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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触顶的经济增长 走不出的危机阴影

201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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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85期(总第1790期) 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即将触顶的经济增长 走不出的危机阴影

  [导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表的《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将连创新高,但2019年将有所减缓,换句话说,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触顶。OECD指出,各国政策应该进一步改善,促进投资、生产力和实际工资增长,否则难以实现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而也有人指出,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尚未脱离危机救助体系,政策正常化步伐步履维艰;经济运行虽回升后企稳,但整体水准普遍低于危机前状态。对此,OECD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恩的话很值得借鉴。她在阐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主要观点时告诫和建议决策者们:过去十年的政策疲软和增长乏力抑制了改革的雄心。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全球经济好转意味着不需要更多的政策努力。事实上,数字化、机器人、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改革,而不是自满。关注本地和全球和技术变革的挑战,必须确保机会分享。那些加强政策努力的国家将为企业和公众创造更好的环境。]

  OECD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速触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7年11月28日发表的《经济展望》(Economic Outlook)报告表示,由于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速均超出预期,2017年全球经济有望创下2010年来最佳表现,2018年将再创新高并触顶。

  经合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6%,2018年增长3.7%,2019年增长3.6%。预测显示,自该组织2017年9月《中期经济展望》以来,全球经济出现小幅改善,并显露出长期增长的势头。

  美国2017年的增长率预计为2.2%,2018年上升到2.5%,2019年则回落到2.1%。

  2017年欧元区预期增长率为2.4%,2018年增长2.1%,这主要是由于欧洲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强劲,此前的预测数字有所上调,而在2019年则下滑至1.9%。预计德国2017年增长2.5%,2018年增长2.3%,2019年增长1.9%。法国预计2017-18年期间增长1.8%,2019年增长1.7%。意大利2017年增长1.6%,2018年为1.5%,2019年为1.3%。

  日本的经济增长率2017年预计为1.5%,略低于2017年9月中期经济展望的预测值,在财政政策恢复紧缩和劳动年龄人口加速下滑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18年和2019年将保持接近1%的水平,政府负债偏高也是一大风险。加拿大经济2017年的增长率回升至3%,但因政策刺激措施被撤销,2018年将减缓至2.1%,2019年至1.9%。英国由于脱欧谈判结果以及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家庭购买力的影响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预计增长放缓将持续到2018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2017年预计增长1.5%,2018年为1.2%,2019年为1.1%。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原有扩张的基础上,经过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重新启动和主要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情况的改善带来复苏,将保持适度增长,但和过去相比变得缓和。

  中国2017年的增长预计为6.8%,2018年为6.6%,2019年为6.4%,这部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衡。印度预计2017年增长6.7%,2018年增长7.0%,2019年增长率为7.4%,这得益于提高投资的预期,以及生产力的改善。俄罗斯正在从衰退中复苏,预计2017年和2018年将增长1.9%,2019年将增长1.5%。巴西也有望走出经济衰退,2017年增长率为0.7%,2018年为1.9%,2019年为2.3%。

表:OECD《经济展望》报告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增长预测

 

  触顶信号?美国经济10年来首次达到潜在产出

 

  《华尔街日报》11月30日报道,美国经济10年来首次达到潜在产出,是步入第九年的美国经济扩张的新里程碑。但分析人士表示,每一轮经济扩张都有它的终点,现在需要考虑此轮经济扩张还能延续多久。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7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产出略高于无党派机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最高可持续水平。

  最高可持续产出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潜力,基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计算得出。当经济下滑时,实际产出降至潜在产出之下并使通胀放缓。而在经济扩张的高级阶段,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并导致经济过热。

  这是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潜在GDP,表明美国经济资源正在被有效利用。如果经济增长在此时加速,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并引发金融过度或长期低迷的消费者价格压力。标准普尔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博维诺(Beth Ann Bovino)说,这是一个最佳时刻,希望能保持一段时间,但能持续多久有待观察。

