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8年第22期（总第1819期） 2018年3月30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中美贸易问题再思考
[导读：继续关注中美贸易问题。针对两国的贸易问题，中美两国已经开始了磋商，旨在避免美国对一系列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并进而引发贸易战。而不少分析认为，贸易战并非必然爆发。同时，由此而引发更多的思考，既促使我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要求我们认真思考贸易争端的根源和解决思路。]
中美贸易问题的进展
美国何时开征关税？
美国公布对华301调查结果。北京大学国发院卢锋，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李双双就此撰文分析介绍说，301调查是美国针对他国不合理、不公平、歧视性的贸易做法而采取的反制措施，因成形于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而得名，后经1979、1984、1988年多次修订，衍生出特别301和超级301调查等变种。特别301调查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条款，超级301调查主要针对贸易自由化领域，涉及出口奖励措施、出口实绩要求、劳工保护法令等等。与其他依据美国国内贸易法发起的贸易调查通常针对特定市场主体或特定产品不同，301调查针对贸易伙伴国法律、政策、措施等体制政策层面对象，涉及具体行业和行为对象范围更为宽泛，因而在美国实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工具选择中具有特殊地位。
根据美国301法案，一个特定案件从启动调查到终结一共有五个流程和八个方面内容。（1）发起调查；（2）调查发起后的磋商；（3）贸易代表的裁定；（4）措施的实施；（5）对外国的监督；（6）措施的修正与终止；（7）信息的请求；（8）行政管理等程序。其中前四步属于按照顺序依次进行，而后四步则是在调查发起后贯穿在后续程序之中。就这次针对中国的301调查而言，特朗普的22日备忘录宣布了初步裁定结果，显示目前这个案子应该处于第3步即将结束并向第4步过渡的阶段。
美国301调查拟议的三方面制裁措施有各自不同实施时间表。就加征关税的制裁措施而言，从特朗普日前发表备忘录到可能发生的最终实施，依据美国301法案程序性规则还有三个环节。一是由USTR公布初步加征关税产品对象与加征关税清单，二是经过一个公示和跨部门磋商后形成301调查最终裁定并公布最终产品与关税清单，三是再经过一个时期进入最后实施阶段。
特朗普备忘录仅仅提到15天以内USTR必须公布初步制裁清单，对最终清单时间没有直接说明，而是说在初步清单提出后“经过一段时间公示评议……，与相应机构与委员会磋商后……公布最终清单”。USTR“情况介绍”进一步说明后续时间表：一是“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初步清单，二是随后公示磋商期为30天，到期将在美国“联邦纪事（the Federal Register）”上公布对华301调查最终制裁清单。可见前面两段程序时间已大体确定，就是特朗普备忘录发表开始一个半月以内。
问题在于第三步要走多久？依据美国301法律相关法条（《美国法典-海关关税卷》第2415条）给出的原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最终清单公布后30天内要付诸实施——这应是目前讨论流行认为中美贸易战2-3个月内必见分晓的依据。不过需要注意，该法条还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实施制裁措施可以延后最长不超过180天。特殊情况包括：调查申请方主动要求延迟；在贸易代表主动发起调查场合，调查对象国在起草或实施立法或在行政措施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或者贸易代表认为延迟实施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权利或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所有进展都取决于总统本人是否有特别指示。换言之，如果特朗普改主意，整个流程都可改变。
根据作者的推算，最短两月有余，最长还有半年多。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日前在北京与朱民教授对话中美如何在301调查最后期限进行危机管理时，建议对这类期限不要给太多的关注。在他看来，“在外交界的话，最后期限不是问题。……不要过分担心，好像过了期限就不行了”
另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Lighthizer）3月28日在CNBC的节目上，表示，即将公布的总额超过500亿美元的对华关税清单将包括“大部分高科技产品”。根据特朗普总统此前的表态，这份清单将在4月6日前公布。莱特希泽表示，这些商品将由电脑算法选出，旨在最大化对中国出口商的打击，并最小化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他将在中国商品关税生效之前给出60天的窗口期，表示6月前或不会开始开征关税。当被问及中美双方是否可能通过谈判来避免关税大战时，他表示：“我认为这存在希望。”但他表示，中美拥有不同的经济系统，双方将存在一定的冲突。此外他表示，将中美贸易关系“带到一个好的地方将需要几年时间”。
中美寻求避免贸易战
据路透综合报道称，中美两国正在举行磋商，旨在避免美国对一系列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并进而引发贸易战。美国财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与北京方面谈判时，致信提出，要求中方降低进口汽车关税，允许外资持有金融服务公司多数股权，并购买更多美国生产的半导体产品。
