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1年第63期（总第1185期） 2011年8月17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全球经济又一次面临危机（续）
[上接第61期。]
全球乱世降临了吗？
谢国忠：乱世降临
在2011年08月15日出版的第32期财新《新世纪》上，谢国忠描述了一个“乱世降临”的景象。他在文章中说到：各地股市的抛售反映出市场对于正常周期性复苏的预期是错误的。
自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一直不正常。危机暴露了此前被巨大泡沫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却没有着手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试图用刺激政策复苏经济。这样只能在短期起作用，但是市场却总是会做出相反的假设，所以，不时会出现抛售的情况。这样的迷你经济周期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在这次迷你周期中，全球各股票市场可能已经探底了。但是，前景并不光明。未来一个月市场将会继续起伏震荡。
全球经济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过度开支，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出口，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解决，因为其政治体系都无法当机立断。我们正处在一个乱世，而这很可能会持续十年。
谢国忠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在二次探底。他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证据已经出现两个月了。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在过去一个半月内大幅下滑。对很多散货承运商来说，目前的水平无利可图。远东到北美的集装箱货运运费在夏季高峰期也非常低。全球贸易很有可能在过去两个月一直收缩。由于库存因素，生产指数滞后于贸易指数。在过去四周中，全球生产指数都指向收缩。
2008年以后，有三个因素导致经济复苏被夸大。首先是政府过度的财政和货币刺激，随之而产生的需求上升是从未来需求借来的。其次是危机时期信贷紧缩导致去股票化，之后的再股票化夸大了经济复苏。这两个因素都已经寿终正寝。正常化的全球经济发展比金融市场所预期的要慢很多。
还有另外三个因素，导致二次探底更加可能。
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再次下滑。美国政府之前的救市努力使得业主抱着已经降到负值的房产不放。现在希望消失了。他们正在放弃自己的房产，将其交换给抵押银行。由此导致的库存增加导致市场再次走低。
其二，欧洲债务危机迫使欧元区采取财政紧缩政策。随着危机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务危机已经不仅仅影响边缘经济体了。随着大型经济体受到压力，整个欧洲有可能会再次经历经济衰退。
其三，中国紧缩政策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2011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占名义GDP增长的87%。这表明自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投资。随着坏账的不断出现，地方政府的开支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所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大幅度下滑。
谢国忠还认为，西方福利社会难以为继。但没有政府敢告诉选民真相。他们试图发更多的债券蒙混过关，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解决问题。不愿或无法面对问题将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永久性危机。
“二战”以后，西方社会一致认为政府应该让公民共享经济繁荣。由此而来的福利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每个公民都能够有尊严生活。社会空前稳定，经济空前繁荣。但是，寿命不断上升，生育率不断下降，导致福利社会成本过高。没有必要放弃福利社会，但必须缩减规模。人们必须意识到他们一定要更晚退休，这样才能够让福利体系、医疗服务维持下去。目前，西方各国政府还没有将这种信息传达给民众。
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仍然依赖出口寻求发展。它们都循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前进。在发展中国家总体规模比发达世界小的时候，这种模式可以发挥作用。但目前发展中经济体GDP大于美国名义GDP，并且购买力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所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再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售产品来维持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偏向供给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在1998年那样时境艰难时被称做裙带资本主义，在现在形势大好时被赞誉为亲商业，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要改变这个模式，就要进行根本性改革，如建立法治，保护消费者与劳工权利，建设社会保障网络等。
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之所以会对现在这样的金融市场动荡做出反应，原因有二。其一，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规模太大了，以至于其动向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和融资成本而影响到实体经济。其二，目前，金融思维占据了世界各地决策者的头脑。其思维方式总是围绕着金融市场转。一旦股市像过去两周一样快速下滑，你就可以打赌决策者会有动作。比如，七国集团领导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他们的债务问题。
不管决策者最后拿出什么样的政策，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他们最多只能让股市上升。目前决策者就是以此作为衡量成功的依据。
他认为西方各国政府将会承诺更多地削减财政赤字。问题是削减开支最可能出现在未来。比如，美国政府最新一轮削减开支要到2013年才开始。这样的削减计划真能得到实施吗？
谢国忠认为，全球经济正呈现出乱象纷纭的景象。
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紧急会议上，欧洲央行（ECB）承诺将干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市场。其干预方式将会影响干预效果。干预的主要目的必须是让投机者亏损。如果措施缓慢无力，那么将导致投资者恐慌，进而导致抛售。结果导致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都烂在了ECB手里。这将最终导致欧元崩盘。
为了让干预措施有效，ECB必须要出重拳打击卖空者，迫使他们亏本补仓。要想达到这一效果，惟一的办法就是ECB奋力压制市场，比如，在一天内让利率降低100个基准点或更多。很不幸的是，ECB似乎仍在犹豫不决。这就使得人们怀疑其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日本经济很糟糕但货币很强大。这已经不新鲜了。日本财政部定期干预美元兑日元汇率市场。它从本国市场借来日元，然后在外汇市场销售。这种方式长期来看并没有效果。有效的汇率市场干预措施要求中央银行印发货币购买美元。日本还没有采纳这种方式。
美元-日元市场历来是投机者的聚集地。2008年以前，息差交易占据统治地位——即以零利率借入日元，然后用其购买以其他货币计价的资产，获取息差。由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已接近于零，现在人们又开始借入其他货币，购买日元，期待日元升值。如果日本出口商以更高的价格购入日元，让投机者能够套现离开的话，就有利可图。
