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7年第8期（总第735期）2007年1月30日（星期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从达沃斯看世界经济热点
1 月24到28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论坛聚集了2400多名全球最具权威的人士。这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变化中的力量格局”（The Shifting Power Equation），综合论坛之上和论坛之外的声音，我们归纳了这届论坛的讨论热点，主要包括全球变暖、全球经济平衡、经济全球化等，供读者参考。
全球变暖正在危害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态度坚决
人民网环保频道2007年01月29日的报道指出，1月25日，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专家们称，发展中国家正承受着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危害，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全球变暖买单。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说，他们希望美国、欧盟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对他们工厂和汽车排放的温室气体负起责任。他们还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经济的权力，即使结果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印度的电信业巨头巴拉特企业（Bharti Enterprises）的董事长苏尼·巴拉特·米塔（Sunil Bharti Mittal）说：“我们有十亿人口，我们当然会消耗许多资源并产生排放。我们需要技术，需要资金。”
与会者投票显示，气候变化最可能在未来几年给全球带来影响，同时，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也都表示尚未作好准备。
来自富国的领导人已经公开承认，需要对已经遭受全球变暖影响的国家采取行动，但是，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他们并未做出承诺。大不列颠乐施会（Oxfam Britain）会长芭芭拉·斯托金（Barbara Stocking）说，由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呼声高涨，穷人受到的影响更显著。穷国更容易受到全球变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暴雨、洪水和干旱都会使非洲、阿富汗、海地以及其他地区的耕地消失或令农田难以持续耕种。斯托金在达沃斯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给穷国人民带来的打击更早更严重。除了为穷国提供大量的资金来应对这些影响，斯托金还说，应该给发展中国家一定的宽限政策，让他们发展工业创造财富。
世界银行高级价值和道德规范顾问卡瑟琳·马歇尔（Katherine Marshall）称，如果由于全球变暖而让穷国放弃发展，从理论和实际上无法让人接受。她通过电子邮件告诉路透社：“理性的发展手段是发展新技术并将新技术在穷国和富国使用。”
英国政府气候变化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称，国际援助能够对穷国产生一定的帮助。他在达沃斯告诉路透社电视台：“不是说停止增长，而是换一种方式。”他说，确保低排放技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使用是很关键的。他补充说：“我想富国应该承担大部分成本。”
其他人指出，西方国家应该采用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这将能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巴西发展、工业和贸易部长路易斯·费尔南多·弗尔兰（Luiz Fernando Furlan）说：“我们也许应该成立一个国际课题组对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进行监督，同时也对美国这类没有减排承诺，但必须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进行监督。”
全球经济寻找再平衡
全球经济重新平衡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财经》网络版1月26日的报道说，在一场汇集了美国副财长蒂姆·亚当斯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讨论会上，“如何持续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 成为关注焦点。中国自身经济失衡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则成为最令与会者担忧的问题，而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业被寄予厚望。
在回答《财经》提问时，亚当斯说，他认为金融服务业是解决全球和中国经济失衡的重要推动力量。他说，中国每年接受600-7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在包括金融服务等领域仍旧开放不足。而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则会给中国人带来更多金融工具，有利于促进消费，重新平衡经济。
在回答中国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高西庆关于美国对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业的问题时，亚当斯指出，美国金融市场对外是开放的，惟一的条件是达到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一旦外国金融机构在资本、风险控制及反洗钱等方面达到监管要求，就完全可能获批。亚当斯承认，中美之间经济失衡是双方的问题，美国也在着手从自身角度迎接这个挑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改变中美两国人民的储蓄习惯。对中国是要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美国则正好相反”。同时，他称赞2006年年底开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对两国加强沟通、促进协作非常重要。
“不论正确与否，在美国的眼中，中国就是代表全球化的面孔。”在美国财政部对华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当斯，一语道出了美国对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复杂心态。亚当斯和罗奇都指出，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倾向正处于上升状态，民主党在2006年年底的选举中入主国会两院后尤为如此。亚当斯说，新选入国会的30多名议员大多数持反对自由贸易立场，而普通美国人中对自由贸易表示支持的比例也由10年前的60%减少至40%。罗奇说，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最令他感到担忧的就是美国国会中的反华情绪。
亚当斯对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目标非常赞同，认为两国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分配并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并且把更多的全球经济成员引入有关解决全球失衡的对话中来。
摩根士丹利的罗奇对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非常不以为然：“80%的GDP聚集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两个产业，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不平衡的。”他说，中国下一步发展一定要摆脱这个模式。他也赞同中国政府提出的刺激国内消费的计划，但认为在中国当前社会保障网络缺失的情况下，这种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效。如果中国无法摆脱目前的增长模式，则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给经济造成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中国经济的区域化更令中央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难以生效。
另据该杂志网络版报道，在1月26日的世界经济论坛“诺贝尔之夜”的分论坛上，《财经》记者对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进行了专访。