  当2007年12月开始的经济衰退在2009年年中触底时,美国GDP较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最高可持续水平低6%以上。美国商务部11月29日公布的修正后GDP数据证实,这种所谓的产出缺口在今年夏季转为正值,与触及近17年低点的失业率一起成为美国经济康复的证据。数据报告显示,经季节和通胀因素调整后,第三季度GDP折合成年率增长3.3%。这是三年来最强劲的季度GDP增速,且高于3%的初值。第三季度未经库存价值及资本消耗调整的企业税后利润环比增长4.9%,第二季度为下降2.0%,这是衡量企业利润的一项关键指标。第三季度企业利润同比强劲增长10.0%。

  展望未来,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稳健收官。宏观经济顾问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预测,2017年第四季度GDP将增长2.5%。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超潜力运行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和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必将引发价格上涨和薪资增加。这对美联储来说将是一个好消息。近年来,尽管美联储上调利率以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胀失控,但一直对通货膨胀持续低迷感到担心。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曾特纳(Ellen Zentner)说,就业市场几乎没有剩余劳动力,产出缺口为正值,这意味着经济也不存在闲置资源,这是美联储继续着眼于加息的理由。他表示,这是应该加息的时候。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与10月份4.1%的失业率所暗示的情况相比,就业市场仍存在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此外,经济产出仍远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10年前预测的潜在水平。

  考虑到就业人口增长缓慢和生产力升速大幅回落,国会预算办公室自金融危机以来就不断下调对经济长期趋势的预期。衰退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平均实际年增速略高于2%。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斯(John Williams)在11月初对记者表示,在经济即将发生衰退时,对潜在产出的预期过于乐观,他还提醒说,过去很难确切衡量经济潜力,现在也依然如此。博维诺说,产出缺口近期的合拢会产生一些误导。她表示,美国经济确实达到了潜在增长速度,但一定程度上是错误原因造成的,因为衡量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扩张超过潜在水平的持续时间很少超过一两年,紧跟着经济就会因为新的衰退而陷入困境。美国上一次产出缺口是在2006年初转为正值的,但2007年底就发生了经济衰退。不过也有例外。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经济产出高于潜在产出的时间持续了近四年,当时美国失业率维持低位,且强劲的生产率增长抑制了通胀。再往前,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美国经济产出高于潜在产出的时间持续了六年,期间失业率更低,但这也在一定程度导致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到抑制的高通胀。

  曾特纳表示,这通常是一个表明经济扩张进入尾声的迹象。她表示,虽然尾声这个词并不一定带有负面含义,但通常在这一阶段,人们会开始计算此轮经济扩张周期还能延续多久。这并非意味着经济衰退马上就会发生,现在有充分理由认为此轮扩张还能延续数年。但必须要现实一点,每一轮经济扩张都有它的终点。

  亚洲央行将转向收紧货币政策,退出危机时代刺激?

  11月30日,韩国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成为自美联储两年前开始加息以来首个加息的亚洲经济体,《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全球退出危机时代刺激措施的最新迹象。而路透认为,韩国升息或许是该地区的一个转折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央行2018年可能会升息。

  在美国经济走强、欧洲复苏及中国经济增长意外富于韧性推动全球经济同步扩张之际,韩国今年经济增速快于预期且通胀上升,促使韩国央行进行了逾六年来的首次加息。就在韩国央行如市场普遍预期加息的一天前,朝鲜发射导弹的最新挑衅行为并没有对亚洲市场造成多少影响,意味着韩国央行无需推迟加息行动——该行动或预示亚洲各国将纷纷作出类似决定。

  在韩国央行作出加息决定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17位市场分析师当中,有14人预计韩国央行将在最近的政策会议上把基本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1.5%。他们指出,韩国第三季度实现的逾七年来最快增速是促使韩国降低经济扶持力度的一个因素,因智能手机带动的科技热潮推动出口兴旺,政府支出增加也刺激了经济增长。

  美国很可能将在12月再度升息,2018年还将再升息三次。分析师预计,亚洲央行即便收紧货币政策,其步伐也将是缓慢的,会追随美国的做法。澳新银行亚洲研究部主管Khoon Goh认为,第三季度的强劲动能延续到第四季度,而全球形势正在改善,表明亚洲央行将开始政策正常化。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彻底紧缩周期的起点,而是撤出非常宽松的政策。

