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走势
全球债务问题和中国治理行动

20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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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8年第14期(总第1811期) 2018年3月2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全球债务问题和中国治理行动

  [导读:进入2018年,关于全球债务形势的严峻性,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而近期在中国吸引人们关注的诸如保监会对安邦保险的临时接管,显示中国政府解决债务问题的决心,并且将在金融监管和治理方面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径。]

  用“债”堆出来的繁荣无法长期为继

  朱民警告:全球债务问题较2008年严峻

  据报道,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2月27日在《财经》主办的“瑞·达利欧:看中国、看市场、看投资”活动中发表演讲时表示,全球债务水平在金融危机之后不降反升,现时面临的问题较2008年还要严重。朱民说,“今年全球债务水平是140万亿美元,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朱民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尾部,也处于美国股票市场周期的尾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面临调整”。目前全球债务水平及杠杆率均较2008年为高,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低利率,使各国债务上升,政策空间远较2008年为小,加上现时正处于长债务周期的尾端即将调整,若发生大幅波动,应对的工具将很不充足。

  经合组织:债务上升“挑战”发达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警告称,发达国家面临日益上升的政府债务,随着世界各地利率上调,这些债务对其预算构成“重大挑战”。

  经合组织称,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低利率帮助各国政府维持高债务水平和持续的预算赤字,但“相对有利”的主权融资环境“可能并非金融市场的永久特征”。经合组织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法托什·科奇(Fatos Koc)告诫称,该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面临“债务到期带来的日益加重的再融资负担,再加上持续的预算赤字”。

  对大规模公共借款的较长期后果发出警告,标志着经合组织的立场转变。就在去年11月,该组织还在赞扬各国放宽财政政策以帮助全球增长。在当时发布的《经济展望》中,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表示,“就算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1个百分点……预算平衡在接下来3年的年均恶化幅度也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至0.3%”。但现在科奇主张,利用财政措施作为经济刺激手段是否明智,要看具体国家的预算处境,而“在形势良好的时候,在经济中建立强劲的财政根基很重要”。

  今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主权债务的总存量达到45万亿美元以上,远高于2008年的25万亿美元。去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平均达到73%,而今年这些成员国将要从市场借入10.5万亿英镑。经合组织表示,由于在金融危机过后借入的很大一部分债务将在未来几年到期,发达国家需要在接下来3年对40%的存量债务进行再融资。

  用“债”堆出来的繁荣无法长期为继

  据外媒综合报道,全球股市震荡,但仍处于相对高档,全球经济似乎欣欣向荣,但这样的繁华却都是“债”堆出来的。经济学家警告,这种用债堆出来的荣景长期无以为继。

  据美联储(Fed)日前公布,截至2017年底,美国家庭债务余额达13.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连续5年增长,较2016年底增加5720亿美元。

  美国家庭负债比,于2013年春季触底后,已回升约18%。最近14个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持续增长,截至2017年底约占美国GDP的67%,只低于金融危机后2009年初的高点87%。2017年第4季度,美国家庭债务单季增长1930亿美元,增幅为1.5%,其中房贷余额季增1390亿美元至8.88万亿美元,车贷季增80亿美元至1.22万亿美元,信用卡债务季增260亿美元至8340亿美元,学贷季增210亿美元至1.38万亿美元。

  日本的债务问题也是积重难返。日本政府因人口老化,医疗保健等成本增加,仅凭税收无法支应,大量发行公债,也面临庞大债务问题。日本财务省近日披露,截至去年底,包括国债、借款以及政府短期证券等3部分的国债达1085.7537兆日圆,平均每人负债857万日圆。

  德州大学经济学家詹姆士·高伯瑞(James K. Galbraith)与父亲约翰·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都专精泡沫经济研究,年初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年会接受MarketWatch访问时,对于家计部门(Household Sector)如今几乎成为美国经济成长唯一支柱赶到忧心,认为由消费支出带动的荣景恐无以为继。

  当MarketWatch问到人们是否因为美股道琼不断创新高而轻忽经济问题时,詹姆士·高伯瑞说:“道琼工业指数不是经济体质的严谨指标,当经济处于长期但相当缓慢的扩张,有效劳动力规模大幅缩减,就业比率虽小幅成长,仍远低于10几20年前水平。