稳定美元-日元市场的惟一办法就是日本央行出手让投机者赔钱。不然，投机者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要想有效干预，就必须让美元兑日元汇率大起大落，比如一天内浮动10%。这将迫使投机者巨亏补仓。
意大利不会破产。ECB不得不购买其债券。日本不会破产，尽管其债务已经是其GDP的225%。等到最后关头，日本央行将不得不买入日本政府债券。美国政府不会破产，美联储将会自觉主动地购买美国国债。21世纪严重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就是印钞票。世界正朝着持续高通胀发展。
标准普尔以华盛顿政治僵局作为降级原因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很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靠印刷钞票来偿还债务，所以不可能违约。但投资者收到一文不值的美元与实际破产有什么区别呢？
降级对于投资者也是好消息。降级增加了美国政府赤字的成本。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美国政府将减少开支。因此，国债持有者就会好过一些。历史将积极评价标普的举动。
欧美债务困境后果将很严重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伯斯金（Michael Boskin）7月29日发表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The Euro-American Debt Dilemma”中指出，富庶的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王冠上的宝石，目前正在赤字和债务泥淖中愈陷愈深。原因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已经不堪重负，而美国正走在不堪重负的路上。欧洲在为防止金融危机蔓延作斗争，而美国则在忙于削减创纪录的赤字，它们的债务水平非常危险，已经到了威胁未来生活水平、束缚国内和国际政治制度的程度。评级机构在威胁将进一步下降信用评级；其他人则在想象欧元崩溃和 /或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终结的情景。
据罗格夫（Ken Rogoff）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估算，如果一国债务-GDP比率达到90%，那么该国增长前景就相当堪忧了。希腊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120%，意大利大约为100%，美国为74%（几年前还只有 40%），并且在迅速向90%靠拢。IMF估计，负债率每升高10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因此，达到GDP的40-50%幅度的债务增幅将令西欧部分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腰斩，令美国长期增长率下降三分之一，将对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标准带来严重打击。
更坏的是，银行损失负担迟早要被社会化，未来公共养老金和医保将入不敷出，而这一切通常都会在官方债务数字中被淡化。此外，次一级政府的财政问题（比如美国和西班牙情形）将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援助，这将进一步增加中央财政的压力。
在欧洲，德国和荷兰等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的选民对政府、银行和债权人的援助非常不满。美国选民在传统上比欧洲人更喜欢小政府、低税收（也可以说欧洲人对大政府、高税收的忍耐力比美国人高）。财政援助、支出上升和国民债务爆炸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即使是民主党（该党传统上支持大规模支出）也开始谈论削减赤字了。
美国上一次经历深度衰退是在1981—1982年，当时失业率峰值比这次衰退还要高，民主党猛烈地抨击了罗纳德•里根总统相当于GDP的6%的赤字。如今，共和党对奥巴马总统合GDP的10%的赤字展开了口诛笔伐。类似的政治和严厉手腕在欧洲国家也屡见不鲜。
简单地用对政府规模的偏好来区分政党，掩盖了复杂的党内斗争。美国共和党内就存在三类财政保守派：供给面减税派、限制政府支出派以及预算平衡派。历史上，这三派之间经常为战术和战略发生争论，但是，由于赤字无非是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因此它们之间又有着非常深的联系。事实上，由于所有未来税收收入之和（贴现到现在）必须不小于所有未来支出与国民债务之和，因此保持税收水平相对较低的唯一方法只有控制支出。
长期以来，不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政治联盟战略上，民主党一贯支持更多的政府开支，让更多的人民得到更多的好处。与此相对，共和党一直拥护低税收政策。因此，毫不奇怪，共和党在运用手中的选票阻止债务上限提高，从而达到迫使福利支出有所削减的目的，而奥巴马和民主党议员则运用选票来提高税收，其中不乏分裂反对派联盟的目的。
高债务、低增长是十分可怕的。债务利息支出将越滚越大，直到债权人要求更高的利息（两年期希腊债券当前收益率超过30%）。目前美国国债利率仍然很低，因此这一威胁还比较遥远，但一旦利率正常化以后，未来赤字将会远高于政府的预测值。
最好的对策是严格控制预算，并辅之以刺激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在所得税堪称主要经济体之最的美国，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联邦税改革已被提上了议程。在欧洲，结构性改革的关注点是提高退休年龄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政府、金融机构和家庭的去杠杆化是经济复苏疲软的主要原因。但增长疲软意味着税收收入减少以及缓冲艰难光景的支出需求增加，这会对政府预算造成更大的压力。
这是一场赌博，赌的是扎实持久的复苏能迅速地重塑银行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从而避免进一步援助。但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赌局并不如人们希望的那样乐观。
银行利润连连，它们以极低的利率借入（通常是向中央银行），然后以较高的利率贷出。但是，尽管实时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可能高估恐慌时期的与其损失，但当前值通常只是会计和政治把戏。必须对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一些美国疲软银行（也包括一些欧洲银行，它们比美国银行更疲软、资本充足率更低，最近的压力测试就是不温不火的第一步）采取后续行动。银行体系需要更多的资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私人资本——来自留存利润、新市场进入者、新所有者以及新投资。但某些机构可能免不了要被注入更多的公共资本（尽管公共资本的滋味可不怎么样）。
除此之外，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困境再次证明了这一事实：当选官员眼里只有短期利益，根本不会顾及长期成本，他们只有在被迫时才会采取行动，而做法一定与经济学和数学定律格格不入。这意味着经济动荡和政治剧变会持续很久，远不是今夏美国债务上限和欧洲受困主权债务人争论所能解决的。这些争论仅仅是持续斗争的第一阶段，其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将会在未来多年内逐渐显现。
发达世界“失速”的危险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联合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债务是疾病——增长是药方，但由于增长乏力，各个经济体和它们的金融市场都前途莫测。
格罗斯也引述了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关于债务占GDP比例的观点，同时他表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在2009年就将这种状况命名为“新常态” （new normal），比上述两位学者所著的《这次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出版时间还要早许多。这是一种定性评估，而非经过历史检验的模型，所依据的是我们对势必成为“后雷曼时代”特征的去杠杆化和监管强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猜想。这一预测到目前为止还是准的。
