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7年第49期（总第776期）2007年7月6日（星期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
亚洲金融危机会重演吗？
佟福全在香港《大公报》撰文：在那次发生金融动荡的几个国家，即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近来经济运行出现了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于是，不久前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其提供的《2007年亚太经济和社会调查》报告中说，由于美国经济放缓，全球电子产品需求过剩以及东亚国家短期资本外流和因油价上升导致通胀回升，所以亚洲，特别是东亚上述四国，重新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大。《2007年亚太经济与社会调查》报告特别强调了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四个国家，因为对冲基金流入多而导致其汇率走高，资本外逃促使风险加大以及油价飙升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认为，由于存在以上风险，不排除今年上述四国，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的可能性。言下之意，搞不好今年7月就有可能重新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佟福全认为，如今亚洲特别是东亚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比较小的，其主要理由是：东亚国家货币，已不再同美元单一挂钩，而是浮动性的一揽子货币组合。以泰国为例，1997年7月2 日，该国货币首先引起大幅度贬值，以至造成该国经济一片恐慌并株连到其它亚洲国家。不过，近年来，鉴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货币接受了上次与单一美元挂钩教训，几乎都实行了同多种货币联系的浮动汇率政策，因而单纯的美元贬值尚不足以给东亚国家货币造成致命威胁。虽然美元贬值，还有欧元、日元等在升值，尽管近来美元接连贬值，但并未给这些国家的货币造成多么大的损失。既然东亚国家货币已不再惟一与美元直接联系，所以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机会也就相对减少了。
关于短期资本流入问题。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确短期资本流入过多，以至于给亚洲金融动荡创造了机会，从而导致危机加重。然而，应该对短期资本流入加以客观分析。诚然短期资本，特别是对冲基金流入过多，会给相关国家经济直接带来危害，但是，对冲基金即使有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会促使企业兼并与收购增多，进而有助于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再说当前东亚汇率走高，绝不可都把其原因归结为短期资本流入，还有中国股市以及美国股市上升的直接影响。
关于资本外逃问题。诚然上次亚洲金融危机，资本外逃发挥了一定影响。然而，对于资本外逃，应该从多方面去认识，造成资本外逃的，除了投资环境外，还有其它如经济走势等情况。因经济增长缓慢，可能影响到东亚资本流入。然而，从长期来看，亚洲经济放缓不大可能长久，因该地区环境良好，所以东亚经济还会持续增长，这是无疑的。因而，对于资本外逃，不可从一时一事观察问题，要从长远看问题。而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上述四国货币动荡，经济金融风险增大，结果导致资本不得不外逃，这种情况如今东亚并未出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未加深，是因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中国面对国际上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巨大压力，但中国一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进而使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并未朝恶化的方向发展。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但中国出于本国也是为了亚洲利益，一直抗住国际上的重重压力，强调人民币缓慢升值。此举除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有助于东亚和亚洲国家货币，进而使经济继续朝着健康轨道前进。至于美国经济疲软，虽然对亚洲经济影响较大，但因日本经济及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足以抵销美国经济放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不大可能继续重演，绝非意味着一切风险均已消失。事实上，亚洲经济还有不少风险存在，其中之一便是，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结构仍没有多大的改变，依然是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尽管东亚国家想改变本国依赖于向美欧出口的局面，但实行起来其结果收效不大。从实际看，亚洲虽想改变其依赖外需的局面，但是因未坚持下去，以至于直到目前，亚洲经济依然依赖于出口拉动。这种经济结构格局若不彻底改变，那么，亚洲的经济金融风险就会继续存在。
（大公报，2007.6.29）
国际经济
《华尔街日报》称全球保护主义势力再度抬头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中国等国政府眼下正在考虑或是已经采取措施，对外资收购本国企业、工厂、地产以及自然资源加以限制。美国官员担心，这种局面一旦蔓延开来，可能会殃及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些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措施不仅包括行政方面，也涉及法律法规。所谓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外商直接购买企业、地产等实物资产，而不是通过股市或债市注入资金。
眼下，俄罗斯正计划对天然资源储备、生物科技等39个战略领域的外资参股比例加以限定；中国新的法规也赋予有关政府部门权力，阻止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外资并购交易。
