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87期（总第1209期）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国际经济问题观点集粹（二）
（上接第85期）
谁需要统一税率？
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米切尔•A. 奥伦斯特恩（Mitchell A. Orenstein）在“Who Needs a Flat Tax?”一文中对美国目前争论激烈的统一税率问题做了一番分析。
他指出，统一税率体系是对所有纳税者实行单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异口同声地支持统一税率，而反对者则喋喋不休地强调为什么为了给富人减税而给穷人增税是个坏主意。但如果统一税率真的那么糟糕，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实行统一税率？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主要是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小国采用统一税率。主要有三种理由促使它们这么做。首先，有些国家太过贫困并且缺乏国内资金，它们选择降低税率吸引外国投资。还有些国家太小、税收效率太低，担负不起累进制税率。最后，有些国家太过腐败，需要大幅度降低富人的税率才能让他们交税。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尚）不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因此不清楚为什么要实行统一税率。
东欧实行统一税率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乌克兰在内——都严重缺乏投资资金。上述有些国家刚刚加入欧盟，有些正争取加入，但它们都千方百计地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者的注意，而统一税率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欢迎你们来投资，我们不会拿走你们的钱，你们所挣的钱都归你们自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对已有资金及国内投资记录的发达国家而言，“统一税率并没有那么大吸引力”。因此，发达国家和中国都没有采用统一税制。
实行统一税率的其他国家均属小型及微型之列：牙买加、图瓦卢、格林纳达、毛里求斯、东帝汶、伯利兹和塞舌尔。唯一（部分）打破这项定律的是巴拉圭，该国从 2010年开始实行统一税率。这里，统一税率所宣扬的行政简化有一定道理。如果国家面积太小无法制定有效的税收征管机制来监管公平的累进制税率，那么就有理由实行统一税率。
此外，有些小国有其他收入来源，因此实行累进制税率的好处与所付出的代价不成正比。比方说图瓦卢政府10%的收入来自其“.tv”互联网域名的销售，仅此一项每年即可获得约200万美元的收入。稍大一些的国家就能承受以更公平的方式征收所得税。
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深受寡头影响而惯于肆无忌惮地盗窃公共财物，诱使富人纳税的唯一办法可能就是实行统一税率。因此在2001年，俄国成为实行统一税率的唯一一个大国，最高边际税率从30%降至13%。2003年，乌克兰将最高税率从40%降至13%。
几乎在所有实行统一税率的国家，政府的所得税收入都有所降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实行统一税率的同时往往会调高增值税率（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是如此）。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尔曼•凯恩的“999”计划呼吁在实行9%的个人及企业税率的同时，实行9%的国家销售税率。
一个国家的税制状况反应其体制能力、经济状况和政治权力分配。如果美国真的成为试行统一税率的首个发达国家，只会确认很多人希望不要成为现实的怀疑：美国已经破产，急需外来投资，政府管理不善，执政权越来越多地落到自以为是的寡头精英们手里。
三、全球经济问题热点
99%与1%的矛盾在哪里？
99%抗议的是什么？
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test”一文中指出，1月肇始于突尼斯、随后蔓延到埃及和西班牙的抗议运动已经波及到了全球，抗议活动已经席卷了华尔街和美国各大城市。如今，全球化和现代技术使得社会运动如同思想一样可以迅速地跨越国界。世界各地都是社会抗议运动的温床： “体系”已经失败的感觉、即使在民主国家，选举也无法保证一切对头的观点，等等，都可以催生抗议活动——至少可以让人们走上街头施压。这些运动有个共同点，即“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打出的简单标语：“我们是99%。”
这一口号与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异曲同工：《成为1%，为了1%，依靠1%》（Of the 1%, for the 1%, and by the 1%）。这篇文章描述了美国愈演愈烈的不平等：1%的人口控制着超过40%的财富，赚取着20%的收入。而这一撮极少数人获得如此优厚的待遇，并非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奖金和援助轻易地摧毁了不平等的合理性，而是因为（恕我直言）他们是成功（有时是腐败）的寻租者。
我并不是否认这1%中有一部分人确实对社会贡献卓越。事实上，许多真正的创新（绝非最终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浩劫的新奇金融“产品”）所带来的社会益处远远超过了创新者自己所获得的好处。
但是，放眼全球，政治势力和反竞争行为（通常通过政治得以持续）已成为经济不平等性愈演愈烈的主因。在我们的税收体系中，像巴菲特这样的亿万富豪所支付的税收（以占收入百分比衡量）比他的秘书还少；把全球经济搞得一团糟的投机客所支付的税率也要低于勤劳致富者。这样的税制可谓助纣为虐。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公正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已深入人心的概念。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抗议者的愤怒可谓名正言顺：在现行体系中，银行家获得了援助，而被他们玩弄的人却得自力更生。更糟糕的是，银行家现在踌躇满志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赚着大多数工人一辈子都不敢想的奖金，而努力学习、循规蹈矩的年轻人却面临着失业的前景。
不平等情况的恶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富有的寻租者用他们的财富左右立法，以保护和增加他们的财富以及势力。美国最高法院在其臭名昭著的公民联合会（Citizens United）判决中授予公司随心所欲地使用手里的金钱影响政治动向的权利。但是，富人可以动用手里的金钱来放大自己的声音，可警察却不允许我在街上用高音喇叭宣扬“占领华尔街”抗议者的口号。
过度监管的民主和不受监管的银行家之间的矛盾并非没人关注。但抗议者说，我们的“体系”出了问题，这是对的。放眼世界，我们拥有未曾使用的资源——渴望工作的人群、被闲置的机器、空荡荡的大楼——也存在为满足的需求：比如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为全球变暖改变经济模式等等。在美国，近几年有数百万房子被取消了按揭赎回权，我们有大量的空房，同时又有大量无家可归者。
人们批评抗议者缺乏计划。但这样的批评没有抓住抗议运动的重点。他们在表达对选举程序的不满。他们在敲打警钟。
1999 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抗议后把人们的关注点吸引到了全球化及治理全球化的国际机构和协定的失灵之处，并成为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起始点。媒体在认真解读抗议者的指责时，发现他们所说的不乏真理。随后的贸易谈判有所不同——至少在原则上，这些谈判被认为属于发展回合（development round），补偿了抗议者所提出的某些不足之处——而IMF后来也实施了重大改革。
与此类似，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注意。这一问题早已被克服，但奥巴马总统的当选表明，这次抗议活动对美国产生了多大的推动力。
从某种层面上说，今日的抗议者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要求：无非是想有个施展技能的机会，找到个收入不错的体面工作，以及生活在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和社会中。他们的愿望是渐近性的，不是革命性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讲，他们要求得很多：一个由人民而不是金钱说话的民主国家，一个能按人们意愿运转的市场经济。