然而，正如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PIMCO联席首席执行官兼联席首席投资官）所言，我们前方将是一段动荡的“崎岖路程”。期间，增长将时而略高于2%这个“新常态”速度，时而吓人地跌到2%以下。主要危险并不在于债务与GDP之比高达90%，而是在于实际增长率只有2%，因为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所谓的“失速”了。
如果发达世界像发展中经济体一样以5%的速度增长，风险就会小得多。但2%的“失速式”增长，意味着西方无法重现过去那种资本主义模式下的运转。企业失去投资动力，因为利润增长停滞；失业者再也找不到工作；标准的周期性季节复苏模型受到了损害。
这些结构性阻力反过来将使政策制定者感到困惑。央行采取流动性举措，并实行实际利率为负的政策，却无法刺激投资；财政当局和各政党跌跌撞撞地迎来一次又一次选举，今年建议平衡预算，明年又主张刺激经济。
然而，债务负担（这是最初的催化剂）就像一座缓慢移动的不断消融的冰川。罗格夫和莱因哈特的研究仅仅对主权债务进行了不尽完善的分析，而非针对整体经济的债务。然而，最近两年里，几乎所有国家的去杠杆化效果都不值一提。降低利率多少减轻了一点债务负担，刺激计划也略微缓解了失业状况。然而，随着这些政策达到数学和/或政治上的极限，发达经济体的命运只得听任几股难以预料而又相互对立的潮流摆布：中国经济必然会继续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不可避免、有时甚至有序地回落；欧元区免于系统性崩溃。
总体而言，这些风险和相应的2%失速式增长将对整体投资市场产生数重影响。首先，由于消息面时好时坏，风险息差将始终波动不定。主权信用息差将受孤注一掷的收尾政策左右，股票和企业债券的风险息差也将步其后尘，尽管当前企业处于上升趋势，总体状况良好。其次，投资者将迎来一段较长的“金融抑制”时期，期内政策利率将维持在极低水平。就推动主权资产负债表回归平衡来说，窃取投资者和储蓄者的财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一种手段。过去30年里，政策利率一直保持在通胀率加1%的水平上，今后，我们必须要习惯通胀率减1%或2%的情况，金融市场得运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预期为负值的实际政策利率，也将影响大部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就像一个黑洞，25个基点的利率将把2年期和5年期的收益率一起往下吸，使投资回报率达到惊人之低的水平，可能尚且抵不上低利率所致的高通胀率。另外，由于人们担心低利率政策在未来几十年的通胀后果，30年期的收益率将持续高企。其结果将形成一条极为陡峭的收益率曲线，由于随着时间推移收益率逐渐下降，债券价值趋于上升，借助利差进行操作的投资策略将大行其道，而银行和对冲基金将用杠杆放大押注期限、而非信用风险的头寸。
但有一点看来确定无疑。在这种“新常态”经济下，西方将与繁荣无缘。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生存下去，以便在未来一些年，将过度举债的教训传授给下一代资本家。但愿将来会不一样，到那时再看罗格夫和莱因哈特的书，书名只是一种描述，而不是揶揄。
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可能陷入二次衰退
据《华尔街日报》8月12日报道，过去一周中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考虑到当前经济正受到增速放缓和全球市场剧烈波动的双重打击，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风险已大幅上升。接受调查的46位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已经步入新一轮衰退的可能性为13%；预计明年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29%，高于一个月前调查中所预计的17%。部分受访者并未回答调查问卷中的所有问题。
尽管有迹象表明美国就业市场尚未进一步下滑，这一信号令人欣慰。同时，围绕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情绪也略微缓解。不过，从大局来看，经济增速已显著放缓，距离直接萎缩已经不远。
调查显示，支撑经济的一个重要元素－－就业市场仍面临很大压力。经济学家预计到今年年底，美国失业率仍将在9%，略低于7月份调查中的9.1%。他们估计，在2012年年底前，美国每月平均将新增仅14.5万个工作岗位，完全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的影响，而且也无法满足当前1390万失业者的求职需求。
西方世界遭遇“中年危机” 力量对比向东方倾斜
路透社8月2日由记者克里斯蒂娜•库克（Kristina Cooke）和艾米莉•凯瑟尔（Emily Kaiser）撰写的一份报道说，发达国家债台高筑且人口呈老龄化，多年来经济增长缓慢，这可能加速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向东部倾斜的趋势。
美国面临严重养老金缺口，“婴儿潮”一代将上演“退休潮”，而美国国会在债务上限角力中，错失解决该问题的良机。目前美国经济过于疲弱，不足以为年轻一代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而沉重债务负担最终还要由这代人背负。
在欧洲一些国家，年轻人失业率最高达40%，经济学家警告将他们可能沦为“失落的一代”。欧盟国家平均公共债务比例较2008年金融危机前高出20个百分点。
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指出，2011年发达经济体人均负债2.96万美元，预计这一数字到2016年将升至4.04万美元。2011年美国人均负债3.42万美元，到2016年将升至4.91万美元，而届时日本人均负债更高达8.5万美元，为全球最高。
目前一些财政问题要归咎于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并导致大量民间债务负担转嫁至公共部门。这场危机爆发的时机简直是糟得不能更糟了，恰逢“退休潮”席卷所有发达国家，医保和养老支出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发达经济体如果公共债务不降至危机前水平，则经济年增率可能因此被拖低逾0.5个百分点。不难预见，十年后，欧美很可能重蹈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覆辙。
但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在1990年代削减福利和失业救济支出，并借此重振欧洲强国雄风。而加拿大和比利时也提供了扭转债台高筑局面的范例。
但发达国家确实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几乎陷入停滞，6月消费者支出为近两年来首次下滑，未来仍缺乏明确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欧洲，尽管采取了削减支出和加税等措施，但各国解决债务问题的能力仍受质疑。意大利公债收益率已达到欧元区成立以来最高位，政府因此召开紧急会议。而由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利率均已触及或接近历史低点，决策者刺
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有限。
路透向全球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倘若这些20世纪强国不能各自尽好本份，会出现什么情况？
波士顿经济决策咨询公司（Decision Economics）总裁阿伦•西奈（Allen Sinai）说：“我们的社会正遭遇中年危机，至于美国能否设法以合理的方式走出这种境地，目前还不得而知。”