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证实，特朗普总统要求努钦和莱特希泽设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分歧。“我们希望中国与我们合作，基本上解决部分这些问题，”纳瓦罗对CNBC电视台说。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6日与参加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年会的外方代表座谈时讲话称，中美经贸规模发展到如今的体量靠的是市场力量和商业规则，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对于存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美双方应本着务实的原则，通过做大增量促进贸易平衡，坚持谈判协商化解分歧摩擦。他表示，“中国制造2025”是在开放的环境中推进的，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不会强制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将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行为。
美国财长努钦3月25日在Fox News专访中表示，寻求与中国达成协议，“让他们开放他们的市场，降低他们的关税，停止强制转移技术。这都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正在继续研拟这些关税，不会停下脚步，除非达成一个由总统签署、可以接受的协议，”努钦说道。
英国《金融时报》3月26日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报导称，中国提出把部分从韩国和台湾采购的半导体转而向美国购买，以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半导体总额为26亿美元。《金融时报》援引了解有关讨论情况的人士称，为避免与美国爆发贸易战，中国官方将赶在5月前敲定允许外资金融集团在中国国内证券机构中持有多数股权的新规则。
“我估计出于政治原因，中国作出回应是合理的，因为各国都是这样，”黑石集团执行长苏世民表示，“因此我认为这只是一场小冲突，我认为解决此类问题符合两国的利益。”
据彭博报道，3月29日，美国国会向特朗普表示，要求其关税计划不会损害到美国国内经济，尤其是不会消除此前通过税改而获得的利益。美国众议员筹款委员会主席凯文·布拉迪（Kevin Brady）表示，会确保此前美国政府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计划不会损害到美国经济。他表示，中美双方就重新平衡双边贸易关系进行谈判将是迟早的事。他要求特朗普必须确保关税计划不会消除此前美国税改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并指出关税惩罚必须是对中国，而不是美国工人。
日经新闻分析指出，中国对抗美国限制钢铝进口的对抗措施并没有包括进口额较大的大豆、半导体和飞机等，可以看出中方最终希望通过谈判来优先解决问题的姿态。而美国则似乎认为中国容易做出让步方案。中美两国在短期内发动贸易战的风险虽然出现减小，但围绕截至“6月左右”的期限，两国必将展开激烈的博弈。
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大豆采取措施……
由于中国大量进口美国大豆，因此在这一轮贸易战中，“大豆牌”成了部分人眼中中国最有效的反制措施之一。3月28日，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由美国普渡大学的两位农业经济学家泰纳（Wally Tyner）和塔赫利普尔（Farzad Taheripour）共同完成的中国关税会对美国大豆出口产生影响的研究报告。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称，如果中国向美国大豆征收关税，除了会对美国大豆造成71%的出口下滑外，同时对中国损失更严重，因为大豆进口对中国国内经济非常重要。
该报告的研究表明：10%的中国大豆关税将导致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下降三分之一，美国大豆出口总量下降18%，美国大豆产量下降8%。30%的大豆关税将导致更大幅度的下降。美国大豆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下降71%，美国大豆出口总量下降40%，而大豆产量下降17%。
美国农业和家庭联盟发言人劳勒（Kevin Lawlor）也曾表示，中国政府如果对美国大豆实施报复性关税，这将对美国农村家庭带来巨大打击——“这些家庭的生计都依赖于这个近500亿美元的产业。”但泰纳认为，如果中国向美国大豆征收关税，除了会对美国经济每年造成17亿到33亿美元不等的损失外，同时对中国损失更严重，因为大豆进口对中国国内经济非常重要。
美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3月29日在接受彭博社电视采访时称，中国若限制美国大豆进口，将伤害中国消费者，特别是人数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对美国农民伤害更深。
据美国大豆协会统计，每年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有1/3销往中国，总价值约为140亿美元，过去十年中国进口量至少翻了一倍。2017年美国大豆出口量超过60%进入中国。
2016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市场，其大豆进口主要来源于巴西和美国。2017年，美国大豆出口量5851万吨，其中出口中国3285.54万吨，占美国出口量的56.15%。海外大豆压榨豆油的出油率高，进口大豆对于中国自产大豆具有价格优势。2017年，中国自产大豆1300万吨，进口达9550万吨，大豆进口依存度接近90%。压榨用油占大豆消费量比重达83%，其中国产大豆主要用于蛋白制品等；榨油之后的豆粕，主要为饲料原料。