  高伯瑞认为,美国经济结构将有重大改变,商业投资占比持续偏低,营建占比也相当低落,意谓着经济愈来愈大的程度由消费来驱动,而消费又仰赖举债,车贷、消费信贷与学贷等,债务逐渐积累,直到有天出问题,家计单位不愿再使用信贷,届时经济扩张便将告终。(财经中心/综合外电报导)

  有读者留言说:“目前美国家庭负债大部分都是信用卡债与车贷,升息会降低消费力道,提高违约率。”

  中国面临2.7万亿美元债券再融资挑战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4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将在接下来5年面临再融资挑战,原因是超过一半的未偿付债务将要到期,这加剧了人们对某些借款人的违约风险的担忧。

  根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2018年,中国的公司、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主权借款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有4090亿美元在岸和离岸债券到期,2019年为6190亿美元,2020年为6640亿美元。将要到期的2.7万亿美元债务占中国4万亿美元未偿付债务总额(包括永续债)的一半以上。

  对许多借款人来说的一个考验是,在利率走高的环境下,新债的成本将会提高。安本标准投资管理(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沃尔夫(Alex Wolf)表示:“如果公司以更高的利率重新发债或借款,那将推高总偿债成本。”

  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债务狂潮的规模,预计更高的偿债成本将给一些借款人带来压力。Dealogic的一些分析师表示“有理由”担忧,因为“整个经济建立在太多债务之上”,这“可能成为公司的压力(来源)”。

  Dealogic表示,2015年发售了大量短期债券,为企业活动提供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在接下来几年到期。花旗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说:“我们担心企业债。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中的一大债务人。我认为相对于去年,今年将允许发生更多的违约。”

  花旗表示,自几年前发生第一例企业违约之后,迄今已经发生89起。花旗表示,2016年有48起违约,尽管2017年减少到33起。但刘利刚表示,政府在允许国有企业违约方面较为“谨慎”,并且政府不会允许大面积违约。

  直到不久前,在中国的在岸企业债券市场上,债券违约都很少见,政府通常会介入,为陷入困境的发债者纾困。第一起在岸企业债券违约发生在2014年3月,当时民营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未能如期偿付一笔利息。2015年发生了第一起国企债券违约,违约方是电力设备制造商保定天威。这起违约使分析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更愿意让市场力量占上风的一个迹象。

  一些市场评论人士认为,再融资不构成重大风险。只评级中国离岸债权的穆迪近日表示,今年“亚洲企业的债务到期和之后的再融资需求”将是“可控的”。他们表示,去年“繁荣的债券市场”让许多亚洲公司能够为再融资发债。他们补充称,2017年“亚洲的发债速度达到空前水平”。

  德意志银行:未来三十年全球债务大爆炸

  目前,国债收益率正在以过去十年间最快的速度上涨,美联储稳步迈进加息,欧洲央行也已经快到QE的尽头,开始缓慢撤离。

  美债收益率在触及3%后,是会一发不可收拾地继续走高,还是会随着投资者配置债券而走低?分析师观点不一。而德银全球信贷策略首席吉姆·瑞得(Jim Reid)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无论债市目前面对怎样的不确定性,收益率走高都是必然的。

  瑞得认为,收益率未来必将走高,这不可能没有风险,但央行不能因此而怯于撤出宽松。长期宽松会继续推升资产价格,加上全球政府债务的无止境膨胀,如果央行不下定决心,市场将越来越受限。

  瑞得将目前的状况形容为“一个微妙的时点”,2月初的股市大跌已经体现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撤离时,市场会掀起何等风暴,“更复杂的宏观环境还在前面。”他认为,“无论短期走势如何,利率和收益率在未来几个季度、未来几年都会持续走高,我们希望决策者不会在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失了方寸。……更高的收益率不会是没有风险的,它会带来更高的波动性,更常见的风险资产抛售。”

  高盛日前也警示,如果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5%,美股可能暴跌20%以上。

  但是,瑞得认为,央行不能在战争前夜退缩。“如果他们退缩了,他们会面临长期过于宽松的风险,资产价格可能会更贵,也有可能形成泡沫。真正麻烦的问题,市场有可能在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都不得不面对的是,全球越来越高的政府债务。”

