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70期（总第1867期） 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经济无需过于担心滞胀风险 数据给经济学家带来新工具 新经济“蜕变”进行时 标普：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能达40万亿元 日式养老服务在中国的机遇和风险
中国经济无需过于担心滞胀风险
[摘要：中国9月CPI同比涨幅升至逾半年新高；基数效应则继续拉低PPI增速。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通胀的短期回升不改长期趋势性回落之势，无需过于担心滞胀风险。]
央行年内再降准可能性不大
路透调查70余家机构的预测中值显示，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预计在6.6%，明年料进一步降至6.3%，维持前次7月调查时估值不变；通胀预估则较前次调查时有所上涨，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今明两年同比涨幅分别为2.2%和2.4%，前次调查分别为2.1%和2.2%。
受访机构并预计，央行年内继续调降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不大，预计年底将维持在当前水准14.5%；但明年前三个季度料逐季分别调降50个基点至13%，然后持稳在13%直至年终。至于存贷款基准利率今明两年预计都不会调整。
“今年底明年初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下行压力，但仍具韧性。”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发布半年报称，预计中国三季度经济增长6.6%，前三季度累计增长6.7%。交行指出，内外需求趋弱，加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陡然上升，中国经济运行的正常轨迹遭遇外部力量干扰。中美贸易摩擦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导致企业近几个月加快出口，随着应激式出口增长风头过去，未来对美出口明显放缓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这将导致当前已经大幅收窄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减少。他们并表示，8月之后宏观政策趋向积极且着力点在于促进基建投资，未来几个月基建投资增速有望探底回升，但全年增速必将大幅低于去年。伴随促进开放、增加进口、提高消费者福利的政策频繁出台并不断释放效力，将对消费起到提振作用，中国消费具有平稳增长的潜力，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
路透调查预估中值显示，中国今年三、四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6.6%和6.5%；明年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4%、6.3%、6.3%和6.3%。除了明年二季度增速预估较前次调查降低0.1个百分点外，其余季度增速预估均和前次调查一致。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报告对年底经济形势更为乐观，“随着国内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稳步增强，加之宏观政策调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将有所缓解，”预计四季度中国GDP增长6.7%左右，全年增长6.7%左右。他们分析，下一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按照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重点推动“六稳”政策落地，更加注重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合力作用，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措施切实落实到位，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同中国磋商制定贸易协议还“为时过早”，暗指美国关税举措未能向中国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后者在谈判桌上让步。美国财长努钦最新表示，中国需要提出具体的“行动项目”，以重新平衡两国的贸易关系。
路透综合近70余家机构预测中值结果显示，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的影响尚不明显，但国内需求放缓，尤其是基建投资加速下行，对三季度经济形成拖累，季度同比增速可能降至6.6%；不过受政策支持，未来基建增速或将有所回升，进而有助于稳定整体投资增速。
中国央行近日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自10月1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降准所释放的部分资金用于偿还10月15日到期的约4500亿元人民币MLF，这部分MLF当日不再续做。除去此部分，降准还可再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元。此次降准之后，大型与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分别为14.5%与12.5%。
中国通胀短期反弹不改长期趋势性回落
极端天气叠加双节影响，食品价格再度推升中国9月CPI同比涨幅升至逾半年新高；基数效应则继续拉低PPI增速。符合预期的数据一定程度缓解了对高通胀的担忧，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内需不旺的背景下，通胀的短期回升不改长期趋势性回落之势，无需过于担心滞胀风险。