中国的限制措施已经起到了作用。美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凯雷投资集团原本计划收购中国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的多数股权，但最终被迫将持股比例降到了49%，就是因为中方认为这家钢管公司属于战略性资产，一家外商持有其控股权让中国政府感到担忧。出于类似顾虑，中国还回绝了德国汽车配件生产商 Schaeffler Group收购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此外，凯雷收购重庆市商业银行8%股权的计划也遭到中国监管部门的拒绝，他们称交易不符合当前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印度和德国正考虑像美国那样，对国外投资计划实行国家安全监控程序。德国打算从立法上加大外国国有投资基金收购本国企业的难度；印度则已经拒绝了一家中国电信公司的投资计划；在日本，一些政治家和行业组织呼吁重新审视日本的国家安全问题；南美洲方面，玻利维亚正对其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实行国有化。
面对与日俱增的外国收购活动，就连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也在酝酿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限定哪些投资者可以收购本土企业。这些国家之所以纷纷采取行动，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国外流传这样一种观点：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美国正设置新障碍限制外国资本。近年来发生的两起外国公司收购事件虽然最终夭折，但却在美国政坛引发了轩然大波，一起是迪拜某石油企业试图收购美国五家港口的业务，另一起则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计划收购美国石油巨头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在阵阵反对声中，两宗交易双双告吹。这两起事件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加强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国投资行为的审察力度。当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资产的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时，CFIUS负责对其进行审查。游说组织美国国际商务委员会（U.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主席威廉•帕瑞特指出，有些国家（或许还包括美国）采取的行动不仅有意无意阻碍了投资交易，而且还促使他国也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投资。
随着新兴市场和产油国的大量资金四下寻找投资渠道，海外投资来源不断增加。另外，由于担心全球贸易没有给世界各国及人民带来均等的受益机会，因此保护主义大显抬头之势，这都是政府作出上述反应的原因。和其他国家一样，加拿大领导人也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外国国有投资者购买其自然资源及其他资产将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限制性新举措都没有使跨境交易大幅萎缩。Thomson Financial的数据显示，2006年进行的跨境并购交易为11640 桩，不但高于2005年的9875桩，而且还是继2000年达到峰值12624桩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05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91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7%。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减少的迹象。Unctad研究发现，根据能获得的最新数据，2005年FDI青睐程度下降的投资目的国数量为Unctad记录此项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有93个国家调整了外商投资政策，20%被列为“外商不太青睐的国家”，2004年时该比例仅为14%。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不仅效仿美国从国家安全角度审查外商投资项目，还从“经济安全”角度对项目进行评估。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克雷•娄尔瑞指出，许多国家都在效仿CFIUS采取了一些新举措。不过，很显然，这些举措不单单审查具体交易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风险，而且还从整个行业对此项交易进行广泛地审查。
新举措实施后，面临最大挑战的要数美国跨国公司了。通常情况下，这些公司的大部分海外业务都是依托外国关联企业来进行，而不是把产自美国的商品出口至海外。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美国跨国公司出口商品额为4000亿美元，而通过海外关联企业销售的商品价值则高达2.62万亿美元。
面对全球化、尤其是海外投资所遭遇到的政治阻力，美国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都深感头痛。为此他们向外国政府展开游说，宣称虽然国家安全不容忽视，但树立壁垒将不利于其本身的投资发展，并可能影响他们投资海外的能力。金米特指出，互惠互利虽不是 CFIUS考虑的因素，但如今的投资活动已置身政治大环境中，因此外国对美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接纳程度将与他们在美国获得的投资机会相挂钩。
美国参众两院对CFIUS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并通过了各自稍有不同的提案。在涉及外国政府参与的投资项目时，参众两院都要求将审查时间从30天延长至 45天。美国或许还将通过立法允许情报机构参与审核过程，并更多的发挥国会的作用。预计两院不久将就此达成一致，布什总统也有望批准。最近布什总统发表正式声明，欢迎外国投资者来美投资，这也是15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发表这样的声明，上一次还是在老布什担任总统期间。
（WSJ，2007.7.6）
欧委会：周期性通胀风险犹存
