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7年第1期（总第728期） 2007年1月5日（星期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
经济热点
中国经济“走好”须战胜三大风险
美国《侨报》1月4日发表社评指出，新年元旦过后，中国股市第一个交易日令人惊讶地迎来“开门红”——非常讲究节日喜气和开年兆头的中国人发现，上海证券指数在北京时间4日上午开盘跳空升破2700点，随着中国国航、中国石化、中国银行等超级蓝筹股一路上涨封至停板，上午11点30分午盘收市则站上2834 点，大涨近6%，显示行情已进入疯狂时段。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楼市股市价格飚涨以及人民币升值所引起的世界性关注早已不算新闻，反而是当国内外财经专家、投资客以及普通百姓都一致看多中国之时，某种隐忧开始悄悄降临，因此中南海要求把经济增长“快”的目标在2007年调整为“好”。
回首2006年的中国经济，尽管各方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效果有着褒贬不一、正负两极的判断和评价，但谁也无法否认这一年的中国经济表现亮丽：GDP增长会超过10%；全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长，预计2006年贸易顺差总额将破1800亿美元，较2005年的1019亿美元多增800多亿美元；尽管政府在调控房地产市场，但全国房价依然保持上涨态势，而股市全年涨幅高达130%居全球第一；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却仍保持 3.9%的低水平，尽管争议甚大，但国内确无通货膨胀阴影……
不过，在世界经济连续第四年增长、中国经济保持如此稳定和良好的态势下，中共似乎并未头脑过热，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2006-10年度规划为强调“好”比“快”重要、清醒地列出各项矛盾所在、指出“机遇和挑战并存”并致力平衡发展、强调在经济增长中的能耗比。
这样的预警，事实上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经济在2007年的风险主要有三大表现：
其一，随着全面开放外国银行业进入中国，金融安全问题将成为今年中国经济的首要风险。中国金融总体稳定，但仍需要密切关注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认真评估，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大力推动金融改革。被称誉为“人民币先生”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仍强调，“尽管所有与过热有联系的经济指标都出现了缓解，但央行不排除出台紧缩措施”,显示中央政府目前尚不能过早断言宏调已经告一段落。
应当看到，维护金融稳定关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调、关乎隐性财政赤字、关乎交叉性金融业务的风险监测和监管、关乎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溢出效应，自然也关乎在中国相当突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影响深远；
其二，消费不振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软肋。中国投资增长率已经连续几年以接近消费增长率一倍的速度增长，使得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尽管中南海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的目标（甚至将其列为2007年宏观调控的突出任务），但在目前国情条件下，不彻底解决国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合理机制问题，不能令公众对未来的生活建立消费信心，则消费不振现象会继续呈现。由于这一问题涉及更广的复杂社会层面甚至政治决策，解决起来更是难以一蹴而就——投资高增长即意味着不断推高改革成本；
其三，尽管在去年第四季度温家宝连续六次“开仓放粮”使粮价上涨得到及时的抑制，但国际粮价的大幅波动最终将会导致中国国内市场的波动。这就如同世界油价虽然没有造成中国经济的动荡，但是随着中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于能源资源具有庞大需求的中国必然最终与世界油价形成更紧密的联动效应。这也正是本报所担忧的：即在2007年，中国经济或许会在粮食问题上出现类似去年的能源紧张、被迫全球开拓油源的局面，毕竟对于人口基数最大的中国来说，历史上的粮价高企大多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
比上述三大风险更具杀伤力的，还有对经济形势一片看好的乐观过度——曾有经济学家说过，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阶段，头脑过热远比经济过热要可怕得多。除此以外，还有中国媒体舆论“报喜不报忧”的特征，也使那些带有负面倾向的、具有警示意义的信息更不容易“浮出海面”，更容易形成一边倒的“看多”态势。
综上所述，在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已减弱、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有所放慢的背景下，保持清醒地看待中国这一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侨报，2007.01.04）
国际经济
2007年：亚洲经济的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指出，今年夏天将迎来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纪念日，届时人们应会有很多庆祝的理由。过去10年间，亚洲地区从灾难中崛起，重整旗鼓，实现了引人瞩目的复苏。对于动荡和苦难的记忆虽未完全磨灭，但已在迅速消逝。实际上，今天人们谈得越来越多的是亚洲的强劲崛起。
过去三年间，相对于其占全球五分之一的经济产出，亚洲创造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同时其国际贸易还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张。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去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为4.9%，为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的一年。虽然今年的增长势头可能会放缓，但亚行仍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可观的4.4%。
