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22期（总第2004期） 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
[导读：面对新冠疫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多点爆发，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体制对福利国家的削弱，以及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健康的差距扩大，加剧了新冠疫情对社会健康的威胁。他们呼吁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反思并改革新自由主义体制，尤其是改革利润导向的医疗体系，增加公共服务支出，重建福利国家。]
新自由主义长期削弱福利国家
美国的医疗体系为利润驱动型
哈佛医学院的医学讲师亚当·加夫尼（Adam Gaffney）3月21日在《卫报》撰文指出，3月19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免费进行新冠病毒（Covid-19）测试，但不进行免费治疗。考虑到新冠肺炎住院的人数将激增，因此这一措施还不够。毕竟，有3000万美国人没有保险——随着经济的衰退，数百万或数千万美国人将失去工作，这一数字肯定会增长。投保不足的人甚至更多，而对于这些人来说，随着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和储蓄的减少，保险分摊额和自付额将变得更加难以承受。对于这两个群体而言，因新冠病毒而产生的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医疗费用都可能是毁灭性的。当然，人们在病毒爆发期间也不会停止心脏病、癌症或交通事故的发生——相反，面对经济衰退，医疗需求可能会上升，因为失业和苦难给国家的健康带来了损失。医疗费用造成的经济损失——无论是源于新冠肺炎，还是迫在眉睫的因为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都将造成经济损失，并将加剧这一流行病的危害。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问题。我们需要单一付款人（全民医疗）的医疗体系，它不仅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医疗保健成本的影响，而且还需要改变我们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尽管在医疗保健方面投入高昂，但与许多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病床数却更少。近年来，在服务不佳的农村地区关闭医院迅速盛行，2019年费城一家主要的学院安全网医院关闭。这些医院之所以关闭，并不是因为不需要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无利可图。对于美国医院而言，市场力量决定了医院的地理位置，市场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哪些地方的医院在发展，哪些地方的医院在衰落。
英国作家乔纳森·库克（Jonathan Cook）在“counterpunch”杂志网站撰文指出，新冠疫情的应对将在全球舞台上（浓墨重彩地）完美说明，美国的健康营销方式是如何运行的。当健康不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是一种要购买的商品，一种激励劳动力、衡量谁成功与失败的标准的特权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美国是目前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其医疗保健系统功能失调，不是因为它负担不起一个良好的医疗体系，而是因为其政治世界观出于对财富的崇拜而发育畸形，以至于它拒绝承认公共利益，也不尊重健康社会的共同财富。
迄今为止，美国的医疗系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系统，但也是效率最低的。绝大部分的“医疗保健支出”都不能帮助病人康复，但可以使医疗保健行业的制药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更加富有。
有分析称，美国所有卫生支出的三分之一（每年7650亿美元）是“浪费”的。但是“浪费”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这是把钱塞进自称健康产业的公司的腰包，因为它们欺骗了美国公民的共同财富。而且，欺诈行为愈演愈烈，因为尽管支出如此庞大，但仍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公民没有医疗保险。
冠状病毒将前所未有地引起人们对该系统效率低下的关注——利润驱动型的医疗保健典范，市场力量关注企业短期利益而不是我们所有人的长期利益。
公共服务私有化
意大利统计局研究员马里奥·皮安塔（Mario Pianta）等在“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网站撰文指出，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严重削弱了福利国家：私有化和公共预算削减迫使公共机构缩减其活动规模，有时丧失了普遍性、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私营公司从最赚钱的领域开始参与这些活动——包括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大学。资金减少、人员流动不足，“客户”支付服务的压力促使福利服务变得与市场商品更加相似。市场体系被认为是有效供应商品和服务的唯一途径。
新冠疫情已经极大地表明了这种新自由主义转变的代价。市场全球化带来了健康威胁，完全无法应对紧急情况。面对流行病，私人医疗保健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福利国家不是私人经济体系的“成本”。它是一个并行的系统，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并确保社会的再生产是基于公民的权利和需求，而不是基于顾客的消费能力。福利国家创造福祉和社会质量，这是基于商品的市场价值无法衡量的维度。
