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79期（总第1876期） 2018年11月16日（星期五）
重建民企信心（二）
[导读：近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今年的中美贸易战与股市的反复下跌，令民企进一步陷入困境。近来，党和政府频繁释放稳定民企信号，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极大提振了民企的信心。对于民企面临的困境，除了政策扶持，民企自身在转型发展上也需改变思维，锐意创新，加强竞争能力。]
（上接第77期）
如何解救困厄中的民企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翁一最近在为FT中文网撰写的文章中以浙江为案例，剖析了民企如何陷入困厄，以及如何拯救民企。
文章说，11月3日，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钱塘江论坛上透露，浙江省正在研究制定纾解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困难的行动方案，将采政府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保险资金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等多种方式，纾解上市公司平仓风险，化解民企流动性风险。袁家军的表态可以说是对习近平提出的民企所遇“三座大山”之一的融资高山问题的即时回应。
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的宏观背景下，正承受着巨大的阵痛，民企普遍出现流动性危机。根据相关观察人士的估计，因融资困难、遭遇偿债压力、陷入流动性危机的规模以上浙江民企高达30余家。
如果解剖麻雀的话，位于浙江义乌的新光集团不失为一个典型样本。在这一轮资本寒冬中，它一直被舆论所关注。9月下旬，新光控股集团发行的两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金额本息总计约为30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将产生更多的企业债券违约。10月底，新光控股集团旗下上市公司新光圆成发布公告称，因重组双方未能就本次交易的重要条款达成一致，决定中止此次重组。目前，新光离破产清算仅一步之遥。
新光在义乌乃至金华民营经济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尤其在义乌，是义乌国际小商品城的核心上游企业，围绕其运转的中小民企不计其数。可以想象，新光的倒下将对义乌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昔日的明星企业，何以走到今日绝境？抛开宏观政经形势，主要原因有二：首先，问题出在新光自身。回顾新光大事记，2009年可以说是新光发展的分水岭。从该年起，新光走上了一条脱离饰品本业的道路，一手跑马圈地大力发展房地产业，一手摧城拔寨大玩资本游戏。自那时起，新光便埋下了战线拉得过长、跨界跨得过大的隐忧；其次，地方政府揠苗助长。众所周知，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政绩考虑，会在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时期大力“扶持”明星企业，催马加鞭，多快好省。尤其在以土地财政主导的年月里，新光更是成为地方政府高歌猛进的房地产棋局中的马前卒。因此，地方政府对新光近十年的激进扩展及至今日的债务失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当民企遇到重大困难时，期望地方政府能够给予自己与国企同等待遇的可能性并不高。10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接受央媒采访时也承认“目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比如说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像新光这样濒临破产的民企，最需要的是重整的时间与应有的尊严。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前列。《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该章规定的破产，是一种程序复杂的破产，也是大多数陷入困境的美国企业所申请的一种破产方式。当债务人选择依据该章进行破产时，允许在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且在满足债权人债权要求之前，给予债务人时间重组其业务或资本结构，同时，债务人可继续运营其通常业务并拥有全部财产。此时的债务人通常被称为“持产负债人”（简称“DIP”）。过去，对于企业应该在多长时间内拿出重组与还债方案，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后来，在《2005年防止滥用破产与消费者保护法案》（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5）中提出了120天的时间期限。如果债务人在此期限内未能提交重组与还债方案，则债权人可提交自己的方案。
一旦启动破产程序，除非事先取得破产法院批准，所有债权人均被禁止对债务人采取任何措施。此为“自动中止”原则。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为债务人争取时间制订重整计划，以免分散精力对抗多个债权人的求偿主张；其二，确保债权人的求偿请求按照破产法规定的优先级顺序获得偿付，避免在无序状态下，部分激进的优先债权人肆意践踏债务人财产及利用其余债权人的劣势获得不公平的受偿。
第十一章的核心精神就是商业友好（Business Friendly），即友善对待处于危困中的企业，不将其一棍子打死，使相关企业能够通过这一破产程序，有望浴后重生，成长为有持续发展潜力的、财务更加健康的企业。可见，部分幸运的企业，正是通过此项破产程序凤凰涅槃，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有关重整计划，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是缺失的，这就考验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政策手段产生与上述《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同样的效果。
