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77期（总第1874期） 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
重建民企信心
[导读：近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今年的中美贸易战与股市的反复下跌，令民企进一步陷入困境。近来，党和政府频繁释放稳定民企信号，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极大提振了民企的信心。对于民企面临的困境，除了政策扶持，民企自身在转型发展上也需改变思维，锐意创新，加强竞争能力。]
民企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石
民营经济作为国家基石，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王宇最近的文章对民企的作用做出了如上的归纳。
王宇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稳定就业的重要主体、是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支撑、是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是社会财富和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石。“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海通证券姜超根据政府总结的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对这组数据进行了具体的对比。
民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根据《2017年民间投资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数据分析报告》，2017年前11个月，全国税收增速11.8%，而其中民营企业税收增速是15.9%，而国有及控股企业税收增速只有4.4%。而从企业部门最大的两个税种增值税和营业税来看，2017年前11个月民企贡献了增值税的59%，而国企只贡献了22.3%；民企贡献了企业所得税的43.3%，而国企贡献率为31.5%。而从各地政府公布的税收结构数据来看，山东、安徽、河北、江苏、浙江、河南、江西等地的民企税收占比超过60%。由此，可见民企确实贡献了中国一半以上的税收收入。
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投资来看，2018年前3季度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0.2万亿，占总投资的比重为62.4%，而这一比重在2015年时最高达到过65%。从外贸来看，2018年前3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8.77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9.4%。其中出口5.68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7.9%。从消费来看，2017年我国GDP当中的最终消费为43.5万亿，其中居民消费占比为73%，而政府消费占比只有27%。因此，综合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占比来看，非公经济的平均贡献达到了60%。
民企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靠的就是强大的研发投入，其研发占GDP的比重达到3%，而中国只有2%。从上市公司来看，2017年美国上市公司平均每家研发费用为2亿美元，而A股的企业只有1亿多人民币，两者相差10倍左右。
但是，并非中国的所有企业都缺研发，我们发现同样是A股的上市企业，民营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是3.3%，而国企只有1.7%。而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公司，主要也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其平均研发费用与美股企业接近，远高于A股上市公司。中国研发投入最大的企业是民企华为，2017年总研发费用接近900亿人民币，而A股当中研发投入最多的是国企中兴通讯，其2017年研发费用为130亿人民币，两者相差6倍。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2018年上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排行榜，华为、中石油、OPPO分列前三，其中前十名当中有七家是民营企业。因此，各种角度来看，中国创新的主力在于广大的民营企业。
民企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2017年，我国一共有2907万家企业，其中民营企业2607万家，民营企业占比达到90%。从就业来看，2017年的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为4.25亿，其中非公有制就业3.4亿，占比超过80%。
王宇的文章则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就是从民营企业开始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是依靠民营企业推动的。统计数据表明，1992年全国民营企业只有13.9万家，到2017年底民营企业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
民营经济面临的挑战
最近一个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得很快，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民营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王宇将这些挑战归纳为以下三种：市场准入与隐性壁垒问题，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问题，以及税费负担重和融资难融资贵。
一是市场准入与隐性壁垒问题。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发展所受到的各种约束依然较为严重，诸如石化、电信、汽车、航空、航运、电力、外贸、银行、证券、保险等部门，主要由国有经济垄断，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在一些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民营企业仍然面对“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
二是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各类财产权都要求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保障，人们对产权明晰和产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但是，目前我国产权保护制度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未能实现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平等保护。重视公有产权保护、轻视私有产权保护的现象时有发生，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和民营企业资产等现象依然存在。“比如说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
三是税费负担重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全国工商联的调研资料表明，2017年，我国民营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重、融资难和融资贵仍然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前三大影响因素，分别占比61.40%、54.80%和50.80%。
姜超将这些挑战用一组数据进行了对比：
2018年前9个月，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速高达23.3%，而民营企业利润增速只有9.3%。而在上一年，国有企业利润增速为45.1%，同样远高于民营企业的11.7%。
