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72期（总第1194期） 2011年9月16日（星期五）
[本期要点]：欧美齐陷困境 形势不容乐观 瑞银又出“流氓交易员” 20亿美元打水漂 今明两年石油需求将降低 德国必须做出选择 华盛顿遏制下的中国资本扩张 “自主创新”政策扼杀中国创新 香港出口受到三重夹击
经济热点
欧美齐陷困境 形势不容乐观
五大央行齐撑欧元区银行
9 月15日，欧洲央行、美联储以及英国、日本和瑞士五家央行宣布，联手为欧元区银行提供额外的美元流动资金，贷款为期3个月，分3次进行，以阻止欧元区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受欧债危机困扰，欧洲银行近期难以从短期信贷市场借入美元，情况令市场忧虑。消息刺激欧美股市向上。
欧洲央行表示，额外提供的美元流动资金，将分别于10月12日、11月9日和12月7日以定息发放，而在今年5月开始的每周7天期美元贷款将维持不变。由于欧洲央行前日刚表示向两家欧元区银行发放5.75亿美元资金，是半年来第2次。
英国《金融时报》Lex专栏评论指出，五大央行为期三个月的注资（在欧洲央行现有的每周美元融资操作之外），将让无法从美国放贷人那里融到美元的欧元区银行在年底前不会出现流动性危机。但这剂“修复药膏”将只能短暂缓解伤痛。它无法根治欧元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瘫痪这一根本病症。
欧元区危机对欧元区银行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意大利和法国银行的股票受到了重创；出于对它们所持欧洲外围国家（特别是希腊）主权债务敞口的担忧，欧元区银行传统的美元融资来源已经枯竭。法国巴黎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公布了强化资本状况的计划，尽管有迹象显示它们所持有的希腊债务可能遭遇减记。然而，鉴于欧元区银行对政府债务的敞口规模，传统资金提供者更主要的担忧还是危机的蔓延。金融危机过后，各国政府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灵活性，来支持陷入困境的银行了。
评论指出，除非上述美元资助明年仍继续，否则资金干涸的问题将卷土重来。只有政策制定者果断采取行动，加速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的实施，弥补银行外围债务敞口减记的损失，才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巴克莱资本指出，如果EFSF注入2300亿欧元的资金，所有欧洲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将达到6%，即便对外围债务实施50%的减值（并遭遇30年一遇的大衰退），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欧美的形势有多糟？
詹姆斯•麦金托什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即便欧元区度过主权危机，对于投资者而言，欧洲和美国的衰退仍可能是毁灭性的。
日本在1989年泡沫破灭后经历了零利率、银行运转失灵、政局支离破碎、以及人口老龄化。日经225指数在1995年至2001年间的走势，看上去与10年后标普500指数经历双重泡沫期间的走势非常类似。如果美国继续走日本的老路，那么标普500指数将在未来几年一路下滑，10年后或许会跌至780点左右。
没有理由认为西方决策者会重复日本政府的失误。但他们很可能会重复自己前任的失误。在1929年或1966年泡沫时期——美联储对泡沫发挥了助长作用——买入的投资者，花了数十年才收回了本（计入通胀因素后）。1991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甚至跌回到了1929年的实际价值（尽管投资者在这60年间收获了分红）。2009年3月，道指曾短暂跌回至1966年的价值水平（经通胀因素调整后）。而1984年的市值水平则与1900年相当。
麦金托什最后说，目前股票的估值并非处于2000年或2007年那种失去理性的峰值水平。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会在在未来几十年内重返这些水平（计入通胀因素后）——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美国贫困问题加剧
据《联合早报》报道，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3日发布的《2010年美国收入、贫困和医疗保险报告》中的各项统计数据，美国的贫困率从2009年的 14.3%上升至2010年的15.1%，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沦为贫民（根据美国官方定义，2010年，一个人年收入在11139美元以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22314美元以下即为处于贫困线下的贫民）的人数多达4620万，更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相关数据52年来最高的；家庭年均中位收入从 2009年的50599美元减至2010年的49445美元，下降了2.3%；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去年增至4990万，比前年多出9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6.3%。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反映出的情况，说明了美国在2007年注资千亿美元挽救次贷危机后所出现的所谓经济复苏，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从中获益。
失业率长期高企是美国面临的另一严重问题。美国8月份的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当月新增就业岗位为零，失业率依然保持在9.1%的高位。尽管奥巴马总统希望通过就业法案来解决问题，但是他提出向富人征税的主张却受到茶党和共和党的反对，使奥巴马政府在推动就业法案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
持续多年的高失业率，必然造成美国人收入减少。美国家庭年均中位收入已连续几年减少，从2007年至2010年下降了6.4%。这样的情况，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所未见的。收入不断下降，又无法找到工作，必然会影响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作为全球第一大市场，美国消费能力下降，就意味着进口减少，这又会冲击到那些以出口为主、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经济体，包括不少新兴经济体的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这些年来，美国企业或是把厂房外迁，或是把业务外包，致使越来越多美国人陷入“我要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窘境。久而久之，就有更多人失业，更多人贫困，需要救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不久前，一名美国失业男子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买不起抗生素，结果死于智齿发炎引发的大脑感染，就是美国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致使美国陷入困境的全球化魔咒，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后，世界各国经济都按照“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利润”的资本主义法则运作所致。这个魔咒是所有经济体都会面对的。
美国的经济困境是否会导致“二次衰退”的出现，迹象是较前明显了。与几年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相比，这一回如果再次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可能会更加严重。毫无疑问的是，在全球化下受益或受害的各国，只能齐心协力才能解除这个魔咒的封印。
调查：发达经济体衰退风险加大
路透社9月14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全球发达经济体开始陷入增速放缓的困境，或许会演变成经济衰退，而政策运作空间也明显变窄。此项涵盖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逾250位分析人士的调查显示，各国央行很可能需不遗余力，方可避免灾难发生。
调查发现，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再次陷入经济衰退的概率约为三分之一。分析师整体预计，2013年前美国、欧元区、英国以及日本不会加息。且多数受访者说，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眼下还难以作出准确预测。欧洲央行看来情况不妙，该央行今年已加息两次，与主要发达国家格格不入，并且当前债务危机在一些成员国愈演愈烈。有些分析师已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年底前可能降息。
（综合信息）
国际经济
瑞银又出“流氓交易员” 20亿美元打水漂
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瑞银（UBS）一名叫奎库•阿伯杜利（Kweku Adoboli）的31岁男性交易员因涉嫌违规交易、导致该行损失20亿美元而在伦敦被捕。阿杜伯利是瑞银驻伦敦“Delta One”衍生品部门的一名主管，他未经上级未经授权，私自动用银行自有资金在与交易所买卖基金（ETF）相关的金融工具上押下赌注。