对于《财经》记者“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明显加强了，这是暂时现象还是可以一直持续”的问题，斯蒂格利茨表示，这不是暂时的。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全球力量的再平衡。中国、印度和巴西正在快速发展并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概25年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将超过美国。他还认为，这些经济体有能力适应下一阶段的发展。并对于他们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表示乐观。
至于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看待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的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随着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经济体，它需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些新兴经济体愿意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是，G8还没有邀请中国加入。G8这个组织已经不合时宜。它应该把中国以及其他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囊括进来。而其余的国家需要表现出弹性和适应性。经济图景永远都在变化。美国跟25年前相比已经更加开放了，它在一些领域很有竞争力，但在其他一些领域则不是。
另外，1月27日，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针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提出了与当前世界主流观点背道而驰的意见：经济失衡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不令他感到吃惊或担忧。
“我认为，中国储蓄多于消费是有理由的”，现年74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费尔普斯对《财经》表示。他说，中国政府乐于在海外购买高流动性的资产，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预防出现危机，这实际上对美国也有好处。而中国消费者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了解并愿意购买西方产品，且中国消费者借贷并不像美国人那么容易。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十年将其经济规模扩大三倍，因此仍旧需要大量投资。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改善金融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并培养出大量精明的经理人才。
“全球经济失衡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经济体比较健康、富有活力，其他经济并非如此”，费尔普斯认为，因此资本正在离开相对缺乏活力的西欧，而揣满石油美元的中东国家缺乏创业精神，不知道如何投资他们的财富，同样把资本投向亚洲和中国。但是，他也告诫说，当投资回报率低于人口增长率或科技发展的速度时，就让人们怀疑储蓄和投资率是过高了。
对于中国能否在高增长率下保持低通货膨胀率，费尔普斯说，中国的高增长率未必一定带来高通胀，这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和人们对货币政策的信心。“整个世界都面对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偏高的压力，这就意味着工资没有多少上升空间。如果央行能够正确控制局势，给人们合适的期望值或者信心，就能控制通货膨胀。”
对于美国 2007年经济前景，费尔普斯说他同意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也许增长率达不到近年来的高水平，但仍旧会是健康增长的一年。首先，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替代能源，因此，高油价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小。其次，美国房地产业的投资虽然减少，但其他商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可以抵消其影响，而且，房地产业收缩的势头似乎已经停滞。他认为，美国和欧洲的良好增长态势也许会从中国转移走部分资金，但其规模还不足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影响。
与其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相比，费尔普斯对全球化的看法较为乐观，也更为宽容。他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型市场国家和工业国家的相对价格差能够使利率保持在低水平，这对经济增长和创新都有好处。与此同时，工业国家的中产阶级收入相对下降，在费尔普斯看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全球化导致中低层次的工作流失，科技创新同样导致中低层次工作流失。世界就是如此，有得就有失”，费尔普斯认为，斯蒂格利茨没能充分认识到全球化积极的一面。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乐观
2007全球经济增长乐观
据《财经》网络版1月27日报道，在达沃斯论坛1月27日上午的重要环节——“2007年全球展望”上，来自美欧印等国的金融、财政监管机构官员异口同声地对本地区2007年的经济前景作出了乐观的预测。在他们看来，尽管长期、结构性的风险仍旧存在，但2006年各主要经济体的强势增长将在未来一年得以延续。美欧仍存在通货膨胀的趋势，但还未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基米特（Robert Kimmit）认为，美国经济在2007年将保持坚实增长势头，保持低失业率，持续制造就业，通货膨胀适度。他说，美国经济2006年整体情况喜人，当年早些时候经济放缓是由于楼市走软，但仍未影响个人消费支出；而且美国楼市已经出现回稳的迹象。他指出，美国政府将在2月1日提出年度预算，计划在2012年前平衡收支。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对欧洲表达了同样乐观的情绪。他认为，欧洲今年可能达到甚至超过2%的增长潜力。他说，自欧元诞生以来，欧洲已经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岗位，比同期美国的表现还好。但欧洲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他表示，欧洲仍存在通货膨胀，而且他认为世界各国央行都应该关注通胀风险。
与上述监管机构官员相比，与会的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显得更加谨慎。“这个论坛也许过于乐观了，”他说。他同意2007年将是强劲增长的一年，但强调指出三个全球性风险因素：国际贸易不平衡在扩大，石油美元占整个失衡规模的45%；过度的流动性导致金融风险增加，尤其是美欧的衍生品投资流向亚洲，而后者仍旧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此外是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倾向。
朱民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7年有望增加2000亿美元。他重申了中国政府在解决经济失衡问题中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并强调了中国政府在改革道路上面临的挑战：收入差距扩大，投资占GDP比例过高，政府宏观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等等。
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阿赫鲁瓦利亚（Montek S. Ahluwalia）说，印度在过去三年增长率超过8%的基础上，计划在未来五年把增长率提高到10%。他认为，印度的投资在源源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支持下，能够得以持续。同时，印度的银行更加健康，风险得以摊薄。唯一令他感到担忧的风险因素包括多哈回合可能的失败，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和供给风险。“其他一切金融风险都能够克服。”
另外，在关于未来全球房地产市场走势的讨论中，论坛发言嘉宾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政府采用适当的公共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英等发达国家的不动产价格在经历近十年的持久性牛市后，开始走上一段下坡路。房价会稳步地调整抑或出现剧烈下跌？日本楼市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悲剧能否避免？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希勒（Robert Shiller）认为，美国主要城市的房价长期保持了年均10%的升幅，楼市的财富效应甚至比股市更加突出。他同时强调，保持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运转，需要恰当的政策环境。举例说，日本在泡沫破裂后房价的长期低迷，就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他说，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以保证“居者有其屋”，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更有动力这样做。