习近平在11月初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谈到要让民企吃下定心丸，其实，地方政府也需要吃定心丸，以改变对处于危机中的民企缺乏作为的糟糕局面。就目前而言，能给地方政府吃下救助民企定心丸的正是习近平所言的“对有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有关方面和地方要抓紧研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发生企业所有权转移等问题。”。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改革开放已然40年的当下，仍争议不断。原则上讲，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应该不干预或者尽量少干预市场和企业的行为。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市场经济中的任何一环都有政府的影子，成有政府的影子，败亦有政府的影子。所以，某种程度上，政府今天“不合时宜”的干预可能就是对其昨天错误决策的修正与补偿。更何况，民企与国企的地位差距如此悬殊。当然，长远看，消除政府干预，让民企与国企享有同等地位才是根本出路。
市场竞争中，企业生生死死，符合万物法则。但在企业濒临危困的状态中，如何维系公平局面，避免落井下石，充分协调各方利益，着实考验地方政府的智慧。即便是死，也应该让企业死得有尊严，对中国民企来说，道阻且长。
民营企业不应盲目扩张
根据《财经》报道，近日，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银行保险业运营情况时指出，今年前9个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新增各项贷款达到13万亿元，同比多增1.5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2.6%。应该说，信贷供给应该是比较充裕的。信贷也向薄弱环节倾斜。但他也同时表示，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不少民营企业脱离主业大肆扩张，通过借贷加杠杆在国内外收购，一旦形势不好，导致了资金的饥渴和断裂，这些风险也向金融传导。所以民营企业要在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负债管理等方面下工夫，不能盲目扩张，否则再多的资金都没有用。
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指出，“解决这一轮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们要分清楚难在哪里，贵在哪里，才能够分类施策、分类指导。”
此前一些市场观察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民营企业的经营和利润恶化，民企与国企的信用利差已拉大，而在此前的信用风波中，金融市场出现“羊群效应”，增强了一些金融机构的“惜贷”倾向。
在易会满看来，“融资难”，不是难在银行体系的断贷压贷，而是难在流动性的压力，主要是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渠道受阻，包括发债困难、股权质押融资等等带来的一些风险，使个别民营企业的存量融资到期无法正常接续。
所谓“融资贵”，不是贵在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的渠道，而是贵在各种新金融、类金融、民间融资等渠道，这些社会融资渠道的成本高企，直接抬高了整个企业的债务成本。
“实际上，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余额是增长的，授信也是保持基本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抽贷、限贷等歧视性措施。”易会满表示。
但是，正如刘鹤所指出的，目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比如说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
王兆星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相关政策措施尽早落实落地，其中包括：进一步激发银行基层机构人员服务民营企业内生动力，降低对贷款抵押的依赖，发放更多的信用贷款；同时，也要提高贷款时效，缩短贷款审批时间；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尽职免责机制，帮助银行机构及其员工“敢贷”、“愿贷”；也会采取措施，帮助那些遭遇流动性困境的民营企业度过难关，稳妥处置民营企业重大突发事件相关风险。
王兆星指出，过去一段时间，针对小微企业风险偏大、不良贷款率偏高的问题，有的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实施了“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使得很多基层信贷人员不敢、不愿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因为贷款一旦出现风险，如果信贷人员自身在部分环节工作没有到位，就可能被问责，甚至可能被终身问责。
但值得一提的是，改善“紧信用”、加强向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是否意味着要降低信贷标准？会否会出现“批量式放贷”以及之后的“一地鸡毛”？银行接下来是否将面临高企的不良资产率？
王兆星指出，改善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要改进风险管理机制，不能靠放松风险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贷标准。经过这么多年艰难的改革探索，银行所形成的风险管控体系、审慎稳健的理念和精细化的管理机制，是非常可贵、需要倍加珍惜的。否则，可能会形成新的金融风险，影响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
此前融资环境下，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加大了民营企业的焦虑。市场呼吁健康共赢的银企关系。
易会满建议监管部门探索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制度，努力构建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新型银企合作关系。“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有几十家融资对象，实际上当市场有点波动的时候，容易发生踩踏和恐慌，因此完善主办行制度、联合授信，对保持比较稳定的、科学的银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一位股份制银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过去得益于中国经济上行，不少民企大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并没有成熟的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对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研判不到位，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去杠杆”做好准备。民营企业要在这轮危机中得到教训，调整好发展方向和战略，为下一步做准备。