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已经看到，不受约束的市场会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只有受恰到好处的政府管制框架的束缚，市场才能最好地运转；而这样的框架只有在反映普世利益——而不是1%的人的利益——的民主中才能产生。能用金钱收买的最佳政府早已无法担此重责了。
百分之一是无辜的吗？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兰•拉詹（Raghuram Rajan）在“The Undeserving One Percent?”一文中，则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即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进行分析，他说，这些人正沦为千夫之所指，这实在有些令人吃惊。在美国，1%指的是2006年家庭收入至少为386 000美元者。在公众眼中，这帮人大多是寡廉鲜耻的公司高管、贪得无厌的银行家以及大搞内幕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读读那些进步经济学家的文章，你会觉得，美国当前的所有问题都只需要向1%人群征税然后再分配给每个人就能解决。
当然，这种感觉背后的观点是，这些收入来路不正，是通过布什时代的减税、失灵的公司治理体系以及充满利益冲突的金融体系获得的。1%人群不属于勤劳致富的类型，因此要他们把钱吐出来没什么坏处。
显然，这样的刻画有其现实基础。比如，企业——特别是金融部门的企业——对高管的奖赏太过慷慨，尽管他们的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但把它们一棍子打死难免有打击面过大之嫌，这一观点的简单粗暴令人颇为担心。
比如，这一观点忽略了许多真正富有的人是企业家这一事实。类似地，这一观点还忽视了，富翁中有很多是体育和娱乐明星，更不乏医生、律师、咨询顾问以及不少我们最喜欢的进步经济学家。换句话说，当今的富人更有可能是劳动者，而不是有闲阶级。
但或许被忽视的最重要事实是，收入不平等性的恶化并不局限于最高阶层，尽管这一阶层最为明显。学术研究表明，美国和其他地区收入最高的10%与中位收入者的差距也在拉大。对进步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个不太美妙的事实。“我们是90%”这样的说远没有“我们是99%”那么给力。而对某些抗议者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实。
不过，也许问题最大的地方在于某些并非有利于富翁阶层的政策也大大助长了不平等性的恶化。那就是教育和技能。诚然，文凭并非工作的唯一敲门砖。如今，新晋毕业生，特别是层次较低的毕业生，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工作，因为他们要与同样没有工作的有经验的工人竞争。尽管如此，拥有学位者的失业率要比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者低三分之一。
详细的考察表明，位于收入阶梯前10%与后50%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拥有一两个学位，而后者通常没有学位。技术变迁和全球竞争使得没有良好技能的美国工人根本无法找到好工作。哈佛大学教授戈登（Claudia Golden）和卡茨（Larry Katz）指出，在技术与教育的竞争中，教育已经落后了。
但是，承认教育和技能培养体系的崩坏应该对普通人所经历的不平等性恶化负有很大责任这一事实会破坏民粹主义者将脏水泼到巨富阶层身上的大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一推论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修正教育并非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自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开始，历任美国总统都呼吁进行教育改革，但收效甚微。相反，将矛头指向无辜的1%有利于立刻可以减小的再分配政策的出台。
美国并非没有试过快速修正法。在过去的十年中，收入不平等性恶化得很快，但消费不平等性则否。原因就在于宽松的信用，特别是次级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让穷人也能过上与邻居们相当的生活。最终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绝非喜剧。由于丢掉了工作和房子，后进者终于变成了后退者。
美国必须让提高劳动人口与企业提供的职位相关的技能，这样才能改善平等性。不少措施都有助于这一目标，包括改善社区教育观念、改革学校、让社区学院和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当地企业需求相匹配、降低高等教育负担，以及找出对失业工人进行有效在培训的办法，等等。
所有这些都不容易，也不可能很快见效，其中一些还要求较多的资源投入。消除低效支出，特别是低效的税收补贴，能够为这些措施筹集一些资金，但归根结底还需要更多的税收。富人阶层当然付得起更高的税收，但如果政府对富人增税，就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改善所有人的机会上，而不是将增税视为对假想责任人的惩罚措施。
全球信用与资本管制
影子银行将造成全球信用泛滥
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现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在“The Coming Global Credit Glut”一文中说，世界领导人将面临的下一个经济雷区已经浮现在了眼前。这雷区的形式可能是不透明的全球信用泛滥，其背后的推手是由“大而不能倒”的全球银行体系和规模巨大但几乎不为人知、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部门所组成的脆弱混合体。
实事求是地说，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其他人指责 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是全球储蓄泛滥，储蓄泛滥导致资金从长期以来存在国际收支盈余的高储蓄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源源不断地流出。根据这一派的看法，过度储蓄导致了长期利率跌至最低点，吹起了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资产泡沫。
但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博利奥（Claudio Borio）和皮蒂•迪沙亚特（Piti Disayat）有力地指出，储蓄泛滥理论并不能解释导致2008年危机的不可持续的信用创造。他们证明，流入资本主要并非来自新兴市场，而是来自不存在国际收支净盈余的欧洲。
另一个比较可信的理论，国际信用泛滥，在金融稳定性委员会的影子银行报告（“Shadow Banking: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Recommendations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2011 年10月27日）中得到了诸多证实。金融稳定性委员会报告的披露令人震惊：全球影子银行——该报告定义为“以常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和活动为形式的信用中介”——规模巨大。
该报告是应去年11月首尔峰会G20领导人要求撰写的，报告指出，在2002—2007年间，影子银行体系增长了33万亿美元，资产规模从27万亿美元提高到了60万亿美元。这是同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总额——3.9万亿美元的8.5倍。
据估计，影子银行大约占全球银行体系（250万亿美元，不包括衍生品）的25—30%，占全球银行资产的一半。这显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区域存在巨大的监管 “黑洞”，迄今都没有以货币和金融稳定性为出发点进行密切监控。这一点有多重要？分析一下结构性投资实体（SIV）和货币市场基金在2008年崩盘中所起的作用就知道了。
影子银行体系很复杂，因为它是各式各样机构和实体的混合体。除货币市场基金之外的投资基金大约占总量的29%，SIV占 9%，但影子银行体系还包括公共金融机构（比如美国市场上的政府支持按揭贷款商房利美）。它们是常规银行体系的最大交易对手，它们的信用创造和自营交易及对冲总量占全球流动性流动量的大头，而后者正是货币和金融稳定性难以得到保证的原因。
