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7年第61期（总第788期）2007年8月17日（星期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
WSJA 中国通货膨胀形势严峻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食品价格的飙升推动中国7月份通货膨胀增速创下十年新高，不由让人们产生一种新的预期，认为在美国等其它世界主要经济体面对当前市场信贷危机可能考虑放松银根之际，中国有可能逆势而行进一步上调利率。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跃升5.6%，创1997年以来最大升幅。造成CPI大幅上升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的飙升，其中肉禽类价格的涨幅高达45.2%。
通货膨胀数据表明，曾被视为通货紧缩输出国的中国如今成为通货膨胀输出国的可能性更大。眼下，美国市场上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正在以2003年美国设立分项数据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上涨。在过去三个月中，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了1%，折合年率涨幅达到4.1%。
分析师预计中国央行今年年内将第四次上调利率，但通货膨胀加剧只是其有此预期的原因之一。中国央行上个月将1年期贷款利率上调27个基点至6.84%时就曾明确表露了其对通货膨胀形势的担忧。
但通货膨胀并非中国进一步收紧银根的唯一理由。中国股市基准股指今年迄今已经跃升了80%，距离5000点心理大关仅一步之遥。上证综合指数周一再创新高，收涨1.5%至4820.06点。与此同时，上海房贷市场的活力再现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今年头七个月增长13%至369.3亿美元）还将为二季度增幅接近12%的中国经济提供进一步的动力。
中国的消费者价格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过的大幅上涨以来，大体上一直保持着稳定。许多经济学家曾经表示，由于涨价之势仅限于食品，因而今年的CPI快速上升所产生的影响看上去应当较为有限。然而，物价飞速增长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却不可小觑。中国政府眼下正在百般努力弥合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但物价的快速上涨无疑会使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从6月份以来，有关中国总理温家宝走访调查肉类市场､呼吁保持价格总体稳定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
在过去三个月中，由于占CPI数据权重三分之一的食品价格急剧上涨，CPI增幅均较前月递进了一个百分点，甚至更多。除了肉禽类价格飙升45.2%之外，7月份蛋类及粮食价格也分别上涨了30.6%和6%。即便对于中国较为富余的城市居民而言，如此涨价也令他们深感吃不消。
虽然价格上涨引起全球各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忧虑，但像中国央行这样有回旋余地来采取紧缩措施的却为数不多。对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和欧洲央行（ECB）而言，由于投资者都在急切地解除了他们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投资，所以降低信贷市场流动性枯竭的风险才是它们的当务之急。
中国并非与当前全球信贷市场的危机绝缘。据信一些中国的银行小规模地投资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不过国际清算银行的两位研究员上周撰文指出，鉴于中国依然在对流入流出国门的资金实施有力的监管，中国基本上仍能独立地执行既定的货币政策。上述研究员指出，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在调整短期利率方面仍有很大的自由度，而无需理会美国的政策走向。
最后还有一些分析师指出，除了上调利率之外，中国政府可能还需要通过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来牵制食品价格的上涨。人民币升值能增强中国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并减少因贸易顺差的不断膨胀而涌入中国经济的现金总量。
摩根大通公司驻香港的经济学家王黔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需要允许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以此缓解食品价格飞涨所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并解决贸易顺差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自从2005年7月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累计升值幅度已达到了9%左右。不过，中国政府仍倾向于调用行政手段来削减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例如，中国外汇监管机构周一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此举也意在减少市场对人民币的兑换需求。
（WSJA，2007.8.14）
国际经济
信贷危机恐慌全球股市大跌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美国次按风暴迅速蔓延，由美国最大抵押贷款机构Countrywide因融资困难，动用全数115亿美元备用信贷额度，并被评级机构调低信贷评级至垃圾级别，令其借贷成本急升，引发市场新一轮信贷危机的恐慌；加上日元利息交易引发的拆仓活动，拖累全球股市大幅下挫。虽然美联储8月16 日再度向市场注资合共170亿美元，仍未能阻止股市下跌。道指中段再大跌276点或2.15%，报12585点；纳指跌53点或2.19%，报2405 点。