如果只看利润增速，我们可能会感觉民营企业只是日子过得不如国企，毕竟利润还是在增长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利润金额的数据，2018年前9个月民营企业的利润总额为1.26万亿，而去年前9个月的民企利润总额为1.8万亿，同比下降了30%。2018年前9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5万亿，2017年前9个月的国企利润总额为1.26万亿，同比增长了20%。
也就是说，按照利润金额来测算增速，今年民营企业不仅是日子过得不如国企，而且是利润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为什么不同的利润增速算法显示的差别这么大？这个背后的一个重要解释，叫做幸存者偏差。
统计局其实会定期调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比如2011年时就把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起点，从年主营收入500万提高到了2000万，使得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从2010年的45.3万家缩减到2011年的32.6万家，也使得2011年按照利润总额增速计算的同比增速明显低于可比口径增速。
因此，今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增速的背离，很可能是一样的原因，也就是符合规模以上要求的工业企业数量变少了，而统计局公布的利润增速只反映了剩下来的企业在近两年的利润增速在增长，而那些消失的企业其实没有被统计到，这其实就是“幸存者偏差”。
过去两年去产能发力，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企业被关闭了，可能是僵尸企业，也可能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中小企业，但是从结果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而国企利润总额同比还在增长，这说明从规模以上工业中消失的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利润增速的下滑，而且可能是大量的在消失。
姜超进而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在过去40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靠的是改革开放，靠的是市场化，因此只要是靠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其实对民营企业就是最为有利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的很多领域，其实是行政干预在增加，而市场化在退后。
比如说去产能政策，从出发点来说，确实是应该做的，因为煤炭、钢铁等行业存在着大量过剩产能，不仅严重污染环境，而且还带来了过剩和浪费，所以去产能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还能够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
但是，采用什么方式去产能，结果会千差万别。如果是用是市场化的方式，其实可以选择让破产的企业关闭来减少产能，或者是政府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让环保不达标的产能关闭、但是符合环保要求的产能可以增加。我们相信如果是市场化的手段，其结果应该对于所有的企业是一视同仁的。
但如果采用行政化的手段，比如说以往每年到了冬季采暖季，北方的诸多城市就会宣布钢铁等行业产能限产50%，其他建材、有色化工等行业也要实施停产或者限产。由于是强行限产，那么由于国企和政府关系更近，那么民企相对而言更可能是被限产的那一个。
因此，环保限产导致了钢铁煤炭等上游行业价格高涨、利润高企，2018年前三季度钢铁行业利润增长71.1%，建材行业增长44.9%，石油开采行业增长4倍，石油加工行业增长30.8%，化工行业增长24.5%，5个行业合计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72.4%。由于上游行业的民企大量关停，剩下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结果导致了国企利润高增，而中下游的民企利润承压。
再比如去杠杆，如果是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去杠杆，哪些企业债务违约，就强行破产清算，那么对国企和民企的影响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对民企的去杠杆非常市场化，非标融资该停就停了，该违约的就违约了，但是对于国企尤其是融资平台，则是一直存在着政府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结果就是虽然中国民企占信用债市场融资的比例不到20%，但是在今年违约债券当中的占比高达80%。
归根到底，在中国，民企是完完全全的市场信用，而国企背后有着政府信用的隐性加持，所以如果我们政策调控越来越行政化、而非市场化，那么就会对国企有利，而对民企不利。
民企看到新希望
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说，稳定民企信心可以说对于稳定当下经济至关重要。最近高层频繁释放稳定民企信号。继副总理刘鹤强调民营经济对整个经济的贡献与稳定意义，表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后，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发表以民企为中心的重要讲话，有针对性地回应了民间集体焦虑，从民营经济地位、当前困难以及未来政策三方面分别阐述了最高层的方针政策。
首先，讲话肯定民营经济作用。今年以来“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言论泛起，民间担忧情绪沸腾，新一轮“公私合营”恐惧也见诸社交媒体。讲话表示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
其次，讲话讨论了民营经济面临问题。如果仅看大企业或者国企为主的经济数据，往往不能完全体现民企的现实感受。世界银行最近报告把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第78位提升至第46位，鼓舞人心之余，与民间感受并不能说一致。
例如近期FT中文网刊出一篇张江红《一个民营金融从业者谈“活下去”》的文章，作者以自身经验观察表示，自己这样的民营投行和民营金融从业者，没有任何体制内特权支持，是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最灵敏的感知者和最直接的受冲击者，“市场上流动性困难从2016年就开始了。一刀切的简单粗暴去杠杆、支持做大做强国企的政策开始在市场中显现效应，银行资金、财政资金开始大规模向国企聚集，民营企业很难向银行借到钱，以前还能从信托、私募基金、网贷、同业拆借资金，随着打击影子银行和各项资产管理新规，这些资金的通道都被关闭了”。
一叶知秋。最近两年的去产能去杠杆，加上贸易战，不少民营企业遭受了远大于同类国企的压力，举步维艰。习主席讲话中重复了刘鹤副总理的“民企五六七八九”总结，民企的困难与中国经济从“稳中向好”到“稳中有变”密不可分。
对经济形势的如此定位，也表明最高层开始对形势有了更准确判断。习主席在讲话中表示当前一些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是现实的，甚至相当严峻，指出原因有三点，首先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其次源自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结果，最后则表示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
在此基础之上，讲话提出的对策有六方面，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解决民营经济困境的根本之策
