国央行向全球注入大量廉价资金，则收益率可能进一步下跌，”Royal London Asset Management多元资产主管Trevor Greetham表示。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刘劲认为，经济要想真正复苏，需要产业链从顶端到末尾都走出新冠的阴影。任何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所以，由于新冠的发展是全球性地、有延时地依次发展，全球经济要想把新冠的负面影响集中到一个季度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不可能是像非典时期一样V字形的反弹。由此可见新冠疫情经济的复苏一定是U字形的。所以，如何把U字压缩到最扁，让它更接近V字形是管理经济的要点。
刘劲认为，新冠带来的经济衰退有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原因。如果没有对疫情的基本控制，任其自然发展，任何重启经济的举动都是徒劳的。当对疫情有了基本的控制后，疫情有零星的展现，但没有大规模的泛滥，供给侧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对于农业和工业来说，在生产的过程中人和人的距离是可以保证到一个安全的地步的。新加坡最近的疫情第二次上升并非是因为在工作场所的感染，而是因为移民劳工特别拥挤的居住条件。服务业会难一些，因为人口更加复杂、密集。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小心，通过测试和流程也是可以恢复大多数正常的供给。
更难的是需求侧，其中最核心的是解除老百姓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而解除恐惧的核心又是彻底控制疫情的发展。新冠已经在全球如此大面积地扩散，要想把它完全消灭已然是没有多大可能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控制它。目前看来，有效疫苗是最根本的控制方法。但由于疫苗的开发有它内在的逻辑和流程，估计最快也得再等一年以上，但最慢两年应该也可以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年或一年半以后，由于有效疫苗的诞生，全球经济大概率会届时复苏。
在疫苗诞生之前，我们也可以有效地控制疫情，只是时间和经济成本会更高一些。目前看来，测试、隔离、取消大型社会活动被证明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方法。其中，测试的性价比远远大于其他控制疫情的方法。引入大规模测试，建立一套完整严密的疫情监控系统，就可以对疫情有很好的控制。这一点我已经多次撰文阐述，这里就不赘述了。要强调的是，政府建立这套系统的速度越快，经济就能越快恢复，U字形的底部就会越短，而更像V字形。
在建立这套体系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新冠疫情对经济来说是像狂风暴雨一样的急症，许多产业中的企业都可能熬不过这场风暴的清洗而轰然倒下。对于在正常市场情况下都无法生存的企业来说，在新冠疫情中倒下实际也是合情合理，虽然对企业的内部人是个损失，但对社会来说可能还有新陈代谢的好处。但如果优秀的企业也成了牺牲品，损失的产能就是社会巨大的经济浪费。试想，疫情过后，如果企业没了，即使有强劲的需求，也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因此经济的恢复就会很慢。为了避免这种状态，政府的救市计划一定要到位。货币供应应该充足，疫情前有融资能力的企业不应该因为疫情而失去融资能力。政府也可以大规模举债，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进行税费减免，甚至直接的财务补贴。有人说，增大货币供给和大规模举债不是会带来高通胀吗？有可能，但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疫情经济长期的影响主要在需求不足，而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一般都是通缩现象而不是通胀。其次，在应对这种百年一遇的大疫情、经济大萧条时，如果把一个百分之五、六的通胀率但避免经济大衰退的选项，和一个百分之五、六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大幅通缩的选项做比较，大部分的社会都会选择前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实际是股东和公司的关系。企业的经营好，政府的税收就多；企业经营不好，政府的税收就少；企业死了，税收就消失了。政府通过对企业的税收实际上和公司建立了与股东和企业非常类似的经济关系（政府就像优先股的投资者）。那么，如果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过不去就会死掉，做为公司的股东不但不应该要求正常的分红（税收），而是应该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想方设法让公司活下来。因为只有公司活下来了，政府和社会做为企业的“股东”，才能获得更大的回报。
中国政府在这次应对新冠的过程中态度相对谨慎，力度有限。可能的原因是2008年四万亿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些用力过猛，因而造成了多年难以消化的产能过剩。所以很多人担心这次会重蹈覆辙。这种担心实际是有偏差的。次贷危机是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在资产泡沫破裂后的集中表现，而且发源地在美国，中国只是受到感染。中国的超大规模救市行为为世界提供了紧缺的需求，帮助世界走出了危机，但并不能根治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此次不同，因为新冠疫情是一个实打实的短暂性冲击，而且来势比次贷危机更猛更烈，在产能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渡过难关绝对是第一要务。