瑞银在9月14日中午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15日凌晨1点通知伦敦警方。阿伯杜利于凌晨3时30分被逮捕。据知情人士透露，和阿杜伯利在一起工作的交易员约翰•休斯已经辞职。此外，瑞银已经要求阿杜伯利所在交易部门的其他多位交易员停职，等待有关是否还有其他交易员参与了此案的问询。消息传出后，瑞银股价暴跌10%。瑞银警告称，这一事件可能导致该集团第三季度出现亏损。
LinkedIn 网站上“奎库•阿杜伯利”名下的资料显示，五年以来，阿杜伯利一直是在一个买卖大型证券组合、或允许客户通过期权等工具对这些证券下注的交易室工作。他所在的交易室专攻“Delta One”类产品。银行和投资者可以利用这类产品跟踪基础资产或指数。“Delta”术语反映的是风险水平，“Delta One”意味着亏损风险有限。银行提供的“Delta One”产品有五六种，其中包括ETF产品。ETF一般是跟踪市场指数，并像股票一样买卖，它已经成为银行业的一块重要业务。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管理的ETF资产已从2005年的4100亿美元增至去年的1.3万亿美元。一些ETF已经越来越复杂难懂，因为银行已经找到了利用ETF建立衍生品式敞口的办法。
在做交易员之前，阿杜伯利作为一名辅助交易的分析师在一个“后端”职位上工作了三年。“后端”员工录入交易并执行与交易相关的会计工作，而所谓的“前端”员工则负责执行交易、与客户沟通。阿杜伯利最初似乎是做这些交易的技术性工作，后来才成为一名执行这些交易的员工。一些银行已经对后端技术人员转做面对客户的交易室工作实施了限制，因为这些员工有可能利用他们的知识操纵交易。
熟悉瑞银这个交易室的交易员说，亏损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很可能是跟瑞士法郎近几个星期的剧烈波动有关。9月6日，瑞士央行说要通过购进欧元来阻止瑞郎的急剧升值。受此消息影响，欧元对瑞郎上涨了8.8%。
“Delta One”部门一名交易员就能造成如此灾难性的损失，引发了有关对投行实行新限制的呼吁。Delta One是一种衍生品交易，是投行仅剩的几种可用自营资本进行大笔押注的交易之一。
同业经纪商德利万邦（Tullett Prebon）首席执行官特里•史密斯表示：“管理层不了解Delta One部门在干什么。如果你请一位CEO 坐下来解释一番，他们会尝试解释，但他们给不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懂。”分析师表示，这一消息将进一步向瑞银施压，要求其压缩甚至剥离挣扎中的投行部门，以便聚焦于该行核心的财富管理部门。更广泛地说，这一事件向业内高管提出了有关这家银行的监管工作以及监管机构是否有能力监督此类违规行为的问题。
此次被控未经授权的交易所导致的损失金额，在金融史上可以排到前几名。在过去二十年中，法国兴业银行、霸菱银行（Barings PLC）以及美国券商Kidder Peabody也都曾是类似违规交易的受害者。
尽管瑞银的资产负债表应该承受得起这笔20亿美元的亏损，二季度末，该银行拥有384亿瑞郎的有形股本以及330亿瑞郎的核心一级资本金。高盛的一项分析显示，按照上述两个金额计算的交易损失分别为4.4%与5.2%。但阿杜伯利事件却促使人们再次呼吁瑞银分拆或出售其投行部门，将注意力完全转向其旗舰财富管理业务。瑞银可能遭受的亏损额，事实上将抹掉它在未来两年计划实现的20亿瑞郎的成本削减——其中大部分源自规模3500人的裁员。
瑞士自由民主党领袖弗尔维奥•佩里表示：“对于一个过去曾经犯过错误的银行而言，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他随后指出，除了严格资本金要求之外，出台旨在解决“大而不能倒”银行业的法案，是前进的方向。
危机期间，瑞银的投行业务被迫实施500亿美元减记，随后，首席执行官郭儒博（Oswald Grübel）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把瑞银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期间，该银行还遭受一项长时间调查，看它是否通过自己的瑞士私人银行，帮助美国富人客户逃税。在形势稍加好转之后，该行今年上半年惨淡的业绩，又促使郭儒博在7月份公布了一项全面削减成本的计划。这一计划让瑞银收敛了在投行业务上的野心，投行部门将仅为其私人银行业务提供所需的产品与服务。一些瑞银高管承认，最新的丑闻将破坏瑞银脆弱的客户基础，给在企业与私人银行客户群中刚刚开始恢复声誉的瑞银带来又一次沉重打击。
（综合信息）
今明两年石油需求将降低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9月13日下调今明两年的石油需求预期，不过由于供应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即使石油需求放缓，油价仍将处于高位。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说，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它把2011年石油日需求的预期下调20万桶，2012年石油日需求预期下调40万桶。这意味着，全球需求预计在今年增长1.2%至每日8930万桶，明年则增长1.6%至每日9070万桶。报告说：“全球石油需求继续以不紧不慢的步伐扩张，人们对于全球经济的健康状况确实越来越担忧。”
在供应方面，IEA认为在未来三个季度，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供应或许足以满足全球需求，因此不必增产。而2012年的石油供需情况以及原油价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比亚原油生产的恢复情况。利比亚完全恢复石油产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且过程仍较困难。估计利比亚石油产能在今年底前将达到每日35万到40万桶，并在2012年底恢复到每日110万桶。
分析师指出，虽然今明两年原油需求增长放缓，但主要原油生产国不会放任原油价格大幅下滑，在今年余下几个月时间内，原油价格仍将逐渐上扬。
代表产油国的OPEC也在9月12日发表月度报告，表达了对油价更为悲观的看法，指油价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大，甚至暗示部分成员国可能通过减产来控制油价的下行风险。
全球40%的石油产量来自OPEC。该组织下调了需求预测，同时降低成员国2011年原油产量预测。
OPEC 在9月原油市场报告中说，2011年全球原油需求预计为平均每日8799万桶，低于8月预测的每日8814万桶，不过仍比去年高出106万桶。报告同时预测，2012年需求为平均每日8926万桶，比去年高出127万桶。OPEC预计，利比亚石油产量将在六个月内恢复到每日100万桶，并于12至18个月内完全恢复到战前的每日160万桶左右。
（联合早报，2011.09.14）
德国必须做出选择
“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是朝着建立一个稳定的欧洲集团迈出的决定性一步。然而还有一个更悲观的可能性……把多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努力，可能反而会大大加剧这些国家之间的摩擦。如果真是这样，这件事情就将符合悲剧的古典定义：傲睨神明（傲慢）；犯罪女神（愚蠢）；复仇女神（毁灭）。”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将近20年前我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一段文字。我的担心正在变成现实。此次危机不仅证明欧元区的最初设计存在缺陷（大多数聪明的分析人士当时就知道这一点），而且还揭示出被捆绑进货币联盟（现在这个联盟已变成一场令人心烦的联姻）的各国民众从根本上对彼此缺乏信任，更不用说拥有认同感了。
让我认识到欧元区解体可能性的既不是于尔根•斯塔克（Jürgen Stark）辞去欧洲央行理事职务一事，也不是日益迫近的希腊债务违约，更不是德国宪法法院施加的新限制，而是我对罗马的一次访问。
这是我从一位意大利政策制定者那里听到的话：“我们放弃了过去用来防范通胀和货币贬值的保护措施，以换取更低的利率，但现在我们甚至连低利率都没有了。”接着还有：“一些人似乎认为我们加入了一个货币局，但意大利不是拉脱维亚。”同样重要的话是：“与要忍受30年的痛苦相比，退出（欧元区）将是更好的选择。”这些话表明，有些人对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及各伙伴国都丧失了信心。
即将离任的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在最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该行卓越的抗通胀记录，称其远胜过德国央行（Bundesbank）的抗通胀记录。但低通胀掩盖了欧元区内部显现的严重失衡，也掩盖了它缺乏解决失衡的手段（或意愿）。因此，无论是欧元区某一大国违约，还是欧元区解体，抑或二者一起发生，现在都不再是天方夜谭。随之而来的避险行为（肯定包括在本应是一体化的货币区内对冲跨境风险敞口的努力）可能导致一场灾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市场对主权国家破产的担心、日益显现的主权国家流动性不足以及金融体系所承受的压力正致命地交织在一起。
从设计角度来说，欧元区缺乏必要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所有重要市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央行，一只规模大到足以确保主权债务市场流动性的纾困基金，以及处置相互交织的主权国家破产和银行业危机的有效方式。
在缺乏强有力机制的情况下，欧元区核心国家的态度和政策就变得至关重要。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固执地从一个相对较小、高度竞争的开放经济体的角度看待世界。但欧元区并非一个开放的小型经济体，相反，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型经济体。在这种联盟内部，当信用度较低的成员国无力再为本国赤字融资的时候，核心成员国要么为它们提供一个活跃的融资市场，要么就必须向它们提供资金。如果私人部门不愿提供所需的资金，公共部门就必须出面提供。如果后者未能采取行动，私人和公共部门就会出现一波违约潮。这无疑也会损害核心国家自身的金融部门和出口。
