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7年第93期（总第820期） 2007年12月14日（星期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
中国储蓄率为何高居不下
张明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称，近来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困境的讨论，最终往往归结为高储蓄问题，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则被视为国内储蓄率高于国内投资率的自然结果。例如，2005年中国国内储蓄占GDP比率为48.1%，国内投资占GDP比率为42.6%，自然就形成了占GDP5.5%的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最近两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连续上升，被解读为国内储蓄率与国内投资率的缺口进一步拉大。
尽管关于国内投资率是否偏高目前还存在争议，但中国储蓄率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处于较高水平，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人们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中国国内储蓄率偏高，而将降低国内储蓄率视为缩小经常账户顺差，进而缓解流动性过剩、遏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根本途径。
中国的储蓄率高居不下是由于消费是储蓄的镜像，因此大多数人把高储蓄的原因解释为消费不足，继而认为只要扩大居民消费就能降低国内储蓄。这是一种流于表象的看法。要准确剖析中国高储蓄的成因，有必要从部门储蓄率的角度来分解国内储蓄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Kuijs对此做出了开创性努力。一国的部门储蓄包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值得重视的是，各部门储蓄的定义是迥然相异的。居民储蓄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政府储蓄等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消费。请注意政府消费与政府支出的区别。政府支出分为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政府行政性支出，以及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的开支，都属于政府消费的范畴。而政府的实体投资或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则属于政府投资。由此可见，政府储蓄永远大于政府财政余额。企业储蓄等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这是因为企业只有投资，而没有消费。
从部门储蓄率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高储蓄，就会发现，近年来居民储蓄占国内储蓄的比率不断下降，而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国内储蓄的比率不断上升。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原因不仅在于居民储蓄率过高，也在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迅速增长。根据 Kuijs估算，2003年中国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各自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6.6%、7.0%和18.9%。
东亚国家向来被认为是高储蓄经济体的典型。通过对部门储蓄率进行跨国比较，可以发现几个有趣的事实：第一，尽管在2004年之前，中国的任何一个部门储蓄率在东亚地区都不是最高的，但是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却是区域内最高的；第二，对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而言，可能有一个或两个部门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而其他部门储蓄率处于较低水平。例如日本的企业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较低；韩国的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居民储蓄率较低；新加坡的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企业储蓄率较低。而中国的三部门储蓄率均处于较高水平，这正是中国国内储蓄率高企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特征事实，可以设计出一个针对中国高储蓄率的部门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以收入分配为背景，以分析各个部门储蓄之间是否能够相互替代为核心，似能更好地解释目前中国高储蓄的成因。
首先，从根本上而言，中国高储蓄问题是个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由于所得税制度不尽合理，以及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偏向于政府和企业部门，即非居民部门。由于政府和企业的消费倾向天然低于居民，这就造成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大幅上升。
其次，中国国内储蓄率之所以高居不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各部门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第一，中国的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根据李嘉图等价，如果政府本期增加投资性支出（即政府储蓄率下降），对于理性的居民而言，由于预期政府未来增加税收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概率会上升，因此他将会通过降低本期消费（即居民储蓄率上升）进行应对，以实现消费水平的跨期平滑。反之亦然。这样，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就实现了相互替代。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由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偏低，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有限，造成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形成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降低当期投资性支出并不会引致居民相应扩大当期消费。换言之，在政府对社会性公共产品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相互替代的机制被堵塞了。
第二，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由于居民广泛地持有企业股票，一旦企业决定不分红（即企业储蓄率上升），理性居民会把企业储蓄增加等同为未来股票价值上升，在财富效应的驱使下，居民将会扩大当期消费（即居民储蓄率下降）。反之亦然。这样，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就实现了相互替代。然而，中国的企业无论所有制形式如何，均缺乏分红的传统。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自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就再没有向政府上缴过红利。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于没有形成分红文化，连续多年分红的上市公司比例极低——只有在面临增发股票时，为了满足证监会的规定，才会被迫发放红利。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外在融资渠道匮乏，再生产主要依靠自我积累，更没有动力发放红利。由于中国企业普遍不对居民分红，企业价值与居民财富之间的联系因此被割裂，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相互替代的机制也被堵塞了。