鉴于猪价和油价的不确定走势，多数分析师预计，到明年上半年CPI同比增速可能仍会继续上行，个别月份或会达到3%；而PPI涨幅受基数抬高影响，预计将延续回落之势。整体来看通胀仍属温和可控，无碍货币政策宽松走向。“通胀如期回升，虽然食品价格推升通胀，预计今年末通胀将攀升至2.6%-2.7%水平，明年二季度有可能接近甚至达到3%水平。但我们认为，这不会改变货币政策宽松状况。”西南证券宏观分析师杨业伟表示。他分析称，一方面，CPI增速未能显著超过3%意味着通胀是温和的，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货币政策没有必要趋紧以应对温和通胀；另一方面，目前的通胀是供给收缩带来的，而货币政策功能是调节需求，如果因通胀压力上升而使用偏紧的货币政策，将导致供需双缩，经济下行压力将大幅上升。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最新表态亦传递出对通胀可控的信心，他认为中国的价格水平处于良性区间，预计全年CPI涨幅略高于2%，PPI涨幅在3-4%之间，中国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的空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和环比分别上涨2.5%和0.7%，均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一致，同比涨幅为今年2月以来最高；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6%，非食品价格上涨2.2%。9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3.6%，略高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3.5%，但创下今年4月以来最低；PPI环比则上涨0.6%。
“鉴于8月份供给端的各种冲击，CPI涨幅整体上还是符合预期。考虑到贸易争端对粮食和其他肉类进口的冲击并叠加猪瘟疫的影响，预计CPI在2.5%左右区间震荡为大概率事件。”中海晟融经济学家张一表示。
无需过于担心滞胀风险
受猪瘟疫情和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市场近期对通胀的预期升温，一些分析师认为未来半年可能会有类滞涨风险，但另一些则表示缺乏内需支撑，通胀压力短期上升后仍会回落，无需担忧滞涨。
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认为，当前的高通胀主要源自7、8月份的上涨，即当时猪肉疫情等因素导致本应环比下降的肉价并未下降），预计这种通胀压力将持续1-2季，这也足够引起市场预期改变，对债市产生压力将不小。
长江证券分析师赵伟则预计，明年CPI或呈“倒V”型走势，上半年通胀压力或相对较大。他指出，今年以来母猪存栏同比持续下滑，可能意味着明年上半年猪肉产量同比将下滑，或拉动CPI猪肉同比，进而推升CPI；美国对伊朗制裁，或阶段性对原油价格产生冲击，也可能对物价形势产生一定干扰；基数因素也将导致明年上半年中枢抬升。“总体来看，明年CPI或呈‘倒V’型走势，上半年通胀压力或明显加大，中枢进一步抬升、高点或接近3%，”他并称，去年底以来信用收缩的滞后影响，或导致未来2-3个季度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经济可能出现“类滞胀”风险。不过海通证券宏观团队的姜超、李金柳表示不必担心滞涨。他们指出，8、9两月CPI明显上行，四季度仍有可能升至2.5%-3.0%的高位，但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PPI继续下行，年内通胀走势分化。“在经济承压、需求放缓的背景下，通胀压力短期上升后长期仍趋于回落，无需过于担心长期滞胀风险。”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也持类似观点，他表示，虽然CPI环比和同比均保持上涨态势，但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内需相对平稳，价格上涨更多来自输入性压力。且从历史经验看，没有内需支撑的物价上涨通常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后续物价通缩的机率可能超过通胀担忧。
货币政策暂不会受通胀掣肘
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解读称，CPI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4%，涨幅与上月相同，影响CPI上涨约0.46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0.3%，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25个百分点。同比来看食品价格影响CPI上涨0.69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影响约1.78个百分点。他指出，在食品价格中，受夏秋换茬以及部分地区遭受台风、强降水和风雹等极端天气影响，鲜菜价格上涨9.8%，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25个百分点；受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影响，猪肉和鸡蛋需求增加，价格分别上涨3.7%和2.2%，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10个百分点。
在非食品中，受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推动，教育服务价格上涨1.9%，影响CPI上涨约0.12个百分点；房租拉动居住价格上涨0.4%，影响CPI上涨约0.08个百分点；成品油调价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3%和2.5%，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05个百分点。
对于PPI的走势，分析人士多预计，受基数抬高影响，年内不改涨幅回落之势。长江证券赵伟指出，本轮政策维稳更加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扩大内需或主要围绕“补短板”发力，包括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新型基建、能源结构优化等领域，基建投资结构性发力，对工业品需求可能弱于传统周期，可能延缓PPI下行节奏、但较难改变年内PPI下行趋势。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认为，虽然CPI环比和同比均保持上涨态势，但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内需相对平稳，价格上涨更多来自输入性压力。且从历史经验看，没有内需支撑的物价上涨通常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后续物价通缩的机率可能超过通胀担忧。“货币趋于缓慢放松的态势并不会因当前的价格表现而改变，经济维稳和风险管理的需要，都要求货币增长保持适当宽松状态。”上海证券的分析师胡月晓表示。华泰证券的李超团队则指出，当前货币政策已从稳健中性转向稳健灵活适度，如果经济状况从轻微类滞胀进一步演变为类滞胀，即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并跌破+6.5%、通胀持续上行突破+3%，在这种情形下，预判国家有可能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比如把通胀+3%的目标值提高至+3.5%，政策优先为经济托底。