美联储宣布，透过隔夜回购协议向银行体系注入120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而较早前则公布通过14日回购协议向银行体系再注入50 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即再向市场两度注入170亿美元资金。另外，加拿大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3.7亿加元资金以改善市场流动性。俄罗斯央行向银行体系注入 343.1亿卢布的资金，该行在周四较早前已向市场注入87.9亿卢布，而周三已向银行体系注资25亿美元，即3度注资326.16亿港元。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7月新屋动工数目减少6.1%，以年率计138.1万间，低过市场预期，超过10年来最低水平，而劳工部公布上周新申领失业人数上升至32.2万人，是两个月来最高水平。触发市场忧虑美国楼市转弱令次按危机加剧，华尔街股市低开。
欧洲股市也大幅下跌。其中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跌250点，收报5858点，跌幅4.1%；法国巴黎券商公会40指数跌177点，收报5265，跌幅3.26%；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跌175点，收报7270点，跌幅2.36%。
次按危机继续困扰环球股市，美股15日急跌拖累亚太区股市16日全面下泻，日元套息交易平仓潮持续，亚太区股市跌幅介乎2%至近7%，MSCI亚太指数跌 4%，抵销年初至今的升幅，而假期后复市的韩股跌势惨烈，并一度跌停，成为区内之首，当地政府将密切留意市场情况，表明随时准备注资。
亚太股市持续下跌，港股一度急跌940点，收报20672点，跌703点。韩股假期后复市急跌近7%，为五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出口股沽压沉重，三星电子、国民银行等急跌，科技股更曾跌停板，拖累指数跌至6月低位，首尔综合指数收报1,691点，跌125点或6.9%。跌势惨烈，韩国证交所被迫暂停部分期货相关交易五分钟，其后又宣布暂停Kosdaq所有交易约20分钟。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股市亦分别下跌6%，收报1908点及2942点。日元汇价急升，日本股市再跌超过300点，股份全线被沽售，日经平均指数报16148点，急挫327点或1.99%，为9个月以来的低位。台湾股市跌4.5%至 82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曾跌5.16%，为01年9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收市跌幅收窄至3.7%，报3152点；泰国曼谷证交所指数跌3%，收报750点；澳洲股市跌76.5点，收报5711点。
股市波动令投资者信心动摇，市场担心将有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瑞信认为，亚太区股市调整离见底仍好远。虽然亚洲为次按风暴的受害者之一，但区内经济基础仍然良好，不认为有危机出现，是次亚太区股市及汇市向下调整，并不是反映区内的经济基础面出现了变化，而是反映金融市场的调整导致资金流向出现变化，与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面对环球股市继续下跌，“股神”巴菲特在接受CNBC访问时却认为，目前环球大跌市，也不知会跌至何种程度，但在大跌市期间却可能会提供一些好好的投资机会。目前不少投资者都不明白目前投资情况。
（香港文汇报，2007.8.17）
国际劳工组织：亚洲经济体逼近“人口悬崖”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称，未来10年，预计亚洲劳动力规模的增速将放缓，这将危及该地区增长最为迅速的经济体的产出增幅。
国际劳工组织在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不均衡的人口增长水平、劳动力的不断老龄化以及就业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巨大转变，对亚洲迅速增长的经济体构成了挑战。到2015年前，亚洲劳动力数量预计将增加2.21亿，至20亿，因为伊朗、不丹、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继续受益于处于“最佳工作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这一年龄介于25岁至54岁之间。但这种“人口红利”的时间有限，因为在整个亚洲地区，0至15岁儿童以及15至24岁年轻人所占比例在不断下降。
国际劳工组织警告称，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部分地区等较发达地区可能会更早触及“人口悬崖”。
该组织称：“本10年末，在亚洲所有地区，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大幅上升，而发达经济体的增幅最大。”
到2015年，在一些“发达经济体”，预计将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种人口过渡过程”。因此，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历史上其它任何国家”。在日本，自1999年以来，退休人口数量已超过新就业人口数量。
尽管2000年至2006年，亚洲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年增幅高达6.3%——是全球其它地区的两倍以上，但该地区很多人仍将经历严重贫困。逾10亿人（占该地区劳动力的近62%）仍工作在“非正规经济”中。国际劳工组织称，该地区约9亿人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其中，3.08亿人生活在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极度贫困状态之中。”
雇主和政界人士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数以百万计、希望找到更高薪酬工作的人纷纷移民海外；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迁往城市，到2015年，预计亚洲城市人口将增加3.5亿，而农村人口预计仅增长1500万；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改善就业机会（特别是女性）越来越必要。
