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6年第28期（总第658期）2006年4月18日（星期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关于重化工业的深入探讨（二）
围绕“重化工业”这个命题的讨论，我们已在2006年第26期《经济走势跟踪》介绍了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本期我们继续介绍学者们的观点，这些学者从对“重化工业”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到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吴敬琏回应七大质疑阐述工业增长模式
2005 年的8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吴敬琏先生的文章<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文章从七个方面以回应质疑的方式阐述了他对“重化工 业”这个主题一段时间讨论的理论总结。另外，2005年11月，他的著作《中国增长方式抉择》一书也由远东出版社出版。
吴敬琏指出，根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慎重选择适合于时代潮流和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乃是一个关乎我国今后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败利钝的关键决策。
吴敬琏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七点：
质疑一：每一个国家到了高消费阶段，必然要求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以便提供足够多的金属材料和重化工产品来满足市场对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等日益增长需求，因此，“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在 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于对住宅、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会超越其他方 面的需求，比如说对服务的需求而领先增长。同时，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并不都要靠自行生产来满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品 外，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通过贸易取得。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用尽量少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换回自己不具备优势，因而自行 生产不符合经济性原则的产品。既然“万事不求人”和“自给自足”是一种完全过时了的经济原则，我们当然不应按照这样的原则把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直接等同起 来，更不能各个地区都按照自求平衡的思想不顾条件地在本地区大力发展那些消耗大、效率低的产业。
质疑二：“没有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根 据其它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要靠服务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而不能靠重工业和大企业。在就业的问题上马克思说得正确，走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 期发展道路，只会使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即使是“重化工业化”的支持者也承认：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只有轻工业的1／3；在 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既然如此，怎么能以解决就业问题为理由来论证经济 结构“重型化”的必要呢？
质疑三：“和计划经济下的投资膨胀不同，这次重化工业投资热潮是由企业进行的，投资成败由企业负责，因此没有危险性。”
在 投资是由投资人自主决策并且自负盈亏责任的条件下，无论他们的决策正确与否，的确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政府也没有必要对企业的这种微观行为进行干 预。问题在于，目前绝大多数重大项目投资是按照领导机关的意图、用国家银行的贷款进行的。如果这类盈利前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经济后果又无人负责的投资规 模过大，当投资决策出现失误、产品销售发生困难、企业发生亏损，又无人承担还贷责任时，信贷风险就会完全落在银行身上，我国金融系统就有因为不良资产大量 积累而发生系统风险的危险，最终要由纳税人“买单”。这是我们必须力求避免的。
质疑四：按照其它国家的发展经验，服务业的发展只能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业结构演变和主导产业发展的顺序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把 服务业的大发展说成是工业化实现以后的事情，这种描绘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20世纪后期在产业三分的框架下对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表明， 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增长速度的时间是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之时，而不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例如，英国和美国是在20世纪初期，日本则是在50年代中期。
质疑五：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它在国际分工中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从事装配、加工，至于致力于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至少不是10年、20年内的最优选择。
劳 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的浅层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浅层比较优势的开发上，将会限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且大量出口廉价商品， 也会遇到世界市场容量的限制和进口国的抵制。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看，中国应当努力开发深层比较优势，例如，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我国技 术和管理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尽力向施振荣“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借此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应 当承认，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不可能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全面看齐。因此，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从事自主品牌营销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我国的 所有企业都只能沿着分销、代工(OEM)、代为设计（ODM）和自主品牌营销(OBM)的链条一步一步地爬行。在这方面，台湾IT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值 得我们注意。而大陆企业更应当从一开始就利用自己的这种优势，尽力摆脱只是“卖硬苦力”的状况。我国有些企业在进行自主研发和开发自主品牌方面已经作出了 可喜的成绩如华为、中兴等企业的努力值得鼓励，它们的经验也值得具有相同条件的企业学习。
质疑六：从历史上看，所有的世界强国都是靠制造业兴盛起来的，现在许多地方把先进制造业作为自己的重点产业，这有什么不对呢？
现 代制造业是与服务业相融合、具有许多服务含量的制造业。服务业务已经成为过去被认为是制造业企业的重要业务，甚至是主要业务，因而其中一些企业现在被看作 服务业企业。例如，IT产品供应商宏碁就列名在台湾服务业十强企业的名单中。在这一点上常发生误读。例如有的地方说是发展现代装备制造业，其实实际上就是 做些铸、锻和金属加工工作，至于现代装备的心脏——数控部分，则安于完全由国外进口。这就失去了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原意。
质疑七：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目前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我们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应该顶住西方国家这种要求，尽力发展一切有市场需求的产业。”