在回答《财经》杂志记者提出的关于中国房地产走向问题时，希勒教授指出，中国未来房价的走势应该和宏观经济前景密切相关。如果中国经济每年都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房价当然会跟着上涨。但是，他也委婉地提醒，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人们都有不理性的一面，中国因该对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迹象保持警惕。
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Barney Frank）说，“我不认为每年3至5个百分点的房价下跌称得上是‘泡沫破裂’，美国现在的房价的确过高。如果一些美国大城市的房价下跌10%，应当被看作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美国现在的公共政策有利于有房者群体，而不利于租房者群体，也就是说是偏向富人的。弗兰克主张美国政府应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福利。
日本野村证券董事长氏家纯一则表示，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与政府和中央银行间缺乏政策协调有很大关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脱钩加剧了国内资产价格的膨胀。政府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应深入到干预具体地区的价格，而应当注意同中央银行协调，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作用。
德国央行行长韦伯（Axel Weber）也有相似看法。他提出，货币政策的调整不能只关注消费价格和经济周期的因素，也要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因素考虑在内。不能只关注纳入消费价格指数的房租价格，也要关注房屋价格的变化。韦伯说，市场机制的对房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但通常会有一个时滞。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助于减轻这种波动，特别是对于那些流动性扩张引起的泡沫而言。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革与挑战
谁是全球化的赢家
《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28日文章指出，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充满了对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论坛主题是“变化中的力量格局”，经济方面主要讨论全球经济增长的隐忧并探寻应对之策，包括能源价格上涨、金融领域风险，以及美国经济不平衡等。
参会的商界领导人和学者认为，延续多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势头将持续下去。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全球失衡状况正在经历良性调整，包括美国投资的提高和中国消费的提升。而更重大的影响是，以亚洲国家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历史上首次占据了全球经济的半壁河山。
高盛集团此前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s）概念，使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迅速在资本市场走红。有关人士预测，200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5%，印度为6.6%，俄罗斯为6.1%，巴西为3.5%。高盛集团认为，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有益于全球经济。中国国务委员华建敏25日致辞时指出，2006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增长较快、效益较好、物价较低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约10.7%，进出口总额增长23.8%。
不过美国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总裁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的“盛世危言”也不能被忽视。鲁比尼称，在全球经济的旺盛表面之下潜伏着三个不利因素：一是势头仍然不减的房地产业衰退趋势，二是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三是油价可能反弹到每桶60美元。他说，美国人正在“像使用自动提款机一样使用他们的房子”来支撑自己的高消费，这可能导致信贷紧缩和银行业危机，随之可能发生公司投资下降等，这些都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影响。
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发动机的美国，从去年开始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去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6%、2.6%和 2.2%。1月17日美联储公布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处在"温和"扩张期，但美国房地产市场状况和汽车销售市场不佳。“褐皮书”对美国各地经济活动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开支继续扩大，劳动力市场趋向“紧凑”。同时美国通货膨胀率去年12月出现反弹。
德意志银行证券驻美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胡珀（Peter Hooper）在1月25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电话采访时指出，美国经济的放慢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可能也出现某种程度的放慢。美国经济增长率放慢，显示美国进口需求降低，亚洲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长放慢，以及亚洲国家工业生产的下降，尤其是中国。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等国家的出口一直在增加，胡珀预计，中美双边的贸易关系将继续发展并加强。中国的收入水平增加，需求也在增加，将对美国的出口有利。但是如果美国想减少巨大的外部赤字，出口的增加速度应当比目前更快。目前存在的全球失衡状况难以维系，胡珀说，中国的消费水平将提升到更高水平，中国将希望停止对美国消费者的补贴，而美国最终也将更依赖于其国内的生产。
全球化究竟有多好？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7年1月26日发表马库斯·沃尔克（Marcus Walker）的文章指出，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的政界和商界领袖们多年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条：全球化是件好事。总的来说，这种看法仍是对的。但今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开始嘀咕：对于普通工薪族以及失业人员来说，全球化是否算件好事。
达沃斯今年新出现了一种谨慎看法：全球化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有益。工资止步不前、饭碗日益不牢，这一现实正在发达国家中形成一股对商品、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人员跨境流动的普遍失望之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公众的这种担忧有可能发展成一股政治阻力，从而激发贸易保护主义，至少也会导致今后更难达成内容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
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存在焦虑之情，因为我们遇到了一批10年或15年之前根本不存在的竞争对手。”她说，发达国家的政府必须规劝本国的中产阶级，要他们勇于面对持续的变革和挑战，这些人已经习惯了战后数十年来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默克尔是周三抵达达沃斯的。
