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62期（总第1859期） 2018年9月3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 美国大企业挤压劳动者收入日益严重 孤立主义政策可能危及美元的储备货币主导地位 中国民办教育改革要平衡消费升级与教育公平 中国宏调部门述职上半年成绩单 中国共享经济正遭遇考验
[摘要：消费下滑是今年经济主要风险，究竟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如何调整政策，才能达到鼓励消费、稳定经济的目的？]
中国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
当前中国经济的讨论中，有关消费升级还是降级的辩论十分激烈。支持消费升级的提出，中国消费对GDP贡献持续加大，上半年接近八成；教育、医疗、旅游等服务类消费持续提升；高端消费品、海外购物十分旺盛等证据支持消费升级。持有消费降级的则表示，年初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大幅回落；互联网二手转让平台，低价消费品销售平台火爆；大量P2P爆雷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等现象均说明消费行为出现明显的降级趋势。
究竟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这个问题对经济决策者极其重要，在海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如何调整政策，才能达到鼓励消费、稳定经济的目的？
沈建光认为，两种不同结论看似矛盾，原因在于二者并没有就消费主体进行充分细化讨论。其实，如果按照影响消费的不同变量以及不同群体来看，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确实是同时存在的。
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同时存在
首先，从财富效应来看，房价变化对于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截然不同。近几年，中国各城市房价先后出现大幅上涨，如在2015-2017年的涨价潮中，一线城市是领头羊，北上广深房价几乎翻倍；而在2017年317房地产调控之后，核心城市周边的房地产市场受一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三、四线城市受到棚改政策的推动，房地产市场又非常活跃，带动房价上涨。
房价提升对于不同人群影响有别。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数据，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一套住房，接近20%的家庭拥有二套住房，3.4%的家庭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拥有两套或以上房产的家庭财富效应明显，这体现在更多的奢侈品消费、高端教育、医疗与服务业消费、海外旅游消费的需求增加；相反，对于租房者和计划购房者而言，一方面房价带动租金价格上涨挤压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另一方面，为购房积累首付需要的资金进一步增加，这些因素又会推迟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行为，导致可选消费下降。
其次，从收入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这对于一些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消费支出来源的家庭来讲是不利的，而对企业主和拥有大量财富的群体则影响较小。今年上半年，相对于GDP实际6.8%的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仅为5.8%,低于GDP增长，而在2012年，这一数值还要接近10%，高于GDP增速。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的压力并未减少，对于收入增速缓慢的部分群体来讲，如果还要面临年龄的增长与家庭结构转变带来的消费支出增加，可能会出现当前消费欲望降低的情况。
再有，家庭金融资产的波动影响可支配收入。除个人收入以外，资本利得是不少人群重要的资金来源。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约为四成。过去一年来，伴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持续，各类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显著下滑，股票市场震荡下行，债券违约事件频发，银行理财的资金投向面临资管新规的限制，相当一部分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下滑。同时，信贷可得性也是影响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P2P、现金贷、消费贷等产品曾一度助推了居民消费的火爆，今年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趋严，P2P跑路违约频发，也使得依赖此部分资金来源的群体消费受限。
此外，政策方面，近年来棚户区改造如火如荼，棚改货币化对部分群体消费行为亦有影响。PSL是支持棚户区改造的主要来源，仅在短短三年内，PSL余额已经超过3万亿。棚改货币化一方面影响居民的购房行为，一方面也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而对消费的提升有一定支持。可以看到，三四线城市消费增加的迹象也十分明显，购买进口商品、电影娱乐、出行旅游消费均有所增加。
最后，消费除了受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亦是重要变量。根据经济理论与各国实践，不难发现，收入越高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则相对较高。伴随着近年来农民工收入的提升以及定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也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也出现迅速增长的趋势。
消费下滑是今年经济主要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资产结构，居民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不能一言以蔽之，二者并非对立，而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与收入下滑背景下，整体消费是否会有持续的下行压力。
沈建光指出，近一年来，中国月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总体呈现下行的趋势，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8%，比6月回落0.2个百分点。汽车消费增速7月下行2.0%，是拖累消费增长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房地产相关消费表现较差。7月家电、家具和建筑及装潢材料、销售分别同比增长0.6%、11.1%和5.4%，比6月增速分别回落13.7%、3.9%和1.8%，这与同期房地产竣工面积回落10%表现相称。