限 制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不但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事实上，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是西方国家力图阻挠我国高能耗、高 污染产业的发展，而是当我国政府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采取措施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时，受到西方一些进口国的反对和抵制。例如，2004年初 当中国政府鉴于我国已成为世界焦炭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一些集中生产焦炭的地区出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采取措施限制焦炭的生产和出口时，欧盟连 续三次对我国发出通牒，要求中国对欧盟保持450万吨的焦炭年出口量。如前所述，我国所吸引的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耗能、高污染 的所谓PII产业。正是我们承担了大量的污染和高能消耗，以低廉的利润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了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我们完全有能力以更低的能耗、更少 的污染、更有效的增长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吴敬琏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出版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季松发表了一篇从新循环经济学角度解析“重化工业化”的文章，吴敬琏认为吴季松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自己是相同的。
吴季松：新循环经济学解析重化工业化
《科技日报》2005年11月30日发表了吴季松的长篇文章，从新循环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他对“重化工业化”的分析和判断：
一、我国工业化模式和重化工业化抉择面临的世界环境
文 章认为，从生产实践上看，目前国内重化工业盲目扩张的警铃已经响起。而从国际环境看，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从自然和科技方面分析， 还存在另两化：一是生态系统蜕化，也就是传统工业化必需的自然资源短缺和人类存环境的恶化；二是高科技的产业化，也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及其产业化的迅猛发 展。后两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前两化的基础。
文章认为，我们所在的地球已经全面蜕化，今天的地球已不是传统工业化和西方经济 学创立时的地球。自然环境已不再是经济的外部，它的问题也不再是外部性的问题，而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内部问题。这一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 为转移的。而从高科技产业化来说，信息、生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空间、海洋、环境和管理8大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迅猛发展是传统工业化和西方 经济学创立时代所不可想象的，因此，对其发展速度和逐渐成为产业支柱深远影响的认识不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高技术已不再是经济发展的相对固定的条件，而 是生产要素的量，要进入生产函数；因为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作用的任何假设，已经、而且越来越赶不上它的发展。
文章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 以全球生态系统蜕化的程度和高科技产业化的发展为条件的。全球生态系统蜕化还没有达到使传统工业化失去支撑的程度，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而信息科学 技术产业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条件。此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还有另一个趋势就是区域集团化。区域集团的趋势从长远而言，是一体化的过程；但 就我国工业现代化的周期而言，是一个绝不能忽视的趋向。我国目前遇到的进口资源和出口产品的此起彼伏的贸易磨擦就是明证。
世界上这些大趋势是我国工业化模式和重化工业化抉择的前提条件和决定性因素。
二、以新循环经济学解析重化工业化的利弊
文 章认为，所谓重化工业就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中的重工，或者说工业中除轻工业的部分，重工业是相对于轻工业而言的。主要是钢铁、有冶金、炼油、化工、水泥、 电力和包括汽车在内的重型装备制造业，建筑业和一次资源产业不属于这一范畴。其次，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重化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经 阶段。所谓“化”，不说彻头彻尾，至少要占主要部分，定量地说，要占2/3以上。从经济发展看，法国从来是轻重工业并重，没有经历这个阶段（笔者曾在法国 做过6年经济考察），澳大利亚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也没有经历这个阶段。而我国2003年重工业占工业比重64.3%，2004年占67.6%，目前还在 增，可以说正在走上重化工业化的道路。
从有效配置资源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和生态脆弱的国家；但是，目前我国创造世界GDP的 4%，却消耗了世界上31%的钢、30%的煤炭和50%的水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相比轻工业和服务业，重工业耗费资源仍然最 大，而且重工业资源节约的成本最高。同时，市场的资源已经不再取之不尽。今天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源在地球上的态势已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概念，而是耗 竭，即这种稀缺不是在一个地区或一段时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永久性的。
而就以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的影响问题看，重化工业的技术属于复杂成熟技术，迄今为止已经研发了100-150年，实践证明，产生革命性创新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因此，技术创新的成本要大大高于轻工业和服务业。
此 外，重化工业还存在着挤占资源、环境污染、金融风险、恶性竞争等问题，而在解决就业上，重化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的确没有轻工业多；但重化工业产业链长，对 机械制造、运输和服务业的拉动力较轻工业大，创造就业机会的综合比较，应该有专题研究。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制造相同的就业机会，重化工业的投入是较大 的。
对于循环经济体系建立的利弊问题，重化工业由于技术成熟和资源密集度高，是实施循环经济成本最高的产业。西方国家的后工业化，主要手 段就是实施循环经济，但他们的办法是转移重化工业，在国内保留的很少。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来实施循环经济，但是，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三、重化工业的出路何在？
作 者认为，重化工业并不是不能发展，第一，重化工业产品有市场需求，在一段时期内还有强烈的市场需求；第二，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基础设施要建设，人民要 提高住房标准、要汽车，我们必须保证重化工业产品的相当自给率，重化工业产品主要依靠国际市场，与粮食和石油一样是不安全的。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重化工业 企业还应该重组升级，搬迁扩大以至上马；但是，我们的重化工业发展必须适度，要有总量控制，它从来不是一个必经阶段，对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来说更不应该是 必经阶段，“重化工业化”的方向是不妥的。
文章建议：1.重化工业要保持适当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要保持适当比例，重化工业比例不宜超过 2/3。2.重化工业应高起点、大型化。3.重化工业主要应按我国原产业布局建在东北和西北等地区。重化工业发展的资源不能主要依靠进口，因此应主要在有 自然资源区位优势的东北和西北等地区，不能遍地开花，弃长用短。4.对暂时的过度需求由进口解决。5.重化工业的前途在于转产。如开发燃料电池车和替代钢 材的工程塑料。从研发时间太长，不管是联合国，还是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预测机构都已列出了时间表，大部分新型重化工产品的商用，都是2010-2040年 的事，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四、新循环经济学的观点探讨
文章还说道，经济生产需要解决的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 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再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三个基本问题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这一过程本身就 是一个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创新的过程，今天我们处于后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并存的时代，这几个问题，从新循环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做一些新的探讨：