百年一遇的疫情对中国的企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知道，疫情过后就是春天，一两年内经济就会重新恢复增长。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渡过这个漫长的冬天，能否活下来。要活下来，企业在战略层面就必须保持理性，甚至保守。对大多数企业来讲，在疫情当中寻找逆势的扩张和增长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能活下来的企业，在疫情过后，面对的将是比疫情前好很多的竞争格局，因为相对较弱或者冒进的企业都会消失，而相对需求，产能由过剩会转变成不足。其次，对某些行业，比如汽车、地产、家电等，疫情的影响不是消灭了需求，而是把需求推迟到了疫情以后。所以，一旦疫情消失，这些行业的增长很可能是集中爆发式的。
新冠疫情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的打击极其重大，是百年一遇的黑天鹅事件。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分散分布以及疫情的逐步扩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疫情经济中独善其身。世界经济的真正复苏得等到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是中国和西方的主要经济体，都能全面地控制疫情。所以新冠疫情经济的复苏一定是U型的，而不可能和非典经济一样，是个非常尖锐的V型反弹。为了这个压扁U字形，政府需要尽其所能，保护所有应该保护的产能。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和08年金融危机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不应该因为上一次的用力过猛而在这次对经济衰退的反应上缩手缩脚。对于企业来讲，正确的战略应该是防守而不是扩张。应该把活下来作为最基本的目标。
（综合消息）
货币宽松政策是当前必然
耶鲁大学名誉教授、安倍首相经济顾问滨田宏一（Koichi Hamada）发表文章（Keeping Up with the Fed）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寻求积极货币宽松政策的诱惑也日益增加。美联储已经将利率下压到近零水平，并承诺向经济注入数万亿美元。尽管德国宪法法院实施了一些抵抗，但欧洲央行依然加大了债券购买力度。而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宽松政策一样，此类政策将通过汇率波动来对全球造成长远影响。
自然灾害或疫情暴发这类重大经济冲击往往会推动受影响国家的货币升值。1995年日本发生神户大地震时，日元兑美元汇率就出现了升值，尽管不是很快。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更大，致使日元升值到了76日元：1美元的历史高点。那是什么因素引发了灾后货币升值呢？这是因为汇率反映了世界市场对货币的相对需求。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又取决于供应：如果在世界市场上美元资产比日元资产多得多，那么相对稀缺的日元将增加价值，同时对日元需求的增加也会加剧这一效应。灾难常常会扰乱贸易活动——这种形势往往会导致货币贬值。但是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增加往往会抵消这种影响，并与消费的下降一起最终限制货币供应。毕竟人们都想在不确定时期持有多一点现金，而在日本或美国这类通胀失控风险很小的国家，民众通常会选择囤积本国货币。上述模式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期间也已经得到了证实。疫情在肆虐美国之前就袭击了日本。在3月初美国还只有少量确诊病例时，日元兑美元汇率已经爬升到了103：1。但到了3月20日，美国的感染人数激增，促使包括我和我妻子在内的许多人紧急前往银行提取现金。在不确定性逐步上升导致人们渴望避险以及行动受限的情况下，消费开始遭到削弱。与此同时日本的疫情却相对得到了控制。因此不出所料，美元开始升值，使其兑日元汇率又变成了1：112。
但正如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看到的那样，货币政策也可以重塑汇率动态。当美国抵押贷款市场陷入混乱时，美联储购买了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美国国债以增加流动性并保持债务市场运转。随着美元充斥全球市场，其他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出现了猛涨。
如今美联储再次向全球市场大举注入美元——这种做法已经导致日元兑美元回落到约107~108：1的疫情前水平。美元兑欧元汇率也在进一步下跌，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的货币扩张幅度将大于欧洲央行。鉴于美联储已经释放信号说有意进一步增加美元供应，这种趋势可能会延续下去，进而对日本和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毕竟汇率在出口竞争力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2008年危机爆发后日元汇率飙升所带来的出口成本劣势就导致日本的境况比一些直接发生金融动荡的国家（以美国为首）还要糟糕。这使得各国只剩下唯一一个现实选择：增加本国货币供应。正如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执行各项扩张性政策（2012年推出的，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更广泛的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时所展现的那样，即使在负利率的背景下，增加货币供应量也能产生一定的效果。如今，各国政府基本上都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压平第一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曲线”上，或者越来越多地着眼于避免第二波感染，因为它们放宽了社会隔离的相关规定并允许经济活动逐步恢复。同时许多国家正在实施旨在支持家庭和企业的计划和政策以减轻因封锁和社会隔离造成的经济影响。但鉴于美国显然打算用美元充斥全球市场，因此即便是那些当前已有效解决了危机的经济体也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实施自己的货币宽松政策，而日本则是首当其冲的那一个。