京东金融大消费数据指数同样呈现增速回落态势。京东金融大数据消费指数是基于大数据生态圈发布的线上消费指数（包括但不限于京东平台数据），涵盖家用电器、手机数码、酒类、服装鞋包、家居家装等12个行业，是理解中国线上消费走势的重要参考指标。今年1-7月家用电器、家居家装、手机数码同比增速分别为31%、13%和23%，分别比去年平均水平回落了20、16和12个百分点。
鼓励消费需要政策组合拳
展望未来，为了防止消费过快下滑、鼓励消费、扩大内需，防止消费降级情况的普遍蔓延，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应对。
第一，降低个人所得税。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存在下调空间，特别是去年个税超过预算多增720亿，今年上半年个税收入增长超过20%，明显高于10%的名义增速，降低个税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实际上，在8月27日公开的个税法二审稿中，居民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房租、赡养老人支出五项支出被纳入抵扣范围，体现了这一思路。
第二，尽快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房价过高过快的上涨，一旦脱离基本面与收入增速，将造成明显的负面冲击，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并可能对消费以及其他投资造成挤出。未来可以加快房产税落地，一方面让更多空置住房投入市场，增加供给，平抑租金市场与房地产销售市场的价格涨幅；另一方面为地方收入增加来源，逐步走出土地财政导致的房价屡控屡涨的怪圈。同时，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增加供给。
第三，稳定金融市场。今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明显动荡，这一方面与去杠杆过紧有关，一方面也反映了市场的悲观情绪。稳金融的关键在于稳信心，未来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与力度，防范无序去杠杆造成的金融踩踏十分关键。8月27日，刘鹤主持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就网络借贷行业风险和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进行部属，便说明决策层稳金融的态度明确。
第四，推动新型城镇化，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农民工是城市中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城市工作，但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与公共服务，这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在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还富于民，积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将极大的提高这类群体的消费，推动消费升级。
第五，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回落的背景下，网络消费仍然保持较高增速。目前传统的零售业在向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为个性化消费提供更多选择，有助于提升购物体验与个性化服务，增加消费。此外，加强监管，提高消费品的质量，防范毒疫苗、毒奶粉等公共安全事件重演，满足居民对于高端消费的需求。
（FT，2018.8.27）
美国大企业挤压劳动者收入日益严重
随着盈利丰厚的大企业的支配地位日益增强，员工从经济蛋糕中分得的部分越来越小，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美国最大企业获得的收入比例日益上升，而员工却遭遇薪资增长乏力，这引发了一场日益激烈的有关公共政策是否需要做出回应的辩论。
所谓的“超级明星”企业正在所在行业变得越来越强大，使一些企业得以扩大对产品和服务的加价幅度。一些分析人士表示，随着这些盈利丰厚的企业的支配地位日益增强，员工从经济蛋糕中分得的部分越来越小，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民主党政治人士以及进步智库注意到了这种现象：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敦促反垄断当局加大出击力度，并宣称在美国“竞争正在消亡”。
然而，认为反垄断法过于宽松的看法遭到质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今年6月在经合组织（OECD）所作的一份报告对有关企业界集中度的一些研究提出质疑，报告称，这些分析没有追踪有意义的产品市场。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些行业越来越受到少数大型企业的主导。自1996年以来，产业集中度的衡量指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上涨了48%。根据包括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古斯塔沃·格鲁利翁（Gustavo Grullon）在内的学者的研究，过去20年，大约75%的美国行业出现集中度上升。
例如，美国互联网巨擘在各自的市场上建立起了强大的地位。根据eMarketer的数据，谷歌和Facebook共控制美国去年全部数字广告支出的58%以上。根据该研究机构的数据，亚马逊（Amazon）今年有望占据美国电商市场的近一半，其在美国整个零售业（包括线下销售）的市场占有率为5%。与此同时，医疗健康行业出现一波并购浪潮，包括医院合并以及CVS Health与安泰保险（Aetna）拟议的合并。
今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了一项研究，关注一项衡量企业权力的指标——加价率，即企业收取的价格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距。从1980年到2016年，在公开上市的美国公司中，销售额加权的该指标平均上涨42%，这可能表明竞争减弱。类似的趋势在其他国家也很明显。
“我们在美国看到企业市场权力上升以及竞争减弱的证据，”IMF西半球部门副主管丹尼尔·利（Daniel Leigh）表示，“同时有迹象表明，（员工）所占的收入比例在下滑。”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戴维·奥托尔（David Autor）和苏黎世大学的戴维·道恩（David Dorn）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少数盈利和创新能力强的“超级明星”企业的经济影响力增强，它们所在行业的员工所占收入比例下滑。
这可能造成了劳动力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更广泛下滑，自本世纪初以来，在美国尤其如此。同时，企业利润飙升至创纪录高位。