该地区已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补救导致金融危机的缺陷，以及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银行冲销了坏账，重组了资本结构，强化了审慎控制。企业对资产负债状况进行了重新整理，金融危机前的过度投资被逐一清理。更为审慎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外汇储备日益上升，取代了以往严重依赖海外短期资金流入的局面。
不过，亚洲的复苏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具有广泛和扎实的基础。由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扩张异常迅速，亚洲经济的总体表现被夸大了。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增长正在放缓，第三大经济体韩国的增长步伐也磕磕绊绊，而其它经济体，包括台湾和泰国在内，其表现均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时，有人也十分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政府仍在努力解决过度投资问题,这是其储蓄率居高不下所导致的结果，反映了中国资金配置体系的粗糙以及货币政策的低效。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可能会再度产生庞大的银行坏账，使中国缺乏强劲资本市场的脆弱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此外，亚洲仍面临诸多外部威胁，其中包括对全球失衡的无序调整，以及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亚洲，大部分经济增长仍是出口驱动型的，迄今为止，地区内贸易的迅速扩张，仍未明显减轻亚洲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在情况恶化时，亚洲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和货币低估，可能会加大在美国、欧洲遭遇贸易壁垒的压力。
亚洲应如何应对呢？中国的当务之急有三方面：首先，中国政府应当解决过度储蓄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要利用财政和分红政策，压缩企业的利润，限制它们在产能过剩领域的再投资；其次，应当加速金融市场改革，同时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第三，应当加大力度，向着有利于推动国内消费的方向，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重新调整。
日本的首要任务是避免过早紧缩货币与财政政策，否则可能使经济重新陷入通缩，甚至步入衰退。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应开始认真推动诸多亟需进行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增长速度，并推动富有活力的新商业活动。
在亚洲其它地区，大部分经济体需要采取的措施各不相同。与中国相反，它们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刺激私人和公共投资——投资仍处于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此举将带来诸多好处：刺激急需的基础设施改善；释放新的国内需求来源，以鼓励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强化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作为补充，亚洲政府应允许被人为压低的货币升值。这种调整既是解决全球失衡所需，也符合它们的经济发展要求。此举将缓和通胀压力，将投资引向国内、而非出口市场，遏制过多外汇储备徒劳的累积。
上述很多措施的实施将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但就解决问题的条件而言，现在的时机很可能是最好的。亚洲决策者应该趁形势依然很好的时候，下定决心在今年认真开始行动。
（FT，2007.1.4）
Fed部分官员对经济前景较为悲观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2006年12月12日政策会议的会议纪要显示，Fed的一些官员对经济增长前景可能开始怀有同债券市场相同的悲观情绪。但这种悲观看法并未大幅扩散，近期一些经济指标的好转可能已缓解了Fed的焦虑情绪，减少了债市投资者预计的下调利率的可能性。 2007年1月3日下午公布会议纪要后，股市的反弹戛然而止，随后大幅下挫，市场近期的乐观情绪显然受到了Fed部分官员对经济持怀疑态度的动摇。股市后来再度反弹，但没有完全收复失地。
在2006年12月的会议上，Fed官员表示，他们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前景的看法与10月末开会时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尽管经济比当时的预期略微疲软了一点，但政策制定者仍预计2007年的增长率只会略低于长期趋势。
在会上，Fed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25%的水平不变，并表示通货膨胀是其担忧的主要问题，任何加息的决定将取决于未来的数据。这种措辞表明，Fed至少在12月中旬时还认为，下一个利率决定只会涉及加息或维持利率不变。
会议纪要表明，Fed的官员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应维持几个月不变。“几乎所有成员都感觉保持目前的利率水平更有可能促进经济温和增长和核心通货膨胀率从较高的水平逐步回落。”但会议纪要称，11名具有投票权的Fed政策委员中有几人认为近来部分经济指标的低迷意味着近期经济的下行风险有所增加，而且范围比以前预期的有所加大。其中一人提出，会后发表的声明应表示，根据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情况的评估，利率既可能上调也可能下调。如果Fed在今后几个月里采纳这种“中性”的声明，就可能被视为降息的前兆。市场几个月来一直预计可能降息，但Fed官员则持相反论调。
