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80期（总第1877期） 2018年11月19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赤字率要不要破3%？ 日本GDP也不可信？ 美国酝酿对新兴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中国楼市涨势已是强弩之末 香港的贫困线与贫困人口
中国赤字率要不要破3%？
[摘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赤字率还要不要锁定在3%的安全线以内？财税和金融等领域专家的分歧显然相当大，各自给出的理由亦相当充分，凸显中国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制订上面临的两难选择。]
财税与金融领域专家意见不同
专注财政领域的专家认为，中国的赤字率不应突破3%的安全线，这无论是从防范金融财政风险、抑或引导市场预期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中国在继续减税降费的同时，还要扩大公共财政服务，财政压力已经很大，通过扩大赤字率的方法体现积极财政政策无疑于饮鸩止渴，为后续中国经济埋下隐患。
“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而这些并不是靠扩大赤字就能解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财经年会上称。
今年7月中国央行官员一篇痛批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的文章引发市场轩然大波，其后明显为中国财政部代言、署名青尺的发文“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对央行官员的质询进行了回应。此次的赤字率之争更像是对积极财政政策落点到底应该在哪的后续解读。
高培勇认为，对赤字的考量，在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我是搞财政的，我深知，搞财政的人特别在意财政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但那时我们有这样一个理念，为了经济能够稳定，可以不计赤字的成本，为了经济能够更长远的平衡和稳定的发展，财政也可以打破收支不平衡的这样一种戒律，但这是以往的理念。”
而现在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防范风险问题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因此，对于赤字的水平必须高度警惕，起码在当下的中国，要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锁定在3%以内。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于控制财政及金融风险很有必要，而且它也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本账，是直接影响社会预期的一本账。
“在三大攻坚战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防范发生重大风险。我们不能不在赤字问题上高度戒备，有所讲究。”高培勇对此不无担忧。他分析称，现在谈论的减税降费的目标，虽然不排除有扩需求的必要，但更重要的是给企业和实体经济降成本。如果减税降费的支撑点是增列赤字、增发国债，它就会和降成本的目标相冲突。其一，一手减税降费，一手增列赤字、增发国债，对资源配置的格局不会发生重大挑战；其二，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为支撑的减税降费会带来更大的支出，因此现在谈论减税降费，一定要和政府支出的削减联系起来，否则也是大水漫灌。
中国2017年安排的赤字率为3%，2018年预算安排则削减至2.6%。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税收收入下滑拖累，中国10月财政收入同比呈现负增长，为年内首见，表明减税效应正加速显现。与此同时，当月财政支出增速亦有所放缓，但仍是年内较高水平，累计前10个月已经完成年初预算支出的83.6%。
相较专注财政领域专家的谨慎，更多专注金融和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纷纷建议在为企业减税降费、降低债务率的同时，应该通过提高中央政府的债务，缓释企业和居民的债务压力。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就以目前中国生产和消费领域面临的困境详释了扩大赤字的必要性，“目前是生产和消费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生产领域企业债务负担沉重，消费领域因消费升级以及受制于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消费需求也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政策的引导，在收入分配方面需要政府做出更多的利益让渡。在继续减税降费的同时，可以通过扩大赤字弥补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同时要加快改革步伐，尤其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中国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初见成效，10月工业超预期，投资增速在基建投资回暖带动下亦小幅回升；消费受假期等因素影响意外放缓至半年低位，但累计增速仍属平稳。分析人士认为，未来随着基建领域“补短板”持续发力，投资将继续托底稳增长；但增长后劲不足、经济仍在寻底过程中，中长期还是要依靠减税降费和进一步加大改革。
