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68期（总第1865期） 2018年10月8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非洲应该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日经调查：贸易战或将长期化 印度应避免步其他新兴市场后尘 迟滞10年的美国经济可能刚刚恢复常态 日媒：美国制裁也压制不住的中国式创新
非洲应该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摘要：非洲曾于2000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作“无望的大陆”。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大陆整体由乱趋稳，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和平红利、人口红利等不断释放，非洲逐渐变为“希望的大陆”。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土耳其等新一批外部大国正在非洲取得商业和战略立足点，给非洲带来发展的新机遇。如何抓住机遇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成为摆在非洲面前的重要议题。]
非洲的动力与潜力
《环球》杂志第19期刊载了王磊的关于非洲经济的分析文章。文章认为，非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渐足。在1995-2014年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5%左右，发展速度仅次于东亚板块，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主要得益于四个因素。
其一，和平红利显现。当前非洲安全形势较之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初期已大为改善，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安哥拉、利比里亚等国的长期内战相继结束，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冲突于21世纪初逐渐平息，长期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索马里也于2012年成立联邦政府。目前来看，除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刚果（金）东部、马里北部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仍有局部冲突外，非洲国家进入独立以后较为稳定的阶段。总体和平的局面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其二，年轻劳动力充足，“人口红利”逐渐显现。联合国报告称，拥有众多年轻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潜力巨大，2050年之前每年有望获得“人口红利”5000亿美元。据推算，2015-2025年非洲将新增适龄工作人口2.1亿，占全球42%。未来50年内，非洲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其三，中产阶层的扩大带动了内需。非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以每人每天收入在20美元以上为标准，非洲已有约3.7亿人（占非洲总人口的34%）进入中产阶层。例如，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70%。受城市化加快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驱动，非洲消费规模不断增大，2020年有望达到1.4万亿美元，其中的增长空间蕴藏有巨大利润。其四，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近十余年非洲每年基础设施开支约450亿美元，占GDP总量的5%以上，其中约40%的资金投入交通运输领域，35%的资金投入能源领域。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水平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铁路、公路、桥梁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竣工投入使用，为非洲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
文章认为，非洲经济未来潜力更大。由于近些年非洲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非洲的经济机遇。但同时，由于经济底子薄，工业基础差，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非洲的经济发展还受制于一些因素，但也正因如此，非洲经济发展显现出更大的潜力。
从生产结构看，非洲经济仍较为“初级”。农业占非洲GDP的40%，占出口额的40%以及就业机会的70%-80%。工业化是非洲孜孜以求的夙愿，而目前工业化还处于低水平阶段。非洲制造业在GDP中占比约10%，仅占全球制造业的1%。据国际经济机构测算，制造业仅提供了非洲工作岗位中的7%左右，在2008年之前的30多年里，该指标一直变化不大，但近十年情况有所改善。
从贸易结构看，非洲仍然处于全球分工产业链的低端和边缘。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初级产品仍占非洲出口总量的3/4左右。从吸引外资的情况看，非洲已获得较多外资垂青，但在全球资本格局中非洲占比有待提高。2000-2017年，外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增长较快，由90亿美元增长至约600亿美元。同时，在高新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方面，非洲继续处于“陪跑”地位。受困于传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研发资金缺乏、人才瓶颈突出等限制，非洲的新兴战略产业亮点有限，在人工智能兴起的新科技时代，非洲的发展任重道远。
