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40期（总第1837期） 2018年6月11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人口与教育政策的借镜 美国实质利率料重返正值 马克龙式“扶贫”，精准不精准？ 梯若尔警示：政府应远离“大白象” 中国证监会发布CDR细则
中国人口与教育政策的借镜
[摘要：近期，日本为应对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在人口与教育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这对面临相似问题的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新出生人数为什么越来越少？
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1日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17年出生的婴儿数（出生人数）比2016年减少了3万余人，降至946060人，创历史新低。日本一名女性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的“合计特殊出生率”连续两年下降，降至1.43。全日本出生率最低的东京都的出生率继续下降，如何构建可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社会环境这一日本社会课题更加突出。
日本出生人数连续两年跌破100万人，其降幅时隔12年超过3万人，而且2018年出生人数仍在继续减少。日本到目前为止，1949年的出生人数最多，达269万人，而2017年则只有其1/3多一点。
日本的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01个百分点。自2005年创下1.26的最低纪录以来，出生率逐渐得以恢复，但近几年始终徘徊在在1.40-1.44水平。
尽管出生率波动不大，但出生人数却大幅降低，原因在于女性人口的减少。2017年日本处于生育适龄期的15至49岁女性约为2498万人，较2016年减少了1.3%。其中，生育新生儿数量占总数8成的25至39岁女性人口更是减少了2.5%。
日本在1971年至1974年的第2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一代人现在大多45岁左右，生育高峰已经过去，这也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
此外，日本的晚婚晚育倾向的影响也很大。日本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为30.7岁，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随着生育第一胎的年龄升高，之后继续生育的数量就会减少。
从已生育日本女性的年龄段来看，30岁至34岁最多。到2016年为止，日本40岁以上的母亲生育的婴儿数比上年增加，但到了2017年，40岁至44岁母亲生育的婴儿数也转为减少。虽说45岁以上的母亲生育的婴儿数仍在增加，但1511人这一增幅从总体来看则是杯水车薪。
从出生率中还可以看出晚育化的倾向。从各年龄段的合计特殊出生率来看，35岁以上的数据上升，而34岁以下的数据则一律下降。
日本政府推算，如果想要孩子的夫妇全部如愿生育，则出生率（希望出生率）可达1.8。而实际出生率远低于这一数字，有分析认为是受到了难以兼顾生育、育儿与工作的影响。
2017年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出生率中，越是大城市降幅越大。日本最低的东京都的出生率为1.21，较2016年的1.24进一步大幅下滑。大阪府的出生率为1.35，下降了0.02个百分点。神奈川县、千叶县、京都府的出生率停滞在1.30-1.34水平。越是大城市，小家庭（指有父母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中的夫妇双方都工作的情况越多。因此，存在难以将孩子托管到保育所等工作与育儿两难全的情况。
要实现实际出生率达到1.8，针对20多岁夫妇的对策成为课题。这一群体生育婴儿数还不到30多岁夫妇的6成。
死亡人数减去出生人数得到的“人口自然减少”为394373人，减幅达到历史最大。即使出生率得到改善，目前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公共医疗、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难免要以人口减少为前提，重新进行评估。
日本的幼儿教育和保育免费化政策
日本政府5月31日汇总了幼儿教育和保育“无偿化”政策的细则，该政策将从2019年10月开始实施。关于被自治体（即地方政府）认定为“（孩子）需要保育”的家庭，除了认证托儿所外，育儿保姆等其他认证以外的服务也将成为政府支援的对象。不过将对认证以外的支援设置上限，例如居民税免征家庭的0-2岁幼儿每月最高可获得4.2万日元补贴，3-5岁儿童每月最高可获得3.7万日元补贴。日本政府旨在减轻育儿家庭负担的政策将向前迈进。