  据路透报道,受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刺激,亚洲以制造业为支柱的主要经济体10月份的工厂活动创数年以来最快扩张速度,这将为亚洲的央行2018年转向收紧货币政策提供更多理据。

  最新公布的工厂活动调查大多表现强劲。韩国、日本和台湾的工厂活动强劲扩张。尤其是电子产品生产商态势良好。日经/Markit韩国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10月的50.2升至51.2,为2013年4月以来最高。日本11月制造业活动增速为逾三年半来最快。台湾11月日经制造业PMI升至56.3,创逾六年半新高。分析师认为,即便因智能手机相关产品带来的需求开始减弱,但在全球经济回升之际,2018年前景仍亮丽。

  日本第三季度资本支出强劲增长,预示GDP增长率将会被上修。另一项数据显示,日本10月失业率持稳在2.8%,求才求职比创近44年高位。韩国11月出口增长放慢,但仍为连续第13个月扩张;11月通胀速度降至11个月来最慢,强化了新一轮货币收紧周期将会循序渐进的观点。

  不过,分析师表示,中国仍是全球经济成长面临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中国今年前九个月经济增长6.9%,表现好于预期,受益于建筑荣景和出口旺盛。但减少空气污染的努力导致最近几个月制造业活动降温。财新中国11月制造业PMI指数降至50.8,10月为51.0。尽管仍高于50的荣枯分水岭,但该指数已小幅降至五个月来最低水准。财新/Markit数据更注重中小型企业,外界将其视衡量民间企业活动的更好指标。

  路透表示,中国是否有能力在执行这些改革措施同时不损及经济增长,对于亚洲经济前景至关重要。凯投宏观中国经济学家普利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认为,随着信贷增长放缓、财政支持减少、且环保监管等因素影响加剧,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长动能将进一步减弱。

  障碍不除,全球增长将放缓

  OECD在表示2018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加快的同时,也警告,一些长期性挑战,使全球经济难以达到更强劲、更具包容性及更有特性的增长。不利因素包括民间投资、贸易及生产力增长低于长期趋势水平;部分经济体失业虽降,但工资迄未坚实上升。如果没有鼓励商业投资的新措施,则经济增长将从2019年开始放缓。目前商业投资仍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目前的经济政策是刺激性的,但不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就不会看到实现必要生产率提高所需的私人部门投资。

  OECD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恩(Catherine L. Mann)称,近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全球央行持续的扶持政策,包括近期增加的更大力度财政刺激政策,如美国的减税计划,这种好转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的。各国应利用这个增长时期推行一些政策,以确保不再有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时,这种活力可以继续下去。

  凯瑟琳·曼恩表示,包括无形资产和技能在内的更加强大和更高质量的私营部门投资是长期生产力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关键。有积极的迹象:调查显示企业有意投资,特别是在技术体现的资本;而目前同步的全球经济好转迹象表明对投资的需求,特别是在资本存量受到侵蚀的情况下。但是,预计投资率仍然太低,无法维持经济活动的加速。因此,对2019年全球GDP的预测显示经济增长缓慢,而不是继续加强。

  无数障碍阻碍了对生产率增长至关重要的更为强劲的投资,以满足公众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期望,以及履行政府为年轻人提供有效就业的长期承诺,并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养老金。例如,服务限制会给投资带来障碍,特别是对小公司来说;司法拖延阻碍了资产负债表的清理工作,并阻碍表现欠佳的企业获取资源;住房政策可能难以聘用具有适当技能的工人,影响工人和企业的投资。