目前，非洲中产阶层尚不稳固，存在因战乱返贫、因恐怖主义返贫、因大旱天灾返贫等现象。据联合国报告，目前全球超过40%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虽然该地区极端贫困人口占本地区人口比例已由1990年的57%下降到2015年的41%，但未来减贫脱贫任务依然繁重。同时，非洲一些国家的失业问题较为突出，据国际经济机构估计，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非洲需要每年创造2000万-3000万个工作岗位来吸纳迅速增长的劳动力。
文章认为，未来20年内，非洲经济有望保持年均3%-5%的增长态势。届时经济总量将从目前的2.5万亿美元增长到4万亿美元左右，但全球占比不会有太大变化；非洲的生产、贸易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但实现根本性动能转换尚需更多时日。有分析人士指出，非洲要实现经济稳固增长，完成工业化夙愿，可以从政府治理效能入手。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近年来依靠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产业规划，经济实现每年近10%的增速。在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经济，政府可以扮演更为积极的发展型角色，凝聚各个部族、社会阶层的力量。政府还可根据各国原材料及产品的供应条件、市场需求和产业的关联效应，来确定恰当的产业政策和崛起路径。可以说，打造强有力的发展型政府，是决定非洲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非洲的新机遇
从中国到巴西、从俄罗斯到土耳其，新一批外部大国正在非洲取得商业和战略立足点，促使美欧重新评估对非政策。
一家土耳其公司正在为加纳供应一部分电力。另一家9月在加纳的国际机场建成一座气派的新航站楼。一家菲律宾公用事业公司即将接管西非最大输配电企业——加纳电力公司（ECG）的运营。甚至连以独立运动领袖夸梅·恩克鲁玛命名的加纳最大立交桥也是由巴西人承建的。
加纳是今年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也是正在彻底重塑非洲与世界互动的各种力量的缩影。从中国到巴西、从俄罗斯到土耳其，新的一批外部大国正在这块广袤大陆上取得商业和战略立足点，而直至不久以前，这块大陆还一直由前欧洲殖民大国和美国主导。
在一些人所称的“对非洲的新一轮争夺”中，这些非西方国家正在寻觅商机，试图在一个困难但充满活力的地区建立存在。虽然中国在过去10年里引领这股潮流，但其他许多国家已开始效仿中国。
无论是在非洲之角争夺影响力的海湾和中东国家，还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锁定对电动汽车至关重要的钴矿资产的中国，抑或是取代美国成为尼日利亚原油最大进口国的印度，新一批参与者正在让整个非洲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可以理解的是，非洲人不赞成“争夺”这个带有19世纪色彩的说法，当时欧洲列强为分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1865年至1909年在位）所称的“magnifique gateau Africain”（美丽的非洲蛋糕）而争吵。相反，许多非洲国家把外界对非洲大陆更广泛的兴趣视为一个绝佳契机，可以催化出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告别他们眼里非洲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家长式关系（或彻头彻尾的剥削关系）。
几内亚比绍的发展经济学家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表示，对于可被称为“后后殖民”时代的种种新的可能性，他还没有见过哪个非洲领导人不感兴趣的。“这给非洲人带来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他说，“在回应这些加大基建和融资的激励方面，各国领导人的雄心上升了很多，并且敢于不理会西方的压力。他们发现这非常令人振奋。”
这些变化中的接触方式——它们已导致美欧重新评估各自对非洲大陆的姿态——反映在贸易中。早在2009年，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中非贸易额达到1700亿美元，低于2014年的峰值，但仍比本世纪初高出近20倍。相比之下，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额仅为390亿美元。
其他国家在效仿中国这个先行者。多个国家对非洲的敞口已从较低的基数显著提升。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 ECA）的数据显示，非洲-印度贸易额已从2001年的72亿美元跃升逾10倍，至2014年的780亿美元，使印度成为非洲第四大贸易伙伴。据布鲁金斯学会计算，2006年至2016年期间，非洲从俄罗斯和土耳其进口商品价值分别增长了142%和192%。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倡议”（China-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16年的10年间，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了约1250亿美元。上月，40来位非洲国家领导人齐赴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们承诺未来3年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
华盛顿正在警惕地注视着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去年，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吉布提正式建成，在美国等国家早已建立军事基地的这个非洲小国确立了自己的存在。