（project-syndicate，2020.5.8）
疫情之下投资人仍偏爱美元
路透调查显示，美元在汇市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形至少还会再持续三个月，因全球笼罩在新冠危机的风险下，投资人偏爱美元的避险性。
新冠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几近停滞，并造成金融市场出现大萧条以来最快速的崩跌，在复苏迹象出现之前，投资人可能不愿建立风险部位。但随着经济迅速复苏的希望消退，全球经济将要迎来的复苏将是缓慢且拖拖拉拉的，因此对那些如今只想保本的投资人来说，美元可能仍受青睐。
尽管大多数主要货币深跌，美元今年却上涨逾3.5%，两年多之前开始占据的主导地位可能至少还会再持续三个月。荷兰合作银行外汇策略主管Jane Foley表示：“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恐慌阶段，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看到大量的经济数据，而这些数据无一例外地将糟糕得令人震惊。”“我认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将是一个风险非常低的环境……人们将非常不愿意进入世界上一些更脆弱的国家。”回答一个额外问题的分析师中多数（34位中有26位）认为，美元的主导地位至少将持续至下个季度。七位分析师称少于三个月，只有一位认为美元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但任何脱离美元的举措，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如果风险评估没有任何重大变化，资本可能会青睐风险较低的发达市场。
40位回答另一附加问题的分析师中有25位表示，未来三个月，发达市场货币兑美元可能表现更突出。九位认为新兴市场货币表现更好，其余六位则看好商品相关货币。但分析师对于美元的较长期表现则不那么乐观，他们预计一年内美元将回吐部分涨幅。尽管预计多数货币兑美元未来12个月都将上涨，但预期涨幅不会赶上今年迄今的跌幅。
虽然在现汇市场表现低迷，中期预测仍相当稳定，暗示欧元的前景并未发生实质改变，只有一位分析师预测六个月后欧元兑美元触及平价，这是近三年来首次有分析师给出平价预测。一年后欧元料将收复今年迄今的3.5%跌幅，并上涨2.0%至1.14美元左右。
未来几个月美元仍将是主导，但一旦疫情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消退，这种趋势能否保持仍是未知数。“你必须考虑到过去四到五年美元强势时，美元兑其他货币拥有很大的收益率优势，且美国经济表现强劲，”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汇率分析师Lee Hardman称。“但我们认为12个月以后情况回归常态，趋于正常是说和12个月前的情况不同，如果看看美国现在的收益率，基本也在底部，利差基本消失了。”
（Reuters，2020.5.8）
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导致1970年代滞涨重现
史蒂芬·罗奇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全球供应链中断将导致被压抑需求的释放可能将引发一轮市场意料不到的通胀飙升。
罗奇在文章中说到，上世纪70年代初，全球经济增长引发大宗商品价格飙升，1973年阿以“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后油价上涨3倍，进一步加剧了成本推动通胀即供给通胀这一势头。在劳动力市场已然吃紧、生产率走弱、美国监管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很快就出现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接着是伴随两位数通胀和缓慢增长的10年滞胀。金融市场表现糟糕透顶。
如今的情况跟上世纪70年代初的恐怖情形是相反的。油价出现暴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暴跌，飙升的失业率扼杀了任何工资上涨的机会。与此同时，需求仍处于防疫压力之下。
但这里有一个难题。消费者缩减开支的现象将持续下去，直至新冠病毒（COVID-19）疫苗问世。如果如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疫苗问世还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那么被压抑的需求将累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假如政府在此期间继续提供支持，让劳动者能够获得收入，那这些被压抑需求的释放可能将引发一轮市场意料不到的通胀飙升。
全球供应链中断也为其埋下了种子。上世纪70年代初，虽然有来自跨国交易的大宗商品的周期性压力，但通胀主要是地区性的，受国内劳动力市场、国家监管机制以及不太依赖跨境贸易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IMF估计，1993至2013年间贸易增长的近3/4得益于供应链的增长。贸易在20年间增长了4倍，供应链帮助推动了全球经济扩张。
同样重要的是，全球供应链还是通胀减速的一个重要来源。在COVID-19爆发之前，国际清算银行（BIS）估计，如果不是供应链提高了全球生产效率，全球通胀率将高出约1个百分点。
这就是后疫情时代世界面临的通胀风险所在。作为总体上对全球化（尤其是对中国）日益强烈的抵制的一部分，各国正威胁要让它们的海外企业回迁国内。在日本政府创纪录的108万亿日元的纾困计划中，有2430亿日元是计划用于帮助日本企业将业务撤出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政策顾问库德洛也向美国企业暗示过类似的帮助它们撤出中国的措施。
这种企业回流完全违背我们从大卫?李嘉图那里学到的有关比较优势的理论。企业回流可能大幅提高供应的安全性，但也意味着启用成本更高的国内生产商。
此外，将供应链作为反华武器，很可能让全球生产体系布满瓶颈。经济衰退加深之际，通胀不会回潮。但随着复苏稳固下来，一个碎片化、成本更高的供应链新世界可能带来一个不同的结果。