据《香港商报》报道，欧盟委员会7月3日发布的欧元区季度报告认为，欧元区经济今年开局不错，并且前景看好。报告同时指出，欧元升值尚未对欧元区的出口造成较大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13国经济较前一季度增长了0.6%。另外根据欧盟统计局上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经修正后，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13国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3.0%。与此同时，欧元区物价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扬。欧盟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今年上半年始终维持在欧洲中央银行设定的2%的稳定目标以下，为1.8%或1.9%。但报告也指出，尽管欧元区短期内不会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但周期性的中期通胀风险依然存在。由于担心欧元区通胀率会在今年年底前走高，欧洲中央银行6月初再次将基准利率提高了0.25个百分点，达到4%。分析人士预计，欧洲央行很可能会在第三季度再度加息。
欧元区强劲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状况的持续改善。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共创造了53.3万个就业岗位，就业人数上升0.4%。失业率则屡创有纪录以来的新低。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5月的失业率为7.0%，较去年同期低了近一个百分点。正如预期，由于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自今年年初开始将增值税率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消费。但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就业状况不断好转，个人收入更有保障，且欧元区消费者信心近期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预示着欧元区消费将很快走出德国提高增值税的阴影，重新成为推动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内需因素。投资方面，欧元区第一季投资比前一季增长2.5%，为1997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大增幅。欧盟委员会据此认为，欧元区经济前景相当乐观。在5月初发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欧盟委员会将欧元区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上调了0.5个百分点，达到2.6%，略低于去年的2.7%。
报告同时指出，欧元区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表现并不理想。今年前3个月，欧元区对外贸易增长较前一季度有所下降。其中，进口增速大体维持不变，出口增速出现下降。法国等一些国家则将出口减速归咎于欧元不断升值。今年以来，欧元兑美元和日元的比价一再攀升，并维持在高位运行。但这份报告认为，欧元升值对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影响不大，其不利影响相当一部分被较好的成本控制所抵消。欧盟委员会认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实际汇率波动对欧元区出口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在2001年至2006年间，欧元也曾出现大幅升值，但实际汇率波动对欧元区出口年增长率的拉低效果仅为 0.6%，与每年平均5%的出口增长相比相当微小。欧元区部分成员国出口表现好于其他成员国也证明欧元升值影响有限。报告还指出，欧元区第一季度出口增速放缓一方面与统计原因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贸易增长步伐放慢。
（香港商报，2007.7.5）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调整政策解决内需不足
卢麒元在《香港商报》撰文称，中国内需不足，使得经济严重失衡。中国经济失衡，制造了内部流动性泛滥和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因此，中国政府面临着经济调整的沉重压力。经济调整如果仍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暂时缓解内部和外部压力，经济失衡可能不仅仅是持续，而且会急剧升级，甚至引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估计危机的爆发点可能就在两年之内。
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核心问题却很简单，那就是就业不充分。就业不充分，或者说劳动力过剩，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价格相对下降。这就产生一个严重后果，中国就业人口收入增长过于缓慢，国民消费增长缓慢。这就与迅速成长的生产能力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内部消费对GDP的贡献降低到惊人的34%。由于没有大规模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增资本没有出路，被迫挤入狭窄的资产市场，导致楼市和股市的狂涨。同时，强大的生产能力需要释放，必须进行海外低成本扩张，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生产企业构成压力，推动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内需严重不足的实质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扭曲，通过贸易方式，形成对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价格补贴。这是一种经典的国民福利转移，本应由中国国民享有的福利，大规模和持续地拱手相送全世界。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由于长期执行一种财政政策：一方面在税收上挤压劳动力收益；另一方面未能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致使中国劳动者福利长期被政策性剥夺。同时，长期执行一种奇怪的金融政策：负利率加利息税。从国民储蓄中进行二次剥夺，转移支付给政府和国有企业及大型民营企业。