麻烦在于，到2010年为止，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与 2007年市场崩溃前差不多，而受监管的全球银行体系增长了18%。这就是金融稳定性委员会明确地将影子银行体系和全球大银行一起指为系统性风险来源的原因。但全球问题可能要比各部分之和还要严重。特别是，来自常规和影子银行体系的全球信用实际数字可能远远高于各国统计数字之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信用可以以离岸的形式创造，也可以通过表外SIV创造（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信用不会出现在国民国际收支统计中。换句话说，“储蓄”泛滥可能导致低利率、助长信用的过度创造，但绝非主因。
其次，众所周知，高波动性的“套息交易”很难得到测量，因为它们大多是都通过期权、远期、互换等衍生品进行的，被处理为表外资产——用会计术语讲，它们只是些线下净数字。因此，从总量上说，杠杆效应要比当前的报告数字更大。
第三，影子银行体系和全球银行的互动是高度集中的，因为全球银行担当着主经纪商的角色，特别是在衍生品交易中。美国货币审计署的数字表明，美国前五大银行经手了美国96%的场外衍生品交易。
事实上，在世界头上萦绕不去的噩梦情景是再次出现某家影子银行实体的倒闭，引发全球交易冻结，重蹈2008年的覆辙。巴塞尔III资本充足性协议和其他现有的改革方案并未能将交易融资与潜在冲击隔开。
我们急需监控并弄清楚影子银行业务和“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在导致全球信用泛滥方面的作用。获得全球货币和信贷的完整数字以及数字背后的因素是关键的第一步。
清算所能否转化债务危机？
哈佛法学院教授马克•罗伊（Mark Roe）在“Clearinghouse Over-Confidence”一文中说，为了降低再次发生2007 —2008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监管者如今正在寻求对金融机构的长期支持方案——至少当他们的注意力可以从希腊债务危机、美国国债上限危机以及潜在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转变为银行债务危机这样的当务之急解放出来之后是如此。在他们的各项努力中，最重要的便是为金融衍生品（即导致金融危机中AIG和其他机构倒闭的金融工具）设立清算所。但清算所并非万能灵药，它的局限性影响十分深远。
当一家公司试图保护自己免受货币波动干扰时，它可以通过衍生品减少自己在目标货币上的风险暴露（比如，它可以承诺，若欧元升值，就赔付其交易对手，而当欧元贬值时，则有交易对手赔付给它）。尽管使用衍生品的公司减少了它在欧元贬值上的风险暴露，但衍生品实际上带来了新的风险——对手方风险。如果交易对手方倒闭——就像AIG、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一样——那么该公司就会遭受对手方风险，即使欧元下跌，它也得不到赔付。
更糟糕的是，我们看到，当发生金融危机时，如果许多金融机构持有了太多的合约，一条破产传闻就能让某家机构的衍生品交易对手一窝蜂地要求增加抵押品或立刻赔付，从而触发类似于经典银行挤兑的挤兑，接着，挤兑会蔓延到其他公司。
为了减少衍生品市场发生挤兑的风险，世界各国监管者准备要求将衍生品交易纳入清算所或交易所。清算所能带来诸多好处，但并不能如监管者所愿那样包治百病。
但是，首要的问题是，监管者如何起作用？
当需要货币风险保护的公司与银行做了一笔欧元-美元交易后，双方都会把各自的合约交给清算所。公司和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成了双方对中间人，也就是清算所的权利义务关系。
清算所如何保护自己呢？它将要求银行存入一笔预存款（假设银行将于2015年破产），并监控银行在清算所内的总“账目”。当银行在一笔衍生品交易中获利时，清算所就会向银行赔付；当银行发生损失时，它将赔付交易所。当清算所的记录表明银行同时与众多对手做交易时，只要交易净结果为零，清算所就不会感到紧张；监管者认为，这样一来，系统性风险就被减少了，因为金融体系不再需要担心如何一笔一笔计算债务。这固然是正确的，但得能够相互抵消才行。
清算所还能增加透明度，因为它可以向监管者报告其总风险暴露，对于监管者来说，监管一个中央清算所比监管众多不透明的银行容易多了。这也能增强金融体系。
但是，风险——其中不乏系统风险，而且许多还不小——并没有消除。不幸的是，清算所的结构掩盖了这一点。
最显然的是，随着大量交易从银行移向清算所，清算所自身将成为具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将变得太大而不能到。
同样存在问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清算所及其会员单位可以计算净盈利和损失，从而减少纳入清算所的交易方的风险，但清算所并不能保证消除整个金融体系所面临的基本风险。通常，这一风险只是被传递给了清算所之外的债权人。
我们来看看原因。假设某疲软金融机构（比如美国银行）握有两张独立合约，一张的对手是AIG，另一张是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欠这两者每人1亿美元。与AIG的合约是衍生品合约，通过清算所交易；但与花旗银行的合约类型有所不同，比如属于常规贷款，因此并不经过清算所进行。美国银行手上还有第三张合约（假设对手是贝尔斯登），这张合约通过清算所进行，价值1亿美元，但亏损方是贝尔斯登。
如果没有清算所，美国银行拥有1亿美元资产（贝尔斯登欠它的1亿美元）和2亿美元债务。但它手上只有1亿美元（假如上面的权利义务包括了美国银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将赔付AIG和花旗银行各5000万美元。因此，AIG和花旗各自都将损失5000万美元。
如果AIG具有系统重要性，无法全额收回1亿美元将导致它破产。这时清算所可以站出来保护AIG，其与美国银行的盈利合约抵消了贝尔斯登与美国银行的亏损合约。在这个例子中，清算所消除了三家机构的对手方风险，但只是将风险转移给了花旗银行，后者原本只损失5000万美元，现在，所有的1亿美元损失都要由它来承担。
在这个简化的例子中，AIG、贝尔斯登和美国银行——以及它们的律师、游说团和支持政客——都会表扬清算所减少了对手方风险。而且，正如他们所宣传的，清算所确是做到了这一点，但也只限于其会员。可是，花旗银行现在凭空多损失了5000万，因为它不能算成是清算所的资产。如果额外损失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花旗银行推上了绝路，那么清算所的所谓减少系统风险的宣传也就不攻自破了。
清算所是否减少系统风险取决于其内部单位和外部单位的相对系统重要性（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AIG和花旗银行谁更具有系统重要性），而不取决于清算所减少其会员单位之间的风险的能力。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花旗银行告急，且其系统重要性不亚于AIG，那么清算所只是造成了它拯救了AIG的假象，实际上，它只是把风险从清算所转移到了花旗银行身上，并导致了后者的破产。
近期，大量监管活动致力于激活和强化清算所，并要此类金融安排必须经过清算所进行。诚然，清算所能带来诸多好处，包括更大的透明度，更准确的定价以及更好的监管目标，我们要使得这些具有操作性。但是监管者高估了清算所的总体好处。许多被认为是减少系统风险的证据事实上只是把风险转移到了他人头上。
G20在资本管制问题上该如何应对？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哥伦比亚财政部长胡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e Antonio Ocampo）、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中心金融项目主任斯蒂芬妮•格里菲斯-琼斯（Stephany Griffith-Jones）和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凯文•加拉非（Kevin P. Gallagher）在 “The G-20’s Helpful Silence on Capital Controls”一文中表示，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获得11 月3—4日的戛纳G20峰会的主办权时，曾呼吁IMF出台强制性的“管理办法”来规范世界经济的资本控制（我们通常更愿意称之为资本账户管制）。今年4 月，IMF出台了初步方案草案。
很奇怪，跨境资本流动管制一直没有在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G20日程中出现过。但它们却是金融波动——使人们决定加强监管的原因——的中心元素。IMF已经证明，实施资本账户管制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小。自2009年以来，人们已经接受甚至建议，此类管制对治理流入新兴市场的大规模“热钱”很有用。