“无偿化”的政策框架大致分为日本政府认证的设施和服务以及非认证的设施和服务。例如，将3-5岁儿童送入认证托儿所或认证幼儿园的家庭，保育费将被全部免除。对于幼儿园和各个自治体独自认证的认证外保育服务的支援则设置了上限。认证外的保育服务存在服务内容细致丰富，因而费用较高的情况。考虑到日本政府财政支援的公平性，认证外服务的补贴上限为每月3.7万日元，这是日本全国认证托儿所的平均保育费水平。幼儿园的补贴上限为每月2.57万日元。接送和餐费不包含在补贴对象之内。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3岁儿童利用非认证保育设施的平均费用为每月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52元）。即使利用该政策获得补贴，每月也需自己负担约3千日元。在有很多等待入园儿童的东京都内，有的非认证保育设施的保育费每月超过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879元）。虽说是“无偿化”，但家长仍需自己负担一部分。成为支援对象的认证外服务包括育儿保姆、临时托儿所和员工托儿所等所有保育服务。幼儿园托管也在补贴对象之内。非认证设施方面，仅登记申报的在日本就有约1万1千家。即使不满足日本政府的监督标准，只要向自治体提出申报和接受入内检查即可被纳入对象。日本政府要求这些设施在5年里满足国家监督标准。
因相关政策受惠的将是被认定为“需要保育”的家庭。日本的市区町村将根据利用者的申请，对各家庭是双职工还是单职工等就业状况、家中是否有需要看护的人以及是否怀孕或刚刚生完孩子等情况进行调查。进而判断是否“需要保育”。
由于认证服务的利用者已经被认定为“需要保育”，将直接被免除保育费。非认证服务的利用者在手续上仍需交纳保育费，然后隔几个月向自治体申请一次，领取补贴。利用多处设施和多项服务的情况下，只要在上限范围之内即可获得补贴。
日本幼儿教育和保育“无偿化”的财源将来自消费税增税（预定2019年10月）增加的税收收入。预计将面向幼儿教育和保育的无偿化实施8000亿日元规模的财政投入。不过，无法进入认证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等待入园儿童仍然呈增加趋势。由于保育服务供给不足以及各地区的服务严重不均衡，如果“无偿化”政策挖掘出潜在的需求，等待入园儿童的问题可能愈发变得严重。
中国人口政策应避免重蹈日韩覆辙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村山宏在报道中指出：“应该全面开3孩政策”，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如此呼吁。中国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自2016年起允许生育2孩，但仍禁止3孩。日本和韩国当初对低出生率置之不理，当注意到的时候，遏制少子化已经很困难。为了避免重返日韩的覆辙，中国或许必须尽早采取对策。
在中国转向“二孩政策”的2016年，出生人数比上年增加131万人，达到1786万人，但2017年下降63万人，降至1723万人。朱列玉认为中国社会将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这不仅对经济环境产生影响，而且还威胁未来的民族竞争力。朱列玉的提案成为话题，但并未发展到被采纳。这是因为二孩政策引进以前的出生人数为1600万人左右，引进之后相应增加。
针对解禁三孩，中国政府内部或许仍存在希望观察一下事态的氛围。不过，中国政府似乎也形成了不再需要生育限制这一共识，在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取消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部级），批准建立了和其它相关部门合并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政府或许认为，在省部级保留以计划生育这一生育限制为目的的名称已没有意义。
在人口政策上，50年代采取了极端的奖励多生育的政策，结果进入70年代后，倡导计划生育，1979年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
或许是站在这些反思之上，中国最近的政策转变似乎正在避免走极端。中国政府自2013年开始遏制过剩投资，启动了接受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政策。甚至开始使用表示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这个说法。但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变得显著之后，自2016年前后起，在政府主导下启动了刺激经济的举措。最近，房地产泡沫似乎重现，正在再次进行调控。
中国政策转变改为了渐进性地反复进行微调的方式。不过，关于少子化对策，微调是大忌。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可以这样说。1980年代日本的年出生人数徘徊在130万人以上，但到1989年迅速降至124万人。由于当时的总生育率（1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数量），被称为“1.57冲击”。当时是泡沫经济的顶峰时期，人口减少导致的增长率下降没有被意识到，结果对策陷于被动。
日本的出生人数2017年降至94万人，总生育率仅为约1.4。韩国的出生人数上世纪90年代曾超过60万人，但2002年跌破50万人。总生育率从2000年的1.47、2001年的1.30降至2002年的1.17。2017年的出生人数为35万人，总生育率降至1.05。如果日本和韩国在出生率下降变得显著的最初10年采取大规模的少子化对策，结果或许就将有所不同。
中国的现状类似于日韩少子化最初变得显著的时期。如果现阶段采取有效的少子化对策，有望避免像日韩那样出生人数极端减少的事态。最为重要的或许是，首先从取消生育限制开始。此外，针对抚养孩子的一代的住宅支出和教育费的支持也不可或缺。如今，中国需要采取从限制生育转向奖励生育的大胆而明显的政策转变。否则，将走上与日韩相同的道路，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社会或将很快到来。