飙升的赤字和债务可能加剧这一问题。目前，没人担心它们，因为大家相信，利率将永远保持在零水平。但随着断裂的供应链推高通胀，这一假设将受到考验。
对负债累累的美国经济而言，由通胀驱动的加息将减缓增长。到2025年，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升至120%左右，高于2019年的79%，也远高于二战后106%的纪录。
历史表明，通胀可能是唯一出路。二战后，美国利用通货再膨胀摆脱了公共债务。1947年至1957年，公共债务每年下降0.9个百分点，而名义GDP在加速的通胀的推动下年增速达到7%。债务与GDP之比很快下降至47%。如今，如果通胀回到5%，类似的债务缩减也会出现。
在利率低得不能再低、无限量的量化宽松以及大量债务积压的情况下，通胀可能是美国及其他负债累累的西方经济体的唯一出路。即便如此，股票和债券市场很可能还是会以震荡来回应。
（FT，2020.5.9）
王小鲁：中国货币政策忌大放水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在接受路透电话专访时表示，无论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点都应放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和救助困难人群上，采取更大力度的政策落实“六保”，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而不宜投入过量资金扩大基建。“中国最有可能诱发金融危机的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如果债务链断裂，就有可能引爆金融危机。”
他表示，近两年中国很多城市的房地产仍然是涨价不涨量，说明住房需求受到房价抑制。但房价上涨的背后是地价上涨的推动，在地方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卖地的冲动仍然强烈，因为卖地仍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
王小鲁指出，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强调房住不炒，但这种涨价不涨量的情况能持续多久呢？尤其是今年疫情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短期不会消散，在经济环境突然恶化的前提下，房地产市场能支撑多久？“如果这时候大规模放水，货币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是不可避免的，房价再涨会进一步抑制住房需求、鼓励炒房需求，那么距离崩盘的日子可能就不远了。”王小鲁称。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3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7.7%，远逊于去年全年的9.9%；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7.2%，亦远低于去年全年的8.5% 。统计局公布的70城房价指数环比恢复正增，不过同比涨幅延续收窄之势，为逾一年半最小。深圳和杭州等热点城市领涨。路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3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升5.3%，涨幅为2018年6月以来最低，房价同比连涨54个月；环比上升0.1%，上月为持平，此前已连涨57个月。
中国央行最新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高度集中于房产，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略超两成，但金融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为44.6%，其中，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李克强总理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做到‘六保’是底线，而实现‘六稳’是目标。”六稳则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是在2018年7月30日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
王小鲁认为，六保的提出可以看出保就业、保民生放在前列，而保市场主体的核心就是保企业，因此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着力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而不是花大量资金用于扩大基建投资。“中国一定要警惕不能再像2008-2010年那样，再搞过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货币过量放水，因为这些年的经济结构失衡就与08年这两个过度直接相关。”王小鲁称。同时过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货币宽松还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如果银行把资金都用于政府基建投资的贷款，企业维持正常经营的资金供应就会变得更困难。
他认为，财政资金与其用于大规模基建投资，不如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更大力度为中小微民企减税降费，为企业渡过难关提供财政贴息，降低流动资金成本，各地银行可以建立担保基金，政府资助，以降低贷款风险。“宏观政策应该在帮助企业解困方面拿出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而不是零打碎敲，应该让企业真正享受到政策的帮扶。帮助了企业也才能稳住就业。”
此外，财政资金还应更多用于帮助失业和低收入人群。现在还有很多农民工因为疫情返乡后并不能返城务工，他们中很多人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还会大幅度降低农村居民收入。务工收入现在是农民收入中最主要的一项，没有了务工收入，农村居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这是政府应该帮助的群体。