“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部门正在去杠杆，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稳健中性的。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政策应该是积极的；然而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财政收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今年预算安排的赤字率是2.6%，与去年3%的水平相比是紧缩的。”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此前曾痛批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
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也在财经年会上指出，单纯从抵押品不足的问题看，一定要提高中央财政赤字，从3%提高到4%，每年可新增8000亿元国债，加上国开行的发债，才能在中长期实现抵押品的供需平衡，满足MLF（中期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的抵押品需求，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而在近日举行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季度宏观政策报告会上，参会专家亦提到，面对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收支窘况以及沉重债务压力，更需要中央政府的担当，包括承担更多公益类基建项目的资金安排，并建议适度扩大赤字率。
应对疲软中国或出台更多刺激措施
随着10月信贷增速创历史最低、房地产销售萎缩、零售总额增长乏力，外界认为中国很可能会推出更多经济刺激措施，正寻求在预期将到来的美国关税打击来临前让萎靡不振的经济增长企稳。
中国央行已放松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包括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注入资金以鼓励放贷。这标志着一个政策转变，此前的政策试图遏制过度放贷、控制长达十年的举债热潮所带来的金融风险。
但最新数据表明，货币放松的影响迄今并不明显。根据最新公布的央行数据，10月包括银行贷款、债券和非银行信贷在内的广义信贷年化增速为11.1%，创历史最低。
澳新银行（ANZ）高级中国经济学家王蕊表示：“10月份信贷增长疲软表明需要更多扶持性政策。如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私营部门仍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今年迄今中国出口依然强劲，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不过，预计明年年初出口将会放缓，进一步加大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
为了打消人们对中国政府不支持甚至敌视民营企业的顾虑，中国高级官员已经发动了一波口头攻势。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但在银行股因投资者担心当局会迫使银行进行高风险放贷而下跌后，官方媒体澄清说，郭树清这句话无意作为约束性目标。
11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中国零售总额增长也较为疲弱，同比增长8.6%，仅略高于今年5月录得的15年来低点8.5%。中国最近公布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将于明年1月起实施，以求提振家庭消费。
驱动中国大宗商品需求、建筑活动和消费支出的房地产市场也成为经济逆风的推手。今年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降低3.1%，连续第2个月收缩。
利好消息是，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9%，而9月份的同比增速为5.8%。但分析师表示，出口产品的生产提振了整体数据，在预期明年1月美国关税将从10%提高到25%的情况下，出口商纷纷提前发货。
在中国中央政府命令地方政府扩大基础设施支出后，10月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加速。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对道路、工厂和房屋的投资。
野村（Nomura）驻香港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零售总额（反映消费状况的指标）既不受提前发货的影响，也不受防治污染力度放松的影响，因此其放缓或许能够更好地反映出经济健康状况。“我们认为最糟糕的情况还未到来，增长将在2019年上半年更大幅度地减速。”
（综合消息）
日本GDP也不可信？
日本内阁府和日本银行（央行）正围绕统计数据展开博弈。日本银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核心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充满怀疑，试图进行自主计算，要求内阁府提供原始数据。而内阁府则以造成业务负担等理由部分予以拒绝。如何提高统计的准确度是有可能对日本经济前途产生影响的重大问题。
“请提供基础数据”，10月11日，在磋商政府统计改善对策等的统计委员会基层会议上，日本银行的调查统计局长关根敏隆向内阁府的统计负责人提出要求。
统计委员会有关GDP的会议上持续展开激烈讨论。核心议题是日本内阁府发布的GDP数据的准确度。GDP是汇总各种统计数据而成的“二次统计”，原始数据的汇总方法非常复杂。
日本银行对于内阁府的这种统计越来越怀疑，表示希望确认原始数据等，自行进行汇总。但日本内阁府反驳称“业务负担巨大”，虽然根据要求提供了一部分数据，但并不是毫无保留。
日本银行的怀疑存在一定的根据。例如，厚生劳动省每月汇总的有关工资的统计数据。今年1月统计方法变更后，工资同比增长率明显提高。对此，专家纷纷提出异议。统计委员会也就此事进行了讨论，以这一工资数据为基础敲定的内阁府薪酬统计也不得不修改。