第三，中国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由于国有企业定期向政府分红，因此在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也存在类似于上述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然而如前所述，由于国有企业不向政府分红，导致中国政府储蓄与企业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被堵塞了。
综上所述，由于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存在，造成中国部门储蓄率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被堵塞，从而造成中国国内储蓄率高居不下。
如何降低中国的高储蓄呢？首先应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得国民收入更多地流向居民部门，而非政府和企业部门。其次，政府应该尽快扩大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这一举措既能降低政府储蓄率，也能够通过缓解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降低居民储蓄率，同时有助于恢复政府储蓄与居民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最后，应尽快实行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的制度，建立上市公司定期分红的制度和文化，并拓宽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这不单有助于降低企业储蓄率，亦能够增强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
（FT中文网，2007.12.10）
国际经济
美国经济形势日趋复杂
据报道，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网络版调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经济明年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在加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面对这一危险不应无所作为。
Mesirow Financial 的黛安•斯旺克说，Fed官员们必须有所行动，以此表明他们化解衰退风险、遏止金融危机的意愿。她说，Fed主席伯南克强调该机构要在内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但这已证明不利于Fed应对危机局面，Fed现在需要的是展现决断力而不是共识。
受访经济学家们平均预期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为38%，处于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高于11月份时33.5%的预测值。这些经济学家还普遍下调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他们预计美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的增长率为0.9%，低于上次调查时1.6%的预测值，有6位经济学家预计美国这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要么为负值，要么为零。有3位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明年第一季度将陷入衰退，受访经济学家对美国明年第一季度GDP增幅的平均预期值为1.5%，低于11月份时1.9%平均预期值。
经济学家们普遍预计Fed明年至少会降息0.25个百分点。Camilli Economics的凯瑟琳•卡米利在受访经济学家中看法最为悲观，她认为本季度美国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日益衰竭，美国经济正在滑向衰退。她说，本季度经济将出现负增长，非农就业人数将向下修正，据她观察个人消费支出正在迅速放缓。卡米利说，无论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美国所有消费者都在紧缩开支，他们的住房投资目前已停止增值，并开始贬值，而高涨的油价则使问题进一步加剧。
美国总统布什6日宣布，冻结部分次级房贷利率五年，以纾缓次贷风暴冲击，避免经济陷于衰退，预估有120万屋主及金融业可受益。这项由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协调的方案，对象主要是无力负担调高房贷利率的贷款户，适用于2005年1月到2007年7月间贷入的次级房贷。方案可提供三方面的协助：维持利率不变、协助提供民间银行的再融资，以及提供联邦住宅局（FHA）担保的贷款。但经济学家们对美国政府遏制次级抵押贷款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努力并不怎么捧场。只有41%的受访者说，财政部支持的这项建议有助于住房所有者免于拖欠按揭贷款和丧失止赎权，对美国经济也是有利的。这项仍未成定案的建议提出，放贷人和债务服务机构应冻结某些抵押贷款的利率。
12月12日，一如分析家预测，Fed将联邦基准利率和贴现率均下调了25个基点，分别调至4.25%和4.75%。Fed表示，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反映出住房市场调整不断加剧，企业和消费者支出走软；而且，最近几周金融市场的紧张状态也加剧了。与此同时，因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的风险依然存在。
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折合成年率增长4.9%，而四季度经济似乎已停滞不前，Fed因而采取了再次减息的措施。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房屋建设的下滑，而且由于仍有大量未被售出的房屋，这一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消费者支出也因能源价格大幅走高和就业率增长趋缓而大幅放缓。美国宏观经济咨询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预计，经济将在今年四季度小幅收缩，这是该公司自2001年经济衰退后首次做出类似的预测。该公司预计经济增长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回升至 1.8%。
此外，根据美国劳工部12月13日公布的11月份产成品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数据，美国11月份PPI单月升幅达到3.2%，是1973年8月以来，即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创纪录的涨幅推动。《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价格上升压力似乎已渗透到能源以外的产品，而风险已越发深入到生产领域，这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而言，是一个不祥之兆。
12月 14日，劳工部又公布，11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升0.8%，远超10月份的0.3%，为2005年9月以来的最高升幅；核心CPI上升 0.3%，为2007年1月份以来的最大升幅。《华尔街日报》评论，由于经济出现疲软，近期通货膨胀受到遏制的趋势可能已走到了尽头。这反过来将使Fed 想采取进一步减息来缓解住房和信贷危机所带来经济影响的难度加大。Fed官员们依然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而上述数据或许又令他们不太希望通过主要的利率工具来解决信贷市场趋紧的问题。《华尔街日报》称，CPI报告似乎证明Fed采取温和降息以及决定不把经济增长放缓视为比通货膨胀更大的风险是有道理的。同时，最新的通货膨胀报告可能促使Fed官员通过采用类似于12日宣布的400亿美元贷款计划这样有针对性的工具，而不是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来缓解信贷市场紧张局面。
（综合信息）
全球经济：通胀与衰退可能并发
据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分析,在全球几乎所有角落，通胀率都处于令人不安的高位，对于那些正应对全球信贷市场动荡带来的增长威胁的决策者们而言，这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正如投资者越来越担心的那样，若美国经济深陷衰退，人们对于通胀的担心将迅速消失。但就目前而言，我们所处的两难困境实在是太真实了。10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3.5%，英国和欧元区分别增长2.1%和2.6%，欧元区11月数据跃升至3%，其中德国通胀率正处于 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价格水平也较去年同期上涨6.5%，其它新兴市场的物价也在迅速上涨。其根源都是：在这些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日益飙升的需求支撑下，食品及能源价格不断上涨。