为促进经济增长，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将加大环境压力。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表示：“有一点很明显：长期而言，像往常那样做事是不可持续的。亚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此同时，环境压力、经济不安全、治理缺陷和收入分配不均等引发的脆弱性，对该地区未来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FT，2007.8.14）
鲍尔森认为市场危机不会令经济增长停滞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在金融市场大幅下滑以来首次公开发表的评论中表示，市场动荡将削弱美国经济增速，但他相信强劲的经济和市场状况足以消化动荡所造成的损失，不会引发美国经济衰退。
鲍尔森在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表示，市场动荡发生在全球经济十分健康、基本面强劲的背景下。回顾他在华尔街长达32年的职业生涯，他还表示，从他所经历的困难时期来看，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是最为强劲的。这位高盛集团前任首席执行官表示，部分基金或企业可能会破产，金融市场的调整也可能继续，但他强调，尽管如此他仍预计美国经济将保持增长。
在金融市场盘旋下行的时候，政府高级经济政策官员们总是出言谨慎。他们知道如果说了什么打击公众或者投资者信心的话，就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导致势态进一步恶化，不过他们同时也清楚，如果表现出毫不担心、过于乐观的样子，自己的信誉度将会受损。在周三接受采访时，鲍尔森就有意放缓语速，斟词酌句，小心把握住分寸。
他表示，近期出现的风险重估或重新定价不应令任何人感到吃惊。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表示，除了已经采取的那些鼓励对冲基金和类似机构增加透明度的措施之外，布什政府推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应对措施的能力有限。主要应该依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其他央行通过向货币市场注资的方式来应对市场危机。
他鼓励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 简称：房利美）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age Corporation, Freddie Mac）利用自身能力为抵押贷款市场中的较低收入贷款者和其他次级抵押贷款者们提供帮助。他指出，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4月份宣布，将在未来几年购买200亿美元次级贷款作为其资产组合，房利美也作出了类似的表态。
（WSJ,2007.8.16）
六十岁的年轻印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称，毕加索曾经说过：“人从60岁开始变年轻。”一种类似的情况现在似乎正发生在印度，至少在经济领域是这样。
印度的相对成功时间并不长。1947年时，受到严重束缚的印度经济以缓慢而稳定的速度增长——著名的3%。上世纪80年代，一些改革得以缓慢推行，经济增速上升至5%，大大快于独立之初的几十年，更不用说殖民地半停滞状态下的那一个世纪了。然而，令今天印度经济如此具有活力的根本性变革发生的关键时刻是上世纪90年代初，起因是当时刚刚出任印度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推行的改革。辛格在淡出政治舞台一段时间后，于2004年开始担任印度总理。
从长期角度审视印度经济，两个有益的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措施开启的渐进转型期中，印度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
印度当时面临两个巨大的治理问题。第一个是政府过多参与一些领域的工作。在这些领域，政府的表现非常专横，但它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能力却实在高超。所谓的 “许可证统治”令企业创新措施的推行极其艰难，任由大小官吏摆布，因此极大地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并催生了腐败。改革进展有时非常艰难，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政策改革的方向却一直很明确（即使在很多人的评价中仍然有点缓慢），甚至得到了由其它政党执政的继任政府的支持。
但印度当时还面临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即政府在一些领域中的参与程度不够，而它本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极大成就。对于修缮受重视程度低得惊人的社会基础设施（例如，需要新建更多学校、医院和农村医疗中心），以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问责、监督和公共服务合作体系这些迫切任务，政府行动迟缓。此外，政府还忽视了实物基础设施（电、水、公路和铁路）的建设，这些领域需要政府和私营企业同时努力。经济学家称之为“公共产品”的广阔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上世纪90年代的激进改革几乎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这些领域也开始了变革（尽管相当缓慢）的话，那么部分功劳必须要归功于印度的民主政治。人们越来越看重没有得到满足的人民基本需要（学校、医疗、供水和其它设施）在选举中的重要性，消息灵通的媒体讨论和要求基本权力的公民社会运动也带来了舆论压力。
那么，经过这些改革后，印度现在的情况如何呢？诚然，印度目前大约8%（有时会达到9%）的高经济增长率令人满意，但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仍然相当不公平。贫困率有所下降，但远未达到分配领域受到更多关注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水平。印度的一些失败是严重的，例如持续存在的营养不良（尤其是儿童），当然还有印度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全部女性中的一半）仍然是文盲——在一个出色的专业培训和实践造就了如此高科技成就的国家，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是一种耻辱。一个民主国家可能不会愿意保持这种分割状态——部分像加州一样繁华，一部分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贫困。