专家讨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未来数年，债务负担将拖累欧美经济增长，而美国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现在看来仍遥不可及。2.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前景正面，公共储蓄水平较高，有潜力逐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重要消费市场，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但新兴市场欠缺政治意愿和经验，这意味着西方国家还不会轻易退居次位。3.要消除当前的财政混乱，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安本资产管理（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投资组合经理肯尼斯•阿金特维（Kenneth Akintewe）说，就算美国和欧洲都能持续多年财政管理良好，也可能要花许多年才能将债务降至稳定水平。
另外，金砖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同时并存。即便欧洲和美国经历数十年的经济缓慢增长，对亚洲的威胁也不会象五年前那么严重。虽然近年来亚洲对美国的出口大增，但对多数亚洲经济体而言，对美出口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至于欧洲，亚洲在欧洲的重要出口市场是德国，而德国经济增长相当稳健。当然，亚洲要想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最好还是寄望于亚洲内部。新兴经济体的家庭收入增长，推动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他们至少能够消化一些欧美消费者不再想买的商品。
基于中国“十二五”目标，2010年至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将增长84%。
德意志银行全球战略师萨恩基弗•萨恩雅尔（Sanjeev Sanyal）指出，目前“金砖国家”人均收入仍远低于西方水平，但若经购买力因素调整，民间消费需求已经相当于美国市场的93%。“整个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如今能产生的消费者需求，已经可以弥补发达国家经济停滞带来的影响。”他指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而中国和印度电影产业，用某些指标衡量，加起来已经可与好莱坞抗衡。亚洲新兴经济体才刚刚开始发挥潜力。目前中国消费占GDP的三分之一，该比例不到美国的一半。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派特•波特利尔（Pieter Bottelier）称，中国 2008年迅速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展现了其潜力。这不仅让中国经济恢复动力，还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中国当前的优势，较长期而言也可能成为弱点。薪资增长刺激了消费，但削弱了其作为世界低成本工厂的竞争力。甚至连中国的人口优势也在消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内中国可能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这些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国内也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尚未准备好在全球政治或政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选择新总裁时，新兴经济体未能达成共识从内部选定一名候选人。
而中国对美国近期债务危机的反应，表明中国并不认同“超级大国没落”的说法。新华社谴责美国未认真对待违约风险，称这样会连累其它国家。新华社称：“发展中经济体将遭重创，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像2008年那样的衰退，根源还是在美国，只是这次的情况可能要糟得多。”
全球经济还有救吗？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8月7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 “Mission impossible: stop another recession”指出，2011年上半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都出现了减速——如果说不是直截了当的萎缩。乐观主义者表示，这种增长疲软只是暂时现象。可如今这种错觉已然破灭。甚至在恐慌出现之前，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就很可能再度陷入严重的衰退。
鲁比尼历数了欧美、日本等国糟糕的经济状况。他还表示，更糟糕的是，全球制造业的领先指标也在明显减速——无论是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还是在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出口导向型或资源丰富的国家皆是如此。
他认为，各国试遍了各种刺激资产再膨胀和经济复苏的手段，现在再也没有新的手段了。
鲁比尼抨击标普（S&P）在市场动荡和经济疲弱如此严峻的时刻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决定十分不明智，这只会加大美国经济出现双底衰退、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然而，矛盾的是，美国国债很可能仍将是世界上最令人放心的安全资产：投资者规避风险、股市下跌、经济即将陷入低迷，这一切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而非上升。
如今，无论是欧元区还是英国，财政政策都在收缩。即使在美国，问题也只是财政收缩的规模，各州及地方相关当局都在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并（很快将）增税，现在连联邦政府也开始这样做了。对银行实施新一轮纾困在政治上让人无法接受。但即便可以接受，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都已深陷困境——由于银行里塞满不良政府债务，它们的主权风险实际上将引发银行业危机。
出台定量宽松政策的希望，将因整个西方的通胀远高于目标水平而受限。美联储很可能会启动第三轮定量宽松政策，但只会是杯水车薪，也为时已晚。去年总规模为6000亿美元的二次定量宽松（加上1万亿美元的减税和转移支付），结果也仅仅是刺激一个季度增长3%。三次定量宽松的规模将小得多，效果也要差很多。
出口也帮不上忙。所有发达国家都需要货币贬值，但它们无法同时这样做——一国货币走弱，就必须有一国货币走强。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只会再一次挑起货币战争。随着日本和瑞士试图压低本币汇率，早期小规模冲突已然爆发。其它国家很快也将加以效仿。
那么，我们能否避免又一次的严重衰退？这或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好的办法是，那些仍可以通过市场融资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推出新的短期财政刺激，同时承诺在中期内实施财政紧缩。美国信用遭降级将加速对财政缩减的需求，但美国尤其应该承诺在中期内大幅削减支出，而不是立即实施只会让增长和赤字恶化的财政收缩。
大多数西方央行也应出台新一轮定量宽松，即便其效果有限。欧洲央行（ECB）不应仅仅是停止加息：它应该将利率削减至零，并大举购入政府债券，以防意大利或西班牙无法通过市场融资——这两国如果无法通过市场融资，结果将演变为一场真正严重的危机，需要将纾困资源增加一倍（或两倍），否则将导致债务整肃和欧元区解体。
最后，由于这场危机实际上既是偿付能力危机，也是流动性危机，各国必须启动有序的债务重组。这意味着全面缩减大约半数苦苦挣扎的美国家庭的抵押贷款债务，让陷入困境的银行的债权人认亏自救。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必须效仿希腊，以无风险的利率，强制延长债务到期时间，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丧失从市场融资的资格，它们也必须这样做。又一场衰退或许是无法避免的。但有效的政策可以避免经济再次陷入萧条。仅凭这一点，各国政府就应该迅速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
（待续）
（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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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乱世降临了吗？