王宇认为，解决民营经济困境的根本之策是：打破垄断，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放宽民营企业准入领域，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护企业家精神，提振企业家信心，稳定企业家预期。深化金融改革，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一是放宽民营企业准入，拓展民间投资空间。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建立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废除对民营经济的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消除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合理障碍，对政府承诺的放宽民营企业准入领域，要加大力度督促推进。”
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相信市场、尊重市场，耐心培育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社会氛围。
三是加强产权保护，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坚持“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原则，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护产权不仅要包括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要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进一步完善政府守信机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政府公信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四是保护企业家精神，提振企业家信心，稳定企业家预期。企业家才能与土地、劳动力、资本一样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稀缺资源。“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我们要发展民营经济，必须珍惜和保护企业才能。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市场环境，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稳定企业家预期。
五是深化金融改革，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意愿和能力，金融机构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贷款发放、债券投资等方面一视同仁。各大商业银行准确把握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征，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构建服务民营企业的商业可持续模式。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促进中小企业利用多种方式直接融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市场化对民企真正有效
姜超认为，对民企发展真正有效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市场化，民企发展的很多困境都来源于市场化不够彻底，而如果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就可以改善对民企的信心。
比如说去产能政策，今年的采暖季环保限产就和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北方城市的环保限产没有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空气质量变化安排错峰生产。如果我们更加倚重市场化的手段，比如制定好排放标准，那么满足标准的先进技术就可以生产，而无论国企和民企，这样其实可以让先进的产能重新生产，既可以稳定经济，又可以降低高企的上游价格，还不会污染环境，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稳增长的预期之下，近期钢价、煤价不涨反跌，其实主要归功于环保政策的变化，这是有助于降低高企的上游产品价格，改善下游民企盈利。
再比如说金融政策，要想切实改变对民企的信心，一方面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企的支持，通过政府和有关金融机构对融资困难的企业展开救助。但是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在于进一步市场化，如果能够在国企和融资平台领域打破刚性兑付，放开债务违约，那么金融机构就会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对优秀的民企才会自发地提供金融支持。
再比如说在资本市场，如果我们试图管住所有价格交易和融资，那么市场就会缺乏流动性，最终定价机制就会失效，而资本市场也会变成死水一潭。如果我们能够放开对金融资产价格交易的管制，和对融资的限制，那么市场价格就会走向分化，垃圾资产价格会下跌，而优秀资产价格会上涨，而资金也会自动流向优秀的企业。
姜超还认为，要想支持民企和民营经济发展，减税是最值得推行的政策。
中国经济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房地产泡沫、债务率高企、产能过剩，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过去依赖于货币发展经济。在经济的起飞阶段，靠货币发展是有效的，可以发挥我们过去廉价劳动力充足的优势，可以模仿海外的先进技术。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如果还是靠货币发展经济，只会是越来越多的债务和泡沫。
在人口红利结束之后，我们迎来了工程师红利，也就是人口的质量红利，我们每年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而以华为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创新的脊梁，靠创新发展前景广阔。面临贸易摩擦的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有潜力的内需市场，13亿多人口的消费升级，蕴含着巨大的空间。
要想激励创新，其实需要减税让利给企业；而要想激活内需，需要减税让利给居民。因此，减税是通往经济繁荣的基石。
美国经济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充分诠释了减税的重要意义。在1970年代其靠货币发展经济深陷滞胀陷阱，而在1980年代以后里根收缩货币、大力减税，换来了经济繁荣的40年，资本市场走出了股债双牛的大牛市。
我们欣喜地看到，领导人把减税降费列为扶持民企的六大政策之首，明确提出要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可以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要根据实际情况，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稳定缴费方式，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
而在减税的实际政策方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比如在今年5月份增值税税率下调1%之后，到今年9月份增值税增速出现了负增长。比如10月份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上调到5000元，未来还会把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保等四大支出列入抵扣范围。
由于增值税是最大的税种，如果未来还能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税率的改革，简化三档税率为两档，并且进一步下调增值税税率，我们测算每下调1%的增值税税率减税金额大约在5000亿，因此大幅下调增值税税率可以切实改善企业和居民的债务负担。
最重要的一点是，税收代表了政府掌握的资源，如果我们愿意真心实意大力减税，其实就是走向市场化的最为直接的证据。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不动摇，收缩货币打破刚兑，同时大力减税降费，就有希望驱逐劣币、奖励良币，走向靠内需和创新发展的繁荣之路。
（待续）
（整理、编译：王砚峰、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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