如此说来，IMF的简易办法虽然方向正确，但却有误导嫌疑。因此，G20对IMF指导方案的支持对于一个正在试图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同时又在预防危机重演的世界来说并不明智。
发达国家利率很低，复苏很慢，而新兴市场利率很高，增长很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投资者蜂拥涌向后者——巴西、智利、韩国、中国台湾，等等。而在最近几个月中，他们又纷纷从新兴市场中涌出，再次显示了此类资本流的波动性和危险性。
事实上，IMF在其《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这类资本流动容易吹起资产泡沫，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触发货币升值过程并导致出口竞争力的损失。比如，巴西货币在2009年至2011年8月间升值了40%，直到几个月前才有所回落。
一些国家的对策是以不变应万变，但许多国家——包括日本和瑞士等工业化国家——积极地干预了货币市场。一些国家重启了资本账户流入管制，如对购买本国债券、股票和衍生品的外国投资者征税、对短期资本流实施储备金要求等。
巴西财政部长称这些动作为“货币战争”。萨科齐的着眼点也在此处，他将利用担任G20峰会东道主的机会力推治理资本流的强制性指导方案。
IMF 的指导方案草案建议各国将资本账户管制作为最后手段，也就是说，在建立储备、允许货币升值、削减预算赤字等手段无用之后，才实施资本账户管制。作为对这些建议的回应，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前政府官员和学者组成的独立特别小组，考察了资本账户管制的实施情况，并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此类管制的替代性指导方案。
在诸多发现和建议中，特别小组指出，在IMF所发现的资本账户管制有效的情形中，这些措施都是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工具组合的一部分，而且很早就与其他措施配合实施，并非作为“最后手段”实施。除非一国已签署了限制此类管制使用的贸易和投资条约（许多国家确实如此），否则根据IMF协定，该国有充分的政策自由以自认为合适的办法管理资本流。将此类措施归于“最后手段”会压缩一国在需要尽可能多的工具来防止和减轻危机的关口的选择空间。
IMF、 G20、金融稳定性委员会和其他机构不应该出台全球性的强制管理办法——这样做只能在违背各国意愿的情况下形成全球性、强制性的资本账户开放局面——而应该为资本账户管制正名，保护各国实施此类管制的能力。事实上，IMF可以协助各国防止回避此类管制，并与G20和金融稳定型委员会一道，引导各国就如何在资本账户管制问题上互相合作这一问题展开全球对话。
通过合作，各国可以发现可观的共同利益。工业化国家正在寻求从危机中复苏，希望信贷和资本留在国内以提振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也对吸引短期资本流入没什么兴趣。这就构成了一个基础，工业化国家应该调整税法并实施其他管制以将资本留在国内；而新兴市场则实施旨在改变结构、减少具有潜在破坏力的资本流入水平的措施。
全球人口问题
全球人口增长的终点在哪里？
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吉夫•森雅尔（Sanjeev Sanyal）在他撰写的“The End of Population Growth” 一文中指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2011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总量已经突破了70亿大关。与往常一样，这样一个里程碑成了众多会议、讨论会和研究论文的主题，其中就包括悲观的马尔萨斯预言。毕竟，据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93亿，在本世纪末超过100亿。
但是，这样的预测误解了基础人口学动态。我们所面临的未来绝非人口增长过多，而是过少。
大多数国家都在去年完成了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发达国家出生率低下的状况已经维持了较长时间，但这一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也开始迅速下降。中国、俄罗斯和巴西都已不再大量生育下一代，印度的生育数量也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不出10年，世界生育率就将下降到替换率以下。人口增长大概可以持续到本世纪中叶（拜寿命延长所赐），但就新人替旧人而言，人类规模将不会再扩张了。
人类学中有一个总体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的概念，指每个女性在其一生中的平均生育数量。从长期看，若总体生育率等于替换率，则称人口规模是稳定的。就全世界而言，替换率为略高于2.3，但某些地方（主要是发达国家，因为那里的新生儿死亡率更低）要低一些，为2.1。
如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总体生育率远低于替换率。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总体生育率为1.74，但在德国和日本等国，平均每个女性只生育1.4个孩子。不过，近几年来，总体生育率下降最明显的是发展中国家。1950年，中国和印度的总体生育率分别为6.1和5.9。如今，中国的数字是1.8——拜计划生育政策所致；而印度的总体生育率因快速城市化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而下降到了2.6。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降低中国和印度的出生率。中国人口普查表明，男女出生比率为118.6:100。类似地，印度的出生性别比率（男:女）也在110:100左右（地区差别较大）。而自然男女比应该是 105:100。其中的差别通常被归因于重男轻女文化。这种文化将进一步压低两国的人口，因为未来女性数量短缺意味着两国的有效再生能力将低于未经调整的总体生育率。
事实上，在经性别失衡调整后，中国的有效生育率为1.5左右，印度为2.45。换句话说，中国根本不能实现人口替换，而印度也只是略高于替换率。世界有效生育率水平为2.4左右，比替换率高了没多少。当前趋势表明，到21世纪20年代早期，人类将不再能够实现人口替换。此后的人口增长将主要由寿命增加导致，到本世纪中叶，这一因素的效力也将大大降低。
这样的变迁对全球劳动力供给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正在迅速老龄化，其工作年龄人口将在数年内开始下跌。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或许可以在超长期产生积极影响，但中国已经度过了转折点，原因就是性别失衡和极度扭曲的年龄结构的共同影响。
中国的生育年龄女性（15—49岁）将在2010—2020年的十年中下降8%，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修正，未来还会加快。因此，中国将被迫放缓职业妇女比例的增长，让一部分女性加入生育大军。即使中国能够完成这一工作，也将致使劳动力立刻流出，而好处要到25年后才能显现。
与此同时，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劳动力也已经或即将达到顶峰。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下降。美国是少数劳动力仍在增长的国家之一，这要归功于其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但随着移民母国逐渐发达、出生率逐渐下降，美国的情况也会很快有所改变。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将不得不考虑如何让其国民高效地工作到70岁。
印度是唯一一个劳动力可以继续充分增长30年的大型经济体，它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预期人口下降。但是，印度的出生率也在下降，当前趋势表明，印度人口将在21世纪50年代早期达到15.5亿人时稳定下来，比联合国的预测早整整十年，人口数量也要少1.7亿。
如此看来，世界人口将在21世纪50年代达到90亿的顶峰，比普遍的预测早半个世纪，此后将大幅下降。你可以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地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但是，当人口学动态逆转时，世界将面临一组不同的问题。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87期（总第1209期）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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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87期（总第1209期）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国际经济问题观点集粹（二）