从理论上说，较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是因为它们赢得了为富国生产低成本产品的工作机会。而富国之所以也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是因为它们不仅能买到便宜的进口产品，还获得了向新兴经济体提供机器设备等较复杂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机会。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说，全球化的第一拨受益者是全体大众，而第二拨受益者则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人，仅有一把子力气是无济于事了。通过威胁说要将生产业务迁移至海外，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公司多年来一直能成功抑制工人的工资涨幅。罗奇说，过去10年中，美国实际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大约只有劳动生产率增幅的一半。原因很简单：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阵营国家融入全球化大潮，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地区的企业在投资地域上有了更多选择。这使它们在与本国工人讨价还价时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院长劳拉·泰森（Laura Tyson）说，由于争夺就业岗位的人增多了，工资水平因而受到了抑制。其结果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属于企业利润的那一块越来越大，而属于工人收入的那一块则越来越小。因此，劳工的焦虑感正成为影响美国等国选举的一个因素。
前来达沃斯出席会议的其他一些人士则认为，资本与劳动力的矛盾并非问题所在，问题真正出在科技和贸易形态的改变使高技能劳动力日益紧俏，市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则日益减少。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罗戈夫（Ken Rogoff）说，技能型工人的工资在迅速增长，而近几十年来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得非常缓慢。
许多前往达沃斯的商界人士无疑都认为，问题出在人们的感觉上，担心国际贸易会影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人是在杞人忧天。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长伊斯德（E. Neville Isdell）问道：“我们怎样做才能使政客们明白水涨船必高的道理？”他说，在政治领域，利益集团的声音能压过对全社会共同利益的考量。伊斯德说，我们必须能用一种不那么学术性的方式来解释全球化的益处。他希望，当美国公司将部分就业岗位转移到中国时美国政府能站出来做这件事，告诉人们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使更多新就业岗位在美国被创造出来。伊斯德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人们对就业安全日益感到焦虑之际，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却一直保持在低水平。
许多前来达沃斯与会的人都同意，问题出在西方社会的工人跟不上当今社会的变革步伐上，当前的现实是就业机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工作技能很快就会过时。美林公司的副董事长威廉·麦克多诺（William McDonough）说，必须从学前教育起提高整个教育体系的水平。但他也承认，提高教育水平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帮不上那些当前就倍感全球竞争压力的人。麦克多诺说，向失业工人提供更多援助是一种短期内就能见效的策略。他说：“我认为社会应该向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提供更多帮助。”他还说，这类帮助应得到政府的支持。
其他支持措施还包括北欧式的工人再培训项目等。网上经济顾问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的董事长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加大公共领域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量。”
新兴经济体的下一个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1月24日的一篇报道说道，远在投身新闻业之前，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兼《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说过，“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切”的话。如今，他的话几乎被奉为真理。
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生的产出量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更为迅速的增长，能够使经济体在不加剧通胀的情况下更快地扩张，提高生活水平，或者使国家可以选择少工作、同时不会使收入下降。几乎每个政治家在当选时，都会承诺提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在欧洲，过去10 年间提高生活水平（以人均GDP衡量）一直特别困难，美国已远远走在了前面。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研究人员进行的谨慎研究表明，原因十分简单：生产率增长乏力。
1987年至 1995年间，以每小时产生的GDP计算，原欧盟（EU）15国平均年生产率增速为2.2%，相比之下，美国增长缓慢，仅为1.1%。因此，在欧洲人在少工作、多玩乐的情况下，欧洲和美国生活水平的差距还能保持相对稳定。面对那些操劳过度、健康状况较差的美国人，欧洲人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但是，在1995年到2006年之间，美国年均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到2.3%，而欧洲则降至1.4%。欧洲人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人，而两者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也同样巨大，这使得欧洲政府官员忙于撰写越来越多的报告，论述如何扭转最近的这些趋势。
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最新出版的大企业联合会2006年初步结论表明，美国经济走弱的风险最大。适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召开，美国2006年生产率增长为10多年来最低水平，经济动力正转向东欧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
如果算上经济产出、消费、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每小时GDP可能要高出很多，但是，增长明显转移到了东欧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自1995年以来，欧盟12个新成员国（主要是东欧国家）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将近4%。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年生产率增速超过了10%，而印度的生产率增速也提高到了5.2%。
谈到美国的前景，大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盖尔·弗斯勒（Gail Fosler）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10年周期的衰退期，这个周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未来几年，我们不得不应对收益递减的问题。”她表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刺激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繁荣正日渐消逝。尽管她相信，第二轮高回报将会出现，但在此之前，美国也许不得不忍受一个“暂停期”。与此同时，美国的潜在增长将会放缓，通胀压力将会加大，使美联储（Fed）无法采取降息举措，以应对经济动力衰减的局面。她指出：“确切地说，这并不是滞胀，而是一种与很多年都不一样、情况更为糟糕的经济状况。”
在欧洲，尽管2006年情况较好，生产率的趋势增长仍相当疲弱。格罗宁根大学的巴特·凡·阿克教授（Professor Bart van Ark）相信，“没有迹象”表明欧洲大陆已经发生了转变。地中海国家的表现最差。尽管近年来西班牙和其它一些国家努力大幅提高了就业，但增加的就业机会却是在低技能领域，降低了平均生产率。