而对于生猪养殖来说，饲料约占生猪养殖总成本的60%左右，玉米和豆粕是饲料的主要成分，分别约占饲料成本的60%、20%。未来大豆和玉米的价格如果进一步上涨，将会进一步恶化养殖企业成本。根据招商银行谢亚旭的报告，如果量化大豆价格对中国CPI同比的影响，那么在大豆价格上涨5%、10%、20%、30%的背景下，将额外拉动CPI同比0.08、0.17、0.33、0.50个百分点，这将显著抬升中国通胀压力，所以，大豆价格如果未来出现暴涨，甚至会造成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
特朗普的目标能否实现
华尔街剖析特朗普出牌策略
据路透报道，对于华尔街以押注作为职业的基金经理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贸易问题咄咄逼人的立场像是扑克桌上的一次高赌注博弈，不过他们相信他们也可以玩一把。
投资人仍然担心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会爆发贸易战，但一些大投资人对于他们赚钱的前景非常乐观，尽管他们正在努力解读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策略。
特朗普3月2日推文称“贸易战是好事，可轻松获胜。”此话令分析师大为震惊，他们引述证据，说明过去所发生的贸易战都给涉及其中的经济体带来了破坏。有分析师认为，特朗普反常的作法，恰恰是他谈判策略的一部分。
“他个人已展现积极、迅速和单边行动的特质，把中国带到谈判桌上，”EventShares上市交易基金（ETF）投资长菲利普斯说道。”我真的认为他们担心他采取单边行动，并损害中国经济。”
Bruderman Asset Management驻纽约的首席市场策略师波舍（Oliver Pursche）表示，特朗普对美国贸易伙伴展现出的强硬姿态，反映了他1987年所出的一本书《特朗普：交易的艺术》中描述的谈判方式。“你先是提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条件，然后再退让一些，你想要的就没当初害怕的那么难以令人接受了，”“问题是对方也不是傻子。最终他们就会搞明白。”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认为，与反复无常的特朗普政府打交道，很容易想满足他的要求以换取豁免，但应小心不要为了摆脱眼前问题就作出破坏性的长期让步。
对其他大型经济体（最明显的是中国和欧盟，但也包括主要贸易国和韩国等盟友）来说，这在经济外交中设定了高风险操作。在对付一个像特朗普一样善变的人掌舵的政府时，诱惑是为了获得关税豁免，希望他继续前进，而给予他想要的，或至少一些可以用来卖弄胜利的东西。
为了暂时的喘息做出永久让步不仅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并且对威胁的轻易让步使其更有可能重来。换句话说，当各国试图逃避特朗普的关税时，他们应该小心行事，不要做任何可能破坏全球贸易秩序的事。他们也应意识到，在有约束力的贸易协定中做出的让步难以撤销。
对欧盟和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无论任何他们觉得有必要做出的象征性让步，他们的主要反应应该是全球性的。任何人都不应假装对付这样不合逻辑的非理性威胁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各国政府必须小心，不要只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息事宁人，做出对长远不利的让步。
中美贸易战可能不会爆发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目前的阵势，依然可能引向中美之间的谈判，而非预示着要双方要开打贸易战。至少目前还没到那种地步。
政治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近30年前的一个不同语境下讨论贸易冲突时，将之形容为遵循商业语法的冲突逻辑。这很适合用来描述当下的中美关系。曾经互为竞争者和合作者的中国和美国，如今既是对手，也是敌手。然而，尽管特朗普政府叫嚣得厉害而且奉行公开的保护主义议程，但它到目前为止还并未决意拼死一战。
首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考虑到中国作为供应链中心的角色，制造了头条新闻的3700亿美元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其实应该更接近1500亿美元。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由比如日本和韩国输入中国进行最后组装、然后再出口的商品。
再加上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这一数字就降至约1100亿美元，虽然规模仍然很大，但在政治上就没有那么强的冲击力了。美中两国还知道，与中国的行动对美国的影响相比，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的潜在冲击将大得多。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措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尊重了这种根本外部失衡的有限程度。1月宣布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的关税，其效果甚至还不如四舍五入产生的误差。而对中国影响不大的钢铝关税，如今已经豁免了如此多国家，以至于这项关税的效果已变得微乎其微。
最新一系列关税措施更加严厉，目标直指与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中明确要优先发展的10个行业相关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医药和医疗器械。
最新的关税尚未得到确认和实施，但即便价值500亿美元，这些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可忽略不计的，而且目前来看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