中印对资源有巨大需求
中国、印度及其它新兴国家，正处于一个对资源有着巨大需求的发展阶段：它们需要石油和金属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需要肉类和牛奶来改变饮食结构，而且它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尽管全球出现信贷紧缩，但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0%左右，印度则为8%。数年来，能源价格一直在飙升。不过，食品价格上涨是最近的事情，只是在过去一年中开始加速，欧洲的牛奶和奶制品价格、美国的牛肉价格以及中国的猪肉价格都在不断上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两种现象目前正相互作用，因为高油价导致农民将农田留出来，用以生产生物燃料，从而减少了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全球各国央行正展开激烈辩论，讨论近期食品和能源价格的迅速上涨是否将持续下去，以及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它们该采取何种对策（如果它们能做任何事的话）。哈佛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格夫表示：“我们看到大宗商品价格的历史关系正发生着结构性变化，这可能意味着，总体通胀与核心消费者物价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总体通胀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而核心通胀则不包括这些。如果罗格夫教授是对的，那么各国央行或许就不能再认为，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是短期行为，也不能认为总体通胀将迅速回归核心通胀水平。相反，它们必须考虑食品和能源价格涨幅维持高位数年之久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要实现既定的总体通胀率水平，央行不能太容忍其它项目的涨价。
美联储（Fed）认为，未来两年，食品和能源价格涨幅将减缓至不超过总体通胀率的水平。这正是多数美联储官员继续将核心通胀作为物价涨幅基础指标，而不认为有必要将其它价格的涨幅维持在远低于目标水平的原因。不过美联储内部对此有活跃的辩论。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理查德•费希尔警告称，不断上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可能发出了较长期结构性通胀压力的信号”。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其它国家央行官员的认同。他们认为，未来几年，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涨幅可能高于其它价格。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大多数央行——包括欧洲央行（ECB）——将重点放在了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总体通胀率。对于温和的核心通胀指标是未来通胀趋势良好指针的说法，他们比较怀疑。如果美联储对全球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央行对未来价格走势所持的立场未免太悲观了，货币政策也过紧。但是，如果美联储的看法是错的，它自己的货币政策可能就太宽松了。抛开各国央行官员的不同点，他们都担心，食品和能源价格推高整体通胀的时间越长，对更高通胀的预期就越可能渗入到个人与公司的日常决策中，从而推高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总体涨价速度。“各国央行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可敬度和可信度，但它们需要付出努力保持这些。”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表示：“就大形势来看，这十年仍可能会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近期全球各国央行在严格控制通胀方面的记录不那么出色，因而增大了食品和能源高价渗入总体价格动态的危险。2006年，在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很多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上涨超过其实际或隐含目标——其中包括美国（3.3%）、欧元区（2.2%）和英国（2.3%），而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新兴经济体中也是如此。只有日本完全没有价格上涨之虞。很大程度上由于国内方面的原因，日本仍处于温和通缩的边缘。央行官员们担忧，经历数年的迅速增长之后，全球各国较高的工厂开工率和较低的失业率，加大了食品和能源成本上涨造成更广泛工资和价格压力的可能性。摩根大通经济学家大卫•汉斯利表示，衡量全球产能利用率的各种指标，处于或接近“逾1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全球实际利率只是接近其历史平均水平。换言之，过去在产能处于同样紧张的状态时，央行会觉得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以免通胀失控。
货币政策是基于未来经济可能发生的状况，而非当下的情形。因此，关键问题在于，信贷危机将对全球增长和各个经济区域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如果任何或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大幅放缓，那么失业率将上升，而产能利用率将下降，从而降低通胀保持高位或加剧的可能性。在这个关头，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决策者所面临的挑战看起来有所不同。新兴市场基本上没有遭受信贷危机的初期影响，它们必须担忧的主要问题是通胀。如果美国及其它发达市场的经济急剧放缓，这种局面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汇丰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Stephen King）表示，就目前而言，“新兴国家的人全都在担忧通胀、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这些经济体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其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大了管理通胀风险的难度。对于承受此次信贷危机直接影响的美欧工业化经济体来说，威胁则更为复杂。决策者必须判断，他们能够承受多大幅度的降息，才能在通胀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抵消信贷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判断，因为没人知道信贷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有多大。投资者越来越担心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这很有可能会结束其通胀担忧。但美联储的基准预期仍然是，明年经济增长复苏，失业率仅小幅上升，只导致整个经济出现少量闲置产能。在人们所担心的英国和欧元区出现信贷收紧的影响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决策者对于将出现多少闲置产能，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如果他们无须担忧高企的食品和能源价格，那么他们的日子可能会好过得多。但他们存在这种担心。
“这是新兴市场的报复，”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表示。 “它们的经济增长火热，致使油价高企。这为通胀压力提供了支撑，明显加大了美联储降息的难度。”美元走弱，以及通过联系汇率制度将多数新兴市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的货币链，加大了全球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性。自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兑其它自由浮动货币的汇率大幅下挫，推高了油价和其它以美元计价、但被全球各地买家购买的大宗商品价格。美联储担忧，如果降息幅度过大，可能促使美元进一步走软，从而推高油价，随之导致美国通胀加剧。与此同时，多数新兴市场已实施干预，以确保本币汇率跌幅与美元大体保持一致，这进一步刺激了本已迅速的经济增长，加大了经济过热的风险。通过将本币与美元挂钩，这些经济体是在输入美国的货币政策，而抵消其影响的能力有限。“美国是根据国内情况来制定货币政策，”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美联储前首席货币经济学家文森特•莱因哈特表示。“就全球层面来看，通胀风险在于许多经济体实行不太恰当的宽松货币政策，原因是它们决定保持其货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