谢国忠：乱世降临
在2011年08月15日出版的第32期财新《新世纪》上，谢国忠描述了一个“乱世降临”的景象。他在文章中说到：各地股市的抛售反映出市场对于正常周期性复苏的预期是错误的。
自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一直不正常。危机暴露了此前被巨大泡沫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却没有着手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试图用刺激政策复苏经济。这样只能在短期起作用，但是市场却总是会做出相反的假设，所以，不时会出现抛售的情况。这样的迷你经济周期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在这次迷你周期中，全球各股票市场可能已经探底了。但是，前景并不光明。未来一个月市场将会继续起伏震荡。
全球经济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过度开支，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出口，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解决，因为其政治体系都无法当机立断。我们正处在一个乱世，而这很可能会持续十年。
谢国忠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在二次探底。他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证据已经出现两个月了。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在过去一个半月内大幅下滑。对很多散货承运商来说，目前的水平无利可图。远东到北美的集装箱货运运费在夏季高峰期也非常低。全球贸易很有可能在过去两个月一直收缩。由于库存因素，生产指数滞后于贸易指数。在过去四周中，全球生产指数都指向收缩。
2008年以后，有三个因素导致经济复苏被夸大。首先是政府过度的财政和货币刺激，随之而产生的需求上升是从未来需求借来的。其次是危机时期信贷紧缩导致去股票化，之后的再股票化夸大了经济复苏。这两个因素都已经寿终正寝。正常化的全球经济发展比金融市场所预期的要慢很多。
还有另外三个因素，导致二次探底更加可能。
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再次下滑。美国政府之前的救市努力使得业主抱着已经降到负值的房产不放。现在希望消失了。他们正在放弃自己的房产，将其交换给抵押银行。由此导致的库存增加导致市场再次走低。
其二，欧洲债务危机迫使欧元区采取财政紧缩政策。随着危机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务危机已经不仅仅影响边缘经济体了。随着大型经济体受到压力，整个欧洲有可能会再次经历经济衰退。
其三，中国紧缩政策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2011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占名义GDP增长的87%。这表明自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投资。随着坏账的不断出现，地方政府的开支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所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大幅度下滑。
谢国忠还认为，西方福利社会难以为继。但没有政府敢告诉选民真相。他们试图发更多的债券蒙混过关，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解决问题。不愿或无法面对问题将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永久性危机。
“二战”以后，西方社会一致认为政府应该让公民共享经济繁荣。由此而来的福利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每个公民都能够有尊严生活。社会空前稳定，经济空前繁荣。但是，寿命不断上升，生育率不断下降，导致福利社会成本过高。没有必要放弃福利社会，但必须缩减规模。人们必须意识到他们一定要更晚退休，这样才能够让福利体系、医疗服务维持下去。目前，西方各国政府还没有将这种信息传达给民众。
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仍然依赖出口寻求发展。它们都循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前进。在发展中国家总体规模比发达世界小的时候，这种模式可以发挥作用。但目前发展中经济体GDP大于美国名义GDP，并且购买力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所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再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售产品来维持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偏向供给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在1998年那样时境艰难时被称做裙带资本主义，在现在形势大好时被赞誉为亲商业，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要改变这个模式，就要进行根本性改革，如建立法治，保护消费者与劳工权利，建设社会保障网络等。
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之所以会对现在这样的金融市场动荡做出反应，原因有二。其一，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规模太大了，以至于其动向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和融资成本而影响到实体经济。其二，目前，金融思维占据了世界各地决策者的头脑。其思维方式总是围绕着金融市场转。一旦股市像过去两周一样快速下滑，你就可以打赌决策者会有动作。比如，七国集团领导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他们的债务问题。
不管决策者最后拿出什么样的政策，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他们最多只能让股市上升。目前决策者就是以此作为衡量成功的依据。
他认为西方各国政府将会承诺更多地削减财政赤字。问题是削减开支最可能出现在未来。比如，美国政府最新一轮削减开支要到2013年才开始。这样的削减计划真能得到实施吗？
谢国忠认为，全球经济正呈现出乱象纷纭的景象。
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紧急会议上，欧洲央行（ECB）承诺将干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市场。其干预方式将会影响干预效果。干预的主要目的必须是让投机者亏损。如果措施缓慢无力，那么将导致投资者恐慌，进而导致抛售。结果导致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都烂在了ECB手里。这将最终导致欧元崩盘。
为了让干预措施有效，ECB必须要出重拳打击卖空者，迫使他们亏本补仓。要想达到这一效果，惟一的办法就是ECB奋力压制市场，比如，在一天内让利率降低100个基准点或更多。很不幸的是，ECB似乎仍在犹豫不决。这就使得人们怀疑其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日本经济很糟糕但货币很强大。这已经不新鲜了。日本财政部定期干预美元兑日元汇率市场。它从本国市场借来日元，然后在外汇市场销售。这种方式长期来看并没有效果。有效的汇率市场干预措施要求中央银行印发货币购买美元。日本还没有采纳这种方式。
美元-日元市场历来是投机者的聚集地。2008年以前，息差交易占据统治地位——即以零利率借入日元，然后用其购买以其他货币计价的资产，获取息差。由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已接近于零，现在人们又开始借入其他货币，购买日元，期待日元升值。如果日本出口商以更高的价格购入日元，让投机者能够套现离开的话，就有利可图。