这种分析的明显结果是，我们应该通过对收入和财富进行更渐进的征税以及通过赤字支出来对整个公共活动——包括卫生，教育，大学，研究，退休金，社会援助，环境——提供大规模的资金。福利国家可能成为具有高社会质量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新发展模式的引擎。但是，公共政策不应仅限于提供福利服务。它必须指导整个经济的发展轨迹，确保商业行为与上述社会、健康和环境目标保持一致。
紧缩政策使医疗体系支出受限
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艾米·卡普钦斯基（Amy Kapczynski）在《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撰文指出，过去十年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资金——其中一半以上流向州、市和镇——减少了10%。同时，在过去的几年中，有1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削减了卫生预算，所有地方卫生部门中有20%这样做了。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当地卫生部门已经失去了超过55000个工作。然而，当特朗普在2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冠状病毒危机是否使他暂停其对CDC、NIH（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WHO的削减支出时，他轻描淡写了紧缩的长期影响。他回答说：“我们裁减的一些人（岗位）已经很多年没有使用过了。”“您知道，我是一个商人，当您不需要他们时，我不喜欢有成千上万的人。当我们需要他们时，我们可以很快将其（岗位）恢复。”
此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公共卫生应急准备（PHEP）计划是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应急准备的关键融资机制，自2003年以来已削减了三分之一。更糟糕的是，总统的2021年拟议预算削减了公共卫生防备和响应办公室的2500万美元，医院防备计划的1800万美元，新兴和人畜共患传染病计划的8500万美元。鉴于目前冠状病毒的爆发，国会肯定会恢复这笔资金，但所有这些都凸显了本世纪大部分时间，两党以赤字和减少债务的名义为国家公共卫生提供的资金不足。
纽约城市大学地理学教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3月20日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撰文指出，在北美和南美以及欧洲，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使公众完全暴露于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也使其没有作充分准备，尽管先前对SARS和埃博拉的恐慌提供了大量的警告以及关于如何应对的强有力的教训。在所谓的“文明”世界的许多地方，地方政府和地方/州当局总是构成此类公共卫生和安全紧急情况的第一道防线，但由于它们采取了为公司和富人提供减税和补贴资金的紧缩政策，因此导致了其资金紧缺的结果。
大制药公司对传染性疾病（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为人知的整个冠状病毒）的非有利可图的研究几乎没有兴趣。大制药公司很少投资预防。它对投资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准备没有兴趣。它喜欢设计治疗方法。我们生病越重，他们赚的越多。预防不会增加股东价值。应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商业模式消除了紧急情况下所需的剩余应对能力。预防甚至没有足够有吸引力的工作领域来保证公私合作关系。特朗普总统削减了疾病控制中心的预算，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流行病工作组，并以同样的名义削减了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研究经费。
历史学家埃里克·图桑（éricToussaint）3月19日在“废除非法债务委员会”（CADTM）网站撰文指出，在采取必要的财政紧缩措施以偿还公共债务的借口下，各国政府和主要的多边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银行，到处都实施了使公共卫生体系恶化的政策：削减卫生工作部门，不稳定的雇用合同，减少病床，关闭当地卫生中心，增加医疗保健费用和药品价格，基础设施和设备投资不足，各个卫生部门私有化，公共部门投资不足，为了大型私营制药集团的利益而研究和开发治疗方法。
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前东欧国家（俄罗斯和前苏联、中欧和东欧的其他前共和国）中都是如此。尽管如此，这显然也涉及意大利、法国或希腊等欧洲国家。
政治学博士约翰·比尔（John Buell）在“共同梦想”（common dreams）网站撰文指出，美国拼凑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保健已经在这场危机的蔓延中发挥了破坏性作用。限制疾病传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了解谁被感染以及他们在哪里感染。当病人不能去看医生时，他们就无法得到治疗；他们更可能传播疾病；并且医生无法得知有关疾病传播的宝贵信息，而这些信息可以改善可能的干预措施。
尽管我们尚不了解美国疾控中心全面推出新冠病毒测试套件的全部情况，但《华盛顿邮报》报道：“与美国不同……全民医疗国家（也称单一付款国）尤其如此灵活地为咳嗽和发烧患者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病毒筛查。”好处不只是速度。在公共项目得到充分尊重和资金充裕的地方，这种尊重也可以体现在为这些项目配备人员的质量上。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校长乔根·库尔茨哈尔斯（Jorgen Kurtzhals）告诉《邮报》，丹麦的单一付款人系统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有素的员工，并且不会（等待上级）给出一些非常详细的指令。他们实际上可以制定计划以做出快速反应。”