意外的是，目前新兴市场的通胀状况尚未加剧。不过，罗格夫教授警告称，如果新兴市场决策者眼下不收紧货币政策，那么此后一两年他们再想避免总体通胀加剧，可能就为时已晚。这可能要求一些新兴市场放弃其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与此同时，美国放松货币政策传递到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正导致食品和能源需求上升，从而为潜在增长提供支撑，并维持全球范围内这些物品价格的高位。与此同时，美元相对于欧元、英镑和加元汇率大幅下跌，正起到相反的作用——降低这些经济体的通胀风险，但代价是造成经济进一步疲弱。
在全球通胀风险的背景下，各国央行拥有一笔巨大“资产”：尽管近年实际通胀率高于预期，但在全球范围内，通胀预期显然较为稳定。投资者和工人的短期判断可能会出错，这与上世纪70年代通胀抬头时的情况相同。但就长期而言，只要通胀持续上升，通胀预期就必然随之上升。目前相对稳定的通胀预期关系重大。由于人们并未预计未来通胀率高企，因此他们不会将通胀因素纳入工资及价格谈判中——这就大大降低了潜在通胀率持续上升的风险。可靠的通胀预期指标仅仅存在于工业化国家。在美国，9月份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后，债券市场的价格走势表明，长期通胀预期一度走高——这提醒人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通胀预期会保持稳定。但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尽管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但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通胀预期看起来仍相当稳定。尽管劳动力市场供应紧张，但全球各国的工资增长颇为温和。正如今年英国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通胀预期偶尔抬头，但很快就会稳定下来。高盛的奥尼尔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各国央行。“事实上，它们对通胀的担忧，正是没有出现通胀的部分原因所在。”衡量新兴市场的通胀预期则困难得多。不过，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成本上升。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表示：“我们认为，全球通胀预期并未出现大幅上升的势头。”
这种局面之所以更值得一提，是因为与富国相比，穷国食品占总体支出的比例要大得多，这使得工人更难以在不要求加薪补偿的情况下，消化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全球多数地区，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较为温和，而在沙特阿拉伯甚至中国等一些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这一比率低得惊人。10月份中国的核心通胀率仅为1.1%。如果通胀预期仍然锁定在温和水平，而食品和能源价格不再以高于平均水平的速度上涨，那么许多地方的总体通胀可能会相当迅速地消退。事实上，目前央行圈子内重大的辩论（与总体通胀和核心通胀的辩论有关，但更为深入），是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明显稳定的通胀预期，大幅降息（至少暂时如此）以应对经济增长面临的任何威胁。至少从短期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前景似乎不妙。美欧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不断放缓与通胀仍然高企的双重局面，这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有点儿相似。例如，美国的消费物价涨幅可能达到 4%，而当前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左右，特别是如果油价仍保持上涨趋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通胀预期失控，那么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不过，考虑到通胀预期仍十分稳固，今后一两年的情况可能看起来相当不同。世界或许出现低增长或高通胀的情况，但可能大型经济体都不会出现持续滞胀的局面。如果美国及其它发达经济体变得过于疲弱，无法实现复苏，但其疲弱程度又不足以为繁盛的新兴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降温，那么仍有可能出现滞涨。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可能不会在明年延续很久。一种情形是，美欧经济大幅走弱，而日本经济本来就不那么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开始放缓，使大宗商品价格增长降温。最近油价回落或许是一个信号，表明全球的平衡正向着这个方向偏斜。另一种情形是，在降息的作用下，核心发达经济体可能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复苏，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央行官员将不得不迅速将注意力转回到价格压力上。美国一位高层决策者表示：“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增长还是通胀。”
（FT，2007.12.12/13）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通胀率创11年新高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11月份的通胀率达到6.9%，创下11年新高。通胀上升主要是受食品价格上涨的驱动。11月份，食品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 18.2%，主要原因是猪肉短缺和全球饲料成本上涨。不过，由于石油和煤炭价格上涨，不包括食品的基础通胀率也从10月份的1.1%提高到1.4%，为今年以来最大涨幅。包括水、电、煤气在内的公用事业价格上涨5.6%。
中国经济学家指出，持续上升的通胀压力可能促使政府进一步要求银行控制贷款，同时也会继续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指银行必须缴存在央行的准备金占其吸纳存款的比例。作为一系列抑制通胀措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已经拒绝根据不断上升的全球成本提高燃油价格，而且还提高了对一些行业的燃油补贴。
未来12个月，预计中国还会让人民币更快升值，以努力修正经济失衡，减少对出口商的激励措施。数据显示，中国11月份的贸易顺差为263亿美元，仅比10月份271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略低一点。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尽管向美国出口的增速已经放缓，但向欧洲、中东和其它市场的出口持续强劲增长，使得中国的贸易顺差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最高经济协调部门表示，为了限制贸易顺差，明年可能会实行出口配额制度。这对全球钢铁贸易来说可能是一项重大举措。在今年头11个月里，钢铁出口较上年增长55%，对顺差扩大起到很大作用。近几个月来，由于实施了关税措施，中国的钢铁出口已经开始放缓。
另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香港高盛的中国经济学家梁红说政府已经错过了第三季度控制通胀问题的关键时机，通胀率一旦达到5%至10%的区间，问题就会严重得多了。与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梁红也认为应对通胀的最佳良药是让人民币更快升值。自中国政府2005年不再让人民币钉住美元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上涨了逾10%，但其估值仍然受到严格控制。
（综合信息）
（摘编：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7年第93期（总第820期） 2007年12月1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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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