有关美国正在失去对非洲大陆影响力的日益强烈的感觉，有助于解释特朗普总统为什么决定支持专注私营部门的发展机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大规模扩张，其放贷上限将提高一倍多，至600亿美元。这项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已获得众议院通过，但正在等待参议院批准。这个所谓《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 Act）的支持者，明确将其与国家安全以及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联系起来。
在阿克拉，加纳民主发展中心（Center for Democratic Development）执行主任夸西·普伦佩（Kwasi Prempeh）表示，华盛顿仍太过聚焦于非洲的威胁，而对机遇关注不够。“美国仍是参与者，但它被困在后伊拉克时代，”他说，“其政策由‘安全官员’推动。”
批评人士称，欧洲也迟迟没有看到非洲的潜力，只是现在才尝试对其他国家取得的进展做出回应。9月，英国首相特里萨·梅进行了一次非洲三国之行，试图为后退欧时代的英国招揽生意，并宣示英国的相关性。在英国上市的公司与非洲大陆的历史渊源（包括在石油和矿业的巨大利益）意味着，按存量计，英国仍是第二大对非洲投资国。英国还依然是对非洲的大型援助国。但许多人从梅的此次访问（包括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国首相30年来首次访问肯尼亚）中看到的是，伦敦已变得在外交上多么与非洲脱节。英国外交官、科菲·安南时期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 Brown）表示：“可怜的梅确实有很多需要追赶的。”他说，本世纪头几年，“我们就开始听到有关中国在非洲所作所为的抱怨，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抱怨。但是，我的上帝，他们为其他国家创造了一种竞争性激励”。
有迹象表明，虽然晚了一些，但欧洲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外交和商业挑战。去年，德国推出了它所称的“非洲马歇尔计划”，承诺向对非洲投资的企业提供公共资金。默克尔发起了这项迄今启动缓慢的计划，她表示：“我们将为我们自己创造更多安全，我们将为人口贩运画上句号。”
“他们回应的是对移民涌入感到不安的国内选民，”普伦佩表示，“他们想的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直接投资或援助，让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自立，那么或许我们就能阻止移民人潮’。”他指出，大众汽车承诺在加纳组装5000辆汽车就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例。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试图为非洲大陆描绘一个新的愿景。强调自己生于非洲国家赢得独立之后的马克龙，呼吁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摆脱殖民包袱的关系。他还强调非洲大陆说英语和葡萄牙语的地区、以及传统法语区给法国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带来的商业机会。但就像默克尔一样，马克龙扩大与非洲接触的动机也带有恐慌的因素。在去年12月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发表的演讲中，他警告某些危险“可能不可逆转地破坏非洲的稳定，进而破坏欧洲的稳定”。
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商业和外交机遇的考虑，更多类型的参与者给非洲领导人带来了更多选择。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维拉·松圭（Vera Songwe）说：“这形成了我们从未见过的竞争局面。”
在不断增加的兴趣中，有一部分是机会主义的。“冷战结束时，西方基本上撤出，不再维护其在非洲的利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非洲问题专家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French）说，“由此创造的真空花了很久才吸引来一大批新参与者。中国显然是最重要的，但马来西亚、印度、越南、土耳其、巴西、俄罗斯以及海湾国家都被吸引来了。我认为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尽管非洲显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成本基础比欧美竞争对手更低的公司往往能获得不错的利润。加纳富达银行（Fidelity Bank）董事长Edward Effah说：“多年前，土耳其人就决定要在非洲开展更多业务。他们设立使馆，开设出口信贷机构，开通了更多航班。”他指的是现在运营飞往40多个非洲城市航线的土耳其航空。
许多企业还看到了非洲人口结构的较长期商业前景。联合国预计，从2018年到2035年，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10个城市都将位于非洲。中位年龄只有19岁的非洲，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增加一倍，达到逾20亿，而到本世纪末还将增加一倍。即使生活水平没有大幅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差不多可以保证数十年的强劲增长。而一些非洲国家正显示出经济增长势头增强的迹象。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球增长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6个位于非洲，其中包括拥有1.05亿人口的埃塞俄比亚。中国、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在该国都很活跃。
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多个国家都看到了扩大与非洲接触的好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望打破对欧洲市场的依赖，自2003年掌权以来他已访问了23个非洲国家。