（综合消息）
数据给经济学家带来新工具
哈福德认为，新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经济学家们终于能够对人们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事务进行细致、实时和大规模的观察。
如果好莱坞可信，那么古往今来每个科学家都有一个实验室，里面到处都是冒着泡的烧瓶、闪着灯的控制台和发光的魔球。科学作家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他曾参观过无数的科研实验室）告诉我，现实情况大同小异：装备可能没那么夸张，但总有装备。
科学依赖于工具，往往是专门的仪器，用于探测或衡量以往探测不到的东西——想想伽利略的望远镜或牛顿的棱镜。诺贝尔奖经常被授予开发此类工具的物理学家：云室（1927年）、电子显微镜（1986）、还有LIGO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2017年）。
那么经济学呢？经济学也有自己的诺贝尔奖，但很难找到一个因开发此类新工具或仪器而被授予奖项的个案。西蒙·库兹涅茨也许是这方面最有资格的，因为他发展了衡量国内生产总值（GDP）背后的思想。可惜，GDP是一个广义的总量，库兹涅茨深知其中的局限。
伟大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经济学描述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不幸的是，在马歇尔所处的时代（他于1924年去世）根本没有办法观察人们如何处理日常生活的事务，或许除非作为一位人类学家。那时的经济学家花很多时间坐在沙发上，认真思考理论而不是去衡量。
当代一些经济学家使用其他领域的旧工具取得了一些进展。麻省理工学院的艾斯特·杜夫洛是著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获得者，他使用随机对照试验（RCT）回答经济问题。典型的RCT试验可以追溯到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在1948年对链霉素治疗结核病进行的试验。
但终极目标是能够对人们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事务进行细致、实时和大规模的观察——理想状态是三者同时实现。这曾经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三项新发展令这个目标变得触手可及。
首先是高分辨率卫星图像的可获得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艾历克斯·普法夫（Alex Pfaff）意识到，这些图像可用于回答关于亚马逊地区开发项目与毁林之间联系的相关问题。此后很多人都曾效仿。卫星可以轻松测量夜间照明，这是跟踪经济活动和城市发展模式的简单方法。还有可能测量各种空气污染，以及观察作物的生长。
算法正开始大规模提取细微的信息：埃塞俄比亚有多少住宅有铁皮屋顶？肯尼亚的哪些道路状况良好？与此同时，价格越来越便宜的小型卫星每天都在拍摄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高分辨率照片。
一个更大的变化是经济学家正在使用行政管理数据。我当然意识到“经济学家正在使用行政管理数据”足以角逐2018年度最无聊的句子。但在过去20年左右期间，此举悄然掀起一场革命。行政管理数据是政府或私营公司为完成工作而产生的数字。学校记录出勤率和成绩。税务机关知道你（申报）的收入——而且还知道你住哪里、什么年纪、可能还知道你的孩子们是谁。随着这些记录逐渐数字化，它们能被用来解答研究中的严肃问题。例如，税收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富人或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富人或穷人。
这些细节数据现在处于实证经济研究的最前沿。据戴夫·唐纳森（Dave Donaldson）表示：“在我研究的国际贸易领域，我很少看到哪篇论文会不使用海关级别的数据。每批货都会生成一份记录，说明货物是什么、从哪里来、运往何处，以及缴纳的税款。”
第三件测量工具是移动电话，每次拨打电话，电话公司都会生成一个记录，谁打给谁、什么时间、通话多久，以及电话双方位置在哪，有时能精确到100米以内。有了这种“元数据”，经济学家和其他研究者可以研究各种课题，例如：人们的移动速度有多快，以及这会在多大程度上与流行病传播相关？一个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运作是否良好？难民融入新的社会的速度有多快？
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数据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乔什·布鲁门斯多克（Josh Blumenstock）告诉我，“任何一个毕业超过五年的经济学博士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数据，他们在拼命补课。”
当然，临时抱佛脚也有产生成果的时候。终于，经济学家们不仅能够理论化马歇尔所称的“日常生活事务”，还能观察它。我们的工具让我们看到了新的东西——而我们的所见决定了我们的所思。
（FT，2018.10.10）
新经济“蜕变”进行时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钱智俊认为：科技革新在供给侧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在需求侧与消费升级的结合，都将产生最具活力的投资机遇，中国新经济发展亦将因此获得相应的比较优势。
他们为FT中文网撰稿指出，罗默教授（Paul M. Romer）的新增长理论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不竭之源。恰在当前，沿循这一规律，全球新经济正在种种迹象之下迎来“蜕变”。