易会满指出，银行可以进一步发挥好银行专长和财务顾问作用，给民营企业当好参谋。因为当前部分民营企业流动性的困难，主要是偏离主业、过度融资、高杠杆，这些问题确实对困难的企业都有一些共性的特征，这也是银行所擅长的。此外，工商银行还将完善信贷与债券投资业务统筹联动机制，积极参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顺利运作。工商银行将与央行、中债增信相关机构组成联合体，探索民企发债。
新浪财经援引知情人士的表述称，央行计划向中债信用增进公司提供100亿元人民币，为民企发债提供增信支持。人行并将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1500亿元人民币，并运用再贷款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提供部分初始资金，由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出售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担保增信等多种方式，重点支持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主动歇业与转型重生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胡月晓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中小企业关停潮。
他指出，市场人士，尤其是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士和普通社会公众，对经济的感受，更多地是来自于自身的观察和体验。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却会对人的经济感受和观察认知，产生潜在影响。就经济和市场间的关系而言，2018年中国经济和市场的运行是背离的——中国经济自2012年起就进入了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经济增速在下台阶后维持平稳；但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2018年却持续低迷，这直接反过来影响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正如经济“增速换挡”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一样，资本市场的发展成熟，也会带来一段较长时期的低迷。
对中国经济前景担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担忧。社会似乎突然观察到，近2年关停并转的中小企业增多不少。中小企业关停并转增多，当然意味着企业经营困难和经济环境变差。从数据看，全国中小企业单位数下降最快的时期是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个口径指标（小型企业单位数和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单位数）当年都减少了约1/3，可以说是经历了大面积的企业关停潮。从时间进程上看，2011年的中国中小企业关停潮，正好是中国经济经历了2008-2010年的危机冲击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危机前的14上方，快速回落到近9位置。经济的周期性回落，自然带来了中小企业数量的大幅减少。危机期间和周期底部，政策上的扩张，如货币“放水”，在“流向质量”的规律作用下，中小企业得到的政策帮助通常较小，因而关停潮是普遍现象，各国莫不如是。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看，2012-2014年，中小企业单位数逐步回升，2015年后进入平稳运行期；中国中小企业单位数的这种变化，与中国经济的运行是一致的。
然而近期中小企业的关停增多现象，更多地却是公众的“感受”而已！由于经济增速下台阶带来的心理惯性落差，尽管经济在新周期中平稳运行，公众心理还是感受经济偏差！尤其是对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变动，市场感受和理智分析间，存在有较大差距。通过对当地某大报中缝企业注销公告的持续观察，强烈感受到当前企业关停的“特征”——结构性！每期10家上下的或注销、或清算的企业关停公告中，生产性企业顶多1家，基本上没有，其余均为咨询公司、投资公司、贸易公司等一般服务类型企业，因受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商业形态等因素的冲击，这类传统企业中很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实际上也已难有生存空间；在经济转型的平稳时期，显然更难生存，因而大都选择了主动歇业。劳动力成本上涨、产业转移带来的生态改变等，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下降，则是生产型中小企业选择主动歇业的主要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对个体而言，都是经营困难、运转不下去，而从宏观角度，则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禀赋优势变化和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
高层喊话民营经济政策环境不变，市场似乎并不领情。实际上，中国政府对民营经济不仅是空喊口号，实际行动也不少。但是，还是由于市场低迷带来的认识“扭曲”，以及对新政策工具的理解差异，使得社会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认识，还有待“纠偏”！