德国领导人未能在国内解释上述事实，因此也就不可能解决当前的危机。相反，他们沉浸在所有人都可同时成为贷款人的幻想中。对拉脱维亚和爱尔兰等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通过通缩来重获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做法可能会奏效。但对意大利这样的大国而言，这种做法过于痛苦、令人难以相信它会奏效。
现在必须先扑灭大火，然后才能开始尝试打造防火能力更强的欧元区。欧洲央行可以无限制地确保主权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这并不是什么最糟糕的选择。事实上，既然广义货币供应量一直在以每年区区2%的幅度增长，主张购买债券可与持续的货币稳定相容的观点，在道理上应该不存在什么难以想通的地方。不过，它在政治上肯定会遭遇困难，尤其是对即将上任的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而言。然而，考虑到如果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大国需要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伸手相救、而后者的规模又不足以使其帮上忙，欧洲央行只得无限制地提供流动性。
如果德国政府决定不支持此类大胆行动，会发生什么情况？欧洲央行应该不为所动地继续提供流动性，而不是任由危机接踵爆发。届时，要决定是否退出欧元区的将是德国，它或许会与奥地利、荷兰和芬兰一起退出。我们应该提醒德国民众，退出的后果将包括汇率飙升，德国出口的盈利水平大幅下降，金融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急剧下滑。除此之外，两代人围绕德国自身建立一个强大欧洲框架的努力也将归于失败。
德国对扩大官方财政支持的努力拥有具有约束力的否决权。但它正在丧失对欧洲央行的控制。在一场对欧洲和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危机中，一个有能力出台必要规模措施的欧洲机构应该敢于这么做，因为不这么做的代价注定是灾难性的。这么做肯定会引发一场政治危机，但这要好过不这么做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德国必须做出选择：是勉强接受一个不同于它期盼的“放大版”德国的欧元区呢？还是彻底抛弃欧元区？我明白，德国领导人和民众肯定憎恨落到这种被迫要进行上述选择的田地。但这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现在必须敢于明确而公开地做出选择。
（FT，2011.09.13）
国内与港台经济
华盛顿遏制下的中国资本扩张
中国商务部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常务理事吴迪和美国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Country Risk Solutions总裁丹尼尔•瓦格纳在《联合早报》上合著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国资本扩张与美国政策的关系。文章说，华盛顿对中国企业的一些认知方式并非短期行为，也不是美国政治的新近产物。
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变成了特殊利益和特权资本的维护者。美国的政治家由选民选出，但他们的执政思路已经完全被大企业和大金融机构所左右，并不以代表选民利益为己任。这一切都显然违背了美国民主的精神。美国最近发生的债务危机，以及国会两党之间直至政府行将破产一刻的争斗，让人们看到美国政客只顾捍卫各自利益集团的终极利益，对国家经济的旦夕祸福却如玩火般不负责任。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标准普尔降低级别。
由于累积了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以及民主共和两党严酷的政治拉锯战，美国的政策路线渐渐从顺应全球化的外向型，转向专注保护国内利益的内向型，今后美国将越来越以孤立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国内国外的政策问题。这种趋势不但会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深远的影响，更会影响到许多外国企业在美国的经营和投资。可以预料的是，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很多在美外国公司，将会面对一个越来越不友好的投资环境。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美国必须开始量入为出的过日子。这个趋势在2009年就开始了，现在则变得尤为迫切。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赤字收缩的争议拉锯将决定政治力量的平衡。现在你不管是走到美国哪个城市的繁华商业地带，你都会看到空空荡荡的店铺或者是“跳楼价”的张贴。经济危机以来两年多，房地产市场依然毫无起色，房屋贷款的违约又呈现出上升的态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不景气仍将持续。许多主流媒体评论员都预测，美国经济的衰退尚在开始阶段，还要再过几年才能触底反弹。如果复苏过慢，美国很有可能变成 “失去的20年”中的日本。
当一个国家身处巨大经济困境中，它就很自然地会在贸易政策、外交政策和对待外国投资者的问题上变得更加保守甚至是富有敌意。事实证明，华盛顿在保护美国敏感产业（能源，矿石和港口管理）方面，对外国企业的阻止绝不会迟疑手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是2005 年，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了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值得注意的背景是，2005年是全球贸易极度繁荣，中美关系最稳固友好的阶段。
可想而知的是，在目前这种举步维艰的经济政治气候下，华盛顿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使之免于被外国资本抄底蚕食。这样做也符合美国的民意共识：根据2006年3月美国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58%的美国人坚决支持华盛顿禁止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对六个美国港口的收购，53%的美国人相信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是一种威胁。
其实近年来，美国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敌意，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要知道1989年超过70%的美国人认定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是威胁而不是机遇。因此华盛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防范态度，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内产业资本的保护，更是美国长期民意的一个体现。在美国经济强大的 2006年，尚且有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对外国直接投资持怀疑敌视的态度，那么危机重重的今天，外国投资在美国遇到的阻力必然会更加严重。
自 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针对外资并购保护国家安全的埃克森•佛罗里奥（Exon-Florio）条款以来，美国总统便有权力禁止一切对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商业及经济利益有负面影响的外国直接投资。可怕的是，美国国会在该法案中并没有对“国家安全”作出明确的定义，而监管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又倾向于把“国家安全”一词做广泛的延伸，特别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以来，“国家安全”更是以事无巨细，尽收眼底的全方位防范姿态出现。
在这个大趋势下，中国作为美国的一个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又有其特殊性。在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只有中国不是其政治和外交上的战略盟友。另外，绝大多数中国大企业的国有背景，更使得华盛顿疑心重重。埃克森•佛罗里奥条款中的伯德（Byrd）修正案，赋予了美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极大的权力，去严格审查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所以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收购兼并，会遇到重重刁难和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眼下美国正处于经济和政治的交困和矛盾激化期，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拓展，必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和面对更多的障碍。面对政治和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衰弱中的美国将会更多的运用埃克森•佛罗里奥条款等政策武器，来对中国资本在美国的扩张进行遏制。所以中国政府有必要通过外交手段，来消除中美间的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的市场化，降低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过度垄断；并用灵活的手段对控制美国国会的游说集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集团进行渗透，积极从中培植中国利益的代理人。只有这样，中国资本才能大踏步挺进美国，在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联合早报，2011.09.16）