日本银行很早就注意到厚生劳动省统计的工资增长率的异常，在7月的《经济和物价形势展望》报告中，采用了剔除统计方法变更影响的数字。日本银行的立场是，为了准确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GDP统计也应调整汇总比率。日本银行的调查统计局长关根敏隆表示，“消费税增税前后的增长率波动小于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提出了验证结果并展开讨论。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新家义贵表示，“要最优先提高一次统计的准确度”。他指出提高GDP的准确度是重要课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不应忽视成为GDP基础的统计数据的调整。一次统计指的是向企业和消费者等直接收集数据后形成的统计，一次统计的准确度会影响作为二次统计的GDP的偏差值。
但令人感到上述讨论徒劳无功的是如今日本统计工作一线的实际情况。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统计职员截至2018年4月为1940人。虽然同比增加了2%，但人数比2009年减少一半。
日本农林水产省改变了对统计岗位的计算方法，这对统计职员的人数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工资数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的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职员也减少1成以上。有观点指出，厚生劳动省向国会提交的有关裁量劳动制的数据不恰当的问题也是“由于缺乏熟悉统计的人才”。日本内阁府以造成业务负担为由拒绝向日本银行提供数据，的确也不能忽视人手不足的情况。
与各国相比，日本的统计人员很少。从政府的统计改革推进会议2017年发布的统计机构职员人数来看，美国超过1.4万人，人口约为日本一半的法国也超过2500人，加拿大约为5000人。
虽然仅靠增加统计职员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人员缺口巨大，要提高统计准确度也存在极限。日本总务省把一部分统计交给民营企业，但能委托出去的业务存在限度。
此外，预算也没有增加。负责统计失业率等关键数据的总务省的负责人指出，“从确保预算的优先级来看，统计往往很低”。由于日本的单身家庭出现增加，总务省的《家庭收支调查》亟需调整调查对象，但预算方面的制约成为阻力。
日本在二战后不久的1947年制定了《统计法》，自那以来统计数据一直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的判断依据。在少子老龄化等社会明显变化的背景下，提高涵盖人口、雇用、消费、企业活动等动向的统计数据的准确度变得不可或缺。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将迎来摆脱通货紧缩的紧要关头，统计数据的偏差还有可能误导它们的政策判断。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官方统计在内的数据的重要性都在加强。现在是能够统计和管理数据的霸主控制世界的时代。日本的统计改革进展迟缓，有可能对政策的方向性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下降。
（日经中文网，2018.11.18）
美国酝酿对新兴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美国商务部11月18日发布“某些新兴技术管制的评论”预先指导性规则制订（proposed rulemaking），寻求公众识别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的标准的评论。美国商务部指出，公众的评论意见将有助于商业和其他机构识别和评估新兴技术，确定是否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定新兴技术，以便通过更新出口管制清单实施有效控制，避免对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造成负面影响。这是美保护自己创新领导地位不受中国竞争威胁的新举措。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的先进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眼下它正寻找新的手段保护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不受中国竞争的威胁。
美国商务部称，将就“是否有一些新兴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向公众征询意见，到12月19日截止。特朗普政府随后可能会着手对这些产品实施出口管制，正如美国历来对军事技术和武器所做的那样。
在发布于《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的一份文件中，美国商务部列出了所有可能实施出口管制的产品，包括基因组学、计算机视觉和音频处理技术、微处理器技术、量子计算、脑机接口以及飞行控制算法等类别。
美国商务部此举是根据今年早些时候颁布的《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的要求做出的。目前，美中贸易战已经升级到远不止是工业产品关税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许多美国商界领袖）越来越关注中国涉嫌窃取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行为，这些行为旨在支撑北京方面向更具创新性的国内经济发展的努力。上月，美国将中国科技公司福建晋华列入了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此前该公司被指控窃取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的知识产权。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誓言将加大对从事知识产权盗窃的个人和公司的诉讼力度。