高盛分析师表示，产品和劳动力市场集中度日益上升，给自本世纪初以来的年度薪资涨幅带来0.25个百分点的拖累。然而，他们也强调，美国乏力的生产率增速是个更严重的问题。
随着高利润的大企业的影响力增强，经济可能会受损。例如，IMF指出，在经历了最初的飙升之后，创新和投资可能最终滑落，因为行业变得高度集中，大企业满足于现状。丹尼尔·利表示：“企业加价率提高最初与投资和研发支出增加有关，但在它们的市场影响力变得过大后，这种情况出现逆转。”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贾森·弗曼（Jason Furman）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的董事总经理彼得·欧尔萨格（Peter Orszag）指出，美国经济中的竞争减弱和活力丧失造成了不平等以及疲弱的生产率增速。
企业集中度上升背后的推动因素很难厘清。奥托尔表示，部分原因可能是新技术，在所谓的“赢家通吃”的市场中，这赋予了成功企业以优势。他的研究发现，集中度上升在正经历快速技术变革的行业特别明显。
一些政治人士和分析人士表示，监管政策也是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他们辩称，政府批准的并购太多，但在打击过于强大的企业方面少有作为。“应该重新思考反垄断法，更加关注这些并购造成的代价，”加州民主党议员罗·康纳（Ro Khanna）表示。他强调，认为大必然坏是一种“草率的想法”，他补充称：“我们应该更精确，考察是否存在反竞争行为。”“问题在于边界：你是否会批准那些以前本会阻止的并购？”弗曼表示。
竞争法律师简·瑞布尼克（Jan Rybnicek）表示：“经济流动性以及确保中产阶级强大是重要问题，但问题是当前的反垄断政策是否应该为一系列社会弊病负责，或者反垄断法是否是合适的工具。”“我对这两点都持怀疑态度：我担心明显扩大的反垄断执法可能最终会弊大于利。”
（FT，2018.8.30）
孤立主义政策可能危及美元的储备货币主导地位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各经济体央行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有所降低，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汇率估值的变化。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可能加快这种下滑速度。
特朗普政府加倍强调“美国优先”的立场，发动贸易战、汇率战，并加剧可能引发真正战争的地缘政治冲突，外国央行或许有很充足的动机来削减美元敞口。
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等一些国家已经在考虑如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美国对其施加的惩罚性制裁。美国通过限制某些国家使用美元这种全球储备货币对其加以制裁。坦白说就是，一些国家担心美国利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来打击他们。
要想成为全球储备货币，需要满足四个条件：规模、稳定性、安全性和流动性。没有其他哪一种货币像美元这样接近满足所有四个条件，美元被作为首选全球储备货币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美元参与了88%的外汇交易，而且通常也是国际间诸如石油、金属和黄金等大宗商品交易的计价货币。分析师估计，超过80%的石油交易是以美元标价的。
但美元的全能王地位不会一成不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Barry Eichengreen是央行与国际储备研究方面公认的权威人士。在他描绘的前景中，美元地位的下滑将会加速。他暗示导致美元地位下滑的诱因，可能是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外交和军事关系紧张。Eichengreen估计，美元“安全溢价”的丧失可能导致其在依赖美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的占比降低30个百分点。
这代表如果美国继续走孤立主义道路，将有巨额的美元计价资产被抛售，可能达到7500亿美元或更多。而这只是对美国盟友的情况估计，还没有考虑那些对美国本就没有好感的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3月底全球外汇储备增长8%至11.59万亿美元，相较2016年12月底为10.71万亿美元，当时特朗普刚当选美国总统仅仅数周。目前的全球外汇储备正在逼近2014年创下的纪录高位11.98万亿美元。
不过，今年第一季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降至62.48%，为逾四年来最低水准；2016年第四季这个比例是65.34%。外汇分析师估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元在那段时间内贬值12%。
美国财政部上周数据显示，全球第二大美债持有国——日本在6月将其美债持仓减少至1.03万亿美元，为2011年以来最低位。
日本当然不是与美国敌对的国家——至少目前还不是——但美国与任何一个盟友打起贸易战的可能性，现在都已不再能够排除。
不乏这样的国家，它们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更加脆弱，无需鼓励就会削减美元曝险。例如，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手伊朗，数年来一直用非美元货币为部分石油出口计价；遭受美国大力度制裁的俄罗斯；还有中国，该国越来越多的对美出口商品面临加征高达25%关税的措施。土耳其也是如此。该国经济肯定会受到近期里拉暴跌的拖累，美国对进口金属加征关税又加剧了土耳其的货币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关系正迅速恶化。反击美元的力量可能正在积聚动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1月份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可能最终与布兰特原油和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一道成为全球油价指标。即便如此，一个先决条件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允许资金自由流动。海湾地区产油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如果其石油出口以其他货币计价，将面临汇率风险。
所以各家央行外汇储备不会迅速出现明显变化。在外储管理领域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有理由认为，美元长期以来作为全球外储货币之王的地位眼下可能要比过去几十年更容易动摇。
（Reuters，2018.8.22）
中国民办教育改革要平衡消费升级与教育公平
平安海外控股董事总经理吴宇光为认为，当教育的消费升级走得过快，政策就必须保持平衡。在中国内地，基础教育绝不能成为社会分化的推手。