中国的学区房和教育费
日本经济新闻多部田俊辅指出，中国的知名中小学学区房依然人气不减。因为计划生育等政策，家长望子成龙的“教育热”不断升温。学区房的房价通常比普通住房超出3成以上，反映出贫富差距问题正在影响教育的社会课题。
在重庆、南京、武汉和深圳等众多地方城市，学区房都炙手可热。房地产公司能够以较高价格销售楼盘，学校可以扩大事业，老师能够增加收入，消费者则能让孩子进入名校。尤其是北京等地区，政府管理严格，二手学区房的价格居高不下。
正如学区房所象征的一样，中国人在子女教育费上愿意花钱的倾向十分突出。由于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包括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内的6个钱包都用于1个孩子。据《南方都市报》报道，1个孩子到大学毕业所需的教育等费用超过70万元。在培训班费用较高的北京达到276万元，在上海达到247万元。
按年龄来看，最花钱的是面临高考的高中时代，占整体的3成以上。因为能否进入名牌大学会影响以后的就职。如果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知名大学毕业，有利于进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等。
观察2017年夏季的毕业生就业单位，以北京大学为例，国有企业为30%，数量最多，政府机构为17%。在民营企业中，华为技术和腾讯控股等知名企业比比皆是。清华大学也显示出同样倾向，在国家电网和中国核工业集团等就职的毕业生也很多。
让孩子进名校的教育热潮仍没有降温的迹象。在中国，大学升学率也在持续上升，2016年达到43%。家庭条件富裕和普通的家庭出身的孩子都能考上大学，因此与贫富差距相关的教育热潮也引发了社会问题。在孩子普遍要上培训班的背景下，教师放学后在培训班教课成为普遍现象，部分教师将精力投向比学校更能获得高额报酬的培训班，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为了逃避国内激烈的应试战争，到海外留学的家庭也在增加。力争以流畅的英语和海外学历为武器进入外资企业。作为初中生的母亲、一位北京的女性公务员感叹，“留学比与上培训班花钱更多。结果是资金实力很重要，大人只能拼命工作”。
（综合信息）
美国实质利率料重返正值
美联储的利率上调何时停下来？
2015年底以来，美联储一直在缓慢升息，而环境收紧基本没有抑制经济复苏的迹象。美联储希望维持美国纪录第二长的扩张时期的同时，继续逐步上调利率，预期的6月升息将使得风险上升。
在通胀仍然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决策者的目标是达到既不放缓也不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中性”利率。不过对中性利率的估算并不精确，加上随着利率超过通胀率，进入“实质”正区域，分析师认为美联储行动过度、实际上放慢复苏的风险有所上升。
Pictet Wealth Management资深美国经济分析师Thomas Costerg称，当利率达到2%时，美联储“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实质利率接近零，达到不再刺激经济活动的水平。
实质利率上次进入并保持在正值区域是在2005年春季，当时是美联储政策在一段时间可以说过于宽松后开始收紧，而结束收紧周期后几个月，便爆发了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
Costerg称，针对当前周期结束时点的讨论“来的要比我预期的早”。美联储面临有关中性利率水准在哪里的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在预期的6月升息过后，美联储的利率目标将在1.75-2%区间，这与美联储通胀目标相符，而且和最新通胀数据也基本一致。一些认为美联储现在就应停止升息的决策者认为，如此一来，实质利率基本为零，已经处于中性水准。
决策者是预期在6月升息过后，年内将再升息一次，还是预计还将有两次升息？较长期预估及FOMC声明措辞可能的调整，则将提供有关美联储政策新阶段的线索。在从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中复苏的多数时间内，FOMC都透过该声明向公众及投资者保证，利率将保持“宽松”，并提升帮助经济增长高于预期可能性。
随着利率接近中性、非宽松水平，美联储面临的沟通挑战是传达中性利率立场，同时要避免发出计划实施限制性政策的信号。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在接受路透采访时称，随着经济发展，政策会不断调整，沟通方式也在不断变化。美联储谈论政策的方式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具体什么时候发生，如何发生，那要由政策委员会来决定。”威廉姆斯很快将会接任纽约联储总裁，从而成为美联储实际上的二号人物，也是向华尔街沟通货币政策的关键人物。决策官员对实质中性利率的长期预估不尽相同，介于零到1.5%。长期中性利率预估中值为0.9%，说明6月之后在政策风险趋紧之前，基本还有再升息四次的余地。但美联储一众核心决策者认为，为了控制通胀，到2020年的某个时期，较短期利率或许不得不从该水平微幅上调，仅有两名决策者认为，实际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处于2%上方。