1. 为谁生产。①为人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新循环经济学认为应该以人为本，为人的可持续发展生产，而可持续发展难以完全由市场体现，因此，执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 政府应该起比过去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对政府管理的创新和科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机制缺陷不仅仅在于非完全竞争和市场失灵，更重要的在于它对资源稀 缺的假设是通过市场配置以使稀缺的资源达到相对充足的供给。而今天，面对多种传统工业所必需的资源将在本世纪枯竭，人要可持续发展，政府这只“看得见的 手”将起保证作用。第一，只靠市场价格调节是不够的；第二，政府必须致力于新的替代资源的开发，只有这样人才能可持续发展。②为理性和知识的人生产。当年 亚当·斯密就对市场的人做了“经济理性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又要求经济理性的人准确地预期未来变化，并合理计算收益，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未来变化”尚不 包括自然资源枯竭，即便包括，没有新知识也不可能准确预期。而今天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自然与经济理性的人，或者叫知识理性的人，也就说生产要在自然资源的 承载能力之内，只能满足人的合理需求，而不是“无尽欲望”。原因很简单，就是满足欲望的多种资源已近枯竭。还不要说地球65亿人都在“天堂”生活，就是达 到今天美国的平均标准，也需要4个地球的资源。因此，不是愿意与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
新循环经济学提出了循环经济方程：Ie=Gp·AlPr·Rr
其中：①Ie为生态系统蜕变（包括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程度；②Gp为国内生产总值（现行统计指标体系）Al为人的享受欲望；③Rr为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程度（包括科学技术开发新资源与传统资源节约）；④Pr为稀缺资源的市场价格。
2. 生产什么。今天，生产什么不能只由市场来决定。如以现在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国有两亿辆汽车，意味着4亿吨石油的消耗，我国目前石油消费量约为3 亿吨，仅有6500万吨用于汽车，到了2020年，即使其余用油很少增长，我国也至少要用7亿吨石油，而届时我国的石产量将稳定在1.8亿吨，则每年要进 口5.2亿吨石油。解决这一完全可能发生的问题，一是由政府以经济政策调控，不能生产那么多汽车，二是政府导向大力开发燃料电池自动车。无论采取哪种办 法，今天的汽车工业都不能盲目扩张。另外，新循环经济学认为我们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不经生产加工就是财富，或称为第二财富，与第一财富同等重要。生 态建设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维系与修复生态系统也是创造财富，创造的是第二财富。第二财富度量的指标体系，正在以绿色GDP等研究逐步建立。
3.怎么生产。上个世纪下半西方已经出现了作为循环经济学的一部分的清洁生产理念，对传统西方经济学做了创新。而新循环经济学又在这种基础上再创新形成了新的经济学理念。
新 减量化（reduce）：从传统的、自生产源头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理念，扩展到降低人对物质产的需求，使之合理化。新循环经济学认为，应该满足的是需求 而不是“欲望”，把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的概念扩展到“知识人”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自然资源供需平衡，人与自然和谐。
新再循环（recycle）：从传统的生产流程中的废物被利用为生产原料的理念，扩展到把传统工业经济“提取原料——制造产品——排出废物”的开放链孤立产业体系，改造为“提取原料——制产品——排出废物——变为另一种产业的原料”的循环产业体系。
新 循环经济学认为要实现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变化，主要依靠因地制宜的自主创新，因此，知识应进入生产函数，真正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例如以氢为原料的受 控热核聚变能在2030-2040年商用的能性很大，这样人类就得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能源摆脱石油枯竭的制约。但是，如果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 发展中大国也不自主创新，这一过程就可能大大推迟，石油问题会在2020年以后日益突出。不但是受控热核聚变这种高技术，就是汽车工业的常规技术也应该自 主创新，自主创新要有一定条件，并有阶段性，要经过“引进—利用——积累——研究”的过程，但是，在我国汽车产量已超过500万辆，占世界8%的情况下， 自主创新已必须提到日程上来了。
新循环经济学在“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和“为谁生产”的三个经济学主要问题上，与传统西方经济学及其在后工业化时的延伸——循环经济都有差异与发展，因此，它是一种新的经济学。
“重化工业化”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
赵国鸿在《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上发文探讨了“重化工业化”之争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文章首先对各有关部门对“重化工业”何“重化工业化”的不同含义做了介绍。
一、重化工业化的含义
在 过去的产业经济学中，往往根据产品单位体积的相对重量将工业划分为轻重工业。产品单位体积的重量大的工业部门就是重工业，重量轻的就属轻工业。属于重工业 的工业部门有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金属材料工业和机械工业等。由于在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化学工业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因此，在工业结构的产业分类中， 往往把化学工业独立出来，同轻、重工业并列。这样，工业结构就由轻工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三大部分构成。常有人把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放在一起，合称重化工 业，同轻工业相对。
另外一种划分轻、重工业的标准是把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称为重工业，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称为轻工业。以上这两种划分原则是有区别的。
国家统计局对轻重工业的划分接近于后一种标准，《中国统计年鉴》中对重工业的定义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轻工业为：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在研究中，如上文所述，常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合称为重化工业。
“重 化工业化”是产业经济学中对工业化其中一个阶段的称谓，它并不是像很多人顾名思义简单地理解的那样，是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和发展重点的阶段。一般来说， 工业内部结构变动一般分为三阶段四时期。其中第一阶段就是重化工业化阶段，包括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阶段为高加 工度化阶段，包括以一般加工工业为重心和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三阶段为技术集约化阶段，也包括以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以高新技术 密集型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三个工业结构变动阶段之间是相互衔接和部分重叠的，前一阶段的第二时期同时也是后一阶段的第一时期。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 三阶段四时期的发展顺序可能存在交错混杂。通常，当工业结构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的第一时期时，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当进入高加工度化阶段，工业化转入中 期；当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时，工业化进入后期。
作者继而认为，当前工业发展阶段不应称作“重化工业化”，而是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
二、似是而非的重化工业化
作 者认为，首先，前文所述几种划分轻重工业的标准都有不准确、不合理之处，划分原则没能适应现实经济的发展，不能准确描述现实并提供决策依据。在我国今天的 技术和经济环境中，如果不做新的严格定义，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仅有象征意义而已，它们已不宜再作为学术和政策用语，用它们来做今天与历史及他国的比较研 究缺乏严谨的逻辑，纠缠于重化工业、重化工业化这样的概念不仅没有多少意义，还可能对公众和政策产生误导。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属于传统重化工业的部分基 础产业在一些时段仍将发展较快，但已将不存在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