包裹在这些措施中的隐含议程更有可能是，不让中国获得在未来5到10年实现其远大产业政策目标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外国科技公司来获取这些商品和服务。在宣布关税措施的同时，白宫还就中国的技术许可做法和对外商在华投资的限制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诉讼。这两套措施加在一起，透露了白宫在贸易之外更复杂、更有意义的目标。
美国的主要精力确实不应放在跨境贸易上，而应放在边境线后的国家身上。换句话说，应放在贸易规定和做法以及保护主义和技术转让政策上，如果这些问题能部分解决或者避免，就可以让当前的叫嚣声和风险暂时再次降低。
迄今为止，中国对美国贸易叫嚣的反应主要是口头上的，在报复性措施方面也相当克制。因为美国对华出口使中国并不容易做出影响巨大的回应，如果有必要，中国很可能会采取一条不同的行动路线。目前来看，谈判似乎更有可能成为两国的下一步之选。
贸易战是特朗普设计的“新冷战”吗？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王江雨针对一些名家称中美已经进入了“新冷战”时期的观点指出：冷战的意义，就是在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上基本对立的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政治和经济对抗的格局。双方建立各自的国际体系和平行市场，很少进行经济上的往来，而旨在运用占自身综合能力极大比重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其他资源对对方进行削弱、围堵、遏制和打击，最终目的是消灭对方的政体。冷战状态下对抗双方的经济关系：冷战双方的市场在物理上是隔绝的，货物、服务和其他生产要素很少互相流通，否则就会产生“资敌”的效应。两个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体之间不可能进入冷战状态，这种相互依赖产生的可能性就是这两国处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之内，接受同样的交易规则，而且明白相互依赖的结果就是自身的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方经济的健康发展。证之以现实，中国与美国是有史以来相互依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彼此在经济上以及与经济相关的社会文化领域已经难解难分，更不要说双方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必不可少的相互合作。
特朗普对中国抡起的贸易大棒，毫无疑问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了减少中美之间极其巨大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发动这次“贸易战”，我们可以初步认为这在目前看来仍只是一次气势汹汹的高压要价行为，尚说不上是一招旨在扼杀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棋。
首先，特朗普政府缺乏“精心设计”此种方案的个性和人力条件。其次，在宣传此次对华“301”调查结果之前，美国已经对世界各国发起了一圈“贸易战”，可谓毫无“统一战线”可言，这根本不是要精心收拾什么“新冷战”对手的架势和准备。
美国公布的征税领域涵盖了中国政府的产业发展蓝图《中国制造2025》所涵盖的高科技行业，但上述征税措施在目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不可能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造成实质伤害。当然，贸易纠纷是一场博弈。事实上，双方宣布各自关税措施后，政府高层就立即开始了谈判的准备。
最后要警惕对外政策的讨论陷入“冷战思维”。若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以此为基础制定政策，或者是形成群情汹涌的民意基础，从而裹挟政策制定，最后导致用力过猛，制造不必要的甚至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矛盾，那才真是自行赌上“国运”的不明智行为。
波特在另一篇《纽约时报》文章中认为，自近50年前的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旨在引导中国摆脱孤立，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繁荣发展。最优秀的战略思想家们认为，已确立自身地位的超级大国和新兴巨人之间不是必然存在冲突。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富裕起来，它可以和平地融入西方大国在二战废墟上建立的制度框架。这个主张符合“自由主义和平”的外交观念：经济交往密切的国家会认为发起战争的成本太高。自从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美国企业为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巨大消费市场而竞相涌入这个国家，它们热情地赞同这一做法。
经济学家和外交政策专家普遍担心的是，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仅仅由国内政治决定。总统不知道他想从对华关系中得到什么，也不知道美国事实上可以得到什么。他只是弄清了自己的选民想要什么。这显然已经足够了。美国工人受够了中国。他们认为这个亚洲巨人进入世界经济导致了他们的失业或工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然而，他们渴望惩罚中国的想法却受到了误导。而且根据他们的愤怒来决定美国对华政策是错误的。依据密歇根工人的挫折感重新定位华盛顿的中国政策，可能是灾难性的。
关于贸易争端的更多思考
要冷静看待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击”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最近在为FT中文网撰写的文章中提到，最近一年来，任何关注国际关系的人士，不论在哪儿做研究，也不论在为哪一方工作，都不可能不被一个波及面广泛的势头所吸引：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非官方部门，正在采取措施或准备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国在海外的“扩张和势力影响”，或曰中国在外部世界“咄咄逼人的、具有触犯他方性质的（assertive/aggressive）行为”。