中国储蓄率为何高居不下
张明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称，近来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困境的讨论，最终往往归结为高储蓄问题，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则被视为国内储蓄率高于国内投资率的自然结果。例如，2005年中国国内储蓄占GDP比率为48.1%，国内投资占GDP比率为42.6%，自然就形成了占GDP5.5%的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最近两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连续上升，被解读为国内储蓄率与国内投资率的缺口进一步拉大。
尽管关于国内投资率是否偏高目前还存在争议，但中国储蓄率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处于较高水平，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人们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中国国内储蓄率偏高，而将降低国内储蓄率视为缩小经常账户顺差，进而缓解流动性过剩、遏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根本途径。
中国的储蓄率高居不下是由于消费是储蓄的镜像，因此大多数人把高储蓄的原因解释为消费不足，继而认为只要扩大居民消费就能降低国内储蓄。这是一种流于表象的看法。要准确剖析中国高储蓄的成因，有必要从部门储蓄率的角度来分解国内储蓄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Kuijs对此做出了开创性努力。一国的部门储蓄包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值得重视的是，各部门储蓄的定义是迥然相异的。居民储蓄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政府储蓄等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消费。请注意政府消费与政府支出的区别。政府支出分为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政府行政性支出，以及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的开支，都属于政府消费的范畴。而政府的实体投资或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则属于政府投资。由此可见，政府储蓄永远大于政府财政余额。企业储蓄等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这是因为企业只有投资，而没有消费。
从部门储蓄率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高储蓄，就会发现，近年来居民储蓄占国内储蓄的比率不断下降，而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国内储蓄的比率不断上升。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原因不仅在于居民储蓄率过高，也在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迅速增长。根据 Kuijs估算，2003年中国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各自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6.6%、7.0%和18.9%。
东亚国家向来被认为是高储蓄经济体的典型。通过对部门储蓄率进行跨国比较，可以发现几个有趣的事实：第一，尽管在2004年之前，中国的任何一个部门储蓄率在东亚地区都不是最高的，但是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却是区域内最高的；第二，对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而言，可能有一个或两个部门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而其他部门储蓄率处于较低水平。例如日本的企业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较低；韩国的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居民储蓄率较低；新加坡的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企业储蓄率较低。而中国的三部门储蓄率均处于较高水平，这正是中国国内储蓄率高企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特征事实，可以设计出一个针对中国高储蓄率的部门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以收入分配为背景，以分析各个部门储蓄之间是否能够相互替代为核心，似能更好地解释目前中国高储蓄的成因。
首先，从根本上而言，中国高储蓄问题是个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由于所得税制度不尽合理，以及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偏向于政府和企业部门，即非居民部门。由于政府和企业的消费倾向天然低于居民，这就造成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大幅上升。
其次，中国国内储蓄率之所以高居不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各部门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第一，中国的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根据李嘉图等价，如果政府本期增加投资性支出（即政府储蓄率下降），对于理性的居民而言，由于预期政府未来增加税收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概率会上升，因此他将会通过降低本期消费（即居民储蓄率上升）进行应对，以实现消费水平的跨期平滑。反之亦然。这样，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就实现了相互替代。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由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偏低，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有限，造成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形成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降低当期投资性支出并不会引致居民相应扩大当期消费。换言之，在政府对社会性公共产品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相互替代的机制被堵塞了。
第二，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由于居民广泛地持有企业股票，一旦企业决定不分红（即企业储蓄率上升），理性居民会把企业储蓄增加等同为未来股票价值上升，在财富效应的驱使下，居民将会扩大当期消费（即居民储蓄率下降）。反之亦然。这样，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就实现了相互替代。然而，中国的企业无论所有制形式如何，均缺乏分红的传统。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自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就再没有向政府上缴过红利。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于没有形成分红文化，连续多年分红的上市公司比例极低——只有在面临增发股票时，为了满足证监会的规定，才会被迫发放红利。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外在融资渠道匮乏，再生产主要依靠自我积累，更没有动力发放红利。由于中国企业普遍不对居民分红，企业价值与居民财富之间的联系因此被割裂，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相互替代的机制也被堵塞了。