他认为，从“稳增长”转到“六保”，目前的政策取向是对的。但关键在于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更大力度地落实。另外，在兼顾当前目标的同时也要顾及长远，那就是加快改革。
中国近期发布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市场自主有序流动，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也被业界视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信号。
王小鲁认为，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00多条改革举措，至今六七过去了，有不少改革并没有落实，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没有实质推进。因为有很多的条条框框限制，使得改革很难有实质进展。“比如允许农村宅基地转让，但现行规定只能是本村村民之间转让，实际上农村家家已有宅基地，并没有这种转让的需要，这种政策实际上等于阻止土地转让，没有任何意义。”
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一季度同比下降6.8%，首现负增长。在数据公布的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研究部署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亦指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财政和货币政策要同时发力，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在首提“六保”时并未提及“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表述。
在王小鲁看来，取消经济增长目标是明智之举。经济增长高低是由各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在当前面临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影响，经济增长不是可以主观设定的。人为设定一个与市场自身走向不一致的目标，会破坏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干扰市场运行，导致结构失衡。
他预计，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二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会好于一季度，但由于经济恢复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海外疫情仍在持续，中国今年GDP能否转正仍有很大不确定性。“政策不再追求稳增长了，但要实现六保还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但这不意味着货币政策需要大水漫灌，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也应放在扶危济困，即帮助企业和扩大失业救济、保障民生。”
（Reuters，2020.4.30）
香港第一季度GDP大减8.9%
香港政府5月4日发布了2020年1～3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初步统计数据统计，比上年同期下降8.9%，比上一季度修正值减少了5.3%，已经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使消费低迷。这是香港季度经济增长有统计的1974年以后的最低值。香港政府还将年度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下调为-4～-7%。
从各项目看，占到GDP近7成的民间消费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2%，降幅很大。作为新冠病毒对策香港政府限制域外的人员入境，进行高额消费的中国大陆游客急剧减少。还对企业活动造成了影响，设备投资等国定资产形成减少了13.9%。
作为比上年同期下降8.9%的幅度，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时1998年7～9月下降8.3%、雷曼危机之后2009年1～3月下降7.8%。香港政府的发言人指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广泛的经济活动和供给网产生了混乱。
香港最近两周左右的时间，除海外输入型感染者为，域内没有新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家办公的公务员于5月4日回到了办公室。香港政府正在商讨经济活动的重启，但入境的限制被认为还将继续，所以旅游等快速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表示，即使新冠病毒得到了控制，大陆游客在秋季或者冬季之前也不会回来，经济将受到打击。
香港政府在2月时对全年的经济预期是-1.5～+0.5%，目前已经下调至-4～-7%。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和游行的影响，香港2019年经济时隔10年陷入了负增长。两年连续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香港作为人、物、钱的集结点，享受了全球化的恩惠。如果和世界的隔绝持续，经济将承受很大考验。
（日经新闻，2020.5.5）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2020年第32期（总第2014期） 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
地 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163.com
邮 编：100836
电 话：（010）68034160 传 真：（010）6803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