经济进步利益的分配不均与持续存在的社会差距不无关系，因为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例如普及（优质）教育、有效和可以获得的公共医疗和良好的流行病防治——能够极大地提高人们利用新经济机会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组织得更好的公共服务。
然而，这并非是认为经济增长不重要。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经济增长也能够创造出正可以大力用于扩大公共服务的政府资源。
如果能够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政府收入将迅速增加。实际上，印度政府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2003－04年度，印度经济增速为6.5%，低于政府收入9.5%的增长水平；2004－05至2006－07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9%和9.4%，分别低于各自年度12.5%、9.7%和11.2%的政府收入（以实际水平计算，即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速。资金将继续迅速流向政府手中，至关重要的是明智地将这些资金用于最亟需的地方。
当毕加索说我们到60岁时开始变年轻时，他也表达了一种悲凉的观点，即那时或许已经“为时太晚”。但对印度而言，改变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忽视绝不会太晚。
（FT，2007.8.16）
国内与港台经济
经济失衡是中国的真正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称，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确存在过热风险。中国7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了5.6%的十年高点，促使中国央行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也掩盖了7月份进口的强劲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27%。然而，真正的风险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似乎失衡到了令人无望的地步。
通胀激增本身看来并未失控。原因可归咎为生猪出现疫情，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确实，如果不包括确实重要的食品领域，年通胀率不足1%。进口激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咎于油价居高不下；7月份的石油进口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9%。这是中国的问题之一：如今，这个经济体规模如此之大，以致于它进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贵，而出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便宜。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变，官方向来运用的“命令控制”手段也在日益失去效力。利率的提高必然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这个已经“钱满为患”的国家；而对银行贷款采取定量控制所导致的扭曲现象，也在预料之中。
廉价资本、受补贴的能源、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宽松银行贷款，以及免费的土地（归功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的慷慨大方），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倾斜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是荒唐的。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主要忧虑是大量农村人口和不断增加的城市低层人口的就业问题，而资本密集型产业能为这些人群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少，还会消耗稀缺的自然资源。
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储蓄只能获得一点可笑的收益，而在内陆的农村地区，贫困现象仍很普遍。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伤脑筋是有道理的。中国和尼泊尔是亚洲收入分配最不均等的国家。
政策处方可谓众所周知：对能源和资本实行更现实的价格；改革国有企业领域，重组银行；最终放开资本账户。如果要让这些发挥作用，建立某种类型的社保网络也将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只要看一下清单，就可以意识到中国的政策挑战已经变得多么错综复杂。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成功传奇。但是，接下来的章节也许会包含一两个曲折情节。
（FT，2007.8.16）
（以上信息均采自公开媒体报道或研究报告，不代表本课题组意见，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摘编：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7年第61期（总第788期） 2007年8月1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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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61期（总第788期）2007年8月17日（星期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