由于统计的延续性等原因，在进行经济统计时仍可能会出现轻重工业的指 标，但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建议统计部门在原有轻重工业分类的基础上，增加加工度、技术密集两项指标作为反映工业结构变动特征的新标准，将工业分为一般加工 度工业和高加工度工业、一般技术工业和高技术密集工业，这样能更好描述工业结构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由轻工业为中心的发 展转向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二是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演进；三是技术集约化的趋势。在我国工业化的现阶段，加工度、 技术密集两个指标能更好反映产业发展的状况。
其次，依照国家统计局对重化工业的定义来分析，近几年重化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前文所列数 据那么大，由于统计标准的问题，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贡献被无意间夸大了。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的巨大变迁，我国现有统计体系中轻重工业划分标准变得不尽合 理，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经济现实，造成失真，夸大了重工业的比重。如按照轻重工业的定义，提供生活消费品的工业为轻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的相当部分应划入轻 工业。而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它们被列入重工业。由于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第一大产业，规模庞大，这样的划分明显夸大了重工业的发展。
再 次，现行统计口径中重化工业近年的快速增长并不能证明我国进入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不是一对同义或同一范畴的概念。实际上，我国已 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化，正向高加工度阶段转变。从工业结构看，一般加工工业比重较高，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比重较低，也说明我国已处于 工业化中期。因此，有人判断我国正进入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并不确切。
近两年钢铁、机械、化工、石化、煤炭等属于传统重化工业范畴的产业 增长较快。但随着技术环境和产业环境的变化，传统重化工业范畴的产业已不是我国工业化中最重要和最具成长性的角色，不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产业，其增长速度 和成长潜力及所占比重远不如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程等新兴制造业，以它们近期较高的增速来判断我国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阶段，进而确立倾斜发展重化工 业的政策存在偏差。
由于我国技术、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新的现象和趋势，但重化工业化已难以概括这一现象和趋势，作者认为不宜 再用重化工业化的提法，我国当前的产业发展状况及趋势与其描述为重化工业化，毋宁说是信息化和高加工度化的结合。用高加工度化产业来概括电子信息产业、机 械、汽车、生物医药工程、精细化工等发展较快并且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群比较科学、合乎实际。国内消费层次升级和出口需求推动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迅猛发 展，进而带来能源和原料需求的增加，引致基础产业加速发展，下一步，通过技术和产业升级，必然是高加工度化产业、技术集约化产业和服务业高速发展的阶段， 因此，科学合理的政策取向应该是大力促进高加工度化的深化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用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来描述我国产业的发展方向比重化工业化合理科 学。
三、新型工业化，而非第二轮“重化工业化”
我国人口超过目前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如果采用传统工业化模式， 所需资源是巨量的。我国必须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而非新一轮重化工业化之路。我国产业发展的目标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 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为此，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信息化为核心，以技术进步、人力资源优势、城市化和国际化为动力，以制度法律和法 治下的政府作用为保障，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产业发展目前主要应关注以下问题。
首先，目前对于我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对属于传统重化工业范畴产业的存量部分进行技术升级、结构调整，而非规模扩张型的所谓第二轮重化工业化。
其次，我国解决资源能源约束问题、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出路在创新和开源节流。
再 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既要优化调整第一、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又要调整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既要继续大力推动制造 业的发展，也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不能将重化工业和制造业混淆，不能将运用现代技术、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型的 装备制造业等产业与传统的重化工业相提并论，制造业的发展也并不等同于粗放型增长或者环境污染，不能因遇到资源短缺、“煤电油运”紧张、环境污染等就摒弃 制造业的发展。
此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并不矛盾，制造业的发展为服务业提供了基础和市场，反之，加快发展服务业能推动制造业的升级和 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针对我国产业发展现状，对发展服务业实施政策倾斜和超常规发展服务业很有必要，这既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又能支持其他产业更好发展。
最后，工业化中的资源浪费和粗放增长从根本上讲与不合理的生产要素使用激励制度和政府的不恰当参与、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有关，因此必须进行配套改革。
重化工业化道路的走法
姚 洋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3月7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对于重化工业，国家不应采取倾斜政策。作者认为，尽管他判断中国到了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发展 阶段，但这是基于中国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新角色说的，也就是说，即使国家不干预，企业也会选择投资重化工业。国家干预没有必要，同时也是有害的。原因有 二：一是我们已经建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经进入了斯密正反馈系统良性循环中。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进一步加剧国家干预造成的扭曲。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工 业发展道路也产生扭曲，但仍然是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中；而现在则不同，财政分权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加上单一经济指标的干部提拔体制，地方政府会 倾向于进行过多的投资。在地方政府没有硬预约束的前提下，这种行为将导致银行坏账的增加。从这点出发，他表示，我们赞同吴敬链先生的两个观点：第一是我们 应该从投资驱动的外延式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型工业化道路上来。发展重化业和吴先生提倡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不矛盾的。发展重化工业也有两种模 式，一种是盲目扩大投资，一种是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扩大投资，后者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第二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关键在于改变政府的行为模式，经过50年的积 累，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经过25年的改革，我们也经认识到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势。政府的目标不应该是短期的经济增长， 而应该是为经济的良性运转提供制度保障。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6年第28期（总第658期） 2006年4月1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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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化工业的深入探讨（二）