并非早先的“中国威胁论”
这个趋势是“中国威胁论”再来一波吗？丁学良认为，以前是为数不少的外国机构大声或小声地谈论“来自中国的威胁”，而目前却是为数日增的外国机构以实际行动或计划中的行动来对付他们视野里中国迫近的威胁。
这些针对中国在海外的项目和活动所发起的反击虽然还处于实施的起步阶段，但发起地点却不是集中在一两个国家。美国当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发起国之一，但是，就连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中小规模国家，也陡然提升了对中国海外势力和影响的防范及抗衡。
理解外部世界反击的深层思路
对于外部世界以上的反击势头，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透视其深层思路，即便我们不同意众多反击方的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方式，也应该心平气和地梳理清楚它们背后的脉络，这对于未来15年的中段时期北京高层如何考量及安排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国际关系观察界分析圈里，对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摩擦冲突诸多事态的解读，最基本的参照框架是三个。第一个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最近，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关切，那就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没完没了的贸易纠纷。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其含义中文译名不够明晰）为分析基准的。第二个框架是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冷战。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分析基准的。第三个框架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是最远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格局。
上述三大参照框架，对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都有局部的启迪意义，也都有重要的误差。第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可是，有些敏锐的分析家指出，中国经济的骨干企业继续是国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对外经贸作为，误差不可忽视。
第二个冷战性质的国际关系框架，也面对很多质疑。当今的中国，并非昔日苏联的再版。
第三个框架是基于国家或强权之间竞争的历史经验归纳，是所谓“价值中立”、接近于“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被更多的评论家所采纳，认为它最适合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即便如此，这个基于第一次大战前夕国际格局的参照框架的应用，也含有内生的和大环境的困难。
沃尔夫：贸易战或迫使中国偏离前40年的开放路线
FT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美目前宣布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有限，但如果贸易战升级，迫使中国重新思考包括外汇储备、汇率和外资政策时，那么中国坚持了40年的改革开放策略就会发生变化。
记者王昉：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措施，情况会变得多糟？
沃尔夫：我认为任何报复行动会遭致特朗普进一步报复，所以这场战斗不会很快结束，因为我不知道中国能做些什么才能让美国人满意，才能对事态有利。所以我觉得这场“国际经济外交”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阶段。我们可以打个比喻说，已经开打了，导弹已经出膛了，而我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
王昉：这场贸易战会如何恶化中国经济前景，让那些挑战变得更加严峻？
沃尔夫：短期来看，就双方已经宣布的制裁措施来看，我认为中国经济前景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这些措施的规模，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动摇中国经济前景。我的理解是：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占到中国GDP的4%，它是美国对华出口额占美国GDP比重的4倍。如果这个数字降低一些，放在一个年增长6%的经济体中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如果贸易战升级，甚至产生地缘政治上的影响，那么中国可能会比较激进地改变策略。比如中国可能会重新思考他的外汇储备政策，它还想继续持有美元资产吗？如果中美发生贸易战，中国可能会把他的外汇储备用作武器，而我认为这将十分危险。因此中短期看来，取决于中国的报复手段。