  德银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D)以及国际清算银行(BIS)推算的,政府债务/GDP之比,会在未来30年间呈爆炸式增长。“这有可能意味着,QE最终会演变成未来多个周期的常态。但是考虑到其他限制,QE有可能出现收益率结构性高企时,但主要目的会是以保证实际利率不升至上限水平。”

  处理债务问题的终极手段是经济增长

  东方证券邵宇、陈达飞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的观点。罗格夫提出了“超级债务周期”假说。他认为,危机后的低增长、低利率和低增长的“新常态”只是超级债务周期中的一个阶段。当未来去杠杆告一段落,借贷困难得到缓解,经济内生动能也会复苏。

  罗格夫和莱恩哈特基于历史上各类危机的实证证据,认为这次危机与历次危机有许多相似点。当然,这次危机也有其特殊之处。之所以复苏步伐如此艰难,与政策操作不当有较大关系。竞争性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资金供过于求。除此之外,监管环境的改变还限制了风险较高和规模较小的借款人的借贷能力,信贷需求受到压抑。同时,量化宽松是通过央行购买资产的方式实现的,这使得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央行的资产对应着实体部门(包括政府)和商业银行的负债,债务的积累必然拖累需求,致使经济复苏乏力。罗格夫认为应该大胆采用非传统的方案来缓解债务的压力,比如债务的减免、债务重组,以及提高通胀目标等。正是在多种措施的共振下,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债务问题也得到有效缓解。

  邵宇、陈达飞认为,处理债务问题的终极手段是经济增长,也就是企业利润的改善,和居民报酬的增加。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总是与债务的堆积相伴而生,因为货币的本质就是债务。所以,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选择的问题。

  站在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仅依靠货币政策引领全球复苏的任务已基本宣告失败。美联储最早在2013年就释放了缩减量化宽松规模的信号,并最终于2014年10月正式退出。历时一年多,美联储于2015年12月17号退出零利率政策,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25%-0.5%区间内。两年后的2017年,美联储宣布自10月份开始缩表。至今,美联储已经加息5次,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12月1号,联邦基金利率上限已经达到1.5%的水平。按照耶伦的计划,联邦基金利率要调整到3%的水平,所以未来2年内还有150个基点的升幅。平均来看,1年会加息3次。全球流动性锦标赛已经正式落下帷幕,流动性拐点已经到来。而2017年,就是流动性拐点的元年。在美国非农数据好于预期,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超预期的背景下,2月5号美股重演了“黑色星期一”,三大股指单日大跌4%左右,其中道琼斯指数创下2011年年中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再加之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穿透近10年来的下跌走廊,历史经验看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危机。恐慌情绪蔓延到了欧洲和亚洲,A股也未能幸免。在基本面好于预期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下跌,主要原因在于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流动性紧缩。

  虽然欧元区和日本并没有紧跟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但是随着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明确,在可预见的短期内,欧央行和日本央行或将采取相应举措。毕竟,非常规货币政策只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欧央行与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以日本央行为例,截止2016年底,日本央行持有日本政府债券总额达到350万亿日元,占日本政府债券市场总额的36.7%。同时,日本央行持有的交易所基金份额占比更是高达55.2%。所以,日本的量化宽松,也已经到了瓶颈期。

  量化宽松可以托住经济不再继续下沉,但要带领经济全面复苏,还是要从实体经济层面找原因。特朗普减税计划是一个坐标,它标志着货币政策正在转向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仍然是扩大内需。在特朗普减税计划中,主要有三大对象,第一是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提振个人消费需求,第二是给企业减负,促进私营部门的投资,第三是降低海外企业汇回的利润税,引导资金回流。财政政策的优势在于引导,而非“抢板凳”游戏,可以避免流动性的外溢效应,而且一旦需求起来了,低利率、低增长和通缩的问题都能得到缓解。关键的问题是,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同时,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品的创新并没有停止,新组织和新业态不断迭代,新制度的供给也在不断探索。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人类进入21世纪,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知识社会的形成及其对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被认识,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关注价值实现、关注用户参与的以人为本的创新2.0模式也成为新世纪对创新重新认识的探索和实践。同时,创新还会渗透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之中,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产出效率。