围绕“重化工业”这个命题的讨论，我们已在2006年第26期《经济走势跟踪》介绍了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本期我们继续介绍学者们的观点，这些学者从对“重化工业”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到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吴敬琏回应七大质疑阐述工业增长模式
2005 年的8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吴敬琏先生的文章<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文章从七个方面以回应质疑的方式阐述了他对“重化工 业”这个主题一段时间讨论的理论总结。另外，2005年11月，他的著作《中国增长方式抉择》一书也由远东出版社出版。
吴敬琏指出，根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慎重选择适合于时代潮流和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乃是一个关乎我国今后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败利钝的关键决策。
吴敬琏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七点：
质疑一：每一个国家到了高消费阶段，必然要求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以便提供足够多的金属材料和重化工产品来满足市场对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等日益增长需求，因此，“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在 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于对住宅、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会超越其他方 面的需求，比如说对服务的需求而领先增长。同时，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并不都要靠自行生产来满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品 外，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通过贸易取得。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用尽量少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换回自己不具备优势，因而自行 生产不符合经济性原则的产品。既然“万事不求人”和“自给自足”是一种完全过时了的经济原则，我们当然不应按照这样的原则把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直接等同起 来，更不能各个地区都按照自求平衡的思想不顾条件地在本地区大力发展那些消耗大、效率低的产业。
质疑二：“没有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根 据其它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要靠服务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而不能靠重工业和大企业。在就业的问题上马克思说得正确，走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 期发展道路，只会使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即使是“重化工业化”的支持者也承认：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只有轻工业的1／3；在 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既然如此，怎么能以解决就业问题为理由来论证经济 结构“重型化”的必要呢？
质疑三：“和计划经济下的投资膨胀不同，这次重化工业投资热潮是由企业进行的，投资成败由企业负责，因此没有危险性。”
在 投资是由投资人自主决策并且自负盈亏责任的条件下，无论他们的决策正确与否，的确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政府也没有必要对企业的这种微观行为进行干 预。问题在于，目前绝大多数重大项目投资是按照领导机关的意图、用国家银行的贷款进行的。如果这类盈利前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经济后果又无人负责的投资规 模过大，当投资决策出现失误、产品销售发生困难、企业发生亏损，又无人承担还贷责任时，信贷风险就会完全落在银行身上，我国金融系统就有因为不良资产大量 积累而发生系统风险的危险，最终要由纳税人“买单”。这是我们必须力求避免的。
质疑四：按照其它国家的发展经验，服务业的发展只能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业结构演变和主导产业发展的顺序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把 服务业的大发展说成是工业化实现以后的事情，这种描绘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20世纪后期在产业三分的框架下对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表明， 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增长速度的时间是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之时，而不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例如，英国和美国是在20世纪初期，日本则是在50年代中期。
质疑五：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它在国际分工中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从事装配、加工，至于致力于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至少不是10年、20年内的最优选择。
劳 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的浅层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浅层比较优势的开发上，将会限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且大量出口廉价商品， 也会遇到世界市场容量的限制和进口国的抵制。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看，中国应当努力开发深层比较优势，例如，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我国技 术和管理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尽力向施振荣“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借此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应 当承认，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不可能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全面看齐。因此，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从事自主品牌营销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我国的 所有企业都只能沿着分销、代工(OEM)、代为设计（ODM）和自主品牌营销(OBM)的链条一步一步地爬行。在这方面，台湾IT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值 得我们注意。而大陆企业更应当从一开始就利用自己的这种优势，尽力摆脱只是“卖硬苦力”的状况。我国有些企业在进行自主研发和开发自主品牌方面已经作出了 可喜的成绩如华为、中兴等企业的努力值得鼓励，它们的经验也值得具有相同条件的企业学习。
质疑六：从历史上看，所有的世界强国都是靠制造业兴盛起来的，现在许多地方把先进制造业作为自己的重点产业，这有什么不对呢？
现 代制造业是与服务业相融合、具有许多服务含量的制造业。服务业务已经成为过去被认为是制造业企业的重要业务，甚至是主要业务，因而其中一些企业现在被看作 服务业企业。例如，IT产品供应商宏碁就列名在台湾服务业十强企业的名单中。在这一点上常发生误读。例如有的地方说是发展现代装备制造业，其实实际上就是 做些铸、锻和金属加工工作，至于现代装备的心脏——数控部分，则安于完全由国外进口。这就失去了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原意。
质疑七：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目前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我们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应该顶住西方国家这种要求，尽力发展一切有市场需求的产业。”