WSJA 中国通货膨胀形势严峻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食品价格的飙升推动中国7月份通货膨胀增速创下十年新高，不由让人们产生一种新的预期，认为在美国等其它世界主要经济体面对当前市场信贷危机可能考虑放松银根之际，中国有可能逆势而行进一步上调利率。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跃升5.6%，创1997年以来最大升幅。造成CPI大幅上升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的飙升，其中肉禽类价格的涨幅高达45.2%。
通货膨胀数据表明，曾被视为通货紧缩输出国的中国如今成为通货膨胀输出国的可能性更大。眼下，美国市场上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正在以2003年美国设立分项数据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上涨。在过去三个月中，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了1%，折合年率涨幅达到4.1%。
分析师预计中国央行今年年内将第四次上调利率，但通货膨胀加剧只是其有此预期的原因之一。中国央行上个月将1年期贷款利率上调27个基点至6.84%时就曾明确表露了其对通货膨胀形势的担忧。
但通货膨胀并非中国进一步收紧银根的唯一理由。中国股市基准股指今年迄今已经跃升了80%，距离5000点心理大关仅一步之遥。上证综合指数周一再创新高，收涨1.5%至4820.06点。与此同时，上海房贷市场的活力再现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今年头七个月增长13%至369.3亿美元）还将为二季度增幅接近12%的中国经济提供进一步的动力。
中国的消费者价格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过的大幅上涨以来，大体上一直保持着稳定。许多经济学家曾经表示，由于涨价之势仅限于食品，因而今年的CPI快速上升所产生的影响看上去应当较为有限。然而，物价飞速增长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却不可小觑。中国政府眼下正在百般努力弥合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但物价的快速上涨无疑会使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从6月份以来，有关中国总理温家宝走访调查肉类市场､呼吁保持价格总体稳定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
在过去三个月中，由于占CPI数据权重三分之一的食品价格急剧上涨，CPI增幅均较前月递进了一个百分点，甚至更多。除了肉禽类价格飙升45.2%之外，7月份蛋类及粮食价格也分别上涨了30.6%和6%。即便对于中国较为富余的城市居民而言，如此涨价也令他们深感吃不消。
虽然价格上涨引起全球各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忧虑，但像中国央行这样有回旋余地来采取紧缩措施的却为数不多。对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和欧洲央行（ECB）而言，由于投资者都在急切地解除了他们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投资，所以降低信贷市场流动性枯竭的风险才是它们的当务之急。
中国并非与当前全球信贷市场的危机绝缘。据信一些中国的银行小规模地投资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不过国际清算银行的两位研究员上周撰文指出，鉴于中国依然在对流入流出国门的资金实施有力的监管，中国基本上仍能独立地执行既定的货币政策。上述研究员指出，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在调整短期利率方面仍有很大的自由度，而无需理会美国的政策走向。
最后还有一些分析师指出，除了上调利率之外，中国政府可能还需要通过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来牵制食品价格的上涨。人民币升值能增强中国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并减少因贸易顺差的不断膨胀而涌入中国经济的现金总量。
摩根大通公司驻香港的经济学家王黔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需要允许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以此缓解食品价格飞涨所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并解决贸易顺差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自从2005年7月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累计升值幅度已达到了9%左右。不过，中国政府仍倾向于调用行政手段来削减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例如，中国外汇监管机构周一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此举也意在减少市场对人民币的兑换需求。
（WSJA，2007.8.14）
国际经济
信贷危机恐慌全球股市大跌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美国次按风暴迅速蔓延，由美国最大抵押贷款机构Countrywide因融资困难，动用全数115亿美元备用信贷额度，并被评级机构调低信贷评级至垃圾级别，令其借贷成本急升，引发市场新一轮信贷危机的恐慌；加上日元利息交易引发的拆仓活动，拖累全球股市大幅下挫。虽然美联储8月16 日再度向市场注资合共170亿美元，仍未能阻止股市下跌。道指中段再大跌276点或2.15%，报12585点；纳指跌53点或2.19%，报2405 点。