  金融市场给出了更多的信号,即真正的投资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且激励机制也是错位的。当企业投资于金融资产而不是实际资本时,资产价格相对于长期增长前景而言上升。有证据表明,金融资产价格与未来增长预期和政策立场不一致,加剧了金融调整和经济下行风险。目前的全球增长率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无法应对经济下滑,这对结构性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决策者需要对政策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以促进投资、生产力和实际工资增长,并使增长更具包容性。许多国家通过重新设计福利制度,用“支付工作费用”来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参与度,并通过改善托儿服务来提高妇女在劳动力队伍中的地位。这些改革带来了更高的就业率,尤其是那些通常比较依赖劳动力市场的群体。然而,要使这些改革体现在高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增长上,就需要将生产率的提高从边界扩散到所有企业。而且,市场竞争加剧了对工人的要求,使得技能匹配和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但目前经济中缺乏的是强力的竞争,而竞争的加剧可以推动投资增长和生产率提升,并由此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尽管金融市场的修复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僵尸公司仍然占据了过多的劳动力和资本,给商业活力\生产力和实际工资增长带来了损失。

  凯瑟琳·曼恩表示,企业债务的积累情况非常可怕;全球房价也非常吓人。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发出红色警报的债务指标目前并未达到2007年的水平,但也非常接近。在过去的十年里,伴随着廉价的债务和国际化的发行,企业越来越依赖债务,债务支持经济活动和创新,但高负债增加风险,降低增长率,增加不平等。需要采取综合的政策方法来提高经济体对冲击的抵御能力,并尽量减少中期低于经济增长的风险。金融监管不应只关注风险,还应关注增长。

  过去十年的政策疲软和增长乏力抑制了改革的雄心。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全球经济好转意味着不需要更多的政策努力。事实上,数字化、机器人、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改革,而不是自满。关注本地和全球和技术变革的挑战,必须确保机会分享。那些加强政策努力的国家将为企业和公众创造更好的环境。

  企稳的经济为何走不出危机阴影?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认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未脱离危机救助体系,政策正常化步伐步履维艰;经济运行虽回升后企稳,但整体水准普遍低于危机前状态。

  1.仍未走出的危机阴影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年,作为危机肇源地的美国,其国民经济增长实质上在危机过后的2年,即2010年就恢复正常:GDP增长2010-2016平稳运行在1.5-2.9间,平均为2.2,虽然比危机前20年的均值3.0左右的水平略低,但波动减少。从欧洲情况看,欧元区经济运行状况也大抵如此:经济增长在略低于危机前均值的水平上企稳。然而,作为救市重要举措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却几成常态,美联储9月会议的声明虽然表态将很快开始缩表,但也向市场明示了更为缓慢的升息节奏,向市场发出利率正常化和数量正常化都将缓慢的明确信号。

  一度加快的Fed升息预期,再度放慢。2015年12月,Fed首度升息,利率正常化的市场预期开启,市场预期2016年将有4次加息行为,实际仅在2016年底加息1次;2016年底Fed于危机后第2次加息时,市场原已消退的Fed利率正常化预期再度重启,预期2017年将会有3次加息行为。然而当2017年9月Fed会议后,即使如预期的加息行为,也减慢了市场的利率未来上升预期。人们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阴影仍在,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仍很高。

  除了货币难以很快撤出导致央行报表仍然超常规庞大外,欧美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也如经济一样,虽很快从危机状态回升并企稳,但持续低于危机前的正常水平。产能利用水平不能恢复到过去的常态,经济运行中压力就不会消除。中国消除产能过剩的压力,正是造成许多海外机构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原因之一。综合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未脱离危机救助体系,政策正常化步伐步履维艰;经济运行虽回升后企稳,但整体水准普遍要低于危机前状态。市场普遍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仍会完全消除,经济仍处在消化危机阶段。

  2.令人迷惑的危机性质

  是商业周期引发这次危机,还是危机引发商业周期,这是个鸡先蛋后的问题,很难回答。其实,除了理论界之外,大部分人更关心的是危机的时长问题,市场投资者、政策制定者更感兴趣的是危机冲击的大小,反应方式,经济复苏步伐等。

  金融危机总是与商业周期联系在一起的,危机时长问题市场通常从商业周期的角度来解释,如果经济和市场很快走出了危机,那么市场就认为这次危机是短周期的结果;本次危机阴影延续了十年之久,市场认为这是因为本次商业周期是长周期。从商业周期的角度理解危机时长,实际上是认可了商业周期是危机的因这一前提,但市场在很多情况下又是认为危机才是导致这次经济周期低迷的。抛开危机和周期间的因果争论,危机时长又等同于周期时长问题了!