没有人声称任何全民医疗体系都是完美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资金不足，那么人道、平等和高效的系统也无法正常工作。“共同梦想”（common dreams）网站指出“在保守党政府实行多年紧缩政策之后，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局（NHS）面临人员和供应短缺的问题，医院不堪重负。加拿大和英国一样，正面临着呼吸机短缺的困境。”
意大利的贾科莫·加布比（Giacomo Gabbuti）和洛伦佐·赞波尼（Lorenzo Zamponi）报告说：“问题并不在于这个系统是公共的、应用于全体的，而在于这个系统的公共程度不够高。可悲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允许诸多意大利版本的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使医疗体系更像美国的制度。”
这是拥护全民医疗的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困境的一部分。他们的系统广受欢迎。意大利的卫生系统享有很高的声誉，以至即使是右翼和极右翼的政党也不敢要求将其消除。但是保守派知道，如果财政限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必须削减资金，那么该系统将无法正常运行。然后由此导致的缺陷可以用来捍卫私有化，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解体。
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和健康差距拉大
经济不平等与健康差距的联系密切
意大利统计局研究员马里奥·皮安塔（Mario Pianta）等在“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网站撰文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发达国家的收入和贫富悬殊急剧增加。福利国家一直是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平等现象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基于个人和社会需求来提供商品和服务。政策空间的减少、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及先前受公共行动保护的地区的市场扩展已经产生了导致经济和社会差异的新机制。
经济不平等与健康差距之间的联系已得到充分证明；几项研究已经表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与健康状况的恶化有关，而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健康状况的恶化和最贫困人口的预期寿命有关。在欧洲，欧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回顾说：“在所有具有可用数据的国家中，从教育程度，职业和/或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群倾向于具有系统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来看，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在健康方面存在显着差异”。
并且，考虑到健康状况差异的经济影响，欧盟的报告计算得出：“整个欧盟（EU-25）可归因于健康不平等的死亡人数估计为每年70.7万人，由于这些死亡而丧失的生命年数约为1,140万年。健康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也会影响男女的平均预期寿命，使平均预期寿命降低1.84岁。从与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关的数据综合来看，由于健康不平等而导致的总成本接近9800亿欧元，占2004年欧盟25国GDP的9.38%。换句话说，由于经济社会不平等原因造成的健康损失占整个欧盟社会保障体系成本的15%和医疗体系成本的20%”。
通过考虑不同的社会和职业条件，分析了几个国家中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死亡率与经济和社会困难，较低的收入，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成正比。因此，减少经济不平等将有可能减少卫生差距；同时，更普遍、更平等的卫生保护将大大降低公共卫生和福利的成本。
如今，流行病的蔓延创造了（几乎）平等的传染概率条件，这是一个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收入水平的重要性相对较小，并且无法在市场上“购买”个人保护。行为和健康待遇的平等对于对抗流行病至关重要。但是，这种平等只能是全民健康的结果，而全民健康是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果。因此，应将平等视为后冠状病毒时代经济、社会和卫生保健政策的关键优先事项。
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
美国纽约州的巴德学院列维经济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Bard College）研究员马歇尔·欧巴克（Marshall Auerback）在“LA Progressive”网站撰文指出，冠状病毒生动地说明了关于“零工经济”的许多说法是多么虚伪。许多说法赞美的“自由”掩盖了独立承包商最容易受到经济影响的不稳定性，尤其是他们对消费者债务的依赖，微不足道的工资以及缺乏诸如医疗保健之类的任何员工福利。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丹·阿尔珀特（Dan Alpert）表示，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子行业规模很大，并且正在不断扩大，人数超过3150万，占所有生产和非监管工作的近30%。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大部分后工业劳动力处于应对冠状病毒流行病的前线（在卫生和老年护理等领域），他们同样从事低薪、低福利和不稳定的工作，这不仅使他们更容易受到需求的影响，而且也降低了系统限制病毒传播的能力（尤其是当护理人员缺乏保护自己的物资时）。