不过，新兴经济体的机遇和发达世界面临的挑战，并非生产率故事的全部。大企业联合会的研究称，在即将来临的时代，新兴经济体不能再单纯通过把工人从农业等低附加值行业转移到制造业，来获取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回报。“巨大的转移效应行将耗尽。”如果真是如此，达沃斯的“变化中的力量格局”主题与看上去相比，就有着更多的细微差异。新兴经济体不能坐等繁荣到来 ——它们必须努力付出，才能保持自己近来获得的成功。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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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正在危害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态度坚决
人民网环保频道2007年01月29日的报道指出，1月25日，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专家们称，发展中国家正承受着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危害，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全球变暖买单。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说，他们希望美国、欧盟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对他们工厂和汽车排放的温室气体负起责任。他们还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经济的权力，即使结果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印度的电信业巨头巴拉特企业（Bharti Enterprises）的董事长苏尼·巴拉特·米塔（Sunil Bharti Mittal）说：“我们有十亿人口，我们当然会消耗许多资源并产生排放。我们需要技术，需要资金。”
与会者投票显示，气候变化最可能在未来几年给全球带来影响，同时，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也都表示尚未作好准备。
来自富国的领导人已经公开承认，需要对已经遭受全球变暖影响的国家采取行动，但是，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他们并未做出承诺。大不列颠乐施会（Oxfam Britain）会长芭芭拉·斯托金（Barbara Stocking）说，由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呼声高涨，穷人受到的影响更显著。穷国更容易受到全球变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暴雨、洪水和干旱都会使非洲、阿富汗、海地以及其他地区的耕地消失或令农田难以持续耕种。斯托金在达沃斯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给穷国人民带来的打击更早更严重。除了为穷国提供大量的资金来应对这些影响，斯托金还说，应该给发展中国家一定的宽限政策，让他们发展工业创造财富。
世界银行高级价值和道德规范顾问卡瑟琳·马歇尔（Katherine Marshall）称，如果由于全球变暖而让穷国放弃发展，从理论和实际上无法让人接受。她通过电子邮件告诉路透社：“理性的发展手段是发展新技术并将新技术在穷国和富国使用。”
英国政府气候变化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称，国际援助能够对穷国产生一定的帮助。他在达沃斯告诉路透社电视台：“不是说停止增长，而是换一种方式。”他说，确保低排放技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使用是很关键的。他补充说：“我想富国应该承担大部分成本。”
其他人指出，西方国家应该采用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这将能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巴西发展、工业和贸易部长路易斯·费尔南多·弗尔兰（Luiz Fernando Furlan）说：“我们也许应该成立一个国际课题组对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进行监督，同时也对美国这类没有减排承诺，但必须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进行监督。”
全球经济寻找再平衡
全球经济重新平衡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财经》网络版1月26日的报道说，在一场汇集了美国副财长蒂姆·亚当斯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讨论会上，“如何持续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 成为关注焦点。中国自身经济失衡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则成为最令与会者担忧的问题，而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业被寄予厚望。
在回答《财经》提问时，亚当斯说，他认为金融服务业是解决全球和中国经济失衡的重要推动力量。他说，中国每年接受600-7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在包括金融服务等领域仍旧开放不足。而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则会给中国人带来更多金融工具，有利于促进消费，重新平衡经济。
在回答中国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高西庆关于美国对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业的问题时，亚当斯指出，美国金融市场对外是开放的，惟一的条件是达到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一旦外国金融机构在资本、风险控制及反洗钱等方面达到监管要求，就完全可能获批。亚当斯承认，中美之间经济失衡是双方的问题，美国也在着手从自身角度迎接这个挑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改变中美两国人民的储蓄习惯。对中国是要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美国则正好相反”。同时，他称赞2006年年底开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对两国加强沟通、促进协作非常重要。
“不论正确与否，在美国的眼中，中国就是代表全球化的面孔。”在美国财政部对华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当斯，一语道出了美国对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复杂心态。亚当斯和罗奇都指出，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倾向正处于上升状态，民主党在2006年年底的选举中入主国会两院后尤为如此。亚当斯说，新选入国会的30多名议员大多数持反对自由贸易立场，而普通美国人中对自由贸易表示支持的比例也由10年前的60%减少至40%。罗奇说，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最令他感到担忧的就是美国国会中的反华情绪。
亚当斯对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目标非常赞同，认为两国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分配并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并且把更多的全球经济成员引入有关解决全球失衡的对话中来。
摩根士丹利的罗奇对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非常不以为然：“80%的GDP聚集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两个产业，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不平衡的。”他说，中国下一步发展一定要摆脱这个模式。他也赞同中国政府提出的刺激国内消费的计划，但认为在中国当前社会保障网络缺失的情况下，这种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效。如果中国无法摆脱目前的增长模式，则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给经济造成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中国经济的区域化更令中央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难以生效。
另据该杂志网络版报道，在1月26日的世界经济论坛“诺贝尔之夜”的分论坛上，《财经》记者对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进行了专访。
对于《财经》记者“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明显加强了，这是暂时现象还是可以一直持续”的问题，斯蒂格利茨表示，这不是暂时的。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全球力量的再平衡。中国、印度和巴西正在快速发展并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概25年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将超过美国。他还认为，这些经济体有能力适应下一阶段的发展。并对于他们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表示乐观。