文章认为，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新经济兼具“信息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根据两类效应相对强弱的不同，新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危机十年，“信息优化效应”占主导地位，“技术进步效应”居辅助地位，导致新经济自身发展与经济总体走势并不同步。第二阶段是后危机时代，两大效应地位反转。新经济亟待打破路径依赖，凭借科技革新实现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才能打开发展新空间。展望未来，在市场力量和政策监管的双重引导之下，“蜕变”带来阵痛，更带来新生。在新阶段，新经济中更富有“技术进步效应”潜力的领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增长前景。科技革新在供给侧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在需求侧与消费升级的结合，都将产生最具活力的投资机遇，中国新经济发展亦将因此获得相应的比较优势。
新经济发展的两大效应与两大阶段。根据学理，经济长期增长主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两大正向效应。一是“信息优化效应”。通过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新经济以信息流引导要素流动、打破市场扭曲，进而优化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效应”。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发力点，充满活力的新企业纷纷涌现，针对新技术的投资提速，从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化和扩散，并且这一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显著。
从两者关系来看，“信息优化效应”本质是现实局部最优化。在“信息优化效应”充分发挥后，则必须以“技术进步效应”为引擎，从较低级的最优化迈向更高级的最优化，才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从具体实践来看，“信息优化效应”的主要提供者是互联网企业，并集中体现于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技术进步效应”的主要提供者则是智能设备和高新技术的研发企业，并据此支撑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虽然“信息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相辅相成、同时进行，但是两者贡献的相对大小因时而变。因此，根据主导效应的转变，新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危机十年。在这一阶段，新经济的“信息优化效应”占主导地位，“技术进步效应”居辅助地位。其典型表现在于，一方面，互联网企业成为本阶段新经济的主力军，深刻重塑市场机制，有力优化资源配置并赚取由此产生的红利，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危机十年始终未能出现革命性的科技突破，反而是上一轮信息技术浪潮的衰退成为各国经济挥之不去的困扰。基于此，在这一阶段，新经济自身发展与经济总体走势并不同步，甚至呈现一定的逆周期性。例如，2008-2017年，科技股的表现保持长期坚挺，超脱于股市的起伏动荡，亦明显优于全球复苏的总体走势。其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叠加全球长期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负面成本，造成了要素市场扭曲、要素配置阻滞。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够凸显“信息优化效应”的经济价值，从而进一步增强新经济企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第二阶段，后危机时代。以2018年为起点，内外部因素的重大转变开启了新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两大效应的地位发生轮换。从外部看，随着全球经济开启真实普遍复苏，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稳步推进，正在渐次修复市场扭曲，因此“信息优化效应”的相对重要性下降。相反，随着全球供给侧改革的提速，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亟需重大科技突破从根本上激活增长动力，因而对新经济的“技术进步效应”尤为期盼。从内部看，经过危机十年的高速发展，基于上一代科技革新所能优化的资源配置潜力，已经基本得到利用，“信息优化效应”的增量随之放缓。新经济亟待依靠“技术进步效应”，完成新一轮科技积淀，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才能为“信息优化效应”打开新空间。
基于此，展望新阶段，“技术进步效应”将占主导地位，“信息优化效应”则居辅助地位。遵循这一模式，新经济将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传统领域深度融合，通过大规模改造传统经济金融体系，实现科技进步对全产业链的正向溢出；通过强化创新驱动、服务经济总体，以扩大自身发展空间。从外在表现来看，这一趋势将体现为新经济的自身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总体复苏相关性提高。
路径依赖产生沉重后果。基于以上逻辑，随着第二阶段的开启，新经济亦需要切换到以“技术进步效应”为主、“信息优化效应”为辅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一“蜕变”并非坦途，一方面，相较于“信息优化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的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另一方面，历经危机十年，借助于“信息优化效应”，新经济巨头天然地掌握了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大影响力，特别是对信息这一新的要素资源，形成了类似于自然垄断的特殊权力。由此，新经济企业易于陷入上一阶段的路径依赖，拒绝因时而变，反而加速推动“信息优化效应”的垄断化，以攫取经济租金。在“信息优化效应”的重要性和发展空间都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及时增强“技术进步效应”，而是仍固执地在“信息优化效应”上盲目发力，将对经济总体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市场层面，盲目发力导致过犹不及，使资源配置的优化变为资源配置的扰乱。在道德层面，路径依赖诱使新经济的资源配置之手越过雷池，伸向了不该由市场染指的领域。例如，2018年3月，Facebook爆出“泄密门”事件，大量用户资料被外部公司用于精准化的选情民意操控。9月末以来，Facebook再度卷入用户数据大规模泄露事件，并被指责违规采集用户信息。Facebook的两轮“泄密门”发生后，市场和公众反应强烈，导致其市值遭到重创。Facebook的“多事之秋”有望敲响警钟，成为全球新经济摆脱路径依赖、加速发展转型的风向标。