就在今年6月，阿联酋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30亿美元援助和投资，帮助后者避免了一场外汇危机。一个月后，沙特阿拉伯向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承诺提供100亿美元投资，主要投入电力领域。
冷战期间在非洲大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俄罗斯，正在重整旗鼓——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中非共和国以及莫桑比克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并同意向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出售武器。曾在多个非洲国家出任大使的科伦达雅索夫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们远远落后于所有国家，但这只是暂时的。”
所有这些新关注——无论是出于对移民或恐怖主义的恐惧，还是出于商业逻辑——正在为非洲带来各种新机遇，使各国政府能够挑挑拣拣，受益于外部大国之间的竞争。但这其中也存在陷阱。非洲各国的公民社会团体正在试图制衡本国领导人，指责许多领导人达成了损公肥私的腐败交易。
松圭强调了在整个非洲大陆达成良好交易和分享经验的重要性。她还表示，迈向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今年在原则上签署达成）的举措，将通过创造规模经济（而不是任由非洲大陆的经济“巴尔干化”）来加强非洲的地位。“我觉得我们非洲大陆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我们怎样获得，”她说。她不认同“争夺”的说法，“争夺听起来像狂野西部，但我不认为非洲仍处于狂野西部阶段。我们已经在向明确的目的和目标迈进。”
非洲国家能从中国学到什么？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教授（Humphrey Moshi）就非洲发展与中国经验问题近日接受了《南风窗》记者专访的专访。
莫西认为，非洲最需要学习中国的是尽快摆脱贫穷。在非洲，至今仍有四亿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数字占到全世界贫困人口的一半。中国的经历告诉我们，贫困是可以克服的。非洲从中国身上学到的另一点是，新自由主义不是摆脱贫困的唯一方式。很长一段时间里，非洲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它要求我们的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不要保护企业，让企业在市场中自由竞争。西方国家并不考虑非洲的现状是怎样的，他们的逻辑是，既然这一套在西方是适用的，那到了非洲也应该适用。结果是什么呢？非洲的工业化几乎止步不前，很多非洲国家已经完全依赖于西方。这是因为非洲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企业没有竞争力，又没有来自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怎么和外国企业竞争呢？中国已经证明，新自由主义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只是部分使用了新自由主义，没有完全照搬。这里有很多研究市场经济的学者，但中国没有变成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过去40年里，中国出台了许多管控市场的公共政策，但经济运转得非常好，效率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这给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模型，也就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莫西还特别强调，中国非常重视国内政局的稳定，这是非洲国家最应该学习的。你看所有政局不稳定的国家都衰败了。和平与安全，这是国家发展的前提。中国的政权没有频繁更迭，你们有非常灵活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很强，向人民许诺的经济目标，总是能够实现。但非洲面临很大的困难。在非洲，政治领袖腐败、自私、不谦逊，这让国内局势变得混乱。
莫西指出，非洲首先要争取做选择的空间，保持政策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没有跟着西方国家走，这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在非洲，许多国家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金融体系有很深的依赖，这种依赖会影响非洲国家的政策。当一个非洲国家从美国那里得到援助的时候，它的政策制定必须服从于美国，接受金钱的同时也必须接受一些别的条件。莫西指出，许多非洲国家希望实现工业化，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些国家打算停止从美国进口二手衣服、鞋子，转而发展本国的服装制造业。但是美国对他们说，你要是不进口我的旧鞋子，我就不再给你援助了，而且我要停止你们在“非洲发展与机遇法案”（AGOA）下受益的资格，你们生产的服装别想在美国市场获得免税准入。美国发出这一威胁后，肯尼亚、坦桑尼亚与乌干达都放弃了加征关税的做法，只有卢旺达拒绝改变立场。这就是美国对非洲的援助。美国经常威胁非洲，如果你做了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就停止援助你。非洲国家非常依赖美国，被美国胁迫，政策就丧失了独立性，也就任美国摆布了。
莫西认为，非洲不能照搬“华盛顿共识”，也不需要完全按“北京共识”来做。在两种模式之间，非洲国家应该灵活选择，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不过我想强调一点，政府要在经济当中发挥作用，这是非洲国家一定要向中国学的。
莫西最后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中非合作已经在贸易、投资和援助等方面赋能了非洲经济。尽管如此，合作还可以进一步深化，非洲国家应该重视与中国的合作。这是因为，中国是赋能者，而不是殖民者。
（综合消息）
日经调查：贸易战或将长期化