限 制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不但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事实上，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是西方国家力图阻挠我国高能耗、高 污染产业的发展，而是当我国政府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采取措施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时，受到西方一些进口国的反对和抵制。例如，2004年初 当中国政府鉴于我国已成为世界焦炭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一些集中生产焦炭的地区出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采取措施限制焦炭的生产和出口时，欧盟连 续三次对我国发出通牒，要求中国对欧盟保持450万吨的焦炭年出口量。如前所述，我国所吸引的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耗能、高污染 的所谓PII产业。正是我们承担了大量的污染和高能消耗，以低廉的利润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了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我们完全有能力以更低的能耗、更少 的污染、更有效的增长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吴敬琏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出版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季松发表了一篇从新循环经济学角度解析“重化工业化”的文章，吴敬琏认为吴季松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自己是相同的。
吴季松：新循环经济学解析重化工业化
《科技日报》2005年11月30日发表了吴季松的长篇文章，从新循环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他对“重化工业化”的分析和判断：
一、我国工业化模式和重化工业化抉择面临的世界环境
文 章认为，从生产实践上看，目前国内重化工业盲目扩张的警铃已经响起。而从国际环境看，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从自然和科技方面分析， 还存在另两化：一是生态系统蜕化，也就是传统工业化必需的自然资源短缺和人类存环境的恶化；二是高科技的产业化，也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及其产业化的迅猛发 展。后两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前两化的基础。
文章认为，我们所在的地球已经全面蜕化，今天的地球已不是传统工业化和西方经济 学创立时的地球。自然环境已不再是经济的外部，它的问题也不再是外部性的问题，而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内部问题。这一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 为转移的。而从高科技产业化来说，信息、生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空间、海洋、环境和管理8大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迅猛发展是传统工业化和西方 经济学创立时代所不可想象的，因此，对其发展速度和逐渐成为产业支柱深远影响的认识不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高技术已不再是经济发展的相对固定的条件，而 是生产要素的量，要进入生产函数；因为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作用的任何假设，已经、而且越来越赶不上它的发展。
文章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 以全球生态系统蜕化的程度和高科技产业化的发展为条件的。全球生态系统蜕化还没有达到使传统工业化失去支撑的程度，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而信息科学 技术产业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条件。此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还有另一个趋势就是区域集团化。区域集团的趋势从长远而言，是一体化的过程；但 就我国工业现代化的周期而言，是一个绝不能忽视的趋向。我国目前遇到的进口资源和出口产品的此起彼伏的贸易磨擦就是明证。
世界上这些大趋势是我国工业化模式和重化工业化抉择的前提条件和决定性因素。
二、以新循环经济学解析重化工业化的利弊
文 章认为，所谓重化工业就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中的重工，或者说工业中除轻工业的部分，重工业是相对于轻工业而言的。主要是钢铁、有冶金、炼油、化工、水泥、 电力和包括汽车在内的重型装备制造业，建筑业和一次资源产业不属于这一范畴。其次，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重化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经 阶段。所谓“化”，不说彻头彻尾，至少要占主要部分，定量地说，要占2/3以上。从经济发展看，法国从来是轻重工业并重，没有经历这个阶段（笔者曾在法国 做过6年经济考察），澳大利亚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也没有经历这个阶段。而我国2003年重工业占工业比重64.3%，2004年占67.6%，目前还在 增，可以说正在走上重化工业化的道路。
从有效配置资源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和生态脆弱的国家；但是，目前我国创造世界GDP的 4%，却消耗了世界上31%的钢、30%的煤炭和50%的水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相比轻工业和服务业，重工业耗费资源仍然最 大，而且重工业资源节约的成本最高。同时，市场的资源已经不再取之不尽。今天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源在地球上的态势已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概念，而是耗 竭，即这种稀缺不是在一个地区或一段时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永久性的。
而就以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的影响问题看，重化工业的技术属于复杂成熟技术，迄今为止已经研发了100-150年，实践证明，产生革命性创新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因此，技术创新的成本要大大高于轻工业和服务业。
此 外，重化工业还存在着挤占资源、环境污染、金融风险、恶性竞争等问题，而在解决就业上，重化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的确没有轻工业多；但重化工业产业链长，对 机械制造、运输和服务业的拉动力较轻工业大，创造就业机会的综合比较，应该有专题研究。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制造相同的就业机会，重化工业的投入是较大 的。
对于循环经济体系建立的利弊问题，重化工业由于技术成熟和资源密集度高，是实施循环经济成本最高的产业。西方国家的后工业化，主要手 段就是实施循环经济，但他们的办法是转移重化工业，在国内保留的很少。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来实施循环经济，但是，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三、重化工业的出路何在？
作 者认为，重化工业并不是不能发展，第一，重化工业产品有市场需求，在一段时期内还有强烈的市场需求；第二，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基础设施要建设，人民要 提高住房标准、要汽车，我们必须保证重化工业产品的相当自给率，重化工业产品主要依靠国际市场，与粮食和石油一样是不安全的。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重化工业 企业还应该重组升级，搬迁扩大以至上马；但是，我们的重化工业发展必须适度，要有总量控制，它从来不是一个必经阶段，对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来说更不应该是 必经阶段，“重化工业化”的方向是不妥的。
文章建议：1.重化工业要保持适当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要保持适当比例，重化工业比例不宜超过 2/3。2.重化工业应高起点、大型化。3.重化工业主要应按我国原产业布局建在东北和西北等地区。重化工业发展的资源不能主要依靠进口，因此应主要在有 自然资源区位优势的东北和西北等地区，不能遍地开花，弃长用短。4.对暂时的过度需求由进口解决。5.重化工业的前途在于转产。如开发燃料电池车和替代钢 材的工程塑料。从研发时间太长，不管是联合国，还是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预测机构都已列出了时间表，大部分新型重化工产品的商用，都是2010-2040年 的事，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四、新循环经济学的观点探讨
文章还说道，经济生产需要解决的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 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再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三个基本问题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这一过程本身就 是一个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创新的过程，今天我们处于后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并存的时代，这几个问题，从新循环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做一些新的探讨：