在2006年12月的会议上对经济形势感到担忧的部分官员可能会因近期公布的数据而感到一些轻松。2007年1月3日的数据显示，反映企业资本支出的非住宅建筑活动表现强劲。而 2006年12月份的采购经理人调查指数也出现上升，这或许有助于那些在12月的会议上担心制造业成为下跌风险源头的Fed官员们缓解一下情绪。Fed官员还在2006年12月份表示，他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率处于令人信服的下降趋势的迹象，但此后公布的数据或许显示这一下降趋势是存在的。
（WSJ，2007.1.4）
西方经济政策呈现新趋势
任田义撰文分析指出，众所周知，近年来西方宏观经济调节的新趋向，是宏观管理微观化，体现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同微观经济政策的紧密结合。由于传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对待结构性工业危机，尤其是在传统工业衰落、高技术工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鉴于传统经济政策在对待产业结构等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从而把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同微观调节政策推上了相互结合的新路。这可以说是当今西方经济政策的又一发展新趋势。
一、两种手法化解结构危机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加深，西方国家经济除了染上“滞胀”病外，又出现了以下带有共同性的经济难题：
1.由于传统工业的衰落，使得不少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放慢下来，并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它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产业结构危机，表现为企业严重开工不足，机器设备大量闲置，商品出口日益萎缩等。
2.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暴露了宏观调节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市场调节机制，尤其是不能低估价格机制所发挥的自动调节作用。
3.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全球原材料价格暴涨。原材料同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价格波动幅度比后者要大得多，而这又与宏观经济调节政策制定者对市场的判断失误不无关系。鉴于西方战后片面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对污染的治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污染是市场失算的必然结果，要治理污染，既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征税，而企业更应该从微观方面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
简言之，面对结构性危机，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同时入手加以解决，否则，单纯指望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其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二、宏观经济政策有新变化
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西方宏观经济又发生了以下新变化：
1. 从赤字财政到平衡财政，预示着西方财政政策将发生实质性变革。面对内外的强大压力，布什政府被迫在其第二个任期采取削减赤字的政策。2006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有可能降至3000多亿美元，预计2007、2008年期间，美国联邦赤字还可能减少。在欧洲，由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财政赤字攀升，业已超过欧盟委员会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赤字占GDP比例不超过3%的上限，欧盟从2005年起要求上述三国争取在近期内把赤字占GDP比例降至3%以下，以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近年日本经济尽管不断回升，但是，该国依然存在庞大的赤字公债，因此，日本政府下决心实施紧缩财政政策，以使该国的赤字公债大幅度降低，使财政收支基本保持平衡。
2.货币政策更加受到重视。鉴于西方近年其财政政策灵活性因其赤字庞大而受阻，所以，货币主义倡导的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大行其道。各国政府通过降低或提升利率，使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3. 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方式的新变化。2005年以来，由于西方国家财政赤字上升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压力增大，因而，主要西方国家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由过去的双松变为双紧，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以往的扩展转向紧缩，目的在于抑制通胀和赤字的升高。而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新变革，意味着西方宏观经济政策配合方式发生新变化。
三、当前产业结构政策调整
随着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产业结构政策更加受到西方国家普遍重视。预计今后西方产业结构政策将呈现以下势头：
1. 随着高新技术日益发展，西方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加快。上个世纪90年代末，日本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战略决策，力图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使日本提前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欧洲虽然在高新技术发展方面落后于美国、日本，但是该地区国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通过提高研发资金与发展信息技术等，在知识经济方面缩小同美国、日本之间的差距。