上述通过贸易给予全世界的价格补贴，加上通过税收和利率政策给予机构和企业的补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劳动者的收益，直接导致内需严重不足。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现行工商管理制度，要像当年实行联产承包制一样彻底解放服务业。取消现行工商管理对服务业严格和繁琐的各种限制，取消现行工商管理对于个人和法人创业的各种限制。降低注册公司和从事商业活动的门槛，对于小商小贩，可以考虑取消牌照发放制度。限制城管、环卫、税收、市政、消防、工商等等各部门机构的过度执法，务必使服务业取得全面的开放、放开，获得迅速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且，可以重新厘定劳动力价格，使之恢复到一个合理水平。第二，全面改革现行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减轻针对劳动者的税负、收费、罚款。增加资产增值税和资本利得税。将所有涉及社会保障的支出市场化、透明化。避免目前社会保障性质的财政支出，变相转移为机构利益和企业利益。例如普及城市微利房发展政策和城市微利房禁售禁租政策、教育补贴学券制、医疗补贴实名制等等。应调高利率水平至中性（CPI＋2%），取消利息税。大力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努力推动各种小额信贷、风险投资，为服务业和创新企业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持。第三，全面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必须逐渐放弃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将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收益增长部分全部或大部转移支付给弱势群体，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加社会消费。严格限制各级政府建设性开支，特别是严格限制各级政府的大规模市容市政建设，严格限制行政费用的过快增长。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了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政府对国内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给与了极大的倾斜。这个倾斜是建立在国民福利被剥夺的基础之上的。国家对百姓欠债太多，到了该还债的时候了。建立和谐社会，首要之务，就是公平与公正。
中国的内需问题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我们不可以被人牵着鼻子，被动地走日本等后发达国家的老路。同时，中国的内需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涉及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我们不需要重复自由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老路。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调整现行政策，仍然任由国民经济在资本力量推动下，顺着惯性滚动，我们将不可避免落入经济危机的陷阱。
（香港商报，2007.7.5）
中国央行短期难以加息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经济事务评论员陈旭敏撰文认为，中国央行短期内很难加息，至少，在特别国债发行之前，很难看到中国央行加息。他提出这个观点的原因是，如果中国央行在特别国债发行之前加息，那么，中国财政部发行的15500万亿特别国债发行利率肯定会水涨船高。
虽然特别国债的发行对象目前还扑朔迷离，但最后落在中国央行毫无疑问，只是绕开中国人民银行法而已。根据中国财政部官员周三（7月4日）暗示，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国债的发行不是直接向人民银行定向发行，而是采取一定的方式，增加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
特别国债发行的焦点问题，就是发行成本问题，对于中国外汇投资公司来说，其特别国债的发行成本必须不能高于美国同期限国债的收益率水平，否则其做流动性管理时，账面上将会亏损，而根据目前美国国债收益率水平，其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约为5%左右，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为4.4%附近。利差空间非常窄小。
中国财政部选择变相向中国央行发行特别国债，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远远低于市场的利率水平，让中国央行接下这些国债；另一方面可以一次性发行这些国债，而且对于市场没有任何冲击。
很显然，在目前十年期期限国债收益率为4.4%的情况下，这些特别国债无论如果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发行，而且发行成本肯定也会高于目前的利率水平。而且，在这次特别国债发行中，中国央行也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购买特别国债，然后卖出外汇储备，从理论上，基础货币没有增加，结果仅是央行资产方科目的结构变动，负债方总量不变。更重要的是，对于央行来说，如果用这些特别国债进行正回购或现券卖出，以回笼基础货币，央行几乎没有财务支出，利息全由财政部买单；相对而言，中央银行票据的发行成本，则由央行自掏腰包，尤其是在目前铸币税日益缩窄的情况下。
但是，仅是几方利益的博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被牺牲，多少有点悲哀。无论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还是国际收支平衡，或者是本币和外币利差协调、短期利率、货币供应量、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利润调节，即使是对于一向相机抉择的中国货币政策来说，都没有用利率工具为财政部发债行方便之先河，虽然此前中国央行也会用公开市场引导市场利率。
事实上，无论从物价看、还是固定资产投资看，按照中国经济的传统决策思路，中国央行加息都势在必行，只是时间选择问题，尤其是在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有气无力的背景下，利率工具显然成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独子”。当然，这个货币政策工具未必有效。
但是，对于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央行来说，既然能有魄力把绕道中国人民银行法而行，那利率工具为特别国债发行成本推后又算些什么呢，至少可以美其名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FT中文网，2007.07.05）
（以上信息均采自公开媒体报道或研究报告，不代表本课题组意见，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摘编：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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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