美联储宣布，透过隔夜回购协议向银行体系注入120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而较早前则公布通过14日回购协议向银行体系再注入50 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即再向市场两度注入170亿美元资金。另外，加拿大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3.7亿加元资金以改善市场流动性。俄罗斯央行向银行体系注入 343.1亿卢布的资金，该行在周四较早前已向市场注入87.9亿卢布，而周三已向银行体系注资25亿美元，即3度注资326.16亿港元。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7月新屋动工数目减少6.1%，以年率计138.1万间，低过市场预期，超过10年来最低水平，而劳工部公布上周新申领失业人数上升至32.2万人，是两个月来最高水平。触发市场忧虑美国楼市转弱令次按危机加剧，华尔街股市低开。
欧洲股市也大幅下跌。其中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跌250点，收报5858点，跌幅4.1%；法国巴黎券商公会40指数跌177点，收报5265，跌幅3.26%；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跌175点，收报7270点，跌幅2.36%。
次按危机继续困扰环球股市，美股15日急跌拖累亚太区股市16日全面下泻，日元套息交易平仓潮持续，亚太区股市跌幅介乎2%至近7%，MSCI亚太指数跌 4%，抵销年初至今的升幅，而假期后复市的韩股跌势惨烈，并一度跌停，成为区内之首，当地政府将密切留意市场情况，表明随时准备注资。
亚太股市持续下跌，港股一度急跌940点，收报20672点，跌703点。韩股假期后复市急跌近7%，为五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出口股沽压沉重，三星电子、国民银行等急跌，科技股更曾跌停板，拖累指数跌至6月低位，首尔综合指数收报1,691点，跌125点或6.9%。跌势惨烈，韩国证交所被迫暂停部分期货相关交易五分钟，其后又宣布暂停Kosdaq所有交易约20分钟。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股市亦分别下跌6%，收报1908点及2942点。日元汇价急升，日本股市再跌超过300点，股份全线被沽售，日经平均指数报16148点，急挫327点或1.99%，为9个月以来的低位。台湾股市跌4.5%至 82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曾跌5.16%，为01年9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收市跌幅收窄至3.7%，报3152点；泰国曼谷证交所指数跌3%，收报750点；澳洲股市跌76.5点，收报5711点。
股市波动令投资者信心动摇，市场担心将有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瑞信认为，亚太区股市调整离见底仍好远。虽然亚洲为次按风暴的受害者之一，但区内经济基础仍然良好，不认为有危机出现，是次亚太区股市及汇市向下调整，并不是反映区内的经济基础面出现了变化，而是反映金融市场的调整导致资金流向出现变化，与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面对环球股市继续下跌，“股神”巴菲特在接受CNBC访问时却认为，目前环球大跌市，也不知会跌至何种程度，但在大跌市期间却可能会提供一些好好的投资机会。目前不少投资者都不明白目前投资情况。
（香港文汇报，2007.8.17）
国际劳工组织：亚洲经济体逼近“人口悬崖”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称，未来10年，预计亚洲劳动力规模的增速将放缓，这将危及该地区增长最为迅速的经济体的产出增幅。
国际劳工组织在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不均衡的人口增长水平、劳动力的不断老龄化以及就业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巨大转变，对亚洲迅速增长的经济体构成了挑战。到2015年前，亚洲劳动力数量预计将增加2.21亿，至20亿，因为伊朗、不丹、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继续受益于处于“最佳工作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这一年龄介于25岁至54岁之间。但这种“人口红利”的时间有限，因为在整个亚洲地区，0至15岁儿童以及15至24岁年轻人所占比例在不断下降。
国际劳工组织警告称，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部分地区等较发达地区可能会更早触及“人口悬崖”。
该组织称：“本10年末，在亚洲所有地区，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大幅上升，而发达经济体的增幅最大。”
到2015年，在一些“发达经济体”，预计将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种人口过渡过程”。因此，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历史上其它任何国家”。在日本，自1999年以来，退休人口数量已超过新就业人口数量。
尽管2000年至2006年，亚洲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年增幅高达6.3%——是全球其它地区的两倍以上，但该地区很多人仍将经历严重贫困。逾10亿人（占该地区劳动力的近62%）仍工作在“非正规经济”中。国际劳工组织称，该地区约9亿人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其中，3.08亿人生活在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极度贫困状态之中。”
雇主和政界人士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数以百万计、希望找到更高薪酬工作的人纷纷移民海外；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迁往城市，到2015年，预计亚洲城市人口将增加3.5亿，而农村人口预计仅增长1500万；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改善就业机会（特别是女性）越来越必要。