美国的出口管制是美国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工具。美国很多议员都认为，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是第一次为美国出口管理法建立永久权力的真正努力，盛赞该法案中的政策陈述是完美的。CFIUS和出口管制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工具。通过设计，其目标是实现一种有选择的“拒绝战略”，其本身的前提是一个重要的假设：美国有某些其他人想要但没有的东西。在美国不断升级各类制裁措施的大背景下，需要对美国新的出口管制法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其关于政策的陈述。其释放出来的价值取向应值得高度关注
范围如此之广的技术产品可能受到出口管制，这可能对硅谷造成巨大冲击。德杰律师事务所（Dechert Law Firm）的国际贸易律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些新的管制措施可能对现有和潜在的研发项目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考虑到美国、中国和其他非美国公司之间目前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和技术交流水平。”
（综合信息）
中国楼市涨势已是强弩之末
中国最新公布的房地产数据显示楼市仍在高位运行，但投资、新开工和销售增速下行，二手房价下跌城市数倍增，越来越多迹象预示楼市涨势已是强弩之末。市场普遍预计，随着三四线城市这波上涨周期近尾声，明年楼市大概率难现今年亮丽表现。
而对于明年初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房地产再度变为稳定器，恐怕也会成为奢望。尽管10月末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字未提房地产，但分析人士指出，决策层稳房价的目标不会有明显变化，像2009、2015年那样的全面刺激再无可能，同时不排除局部地区会有微调。
“尽管10月中国房价持稳，我们仍预计2019年房地产业会明显降温。”野村在数据发布后的点评报告中指出，这是基于大城市从紧的调控政策不会马上放开（除非出现大幅下行迹象），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支持小城市棚改也不是无限期的。
路透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测算，今年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和环比分别升8.6%和1%，同比涨幅为2017年7月以来最高；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同比和环比则分别上涨6.6%和0.4%。
环比来看，一线城市新房价格指数持平，二线涨幅回落，三线涨幅则微扩；但二手房市场环比涨幅全线回落，其中一线四大城市环比均下跌，北京、上海和广州跌幅均为0.2%，深圳降幅为0.6%。
“10月统计局公布的70大城市房价最大的特点是，二手房价格出现了明显变化。”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受限价政策、部分城市新房双合同的影响，新建住宅价格失真；相较而言，二手房价格更能代表市场真实价格，而且，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在市场中的占比已经过半，北京和上海二手与总成交之比更是超过八成。
他并指出，部分热点城市的楼市政策在10月继续收紧，且经过41个月的持续房价上涨，热点城市各种调控政策的叠加效应开始明显，使得投资者开始离场，也是二手房价格下调的原因。预计未来几个月，二手房价格的下调城市和下调幅度将继续加大，新建住宅价格部分城市也将逐渐开始调整。
据路透测算，10月二手房价格指数环比下跌的城市从上月的七个增加一倍至14个。
“二手房市场对政策调控的反应更为明显，”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夏丹表示，调控政策在遏制房价环比涨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要实现遏制同比上涨的目标，则需要坚持更久的时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数据也显示市场在高位放缓，前10月投资增速降至9.7%，销售面积增速则降至2.2%。
夏丹认为，商品房成交处于景气下行区间，市场观望情绪加重，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在低基数下增速依然下滑。随着房地产市场继续降温叠加基数走高，11-12月成交将延续增速放缓格局，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受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减弱的影响，成交面积降幅可能大于一二线城市。
中原张大伟也指出，尽管统计局10月房地产数据显示整体楼市仍处于高位，但单独看拆分数据，9-10月已连续两个月出现成交面积同比下调，预计2019年楼市很可能出现同比成交量的累计下调。
稍早在海通证券组织的10月TOP100房企销售电话会议上，克而瑞地产研究的林波指出，调控政策对市场的影响从量变到质变，如果政策面不发生重大改变的话，调整周期将会比较长。尽管三四线销售业绩还不错，但总体看，一些房价涨幅比较快、变化超出预期的城市，近期看房人数大量减少。
“这一轮尤其三四线城市很多城市成交量都翻了一番，但很多需求都是大量地透支了未来的需求，回到正常水平要花很长时间。”其认为。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高位运行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稳定器，但随着楼市回调迹象增多，且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房地产严厉的调控基调是否会有所松动？至少目前从决策层的表态看，可能性不大。
尽管10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字未提房地产，但业内人士多认为，从严的总基调不会变，不然又会陷入过去“越调越涨”的恶性循环，同时不排除因地制宜局部微调可能。