2.地区结构调整，依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课题。为了改变不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自从上个世纪90上个世纪年代末以来，美国和法国就纷纷加强了对他们各自的不发达地区进行经济调整与国土整治计划。预计通过调整与整治，美国与法国的地区结构不平衡问题将得到缓解。
3. 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预计，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后出生的人到21世纪初跨入青壮年时代，鉴于这一代人都受国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他们加入劳动力市场后，既弥补了熟练劳动力不足，同时在产业结构从传统产业走向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他们将发挥积极影响。
（大公报，2007.01.03）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与印度增长方式：殊途同归？
英国《金融时报》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在文章 “The two differ in business as much as they do in politics”中指出，投资者对“Brics”前景的兴奋之情已开始转化为一种对“Chindia”更现实的热情。“Brics”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巨大的新兴市场。“Chindia”则是指中国和印度。毕竟，迄今为止，在上述五个市场中，中国和印度规模最大，增长也最为迅速。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和拥有11亿人口的印度，恰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两个经济体的增长都异常迅速，而且对于能源及原材料进口的依赖程度都越来越高。即便是确实存在的某些明显差异，也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中国的增长起步更早、速度也更快，印度更穷一些，该国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一半。
与此同时，印度经济也开始变得与中国经济更相似。瑞银集团亚太经济主管乔纳森•安德森指出，低储蓄率导致低投资的印度，以前看起来更像拉丁美洲、而非东亚。目前，印度储蓄率正接近30%，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提高。安德森最近向香港外国记者会表示：“印度现在看起来像只老虎。”他的演讲有个恰当的题目：《印度走中国老路？还是中国步印度后尘？》。
然而，两国之间某些方面差异太大，无法共同分析。未来2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将会止步，而随着印度人口超过中国、直奔16亿，印度将不得不为数亿名年轻求职者寻找工作。中国领导人通常自上而下地推行经济改革命令，组织基础设施的迅速建设，并迎合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城市化进程。印度政府则通常抵制改革，对基础设施投资支吾搪塞，同时——对于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印度式田园生活理想感情用事——印度政府还拒绝迎合涌入城市的数千万农村移民。想想这些态度，再想想中国是一个年出口近一万亿美元、出口额是印度7倍的制造业大国，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注定会成功，而印度则注定要失败。但现实情况更加复杂，也更为有趣，这主要是源于政治与市场及私营领域相互作用的方式。
印度金融市场生机勃勃、活力十足（虽然对泡沫并无免疫力），而中国市场规模较小，又受到中国私营领域局限性和政府严格控制的高度制约。印度最主要的私营企业已经在信息科技、制药和金融后台外包等领域开拓出了利基市场，而这种现象通常只在发达得多的经济体中才会存在。它们通过发展资本密集型业务，来应对劳动力方面繁重的规章，而上述业务通常在低成本、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不会存在。
其结果是，一批最棒的印度企业自诩拥有全球竞争力，可以使它们向外投资于发达经济体——不仅是在自然资源领域，在这方面，中国国有企业也是热切的买家。即使将塔塔钢铁对欧洲钢铁集团哥鲁氏（Corus）提出的100亿美元竞争报价排除在外，印度企业今年进行的海外收购额，也将在去年45亿美元的基础上翻一番。咨询公司麦肯锡大中华分公司总裁欧高敦指出：“目前，印度模式正造就着更多的企业，准备进行全球规模的运营。印度模式的优势是，在早期出现少数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企业。”
在中国国内,私营企业仍然受到限制，要与权力很大的省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合作。国有企业主导着这个经济体中所有的关键领域。外国投资者表示，中国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仍很矛盾。它认为这些企业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国家控制的企业、并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也是家具制造这种轻工业活动最受欢迎的原因。除了少数例外，中国品牌迄今为止还不能在外国市场拥有巨大影响——对于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案例，目前还不能下定论。几个拼命想让乐观分析人士听到自己声音的怀疑论者，已经大声发出了警告。他们指出，民粹主义将使印度瘫痪，这里民粹主义指的是不愿意开放经济、打破基础设施的瓶颈。由于依赖美国和其它不确定的外国市场（这是开放的缺点之一），同时也由于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尚未崛起，中国的增长将受到阻碍。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黛安娜•乔伊列娃（Diana Choyleva）指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没有政治上的麻烦，中国将迅速增长。但即使从经济角度说，这一点也不那么有说服力。”