他在为FT中文网撰写的专栏中写道，中国内地最新发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令海外上市的不少民办教育股遭受重创。对于送审稿目前各方解读不一，有舆论指官方对民办教育态度阴晴不定，新修订案限制过于严厉，为行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对此，要解读教育行业政策的变动和导向，乃至市场的投资方向，都应当把视角放到更高层，从这个行业“两条腿走路”的整体发展需求来审视。
这里所说的“两条腿”，其一是消费升级，其二则是教育公平。
消费升级，几乎是近年来所有内需型产业的大主题。在民办教育领域，我们看到大量的创业明星崛起，短短几年即在香港、美国等地上市。早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前，大型连锁早教机构在各一线城市崛起；新东方、学而思等培训、补习机构，以艺术、音乐、STEM为主题的兴趣班，迅速占据发达城市“三点钟之后”（指放学后时间）市场；在整个K-12阶段，民办私立学校、双语学校日益成为中产阶级家庭争夺的目标，其中更不乏英美名校“百年老店”参与竞争。
这个活力喷薄的市场，针对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先富起来”群体的教育需求。他们希望孩子学业才艺无所不精，自幼掌握流利的英语，终极目标则是美国常春藤盟校或牛津剑桥。这一群体拥有的消费能力相当惊人，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动辄年学费逾20万人民币，部分留学培训咨询机构甚至一单就收费百万，依然不愁生源。在过去几年中，这一领域投资急速涌入，不少甚至赚取暴利。
然而一边“消费升级”步伐过快，另一边“教育公平”的步伐相比之下则略显缓慢。“教育公平”关注弥合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在教育上的差距，多年以来，政策主要聚焦于以互联网覆盖来改善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薄弱问题。“十二五”阶段，教育工作提出从“三通两平台”着手，即“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多年来，义务教育学校持续获得国家教育信息化拨款，主要用在配备电脑、宽带网络覆盖等方面。依照教育部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各级各类学校都接入互联网。
近几年，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深挖“教育公平”主题，比如利用目前已经大部分覆盖宽带网络的优势，推动在线课程，名师示范课程，在线批改作业和试卷等网络资源，弥补贫困地区教学水平的不足。有教育机构在三四线城市模仿“学而思”模式，将不同地区原本的作坊式或“夫妻店”课外补习机构收购、整合，提供统一的培训平台和教材，以提高其教学能力。
过于强调和鼓励“消费升级”，难免会拉大教育的鸿沟，加剧教育的不公平。对于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大国，“消费升级”和“教育公平”两条腿应当而且必须保持平衡，彼此跟上，一起向前走。这就是说，当教育的消费升级走得过快，过度地吸引资本涌入，政策就必须有所作为，保持平衡。以香港的情况为例，过去数十年来香港传统公立“名校”纷纷脱离公立系统转为半私立性质、可收取较高学费的直资学校，整体公立教育系统拥有的资源相对较少，竞争力越来越低。长远而言，这种状况很可能加剧社会的分化和阶级固化。在拥有泱泱14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基础教育绝不能够成为社会分化的推手。
除了维持“两条腿”之间的平衡，教育行业引入民间资金也必须规范监管，以严控风险。比如在本次修订草案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并购和集团化经营受到限制，与其说是打击投资民办教育，不如说更是为了防范风险。近年来内地连锁的早教、兴趣班、补习机构不时传出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等消息，这类事故万一发生在拥有庞大连锁学校的机构身上，数以万计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瞬间失学，造成的巨大影响将难以估量。
因此，无需恐惧于政策“阴晴不定”，因为教育产业的发展方向其实已相当清晰。一方面，消费升级、教育升级是民众刚需，既不可能，也绝无必要“堵”，投资者更应当关注的是机构规范经营，着眼长远，而不是盯着谋取暴利。
另一方面，无论企业还是投资方，也都应更重视投资的社会责任，放宽眼界，在“教育公平”的广阔领域中挖掘更多机遇。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未来我们相信拥有科研实力的企业在“教育公平”领域，一定能拓展出更大的发挥空间。
（FT中文网，2018.9.4）
中国宏调部门述职上半年成绩单
中国宏观调控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发改委和财政部掌门人分别向全国人大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详述上半年经济维持合理运行区间成绩不易，而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风险增多，下半年稳经济难度加大。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不约而同排在两大宏调部门下半年重点工作的第一位，他们也都提到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并加大补短板力度、推进落实重要改革举措。在房地产方面，发改委则重申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同时，必须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在外部冲击下趋于显性化，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一些矛盾和问题犹存。”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向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作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报告时称，国内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与外部环境冲击交织叠加，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有所加大。
对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总表，当前能耗强度、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棚户区改造等约束性指标完成进展顺利；经济增长、就业、物价、货物进出口等主要预期目标经过努力能够完成，完成消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何立峰提到重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中的第一位。他表示，要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