观点：“自主创新”政策扼杀中国创新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丁曼战略与创业中心主席安纽•古普塔（Anil K. Gupta）和中印学会董事合伙人王海燕最近联合撰文，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文章说，中国2006年发起的自主创新计划给世界科技巨头敲响的警钟，超过了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的其他任何政策措施。
自主创新计划的目标是让中国加快速度上升到科技阶梯的更高端。通过多种机制（比如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把尖端技术和研发实验室转移到中国），这个计划本来应该是有助于中国企业消化、吸收外企开发的自有技术并进行再度创新的。
人们对自主创新计划的几乎所有评估，都把它界定为一个有输有赢的设想──赢的是中国，输的是外国跨国公司。但我们的分析说明，自主创新政策对中国自身也起到了反作用。它并没有诱导科技巨头以更快速度把尖端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而是产生了刚好相反的作用。
今天中国大约有1000家外资所有的研发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几乎全都是首先注重将国外形成的创新成果进行本地化改造，而不是针对全球市场开发尖端科技和产品。科技企业高管急于利用中国人才的质量和规模。但考虑到这些自主创新措施，他们不相信在中国从事尖端研发是安全的。
跟印度比较一下就很能说明问题。印度没有类似于自主创新的规则。另外，政府也满足于在允许企业设立研发设施的同时，没有任何规定要求它们与本地合作伙伴等分享技术。
这些政策差异似乎对企业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想想，2006年到2010年从美国专利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获得专利最多的10家美国科技巨头分别是：IBM、微软、英特尔、惠普、美光（Micron）、通用电气、思科、德州仪器、博通（Broadcom）和霍尼韦尔。这些公司中有一半似乎并没有在中国进行任何重要的研发工作。 2006年至2010年，其中五家的中国子公司均未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相比之下，这1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印度开发出来的创新技术或产品未获得专利。
对这些公司来说，印度还证明有更加“肥沃的土壤”。这10家科技巨头在印度的实验室共获得1119项专利，比位于中国的实验室同期获得的886项专利要多。
在公司层面上，两国的差距则更为惊人。在这10家公司中，有七家的印度实验室比中国实验室获得了更多专利，在印度和中国的专利总数分别为978项和164 项。只有微软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强劲表现才拉高了中国实验室的专利总数，这两家公司中国实验室共获得了722项专利，而在印度获得了141项专利。
微软和英特尔的例外很能说明问题。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微软和英特尔都在全球个人电脑行业的技术平台上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由于应用软件要在这些平台上运行，微软和英特尔不必太担心竞争对手剽窃其技术。尽管潜在客户的软件盗版行为令人担忧，却基本上是一种短期挑战。简而言之，微软和英特尔把中国变成其全球研发中心，恰恰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不必太担心自主创新带来的不利后果。
鉴于中国对印度看似有三个主要优势，两国研发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惊人了。中国GDP是印度的三倍以上，中国的市场比印度的大得多，中国在研发上的投资比印度高三倍，中国的博士生也比印度多得多。
然而，中国政府却成了绊脚石，因为政府从错误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本应该为这些公司创造一个培养世界一流创新者的友好环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试图从外国公司取得技术。
当一家技术巨头在北京或班加罗尔这样的新地点设立研发实验室时，有95%以上的研究人员是从当地聘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研究人员离职，利用他们获得的经验知识成立新公司或加入其他公司（常常是当地公司）。这类人员“溢出”是推动硅谷这样的创新之地发展的关键，甚至比分享具体的技术重要得多。
如果中国想成为全球技术领头羊，它需要有敞开的大门、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需要不偏向中国公司──这些政策恰恰与北京目前实施的一些自主创新措施背道而驰。
（WSJ，2011.09.01）
香港出口受到三重夹击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受欧美经济不景、原材料涨价及内地劳动成本上升之三重夹击，港商对出口前景转趋悲观。香港贸发局的第三季度出口指数由次季53.8跌至49.5，为两年来首次跌破50，为香港出口拉响警号。该局首席经济师梁海国预料，今年香港出口增长可达12%之目标，但因很多厂家只能将加价的一半涨幅转嫁给客户，故可能出现生意额上升，但利润却下跌的情况。
出口指数在50以下，反映出口商对出口情绪转趋负面。梁海国指出，上次出口指数在50以下，已是09年第三季，这次再跌穿50，反映香港出口已响起警号。受到欧美经济疲弱影响，欧美买家采购圣诞节订单的初步态度审慎，反映买家对后市信心不足，希望等到最后时刻才落单。梁海国预计，今年余下几个月出口仍可保持温和增长，而全年出口价单可升7-8%。未来两、三年，欧美消费市道增长缓慢，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将遏抑当地的消费意欲，令主销欧美市场的企业生意难做，部分企业更面对生产成本上升。但新兴市场，特别是内地市场增长较快，料可弥补部分发达国家需求疲弱的影响。
此外，近年厂家饱受原材料涨价影响，特别是油价高企，工业界常用的聚丙烯9月份价格较去年6月份大升约 35%，金属价格亦升逾30%，令厂家面对巨大成本压力。而今年上半年内地18省市的最低工资已上升逾两成，广东省亦在3月份提高最低工资，增幅达 18.6%，且不少厂家面对民工不足的问题，大大限制了接单能力。据该局的调查，500家受访公司中，当中88%受访企业表示第三季内地劳动成本上升；87%担心通胀高企。然而，只有8%厂家认为可将成本涨幅完全转嫁给客户，一半说只能部分转嫁。
虽然当前需求较差，但梁海国有信心今年香港出口仍会较“金融海啸”时期理想，主因目前香港金融体系正常，没有银根突然收紧的现象，惟难以预测全年出口信心指数会否较2008年低。
按行业分类，服装、玩具及机械的指数都在50以下，珠宝、钟表及电子业的出口指数仍维持在50以上，显示有关市场在短期内仍然维持稳定。地区方面，出口至内地市场的指数由53.1轻微下跌至51.7。但除内地以外，所有市场的出口指数均低于50。美国及欧盟市场的出口指数分别为48.2及47.6。
（香港文汇报，201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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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股市2011年9月16日收盘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11509.09↑；纳斯达克：2622.31↑；标普五百：1216.01↑；英国FTSE100：5368.41↑；法国 CAC40：3031.08↑；德国DAX：5573.51↑；日经225：8864.16↑；上证综合：2482.34↓；香港恒生：19455.30↓；台湾加权：7577.40↓；新加坡海指：2789.04↓；越南指数：457.11↓；南非金融时报40指数：27726.20↑；巴西BVSP：57210.10↑；印度BSE30指数：16933.80↑
全球汇价及主要商品期货价2011年9月16日收盘价（伦敦铜期货价9月15日）：
欧元/美元：1.3796↑；英镑/美元：1.5791↓；美元/日圆：76.7950↓；美元/人民币：6.3836↓；美元/港币：7.7916↓；纽约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2011年10月交割）：1812.500美元/盎司↓；WTI轻原油（2011年10月）：87.96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3月期）：8725.00美元/吨↓；CBOT小麦期货（2011年12月）6.882美元/蒲式耳↓；波罗的海干散货货运指数：1814.00↓
（注：绿色下箭头表示收盘价低于上周五收盘价，红色上箭头表示收盘价高于上周五收盘价）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72期（总第1194期） 2011年9月1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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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72期（总第1194期） 2011年9月16日（星期五）