亚洲金融危机会重演吗？
佟福全在香港《大公报》撰文：在那次发生金融动荡的几个国家，即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近来经济运行出现了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于是，不久前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其提供的《2007年亚太经济和社会调查》报告中说，由于美国经济放缓，全球电子产品需求过剩以及东亚国家短期资本外流和因油价上升导致通胀回升，所以亚洲，特别是东亚上述四国，重新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大。《2007年亚太经济与社会调查》报告特别强调了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四个国家，因为对冲基金流入多而导致其汇率走高，资本外逃促使风险加大以及油价飙升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认为，由于存在以上风险，不排除今年上述四国，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的可能性。言下之意，搞不好今年7月就有可能重新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佟福全认为，如今亚洲特别是东亚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比较小的，其主要理由是：东亚国家货币，已不再同美元单一挂钩，而是浮动性的一揽子货币组合。以泰国为例，1997年7月2 日，该国货币首先引起大幅度贬值，以至造成该国经济一片恐慌并株连到其它亚洲国家。不过，近年来，鉴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货币接受了上次与单一美元挂钩教训，几乎都实行了同多种货币联系的浮动汇率政策，因而单纯的美元贬值尚不足以给东亚国家货币造成致命威胁。虽然美元贬值，还有欧元、日元等在升值，尽管近来美元接连贬值，但并未给这些国家的货币造成多么大的损失。既然东亚国家货币已不再惟一与美元直接联系，所以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机会也就相对减少了。
关于短期资本流入问题。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确短期资本流入过多，以至于给亚洲金融动荡创造了机会，从而导致危机加重。然而，应该对短期资本流入加以客观分析。诚然短期资本，特别是对冲基金流入过多，会给相关国家经济直接带来危害，但是，对冲基金即使有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会促使企业兼并与收购增多，进而有助于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再说当前东亚汇率走高，绝不可都把其原因归结为短期资本流入，还有中国股市以及美国股市上升的直接影响。
关于资本外逃问题。诚然上次亚洲金融危机，资本外逃发挥了一定影响。然而，对于资本外逃，应该从多方面去认识，造成资本外逃的，除了投资环境外，还有其它如经济走势等情况。因经济增长缓慢，可能影响到东亚资本流入。然而，从长期来看，亚洲经济放缓不大可能长久，因该地区环境良好，所以东亚经济还会持续增长，这是无疑的。因而，对于资本外逃，不可从一时一事观察问题，要从长远看问题。而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上述四国货币动荡，经济金融风险增大，结果导致资本不得不外逃，这种情况如今东亚并未出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未加深，是因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中国面对国际上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巨大压力，但中国一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进而使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并未朝恶化的方向发展。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但中国出于本国也是为了亚洲利益，一直抗住国际上的重重压力，强调人民币缓慢升值。此举除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有助于东亚和亚洲国家货币，进而使经济继续朝着健康轨道前进。至于美国经济疲软，虽然对亚洲经济影响较大，但因日本经济及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足以抵销美国经济放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不大可能继续重演，绝非意味着一切风险均已消失。事实上，亚洲经济还有不少风险存在，其中之一便是，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结构仍没有多大的改变，依然是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尽管东亚国家想改变本国依赖于向美欧出口的局面，但实行起来其结果收效不大。从实际看，亚洲虽想改变其依赖外需的局面，但是因未坚持下去，以至于直到目前，亚洲经济依然依赖于出口拉动。这种经济结构格局若不彻底改变，那么，亚洲的经济金融风险就会继续存在。
（大公报，2007.6.29）
国际经济
《华尔街日报》称全球保护主义势力再度抬头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中国等国政府眼下正在考虑或是已经采取措施，对外资收购本国企业、工厂、地产以及自然资源加以限制。美国官员担心，这种局面一旦蔓延开来，可能会殃及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些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措施不仅包括行政方面，也涉及法律法规。所谓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外商直接购买企业、地产等实物资产，而不是通过股市或债市注入资金。
眼下，俄罗斯正计划对天然资源储备、生物科技等39个战略领域的外资参股比例加以限定；中国新的法规也赋予有关政府部门权力，阻止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外资并购交易。