  中国重点治理综合性金融集团意在解决债务问题

  中国重点治理综合性金融集团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中国政府认为如果持续对盲目扩张的安邦集团置之不理,将招致兑付危机等事态,进而动摇金融系统,中国领导层显示出金融健全化不存在“禁区”的姿态。中国的其他综合性企业也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日本经济新闻”还说,在中国,像安邦集团这样旗下拥有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的民营综合性金融集团接近30家。

  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消息,将以保监会为中心派工作组进驻安邦接管经营。接管期限为1年,截止2019年2月。安邦于2004年成立,仅仅10多年时间就迅速成长为总资产达2万亿元的综合性金融集团。除了在中国保险行业位居第三的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外,还拥有银行、证券、不动产和投资等企业,员工人数约为4万人。安邦通过投资收益率较高的“万能险”大规模筹集资金,并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和企业等海外收购中。

  据美国智库统计,2016年安邦的海外收购额达70亿美元,较2014年相比膨胀至接近3倍。多次实施海外收购的安邦、海航、万达以及复星4大集团2016年的合计收购额高达350亿美元,占中国整体收购额的2成。如果不断膨胀的海外资产的价格出现暴跌,安邦等综合性金融集团的经营发生震荡,将引发保险等金融商品的兑付危机,从而动摇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光鲜的巨额收购的背后,中国的金融系统变得愈发脆弱。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1月份发表文章指出,“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已经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在2017年秋季的十九大上,中国将压缩债务、防范金融风险视为首要的经济课题。可以说此次的举措显示出政府不会放松监管的决心。此外,中国领导层还担心,在美国转向金融紧缩的背景下,如果默许这些综合性金融集团肆无忌惮的推进海外收购,很可能加速资金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在2017年春季之前中国国内的资金持续流向海外,中国政府被迫实施了货币防卫措施。领导层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综合性企业推进的海外收购。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此次,保险、银行和证券当局、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金融监管部门成立工作组进入安邦。郭树清还显示出制定综合性金融集团整治方案的方针,预计将灵活运用此次接管安邦所获得的经验。

  安邦事件传递明确信号:中国要解决债务问题

  《纽约时报》指出,由于担心债务驱动的大肆收购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希望加强控制,这些公司的大举借债可能会对金融体系产生不利影响。

  对安邦采取的行动向中国的公司、银行及其他经济支柱表明,习近平主席关注金融稳定,并且在严肃对待中国的债务依赖问题。

  通过公开的举措,中国政府可能给了其他国家监管者新的理由,对希望在海外达成交易的中国企业的政治关系及财政支持进行质疑。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当局都已经在提高对中国交易的审核力度。任何收购过程中的放缓都可能会让交易降温,让那些多亏了大肆挥霍的中国人而收获意外之财的投资者感到失望。

  收购潮可能无法维持下去。近年来,中国的许多交易都是靠低息借款达成的,中国官员对债务水平越来越感到紧张。通过大量举债,中国推动了十年的增长,累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相对于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中国的债务规模与美国相当。

  现在,许多“灰犀牛”正在出售资产。大连万达2017年出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房地产投资,海航也在剥离资产,因为分析人士对该公司将如何履行沉重的债务提出了质疑。

  中国政府可能希望通过安邦树立一个榜样,对此类公司进行控制,而非悄悄地注入来自国有公司的资金。

  《纽约时报》认为,尽管面临着政府的压力,但中国的收购交易不太可能完全结束,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资金和全球雄心。中国继续在能源和技术等战略领域支持收购。复星最近表示,它收购了法国时装公司朗万(Lanvin)的多数股权。复星被广泛认为是“灰犀牛”——在快速恶化前一直被忽视的大问题。

  不过,中国的雄心可能会引来新一轮审查。美国等的监管机构已开始对进行收购的中国企业的所有权和稳定性提出尖锐的问题。一些议员和白宫官员支持扩大审查收购提议的监管机构的权力。根据数据提供商迪罗基(Dealogic)的数据,大连万达、海航集团和复星有价值40多亿美元(约合250亿人民币)的交易(包括在中国国内的一些交易)正在等待审批。