[本期要点]：欧美齐陷困境 形势不容乐观 瑞银又出“流氓交易员” 20亿美元打水漂 今明两年石油需求将降低 德国必须做出选择 华盛顿遏制下的中国资本扩张 “自主创新”政策扼杀中国创新 香港出口受到三重夹击
经济热点
欧美齐陷困境 形势不容乐观
五大央行齐撑欧元区银行
9 月15日，欧洲央行、美联储以及英国、日本和瑞士五家央行宣布，联手为欧元区银行提供额外的美元流动资金，贷款为期3个月，分3次进行，以阻止欧元区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受欧债危机困扰，欧洲银行近期难以从短期信贷市场借入美元，情况令市场忧虑。消息刺激欧美股市向上。
欧洲央行表示，额外提供的美元流动资金，将分别于10月12日、11月9日和12月7日以定息发放，而在今年5月开始的每周7天期美元贷款将维持不变。由于欧洲央行前日刚表示向两家欧元区银行发放5.75亿美元资金，是半年来第2次。
英国《金融时报》Lex专栏评论指出，五大央行为期三个月的注资（在欧洲央行现有的每周美元融资操作之外），将让无法从美国放贷人那里融到美元的欧元区银行在年底前不会出现流动性危机。但这剂“修复药膏”将只能短暂缓解伤痛。它无法根治欧元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瘫痪这一根本病症。
欧元区危机对欧元区银行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意大利和法国银行的股票受到了重创；出于对它们所持欧洲外围国家（特别是希腊）主权债务敞口的担忧，欧元区银行传统的美元融资来源已经枯竭。法国巴黎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公布了强化资本状况的计划，尽管有迹象显示它们所持有的希腊债务可能遭遇减记。然而，鉴于欧元区银行对政府债务的敞口规模，传统资金提供者更主要的担忧还是危机的蔓延。金融危机过后，各国政府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灵活性，来支持陷入困境的银行了。
评论指出，除非上述美元资助明年仍继续，否则资金干涸的问题将卷土重来。只有政策制定者果断采取行动，加速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的实施，弥补银行外围债务敞口减记的损失，才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巴克莱资本指出，如果EFSF注入2300亿欧元的资金，所有欧洲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将达到6%，即便对外围债务实施50%的减值（并遭遇30年一遇的大衰退），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欧美的形势有多糟？
詹姆斯•麦金托什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即便欧元区度过主权危机，对于投资者而言，欧洲和美国的衰退仍可能是毁灭性的。
日本在1989年泡沫破灭后经历了零利率、银行运转失灵、政局支离破碎、以及人口老龄化。日经225指数在1995年至2001年间的走势，看上去与10年后标普500指数经历双重泡沫期间的走势非常类似。如果美国继续走日本的老路，那么标普500指数将在未来几年一路下滑，10年后或许会跌至780点左右。
没有理由认为西方决策者会重复日本政府的失误。但他们很可能会重复自己前任的失误。在1929年或1966年泡沫时期——美联储对泡沫发挥了助长作用——买入的投资者，花了数十年才收回了本（计入通胀因素后）。1991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甚至跌回到了1929年的实际价值（尽管投资者在这60年间收获了分红）。2009年3月，道指曾短暂跌回至1966年的价值水平（经通胀因素调整后）。而1984年的市值水平则与1900年相当。
麦金托什最后说，目前股票的估值并非处于2000年或2007年那种失去理性的峰值水平。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会在在未来几十年内重返这些水平（计入通胀因素后）——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美国贫困问题加剧
据《联合早报》报道，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3日发布的《2010年美国收入、贫困和医疗保险报告》中的各项统计数据，美国的贫困率从2009年的 14.3%上升至2010年的15.1%，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沦为贫民（根据美国官方定义，2010年，一个人年收入在11139美元以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22314美元以下即为处于贫困线下的贫民）的人数多达4620万，更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相关数据52年来最高的；家庭年均中位收入从 2009年的50599美元减至2010年的49445美元，下降了2.3%；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去年增至4990万，比前年多出9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6.3%。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反映出的情况，说明了美国在2007年注资千亿美元挽救次贷危机后所出现的所谓经济复苏，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从中获益。
失业率长期高企是美国面临的另一严重问题。美国8月份的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当月新增就业岗位为零，失业率依然保持在9.1%的高位。尽管奥巴马总统希望通过就业法案来解决问题，但是他提出向富人征税的主张却受到茶党和共和党的反对，使奥巴马政府在推动就业法案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
持续多年的高失业率，必然造成美国人收入减少。美国家庭年均中位收入已连续几年减少，从2007年至2010年下降了6.4%。这样的情况，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所未见的。收入不断下降，又无法找到工作，必然会影响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作为全球第一大市场，美国消费能力下降，就意味着进口减少，这又会冲击到那些以出口为主、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经济体，包括不少新兴经济体的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这些年来，美国企业或是把厂房外迁，或是把业务外包，致使越来越多美国人陷入“我要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窘境。久而久之，就有更多人失业，更多人贫困，需要救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不久前，一名美国失业男子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买不起抗生素，结果死于智齿发炎引发的大脑感染，就是美国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致使美国陷入困境的全球化魔咒，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后，世界各国经济都按照“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利润”的资本主义法则运作所致。这个魔咒是所有经济体都会面对的。
美国的经济困境是否会导致“二次衰退”的出现，迹象是较前明显了。与几年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相比，这一回如果再次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可能会更加严重。毫无疑问的是，在全球化下受益或受害的各国，只能齐心协力才能解除这个魔咒的封印。
调查：发达经济体衰退风险加大
路透社9月14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全球发达经济体开始陷入增速放缓的困境，或许会演变成经济衰退，而政策运作空间也明显变窄。此项涵盖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逾250位分析人士的调查显示，各国央行很可能需不遗余力，方可避免灾难发生。
调查发现，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再次陷入经济衰退的概率约为三分之一。分析师整体预计，2013年前美国、欧元区、英国以及日本不会加息。且多数受访者说，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眼下还难以作出准确预测。欧洲央行看来情况不妙，该央行今年已加息两次，与主要发达国家格格不入，并且当前债务危机在一些成员国愈演愈烈。有些分析师已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年底前可能降息。
（综合信息）
国际经济
瑞银又出“流氓交易员” 20亿美元打水漂
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瑞银（UBS）一名叫奎库•阿伯杜利（Kweku Adoboli）的31岁男性交易员因涉嫌违规交易、导致该行损失20亿美元而在伦敦被捕。阿杜伯利是瑞银驻伦敦“Delta One”衍生品部门的一名主管，他未经上级未经授权，私自动用银行自有资金在与交易所买卖基金（ETF）相关的金融工具上押下赌注。