（上接第85期）
谁需要统一税率？
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米切尔•A. 奥伦斯特恩（Mitchell A. Orenstein）在“Who Needs a Flat Tax?”一文中对美国目前争论激烈的统一税率问题做了一番分析。
他指出，统一税率体系是对所有纳税者实行单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异口同声地支持统一税率，而反对者则喋喋不休地强调为什么为了给富人减税而给穷人增税是个坏主意。但如果统一税率真的那么糟糕，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实行统一税率？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主要是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小国采用统一税率。主要有三种理由促使它们这么做。首先，有些国家太过贫困并且缺乏国内资金，它们选择降低税率吸引外国投资。还有些国家太小、税收效率太低，担负不起累进制税率。最后，有些国家太过腐败，需要大幅度降低富人的税率才能让他们交税。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尚）不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因此不清楚为什么要实行统一税率。
东欧实行统一税率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乌克兰在内——都严重缺乏投资资金。上述有些国家刚刚加入欧盟，有些正争取加入，但它们都千方百计地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者的注意，而统一税率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欢迎你们来投资，我们不会拿走你们的钱，你们所挣的钱都归你们自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对已有资金及国内投资记录的发达国家而言，“统一税率并没有那么大吸引力”。因此，发达国家和中国都没有采用统一税制。
实行统一税率的其他国家均属小型及微型之列：牙买加、图瓦卢、格林纳达、毛里求斯、东帝汶、伯利兹和塞舌尔。唯一（部分）打破这项定律的是巴拉圭，该国从 2010年开始实行统一税率。这里，统一税率所宣扬的行政简化有一定道理。如果国家面积太小无法制定有效的税收征管机制来监管公平的累进制税率，那么就有理由实行统一税率。
此外，有些小国有其他收入来源，因此实行累进制税率的好处与所付出的代价不成正比。比方说图瓦卢政府10%的收入来自其“.tv”互联网域名的销售，仅此一项每年即可获得约200万美元的收入。稍大一些的国家就能承受以更公平的方式征收所得税。
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深受寡头影响而惯于肆无忌惮地盗窃公共财物，诱使富人纳税的唯一办法可能就是实行统一税率。因此在2001年，俄国成为实行统一税率的唯一一个大国，最高边际税率从30%降至13%。2003年，乌克兰将最高税率从40%降至13%。
几乎在所有实行统一税率的国家，政府的所得税收入都有所降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实行统一税率的同时往往会调高增值税率（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是如此）。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赫尔曼•凯恩的“999”计划呼吁在实行9%的个人及企业税率的同时，实行9%的国家销售税率。
一个国家的税制状况反应其体制能力、经济状况和政治权力分配。如果美国真的成为试行统一税率的首个发达国家，只会确认很多人希望不要成为现实的怀疑：美国已经破产，急需外来投资，政府管理不善，执政权越来越多地落到自以为是的寡头精英们手里。
三、全球经济问题热点
99%与1%的矛盾在哪里？
99%抗议的是什么？
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test”一文中指出，1月肇始于突尼斯、随后蔓延到埃及和西班牙的抗议运动已经波及到了全球，抗议活动已经席卷了华尔街和美国各大城市。如今，全球化和现代技术使得社会运动如同思想一样可以迅速地跨越国界。世界各地都是社会抗议运动的温床： “体系”已经失败的感觉、即使在民主国家，选举也无法保证一切对头的观点，等等，都可以催生抗议活动——至少可以让人们走上街头施压。这些运动有个共同点，即“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打出的简单标语：“我们是99%。”
这一口号与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异曲同工：《成为1%，为了1%，依靠1%》（Of the 1%, for the 1%, and by the 1%）。这篇文章描述了美国愈演愈烈的不平等：1%的人口控制着超过40%的财富，赚取着20%的收入。而这一撮极少数人获得如此优厚的待遇，并非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奖金和援助轻易地摧毁了不平等的合理性，而是因为（恕我直言）他们是成功（有时是腐败）的寻租者。
我并不是否认这1%中有一部分人确实对社会贡献卓越。事实上，许多真正的创新（绝非最终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浩劫的新奇金融“产品”）所带来的社会益处远远超过了创新者自己所获得的好处。
但是，放眼全球，政治势力和反竞争行为（通常通过政治得以持续）已成为经济不平等性愈演愈烈的主因。在我们的税收体系中，像巴菲特这样的亿万富豪所支付的税收（以占收入百分比衡量）比他的秘书还少；把全球经济搞得一团糟的投机客所支付的税率也要低于勤劳致富者。这样的税制可谓助纣为虐。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公正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已深入人心的概念。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抗议者的愤怒可谓名正言顺：在现行体系中，银行家获得了援助，而被他们玩弄的人却得自力更生。更糟糕的是，银行家现在踌躇满志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赚着大多数工人一辈子都不敢想的奖金，而努力学习、循规蹈矩的年轻人却面临着失业的前景。
不平等情况的恶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富有的寻租者用他们的财富左右立法，以保护和增加他们的财富以及势力。美国最高法院在其臭名昭著的公民联合会（Citizens United）判决中授予公司随心所欲地使用手里的金钱影响政治动向的权利。但是，富人可以动用手里的金钱来放大自己的声音，可警察却不允许我在街上用高音喇叭宣扬“占领华尔街”抗议者的口号。
过度监管的民主和不受监管的银行家之间的矛盾并非没人关注。但抗议者说，我们的“体系”出了问题，这是对的。放眼世界，我们拥有未曾使用的资源——渴望工作的人群、被闲置的机器、空荡荡的大楼——也存在为满足的需求：比如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为全球变暖改变经济模式等等。在美国，近几年有数百万房子被取消了按揭赎回权，我们有大量的空房，同时又有大量无家可归者。
人们批评抗议者缺乏计划。但这样的批评没有抓住抗议运动的重点。他们在表达对选举程序的不满。他们在敲打警钟。
1999 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抗议后把人们的关注点吸引到了全球化及治理全球化的国际机构和协定的失灵之处，并成为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起始点。媒体在认真解读抗议者的指责时，发现他们所说的不乏真理。随后的贸易谈判有所不同——至少在原则上，这些谈判被认为属于发展回合（development round），补偿了抗议者所提出的某些不足之处——而IMF后来也实施了重大改革。
与此类似，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注意。这一问题早已被克服，但奥巴马总统的当选表明，这次抗议活动对美国产生了多大的推动力。
从某种层面上说，今日的抗议者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要求：无非是想有个施展技能的机会，找到个收入不错的体面工作，以及生活在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和社会中。他们的愿望是渐近性的，不是革命性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讲，他们要求得很多：一个由人民而不是金钱说话的民主国家，一个能按人们意愿运转的市场经济。