强迫隔离只能短暂地缓解我们数十年来对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袭击所造成的社会安全网破损的真实代价，这在长期会引发内乱。增长和生产至关重要。尽管我们可以赞扬突然转变为远程办公和在线工作视为零工经济的自由的一面，但它显然不适合制造业，因为过度的支出和模块化可能会对生产过程产生不利影响（波音公司最近的苦难正是这种现象的完美例证）。
格里·哈桑（Gerry Hassan）在“the national”网站撰文指出，对于保守党右翼人士而言，他们认为应对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充满信心，因为根据过去十年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旁观者》杂志（The Spectator）弗雷泽·尼尔森所说，英国正在经历“伟大的英国就业奇迹”。《时代周刊》的伊恩·马丁（Iain Martin）用类似的话表达了对经济的看法：“英国的基本前景是好的”，而“趋势仍是改善和创新”。
然而，如果英国很大比例的劳动力和社会受到影响，它将暴露出工人所处的脆弱状况，甚至暴露出政府的所有信念以及政治阶级的整体性所构建的经济模型和经济正统理论的模型所具有的缺陷和断层。
先拿法定病假工资来说。每周94.25英镑，由雇主支付生病雇员的前28周费用。当英国成为欧盟成员国时，这是整个欧盟28国中最低的水平；这低于英国最低工资。每周收入低于118英镑的英国工人没有资格获得法定病假工资（在病毒爆发之前，政府曾对此进行磋商），这影响了200万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兼职工人。
然后便是临时工的所谓“零工经济”，其中许多人没有合法权利，并且被雇主视作非雇员，以避开法定权利。到目前为止，保守党部长们对这类工人的权利含糊其词，大量使用“富有同情心”的言辞，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
不管是任何测量标准，英国劳动力都不幸福，也不满意。英国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的排名在欧洲排行榜垫底——劳动力的权力削减，许多人的就业岗位不稳定，以及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过去十年不断下降。
新冠病毒不会回应涓滴经济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里奇（Robert B. Reich）3月11日在博客中写道，华尔街主要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已被召集到白宫，讨论冠状病毒的经济影响。有人告诉我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更多的公司减税措施，针对航空公司和酒店业的减税措施以及临时性的工资税减免措施。
银行首席执行官将赞成所有这些措施。但是它们将毫无用处。它们起效太慢了，以至于无法刺激经济，也无法覆盖应该真正关注的家庭和消费者。他们会奖励那些不会花费很多额外收入的富人，而不会将钱给予那些会花费其额外收入的穷人和中产阶级。
简而言之，我们迫在眉睫的冠状病毒和经济危机将不会涓滴经济学做出回应。
相反，国会必须立即颁布一项紧急的4000亿美元救助款。这笔钱应该用于：1.冠状病毒的检测和治疗。2.今年的带薪病假和家事假，必要时可延长至明年。3.扩展的医疗补助和失业保险。4.立即向每位成人一次支付1000美元，向每个孩子一次支付500美元，必要时可在下一年续期。
我不认为这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过度反应。这将帮助我们预防健康和经济灾难。
呼吁重构福利国家
改革利润导向的医疗体系
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艾米·卡普钦斯基（Amy Kapczynski）等在《波士顿评论》撰文指出，尽管我们有数月的准备时间，但我们仍无法避免像（新冠病毒肺炎）这样的流行病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中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受影响最严重的将是最脆弱的人群——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病的人，尤其是在养老院、拥挤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监狱中的人。我们对这种新病毒没有天然免疫力，也没有疫苗。除非我们创造社会免疫力，这种免疫力是我们由互动和相互关心的方式编织而成的，否则它将不受限制地在人与人之间以及整个社会梯度中传播。但是，在数十年来被新自由主义政策破坏的政治体制中，我们可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免疫力呢？
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贪婪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体系，一个对移民和社会失序的过度管束的方法，一个看起来更像新自由主义讽刺画的紧缩政策状态，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在每一步，这些条件都会使这种病毒更难管理。自从鲁道夫·菲尔绍（德国医生、公共卫生政治家，Rudolf Ludwig Karl Virchow）19世纪中叶在上西里西亚地区研究斑疹伤寒，以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条件的工作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创造了使人们生病的条件，以及缺乏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人通常承受最大的疾病负担。但是，有关不平等对健康影响的最新研究揭示了另一个事实：不平等本身与较差的健康结果相关联，包括各国预期寿命的降低。冠状病毒将说明流行病是伟大的矫治者：即使最底层的人承受了最糟糕的情况，就像所有形式的崩溃一样，他们也能使社会阶层崩溃。