为促进经济增长，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将加大环境压力。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表示：“有一点很明显：长期而言，像往常那样做事是不可持续的。亚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此同时，环境压力、经济不安全、治理缺陷和收入分配不均等引发的脆弱性，对该地区未来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FT，2007.8.14）
鲍尔森认为市场危机不会令经济增长停滞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在金融市场大幅下滑以来首次公开发表的评论中表示，市场动荡将削弱美国经济增速，但他相信强劲的经济和市场状况足以消化动荡所造成的损失，不会引发美国经济衰退。
鲍尔森在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表示，市场动荡发生在全球经济十分健康、基本面强劲的背景下。回顾他在华尔街长达32年的职业生涯，他还表示，从他所经历的困难时期来看，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是最为强劲的。这位高盛集团前任首席执行官表示，部分基金或企业可能会破产，金融市场的调整也可能继续，但他强调，尽管如此他仍预计美国经济将保持增长。
在金融市场盘旋下行的时候，政府高级经济政策官员们总是出言谨慎。他们知道如果说了什么打击公众或者投资者信心的话，就有可能在无意之间导致势态进一步恶化，不过他们同时也清楚，如果表现出毫不担心、过于乐观的样子，自己的信誉度将会受损。在周三接受采访时，鲍尔森就有意放缓语速，斟词酌句，小心把握住分寸。
他表示，近期出现的风险重估或重新定价不应令任何人感到吃惊。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表示，除了已经采取的那些鼓励对冲基金和类似机构增加透明度的措施之外，布什政府推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应对措施的能力有限。主要应该依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其他央行通过向货币市场注资的方式来应对市场危机。
他鼓励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 简称：房利美）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age Corporation, Freddie Mac）利用自身能力为抵押贷款市场中的较低收入贷款者和其他次级抵押贷款者们提供帮助。他指出，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4月份宣布，将在未来几年购买200亿美元次级贷款作为其资产组合，房利美也作出了类似的表态。
（WSJ,2007.8.16）
六十岁的年轻印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称，毕加索曾经说过：“人从60岁开始变年轻。”一种类似的情况现在似乎正发生在印度，至少在经济领域是这样。
印度的相对成功时间并不长。1947年时，受到严重束缚的印度经济以缓慢而稳定的速度增长——著名的3%。上世纪80年代，一些改革得以缓慢推行，经济增速上升至5%，大大快于独立之初的几十年，更不用说殖民地半停滞状态下的那一个世纪了。然而，令今天印度经济如此具有活力的根本性变革发生的关键时刻是上世纪90年代初，起因是当时刚刚出任印度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推行的改革。辛格在淡出政治舞台一段时间后，于2004年开始担任印度总理。
从长期角度审视印度经济，两个有益的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措施开启的渐进转型期中，印度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
印度当时面临两个巨大的治理问题。第一个是政府过多参与一些领域的工作。在这些领域，政府的表现非常专横，但它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能力却实在高超。所谓的 “许可证统治”令企业创新措施的推行极其艰难，任由大小官吏摆布，因此极大地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并催生了腐败。改革进展有时非常艰难，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政策改革的方向却一直很明确（即使在很多人的评价中仍然有点缓慢），甚至得到了由其它政党执政的继任政府的支持。
但印度当时还面临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即政府在一些领域中的参与程度不够，而它本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极大成就。对于修缮受重视程度低得惊人的社会基础设施（例如，需要新建更多学校、医院和农村医疗中心），以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问责、监督和公共服务合作体系这些迫切任务，政府行动迟缓。此外，政府还忽视了实物基础设施（电、水、公路和铁路）的建设，这些领域需要政府和私营企业同时努力。经济学家称之为“公共产品”的广阔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上世纪90年代的激进改革几乎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这些领域也开始了变革（尽管相当缓慢）的话，那么部分功劳必须要归功于印度的民主政治。人们越来越看重没有得到满足的人民基本需要（学校、医疗、供水和其它设施）在选举中的重要性，消息灵通的媒体讨论和要求基本权力的公民社会运动也带来了舆论压力。
那么，经过这些改革后，印度现在的情况如何呢？诚然，印度目前大约8%（有时会达到9%）的高经济增长率令人满意，但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仍然相当不公平。贫困率有所下降，但远未达到分配领域受到更多关注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水平。印度的一些失败是严重的，例如持续存在的营养不良（尤其是儿童），当然还有印度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全部女性中的一半）仍然是文盲——在一个出色的专业培训和实践造就了如此高科技成就的国家，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是一种耻辱。一个民主国家可能不会愿意保持这种分割状态——部分像加州一样繁华，一部分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贫困。