一些分析师称，只要就业数据保持强劲且通胀一直接近目标水平，那么美联储就无需担心利率靠近中性水平。高盛分析师Jan Hatzius最近写道，尽管美联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或许会指向低水平的中性利率，但“在实际的利率决策中，关键问题在于经济和金融状况可观察到的表现。”“我们预计，这种表现将支撑升息期长于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众多成员当前的预期。”
（Reuters，2018.6.7）
马克龙式“扶贫”，精准不精准？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一年有余，其针对贫困人口和郊区的政策一直是媒体和专家讨论的焦点。曾经启发马克龙竞选纲领的法国三名著名的经济学家，日前建言总统在治国政策中抑制社会贫富不均。
法国扶贫大计划：帮助青少年是重点
自马克龙就任总统以来，已经针对郊区贫困问题采取一系列行动（成立日常安全警察队、住房行动等），他主张在城市与郊区建设方面改变思路、方法与节奏，并承诺“每两个月与市长镇长及协会负责人会晤”。《星期日周报》6月10日报道，法国元首将于7月中旬公布国家扶贫大计划，并提前透露了其中的一些措施。政府扶贫计划的公布日期多次延后，有关措施众所期待。扶助青少年和加强培训计划是其核心。报道称，今后法国所有的小孩从出生起到3岁都可享有托儿服务。按托儿所接待的贫户小孩的人数，设立惩罚措施。小学免费供应早餐也在议事日程之上；在某些街区，甚至可能向初中学生免费供应早餐。执政党国会议员经常要求在学校食堂里设立累进式收费，似乎也在政府的考虑之列。《星期日周报》指出：总统很可能宣布把法国义务教育期限延长为18年。马克龙一向重视青少年贫困问题，他曾经在2017年的“世界贫困日”指出，消除贫困应当首先从青少年教育方面入手，使今天的贫困儿童不致于成为明天的穷人。
扶贫抑暴，重视困难郊区
马克龙总统5月底在爱丽舍宫主持“全国动员支持城市政策与困难街区会议”，透露正在与有关方面共同起草一套支持困难郊区的政策，这套政策“以摆脱郊区贫困落后现状和体现郊区尊严”为基础，主要纲领包括：
1、向市长镇长村长通报“被认为危险性最大”和被列入“预防恐怖主义性质极端化行动监视档案”（FSPRT）上的人员名单。
2、重点打击廉租屋住宅区内毒品走私活动猖獗。
3、帮助困难街区的年轻人，将由政府部门和部分企业向学生提供实习岗位。
4、树立“非宗教的参照对象”，打击种族主义与排犹主义言论。
5、在全国困难街区实行“第戎公约”，即支持其贫困街区的居民、将其纳入当地生活圈的经济发展中，要改善这些街区的住宅及居民的生活。
6、设立“法国是一个机遇”（LA FRANCE UNE CHANCE）网站。公民将可通过这个平台、匿名报告“行不通的事”，提高政治透明度。
经济学家建言重视社会平等
《世界报》6月9日公布了一份保密的建言内容。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昂（PHILIPPE AGHION）、菲利普·马丹（PHILIPPE MATIN）、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在报告中指出：“许多法国人担心政府推行的改革对国家有利，却把老百姓抛弃”。“在政府的政策中，不再见到旨在消除贫富享受资源不平等的行动”。
三名专家中的皮萨尼-费里是马克龙竞选纲领的“最终制定人”。他们建议总统在年轻人就业不足方面提出“具体的目标”、整治长期失业的问题、并开放干部职位。报告强调：“重要的是在反对上层坐收优厚房租与享受特权方面同样敢作敢为时，表现出和对抗下层行会主义（行业保护既得利益）一样的大胆”，可惜的是“在政府内部欠缺强大的声音传达社会阶层平等的信号”。三名经济学家认为：“不应该减少‘就业活动补助金’（PRIME D’ACTIVITE）的金额，因为这项补助有利于降低收入微薄的劳动者的贫穷率并能促使受益者恢复就业”。三名建言专家中，皮萨尼-费里是马克龙竞选纲领的“最终制定人”。但三名专家赞成修改有关“行动能力减弱”的人的补助措施；也主张按失业率的变化为条件，缩短失业补助金的发放期限；赞成按CFDT工会的要求，在企业的董事会中任命更多的职工代表。在税务方面，三人建议修改有关针对某些行业的企业资助措施和“繁琐的创新资助措施”。在国际方面，三位专家希望总统“扩大有关跨国企业税务和合法避税问题的辩论”在家庭税务方面，三名专家建议更改有关投资购买新房出租的减税措施，这些措施“大幅减少受益者的所得税，却损害国家预算”，应该“终止”。三位专家建议总统加重征收“巨额遗产继承”税，因为“品牌创始人的子女通常是靠定期租金、利息生活的人”三位专家最后建议总统在分期取消居住税（TAXE D’HABITATION）方面“对20%最富的家庭”推迟实行，把这项措施与“地方税务改革挂钩，并且引进累进的地产税（TAXE FONCIERE，又名土地税）税率”。
（欧洲时报，2018.6.10）
梯若尔警示：政府应远离“大白象”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2014年因“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家奖项。近年来因其研究经济问题涉及领域广泛，发表过三百多篇高水平论文、十一部专著，被称为“天才”经济学家，蜚声国际，并在欧美多所顶尖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梯若尔最擅长的研究方向是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2018年5月20日，梯若尔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并发表题为《数字时代的挑战》演讲。
梯若尔核心观点
1、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有各类帮助初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应让创业者快速方便获得来自政府的创业补贴。在法国，政府有60多个公共部门进行窗口服务，方便创业者获取研发补贴。