中国的限制措施已经起到了作用。美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凯雷投资集团原本计划收购中国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的多数股权，但最终被迫将持股比例降到了49%，就是因为中方认为这家钢管公司属于战略性资产，一家外商持有其控股权让中国政府感到担忧。出于类似顾虑，中国还回绝了德国汽车配件生产商 Schaeffler Group收购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此外，凯雷收购重庆市商业银行8%股权的计划也遭到中国监管部门的拒绝，他们称交易不符合当前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印度和德国正考虑像美国那样，对国外投资计划实行国家安全监控程序。德国打算从立法上加大外国国有投资基金收购本国企业的难度；印度则已经拒绝了一家中国电信公司的投资计划；在日本，一些政治家和行业组织呼吁重新审视日本的国家安全问题；南美洲方面，玻利维亚正对其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实行国有化。
面对与日俱增的外国收购活动，就连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也在酝酿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限定哪些投资者可以收购本土企业。这些国家之所以纷纷采取行动，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国外流传这样一种观点：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美国正设置新障碍限制外国资本。近年来发生的两起外国公司收购事件虽然最终夭折，但却在美国政坛引发了轩然大波，一起是迪拜某石油企业试图收购美国五家港口的业务，另一起则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计划收购美国石油巨头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在阵阵反对声中，两宗交易双双告吹。这两起事件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加强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国投资行为的审察力度。当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资产的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时，CFIUS负责对其进行审查。游说组织美国国际商务委员会（U.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主席威廉•帕瑞特指出，有些国家（或许还包括美国）采取的行动不仅有意无意阻碍了投资交易，而且还促使他国也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投资。
随着新兴市场和产油国的大量资金四下寻找投资渠道，海外投资来源不断增加。另外，由于担心全球贸易没有给世界各国及人民带来均等的受益机会，因此保护主义大显抬头之势，这都是政府作出上述反应的原因。和其他国家一样，加拿大领导人也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外国国有投资者购买其自然资源及其他资产将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限制性新举措都没有使跨境交易大幅萎缩。Thomson Financial的数据显示，2006年进行的跨境并购交易为11640 桩，不但高于2005年的9875桩，而且还是继2000年达到峰值12624桩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05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91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7%。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减少的迹象。Unctad研究发现，根据能获得的最新数据，2005年FDI青睐程度下降的投资目的国数量为Unctad记录此项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有93个国家调整了外商投资政策，20%被列为“外商不太青睐的国家”，2004年时该比例仅为14%。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不仅效仿美国从国家安全角度审查外商投资项目，还从“经济安全”角度对项目进行评估。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克雷•娄尔瑞指出，许多国家都在效仿CFIUS采取了一些新举措。不过，很显然，这些举措不单单审查具体交易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风险，而且还从整个行业对此项交易进行广泛地审查。
新举措实施后，面临最大挑战的要数美国跨国公司了。通常情况下，这些公司的大部分海外业务都是依托外国关联企业来进行，而不是把产自美国的商品出口至海外。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美国跨国公司出口商品额为4000亿美元，而通过海外关联企业销售的商品价值则高达2.62万亿美元。
面对全球化、尤其是海外投资所遭遇到的政治阻力，美国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都深感头痛。为此他们向外国政府展开游说，宣称虽然国家安全不容忽视，但树立壁垒将不利于其本身的投资发展，并可能影响他们投资海外的能力。金米特指出，互惠互利虽不是 CFIUS考虑的因素，但如今的投资活动已置身政治大环境中，因此外国对美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接纳程度将与他们在美国获得的投资机会相挂钩。
美国参众两院对CFIUS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并通过了各自稍有不同的提案。在涉及外国政府参与的投资项目时，参众两院都要求将审查时间从30天延长至 45天。美国或许还将通过立法允许情报机构参与审核过程，并更多的发挥国会的作用。预计两院不久将就此达成一致，布什总统也有望批准。最近布什总统发表正式声明，欢迎外国投资者来美投资，这也是15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发表这样的声明，上一次还是在老布什担任总统期间。
（WSJ，2007.7.6）
欧委会：周期性通胀风险犹存