至于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看待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的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随着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经济体，它需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些新兴经济体愿意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是，G8还没有邀请中国加入。G8这个组织已经不合时宜。它应该把中国以及其他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囊括进来。而其余的国家需要表现出弹性和适应性。经济图景永远都在变化。美国跟25年前相比已经更加开放了，它在一些领域很有竞争力，但在其他一些领域则不是。
另外，1月27日，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针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提出了与当前世界主流观点背道而驰的意见：经济失衡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不令他感到吃惊或担忧。
“我认为，中国储蓄多于消费是有理由的”，现年74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费尔普斯对《财经》表示。他说，中国政府乐于在海外购买高流动性的资产，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预防出现危机，这实际上对美国也有好处。而中国消费者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了解并愿意购买西方产品，且中国消费者借贷并不像美国人那么容易。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十年将其经济规模扩大三倍，因此仍旧需要大量投资。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改善金融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并培养出大量精明的经理人才。
“全球经济失衡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经济体比较健康、富有活力，其他经济并非如此”，费尔普斯认为，因此资本正在离开相对缺乏活力的西欧，而揣满石油美元的中东国家缺乏创业精神，不知道如何投资他们的财富，同样把资本投向亚洲和中国。但是，他也告诫说，当投资回报率低于人口增长率或科技发展的速度时，就让人们怀疑储蓄和投资率是过高了。
对于中国能否在高增长率下保持低通货膨胀率，费尔普斯说，中国的高增长率未必一定带来高通胀，这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和人们对货币政策的信心。“整个世界都面对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偏高的压力，这就意味着工资没有多少上升空间。如果央行能够正确控制局势，给人们合适的期望值或者信心，就能控制通货膨胀。”
对于美国 2007年经济前景，费尔普斯说他同意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也许增长率达不到近年来的高水平，但仍旧会是健康增长的一年。首先，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替代能源，因此，高油价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小。其次，美国房地产业的投资虽然减少，但其他商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可以抵消其影响，而且，房地产业收缩的势头似乎已经停滞。他认为，美国和欧洲的良好增长态势也许会从中国转移走部分资金，但其规模还不足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影响。
与其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相比，费尔普斯对全球化的看法较为乐观，也更为宽容。他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型市场国家和工业国家的相对价格差能够使利率保持在低水平，这对经济增长和创新都有好处。与此同时，工业国家的中产阶级收入相对下降，在费尔普斯看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全球化导致中低层次的工作流失，科技创新同样导致中低层次工作流失。世界就是如此，有得就有失”，费尔普斯认为，斯蒂格利茨没能充分认识到全球化积极的一面。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乐观
2007全球经济增长乐观
据《财经》网络版1月27日报道，在达沃斯论坛1月27日上午的重要环节——“2007年全球展望”上，来自美欧印等国的金融、财政监管机构官员异口同声地对本地区2007年的经济前景作出了乐观的预测。在他们看来，尽管长期、结构性的风险仍旧存在，但2006年各主要经济体的强势增长将在未来一年得以延续。美欧仍存在通货膨胀的趋势，但还未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基米特（Robert Kimmit）认为，美国经济在2007年将保持坚实增长势头，保持低失业率，持续制造就业，通货膨胀适度。他说，美国经济2006年整体情况喜人，当年早些时候经济放缓是由于楼市走软，但仍未影响个人消费支出；而且美国楼市已经出现回稳的迹象。他指出，美国政府将在2月1日提出年度预算，计划在2012年前平衡收支。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对欧洲表达了同样乐观的情绪。他认为，欧洲今年可能达到甚至超过2%的增长潜力。他说，自欧元诞生以来，欧洲已经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岗位，比同期美国的表现还好。但欧洲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他表示，欧洲仍存在通货膨胀，而且他认为世界各国央行都应该关注通胀风险。
与上述监管机构官员相比，与会的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显得更加谨慎。“这个论坛也许过于乐观了，”他说。他同意2007年将是强劲增长的一年，但强调指出三个全球性风险因素：国际贸易不平衡在扩大，石油美元占整个失衡规模的45%；过度的流动性导致金融风险增加，尤其是美欧的衍生品投资流向亚洲，而后者仍旧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此外是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倾向。
朱民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7年有望增加2000亿美元。他重申了中国政府在解决经济失衡问题中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并强调了中国政府在改革道路上面临的挑战：收入差距扩大，投资占GDP比例过高，政府宏观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等等。
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阿赫鲁瓦利亚（Montek S. Ahluwalia）说，印度在过去三年增长率超过8%的基础上，计划在未来五年把增长率提高到10%。他认为，印度的投资在源源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支持下，能够得以持续。同时，印度的银行更加健康，风险得以摊薄。唯一令他感到担忧的风险因素包括多哈回合可能的失败，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和供给风险。“其他一切金融风险都能够克服。”
另外，在关于未来全球房地产市场走势的讨论中，论坛发言嘉宾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政府采用适当的公共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英等发达国家的不动产价格在经历近十年的持久性牛市后，开始走上一段下坡路。房价会稳步地调整抑或出现剧烈下跌？日本楼市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悲剧能否避免？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希勒（Robert Shiller）认为，美国主要城市的房价长期保持了年均10%的升幅，楼市的财富效应甚至比股市更加突出。他同时强调，保持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运转，需要恰当的政策环境。举例说，日本在泡沫破裂后房价的长期低迷，就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他说，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以保证“居者有其屋”，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更有动力这样做。