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更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延伸效应。它可能会深刻改变中国过去四十年坚持的开放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是基于中美交好局面的。尼克松访华开启的中美友好关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环境，也是基于中国加入了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如果这些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将是剧烈和深远的。
王昉：在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用了“蜜月期”这类说法。为什么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沃尔夫：你是在让我分析特朗普的心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好斗又无知，是个怀揣极度偏见的霸道之人，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是很难预测的。我的猜测是，他觉得，他已经努力向中国示好了，但没有从中国得到他所要的，中国没给够他。他觉得被中国给耍了，被中国愚弄了。他想的是，我本来就是一个保护主义者，我只是假装做个好人，但那是装的，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些中国人。他希望消除和中国的贸易逆差，他希望中国停止“盗窃”美国技术，说白了他希望终止中国的崛起。而中国显然不会配合他这样做，所以他要换换别的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觉得他还有另外两种想法：一是就职一年后，他觉得可以真正做回他自己了；第二是马上要到中期选举了，他希望讨好选民，而他的选民喜欢贸易保护，他希望能再次动员这些选民。他把身边人都换成了保护主义者，换掉了（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这人曾很努力地帮助他，任命了美国政坛一位最鹰派的人物——多年来都让人胆战心惊的约翰·博尔顿。博尔顿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完全漠视世界秩序和规则，他唯一兴趣在于让美国保持领先，从物理上消灭敌人。它是一个心态还停留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他觉得美国行为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约束，他是我们这个核时代最最危险的一个人物。
王昉：贸易战会如何影响中国原本已经十分严峻的债务问题？
沃尔夫：我的猜测是：如果贸易战让中国的净出口萎缩，因为中国被迫缩小贸易顺差，那么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让内需更快增长。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债务只会更快增长，因为短期内中国人无法马上提升消费，只能通过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而这就意味着增加更多债务，但中国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本质上既控制着借方又控制着贷方。
王昉：这难道不意味着这种债务模式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吗？这种模式可维持很久时间。
沃尔夫：未来某一时刻，如果债务的利息负担变得过于沉重，那么债务人违约就是了，中国政府会允许出现“有管理的违约”，受损的是中国的国际形象，而最终受损的是中国家庭，因为中国家庭才是最终的净债权人。假设这个国家的经济在放缓，而政府要重组债务，受损的中国家庭会变得非常不满，如果不满的家庭数量足够大，那即使是在中国这种制度的国家里，也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除此之外，这是一个债务管理问题。而这可以是个长期问题，这种现状可以再维持二三十年。
我觉得不会很快爆发债务危机，但我觉得债务导致的更大的问题是会出现很多坏投资，而这些坏投资长期来看会拖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变得极慢，中国的追赶进程会停滞，中国会掉进有些人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这才是中国需要担忧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就一直说，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基本承诺是“我们会管理好经济”“我们掌控一切，包括经济，来让你们变得更加富有”。过去40年，中国政府都非常漂亮的兑现了承诺。如果这一切都无法继续，那么我认为，这也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王昉：就在中国经济去年表现尚好，债务问题也得到控制之时，外部环境却变得非常险恶，这中间有没有亮点可言？
沃尔夫：最乐观的看待这一切的视角是和40年前甚至2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强大多了，它的技术能力也比以前强多了，它正在越来越转而靠内需驱动。尽管这个过程十分缓慢，它对贸易的依赖已经降低，不论从贸易占GDP份额，还是贸易顺差来看。当然中国还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单以中国目前的规模和发展水平看，即便国际环境变得不那么友好，中国抵御冲击的能力也要好过任何其他国家。除了美国以外，我觉得外部环境并没有那么险恶。但这意味着中国战略可能会发生变化。
贸易争端考验智慧
假如真的发生了贸易战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加文·戴维斯认为：贸易战无异于“囚徒困境”，双方可能倾向于达成不利的“纳什均衡”，即使可以通过合作行为实现有利的均衡。
戴维斯综合分析了全球经济在关税大幅上调情况下面临的经济损失规模。