  安邦被接管释放出五个监管信号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国保监会接管了迅速壮大并大举进行海外收购的安邦集团,标志着中国政府为确保公司债及其他债务不拖垮经济而打击非理性投资的行动进入转折点。该案同时释放出五大监管信号。

  中国将遏制巨额海外收购

  近年来,安邦和海航、万达等几家大型企业集团斥资数以十亿计美元收购了欧美的酒店、影院、写字楼等资产,并入股多家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为遏制资本外流,中国政府对这些收购交易的融资安排进行了严格审查。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个担忧是,其中很多收购交易是从国内银行获得贷款融资,一旦这些企业所购资产出现贬值,国内金融业将面临亏损。去年夏季,中国政府开始调查银行向有关企业集团提供的贷款和担保,海外收购交易活动因此遇冷。

  中国也拥有“大到不能倒”企业名单

  据全球央行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信息,中国在国际层面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企业只有四大银行和中国平安。不过,从中国保监会接管安邦可以看出,至少在国内,这家民营保险公司也是“大到不能倒”企业。与中国政府2015年干预股市以及为避免债务危机爆发而精心策划的其他举措一样,接管安邦表明中国政府不会冒金融风险。

  中国政府将理财产品视为威胁

  短短十几年时间,安邦就将自身打造成拥有逾3000亿美元资产的大型保险公司,做法之一是通过推出与普通储蓄存款相竞争的高收益短期理财产品来吸引投资者。近年来,这类通常由银行及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并出售的理财产品已成为表外融资的一大来源。仅银行业就已发行超过4万亿美元理财产品。

  不过,许多短期理财和信托产品已被用于长期投资房地产和商业贷款等非流动性资产,而此类投资有时具有风险性。虽然到目前为止还鲜有违约出现,但中国政府依然担忧其威胁到社会和经济稳定。

  安邦被接管与美国政府救助美国国际集团有相似之处

  与美国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一样,中国政府接管安邦也是为了限制保险公司高风险金融业务的广泛影响。在针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计划中,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为这家保险公司提供了贷款并获得其多数股权,使得许多对美国国际集团有衍生品业务敞口的银行免遭损失。中国保监会将接管安邦至少一年,但目前为止对安邦的接管不涉及资金注入,外界认为安邦也不如美国国际集团的系统性风险大。不过,安邦的确持有很多公司的股份,包括持有两家中资银行的大量股权。安邦的财务问题可能使所有购买了其保险和投资产品的人遭受损失。

  与美国国际集团的情况类似,政府的支持可能向其他债台高筑的大型公司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一旦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政府将出手相救。

  接管安邦是着眼未来,而不是过去

  对安邦的接管似乎很突然,但其实安邦被监管部门盯上已有一年有余。2017年初,面对压力,安邦开始削减风险最高的高收益产品。2017年6月,由多个监管部门组成的一个小组入驻安邦,监督该公司业务,大约同一时间,安邦创始人兼董事长吴小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拘捕。市场目前密切关注政府如何履行维持安邦运营的承诺,以及安邦风波给处置其他债务缠身的公司设下怎样的先例。中国金融监管领域也在进行改革,目前负责安邦问题的官员称,明年他们将重组安邦,以期找到能够带来更多资金的战略股东。

  当中国理财产品不再“保本”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在报道中,还聚焦了理财产品的“保本”问题。报道指出,中国的理财产品相继出现债务违约。2017年底以后至少有5款理财产品、超过50亿元出现本金兑付延期或无法支付承诺的收益。金融机构将理财产品作为融资平台筹集资金,再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融资。招致债务违约的直接原因是投融资对象出现坏账。

  为防范企业不计后果地借款,监管部门禁止了作为资金来源的理财产品承诺保本,这也在产生影响。虽然整体上理财产品的债务违约比率微乎其微,但如果投资者的警惕感加强,有可能导致信用紧缩。

  2018年1月传出,大型投资公司“中融国际信托”发行的“嘉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陷入困境。该理财商品以富裕阶层为对象销售,对云南省政府下属投资公司发放的贷款无法如期收回。导致共有2款理财产品、合计15亿元的兑付被推迟。此外,招商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也由于投资对象的业绩恶化,导致本息兑付被推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投资22亿元的理财产品未能拿回本金和利息,计划作为不良资产计提必要金额。