在回答《财经》杂志记者提出的关于中国房地产走向问题时，希勒教授指出，中国未来房价的走势应该和宏观经济前景密切相关。如果中国经济每年都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房价当然会跟着上涨。但是，他也委婉地提醒，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人们都有不理性的一面，中国因该对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迹象保持警惕。
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Barney Frank）说，“我不认为每年3至5个百分点的房价下跌称得上是‘泡沫破裂’，美国现在的房价的确过高。如果一些美国大城市的房价下跌10%，应当被看作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美国现在的公共政策有利于有房者群体，而不利于租房者群体，也就是说是偏向富人的。弗兰克主张美国政府应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福利。
日本野村证券董事长氏家纯一则表示，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与政府和中央银行间缺乏政策协调有很大关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脱钩加剧了国内资产价格的膨胀。政府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应深入到干预具体地区的价格，而应当注意同中央银行协调，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作用。
德国央行行长韦伯（Axel Weber）也有相似看法。他提出，货币政策的调整不能只关注消费价格和经济周期的因素，也要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因素考虑在内。不能只关注纳入消费价格指数的房租价格，也要关注房屋价格的变化。韦伯说，市场机制的对房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但通常会有一个时滞。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助于减轻这种波动，特别是对于那些流动性扩张引起的泡沫而言。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革与挑战
谁是全球化的赢家
《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28日文章指出，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充满了对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论坛主题是“变化中的力量格局”，经济方面主要讨论全球经济增长的隐忧并探寻应对之策，包括能源价格上涨、金融领域风险，以及美国经济不平衡等。
参会的商界领导人和学者认为，延续多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势头将持续下去。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全球失衡状况正在经历良性调整，包括美国投资的提高和中国消费的提升。而更重大的影响是，以亚洲国家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历史上首次占据了全球经济的半壁河山。
高盛集团此前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s）概念，使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迅速在资本市场走红。有关人士预测，200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5%，印度为6.6%，俄罗斯为6.1%，巴西为3.5%。高盛集团认为，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有益于全球经济。中国国务委员华建敏25日致辞时指出，2006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增长较快、效益较好、物价较低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约10.7%，进出口总额增长23.8%。
不过美国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总裁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的“盛世危言”也不能被忽视。鲁比尼称，在全球经济的旺盛表面之下潜伏着三个不利因素：一是势头仍然不减的房地产业衰退趋势，二是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三是油价可能反弹到每桶60美元。他说，美国人正在“像使用自动提款机一样使用他们的房子”来支撑自己的高消费，这可能导致信贷紧缩和银行业危机，随之可能发生公司投资下降等，这些都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影响。
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发动机的美国，从去年开始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去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6%、2.6%和 2.2%。1月17日美联储公布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处在"温和"扩张期，但美国房地产市场状况和汽车销售市场不佳。“褐皮书”对美国各地经济活动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开支继续扩大，劳动力市场趋向“紧凑”。同时美国通货膨胀率去年12月出现反弹。
德意志银行证券驻美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胡珀（Peter Hooper）在1月25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电话采访时指出，美国经济的放慢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可能也出现某种程度的放慢。美国经济增长率放慢，显示美国进口需求降低，亚洲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长放慢，以及亚洲国家工业生产的下降，尤其是中国。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等国家的出口一直在增加，胡珀预计，中美双边的贸易关系将继续发展并加强。中国的收入水平增加，需求也在增加，将对美国的出口有利。但是如果美国想减少巨大的外部赤字，出口的增加速度应当比目前更快。目前存在的全球失衡状况难以维系，胡珀说，中国的消费水平将提升到更高水平，中国将希望停止对美国消费者的补贴，而美国最终也将更依赖于其国内的生产。
全球化究竟有多好？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7年1月26日发表马库斯·沃尔克（Marcus Walker）的文章指出，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的政界和商界领袖们多年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条：全球化是件好事。总的来说，这种看法仍是对的。但今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开始嘀咕：对于普通工薪族以及失业人员来说，全球化是否算件好事。
达沃斯今年新出现了一种谨慎看法：全球化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有益。工资止步不前、饭碗日益不牢，这一现实正在发达国家中形成一股对商品、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人员跨境流动的普遍失望之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公众的这种担忧有可能发展成一股政治阻力，从而激发贸易保护主义，至少也会导致今后更难达成内容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
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存在焦虑之情，因为我们遇到了一批10年或15年之前根本不存在的竞争对手。”她说，发达国家的政府必须规劝本国的中产阶级，要他们勇于面对持续的变革和挑战，这些人已经习惯了战后数十年来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默克尔是周三抵达达沃斯的。