瑞银在9月14日中午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15日凌晨1点通知伦敦警方。阿伯杜利于凌晨3时30分被逮捕。据知情人士透露，和阿杜伯利在一起工作的交易员约翰•休斯已经辞职。此外，瑞银已经要求阿杜伯利所在交易部门的其他多位交易员停职，等待有关是否还有其他交易员参与了此案的问询。消息传出后，瑞银股价暴跌10%。瑞银警告称，这一事件可能导致该集团第三季度出现亏损。
LinkedIn 网站上“奎库•阿杜伯利”名下的资料显示，五年以来，阿杜伯利一直是在一个买卖大型证券组合、或允许客户通过期权等工具对这些证券下注的交易室工作。他所在的交易室专攻“Delta One”类产品。银行和投资者可以利用这类产品跟踪基础资产或指数。“Delta”术语反映的是风险水平，“Delta One”意味着亏损风险有限。银行提供的“Delta One”产品有五六种，其中包括ETF产品。ETF一般是跟踪市场指数，并像股票一样买卖，它已经成为银行业的一块重要业务。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管理的ETF资产已从2005年的4100亿美元增至去年的1.3万亿美元。一些ETF已经越来越复杂难懂，因为银行已经找到了利用ETF建立衍生品式敞口的办法。
在做交易员之前，阿杜伯利作为一名辅助交易的分析师在一个“后端”职位上工作了三年。“后端”员工录入交易并执行与交易相关的会计工作，而所谓的“前端”员工则负责执行交易、与客户沟通。阿杜伯利最初似乎是做这些交易的技术性工作，后来才成为一名执行这些交易的员工。一些银行已经对后端技术人员转做面对客户的交易室工作实施了限制，因为这些员工有可能利用他们的知识操纵交易。
熟悉瑞银这个交易室的交易员说，亏损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很可能是跟瑞士法郎近几个星期的剧烈波动有关。9月6日，瑞士央行说要通过购进欧元来阻止瑞郎的急剧升值。受此消息影响，欧元对瑞郎上涨了8.8%。
“Delta One”部门一名交易员就能造成如此灾难性的损失，引发了有关对投行实行新限制的呼吁。Delta One是一种衍生品交易，是投行仅剩的几种可用自营资本进行大笔押注的交易之一。
同业经纪商德利万邦（Tullett Prebon）首席执行官特里•史密斯表示：“管理层不了解Delta One部门在干什么。如果你请一位CEO 坐下来解释一番，他们会尝试解释，但他们给不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懂。”分析师表示，这一消息将进一步向瑞银施压，要求其压缩甚至剥离挣扎中的投行部门，以便聚焦于该行核心的财富管理部门。更广泛地说，这一事件向业内高管提出了有关这家银行的监管工作以及监管机构是否有能力监督此类违规行为的问题。
此次被控未经授权的交易所导致的损失金额，在金融史上可以排到前几名。在过去二十年中，法国兴业银行、霸菱银行（Barings PLC）以及美国券商Kidder Peabody也都曾是类似违规交易的受害者。
尽管瑞银的资产负债表应该承受得起这笔20亿美元的亏损，二季度末，该银行拥有384亿瑞郎的有形股本以及330亿瑞郎的核心一级资本金。高盛的一项分析显示，按照上述两个金额计算的交易损失分别为4.4%与5.2%。但阿杜伯利事件却促使人们再次呼吁瑞银分拆或出售其投行部门，将注意力完全转向其旗舰财富管理业务。瑞银可能遭受的亏损额，事实上将抹掉它在未来两年计划实现的20亿瑞郎的成本削减——其中大部分源自规模3500人的裁员。
瑞士自由民主党领袖弗尔维奥•佩里表示：“对于一个过去曾经犯过错误的银行而言，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他随后指出，除了严格资本金要求之外，出台旨在解决“大而不能倒”银行业的法案，是前进的方向。
危机期间，瑞银的投行业务被迫实施500亿美元减记，随后，首席执行官郭儒博（Oswald Grübel）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把瑞银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期间，该银行还遭受一项长时间调查，看它是否通过自己的瑞士私人银行，帮助美国富人客户逃税。在形势稍加好转之后，该行今年上半年惨淡的业绩，又促使郭儒博在7月份公布了一项全面削减成本的计划。这一计划让瑞银收敛了在投行业务上的野心，投行部门将仅为其私人银行业务提供所需的产品与服务。一些瑞银高管承认，最新的丑闻将破坏瑞银脆弱的客户基础，给在企业与私人银行客户群中刚刚开始恢复声誉的瑞银带来又一次沉重打击。
（综合信息）
今明两年石油需求将降低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9月13日下调今明两年的石油需求预期，不过由于供应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即使石油需求放缓，油价仍将处于高位。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说，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它把2011年石油日需求的预期下调20万桶，2012年石油日需求预期下调40万桶。这意味着，全球需求预计在今年增长1.2%至每日8930万桶，明年则增长1.6%至每日9070万桶。报告说：“全球石油需求继续以不紧不慢的步伐扩张，人们对于全球经济的健康状况确实越来越担忧。”
在供应方面，IEA认为在未来三个季度，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供应或许足以满足全球需求，因此不必增产。而2012年的石油供需情况以及原油价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比亚原油生产的恢复情况。利比亚完全恢复石油产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且过程仍较困难。估计利比亚石油产能在今年底前将达到每日35万到40万桶，并在2012年底恢复到每日110万桶。
分析师指出，虽然今明两年原油需求增长放缓，但主要原油生产国不会放任原油价格大幅下滑，在今年余下几个月时间内，原油价格仍将逐渐上扬。
代表产油国的OPEC也在9月12日发表月度报告，表达了对油价更为悲观的看法，指油价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大，甚至暗示部分成员国可能通过减产来控制油价的下行风险。
全球40%的石油产量来自OPEC。该组织下调了需求预测，同时降低成员国2011年原油产量预测。
OPEC 在9月原油市场报告中说，2011年全球原油需求预计为平均每日8799万桶，低于8月预测的每日8814万桶，不过仍比去年高出106万桶。报告同时预测，2012年需求为平均每日8926万桶，比去年高出127万桶。OPEC预计，利比亚石油产量将在六个月内恢复到每日100万桶，并于12至18个月内完全恢复到战前的每日160万桶左右。
（联合早报，2011.09.14）
德国必须做出选择
“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是朝着建立一个稳定的欧洲集团迈出的决定性一步。然而还有一个更悲观的可能性……把多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努力，可能反而会大大加剧这些国家之间的摩擦。如果真是这样，这件事情就将符合悲剧的古典定义：傲睨神明（傲慢）；犯罪女神（愚蠢）；复仇女神（毁灭）。”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将近20年前我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一段文字。我的担心正在变成现实。此次危机不仅证明欧元区的最初设计存在缺陷（大多数聪明的分析人士当时就知道这一点），而且还揭示出被捆绑进货币联盟（现在这个联盟已变成一场令人心烦的联姻）的各国民众从根本上对彼此缺乏信任，更不用说拥有认同感了。
让我认识到欧元区解体可能性的既不是于尔根•斯塔克（Jürgen Stark）辞去欧洲央行理事职务一事，也不是日益迫近的希腊债务违约，更不是德国宪法法院施加的新限制，而是我对罗马的一次访问。
这是我从一位意大利政策制定者那里听到的话：“我们放弃了过去用来防范通胀和货币贬值的保护措施，以换取更低的利率，但现在我们甚至连低利率都没有了。”接着还有：“一些人似乎认为我们加入了一个货币局，但意大利不是拉脱维亚。”同样重要的话是：“与要忍受30年的痛苦相比，退出（欧元区）将是更好的选择。”这些话表明，有些人对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及各伙伴国都丧失了信心。
即将离任的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在最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该行卓越的抗通胀记录，称其远胜过德国央行（Bundesbank）的抗通胀记录。但低通胀掩盖了欧元区内部显现的严重失衡，也掩盖了它缺乏解决失衡的手段（或意愿）。因此，无论是欧元区某一大国违约，还是欧元区解体，抑或二者一起发生，现在都不再是天方夜谭。随之而来的避险行为（肯定包括在本应是一体化的货币区内对冲跨境风险敞口的努力）可能导致一场灾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市场对主权国家破产的担心、日益显现的主权国家流动性不足以及金融体系所承受的压力正致命地交织在一起。
从设计角度来说，欧元区缺乏必要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所有重要市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央行，一只规模大到足以确保主权债务市场流动性的纾困基金，以及处置相互交织的主权国家破产和银行业危机的有效方式。
在缺乏强有力机制的情况下，欧元区核心国家的态度和政策就变得至关重要。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固执地从一个相对较小、高度竞争的开放经济体的角度看待世界。但欧元区并非一个开放的小型经济体，相反，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型经济体。在这种联盟内部，当信用度较低的成员国无力再为本国赤字融资的时候，核心成员国要么为它们提供一个活跃的融资市场，要么就必须向它们提供资金。如果私人部门不愿提供所需的资金，公共部门就必须出面提供。如果后者未能采取行动，私人和公共部门就会出现一波违约潮。这无疑也会损害核心国家自身的金融部门和出口。