首先是美国对进口商品广泛征收关税的影响，前提是假设其他贸易国不采取报复措施。结论是，美国对从东亚进口的商品征收20%的关税，将使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少约0.6%。
而世界其他地区受到美国关税最初效果的影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全球经济模型模拟，显示了美国对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商品额外征收10%关税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这将使美国GDP缩减约1%，并使世界其他地区GDP缩减0.3%。经济产出并不会从一个地区转移至另一个地区：每个人都面临损失。
不可避免的是，中国、欧盟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损失将引发政治压力，迫使其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这些关税将严重打击美国农业等行业，引起连番报复。
假设所有国家都对从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额外征收10%的报复性关税。全球所有商品贸易适用的关税都将提高10个百分点。这是对全面“贸易战”的相当严格的定义；目前，发达经济体适用关税的平均水平仅为2%左右，新兴经济体为9%。
2016年经合组织（OECD）发表了对全面征收10%进口关税的影响的简述。其结论摘要如下：
关税上调预计将使全球贸易量缩减6%左右，实际GDP下降1.4%，其中美国、中国和欧洲均承受1.7%-2.2%的产出缩减。由于这些贸易和产出损失可能分摊到数年，这种冲击的规模似乎是可控的，可能略低于投资者目前担心的程度。
其他模拟大致相同。高盛经济学家公布的结果表明，在全球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在两年内的产出损失约为0.9%，同时股票价格下跌20%。中国的产出损失仅为0.5%。通胀率会上升千分之几，但之后随着货币政策收紧以及失业率上升，通胀率将回落至目标范围。
还有两种明显因素可能让经济影响严重得多：
本世纪初全球价值链（即零部件贸易而不是成品贸易）的巨幅增长可能使得贸易体系容易受到更大的暂时性混乱的冲击，比如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出现破产或紊乱。每一次当零部件跨过边境时，都可能被征收关税，大大增加全球价值链的实际生产成本。
关于未来关税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投资者推迟资本投资决策，从而造成对GDP比上述模拟所呈现的大得多的直接影响。
总之，现有（虽然不是很有说服力）证据表明，贸易战带来的全球产出损失可能在几年内达到1%至3%，而采取左尾检定估测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经济和政治上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这场战略博弈陷入不利的均衡状态，那么市场可能倾向于做最坏的假设。
贸易战的根源和解决思路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首席财经评论员徐瑾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源自社会推动，贸易战源起经济，根源在政治，解决还是在外交。
从经济学角度如何看贸易战？表面上，中国确实对美国收获了不少贸易顺差。按照中国官方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1.87万亿元，合2780亿美元；美方统计口径则是3750亿美元。然而，顺差逆差的经济学含义并不是那么简单，并非逆差国一定吃亏，顺差国一定占便宜。诸多国际贸易的研究已经指出，美国贸易逆差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这是各国不同经济要素配置之下的合理性问题。在中美贸易逆差背后，实际上是以中国为核心整合了东亚板块的网络式加工链条，并最终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换言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代表东亚板块实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个证据是，虽然中国对美国保持庞大顺差，对东亚其他国家却维持几乎同样庞大的逆差。实际上，这个故事并不新颖，中国占有顺差，只是东亚与美国固有贸易的延续，过去是日本，今天是中国，未来可能是印度越南。
东亚板块作为全球合作链条中制造业的重镇，本质上是承担了与美国不同的经济分工角色。对美国而言，美国在商品贸易逆差的同时，服务业则积累着庞大的顺差，也正反映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看得见的损失背后，对应着看不见的美国消费者福利提升。问题在于，经济学的道理，特朗普之类政治家是真不懂还是假装不懂？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背后其实更多是社会推动，特朗普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的政策正是集体情绪的映射。除了贸易顺差，美国商界也很在意市场准入。特朗普此次加征关税行业，聚焦于科技行业，这就不单单是贸易逆差问题，而是战略高地的争夺问题。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当年的日本？美国人说，中国和日本最大不同在于体量。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不同在于，日本和美国之间只是贸易红利的分配问题，双方对于日本最终会加入西方系统这点并无异议。今日局面的复杂性在于，中美间还存在意识形态的差距，中国试图提供的全球治理秩序与美国设想明显存在差异。