2、政府既能够汇聚各类资源，但是也非常容易促成一些昂贵而无用的“大白象”项目。建议政府采取七项措施远离“大白象”，其中保持中立态度、不保护固有利益团体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3、比特币的公用价值和私人价值是非常不同。梯若尔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我所在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去投资比特币。”
4、人工智能时代来临，政府应该在劳动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出台更新的法律措施。
创业者的创新精神更重要
梯若尔认为，创新不一定是类似建设火箭那样高精尖、耗时很长的事情，比如类似Uber和Facebook公司创业者受教育程度不一定高，反而是他们的创新精神更重要。美国硅谷和麻省理工学院（MIT）都是非常成功的创新中心，这源于他们具有很好的高科技产业创新技术基础，并且具有金融中心，创业者有非常好的外部环境。
硅谷和MIT周边有很多创业公司，金融中心中的天使投资和VC可以阶段性地参与到创业公司的发展当中，保证好的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天使投资和VC后期将通过企业IPO或出售股份等退出。粤港澳大湾区近年来发展非常快速，我不再提更多的建议，只是做一些提醒，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内也应该有金融中心，来支持创新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帮他们度过初创期。
帮助政府远离“大白象”
梯若尔认为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他表示政府需要把融资的资源汇集起来，但他也强调政府很容易促成一些“大白象”项目。“大白象”的英文释义是昂贵而又无用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是，政府经常会促成一些没有必要的项目。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如何促进政府的产业政策取得成功呢？
梯若尔认为可以通过七个方面来帮助政府作出更好的决策。其一，引入独立的专家，包括受过高层教育或者有着专业领域尖端研究的专家。其二，让这些专家重新检视政府的政策，对项目作出独立的事前事后评价。其三，检查供给侧，政府会在一定领域购买科技，这很好，但是要确保供给侧良好，如果没有相关的专家和人才参与，项目难以成功。其四，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保护固有的利益集团。其五，指定“日落条款”，即要对出台的条款约定终止时限，以便进行重新评价，及时更新条款明细。其六，扩大融资来源，引入私有的自由资金。最后，提供一站式服务。融资有很多种渠道，但是对于创业者来说会非常耗时。政府要为创业者提供尽量便捷的服务。他举例在法国，政府为了方便创业者获取研发补贴，在60多个公共部门开始窗口服务。
比特币不益于公共财政
对于现在热议的比特币和区块链，梯若尔明确表示两者是不同的，大家必须要清楚地知道区块链是一种创新型技术，使用面非常广泛。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货币，但比特币没有价值，入门资金为零。他说，“作为经济学家，如果你说比特币是新的黄金，我表示怀疑”。
梯若尔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投资了比特币，梯若尔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我所在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去投资比特币。”
他对比特币的合法性存疑，他表示比特币的公用价值和私人价值是非常不同的，比特币经常被用来洗钱、避税及交易一些非法活动，很多挖矿行为造成了资源浪费，比特币的泡沫越来越多，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也将带来很大的风险。对于政府来说，发行货币可以产生制币利润，对公共财政有好处。而比特币的收益有一部分到了私人的手中，另外的部分都给浪费掉了。
数字时代失业者增多 扶持再就业难度增加
关于劳动的未来是怎样的？梯若尔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雇佣关系将发生改变。他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劳动收入占比可能会不断降低。这时候为自由职业者提供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十分重要。他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工作并不会全部消失。他解释到从历史发展来看，1930年的工作在1965年时可能就没有了，但一些工作岗位消失后，也会有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产生。