经济进步利益的分配不均与持续存在的社会差距不无关系，因为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例如普及（优质）教育、有效和可以获得的公共医疗和良好的流行病防治——能够极大地提高人们利用新经济机会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组织得更好的公共服务。
然而，这并非是认为经济增长不重要。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经济增长也能够创造出正可以大力用于扩大公共服务的政府资源。
如果能够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政府收入将迅速增加。实际上，印度政府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2003－04年度，印度经济增速为6.5%，低于政府收入9.5%的增长水平；2004－05至2006－07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9%和9.4%，分别低于各自年度12.5%、9.7%和11.2%的政府收入（以实际水平计算，即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速。资金将继续迅速流向政府手中，至关重要的是明智地将这些资金用于最亟需的地方。
当毕加索说我们到60岁时开始变年轻时，他也表达了一种悲凉的观点，即那时或许已经“为时太晚”。但对印度而言，改变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忽视绝不会太晚。
（FT，2007.8.16）
国内与港台经济
经济失衡是中国的真正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称，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确存在过热风险。中国7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了5.6%的十年高点，促使中国央行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也掩盖了7月份进口的强劲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27%。然而，真正的风险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似乎失衡到了令人无望的地步。
通胀激增本身看来并未失控。原因可归咎为生猪出现疫情，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确实，如果不包括确实重要的食品领域，年通胀率不足1%。进口激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咎于油价居高不下；7月份的石油进口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9%。这是中国的问题之一：如今，这个经济体规模如此之大，以致于它进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贵，而出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便宜。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变，官方向来运用的“命令控制”手段也在日益失去效力。利率的提高必然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这个已经“钱满为患”的国家；而对银行贷款采取定量控制所导致的扭曲现象，也在预料之中。
廉价资本、受补贴的能源、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宽松银行贷款，以及免费的土地（归功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的慷慨大方），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倾斜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是荒唐的。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主要忧虑是大量农村人口和不断增加的城市低层人口的就业问题，而资本密集型产业能为这些人群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少，还会消耗稀缺的自然资源。
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储蓄只能获得一点可笑的收益，而在内陆的农村地区，贫困现象仍很普遍。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伤脑筋是有道理的。中国和尼泊尔是亚洲收入分配最不均等的国家。
政策处方可谓众所周知：对能源和资本实行更现实的价格；改革国有企业领域，重组银行；最终放开资本账户。如果要让这些发挥作用，建立某种类型的社保网络也将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只要看一下清单，就可以意识到中国的政策挑战已经变得多么错综复杂。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成功传奇。但是，接下来的章节也许会包含一两个曲折情节。
（FT，2007.8.16）
（以上信息均采自公开媒体报道或研究报告，不代表本课题组意见，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摘编：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7年第61期（总第788期） 2007年8月1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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