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已经看到，不受约束的市场会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只有受恰到好处的政府管制框架的束缚，市场才能最好地运转；而这样的框架只有在反映普世利益——而不是1%的人的利益——的民主中才能产生。能用金钱收买的最佳政府早已无法担此重责了。
百分之一是无辜的吗？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兰•拉詹（Raghuram Rajan）在“The Undeserving One Percent?”一文中，则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即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进行分析，他说，这些人正沦为千夫之所指，这实在有些令人吃惊。在美国，1%指的是2006年家庭收入至少为386 000美元者。在公众眼中，这帮人大多是寡廉鲜耻的公司高管、贪得无厌的银行家以及大搞内幕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读读那些进步经济学家的文章，你会觉得，美国当前的所有问题都只需要向1%人群征税然后再分配给每个人就能解决。
当然，这种感觉背后的观点是，这些收入来路不正，是通过布什时代的减税、失灵的公司治理体系以及充满利益冲突的金融体系获得的。1%人群不属于勤劳致富的类型，因此要他们把钱吐出来没什么坏处。
显然，这样的刻画有其现实基础。比如，企业——特别是金融部门的企业——对高管的奖赏太过慷慨，尽管他们的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但把它们一棍子打死难免有打击面过大之嫌，这一观点的简单粗暴令人颇为担心。
比如，这一观点忽略了许多真正富有的人是企业家这一事实。类似地，这一观点还忽视了，富翁中有很多是体育和娱乐明星，更不乏医生、律师、咨询顾问以及不少我们最喜欢的进步经济学家。换句话说，当今的富人更有可能是劳动者，而不是有闲阶级。
但或许被忽视的最重要事实是，收入不平等性的恶化并不局限于最高阶层，尽管这一阶层最为明显。学术研究表明，美国和其他地区收入最高的10%与中位收入者的差距也在拉大。对进步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个不太美妙的事实。“我们是90%”这样的说远没有“我们是99%”那么给力。而对某些抗议者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实。
不过，也许问题最大的地方在于某些并非有利于富翁阶层的政策也大大助长了不平等性的恶化。那就是教育和技能。诚然，文凭并非工作的唯一敲门砖。如今，新晋毕业生，特别是层次较低的毕业生，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工作，因为他们要与同样没有工作的有经验的工人竞争。尽管如此，拥有学位者的失业率要比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者低三分之一。
详细的考察表明，位于收入阶梯前10%与后50%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拥有一两个学位，而后者通常没有学位。技术变迁和全球竞争使得没有良好技能的美国工人根本无法找到好工作。哈佛大学教授戈登（Claudia Golden）和卡茨（Larry Katz）指出，在技术与教育的竞争中，教育已经落后了。
但是，承认教育和技能培养体系的崩坏应该对普通人所经历的不平等性恶化负有很大责任这一事实会破坏民粹主义者将脏水泼到巨富阶层身上的大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一推论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修正教育并非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自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开始，历任美国总统都呼吁进行教育改革，但收效甚微。相反，将矛头指向无辜的1%有利于立刻可以减小的再分配政策的出台。
美国并非没有试过快速修正法。在过去的十年中，收入不平等性恶化得很快，但消费不平等性则否。原因就在于宽松的信用，特别是次级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让穷人也能过上与邻居们相当的生活。最终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绝非喜剧。由于丢掉了工作和房子，后进者终于变成了后退者。
美国必须让提高劳动人口与企业提供的职位相关的技能，这样才能改善平等性。不少措施都有助于这一目标，包括改善社区教育观念、改革学校、让社区学院和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当地企业需求相匹配、降低高等教育负担，以及找出对失业工人进行有效在培训的办法，等等。
所有这些都不容易，也不可能很快见效，其中一些还要求较多的资源投入。消除低效支出，特别是低效的税收补贴，能够为这些措施筹集一些资金，但归根结底还需要更多的税收。富人阶层当然付得起更高的税收，但如果政府对富人增税，就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改善所有人的机会上，而不是将增税视为对假想责任人的惩罚措施。
全球信用与资本管制
影子银行将造成全球信用泛滥
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现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在“The Coming Global Credit Glut”一文中说，世界领导人将面临的下一个经济雷区已经浮现在了眼前。这雷区的形式可能是不透明的全球信用泛滥，其背后的推手是由“大而不能倒”的全球银行体系和规模巨大但几乎不为人知、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部门所组成的脆弱混合体。
实事求是地说，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其他人指责 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是全球储蓄泛滥，储蓄泛滥导致资金从长期以来存在国际收支盈余的高储蓄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源源不断地流出。根据这一派的看法，过度储蓄导致了长期利率跌至最低点，吹起了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资产泡沫。
但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博利奥（Claudio Borio）和皮蒂•迪沙亚特（Piti Disayat）有力地指出，储蓄泛滥理论并不能解释导致2008年危机的不可持续的信用创造。他们证明，流入资本主要并非来自新兴市场，而是来自不存在国际收支净盈余的欧洲。
另一个比较可信的理论，国际信用泛滥，在金融稳定性委员会的影子银行报告（“Shadow Banking: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Recommendations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2011 年10月27日）中得到了诸多证实。金融稳定性委员会报告的披露令人震惊：全球影子银行——该报告定义为“以常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和活动为形式的信用中介”——规模巨大。
该报告是应去年11月首尔峰会G20领导人要求撰写的，报告指出，在2002—2007年间，影子银行体系增长了33万亿美元，资产规模从27万亿美元提高到了60万亿美元。这是同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总额——3.9万亿美元的8.5倍。
据估计，影子银行大约占全球银行体系（250万亿美元，不包括衍生品）的25—30%，占全球银行资产的一半。这显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区域存在巨大的监管 “黑洞”，迄今都没有以货币和金融稳定性为出发点进行密切监控。这一点有多重要？分析一下结构性投资实体（SIV）和货币市场基金在2008年崩盘中所起的作用就知道了。
影子银行体系很复杂，因为它是各式各样机构和实体的混合体。除货币市场基金之外的投资基金大约占总量的29%，SIV占 9%，但影子银行体系还包括公共金融机构（比如美国市场上的政府支持按揭贷款商房利美）。它们是常规银行体系的最大交易对手，它们的信用创造和自营交易及对冲总量占全球流动性流动量的大头，而后者正是货币和金融稳定性难以得到保证的原因。