  本次危机阴影已延续了十年,意味着这次周期底部也有了十年之久。如果说金融体系有缺陷,比如监管不足造成高风险的“次贷”产品过度发展等,这些技术性修补工作十年时间里,应该早已完成。虽然经济已企稳,资本市场创了历史新高,但危机的阴影仍在。显然,人们并不认为技术修补是可以让经济恢复正常的。危机发生后,1%的觉醒、保护白人等民众社会运动风潮,使得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这一似乎消失的命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2014年,关注贫富差距的《21世纪资本论》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不过,托马斯·皮凯蒂的这本新书,只是提及了现象,并未对背后原因进行深究。也许他认为,现代贫富差距扩大,只是马克思1个多世纪前《资本论》中工人贫困化发展的现代表现,至少从书名看有这个启示。

  马克思认为,商业周期的长短和机器寿命是直接关联。显然,在现代工业社会,机器设备的使用周期越来越长,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带来的普遍性新设备投资,那么周期底部会越来越长。随着周期的延长,贫富差距问题会突出化,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平民社会运动增多。这正是当前我们看到的现象。资本积累扩大了贫富差距,与技术进步的非连续性一道,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的发生。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性质决定了危机时长扩大的趋势:没有最长、只有更长,直至毁灭。这样看来,危机后经济的普遍下台阶和持续低迷,是危机前几十年技术持续快速进步阶段结束的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结束以来,新能源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持续的设备投资,导致了全球经济持续30余年的繁荣。

  然而,在危机后诸多的政策争论中可以看出,市场更普遍地认为,2008年危机是结构性危机,是国内金融缺陷的产物,是国际政策缺乏协调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这次危机和之前的危机一样,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信用危机,是商业周期的产物。这次危机阴影延续较长,只不过是正好本次商业周期是20年的中长周期。

  3.全球经济重心持续转移

  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新兴市场”这个词汇开始逐渐取代“不发达国家”这个称谓,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力开始显现。彼时亚洲金融危机还未发生,亚洲“四小龙”生龙活虎,“东亚奇迹”风头正盛,虽然后来发生的危机让人们反思了东亚的增长模式,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也从这次危机中吸取了教训,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对国际金融体系做了修正。

  进入21世纪后,一个更代表新兴市场良好发展势头的新名词横空出世——“金砖国家”,美国高盛公司于2001年首次提出“金砖国家”这一概念,并迅速为市场所接受和普及开来。虽然有人认为,高盛公司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推销自己投资于新兴市场的资管产品。但不可否认,正是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势头,让发达国家的高盛等金融机构需要将资产全球配置,并使得其配置于新兴市场的产品和概念,迅速得到普及。现在,“金砖国家”由提出之初的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变成了五国(增加南非),由一个金融产品概念变成了政治概念,并进一步由协商交流性质的峰会机制转变成为了国际政治实体。

  这一切都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赶超已取得了很大成效,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全球经济的重心由欧美火车头转向新兴市场带头国;全球经济南北经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距在缩小,但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在扩大。发达国家的中产和平民,一方面看外面穷人的收入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看到国内富人的财富在迅猛增加,唯独自己的境况似没有改善,甚至下降。从人均GDP增长角度,进入新世纪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增长持续超过了高收入国家,而在上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高收入国家的增速是超过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2000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418.84美元和2456.64美元,而高收入国家为35869.91美元;2016年,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590.33美元、4819.48美元、42035.10美元,增长幅度分别为40.94%、96.18%、17.18%,如此显着的差距,加上人口增长的差异(发达国家整体上是低人口增长率、面临老龄化压力的社会),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是明显的。在全球经济分布的转变进程中,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心理更加失落,从而也延长了走出危机阴影的时间。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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