第三，中国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由于国有企业定期向政府分红，因此在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也存在类似于上述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然而如前所述，由于国有企业不向政府分红，导致中国政府储蓄与企业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被堵塞了。
综上所述，由于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存在，造成中国部门储蓄率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被堵塞，从而造成中国国内储蓄率高居不下。
如何降低中国的高储蓄呢？首先应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得国民收入更多地流向居民部门，而非政府和企业部门。其次，政府应该尽快扩大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这一举措既能降低政府储蓄率，也能够通过缓解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降低居民储蓄率，同时有助于恢复政府储蓄与居民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最后，应尽快实行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的制度，建立上市公司定期分红的制度和文化，并拓宽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这不单有助于降低企业储蓄率，亦能够增强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
（FT中文网，2007.12.10）
国际经济
美国经济形势日趋复杂
据报道，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网络版调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经济明年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在加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面对这一危险不应无所作为。
Mesirow Financial 的黛安•斯旺克说，Fed官员们必须有所行动，以此表明他们化解衰退风险、遏止金融危机的意愿。她说，Fed主席伯南克强调该机构要在内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但这已证明不利于Fed应对危机局面，Fed现在需要的是展现决断力而不是共识。
受访经济学家们平均预期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为38%，处于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高于11月份时33.5%的预测值。这些经济学家还普遍下调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他们预计美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的增长率为0.9%，低于上次调查时1.6%的预测值，有6位经济学家预计美国这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要么为负值，要么为零。有3位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明年第一季度将陷入衰退，受访经济学家对美国明年第一季度GDP增幅的平均预期值为1.5%，低于11月份时1.9%平均预期值。
经济学家们普遍预计Fed明年至少会降息0.25个百分点。Camilli Economics的凯瑟琳•卡米利在受访经济学家中看法最为悲观，她认为本季度美国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日益衰竭，美国经济正在滑向衰退。她说，本季度经济将出现负增长，非农就业人数将向下修正，据她观察个人消费支出正在迅速放缓。卡米利说，无论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美国所有消费者都在紧缩开支，他们的住房投资目前已停止增值，并开始贬值，而高涨的油价则使问题进一步加剧。
美国总统布什6日宣布，冻结部分次级房贷利率五年，以纾缓次贷风暴冲击，避免经济陷于衰退，预估有120万屋主及金融业可受益。这项由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协调的方案，对象主要是无力负担调高房贷利率的贷款户，适用于2005年1月到2007年7月间贷入的次级房贷。方案可提供三方面的协助：维持利率不变、协助提供民间银行的再融资，以及提供联邦住宅局（FHA）担保的贷款。但经济学家们对美国政府遏制次级抵押贷款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努力并不怎么捧场。只有41%的受访者说，财政部支持的这项建议有助于住房所有者免于拖欠按揭贷款和丧失止赎权，对美国经济也是有利的。这项仍未成定案的建议提出，放贷人和债务服务机构应冻结某些抵押贷款的利率。
12月12日，一如分析家预测，Fed将联邦基准利率和贴现率均下调了25个基点，分别调至4.25%和4.75%。Fed表示，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反映出住房市场调整不断加剧，企业和消费者支出走软；而且，最近几周金融市场的紧张状态也加剧了。与此同时，因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的风险依然存在。
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折合成年率增长4.9%，而四季度经济似乎已停滞不前，Fed因而采取了再次减息的措施。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房屋建设的下滑，而且由于仍有大量未被售出的房屋，这一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消费者支出也因能源价格大幅走高和就业率增长趋缓而大幅放缓。美国宏观经济咨询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预计，经济将在今年四季度小幅收缩，这是该公司自2001年经济衰退后首次做出类似的预测。该公司预计经济增长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回升至 1.8%。
此外，根据美国劳工部12月13日公布的11月份产成品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数据，美国11月份PPI单月升幅达到3.2%，是1973年8月以来，即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创纪录的涨幅推动。《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价格上升压力似乎已渗透到能源以外的产品，而风险已越发深入到生产领域，这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而言，是一个不祥之兆。
12月 14日，劳工部又公布，11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升0.8%，远超10月份的0.3%，为2005年9月以来的最高升幅；核心CPI上升 0.3%，为2007年1月份以来的最大升幅。《华尔街日报》评论，由于经济出现疲软，近期通货膨胀受到遏制的趋势可能已走到了尽头。这反过来将使Fed 想采取进一步减息来缓解住房和信贷危机所带来经济影响的难度加大。Fed官员们依然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而上述数据或许又令他们不太希望通过主要的利率工具来解决信贷市场趋紧的问题。《华尔街日报》称，CPI报告似乎证明Fed采取温和降息以及决定不把经济增长放缓视为比通货膨胀更大的风险是有道理的。同时，最新的通货膨胀报告可能促使Fed官员通过采用类似于12日宣布的400亿美元贷款计划这样有针对性的工具，而不是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来缓解信贷市场紧张局面。
（综合信息）
全球经济：通胀与衰退可能并发
据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分析,在全球几乎所有角落，通胀率都处于令人不安的高位，对于那些正应对全球信贷市场动荡带来的增长威胁的决策者们而言，这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正如投资者越来越担心的那样，若美国经济深陷衰退，人们对于通胀的担心将迅速消失。但就目前而言，我们所处的两难困境实在是太真实了。10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3.5%，英国和欧元区分别增长2.1%和2.6%，欧元区11月数据跃升至3%，其中德国通胀率正处于 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价格水平也较去年同期上涨6.5%，其它新兴市场的物价也在迅速上涨。其根源都是：在这些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日益飙升的需求支撑下，食品及能源价格不断上涨。