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从冠状病毒中学到一些东西，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这种流行病的危害，还可以建立新的护理基础设施，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最脆弱的人群以及我们所有人。正如鸦片类药物危机（opioid crisis）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感染，而且是各种形式的不良健康都依赖于我们现有系统的弱点，它们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发现了裂痕以定居并繁殖。新近的大多数美国人将全民医疗保健视为政府的核心责任，他们要求有新的医疗保健政策。他们寻求一种新的秩序，不是使二十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的巨大不平等和剥削持续下去，而是使正义成为我们医疗体系的核心特征。社会动员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工具。我们必须要求对我们的共同利益进行持续不断的再投资。
欧盟的财政政策必须允许建立典型的福利国家
意大利统计局研究员马里奥·皮安塔（Mario Pianta）等在“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网站撰文指出，在战后几十年中，欧洲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混合经济”的基础上的，这种混合经济具有强大的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核心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的经济和货币一体化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即新自由主义和金融扩张。自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来，欧洲规则已通过私有化和限制公共支出大大削弱了欧洲模式的这两大支柱。2008年的经济崩溃明显表明欧洲机构和政策的不足；危机已使南欧国家陷入衰退和停滞的十年；一场重大的合法化危机已席卷了欧洲联盟，这是英国最终退出该联盟的重要原因。
由于欧洲缺乏迅速干预以解决冠状病毒的经济后果的能力，因此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发生。如今，由于缺乏欧洲的协调，各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了零散的行动，许多国家单方面关闭了边界。欧洲已无处可寻。
面对冠状病毒流行病，欧洲委员会前主席罗曼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和阿尔贝托·夸德里奥·库尔齐奥（Alberto Quadrio Curzio）提出了强有力的欧洲财政承诺以及对机构设置的变革：未来十年，它能够在没有任何风险且成本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动员每年至少增加5,000亿欧元的投资。他们根据欧洲稳定机制（已经可以发行欧洲证券）的经验以及欧洲投资银行的活动，重新提出了引入欧盟债券（EuroUnionBonds）的提议。根据库尔齐奥的说法，“具有中央银行和单一货币的系统还必须拥有足够的联邦或联邦预算，该预算应占GDP的10%至20%，并且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债券进行融资”。库尔齐奥还提议发行“欧洲救援债券”（ERB）来面对冠状病毒的传播：“只要有适当的担保，欧洲央行本身就可以购买欧洲救援债券，因为它已经购买了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券”。
这些措施——大幅扩大欧洲预算，发行欧洲央行可以直接购买的欧洲债券，重新考虑欧洲稳定机制和欧洲投资银行在为欧洲公共投资提供资金方面的作用——对于将欧洲转变为这样的政治机构至关重要：有能力面对流行病及其经济后果，避免目前的瘫痪和国家对策的分散化。
3月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终于宣布了《欧盟稳定条约》中关于面临流行病，国家公共支出规定的最大“灵活性”。这是非常温和的举动，在欧洲，要求采取更多果断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
除了紧急情况外，还需要对欧洲政策进行彻底改变。欧洲的财政政策应以庞大的共同预算和国家政府更大的自治权为基础，从“黄金法则”开始，将公共投资和所有与应急相关的支出排除在支出限制之外。
欧洲在支出，税收和赤字方面的政策必须允许建立典型的福利国家，这有利于成员国向高绩效水平的融合。同时，欧洲政策必须促进和资助所有国家调整其经济结构，以预防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沿着这条道路，欧洲可以成为国际模式，在健康，福利和环境问题上确立国际标准，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确定应对当今流行病和未来气候紧急情况的最有效方法。
不幸的是，欧洲理事会，欧洲委员会和各国政府没有任何改变的信号。没有足够的政治视野和行动能力来应对当前紧急情况的严重性。冠状病毒危机确实可能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危机。（完）
（整理、编译：孙小雨、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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