麻烦在于，到2010年为止，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与 2007年市场崩溃前差不多，而受监管的全球银行体系增长了18%。这就是金融稳定性委员会明确地将影子银行体系和全球大银行一起指为系统性风险来源的原因。但全球问题可能要比各部分之和还要严重。特别是，来自常规和影子银行体系的全球信用实际数字可能远远高于各国统计数字之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信用可以以离岸的形式创造，也可以通过表外SIV创造（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信用不会出现在国民国际收支统计中。换句话说，“储蓄”泛滥可能导致低利率、助长信用的过度创造，但绝非主因。
其次，众所周知，高波动性的“套息交易”很难得到测量，因为它们大多是都通过期权、远期、互换等衍生品进行的，被处理为表外资产——用会计术语讲，它们只是些线下净数字。因此，从总量上说，杠杆效应要比当前的报告数字更大。
第三，影子银行体系和全球银行的互动是高度集中的，因为全球银行担当着主经纪商的角色，特别是在衍生品交易中。美国货币审计署的数字表明，美国前五大银行经手了美国96%的场外衍生品交易。
事实上，在世界头上萦绕不去的噩梦情景是再次出现某家影子银行实体的倒闭，引发全球交易冻结，重蹈2008年的覆辙。巴塞尔III资本充足性协议和其他现有的改革方案并未能将交易融资与潜在冲击隔开。
我们急需监控并弄清楚影子银行业务和“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在导致全球信用泛滥方面的作用。获得全球货币和信贷的完整数字以及数字背后的因素是关键的第一步。
清算所能否转化债务危机？
哈佛法学院教授马克•罗伊（Mark Roe）在“Clearinghouse Over-Confidence”一文中说，为了降低再次发生2007 —2008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监管者如今正在寻求对金融机构的长期支持方案——至少当他们的注意力可以从希腊债务危机、美国国债上限危机以及潜在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转变为银行债务危机这样的当务之急解放出来之后是如此。在他们的各项努力中，最重要的便是为金融衍生品（即导致金融危机中AIG和其他机构倒闭的金融工具）设立清算所。但清算所并非万能灵药，它的局限性影响十分深远。
当一家公司试图保护自己免受货币波动干扰时，它可以通过衍生品减少自己在目标货币上的风险暴露（比如，它可以承诺，若欧元升值，就赔付其交易对手，而当欧元贬值时，则有交易对手赔付给它）。尽管使用衍生品的公司减少了它在欧元贬值上的风险暴露，但衍生品实际上带来了新的风险——对手方风险。如果交易对手方倒闭——就像AIG、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一样——那么该公司就会遭受对手方风险，即使欧元下跌，它也得不到赔付。
更糟糕的是，我们看到，当发生金融危机时，如果许多金融机构持有了太多的合约，一条破产传闻就能让某家机构的衍生品交易对手一窝蜂地要求增加抵押品或立刻赔付，从而触发类似于经典银行挤兑的挤兑，接着，挤兑会蔓延到其他公司。
为了减少衍生品市场发生挤兑的风险，世界各国监管者准备要求将衍生品交易纳入清算所或交易所。清算所能带来诸多好处，但并不能如监管者所愿那样包治百病。
但是，首要的问题是，监管者如何起作用？
当需要货币风险保护的公司与银行做了一笔欧元-美元交易后，双方都会把各自的合约交给清算所。公司和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成了双方对中间人，也就是清算所的权利义务关系。
清算所如何保护自己呢？它将要求银行存入一笔预存款（假设银行将于2015年破产），并监控银行在清算所内的总“账目”。当银行在一笔衍生品交易中获利时，清算所就会向银行赔付；当银行发生损失时，它将赔付交易所。当清算所的记录表明银行同时与众多对手做交易时，只要交易净结果为零，清算所就不会感到紧张；监管者认为，这样一来，系统性风险就被减少了，因为金融体系不再需要担心如何一笔一笔计算债务。这固然是正确的，但得能够相互抵消才行。
清算所还能增加透明度，因为它可以向监管者报告其总风险暴露，对于监管者来说，监管一个中央清算所比监管众多不透明的银行容易多了。这也能增强金融体系。
但是，风险——其中不乏系统风险，而且许多还不小——并没有消除。不幸的是，清算所的结构掩盖了这一点。
最显然的是，随着大量交易从银行移向清算所，清算所自身将成为具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将变得太大而不能到。
同样存在问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清算所及其会员单位可以计算净盈利和损失，从而减少纳入清算所的交易方的风险，但清算所并不能保证消除整个金融体系所面临的基本风险。通常，这一风险只是被传递给了清算所之外的债权人。
我们来看看原因。假设某疲软金融机构（比如美国银行）握有两张独立合约，一张的对手是AIG，另一张是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欠这两者每人1亿美元。与AIG的合约是衍生品合约，通过清算所交易；但与花旗银行的合约类型有所不同，比如属于常规贷款，因此并不经过清算所进行。美国银行手上还有第三张合约（假设对手是贝尔斯登），这张合约通过清算所进行，价值1亿美元，但亏损方是贝尔斯登。
如果没有清算所，美国银行拥有1亿美元资产（贝尔斯登欠它的1亿美元）和2亿美元债务。但它手上只有1亿美元（假如上面的权利义务包括了美国银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将赔付AIG和花旗银行各5000万美元。因此，AIG和花旗各自都将损失5000万美元。
如果AIG具有系统重要性，无法全额收回1亿美元将导致它破产。这时清算所可以站出来保护AIG，其与美国银行的盈利合约抵消了贝尔斯登与美国银行的亏损合约。在这个例子中，清算所消除了三家机构的对手方风险，但只是将风险转移给了花旗银行，后者原本只损失5000万美元，现在，所有的1亿美元损失都要由它来承担。
在这个简化的例子中，AIG、贝尔斯登和美国银行——以及它们的律师、游说团和支持政客——都会表扬清算所减少了对手方风险。而且，正如他们所宣传的，清算所确是做到了这一点，但也只限于其会员。可是，花旗银行现在凭空多损失了5000万，因为它不能算成是清算所的资产。如果额外损失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花旗银行推上了绝路，那么清算所的所谓减少系统风险的宣传也就不攻自破了。
清算所是否减少系统风险取决于其内部单位和外部单位的相对系统重要性（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AIG和花旗银行谁更具有系统重要性），而不取决于清算所减少其会员单位之间的风险的能力。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花旗银行告急，且其系统重要性不亚于AIG，那么清算所只是造成了它拯救了AIG的假象，实际上，它只是把风险从清算所转移到了花旗银行身上，并导致了后者的破产。
近期，大量监管活动致力于激活和强化清算所，并要此类金融安排必须经过清算所进行。诚然，清算所能带来诸多好处，包括更大的透明度，更准确的定价以及更好的监管目标，我们要使得这些具有操作性。但是监管者高估了清算所的总体好处。许多被认为是减少系统风险的证据事实上只是把风险转移到了他人头上。
G20在资本管制问题上该如何应对？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哥伦比亚财政部长胡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e Antonio Ocampo）、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中心金融项目主任斯蒂芬妮•格里菲斯-琼斯（Stephany Griffith-Jones）和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凯文•加拉非（Kevin P. Gallagher）在 “The G-20’s Helpful Silence on Capital Controls”一文中表示，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获得11 月3—4日的戛纳G20峰会的主办权时，曾呼吁IMF出台强制性的“管理办法”来规范世界经济的资本控制（我们通常更愿意称之为资本账户管制）。今年4 月，IMF出台了初步方案草案。
很奇怪，跨境资本流动管制一直没有在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G20日程中出现过。但它们却是金融波动——使人们决定加强监管的原因——的中心元素。IMF已经证明，实施资本账户管制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小。自2009年以来，人们已经接受甚至建议，此类管制对治理流入新兴市场的大规模“热钱”很有用。