随着全球真实复苏的开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美、欧盟等经济体的供给侧改革竞跑如火如荼。2018年年初以来，出于对新经济“技术进步效应”的渴求，叠加走出危机后政策空间的改善，各国政府正在用疏堵并举的方式，打破上述的路径依赖，推动新经济的发展转型。就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信息优化效应”突出的亚马逊公司进行多轮谴责，另一方面则通过税改，引导科技公司的海外盈利回流，反哺国内制造业投资，此外还通过针对知识产权的贸易摩擦，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设定护城河。就欧盟而言，2018年5月25日，GDPR正式落地生效，构建了史上最为严厉的个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全方位限制新经济对“信息优化效应”的滥用。而中国则稳步强化新经济对智能制造的推动作用，加速引导独角兽回归，构建“独角兽-资本市场-新经济”的正向循环。同时，近年来，对于部分互联网巨头而言，针对这一“蜕变”的布局其实已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例如，百度、谷歌向人工智能大举进军，网易试水现代农业，腾讯、阿里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激烈角力，争相提供对制造业的现代信息技术服务。
有鉴于此，从全球来看，新经济发展向第二阶段的“蜕变”已成大势所趋。新经济中更富有“技术进步效应”潜力的领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增长前景。其中科技革新在供给侧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在需求侧与消费升级的结合，都将产生最具活力的投资机遇。遵循这一视角，基于中国稳步推进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相对充裕的消费升级潜力，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将在新阶段呈现相应的比较优势。
（FT中文网，2018.10.11）
标普：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能达40万亿元
标普报告估计，预计2017年中国“隐性”地方政府债务高达40万亿元人民币（合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这一比例高得惊人。这正值中国经济降温，制造业开始受到中美贸易争端冲击。
虽然确切数字未知，因为大部分债务不在资产负债表上，但标普全球（S&P Global）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已积累了30万亿至40万亿元人民币（合4.5万亿至6万亿美元）的债务。
该报告称：“这是一座蕴含巨大信用风险的债务冰山。”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一直未获准在资本市场上发债，因此，为了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它们不得不创建了另外的融资工具。基础设施项目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虽然地方政府最近才获准发行债券，而且中央政府试图打击地方政府的表外融资，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很活跃。近年来，地方政府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和投资基金为许多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报告称：“这只是增加许多项目的隐性政府债务的另一种方式。”报告称，随着经济降温，高水平债务的结果可能是地方政府违约——尤其是在“实力较弱的地市级或区级政府”。
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未来几年放缓。今年中国第三季度GDP预计将增长6.6%，较上一季度略有下降。中国政府还在推行严格的银行业改革，收紧了通过表外渠道获得信贷的渠道。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爆发的一场激烈贸易战，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削弱中国的经济产出。
《金融时报》Lex专栏指出，债务一直是一种平衡工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此提供了一种手段。即使试图遏制国内信贷，中国也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用官方债务取代这些工具是一个开始。但是，如果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添加至政府公布的数据，将导致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60%。中国了解这个问题，自2015年以来，它一直在强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会获得任何政府支持。然而，地方政府仍然需要为其项目筹措更多融资，超出政府限制所允许的范围。这些借款上限正在减缓经济增长。
近期推动创建的“特殊目的”债券（类似于美国的财政收入支持市政债券），无法取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标普全球估计，明年将有1.4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到期。受到允许的特殊目的债券发行量太少，不能满足中国的基建需要。如果足以支持中国基建支出的债券全部在官方支持下发行，中国的借款成本可能会显著上涨。