据《香港商报》报道，欧盟委员会7月3日发布的欧元区季度报告认为，欧元区经济今年开局不错，并且前景看好。报告同时指出，欧元升值尚未对欧元区的出口造成较大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13国经济较前一季度增长了0.6%。另外根据欧盟统计局上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经修正后，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13国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3.0%。与此同时，欧元区物价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扬。欧盟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今年上半年始终维持在欧洲中央银行设定的2%的稳定目标以下，为1.8%或1.9%。但报告也指出，尽管欧元区短期内不会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但周期性的中期通胀风险依然存在。由于担心欧元区通胀率会在今年年底前走高，欧洲中央银行6月初再次将基准利率提高了0.25个百分点，达到4%。分析人士预计，欧洲央行很可能会在第三季度再度加息。
欧元区强劲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状况的持续改善。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共创造了53.3万个就业岗位，就业人数上升0.4%。失业率则屡创有纪录以来的新低。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5月的失业率为7.0%，较去年同期低了近一个百分点。正如预期，由于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自今年年初开始将增值税率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消费。但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就业状况不断好转，个人收入更有保障，且欧元区消费者信心近期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预示着欧元区消费将很快走出德国提高增值税的阴影，重新成为推动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内需因素。投资方面，欧元区第一季投资比前一季增长2.5%，为1997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大增幅。欧盟委员会据此认为，欧元区经济前景相当乐观。在5月初发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欧盟委员会将欧元区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上调了0.5个百分点，达到2.6%，略低于去年的2.7%。
报告同时指出，欧元区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表现并不理想。今年前3个月，欧元区对外贸易增长较前一季度有所下降。其中，进口增速大体维持不变，出口增速出现下降。法国等一些国家则将出口减速归咎于欧元不断升值。今年以来，欧元兑美元和日元的比价一再攀升，并维持在高位运行。但这份报告认为，欧元升值对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影响不大，其不利影响相当一部分被较好的成本控制所抵消。欧盟委员会认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实际汇率波动对欧元区出口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在2001年至2006年间，欧元也曾出现大幅升值，但实际汇率波动对欧元区出口年增长率的拉低效果仅为 0.6%，与每年平均5%的出口增长相比相当微小。欧元区部分成员国出口表现好于其他成员国也证明欧元升值影响有限。报告还指出，欧元区第一季度出口增速放缓一方面与统计原因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贸易增长步伐放慢。
（香港商报，2007.7.5）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调整政策解决内需不足
卢麒元在《香港商报》撰文称，中国内需不足，使得经济严重失衡。中国经济失衡，制造了内部流动性泛滥和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因此，中国政府面临着经济调整的沉重压力。经济调整如果仍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暂时缓解内部和外部压力，经济失衡可能不仅仅是持续，而且会急剧升级，甚至引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估计危机的爆发点可能就在两年之内。
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核心问题却很简单，那就是就业不充分。就业不充分，或者说劳动力过剩，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价格相对下降。这就产生一个严重后果，中国就业人口收入增长过于缓慢，国民消费增长缓慢。这就与迅速成长的生产能力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内部消费对GDP的贡献降低到惊人的34%。由于没有大规模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增资本没有出路，被迫挤入狭窄的资产市场，导致楼市和股市的狂涨。同时，强大的生产能力需要释放，必须进行海外低成本扩张，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生产企业构成压力，推动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内需严重不足的实质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扭曲，通过贸易方式，形成对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价格补贴。这是一种经典的国民福利转移，本应由中国国民享有的福利，大规模和持续地拱手相送全世界。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由于长期执行一种财政政策：一方面在税收上挤压劳动力收益；另一方面未能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致使中国劳动者福利长期被政策性剥夺。同时，长期执行一种奇怪的金融政策：负利率加利息税。从国民储蓄中进行二次剥夺，转移支付给政府和国有企业及大型民营企业。