中印对资源有巨大需求
中国、印度及其它新兴国家，正处于一个对资源有着巨大需求的发展阶段：它们需要石油和金属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需要肉类和牛奶来改变饮食结构，而且它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尽管全球出现信贷紧缩，但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0%左右，印度则为8%。数年来，能源价格一直在飙升。不过，食品价格上涨是最近的事情，只是在过去一年中开始加速，欧洲的牛奶和奶制品价格、美国的牛肉价格以及中国的猪肉价格都在不断上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两种现象目前正相互作用，因为高油价导致农民将农田留出来，用以生产生物燃料，从而减少了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全球各国央行正展开激烈辩论，讨论近期食品和能源价格的迅速上涨是否将持续下去，以及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它们该采取何种对策（如果它们能做任何事的话）。哈佛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格夫表示：“我们看到大宗商品价格的历史关系正发生着结构性变化，这可能意味着，总体通胀与核心消费者物价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总体通胀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而核心通胀则不包括这些。如果罗格夫教授是对的，那么各国央行或许就不能再认为，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是短期行为，也不能认为总体通胀将迅速回归核心通胀水平。相反，它们必须考虑食品和能源价格涨幅维持高位数年之久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要实现既定的总体通胀率水平，央行不能太容忍其它项目的涨价。
美联储（Fed）认为，未来两年，食品和能源价格涨幅将减缓至不超过总体通胀率的水平。这正是多数美联储官员继续将核心通胀作为物价涨幅基础指标，而不认为有必要将其它价格的涨幅维持在远低于目标水平的原因。不过美联储内部对此有活跃的辩论。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理查德•费希尔警告称，不断上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可能发出了较长期结构性通胀压力的信号”。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其它国家央行官员的认同。他们认为，未来几年，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涨幅可能高于其它价格。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大多数央行——包括欧洲央行（ECB）——将重点放在了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总体通胀率。对于温和的核心通胀指标是未来通胀趋势良好指针的说法，他们比较怀疑。如果美联储对全球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央行对未来价格走势所持的立场未免太悲观了，货币政策也过紧。但是，如果美联储的看法是错的，它自己的货币政策可能就太宽松了。抛开各国央行官员的不同点，他们都担心，食品和能源价格推高整体通胀的时间越长，对更高通胀的预期就越可能渗入到个人与公司的日常决策中，从而推高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总体涨价速度。“各国央行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可敬度和可信度，但它们需要付出努力保持这些。”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表示：“就大形势来看，这十年仍可能会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近期全球各国央行在严格控制通胀方面的记录不那么出色，因而增大了食品和能源高价渗入总体价格动态的危险。2006年，在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很多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上涨超过其实际或隐含目标——其中包括美国（3.3%）、欧元区（2.2%）和英国（2.3%），而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新兴经济体中也是如此。只有日本完全没有价格上涨之虞。很大程度上由于国内方面的原因，日本仍处于温和通缩的边缘。央行官员们担忧，经历数年的迅速增长之后，全球各国较高的工厂开工率和较低的失业率，加大了食品和能源成本上涨造成更广泛工资和价格压力的可能性。摩根大通经济学家大卫•汉斯利表示，衡量全球产能利用率的各种指标，处于或接近“逾1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全球实际利率只是接近其历史平均水平。换言之，过去在产能处于同样紧张的状态时，央行会觉得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以免通胀失控。
货币政策是基于未来经济可能发生的状况，而非当下的情形。因此，关键问题在于，信贷危机将对全球增长和各个经济区域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如果任何或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大幅放缓，那么失业率将上升，而产能利用率将下降，从而降低通胀保持高位或加剧的可能性。在这个关头，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决策者所面临的挑战看起来有所不同。新兴市场基本上没有遭受信贷危机的初期影响，它们必须担忧的主要问题是通胀。如果美国及其它发达市场的经济急剧放缓，这种局面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汇丰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Stephen King）表示，就目前而言，“新兴国家的人全都在担忧通胀、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这些经济体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其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大了管理通胀风险的难度。对于承受此次信贷危机直接影响的美欧工业化经济体来说，威胁则更为复杂。决策者必须判断，他们能够承受多大幅度的降息，才能在通胀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抵消信贷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判断，因为没人知道信贷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有多大。投资者越来越担心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这很有可能会结束其通胀担忧。但美联储的基准预期仍然是，明年经济增长复苏，失业率仅小幅上升，只导致整个经济出现少量闲置产能。在人们所担心的英国和欧元区出现信贷收紧的影响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决策者对于将出现多少闲置产能，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如果他们无须担忧高企的食品和能源价格，那么他们的日子可能会好过得多。但他们存在这种担心。
“这是新兴市场的报复，”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表示。 “它们的经济增长火热，致使油价高企。这为通胀压力提供了支撑，明显加大了美联储降息的难度。”美元走弱，以及通过联系汇率制度将多数新兴市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的货币链，加大了全球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性。自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兑其它自由浮动货币的汇率大幅下挫，推高了油价和其它以美元计价、但被全球各地买家购买的大宗商品价格。美联储担忧，如果降息幅度过大，可能促使美元进一步走软，从而推高油价，随之导致美国通胀加剧。与此同时，多数新兴市场已实施干预，以确保本币汇率跌幅与美元大体保持一致，这进一步刺激了本已迅速的经济增长，加大了经济过热的风险。通过将本币与美元挂钩，这些经济体是在输入美国的货币政策，而抵消其影响的能力有限。“美国是根据国内情况来制定货币政策，”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美联储前首席货币经济学家文森特•莱因哈特表示。“就全球层面来看，通胀风险在于许多经济体实行不太恰当的宽松货币政策，原因是它们决定保持其货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