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经QUICK新闻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学家调查显示，7-9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预测平均值为6.6%。维持在略微低于4-6月的6.7%的水平。由于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短期有望避免中美间贸易战导致的大幅失速，但认为中美争端本身将长期持续的看法突出。
从调查结果的全年增长率展望来看，2018年为6.6%，2019年为6.3%，2020年为6.2%，与上次的6月调查没有改变。经济学家根据自2017年增长6.9%开始维持缓慢减速这一基本预期，预测了贸易战的影响。
以多选形式询问可能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因素，“中美贸易战的恶化”为最多。法国安盛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的姚远估算认为全面贸易战有可能将中国GDP最多拉低1.5%左右。日本三井住友资产管理的佐野铁司认为，“中国政府将在2019年3月将增长目标（从目前的6.5%左右）调整为6-6.5%”。
关于贸易战的走向，瑞士宝盛银行（Bank Julius Baer）的苏珊·约翰（susan Joho）表示，“中美似乎都对‘交易’不感兴趣，特朗普将奔向额外关税”，这种悲观看法很多。在16个有效回答中，仅有5人认为贸易战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走向平息。认为今后1年里不会改变（6人）和将恶化（5人）的预期突出。
光大新鸿基的温杰指出贸易战有可能发展为围绕技术和汇率的争端。招商证券的谢亚轩指出，美国提高关税，将以对中国来说长期最为重要的高科技产业作为主要目标，显示出警惕感。
荷兰ING银行的彭蔼娆分析认为，贸易战对出口乃至与之相关的供应链均构成巨大风险。中小企业将遭受打击，生产和投资的增长将放缓。法国兴业银行的姚炜指出，由于去杠杆化（压缩过剩债务），出现了经济减速迹象。贸易摩擦很快化解的可能性较低，有可能对出口产生重大影响。
成为焦点的是支撑经济的政策。中国在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新加坡银行的理查德德·杰拉姆认为，“贸易摩擦将拖累经济增长，但经济刺激措施将推高国内经济，抵消负面影响。能够避免过度减速”，在此次调查中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较多。
工银国际的程实则认为，到10-12月，金融市场的悲观论调将得到修正。在半年左右之后，政策效果显现，到2019年1-3月将直接刺激投资和消费。还有观点认为通过健康且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望实现新的投资增长（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的范小晨）。
另一方面，过去的经济刺激对策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大。建银国际证券的苏国坚预测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将复苏，但明年和可能也是仅为一位数增长。凯基证券的陈浩指出：短期经济刺激措施将扭曲经济结构，加大将来的金融风险。可见看出担忧结构改革被搁置的观点也根深蒂固。
在调查中，相继有观点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期修正为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方向。到2018年底的预测平均值为1美元兑6.85元，即人民币与上次6月调查（6.53元）相比贬值近5%。认为由于美元升值倾向和贸易战导致的不确定性，人民币做空压力将持续。但是，很多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容忍人民币快速贬值，认为人民币贬值跌破1美元兑7元水平的观点属于少数派。
关于未来1年的货币政策，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央行）会将“存款准备金率”分数次下调0.25-0.5%的预测占大多数。意在增加银行的手头现金，使资金流向中小企业。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DWS）的肖恩·泰勒（Sean Taylor）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担忧经济前景，将把去杠杆化（过剩债务的压缩）放在一旁，最优先确保经济稳定”。
调查方法：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经QUICK新闻（NQN）9月中下旬以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为对象通过书面实施调查，获得26人的回答。
（日经中文网，2018.10.5）
印度应避免步其他新兴市场后尘
康奈尔大学教授及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普拉萨德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而且拥有一个稳定的政府。然而，该国已加入处境艰难的新兴市场行列。他认为，印度需要一揽子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短期内以具体政策行动显示诚意。危机依然有可能变成印度的转机。
全球金融状况收紧以及美联储（Fed）进一步加息的前景和美元走强，加大了对拥有经常账户赤字和巨额外币债务的国家的压力。尽管印度也有一些这样的弱点，但很难把它与面临艰难国内经济和政治局面的阿根廷、巴西和土耳其等国混为一谈。
但投资者显然看到印度有很多值得担心的问题。全球油价上涨以及强劲的国内消费需求，导致经常账户赤字扩大并引发对通胀上升、预算赤字扩大以及货币继续贬值的担忧。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今年已下跌15%。
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镇定。印度卢比兑经过贸易加权的一揽子贸易伙伴国货币的汇率下滑幅度不那么剧烈，今年只有大约8%。印度拥有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通胀仍然温和。