  理财产品大体上分为“信托产品”和“银行理财”两种。信托产品以富裕阶层和企业为对象销售,金额较大,截至2017年其规模达到24万亿元。银行理财由银行销售,小额也能投资,规模达到28万亿元。合计金额增加至3年前的1.8倍,膨胀至相当于银行贷款的4成规模。最近的债务违约主要发生在信托产品上。

  近几年来,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贷款的检查,一直要求压缩不良债权。银行正在抑制列入资产负债表的贷款和投资,转为用不列入表内的理财产品向企业发放贷款和投资。

  有些信托产品向投资者给出7-9%的高收益率,这些信托产品为取得高回报,出现了增加向高风险对象投融资的案例,其中一部分出现了坏账。此外,银行将可能出现坏账的融资转为理财产品的案例也被指出。

  理财产品的债务违约不断浮出水面,监管的强化也在产生影响。一名投资公司的相关人士表示,以往也曾发生理财产品的投资恶化,但“很多都采取了赔偿本金的救济措施”。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2017年11月宣布了禁止理财产品承诺保本的方针。尽管限制措施将在今后实施,但事实上似乎已要求提前采取措施。如果金融机构提前应对监管,不再承诺保本,那么理财产品的债务违约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投资者之间,对于销售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会在发生问题时“刚性兑付(保证本息)”的潜规则存在强烈期待。如果与期待相反、发生损失的理财产品增加,投资者将要求获得与风险相应的收益率。企业将减少非必要融资,给债务扩大和过剩投资踩下刹车。这是监管部门给理财产品描绘的软着陆剧本。

  不过,如果众多理财产品的实际状况比预期差,也有可能无法遏制债务违约的发生。如果投资者一齐撤资,信用紧缩的规模有可能超出当局预期。在防止金融系统动揺的同时,改变已陷入“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金融机构、企业和投资者的行为并非易事。

  安邦的现状和前景

  路透报道,业内人士称,安邦作为体量较大的保险公司,此结果在市场预料之中;当前安邦业务运行基本平稳,并未受此事件明显影响。业内人士并指出,接管后安邦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退保率上升及流动性紧张,但长远看,在监管的正确引导下,这反而有利于其他机构主动对接其资产负债,其未来也并不灰暗。

  “我们还在正常工作,(被保监会接管)没有什么影响。”安邦保险内部人士称。另有相关人士表示,此次保监会宣布接管安邦,就是为了对冲其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被提起公诉一事的影响,以免保险客户恐慌。而作为债券市场的大户,安邦内部交易员称此前也并未感觉到其交易受到影响,无论是资金的拆借还是债券的买卖。

  保监会并表示,2017年6月以来,保监会派出工作组进驻安邦集团,深入开展现场检查;目前,安邦集团经营总体稳定,业务运行基本平稳,保险消费者及各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安邦体量较大并兼具保险公司属性,其被监管接管在市场预期之中。

  可以预见的是,安邦近期退保率将明显上升并令流动性承压。但业内人士指出,这只是暂时性问题;保监会接管并不是破产清算,保险合同依然有效,不会出现无法给付保险金的情况。

  “目前短期内存在缺乏流动性是问题,但各类牌照和资产价值都是不错的,接管组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一位资深律师称,“可以参考新华保险的案例,企业的内生动力如果足够强大,在监管的正确引导下,也许会发展得更好。”

  长远来看,安邦保险被接管反而有利于其他机构积极对接安邦的资产负债,安邦的未来并不见得灰暗。“之前很多机构不会主动对接安邦主要是怕有政治问题。现在接管过来利好的一面在于,市场上大型机构再接安邦的债务就没有政治错误一说了,反而是在做贡献,之后就看安邦自身运营情况进行考虑,这就完全是市场化的运作了。”上述险企资金部人士称。

  上述律师也谈到,保监会在新闻稿中明确“将积极引入优质社会资本,完成股权重整,保持安邦集团民营性质不变”,可以理解为挂牌公告,新的买家都可以入场接触。

(完)

  (整理、编写: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8年第14期(总第1811期)           2018年3月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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