股市向成熟转型也带来了对市场运行的错误悲观预期。在经济增长平稳和企业效益改善的宏观环境下，市场成熟过程中的J形调整（即过度调整）规律，影响了市场的信心，叠加经济转型期的变化，基于纯粹心理变化而带有“悲观”有色眼镜的各类投资者，将转型期的特征当作了未来发展的疑虑。对市场型救助政策的不理解，造成了对民营经济政策的忧虑。中国民营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在很长时期内，碰到困难“不找市场找市长”，虽然这种情况当前已大为减少，但仍有不少存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求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要更多地采用市场的形式，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同时这也意味着要减少对企业的直接支持。这意味着新时期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更多的采用了市场中介的形式——政府引导、带头、出资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扶持基金、经济组织，甚至号召、要求国有企业参与救助民营企业。这类通过带有国有性质平台（企业、产业基金、产品等）救助民营经济的新型市场化形式，竟被部分人士解读为对民营企业的收购。按这样的逻辑，西方在金融危机期间对私人机构的股权收购式救助，那更是趁火打劫式的国有化！
风险显性化使得市场扩大了金融风险的真实压力。自中国经济2013年进入“底部徘徊”阶段以来，经济运行中的风险日益显性化。中国经济在之前当然并非没有风险，2013年后风险关注度的上升，尤其是民营企业信用违约风险的上升，只不过是风险显性化而已。经济风险的显性化，也是经济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如随着人生命延长和医疗水平提高，癌症发现率会提高一样，现代人需要与癌共存。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与风险共舞。
产业转型为大势所趋
杨望认为，面对愈渐丰富的市场经济组成及日趋深化的国际合作趋势，结合民营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探究我国民营经济的变迁转型是当务之急。
一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对国内民营经济形态影响深远，市场需求带动供给结构的变化，也随之造成民营经济体主要竞争力优势的改变。从世界历史上看，全球价值链产业呈现梯次迭代趋势。
第一阶段：二战后。1950年，汽车化工等重工业出现在美国主流民营经济中，而纺织等轻工业呈现向日本等第二梯队国家转移的趋势。第二阶段：石油危机后。第二梯队日本等国家也逐渐开始发展电子信息，抛弃附加价值较低的轻工业并将其转移至东南亚“四小龙”等地。第三阶段：1990年代。此时中国经济逐渐有了起色，巨大的人口优势成为天然适合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国家，轻工业开始逐渐向中国大陆转移。
从发展历史上看，全球产业随价值链转移而迭代，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形态，基本趋势为逐步增加对更高附加值产业的扶持，同时对其他产业进行结构性改革，激发其他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力进而提升整体效率。
探析民营经济困局之谜题
从经济数据上看，目前民营企业面临发展瓶颈。根据中金测算，若社保征收基数完全规范化，民企利润下滑约8%。2016年受周期性、结构性因素影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投资分歧增大，民间投资信心下降，民营企业固定资本投资累计值同比增长率呈现大幅度下跌，同时国企投资成为主力。而私营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2017年中出现断崖式下跌，之后缓慢反弹，占比维持在较高水平但缺乏强劲发展动力。
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民营企业生产领域大部分集中于加工制造，其中90%以上是中小型企业。前期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得益于抓住了全球产业变迁梯次转移的机会，建国后东南亚等国将传统制造业、轻工业往中国大陆转移，通过旺盛的内外需推动民营经济腾飞，低成本的成产要素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负面影响迅速波及全球，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等因素给我国民营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建立在低要素成本基础上的加工制造民营企业利润空间被急速压缩，同时融资环境紧缩、征收监管从严对其更是雪上加霜，令其难以为继。
但不能忽略的是，从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看，根据《2017年民间投资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数据分析报告》，民营非金融公司整体营业利润率为9.5%，以占比22.5%的资产创造了占比31.1%的利润，盈利能力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因此民企之困是结构之困，而非全局之困。产业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也是全球产业迭代新阶段的客观规律。
近几年民营经济的困局根源在于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转移导致的产业变迁，原有的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对于当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适用性下降，一味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成本型战略是难以为继的。然而，民营经济的转型也并未一蹴而就，在结构调整过程中需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渠道窄、技术门槛高、政策支持程度相对较低等问题，为民营经济转型保驾护航。如10月22日央行已表示通过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
结构性调整的过程固然充满艰辛，但随着转型成功后可预见的是中国民营经济结构涅槃升级。与国际经验相似，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比重将逐步加大，唯有产业转型调整才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变迁出路。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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