1. 为谁生产。①为人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新循环经济学认为应该以人为本，为人的可持续发展生产，而可持续发展难以完全由市场体现，因此，执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 政府应该起比过去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对政府管理的创新和科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机制缺陷不仅仅在于非完全竞争和市场失灵，更重要的在于它对资源稀 缺的假设是通过市场配置以使稀缺的资源达到相对充足的供给。而今天，面对多种传统工业所必需的资源将在本世纪枯竭，人要可持续发展，政府这只“看得见的 手”将起保证作用。第一，只靠市场价格调节是不够的；第二，政府必须致力于新的替代资源的开发，只有这样人才能可持续发展。②为理性和知识的人生产。当年 亚当·斯密就对市场的人做了“经济理性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又要求经济理性的人准确地预期未来变化，并合理计算收益，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未来变化”尚不 包括自然资源枯竭，即便包括，没有新知识也不可能准确预期。而今天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自然与经济理性的人，或者叫知识理性的人，也就说生产要在自然资源的 承载能力之内，只能满足人的合理需求，而不是“无尽欲望”。原因很简单，就是满足欲望的多种资源已近枯竭。还不要说地球65亿人都在“天堂”生活，就是达 到今天美国的平均标准，也需要4个地球的资源。因此，不是愿意与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
新循环经济学提出了循环经济方程：Ie=Gp·AlPr·Rr
其中：①Ie为生态系统蜕变（包括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程度；②Gp为国内生产总值（现行统计指标体系）Al为人的享受欲望；③Rr为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程度（包括科学技术开发新资源与传统资源节约）；④Pr为稀缺资源的市场价格。
2. 生产什么。今天，生产什么不能只由市场来决定。如以现在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国有两亿辆汽车，意味着4亿吨石油的消耗，我国目前石油消费量约为3 亿吨，仅有6500万吨用于汽车，到了2020年，即使其余用油很少增长，我国也至少要用7亿吨石油，而届时我国的石产量将稳定在1.8亿吨，则每年要进 口5.2亿吨石油。解决这一完全可能发生的问题，一是由政府以经济政策调控，不能生产那么多汽车，二是政府导向大力开发燃料电池自动车。无论采取哪种办 法，今天的汽车工业都不能盲目扩张。另外，新循环经济学认为我们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不经生产加工就是财富，或称为第二财富，与第一财富同等重要。生 态建设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维系与修复生态系统也是创造财富，创造的是第二财富。第二财富度量的指标体系，正在以绿色GDP等研究逐步建立。
3.怎么生产。上个世纪下半西方已经出现了作为循环经济学的一部分的清洁生产理念，对传统西方经济学做了创新。而新循环经济学又在这种基础上再创新形成了新的经济学理念。
新 减量化（reduce）：从传统的、自生产源头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理念，扩展到降低人对物质产的需求，使之合理化。新循环经济学认为，应该满足的是需求 而不是“欲望”，把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的概念扩展到“知识人”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自然资源供需平衡，人与自然和谐。
新再循环（recycle）：从传统的生产流程中的废物被利用为生产原料的理念，扩展到把传统工业经济“提取原料——制造产品——排出废物”的开放链孤立产业体系，改造为“提取原料——制产品——排出废物——变为另一种产业的原料”的循环产业体系。
新 循环经济学认为要实现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变化，主要依靠因地制宜的自主创新，因此，知识应进入生产函数，真正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例如以氢为原料的受 控热核聚变能在2030-2040年商用的能性很大，这样人类就得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能源摆脱石油枯竭的制约。但是，如果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 发展中大国也不自主创新，这一过程就可能大大推迟，石油问题会在2020年以后日益突出。不但是受控热核聚变这种高技术，就是汽车工业的常规技术也应该自 主创新，自主创新要有一定条件，并有阶段性，要经过“引进—利用——积累——研究”的过程，但是，在我国汽车产量已超过500万辆，占世界8%的情况下， 自主创新已必须提到日程上来了。
新循环经济学在“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和“为谁生产”的三个经济学主要问题上，与传统西方经济学及其在后工业化时的延伸——循环经济都有差异与发展，因此，它是一种新的经济学。
“重化工业化”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
赵国鸿在《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上发文探讨了“重化工业化”之争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文章首先对各有关部门对“重化工业”何“重化工业化”的不同含义做了介绍。
一、重化工业化的含义
在 过去的产业经济学中，往往根据产品单位体积的相对重量将工业划分为轻重工业。产品单位体积的重量大的工业部门就是重工业，重量轻的就属轻工业。属于重工业 的工业部门有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金属材料工业和机械工业等。由于在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化学工业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因此，在工业结构的产业分类中， 往往把化学工业独立出来，同轻、重工业并列。这样，工业结构就由轻工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三大部分构成。常有人把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放在一起，合称重化工 业，同轻工业相对。
另外一种划分轻、重工业的标准是把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称为重工业，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称为轻工业。以上这两种划分原则是有区别的。
国家统计局对轻重工业的划分接近于后一种标准，《中国统计年鉴》中对重工业的定义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轻工业为：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在研究中，如上文所述，常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合称为重化工业。
“重 化工业化”是产业经济学中对工业化其中一个阶段的称谓，它并不是像很多人顾名思义简单地理解的那样，是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和发展重点的阶段。一般来说， 工业内部结构变动一般分为三阶段四时期。其中第一阶段就是重化工业化阶段，包括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阶段为高加 工度化阶段，包括以一般加工工业为重心和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三阶段为技术集约化阶段，也包括以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以高新技术 密集型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三个工业结构变动阶段之间是相互衔接和部分重叠的，前一阶段的第二时期同时也是后一阶段的第一时期。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 三阶段四时期的发展顺序可能存在交错混杂。通常，当工业结构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的第一时期时，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当进入高加工度化阶段，工业化转入中 期；当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时，工业化进入后期。
作者继而认为，当前工业发展阶段不应称作“重化工业化”，而是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
二、似是而非的重化工业化
作 者认为，首先，前文所述几种划分轻重工业的标准都有不准确、不合理之处，划分原则没能适应现实经济的发展，不能准确描述现实并提供决策依据。在我国今天的 技术和经济环境中，如果不做新的严格定义，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仅有象征意义而已，它们已不宜再作为学术和政策用语，用它们来做今天与历史及他国的比较研 究缺乏严谨的逻辑，纠缠于重化工业、重化工业化这样的概念不仅没有多少意义，还可能对公众和政策产生误导。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属于传统重化工业的部分基 础产业在一些时段仍将发展较快，但已将不存在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