如此说来，IMF的简易办法虽然方向正确，但却有误导嫌疑。因此，G20对IMF指导方案的支持对于一个正在试图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同时又在预防危机重演的世界来说并不明智。
发达国家利率很低，复苏很慢，而新兴市场利率很高，增长很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投资者蜂拥涌向后者——巴西、智利、韩国、中国台湾，等等。而在最近几个月中，他们又纷纷从新兴市场中涌出，再次显示了此类资本流的波动性和危险性。
事实上，IMF在其《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这类资本流动容易吹起资产泡沫，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触发货币升值过程并导致出口竞争力的损失。比如，巴西货币在2009年至2011年8月间升值了40%，直到几个月前才有所回落。
一些国家的对策是以不变应万变，但许多国家——包括日本和瑞士等工业化国家——积极地干预了货币市场。一些国家重启了资本账户流入管制，如对购买本国债券、股票和衍生品的外国投资者征税、对短期资本流实施储备金要求等。
巴西财政部长称这些动作为“货币战争”。萨科齐的着眼点也在此处，他将利用担任G20峰会东道主的机会力推治理资本流的强制性指导方案。
IMF 的指导方案草案建议各国将资本账户管制作为最后手段，也就是说，在建立储备、允许货币升值、削减预算赤字等手段无用之后，才实施资本账户管制。作为对这些建议的回应，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前政府官员和学者组成的独立特别小组，考察了资本账户管制的实施情况，并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此类管制的替代性指导方案。
在诸多发现和建议中，特别小组指出，在IMF所发现的资本账户管制有效的情形中，这些措施都是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工具组合的一部分，而且很早就与其他措施配合实施，并非作为“最后手段”实施。除非一国已签署了限制此类管制使用的贸易和投资条约（许多国家确实如此），否则根据IMF协定，该国有充分的政策自由以自认为合适的办法管理资本流。将此类措施归于“最后手段”会压缩一国在需要尽可能多的工具来防止和减轻危机的关口的选择空间。
IMF、 G20、金融稳定性委员会和其他机构不应该出台全球性的强制管理办法——这样做只能在违背各国意愿的情况下形成全球性、强制性的资本账户开放局面——而应该为资本账户管制正名，保护各国实施此类管制的能力。事实上，IMF可以协助各国防止回避此类管制，并与G20和金融稳定型委员会一道，引导各国就如何在资本账户管制问题上互相合作这一问题展开全球对话。
通过合作，各国可以发现可观的共同利益。工业化国家正在寻求从危机中复苏，希望信贷和资本留在国内以提振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也对吸引短期资本流入没什么兴趣。这就构成了一个基础，工业化国家应该调整税法并实施其他管制以将资本留在国内；而新兴市场则实施旨在改变结构、减少具有潜在破坏力的资本流入水平的措施。
全球人口问题
全球人口增长的终点在哪里？
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吉夫•森雅尔（Sanjeev Sanyal）在他撰写的“The End of Population Growth” 一文中指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2011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总量已经突破了70亿大关。与往常一样，这样一个里程碑成了众多会议、讨论会和研究论文的主题，其中就包括悲观的马尔萨斯预言。毕竟，据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93亿，在本世纪末超过100亿。
但是，这样的预测误解了基础人口学动态。我们所面临的未来绝非人口增长过多，而是过少。
大多数国家都在去年完成了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发达国家出生率低下的状况已经维持了较长时间，但这一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也开始迅速下降。中国、俄罗斯和巴西都已不再大量生育下一代，印度的生育数量也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不出10年，世界生育率就将下降到替换率以下。人口增长大概可以持续到本世纪中叶（拜寿命延长所赐），但就新人替旧人而言，人类规模将不会再扩张了。
人类学中有一个总体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的概念，指每个女性在其一生中的平均生育数量。从长期看，若总体生育率等于替换率，则称人口规模是稳定的。就全世界而言，替换率为略高于2.3，但某些地方（主要是发达国家，因为那里的新生儿死亡率更低）要低一些，为2.1。
如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总体生育率远低于替换率。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总体生育率为1.74，但在德国和日本等国，平均每个女性只生育1.4个孩子。不过，近几年来，总体生育率下降最明显的是发展中国家。1950年，中国和印度的总体生育率分别为6.1和5.9。如今，中国的数字是1.8——拜计划生育政策所致；而印度的总体生育率因快速城市化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而下降到了2.6。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降低中国和印度的出生率。中国人口普查表明，男女出生比率为118.6:100。类似地，印度的出生性别比率（男:女）也在110:100左右（地区差别较大）。而自然男女比应该是 105:100。其中的差别通常被归因于重男轻女文化。这种文化将进一步压低两国的人口，因为未来女性数量短缺意味着两国的有效再生能力将低于未经调整的总体生育率。
事实上，在经性别失衡调整后，中国的有效生育率为1.5左右，印度为2.45。换句话说，中国根本不能实现人口替换，而印度也只是略高于替换率。世界有效生育率水平为2.4左右，比替换率高了没多少。当前趋势表明，到21世纪20年代早期，人类将不再能够实现人口替换。此后的人口增长将主要由寿命增加导致，到本世纪中叶，这一因素的效力也将大大降低。
这样的变迁对全球劳动力供给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正在迅速老龄化，其工作年龄人口将在数年内开始下跌。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或许可以在超长期产生积极影响，但中国已经度过了转折点，原因就是性别失衡和极度扭曲的年龄结构的共同影响。
中国的生育年龄女性（15—49岁）将在2010—2020年的十年中下降8%，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修正，未来还会加快。因此，中国将被迫放缓职业妇女比例的增长，让一部分女性加入生育大军。即使中国能够完成这一工作，也将致使劳动力立刻流出，而好处要到25年后才能显现。
与此同时，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劳动力也已经或即将达到顶峰。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下降。美国是少数劳动力仍在增长的国家之一，这要归功于其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但随着移民母国逐渐发达、出生率逐渐下降，美国的情况也会很快有所改变。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将不得不考虑如何让其国民高效地工作到70岁。
印度是唯一一个劳动力可以继续充分增长30年的大型经济体，它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预期人口下降。但是，印度的出生率也在下降，当前趋势表明，印度人口将在21世纪50年代早期达到15.5亿人时稳定下来，比联合国的预测早整整十年，人口数量也要少1.7亿。
如此看来，世界人口将在21世纪50年代达到90亿的顶峰，比普遍的预测早半个世纪，此后将大幅下降。你可以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地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但是，当人口学动态逆转时，世界将面临一组不同的问题。
（完）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87期（总第1209期）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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