上述通过贸易给予全世界的价格补贴，加上通过税收和利率政策给予机构和企业的补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劳动者的收益，直接导致内需严重不足。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现行工商管理制度，要像当年实行联产承包制一样彻底解放服务业。取消现行工商管理对服务业严格和繁琐的各种限制，取消现行工商管理对于个人和法人创业的各种限制。降低注册公司和从事商业活动的门槛，对于小商小贩，可以考虑取消牌照发放制度。限制城管、环卫、税收、市政、消防、工商等等各部门机构的过度执法，务必使服务业取得全面的开放、放开，获得迅速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且，可以重新厘定劳动力价格，使之恢复到一个合理水平。第二，全面改革现行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减轻针对劳动者的税负、收费、罚款。增加资产增值税和资本利得税。将所有涉及社会保障的支出市场化、透明化。避免目前社会保障性质的财政支出，变相转移为机构利益和企业利益。例如普及城市微利房发展政策和城市微利房禁售禁租政策、教育补贴学券制、医疗补贴实名制等等。应调高利率水平至中性（CPI＋2%），取消利息税。大力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努力推动各种小额信贷、风险投资，为服务业和创新企业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持。第三，全面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必须逐渐放弃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将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收益增长部分全部或大部转移支付给弱势群体，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加社会消费。严格限制各级政府建设性开支，特别是严格限制各级政府的大规模市容市政建设，严格限制行政费用的过快增长。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了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政府对国内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给与了极大的倾斜。这个倾斜是建立在国民福利被剥夺的基础之上的。国家对百姓欠债太多，到了该还债的时候了。建立和谐社会，首要之务，就是公平与公正。
中国的内需问题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我们不可以被人牵着鼻子，被动地走日本等后发达国家的老路。同时，中国的内需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涉及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我们不需要重复自由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老路。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调整现行政策，仍然任由国民经济在资本力量推动下，顺着惯性滚动，我们将不可避免落入经济危机的陷阱。
（香港商报，2007.7.5）
中国央行短期难以加息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经济事务评论员陈旭敏撰文认为，中国央行短期内很难加息，至少，在特别国债发行之前，很难看到中国央行加息。他提出这个观点的原因是，如果中国央行在特别国债发行之前加息，那么，中国财政部发行的15500万亿特别国债发行利率肯定会水涨船高。
虽然特别国债的发行对象目前还扑朔迷离，但最后落在中国央行毫无疑问，只是绕开中国人民银行法而已。根据中国财政部官员周三（7月4日）暗示，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国债的发行不是直接向人民银行定向发行，而是采取一定的方式，增加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
特别国债发行的焦点问题，就是发行成本问题，对于中国外汇投资公司来说，其特别国债的发行成本必须不能高于美国同期限国债的收益率水平，否则其做流动性管理时，账面上将会亏损，而根据目前美国国债收益率水平，其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约为5%左右，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为4.4%附近。利差空间非常窄小。
中国财政部选择变相向中国央行发行特别国债，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远远低于市场的利率水平，让中国央行接下这些国债；另一方面可以一次性发行这些国债，而且对于市场没有任何冲击。
很显然，在目前十年期期限国债收益率为4.4%的情况下，这些特别国债无论如果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发行，而且发行成本肯定也会高于目前的利率水平。而且，在这次特别国债发行中，中国央行也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购买特别国债，然后卖出外汇储备，从理论上，基础货币没有增加，结果仅是央行资产方科目的结构变动，负债方总量不变。更重要的是，对于央行来说，如果用这些特别国债进行正回购或现券卖出，以回笼基础货币，央行几乎没有财务支出，利息全由财政部买单；相对而言，中央银行票据的发行成本，则由央行自掏腰包，尤其是在目前铸币税日益缩窄的情况下。
但是，仅是几方利益的博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被牺牲，多少有点悲哀。无论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还是国际收支平衡，或者是本币和外币利差协调、短期利率、货币供应量、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利润调节，即使是对于一向相机抉择的中国货币政策来说，都没有用利率工具为财政部发债行方便之先河，虽然此前中国央行也会用公开市场引导市场利率。
事实上，无论从物价看、还是固定资产投资看，按照中国经济的传统决策思路，中国央行加息都势在必行，只是时间选择问题，尤其是在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有气无力的背景下，利率工具显然成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独子”。当然，这个货币政策工具未必有效。
但是，对于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央行来说，既然能有魄力把绕道中国人民银行法而行，那利率工具为特别国债发行成本推后又算些什么呢，至少可以美其名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FT中文网，2007.07.05）
（以上信息均采自公开媒体报道或研究报告，不代表本课题组意见，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摘编：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7年第49期（总第776期） 2007年7月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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