德国领导人未能在国内解释上述事实，因此也就不可能解决当前的危机。相反，他们沉浸在所有人都可同时成为贷款人的幻想中。对拉脱维亚和爱尔兰等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通过通缩来重获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做法可能会奏效。但对意大利这样的大国而言，这种做法过于痛苦、令人难以相信它会奏效。
现在必须先扑灭大火，然后才能开始尝试打造防火能力更强的欧元区。欧洲央行可以无限制地确保主权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这并不是什么最糟糕的选择。事实上，既然广义货币供应量一直在以每年区区2%的幅度增长，主张购买债券可与持续的货币稳定相容的观点，在道理上应该不存在什么难以想通的地方。不过，它在政治上肯定会遭遇困难，尤其是对即将上任的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而言。然而，考虑到如果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大国需要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伸手相救、而后者的规模又不足以使其帮上忙，欧洲央行只得无限制地提供流动性。
如果德国政府决定不支持此类大胆行动，会发生什么情况？欧洲央行应该不为所动地继续提供流动性，而不是任由危机接踵爆发。届时，要决定是否退出欧元区的将是德国，它或许会与奥地利、荷兰和芬兰一起退出。我们应该提醒德国民众，退出的后果将包括汇率飙升，德国出口的盈利水平大幅下降，金融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急剧下滑。除此之外，两代人围绕德国自身建立一个强大欧洲框架的努力也将归于失败。
德国对扩大官方财政支持的努力拥有具有约束力的否决权。但它正在丧失对欧洲央行的控制。在一场对欧洲和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危机中，一个有能力出台必要规模措施的欧洲机构应该敢于这么做，因为不这么做的代价注定是灾难性的。这么做肯定会引发一场政治危机，但这要好过不这么做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德国必须做出选择：是勉强接受一个不同于它期盼的“放大版”德国的欧元区呢？还是彻底抛弃欧元区？我明白，德国领导人和民众肯定憎恨落到这种被迫要进行上述选择的田地。但这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现在必须敢于明确而公开地做出选择。
（FT，2011.09.13）
国内与港台经济
华盛顿遏制下的中国资本扩张
中国商务部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常务理事吴迪和美国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Country Risk Solutions总裁丹尼尔•瓦格纳在《联合早报》上合著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国资本扩张与美国政策的关系。文章说，华盛顿对中国企业的一些认知方式并非短期行为，也不是美国政治的新近产物。
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变成了特殊利益和特权资本的维护者。美国的政治家由选民选出，但他们的执政思路已经完全被大企业和大金融机构所左右，并不以代表选民利益为己任。这一切都显然违背了美国民主的精神。美国最近发生的债务危机，以及国会两党之间直至政府行将破产一刻的争斗，让人们看到美国政客只顾捍卫各自利益集团的终极利益，对国家经济的旦夕祸福却如玩火般不负责任。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标准普尔降低级别。
由于累积了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以及民主共和两党严酷的政治拉锯战，美国的政策路线渐渐从顺应全球化的外向型，转向专注保护国内利益的内向型，今后美国将越来越以孤立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国内国外的政策问题。这种趋势不但会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深远的影响，更会影响到许多外国企业在美国的经营和投资。可以预料的是，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很多在美外国公司，将会面对一个越来越不友好的投资环境。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美国必须开始量入为出的过日子。这个趋势在2009年就开始了，现在则变得尤为迫切。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赤字收缩的争议拉锯将决定政治力量的平衡。现在你不管是走到美国哪个城市的繁华商业地带，你都会看到空空荡荡的店铺或者是“跳楼价”的张贴。经济危机以来两年多，房地产市场依然毫无起色，房屋贷款的违约又呈现出上升的态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不景气仍将持续。许多主流媒体评论员都预测，美国经济的衰退尚在开始阶段，还要再过几年才能触底反弹。如果复苏过慢，美国很有可能变成 “失去的20年”中的日本。
当一个国家身处巨大经济困境中，它就很自然地会在贸易政策、外交政策和对待外国投资者的问题上变得更加保守甚至是富有敌意。事实证明，华盛顿在保护美国敏感产业（能源，矿石和港口管理）方面，对外国企业的阻止绝不会迟疑手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是2005 年，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了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值得注意的背景是，2005年是全球贸易极度繁荣，中美关系最稳固友好的阶段。
可想而知的是，在目前这种举步维艰的经济政治气候下，华盛顿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使之免于被外国资本抄底蚕食。这样做也符合美国的民意共识：根据2006年3月美国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58%的美国人坚决支持华盛顿禁止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对六个美国港口的收购，53%的美国人相信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是一种威胁。
其实近年来，美国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敌意，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要知道1989年超过70%的美国人认定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是威胁而不是机遇。因此华盛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防范态度，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内产业资本的保护，更是美国长期民意的一个体现。在美国经济强大的 2006年，尚且有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对外国直接投资持怀疑敌视的态度，那么危机重重的今天，外国投资在美国遇到的阻力必然会更加严重。
自 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针对外资并购保护国家安全的埃克森•佛罗里奥（Exon-Florio）条款以来，美国总统便有权力禁止一切对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商业及经济利益有负面影响的外国直接投资。可怕的是，美国国会在该法案中并没有对“国家安全”作出明确的定义，而监管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又倾向于把“国家安全”一词做广泛的延伸，特别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以来，“国家安全”更是以事无巨细，尽收眼底的全方位防范姿态出现。
在这个大趋势下，中国作为美国的一个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又有其特殊性。在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只有中国不是其政治和外交上的战略盟友。另外，绝大多数中国大企业的国有背景，更使得华盛顿疑心重重。埃克森•佛罗里奥条款中的伯德（Byrd）修正案，赋予了美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极大的权力，去严格审查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所以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收购兼并，会遇到重重刁难和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眼下美国正处于经济和政治的交困和矛盾激化期，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拓展，必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和面对更多的障碍。面对政治和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衰弱中的美国将会更多的运用埃克森•佛罗里奥条款等政策武器，来对中国资本在美国的扩张进行遏制。所以中国政府有必要通过外交手段，来消除中美间的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的市场化，降低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过度垄断；并用灵活的手段对控制美国国会的游说集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集团进行渗透，积极从中培植中国利益的代理人。只有这样，中国资本才能大踏步挺进美国，在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联合早报，2011.09.16）