最近几年，印度总理纳莫迪一直坚持，印度卢比的强势是印度经济活力和政府管理质量的反映。这一主张束缚住了莫迪政府。
莫迪政府应对印度卢比疲软的方式与很多新兴市场往往会做的一样：对进口施加限制、同时出台鼓励资金流入的措施（包括方便国内企业在海外借入硬通货债务）。这些措施难以激发信心，同时可能让国内外投资者都感到恐慌，他们认为印度政府用这些措施替代更深入的改革。现在人们在问，这届政府是会继续走自由化道路，还是会在境况艰难时逆转路线。
事实上，印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仍被卷入新兴市场整体危机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提高印度经济生产率的改革被推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印度卢比的疲软并没有转化为提振印度商品出口的动力，反映出印度工业的竞争力较弱。
明年印度将迎来大选，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忧政府可能会出台扩大预算赤字的民粹主义措施，推行这些必不可少但在政治上困难重重的改革变得越来越希望渺茫。开放资本账户的临时措施不太可能带来境外资本，除非政府承诺长期持续放松资本流动管制。
印度央行明智地按兵不动，该行认识到如果大幅加息被视为惊惶之下支撑货币的举措，那么加息的效果会减弱。印度央行除了消除短期过度波动外，并未强力抵制印度卢比承受的市场压力，这一政策为该行的信誉和效力加分。
印度需要一揽子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短期内以具体政策行动显示诚意。印度财长亚特力承诺维持财政自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真正的考验是，他是否也能够采取措施来解开束缚印度工业的镣铐、促进投资并提高生产率。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加息可能有助于消除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并稳定印度卢比汇率。强劲增长伴随稳定国内外环境的时期可能已经结束。但莫迪政府仍然有可能把危机变为印度的转机。
（FT，2018.10.8）
迟滞10年的美国经济可能刚刚恢复常态
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年，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经济仍然残破，从对劳动力市场体质的怀疑到经济增长不温不火及至美国公债收益率的表现。到了本周，情况似乎在瞬息之间发生了变化，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乐观看法增添了事实依据。他感觉经济即将进入长期超低失业率、温和通胀以及稳定增长的“历史罕见”时代。亚马逊把最低工资升至15美元，可能为全美公司设定了标准。长期公债收益率大幅上升，表明投资者相信经济仍将延续这一轮持续时间创纪录的复苏。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失业率降至3.7%的49年来最低水平，就业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许多分析师，包括美联储在内，长期以来都预计就业增长会放缓。“薪资通胀正在慢慢加快，”Ameriprise Financial Services的资深经济分析师Russell Price称。“毫无疑问，美国就业市场目前的形势或许是一代人以来最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无可争辩。就业报告已变成一份通胀报告。”美国公债收益率随着非农就业报告的公布进一步上升，指标10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2011年以来高位；与此同时美国股市下跌。
当前的情况不仅符合鲍威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描绘的繁荣时期，而且对此给予了确认，并借此说明美国经济的运行或许正在开始恢复往昔风采。亚马逊全面提高员工最低薪资的决定或许是最佳范例。事实上，美联储和其他官员一段时期以来就认为，劳动力人手不足将促使企业加薪。“当生产率加快增长时，就有机会让工人分享部分额外的产出。这是薪资上涨的推手，”投资管理公司Standish首席经济学家、前美联储货币事务部主管雷恩哈特称。甚至之前抱持怀疑态度者也对近期生产率上升或将成为趋势的看法改持开放态度，而且还拿来和1990年代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增长时期相提并论，这个时期也呈现出低失业率及薪资强劲增长的特点。长债收益率上升或许也预示了将重返更正常的状态，谨慎的投资人在多年回报黯淡后有了合理的报酬，此外，预示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收益率曲线趋平或倒挂的担忧也有所缓解。
为了支应共和党的减税及国防支出的增加，美国财政部以接近纪录高位的速度在市场上发债，根据美国证券行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数据，8月发行的国库券及债券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为史上第二次单月破万亿美元。为了售出所有这些债券，财政部可能必须提高收益率。此外，主要客户美联储则已开始以一个月500亿美元的规模缩减公债投资组合。美联储在危机期间和之后买进了3.5万亿美元的资产来帮助提振经济复苏。
本周的发展有风险存在，也有一些反常情况。举例来说，美联储相信，随着利率逐步上调，通胀将继续得到控制——即便失业率已连续数年下降，达到196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考虑到就业市场如此红火，而且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推高了部分进口商品的价格，通胀率有可能上升；若果真如此，就将迫使美联储加快升息步伐，从而可能终结这场狂欢。债券收益率大涨也可能削弱鲍威尔的积极倾向，并使美联储渐进式升息的整体策略受到质疑。美国公债收益率高企意味着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其他多种形式的信贷利率将上升，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拖累可能超出美联储希望看到的程度。“关税、配额和贸易威胁就像是打响了发令枪：让我们考虑重启薪资谈判吧，”雷恩哈特说。“资源闲置对薪资和物价的影响有限，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暂时卡住了，（但）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Loretta Mester）曾警告称，美国经济“分化”可能也意味着美元将走强，出口和经济增长将减弱。但正如她所说，10年来大家一直对经济持续疲软感到担忧，即担心经济陷入著名经济学家所称的“长期增长停滞”。