在争相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角逐中，中国和印度面对着极为不同的挑战，很难说它们有着同样的道路。它们最终可能会处于同样的位置。不过，如果真是如此，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各自也会是通过非常不同的途径获得成功。
（FT中文网,2007.1.5）
香港股市为何气势如虹？
周八骏撰文指出，2006年，香港股市真可谓气势如虹，尤其最后一季，恒生指数和股市总市值均创历史新高。恒生指数全年上升了34.2%，股市总市值全年增长了63.05%，全年总成交比上年增长了86.22%，平均每日成交也比上年增长了86.22%，新股集资总额比上年增加了78.7%，上市后集资总额比上年增加了27.4%，总集资额比上年增加了57.43%。按总市值计，香港股市超过德国而升至全球第七位。以新股集资总额计，已在全球数一数二。自香港联合交易所于1986年4月成立以来，2006年香港股市的各项业绩是最为骄人的！谁都没有料到，恒生指数会在2006年12月28日升破二万点。
香港股市气势如虹，不是孤立的。环顾全球，2006年上半年，国际游资曾一度撤出股市而转向石油等能源期货市场和黄金市场，但到了下半年，再度大举投入股市。以更长时间段来看，自2003年以来，全球股市（包括新兴市场）持续上升。道琼斯全球交易所指数（Dow Jones Global Exchange Index）自2000年初创立以来累计涨幅达600%，2006年累计上涨逾77%。作为全球股市的“领头羊”，美国股市自2003年以来也一直保持升势。尤其，几乎同香港股市一起，自2006年10月以来，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更创历史新高。
全球股市自2003年以来持续上升，同全球经济自2003年以来持续增长息息相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们称：全球经济正处于自20 世纪70年代初以来最为强劲的四年扩张期。（World Economic Outlook Financial Systems and Economic Cycles，September，2006，P.6）而香港经济正处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强劲的复苏期；按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判断，甚至可说是香港二十年来最好的时候。
众所周知，2003年以来香港股市之所以能够扭转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颓势，主要原因是香港股市“中国化”。2006年内地因素对香港股市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显，一是大型国企上市，二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国际游资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股市。内地企业在香港新股集资总额达3259亿港元，359家内地企业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48%，成交占总成交额的45.5%。正如香港知名投资分析专家曹志明先生在2006年12月28日《信报》第九页“投资者日记”所指出：香港股市每一轮狂潮必有主题。1973年是置地及怡和做领袖股，1987年是恒生指数期货，1997年是北京控股和上海实业，2000年是电讯盈科和中国移动，2006年则是内地保险股和内地银行股。2006年香港股市气势如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地金融业改革、尤其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
展望2007年，香港股市的积极因素继续存在。
就外部而言，全球经济可望继续保持增长，尽管增幅可能略低于2006年。令人关注的美国巨额经常收支逆差可望继续得到金融市场的融通。贸易保护主义将会继续使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贸易摩擦频仍，但不会爆发“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世贸组织促使多哈回合谈判“起死回生”的努力即使难以奏效，也不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即时的消极影响。
就内部而言，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和人民币汇率升值仍将是趋势。经过多年来的“中国化”，尤其2006年，面对更多更大的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而且中国工商银行以同时发行H股和A股上市开先河，香港社会达致一项极为重要的共识——香港股市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特殊部分，或者说，香港交易所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的两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证券市场。特别是，内地股市在大体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展现凌厉的上升势头，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股指数在2006年12月创历史新高。人们有理由预期，2007年中国的两类证券市场都将继续保持升势。
金融市场的一大特征是“波动”。无论2003年以来还是在2006年，香港股市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几经向下调整，有时是一段时间反覆震荡，有时是一日之内大起大落。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成交额不断增加，有时一个交易日内的起伏就足以小投资者铩羽而归。
（香港商报，2006.01.04）
（以上信息均采自公开媒体报道或研究报告，不代表本课题组意见，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摘编：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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