稳定美元-日元市场的惟一办法就是日本央行出手让投机者赔钱。不然，投机者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要想有效干预，就必须让美元兑日元汇率大起大落，比如一天内浮动10%。这将迫使投机者巨亏补仓。
意大利不会破产。ECB不得不购买其债券。日本不会破产，尽管其债务已经是其GDP的225%。等到最后关头，日本央行将不得不买入日本政府债券。美国政府不会破产，美联储将会自觉主动地购买美国国债。21世纪严重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就是印钞票。世界正朝着持续高通胀发展。
标准普尔以华盛顿政治僵局作为降级原因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很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靠印刷钞票来偿还债务，所以不可能违约。但投资者收到一文不值的美元与实际破产有什么区别呢？
降级对于投资者也是好消息。降级增加了美国政府赤字的成本。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美国政府将减少开支。因此，国债持有者就会好过一些。历史将积极评价标普的举动。
欧美债务困境后果将很严重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伯斯金（Michael Boskin）7月29日发表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The Euro-American Debt Dilemma”中指出，富庶的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王冠上的宝石，目前正在赤字和债务泥淖中愈陷愈深。原因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已经不堪重负，而美国正走在不堪重负的路上。欧洲在为防止金融危机蔓延作斗争，而美国则在忙于削减创纪录的赤字，它们的债务水平非常危险，已经到了威胁未来生活水平、束缚国内和国际政治制度的程度。评级机构在威胁将进一步下降信用评级；其他人则在想象欧元崩溃和 /或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终结的情景。
据罗格夫（Ken Rogoff）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估算，如果一国债务-GDP比率达到90%，那么该国增长前景就相当堪忧了。希腊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120%，意大利大约为100%，美国为74%（几年前还只有 40%），并且在迅速向90%靠拢。IMF估计，负债率每升高10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因此，达到GDP的40-50%幅度的债务增幅将令西欧部分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腰斩，令美国长期增长率下降三分之一，将对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标准带来严重打击。
更坏的是，银行损失负担迟早要被社会化，未来公共养老金和医保将入不敷出，而这一切通常都会在官方债务数字中被淡化。此外，次一级政府的财政问题（比如美国和西班牙情形）将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援助，这将进一步增加中央财政的压力。
在欧洲，德国和荷兰等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的选民对政府、银行和债权人的援助非常不满。美国选民在传统上比欧洲人更喜欢小政府、低税收（也可以说欧洲人对大政府、高税收的忍耐力比美国人高）。财政援助、支出上升和国民债务爆炸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即使是民主党（该党传统上支持大规模支出）也开始谈论削减赤字了。
美国上一次经历深度衰退是在1981—1982年，当时失业率峰值比这次衰退还要高，民主党猛烈地抨击了罗纳德•里根总统相当于GDP的6%的赤字。如今，共和党对奥巴马总统合GDP的10%的赤字展开了口诛笔伐。类似的政治和严厉手腕在欧洲国家也屡见不鲜。
简单地用对政府规模的偏好来区分政党，掩盖了复杂的党内斗争。美国共和党内就存在三类财政保守派：供给面减税派、限制政府支出派以及预算平衡派。历史上，这三派之间经常为战术和战略发生争论，但是，由于赤字无非是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因此它们之间又有着非常深的联系。事实上，由于所有未来税收收入之和（贴现到现在）必须不小于所有未来支出与国民债务之和，因此保持税收水平相对较低的唯一方法只有控制支出。
长期以来，不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政治联盟战略上，民主党一贯支持更多的政府开支，让更多的人民得到更多的好处。与此相对，共和党一直拥护低税收政策。因此，毫不奇怪，共和党在运用手中的选票阻止债务上限提高，从而达到迫使福利支出有所削减的目的，而奥巴马和民主党议员则运用选票来提高税收，其中不乏分裂反对派联盟的目的。
高债务、低增长是十分可怕的。债务利息支出将越滚越大，直到债权人要求更高的利息（两年期希腊债券当前收益率超过30%）。目前美国国债利率仍然很低，因此这一威胁还比较遥远，但一旦利率正常化以后，未来赤字将会远高于政府的预测值。
最好的对策是严格控制预算，并辅之以刺激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在所得税堪称主要经济体之最的美国，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联邦税改革已被提上了议程。在欧洲，结构性改革的关注点是提高退休年龄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政府、金融机构和家庭的去杠杆化是经济复苏疲软的主要原因。但增长疲软意味着税收收入减少以及缓冲艰难光景的支出需求增加，这会对政府预算造成更大的压力。
这是一场赌博，赌的是扎实持久的复苏能迅速地重塑银行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从而避免进一步援助。但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赌局并不如人们希望的那样乐观。
银行利润连连，它们以极低的利率借入（通常是向中央银行），然后以较高的利率贷出。但是，尽管实时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可能高估恐慌时期的与其损失，但当前值通常只是会计和政治把戏。必须对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一些美国疲软银行（也包括一些欧洲银行，它们比美国银行更疲软、资本充足率更低，最近的压力测试就是不温不火的第一步）采取后续行动。银行体系需要更多的资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私人资本——来自留存利润、新市场进入者、新所有者以及新投资。但某些机构可能免不了要被注入更多的公共资本（尽管公共资本的滋味可不怎么样）。
除此之外，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困境再次证明了这一事实：当选官员眼里只有短期利益，根本不会顾及长期成本，他们只有在被迫时才会采取行动，而做法一定与经济学和数学定律格格不入。这意味着经济动荡和政治剧变会持续很久，远不是今夏美国债务上限和欧洲受困主权债务人争论所能解决的。这些争论仅仅是持续斗争的第一阶段，其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将会在未来多年内逐渐显现。
发达世界“失速”的危险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联合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债务是疾病——增长是药方，但由于增长乏力，各个经济体和它们的金融市场都前途莫测。
格罗斯也引述了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关于债务占GDP比例的观点，同时他表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在2009年就将这种状况命名为“新常态” （new normal），比上述两位学者所著的《这次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出版时间还要早许多。这是一种定性评估，而非经过历史检验的模型，所依据的是我们对势必成为“后雷曼时代”特征的去杠杆化和监管强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猜想。这一预测到目前为止还是准的。