由于统计的延续性等原因，在进行经济统计时仍可能会出现轻重工业的指 标，但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建议统计部门在原有轻重工业分类的基础上，增加加工度、技术密集两项指标作为反映工业结构变动特征的新标准，将工业分为一般加工 度工业和高加工度工业、一般技术工业和高技术密集工业，这样能更好描述工业结构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由轻工业为中心的发 展转向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二是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演进；三是技术集约化的趋势。在我国工业化的现阶段，加工度、 技术密集两个指标能更好反映产业发展的状况。
其次，依照国家统计局对重化工业的定义来分析，近几年重化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前文所列数 据那么大，由于统计标准的问题，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贡献被无意间夸大了。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的巨大变迁，我国现有统计体系中轻重工业划分标准变得不尽合 理，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经济现实，造成失真，夸大了重工业的比重。如按照轻重工业的定义，提供生活消费品的工业为轻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的相当部分应划入轻 工业。而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它们被列入重工业。由于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第一大产业，规模庞大，这样的划分明显夸大了重工业的发展。
再 次，现行统计口径中重化工业近年的快速增长并不能证明我国进入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不是一对同义或同一范畴的概念。实际上，我国已 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化，正向高加工度阶段转变。从工业结构看，一般加工工业比重较高，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比重较低，也说明我国已处于 工业化中期。因此，有人判断我国正进入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并不确切。
近两年钢铁、机械、化工、石化、煤炭等属于传统重化工业范畴的产业 增长较快。但随着技术环境和产业环境的变化，传统重化工业范畴的产业已不是我国工业化中最重要和最具成长性的角色，不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产业，其增长速度 和成长潜力及所占比重远不如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程等新兴制造业，以它们近期较高的增速来判断我国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阶段，进而确立倾斜发展重化工 业的政策存在偏差。
由于我国技术、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新的现象和趋势，但重化工业化已难以概括这一现象和趋势，作者认为不宜 再用重化工业化的提法，我国当前的产业发展状况及趋势与其描述为重化工业化，毋宁说是信息化和高加工度化的结合。用高加工度化产业来概括电子信息产业、机 械、汽车、生物医药工程、精细化工等发展较快并且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群比较科学、合乎实际。国内消费层次升级和出口需求推动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迅猛发 展，进而带来能源和原料需求的增加，引致基础产业加速发展，下一步，通过技术和产业升级，必然是高加工度化产业、技术集约化产业和服务业高速发展的阶段， 因此，科学合理的政策取向应该是大力促进高加工度化的深化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用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来描述我国产业的发展方向比重化工业化合理科 学。
三、新型工业化，而非第二轮“重化工业化”
我国人口超过目前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如果采用传统工业化模式， 所需资源是巨量的。我国必须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而非新一轮重化工业化之路。我国产业发展的目标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 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为此，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信息化为核心，以技术进步、人力资源优势、城市化和国际化为动力，以制度法律和法 治下的政府作用为保障，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产业发展目前主要应关注以下问题。
首先，目前对于我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对属于传统重化工业范畴产业的存量部分进行技术升级、结构调整，而非规模扩张型的所谓第二轮重化工业化。
其次，我国解决资源能源约束问题、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出路在创新和开源节流。
再 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既要优化调整第一、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又要调整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既要继续大力推动制造 业的发展，也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不能将重化工业和制造业混淆，不能将运用现代技术、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型的 装备制造业等产业与传统的重化工业相提并论，制造业的发展也并不等同于粗放型增长或者环境污染，不能因遇到资源短缺、“煤电油运”紧张、环境污染等就摒弃 制造业的发展。
此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并不矛盾，制造业的发展为服务业提供了基础和市场，反之，加快发展服务业能推动制造业的升级和 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针对我国产业发展现状，对发展服务业实施政策倾斜和超常规发展服务业很有必要，这既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又能支持其他产业更好发展。
最后，工业化中的资源浪费和粗放增长从根本上讲与不合理的生产要素使用激励制度和政府的不恰当参与、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有关，因此必须进行配套改革。
重化工业化道路的走法
姚 洋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3月7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对于重化工业，国家不应采取倾斜政策。作者认为，尽管他判断中国到了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发展 阶段，但这是基于中国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新角色说的，也就是说，即使国家不干预，企业也会选择投资重化工业。国家干预没有必要，同时也是有害的。原因有 二：一是我们已经建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经进入了斯密正反馈系统良性循环中。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进一步加剧国家干预造成的扭曲。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工 业发展道路也产生扭曲，但仍然是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中；而现在则不同，财政分权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加上单一经济指标的干部提拔体制，地方政府会 倾向于进行过多的投资。在地方政府没有硬预约束的前提下，这种行为将导致银行坏账的增加。从这点出发，他表示，我们赞同吴敬链先生的两个观点：第一是我们 应该从投资驱动的外延式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型工业化道路上来。发展重化业和吴先生提倡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不矛盾的。发展重化工业也有两种模 式，一种是盲目扩大投资，一种是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扩大投资，后者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第二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关键在于改变政府的行为模式，经过50年的积 累，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经过25年的改革，我们也经认识到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势。政府的目标不应该是短期的经济增长， 而应该是为经济的良性运转提供制度保障。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6年第28期（总第658期） 2006年4月1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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