观点：“自主创新”政策扼杀中国创新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丁曼战略与创业中心主席安纽•古普塔（Anil K. Gupta）和中印学会董事合伙人王海燕最近联合撰文，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文章说，中国2006年发起的自主创新计划给世界科技巨头敲响的警钟，超过了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的其他任何政策措施。
自主创新计划的目标是让中国加快速度上升到科技阶梯的更高端。通过多种机制（比如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把尖端技术和研发实验室转移到中国），这个计划本来应该是有助于中国企业消化、吸收外企开发的自有技术并进行再度创新的。
人们对自主创新计划的几乎所有评估，都把它界定为一个有输有赢的设想──赢的是中国，输的是外国跨国公司。但我们的分析说明，自主创新政策对中国自身也起到了反作用。它并没有诱导科技巨头以更快速度把尖端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而是产生了刚好相反的作用。
今天中国大约有1000家外资所有的研发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几乎全都是首先注重将国外形成的创新成果进行本地化改造，而不是针对全球市场开发尖端科技和产品。科技企业高管急于利用中国人才的质量和规模。但考虑到这些自主创新措施，他们不相信在中国从事尖端研发是安全的。
跟印度比较一下就很能说明问题。印度没有类似于自主创新的规则。另外，政府也满足于在允许企业设立研发设施的同时，没有任何规定要求它们与本地合作伙伴等分享技术。
这些政策差异似乎对企业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想想，2006年到2010年从美国专利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获得专利最多的10家美国科技巨头分别是：IBM、微软、英特尔、惠普、美光（Micron）、通用电气、思科、德州仪器、博通（Broadcom）和霍尼韦尔。这些公司中有一半似乎并没有在中国进行任何重要的研发工作。 2006年至2010年，其中五家的中国子公司均未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相比之下，这1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印度开发出来的创新技术或产品未获得专利。
对这些公司来说，印度还证明有更加“肥沃的土壤”。这10家科技巨头在印度的实验室共获得1119项专利，比位于中国的实验室同期获得的886项专利要多。
在公司层面上，两国的差距则更为惊人。在这10家公司中，有七家的印度实验室比中国实验室获得了更多专利，在印度和中国的专利总数分别为978项和164 项。只有微软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强劲表现才拉高了中国实验室的专利总数，这两家公司中国实验室共获得了722项专利，而在印度获得了141项专利。
微软和英特尔的例外很能说明问题。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微软和英特尔都在全球个人电脑行业的技术平台上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由于应用软件要在这些平台上运行，微软和英特尔不必太担心竞争对手剽窃其技术。尽管潜在客户的软件盗版行为令人担忧，却基本上是一种短期挑战。简而言之，微软和英特尔把中国变成其全球研发中心，恰恰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不必太担心自主创新带来的不利后果。
鉴于中国对印度看似有三个主要优势，两国研发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惊人了。中国GDP是印度的三倍以上，中国的市场比印度的大得多，中国在研发上的投资比印度高三倍，中国的博士生也比印度多得多。
然而，中国政府却成了绊脚石，因为政府从错误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本应该为这些公司创造一个培养世界一流创新者的友好环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试图从外国公司取得技术。
当一家技术巨头在北京或班加罗尔这样的新地点设立研发实验室时，有95%以上的研究人员是从当地聘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研究人员离职，利用他们获得的经验知识成立新公司或加入其他公司（常常是当地公司）。这类人员“溢出”是推动硅谷这样的创新之地发展的关键，甚至比分享具体的技术重要得多。
如果中国想成为全球技术领头羊，它需要有敞开的大门、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需要不偏向中国公司──这些政策恰恰与北京目前实施的一些自主创新措施背道而驰。
（WSJ，2011.09.01）
香港出口受到三重夹击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受欧美经济不景、原材料涨价及内地劳动成本上升之三重夹击，港商对出口前景转趋悲观。香港贸发局的第三季度出口指数由次季53.8跌至49.5，为两年来首次跌破50，为香港出口拉响警号。该局首席经济师梁海国预料，今年香港出口增长可达12%之目标，但因很多厂家只能将加价的一半涨幅转嫁给客户，故可能出现生意额上升，但利润却下跌的情况。
出口指数在50以下，反映出口商对出口情绪转趋负面。梁海国指出，上次出口指数在50以下，已是09年第三季，这次再跌穿50，反映香港出口已响起警号。受到欧美经济疲弱影响，欧美买家采购圣诞节订单的初步态度审慎，反映买家对后市信心不足，希望等到最后时刻才落单。梁海国预计，今年余下几个月出口仍可保持温和增长，而全年出口价单可升7-8%。未来两、三年，欧美消费市道增长缓慢，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将遏抑当地的消费意欲，令主销欧美市场的企业生意难做，部分企业更面对生产成本上升。但新兴市场，特别是内地市场增长较快，料可弥补部分发达国家需求疲弱的影响。
此外，近年厂家饱受原材料涨价影响，特别是油价高企，工业界常用的聚丙烯9月份价格较去年6月份大升约 35%，金属价格亦升逾30%，令厂家面对巨大成本压力。而今年上半年内地18省市的最低工资已上升逾两成，广东省亦在3月份提高最低工资，增幅达 18.6%，且不少厂家面对民工不足的问题，大大限制了接单能力。据该局的调查，500家受访公司中，当中88%受访企业表示第三季内地劳动成本上升；87%担心通胀高企。然而，只有8%厂家认为可将成本涨幅完全转嫁给客户，一半说只能部分转嫁。
虽然当前需求较差，但梁海国有信心今年香港出口仍会较“金融海啸”时期理想，主因目前香港金融体系正常，没有银根突然收紧的现象，惟难以预测全年出口信心指数会否较2008年低。
按行业分类，服装、玩具及机械的指数都在50以下，珠宝、钟表及电子业的出口指数仍维持在50以上，显示有关市场在短期内仍然维持稳定。地区方面，出口至内地市场的指数由53.1轻微下跌至51.7。但除内地以外，所有市场的出口指数均低于50。美国及欧盟市场的出口指数分别为48.2及47.6。
（香港文汇报，201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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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股市2011年9月16日收盘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11509.09↑；纳斯达克：2622.31↑；标普五百：1216.01↑；英国FTSE100：5368.41↑；法国 CAC40：3031.08↑；德国DAX：5573.51↑；日经225：8864.16↑；上证综合：2482.34↓；香港恒生：19455.30↓；台湾加权：7577.40↓；新加坡海指：2789.04↓；越南指数：457.11↓；南非金融时报40指数：27726.20↑；巴西BVSP：57210.10↑；印度BSE30指数：16933.80↑
全球汇价及主要商品期货价2011年9月16日收盘价（伦敦铜期货价9月15日）：
欧元/美元：1.3796↑；英镑/美元：1.5791↓；美元/日圆：76.7950↓；美元/人民币：6.3836↓；美元/港币：7.7916↓；纽约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2011年10月交割）：1812.500美元/盎司↓；WTI轻原油（2011年10月）：87.96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3月期）：8725.00美元/吨↓；CBOT小麦期货（2011年12月）6.882美元/蒲式耳↓；波罗的海干散货货运指数：1814.00↓
（注：绿色下箭头表示收盘价低于上周五收盘价，红色上箭头表示收盘价高于上周五收盘价）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72期（总第1194期） 2011年9月1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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