真正的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新的工作是否会对于劳动者产生吸引力？另一方面，技术的突变让全球变得更加富裕，同时也将产生经济调整成本，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十分重要。梯若尔表示，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会让一些劳动者下岗，对于下岗的人来说，他们将不能在同样的领域找到同样的岗位，政府要有计划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如果不帮助这些下岗的人，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梯若尔认为想要社会稳定，政府必须要保护劳动者，对消失的岗位负责，要创造工作岗位让大家继续生活。二十一世纪是知识时代，政府要加强教育和再教育，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劳动者。他毫不掩饰地表示，这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社会发展越快，工作岗位的流失会越多。
梯若尔随后还透露，他的国家花了310亿美金去做再教育，来帮助失业者进入新的领域。他非常坦诚地说，这并不十分容易。因为政府必须要对未来进行预测并且进行再教育，政府要抢在旧的岗位被取代之前就要做出再教育。预知未来十分困难，所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持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政府应打击影子银行
此外，他认为政府要打击影子银行，因为受监管的银行不能充分的提供一些功能的时候，便为影子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然而影子银行的无监管发展往往伴随着重大风险，比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美国通过自身的银行体系将风险传遍全球，所以打击影子银行也很重要。
梯若尔认为有些国家开始使用一些货币和税收来影响国际贸易，但是构建贸易壁垒、打贸易战，对全球和发起贸易战的国家本身都是不利的，最终会产生产业垄断。他重申其之前的一个观点，经济全球化当然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我们需要保证去保护所有的人，正确的事情就是不要打贸易战。
（香港商报，2018.5.30）
中国证监会发布CDR细则
证监会发布了有关中国存托凭证的一系列新规，旨在吸引“掌握核心技术”和“符合国家战略”的创新企业在国内二次上市。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正式发布了一种新型证券的发布规则，这种证券将使在海外上市、快速增长的公司能够在中国内地上市。中国证监会在公告中表示，这一立即生效的新规将使企业能够通过在境内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来实现二次上市。中国存托凭证是一种与美国存托凭证类似的证券类型。这一新规旨在吸引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在中国境内股票市场上市，以回应这些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中国证监会的公告表示，发行中国存托凭证的目的是支持“掌握核心技术”和符合“国家战略”的创新企业。中国证监会还表示，证监会将设立严格的试点企业选取标准，并将严格掌握试点企业数量和筹资数额。此外，中国证监会已经批准6只中国共同基金成为中国存托凭证的战略配售基金。中国证监会表示，配售基金自批复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基金募集活动，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得超过3个月。
发行CDR被视为在境外上市的独角兽“回归A股”的便捷路径之一。但郑志刚认为，从本质看，存托凭证（DR）的发行并不是传统IPO概念，而只是一种“金融工具”或一个“证券品种”。从实施效果看，CDR发行事实上绕过了独角兽重新在A股上市必须符合的中国《证券法》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形成一种以金融工具发行代替基础性上市制度变革的局面。在CDR机制下，CDR金融工具发行主体是在境外上市的新经济企业，而上市公司的CDR流通业务在中国内地，结果会使得境外监管当局由于CDR流通业务在中国内地而难以监管。
实际上，CDR的发行使CDR的投资人将与新经济企业真正股东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当新经济企业以发行新股方式覆盖卖给内地投资者的CDR，会稀释境外股东的股权；而当企业选择用库存股票和境外回购股票来发行CDR，这可能导致境外股票的股价上涨。而当面对来自股东方和管理层的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例如股利的延期或停止支付），CDR投资者缺乏相应的途径与股东和管理层制衡，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只是被迫在继续持有和转让之间做出选择。
国内市场发行CDR的境外上市新经济企业，都需要券商（甚至部分银行）在存券和托管等方面的深度参与。这无疑将成为劵商（和部分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对于普通投资者，CDR发行至少在他的资产组合中多了一种可供选择新的资产配置途径，甚至可以通过CDR的购买能够分享来自身边，只不过在海外上市的新经济企业的发展红利。
（综合信息）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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