意外的是，目前新兴市场的通胀状况尚未加剧。不过，罗格夫教授警告称，如果新兴市场决策者眼下不收紧货币政策，那么此后一两年他们再想避免总体通胀加剧，可能就为时已晚。这可能要求一些新兴市场放弃其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与此同时，美国放松货币政策传递到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正导致食品和能源需求上升，从而为潜在增长提供支撑，并维持全球范围内这些物品价格的高位。与此同时，美元相对于欧元、英镑和加元汇率大幅下跌，正起到相反的作用——降低这些经济体的通胀风险，但代价是造成经济进一步疲弱。
在全球通胀风险的背景下，各国央行拥有一笔巨大“资产”：尽管近年实际通胀率高于预期，但在全球范围内，通胀预期显然较为稳定。投资者和工人的短期判断可能会出错，这与上世纪70年代通胀抬头时的情况相同。但就长期而言，只要通胀持续上升，通胀预期就必然随之上升。目前相对稳定的通胀预期关系重大。由于人们并未预计未来通胀率高企，因此他们不会将通胀因素纳入工资及价格谈判中——这就大大降低了潜在通胀率持续上升的风险。可靠的通胀预期指标仅仅存在于工业化国家。在美国，9月份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后，债券市场的价格走势表明，长期通胀预期一度走高——这提醒人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通胀预期会保持稳定。但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尽管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但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通胀预期看起来仍相当稳定。尽管劳动力市场供应紧张，但全球各国的工资增长颇为温和。正如今年英国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通胀预期偶尔抬头，但很快就会稳定下来。高盛的奥尼尔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各国央行。“事实上，它们对通胀的担忧，正是没有出现通胀的部分原因所在。”衡量新兴市场的通胀预期则困难得多。不过，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成本上升。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表示：“我们认为，全球通胀预期并未出现大幅上升的势头。”
这种局面之所以更值得一提，是因为与富国相比，穷国食品占总体支出的比例要大得多，这使得工人更难以在不要求加薪补偿的情况下，消化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全球多数地区，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较为温和，而在沙特阿拉伯甚至中国等一些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这一比率低得惊人。10月份中国的核心通胀率仅为1.1%。如果通胀预期仍然锁定在温和水平，而食品和能源价格不再以高于平均水平的速度上涨，那么许多地方的总体通胀可能会相当迅速地消退。事实上，目前央行圈子内重大的辩论（与总体通胀和核心通胀的辩论有关，但更为深入），是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明显稳定的通胀预期，大幅降息（至少暂时如此）以应对经济增长面临的任何威胁。至少从短期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前景似乎不妙。美欧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不断放缓与通胀仍然高企的双重局面，这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有点儿相似。例如，美国的消费物价涨幅可能达到 4%，而当前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左右，特别是如果油价仍保持上涨趋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通胀预期失控，那么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不过，考虑到通胀预期仍十分稳固，今后一两年的情况可能看起来相当不同。世界或许出现低增长或高通胀的情况，但可能大型经济体都不会出现持续滞胀的局面。如果美国及其它发达经济体变得过于疲弱，无法实现复苏，但其疲弱程度又不足以为繁盛的新兴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降温，那么仍有可能出现滞涨。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可能不会在明年延续很久。一种情形是，美欧经济大幅走弱，而日本经济本来就不那么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开始放缓，使大宗商品价格增长降温。最近油价回落或许是一个信号，表明全球的平衡正向着这个方向偏斜。另一种情形是，在降息的作用下，核心发达经济体可能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复苏，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央行官员将不得不迅速将注意力转回到价格压力上。美国一位高层决策者表示：“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增长还是通胀。”
（FT，2007.12.12/13）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通胀率创11年新高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11月份的通胀率达到6.9%，创下11年新高。通胀上升主要是受食品价格上涨的驱动。11月份，食品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 18.2%，主要原因是猪肉短缺和全球饲料成本上涨。不过，由于石油和煤炭价格上涨，不包括食品的基础通胀率也从10月份的1.1%提高到1.4%，为今年以来最大涨幅。包括水、电、煤气在内的公用事业价格上涨5.6%。
中国经济学家指出，持续上升的通胀压力可能促使政府进一步要求银行控制贷款，同时也会继续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指银行必须缴存在央行的准备金占其吸纳存款的比例。作为一系列抑制通胀措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已经拒绝根据不断上升的全球成本提高燃油价格，而且还提高了对一些行业的燃油补贴。
未来12个月，预计中国还会让人民币更快升值，以努力修正经济失衡，减少对出口商的激励措施。数据显示，中国11月份的贸易顺差为263亿美元，仅比10月份271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略低一点。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尽管向美国出口的增速已经放缓，但向欧洲、中东和其它市场的出口持续强劲增长，使得中国的贸易顺差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最高经济协调部门表示，为了限制贸易顺差，明年可能会实行出口配额制度。这对全球钢铁贸易来说可能是一项重大举措。在今年头11个月里，钢铁出口较上年增长55%，对顺差扩大起到很大作用。近几个月来，由于实施了关税措施，中国的钢铁出口已经开始放缓。
另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香港高盛的中国经济学家梁红说政府已经错过了第三季度控制通胀问题的关键时机，通胀率一旦达到5%至10%的区间，问题就会严重得多了。与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梁红也认为应对通胀的最佳良药是让人民币更快升值。自中国政府2005年不再让人民币钉住美元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上涨了逾10%，但其估值仍然受到严格控制。
（综合信息）
（摘编：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7年第93期（总第820期） 2007年12月1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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