然而，正如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PIMCO联席首席执行官兼联席首席投资官）所言，我们前方将是一段动荡的“崎岖路程”。期间，增长将时而略高于2%这个“新常态”速度，时而吓人地跌到2%以下。主要危险并不在于债务与GDP之比高达90%，而是在于实际增长率只有2%，因为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所谓的“失速”了。
如果发达世界像发展中经济体一样以5%的速度增长，风险就会小得多。但2%的“失速式”增长，意味着西方无法重现过去那种资本主义模式下的运转。企业失去投资动力，因为利润增长停滞；失业者再也找不到工作；标准的周期性季节复苏模型受到了损害。
这些结构性阻力反过来将使政策制定者感到困惑。央行采取流动性举措，并实行实际利率为负的政策，却无法刺激投资；财政当局和各政党跌跌撞撞地迎来一次又一次选举，今年建议平衡预算，明年又主张刺激经济。
然而，债务负担（这是最初的催化剂）就像一座缓慢移动的不断消融的冰川。罗格夫和莱因哈特的研究仅仅对主权债务进行了不尽完善的分析，而非针对整体经济的债务。然而，最近两年里，几乎所有国家的去杠杆化效果都不值一提。降低利率多少减轻了一点债务负担，刺激计划也略微缓解了失业状况。然而，随着这些政策达到数学和/或政治上的极限，发达经济体的命运只得听任几股难以预料而又相互对立的潮流摆布：中国经济必然会继续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不可避免、有时甚至有序地回落；欧元区免于系统性崩溃。
总体而言，这些风险和相应的2%失速式增长将对整体投资市场产生数重影响。首先，由于消息面时好时坏，风险息差将始终波动不定。主权信用息差将受孤注一掷的收尾政策左右，股票和企业债券的风险息差也将步其后尘，尽管当前企业处于上升趋势，总体状况良好。其次，投资者将迎来一段较长的“金融抑制”时期，期内政策利率将维持在极低水平。就推动主权资产负债表回归平衡来说，窃取投资者和储蓄者的财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一种手段。过去30年里，政策利率一直保持在通胀率加1%的水平上，今后，我们必须要习惯通胀率减1%或2%的情况，金融市场得运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预期为负值的实际政策利率，也将影响大部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就像一个黑洞，25个基点的利率将把2年期和5年期的收益率一起往下吸，使投资回报率达到惊人之低的水平，可能尚且抵不上低利率所致的高通胀率。另外，由于人们担心低利率政策在未来几十年的通胀后果，30年期的收益率将持续高企。其结果将形成一条极为陡峭的收益率曲线，由于随着时间推移收益率逐渐下降，债券价值趋于上升，借助利差进行操作的投资策略将大行其道，而银行和对冲基金将用杠杆放大押注期限、而非信用风险的头寸。
但有一点看来确定无疑。在这种“新常态”经济下，西方将与繁荣无缘。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生存下去，以便在未来一些年，将过度举债的教训传授给下一代资本家。但愿将来会不一样，到那时再看罗格夫和莱因哈特的书，书名只是一种描述，而不是揶揄。
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可能陷入二次衰退
据《华尔街日报》8月12日报道，过去一周中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考虑到当前经济正受到增速放缓和全球市场剧烈波动的双重打击，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风险已大幅上升。接受调查的46位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已经步入新一轮衰退的可能性为13%；预计明年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29%，高于一个月前调查中所预计的17%。部分受访者并未回答调查问卷中的所有问题。
尽管有迹象表明美国就业市场尚未进一步下滑，这一信号令人欣慰。同时，围绕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情绪也略微缓解。不过，从大局来看，经济增速已显著放缓，距离直接萎缩已经不远。
调查显示，支撑经济的一个重要元素－－就业市场仍面临很大压力。经济学家预计到今年年底，美国失业率仍将在9%，略低于7月份调查中的9.1%。他们估计，在2012年年底前，美国每月平均将新增仅14.5万个工作岗位，完全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的影响，而且也无法满足当前1390万失业者的求职需求。
西方世界遭遇“中年危机” 力量对比向东方倾斜
路透社8月2日由记者克里斯蒂娜•库克（Kristina Cooke）和艾米莉•凯瑟尔（Emily Kaiser）撰写的一份报道说，发达国家债台高筑且人口呈老龄化，多年来经济增长缓慢，这可能加速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向东部倾斜的趋势。
美国面临严重养老金缺口，“婴儿潮”一代将上演“退休潮”，而美国国会在债务上限角力中，错失解决该问题的良机。目前美国经济过于疲弱，不足以为年轻一代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而沉重债务负担最终还要由这代人背负。
在欧洲一些国家，年轻人失业率最高达40%，经济学家警告将他们可能沦为“失落的一代”。欧盟国家平均公共债务比例较2008年金融危机前高出20个百分点。
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指出，2011年发达经济体人均负债2.96万美元，预计这一数字到2016年将升至4.04万美元。2011年美国人均负债3.42万美元，到2016年将升至4.91万美元，而届时日本人均负债更高达8.5万美元，为全球最高。
目前一些财政问题要归咎于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并导致大量民间债务负担转嫁至公共部门。这场危机爆发的时机简直是糟得不能更糟了，恰逢“退休潮”席卷所有发达国家，医保和养老支出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发达经济体如果公共债务不降至危机前水平，则经济年增率可能因此被拖低逾0.5个百分点。不难预见，十年后，欧美很可能重蹈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覆辙。
但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在1990年代削减福利和失业救济支出，并借此重振欧洲强国雄风。而加拿大和比利时也提供了扭转债台高筑局面的范例。
但发达国家确实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几乎陷入停滞，6月消费者支出为近两年来首次下滑，未来仍缺乏明确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欧洲，尽管采取了削减支出和加税等措施，但各国解决债务问题的能力仍受质疑。意大利公债收益率已达到欧元区成立以来最高位，政府因此召开紧急会议。而由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利率均已触及或接近历史低点，决策者刺
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有限。
路透向全球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倘若这些20世纪强国不能各自尽好本份，会出现什么情况？
波士顿经济决策咨询公司（Decision Economics）总裁阿伦•西奈（Allen Sinai）说：“我们的社会正遭遇中年危机，至于美国能否设法以合理的方式走出这种境地，目前还不得而知。”
专家讨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未来数年，债务负担将拖累欧美经济增长，而美国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现在看来仍遥不可及。2.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前景正面，公共储蓄水平较高，有潜力逐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重要消费市场，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但新兴市场欠缺政治意愿和经验，这意味着西方国家还不会轻易退居次位。3.要消除当前的财政混乱，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安本资产管理（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投资组合经理肯尼斯•阿金特维（Kenneth Akintewe）说，就算美国和欧洲都能持续多年财政管理良好，也可能要花许多年才能将债务降至稳定水平。