在今日美国看来，中国和日本不同。对民主党而言，中国是以前的日本但规模更大；对于共和党尤其新保守主义而言，除了日本之外，中国很可能让他们想起苏联。西方对于中国最终遵循西方系统游戏规则开始失去信心；对于中国而言，挫折之下开拓自身的全球体系也成为替代方案，如此叠加，使得双方摩擦日益加剧，从南海冲突、亚投行风波、一带一路、国进民退等议题均可见端倪。
徐谨认为，中美之间，信息误读始终存在。比起叫嚣强硬应对，弥合不必要的信息误读显然更为重要。90年代之后，中国重新加入了全球市场，尤其是享受了加入WTO的巨大红利，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十五年保护期已经过了，中国承诺的市场化改革却引发了欧美诸多猜疑，交涉中，西方和中国双方彼此都感到了不少挫折，一方面指责中国没有做到承诺，中国则再次感受到被排斥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拒绝。
目前关税纠纷只是开始，贸易战表面源起于经济，其根源却在于政治，解决思路还是在于外交。基辛格曾经说，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越来越分散；一方面越来越全球化，而且至少会有6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中国老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新的政治经济周期启动。全球化对于中国过去是春风丽日，未来中国人或许将和其他人一样，体会全球化暴风骤雨的一面。
珍惜中美的政治智慧和历史逻辑
FT中文网撰稿人陈志龙指出：中美双方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理性地管控分歧，市场恐惧、猜疑不断扩大，尤其要防止贸易战升级引发大国关系的全面回撤和倒退，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复杂的形势，激烈的较量，考验双方的意志力和政治智慧。
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封闭型体制成功转向一个以市场制度为基础的举足轻重的开放的包容型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商品出口在2007年超过美国，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中国制造业出口大部分起始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快速向技术密集型转身。2007年，中国30%的制造品出口在联合国贸发委的贸易数据库中被归类为高技术产品，而现在已近60%。不断增长的出口能力、科技进步能力，加上中国制造业信息服务内涵的急速增长，必将对全球经济施加重大的结构性重构压力。中国竞争力的加强，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队伍，中国对教育、科技研发的巨大投入、生产的规模经济和日益完善的全球分销体系，因此中国的发展中，与外部关于贸易和自然资源可获得性的摩擦也会越来越多，这种摩擦也不只是中美之间的。过去十年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挑起的全球贸易争端不断。
经济危机之前，贸易保护主义就已经抬头，而“次贷”危机更是加剧这种态势。从2010年10月发布八国贸易监管报告中可以发现，尽管世界主要国家在2008年底的G20会议上发誓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但事实却不然。当年11月以后，发达国家和经济体采取了692项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对外商业利益的限制性贸易措施。半数以上国家实施了贸易保护措施，对100多个贸易伙伴国造成了负面伤害。中国是受这些保护措施打击最严重的国家，692项条款有337项是针对它的。商人政治家特朗普上台后，因为中国对美顺差的长期累积，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当然急剧上升。
要看到，形势比人强。政治天然地包含谈判和妥协的因子。孟道斯鸠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贸易精神促使人拥有一种精确的公道观念，一方面与劫掠针锋相对，另一方面与某些伦理道德背道而驰。90年代中美也曾多次走到贸易战边缘，但最后都没打起来，这背后是政治领导人的胸怀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谈后，有一个重要论断，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而没有一个理由把它搞坏。过去几十年间，中美大国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风雨历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双方都应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关系好的时候要相敬如相宾，相互理解和尊重；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冷静下来找原因，不能夸豪斗富使性子，不能任由民粹主义意气用事。快活一时，事后修复代价非常高昂。这次，尤其要防止贸易战升级引发大国关系的全面回撤和倒退，掉入不可挽回、全面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重温历史，重读那个并未远去的年代，大使馆事件、撞机事件……每一件事都不比当下的事小，但双方通过艰苦的对话和谈判，都有效地管控了重大风险。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其间的政治智慧和历史逻辑应是两国政治家共同传承并倍加珍惜的宝贵财富。
（完）
（整理、编写：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8年第22期（总第1819期） 2018年3月3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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