从理论上说，较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是因为它们赢得了为富国生产低成本产品的工作机会。而富国之所以也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是因为它们不仅能买到便宜的进口产品，还获得了向新兴经济体提供机器设备等较复杂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机会。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说，全球化的第一拨受益者是全体大众，而第二拨受益者则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人，仅有一把子力气是无济于事了。通过威胁说要将生产业务迁移至海外，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公司多年来一直能成功抑制工人的工资涨幅。罗奇说，过去10年中，美国实际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大约只有劳动生产率增幅的一半。原因很简单：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阵营国家融入全球化大潮，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地区的企业在投资地域上有了更多选择。这使它们在与本国工人讨价还价时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院长劳拉·泰森（Laura Tyson）说，由于争夺就业岗位的人增多了，工资水平因而受到了抑制。其结果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属于企业利润的那一块越来越大，而属于工人收入的那一块则越来越小。因此，劳工的焦虑感正成为影响美国等国选举的一个因素。
前来达沃斯出席会议的其他一些人士则认为，资本与劳动力的矛盾并非问题所在，问题真正出在科技和贸易形态的改变使高技能劳动力日益紧俏，市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则日益减少。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罗戈夫（Ken Rogoff）说，技能型工人的工资在迅速增长，而近几十年来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得非常缓慢。
许多前往达沃斯的商界人士无疑都认为，问题出在人们的感觉上，担心国际贸易会影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人是在杞人忧天。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长伊斯德（E. Neville Isdell）问道：“我们怎样做才能使政客们明白水涨船必高的道理？”他说，在政治领域，利益集团的声音能压过对全社会共同利益的考量。伊斯德说，我们必须能用一种不那么学术性的方式来解释全球化的益处。他希望，当美国公司将部分就业岗位转移到中国时美国政府能站出来做这件事，告诉人们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使更多新就业岗位在美国被创造出来。伊斯德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人们对就业安全日益感到焦虑之际，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却一直保持在低水平。
许多前来达沃斯与会的人都同意，问题出在西方社会的工人跟不上当今社会的变革步伐上，当前的现实是就业机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工作技能很快就会过时。美林公司的副董事长威廉·麦克多诺（William McDonough）说，必须从学前教育起提高整个教育体系的水平。但他也承认，提高教育水平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帮不上那些当前就倍感全球竞争压力的人。麦克多诺说，向失业工人提供更多援助是一种短期内就能见效的策略。他说：“我认为社会应该向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提供更多帮助。”他还说，这类帮助应得到政府的支持。
其他支持措施还包括北欧式的工人再培训项目等。网上经济顾问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的董事长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加大公共领域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量。”
新兴经济体的下一个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1月24日的一篇报道说道，远在投身新闻业之前，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兼《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说过，“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切”的话。如今，他的话几乎被奉为真理。
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生的产出量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更为迅速的增长，能够使经济体在不加剧通胀的情况下更快地扩张，提高生活水平，或者使国家可以选择少工作、同时不会使收入下降。几乎每个政治家在当选时，都会承诺提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在欧洲，过去10 年间提高生活水平（以人均GDP衡量）一直特别困难，美国已远远走在了前面。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研究人员进行的谨慎研究表明，原因十分简单：生产率增长乏力。
1987年至 1995年间，以每小时产生的GDP计算，原欧盟（EU）15国平均年生产率增速为2.2%，相比之下，美国增长缓慢，仅为1.1%。因此，在欧洲人在少工作、多玩乐的情况下，欧洲和美国生活水平的差距还能保持相对稳定。面对那些操劳过度、健康状况较差的美国人，欧洲人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但是，在1995年到2006年之间，美国年均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到2.3%，而欧洲则降至1.4%。欧洲人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人，而两者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也同样巨大，这使得欧洲政府官员忙于撰写越来越多的报告，论述如何扭转最近的这些趋势。
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最新出版的大企业联合会2006年初步结论表明，美国经济走弱的风险最大。适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召开，美国2006年生产率增长为10多年来最低水平，经济动力正转向东欧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
如果算上经济产出、消费、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每小时GDP可能要高出很多，但是，增长明显转移到了东欧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自1995年以来，欧盟12个新成员国（主要是东欧国家）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将近4%。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年生产率增速超过了10%，而印度的生产率增速也提高到了5.2%。
谈到美国的前景，大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盖尔·弗斯勒（Gail Fosler）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10年周期的衰退期，这个周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未来几年，我们不得不应对收益递减的问题。”她表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刺激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繁荣正日渐消逝。尽管她相信，第二轮高回报将会出现，但在此之前，美国也许不得不忍受一个“暂停期”。与此同时，美国的潜在增长将会放缓，通胀压力将会加大，使美联储（Fed）无法采取降息举措，以应对经济动力衰减的局面。她指出：“确切地说，这并不是滞胀，而是一种与很多年都不一样、情况更为糟糕的经济状况。”
在欧洲，尽管2006年情况较好，生产率的趋势增长仍相当疲弱。格罗宁根大学的巴特·凡·阿克教授（Professor Bart van Ark）相信，“没有迹象”表明欧洲大陆已经发生了转变。地中海国家的表现最差。尽管近年来西班牙和其它一些国家努力大幅提高了就业，但增加的就业机会却是在低技能领域，降低了平均生产率。
不过，新兴经济体的机遇和发达世界面临的挑战，并非生产率故事的全部。大企业联合会的研究称，在即将来临的时代，新兴经济体不能再单纯通过把工人从农业等低附加值行业转移到制造业，来获取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回报。“巨大的转移效应行将耗尽。”如果真是如此，达沃斯的“变化中的力量格局”主题与看上去相比，就有着更多的细微差异。新兴经济体不能坐等繁荣到来 ——它们必须努力付出，才能保持自己近来获得的成功。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7年第8期（总第735期） 2007年1月30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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