具体来看，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认真落实已出台的减税降费各项措施，加大对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强弱项等方面的支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金融稳定运行。
财长刘昆也向人大汇报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在下一步财政重点工作安排时，“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也排在第一位，称要密切关注经济运行状况，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年初确定今年GDP增长目标为6.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广义货币M2预期增速与2017年实际增速基本持平（上年增幅分别为12%和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6.7%-6.9%的区间，前七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3%；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增长8.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0.3%。
何立峰在评价上半年经济工作时称，“综合来看，上半年经济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经济增长、就业、价格总水平、国际收支平衡等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财政收入、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体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指标进一步改善，计划完成情况总的是好的。”
尽管上半年GDP增速仍在预期范围，但正处转轨的中国经济、地方债务风险的隐忧、以及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均影响着市场的心理预期，7月份的诸多经济指标亦显示经济下半年下行压力在加大。
要做好下半年工作，刘昆表示，在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的同时，要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督促和指导地方加快新增债券发行节奏，保障必要的在建工程项目建设。继续推进存量政府债务置换，支持地方腾出财力用于扩大有效投资。
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要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重点加强对高风险地区债务化解力度，并进一步完善地方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有效抑制地方不具还款能力的项目建设。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此前接受路透专访时就表示，中国经济仍处于转轨换档的下行通道中，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外部不利因素加大，中国要做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GDP增速甚至会破6%的长期准备；但重拾刺激政策决非良策，只有改革才能走出困局。
相较财政部长更侧重于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汇报的述职报告，作为宏调重要职能部门的发改委显然对下半年经济中潜在的问题更关注。何立峰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
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落实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政策措施。加大重点难点领域改革力度。继续研究和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精准发力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贸易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拓展多元化市场稳定外贸，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打造落实良好的营商环境亦是下半年的重要工作。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了排名，中国本次排名仍在第78位，与上一年没有出现变化。
（Reuters，2018.8.29）
中国共享经济正遭遇考验
中国打车软件提供商滴滴出行8月28日宣布“顺风车”业务无限期下线。而在共享单车领域，过度竞争也相继导致运营企业的经营不振。在被认为规模达到100万亿日元的中国共享经济中，迅速扩张导致的问题也正在显现。
滴滴2012年创业，2015年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同行业企业合并，2016年收购了美国优步（Uber）的在华业务。现在基本上垄断中国市场，用户达到5.5亿万人，注册司机达到3000万人，1天的利用次数达到3000万次。滴滴的企业估值达到560亿美元。此次下线的是“顺风车”服务并非滴滴的全部服务。
受此次事件的影响，滴滴一直拉动的中国共享经济的迅速增长引发担忧。据中国调查公司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达到约5.35万亿元，比2016年增加4成。
在共享单车领域，由于价格竞争激烈，未能顺利获得预期利润，街头弃之不用的自行车成为社会问题。再加上押金未返还纠纷等，不少新兴企业倒闭。
共享单车巨头摩拜单车（mobike）4月被网络外卖和餐厅搜索企业美团收购，背景就是资金周转的严峻性。很多观点认为，以“ofo”品牌拓展服务的北京拜克洛克科技的经营情况也很严峻。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发展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领域产业，利用AI等，采用消费者利用、但不拥有这一形式的服务迅速扩大。不仅是交通，在办公室和医疗领域，共享服务也相继涌现，2018年共享经济有望达到7万亿元规模。目前仍有很多观点认为，中国的共享经济今后将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率。
（日经新闻，2018.8.30）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8年第62期（总第1859期） 2018年9月3日（星期一）
地 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163.com
邮 编：100836
电 话：（010）68034160 传 真：（010）6803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