波动率、储户合理回报、以及对员工有利的薪资压力的回归，都可能会带来风险。但这恰恰是一个更正常世界的风险所在。“经济表现非常好，至少相对于近期情况而言是这样，”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首席美国经济分析师Joseph LaVorgna称。“虽然还没达到1990年代末的繁荣程度，但也相当好了。”
（Reuters，2018.10.5）
日媒：美国制裁也压制不住的中国式创新
日经新闻记者中山淳史报道：中国的新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与北京相邻，最近，到当地参观的日本企业相关人士给笔者看了照片。在宽阔的道路上，到处都设有停车位，令人联想这是做什么的。据说，当地人的解释是汽车的随取随停场所。
提到中国，自行车的共享服务很有名。但在雄安，据称在不远的将来，采用自动驾驶汽车的共享服务也将问世。
汽车仍采用随取随停模式。从中国的共享单车来看，夜间由人通过卡车回收，运回原来的停车场所。但是，如果是汽车，卡车也无法运送很多辆，据说正在讨论“汽车自主返回原来场所”的方法，这是让每辆汽车具备“归巢功能”的庞大计划。将汽车视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纳入共享经济积极利用，最近被称为“MaaS（出行即服务）”。北欧对验证试验持积极态度，但在目前并未大规模推进。
另一方面，雄安将成为最终开发面积超过“深圳”的庞大人工城市。自动驾驶用车道大量设置，成为MaaS在世界范围内最早以巨大规模获得实用化的城市基本已成定局。
熟悉中国情况的东京大学伊藤亚圣副教授指出雄安的举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实际应用型创新”。中国式的实际应用指的是“在服务未成熟时就推向市场，经过竞争、淘汰和修正，在短期间内使其在社会上扎根”。这是在实用化的速度上超越其他国家的战略。
伊藤表示，在中国能看到的创新还有其他类型，比如以美国苹果和深圳（独家制造苹果产品）的关系所代表的“供应链型”、阿里巴巴集团等互联网平台企业拉动的“数字经济型”、和基于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型”。
所有领域都在诞生巨大企业，并取得了成果。但是，要问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最能发挥优势性、正在成为拿手好戏的方式是什么，或许就是社会实际应用型。例如，中国在世界范围领先的数字服务领域，除了自行车共享之外，还有基于二维码的移动结算和采用图像识别技术的无人店铺。这些服务短期间内以亿人为单位吸引客户，借助余势，成功将“经济圈”扩大至周边国家。这些都是社会实际应用型。
有观点指出这种创新类型“只有国家主导才成为可能”，但不能说全都如此。不论是共享服务还是移动结算，考虑到业务模式，投入资金的都是民营企业和外资。这些企业在监管的夹缝中创造出巨大市场，中国政府随后给予政治背书，加以推动，这种案例很多。
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特朗普政权正通过关税加强对华制裁，但能否顺利压制中国的势头呢？
从美国到中国的“知识产权泄漏”也许现在也在发生。但另一方面，中国在专利申请件数上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在研发投资和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的数量上也在猛追。中国已经获得了自律性的创新基础。如果说由于美国制裁遭受打击，遭受打击的是制造出最终产品并向美国出口的20世纪型贸易的部分，也就是供应链型创新的领域。并非正逐渐成为中国创新核心的社会实际应用型。
另一方面，由于移民限制和对美投资限制的强化，面临增长放缓风险的或许是美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研究理事桑津浩太郎表示，“中国在‘实际应用’上有优势，美国在‘创新’上有优势，一直展开竞争，但这样下去，推动创新的人才也可能流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最近硅谷的初创企业减少，这种“硅谷触顶（Peak Valley）现象”或许就是这种情况。
中国型技术创新的崛起对日本也成为警钟。人们认为，中国移动结算迅速普及的原因在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不够发达。在技术转型期，与监管和现有产业的羁绊较多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更容易向新时代过渡。
这是被称为“蛙跳”的现象。数字化容易加速“蛙跳”。下边的网上银行的图显示，能否享受新服务，已经不再由属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来决定。
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看到，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今后也将启动各种数字实际应用，变得比我们更加便利。例如，最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向日立制作所提出，“希望就旨在提高国民幸福度的人工智能（AI）技术提供建议”。长期参与AI研究的矢野和男研究员访问该国与新设的幸福主管部长等人多次见面。
最近，“幸福”也成为社会实际应用的对象。日本虽然拥有技术，但不断遭遇在实际应用上落后于人的失败，能否将中国和世界的趋势用于推动日本的监管改革和企业意识改革呢？
（日经中文网，2018.9.29）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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