另外，金砖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同时并存。即便欧洲和美国经历数十年的经济缓慢增长，对亚洲的威胁也不会象五年前那么严重。虽然近年来亚洲对美国的出口大增，但对多数亚洲经济体而言，对美出口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至于欧洲，亚洲在欧洲的重要出口市场是德国，而德国经济增长相当稳健。当然，亚洲要想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最好还是寄望于亚洲内部。新兴经济体的家庭收入增长，推动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他们至少能够消化一些欧美消费者不再想买的商品。
基于中国“十二五”目标，2010年至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将增长84%。
德意志银行全球战略师萨恩基弗•萨恩雅尔（Sanjeev Sanyal）指出，目前“金砖国家”人均收入仍远低于西方水平，但若经购买力因素调整，民间消费需求已经相当于美国市场的93%。“整个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如今能产生的消费者需求，已经可以弥补发达国家经济停滞带来的影响。”他指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而中国和印度电影产业，用某些指标衡量，加起来已经可与好莱坞抗衡。亚洲新兴经济体才刚刚开始发挥潜力。目前中国消费占GDP的三分之一，该比例不到美国的一半。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派特•波特利尔（Pieter Bottelier）称，中国 2008年迅速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展现了其潜力。这不仅让中国经济恢复动力，还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中国当前的优势，较长期而言也可能成为弱点。薪资增长刺激了消费，但削弱了其作为世界低成本工厂的竞争力。甚至连中国的人口优势也在消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内中国可能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这些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国内也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尚未准备好在全球政治或政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选择新总裁时，新兴经济体未能达成共识从内部选定一名候选人。
而中国对美国近期债务危机的反应，表明中国并不认同“超级大国没落”的说法。新华社谴责美国未认真对待违约风险，称这样会连累其它国家。新华社称：“发展中经济体将遭重创，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像2008年那样的衰退，根源还是在美国，只是这次的情况可能要糟得多。”
全球经济还有救吗？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8月7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 “Mission impossible: stop another recession”指出，2011年上半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都出现了减速——如果说不是直截了当的萎缩。乐观主义者表示，这种增长疲软只是暂时现象。可如今这种错觉已然破灭。甚至在恐慌出现之前，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就很可能再度陷入严重的衰退。
鲁比尼历数了欧美、日本等国糟糕的经济状况。他还表示，更糟糕的是，全球制造业的领先指标也在明显减速——无论是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还是在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出口导向型或资源丰富的国家皆是如此。
他认为，各国试遍了各种刺激资产再膨胀和经济复苏的手段，现在再也没有新的手段了。
鲁比尼抨击标普（S&P）在市场动荡和经济疲弱如此严峻的时刻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决定十分不明智，这只会加大美国经济出现双底衰退、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然而，矛盾的是，美国国债很可能仍将是世界上最令人放心的安全资产：投资者规避风险、股市下跌、经济即将陷入低迷，这一切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而非上升。
如今，无论是欧元区还是英国，财政政策都在收缩。即使在美国，问题也只是财政收缩的规模，各州及地方相关当局都在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并（很快将）增税，现在连联邦政府也开始这样做了。对银行实施新一轮纾困在政治上让人无法接受。但即便可以接受，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都已深陷困境——由于银行里塞满不良政府债务，它们的主权风险实际上将引发银行业危机。
出台定量宽松政策的希望，将因整个西方的通胀远高于目标水平而受限。美联储很可能会启动第三轮定量宽松政策，但只会是杯水车薪，也为时已晚。去年总规模为6000亿美元的二次定量宽松（加上1万亿美元的减税和转移支付），结果也仅仅是刺激一个季度增长3%。三次定量宽松的规模将小得多，效果也要差很多。
出口也帮不上忙。所有发达国家都需要货币贬值，但它们无法同时这样做——一国货币走弱，就必须有一国货币走强。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只会再一次挑起货币战争。随着日本和瑞士试图压低本币汇率，早期小规模冲突已然爆发。其它国家很快也将加以效仿。
那么，我们能否避免又一次的严重衰退？这或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好的办法是，那些仍可以通过市场融资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推出新的短期财政刺激，同时承诺在中期内实施财政紧缩。美国信用遭降级将加速对财政缩减的需求，但美国尤其应该承诺在中期内大幅削减支出，而不是立即实施只会让增长和赤字恶化的财政收缩。
大多数西方央行也应出台新一轮定量宽松，即便其效果有限。欧洲央行（ECB）不应仅仅是停止加息：它应该将利率削减至零，并大举购入政府债券，以防意大利或西班牙无法通过市场融资——这两国如果无法通过市场融资，结果将演变为一场真正严重的危机，需要将纾困资源增加一倍（或两倍），否则将导致债务整肃和欧元区解体。
最后，由于这场危机实际上既是偿付能力危机，也是流动性危机，各国必须启动有序的债务重组。这意味着全面缩减大约半数苦苦挣扎的美国家庭的抵押贷款债务，让陷入困境的银行的债权人认亏自救。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必须效仿希腊，以无风险的利率，强制延长债务到期时间，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丧失从市场融资的资格，它们也必须这样做。又一场衰退或许是无法避免的。但有效的政策可以避免经济再次陷入萧条。仅凭这一点，各国政府就应该迅速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
（待续）
（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1年第63期（总第1185期） 2011年8月17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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