中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它不能同时具有透明的政府会计、显著减少表外债务发行量，并增加公共投资。考虑到北京方面的优先事项是避免经济放缓和化解金融风险，最有可能的结局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迎来一段漫长的调整期。
（综合消息）
日式养老服务在中国的机遇和风险
日本大型护理企业相继扩大在华业务。日本最大的护理企业日医学馆（Nichii Gakkan）2019年将在中国开设该公司最大规模的护理设施，LONGLIFE控股公司将运营拥有约3000个房间的超大型老年人住宅。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人，是日本的5倍以上。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日本人口的减少，这一差距到2050年将扩大到9倍。虽然很多日本企业瞄准中国护理保险制度的引入，纷纷进军中国养老市场，但如果与欧美的大型企业正式竞争，占据地利优势的日本企业也很有可能被埋没。
2018年12月，日医学馆在大连拥有20个床位的护理设施将开始运营，并计划2019年5月在北京开设200个床位的护理设施。目前，日医学馆在日本国内最大的设施是158个床位，在北京的护理设施将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规模。预计入住费为每月1万元左右，以高收入人群为目标客户。
日医学馆此前在中国只提供上门护理的“居家型服务”。今后将打造兼具“居家护理”和“机构护理”两种功能的大型护理设施，并以此为中国业务的轴心，逐步进军沿海大型城市。
日本关西地区的大型护理公司LONGLIFE控股将于2020年在青岛开工建设约3000个房间的超大型老年人住宅，预订2025年完工。这将成为日本护理企业运营的最大规模老年人住宅。该公司2011年在青岛开设了一家拥有161个房间的高档养老院。目前几乎满员，因此2018年12月将新开拥有100个房间的设施，同时将运营大型养老设施。
日本Medical Care Service公司将于10月在天津开设认知症患者的护理设施。该公司正在与岛根大学等机构共同开发尽早诊断、预防和改善认知症的人工智能程序。该公司社长山本教雄表示，“中国的认知症患者的护理需求不断提高，为应对未来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希望普及我们的经验和技术”。
日本护理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的背景是，日本人口持续减少以及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
据联合国统计，2015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1.3亿人，2025年将达2亿，2040年将突破3亿人。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在2025年达到被视为“老龄化社会”指标的14%，2036年将达到“超级老龄社会”指标的21%。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14%到21%预计只需11年，比日本少了2年。有调查显示，中国的护理等养老产业的市场规模到2030年将膨胀至22万亿元。
日本的情况如何呢？2015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3300万人，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3600万人，2045年将增加至4000万人左右。预计护理市场的规模（目前约为10万亿日元）也将进一步扩大。但是，2045年之后日本老龄人口数将转为减少，中日市场规模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中国完善护理保险制度也是推动日本护理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原因。中国政府力争2020年引入护理保险制度，目前已经在15个城市进行试点。
虽然中国的护理保险制度与日本的制度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例如中国的制度只以症状较重的人为对象，但日本的护理企业凭借与保险制度相结合的细致服务，在中国获得了很高评价。各护理企业借助大数据为每位顾客提供最佳服务，充分利用了在本国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有的企业未来还考虑将主战场转移到中国。
不过也存在着中国市场特有的困难。在中国，由家人照顾老人的意识很强，尚未培育出接受上门护理服务的土壤。正因为此，开展上门护理服务的日医学馆的在华业务才持续亏损。
虽然以城市地区的高收入人群为中心，入住养老设施的护理服务逐渐得到认可，但外资企业难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因此通常与房地产公司等当地企业合作，委托设施的运营。有时不能在设施需求较多的市中心运营，而且利润空间也被挤压。
此外，竞争对手也开始增多。自2013年中国政府开始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护理领域之后，入局企业迅速增多。此前护理设施主要由国有企业运营，但近年来除了当地的跨行企业外，美国和法国等海外的护理企业也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虽然在护理保险制度下高品质的“日式服务”在中国受到好评，不过熟悉中日两国护理领域情况的中日长者事业咨询事务所（Japan-China Welfare Planning）的代表王青表示，中国的护理服务的品质近年来大幅提升，日式护理服务的优势有所减弱。例如，日本更重视帮助老年人自立，而中国要求周到服务的老年人居多。因此，日企必须要掌握当地的需求，结合日式服务的强项提供服务。此外，人手短缺成为中日共同面临的课题。必须要在录用和培训层面产生新想法，例如在中国聘用赴日学成回国的护理技能实习生。
一直以来，日本的护理企业借助日本的公共制度实现成长，即使营销和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不足也能够确保一定的收益。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巨大市场中国，仅仅移植日式经验很难取得成功。
（日经中文网，2018.10.12）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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