“2019年房地产市场走势的不确定性增强，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政策走向。”交通银行的夏丹表示，贸易摩擦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可能促使放松房地产调控的预期和呼声渐增。
但另一方面，根据“7·31”政治局会议强调的“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调控精神，全面放开的可能性较小，否则极有可能导致房地产调控半途而废，且住房租赁市场局面的打开客观上也要求把稳定房价作为长期目标一以贯之。
她认为，明年一季度末是政策窗口期，倘若此前控房价任务“达标”，可能为二季度以后部分城市政策环境改善预留空间。
华创证券房地产分析师袁豪分析称，此次政治局会议未提及去杠杆和房地产，房地产调控见成效、政策无再从紧必要，稳定或更为关键。通过近期的行业数据以及草根调研，发现目前房地产市场中住宅成交和土地成交均有所走弱，房价也已小降，投资虽还处高位但下行趋势已较为明确。
“我们认为目前调控政策已见成效，政策无从紧必要，同时经济也遭遇下行压力、目前形势下稳定或更为关键，预计后续房地产市场政策环境有所改善。”
克而瑞的林波则认为，政府调控总基调从控制房价上涨转变为稳定房价。前期的限价政策等在一二线城市如广州已经导致房价失真，此类政策未来可能会被取消，但总思路不会改变。除此之外，政策力度会保持，全面放松也不现实。
中国三季度GDP同比增速降至九年半低位，一系列稳增长政策虽在10月初见成效，投资增速略有回升，但分析人士多认为稳增长政策只能暂时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尤其考虑到信贷社融持续萎缩，实体经济融资意愿低迷，加之房地产市场显现放缓迹象，中美贸易摩擦前景未明，四季度及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将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
野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此前指出，受出口和房地产影响，中国经济明年上半年风险最大，他尤其担忧三四线楼市，称即使PSL维持现有水平，棚改货币化规模稍降，三四线这波涨势也差不多到头了。他认为，要对冲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最重要的还是一二线楼市的松绑，并不是简单的松绑，那样会造成新泡沫，而是找出适应国情的综合政策，“能把人口流动、宅基地土地改革、城市发展一盘棋做好，核心是发展中国一批大中城市，即使跌了房价也能涨回来，基建是有高回报的，一个国家的债务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债都是浪费掉的。”
新华社10月底表示，投机买房者、土地财政的依恋者乃至全社会都需认清大势，丢掉调控会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放松的幻想，摒弃房价“复燃”的幻想，及时调整心态回归理性，沉下心来做一些有利于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实事。
（Reuters，2018.11.15）
香港的贫困线与贫困人口
特区政府11月19日公布2017年贫穷情况，在政策介入前，贫穷人口创过去9年以来数据新高，即平均每5个港人就有1个即属贫穷人口。数据显示，2017年贫穷人口为137.7万人，是2009年以来最多的，贫穷率为20.1%。在综援、长者津贴等现金福利介入后，贫穷人口为101万人，贫穷率为14.7%。再计及公屋等非现金福利，贫穷人口减至约72万，贫穷率为10.5%。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否认政府“愈扶愈贫”，指随着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优化，料明年相关贫穷数字会有所改善。
香港政府按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厘定“贫穷线”，1人家庭月入低于4000元则属贫穷，2人、3人及4人家庭的“贫穷线”分别为9800元、15000元及19900元，低于相关数字则为贫穷。
按地区划分，18区中，观塘的贫穷人口最多，有超过16万人，贫穷率亦是最高，高达25.6%。另外，北区、深水埗、元朗及黄大仙区，贫穷率显着高于整体，全部超过20%。
政府形容，去年本地经济显著增长，劳工市场处于全民就业，整体贫穷情况平稳。不同政策介入后的贫穷数据皆与2016年相若，充分反映政府在过去几年不断投放资源，优化扶贫措施的成果。政府称，公屋是扶贫政策的重要支柱，恒常现金政策及非现金项目（主要为公屋）将贫穷人口及贫穷率大幅降低约五成，政府会继续致力增加公共房屋的供应，并推出措施以更有效运用公营房屋资源。对于贫穷人口有所上升，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否认政府“愈扶愈贫”，指出人口高龄化，加上去年本港人口有增长，令统计数字时，人口基数扩大，令贫穷率上升，认为数字变动平稳，重申政府投入福利的开支，比5年前上升86%，反映政府非常关心贫穷问题。
张建宗指出，“贫穷线”是采用“相对贫穷”概念，计算方法有局限，未必反映真实情况。随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于今年5月优化，相信职津对贫穷人口的帮助会于明年的贫穷数字反映，料届时相关数字会有所改善。他补充说，去年本港工资增长，住户入息中位数上升，令贫穷线门槛亦相应提升，政府不会低估贫穷问题，“贫穷线”有助提醒政府扶贫，为政策订出方向，不会掉以轻心。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认为，政府在解决长者贫穷方面有一定成效，认为随住人口高龄化，不少家庭成员因照顾家中长者，减少外出工作，影响收入，连带影响家中儿童，建议政府增加托儿服务，加强支持。
（综合消息）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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