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6年第26期（总第656期）2006年4月11日（星期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关于重化工业的深入探讨（一）
2003 年下半年，有关学者开始提出中国已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观点，此后，围绕“重化工业”这个命题，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产业 投资方向、就业、中国南北方经济增长差异等等问题。我们曾经在2005年第3期的《经济走势跟踪》上就当时讨论的情况做了综述。随着讨论的进展，一些学者 又提出了新的观点，故此，我们将近来的相关资料又进行了整理，编辑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判断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以下自2003年开始的有关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判断：
刘世锦：中国开始进入一个适应居民消费升级需要，以市场为基础，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可持续性比较强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上海证券报，2003年10月24日）
姚景源：中国工业正进入重化工时期，中国工业经济正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2004年1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李 佐军：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不是一种“应该怎样”的倡导（即规范分析），而是一种“是什么”的判断（即实证分析）。重化工业大发展是工业 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它，因势利导，及时抓住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带来的挑战。（《上海证券报》，2004年8月18日）
《中 国科技财富》封面文章<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984 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第二阶段1985年-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 1993年-1999年，是我国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这一发展过程预计还将持续15-20年。（《中国科技 财富》，2004年第4期）
2004年下半年，吴敬琏先生提出了要警惕“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观点，从而掀起了一波讨论。
吴 敬琏：要警惕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自“十五”计划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在向重型方面转化，但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相反，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短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IT产业的发展， 对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极大的作用，并且能吸引大量劳动力。出现“重化工热”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国研网，2004年11 月16日）应该走出一条提高效率的新型发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来说，就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结构升级是要实现资 源配置最优，而不是多数人所认为的发展重化工业。”（在2004年12月16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林毅夫： 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济参考报》，2004年12月23日）
厉以宁：吴敬 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 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重化工的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仍可实现。（《北京晨 报》，2004年12月14日）
赵令彬：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目前的重型化是经 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场主导的，故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经济重型化既符合供给方面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需求方面的转变。故当局 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 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大公报》，2005年1月3日）
讨论在不断深入，更多的学者对于中国是否进入“重化工业时代”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8月29日发表的<“重化工业化”道路与南北经济转型之辩>的学者访谈录中，数名经济学家对以下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问题一、中国能否超越重化工业化阶段？
吕 政：建国初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方针，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这样一种片面性的做法，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 年，特别是1998年以来又出现重化工业重新高度增长的这样一个局面。中国加快重化工业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要求，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发展 已经像当年的其他重要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那样，从经历劳动密集型生产工业，向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再向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这样 一种梯度的转移和上升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性，可能三个不同的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都有它一定的地位和比重，不完全 是此消彼长，这一产业替代另一产业这样一种绝对的格局，这是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性决定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坚持发展劳动生产业，同时适应市场需求，也要加 快重化工发展，同时也不失时机推动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所以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是不准确的，容易引起人们的 误解，或者是片面的理解，应该说三种不同的产业在中国都有发展和增长的空间。
王一鸣：从战后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日本、韩国、巴西 都没有绕开重化工业的路子。在当下的中国，用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能替代重化工业发展。重化工业阶段是绕不过的，而且它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外，尽管发展重化工业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但它也是解决“高消耗”的根本出路。因为装备水平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要依托重化工业发展。另外，这次开 始于1998年的重化工业发展跟前两轮不一样，主要是市场需求拉动，而且规模比那两轮大得多。这轮重化工业发展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的，使得原来不具备 资源条件的南方一些省份，同样可以通过国际渠道采购能矿资源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还是资本比较稀缺，劳动力相对比 较丰富的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我们应该发展比发达国家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资本比较密集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 区段。重化工产业现在有些已经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且，我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在这方面增加投资和建设是正常的，重要的是不能一哄而上。
马 晓河：一个经济体如果要发生转变，肯定经过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的过程。从供给角度看，刘易斯提出结构转化三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大量过 剩，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旦劳动力短缺以后，肯定出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工资开始提高，是为第二阶段；到了一定的时候，全社会劳动力短缺，出现资本 深化，资本深化是指完全由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整个结构要升级，产业要现代化，意味着整个产业里面资本比重、技术比重提高，劳动比重减少，这第三个阶段是 不可能超越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资本品的比重要提高，这个阶段由供给和需求双重作用决定，不可逾越。中国作为大国，特别是一个结构比较完善的国家，它 的结构转换更是没有特殊性。
问题二、中国的重化工业的发展会持续多长？
冯飞：近些年的重化工业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和快速的城市化过程这两个因素导致，明显有别于前一阶段。从这个机制来看，重化工业的发展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王 一鸣：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会比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经历的时间要长。从供给上来说，原因在于我国产业发展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特征，非常落后的与非常 现代的技术并存，这会拉长重化工业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有缩短这个过程的意识，但不能急于迈过这个过程，必须从战略上做出安排。
问题三、我国进入到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吗？
王一鸣：经济学并没有说重化工业发展是一个阶段。中国处在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过程，这个时期重化工业有足够的发展动力，供给和需求方面也有足够的条件，但不能简单的归结为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姚 景源：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个阶段。从现实来看，中国产业的变革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对重化工业来讲，生产要素配置的完 善和改善、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四个因素是融为一体的，如现在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的现象，从一个方面要看到现阶段即重化工业时 期，投资率必然保持较高的水平的客观性。
马晓河：很难划分中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处于特殊时期，是后发展国家，遇到的环境是 信息化与传统的工业化相交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带有多层次性，既有资本品比重提高的特征，又有信息化到来的特征。大量的外来资本和技术引进 使中国产业产生多层次化，既有21世纪最先进的水平，又有最传统的技术，形成的是豆芽型结构。这样的结构下，很难断定是重化工业阶段或者什么阶段，它是一 个混合体。
林毅夫：中国这么个大国，生产活动分布的领域一定比一个小国分布的领域广泛的多，按目前的国际产业分工和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情形，我国的国民经济中会有一部分重化工业，所以，“进入”重化工业的含义会是一个组合的概念。
在学者的讨论中，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重化工业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表达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如何看待重化工业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系？
据 2005年03月21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19日下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上，吴敬琏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的重化工业仍 是走旧型工业化道路，依靠资源大量投入支撑外延式增长，无助于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吴敬琏认为，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引发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扬长避短， 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挤占用于发展服务业的资源；造成水、土、煤、电、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增加解决 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增加的金融风险。他认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彻底改观，资源约束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
同 时参会的樊纲则认为，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是重化工业效率太低。“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这毫无疑问。但是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二三 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的行业。”
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8月29日的长篇访谈录中，一些学者就“新型工业化道路”与重化工业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吕 政：我国走一个新型化的道路，解决的出路是，重化工业的增长应当是一种集约模式，低消耗的，污染少的，从粗放转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传统的重化工业主要是 指石油和石油开采，冶金、建筑材料，以及一般的机械设备的制造，但是现在我们广义上的重化工业既包含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也包含了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 重化工业，所以我们讲的重化工业它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升级的任务。就是说我们要加快发展重化工业，突破口是要发展那些能够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物质装备的机电设 备。应该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所谓中间突破就是要高度重视技术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林毅夫：是否走以研发为主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关 键在于研发所在的行业是否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以及是否有比我国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个行业里也具有比较优势。当某个产业我国有比较优势，而没有比我国更发 达的国家在这个产业有比较优势时，我国要在这个产业上有新产品和技术就只能自己搞研发。但是，在资本、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是资本 投入大、风险大的研发和核心芯片生产区段。这个产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还会集中在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我国在要素禀赋结构、收入水平上和发达国家还有很 大差距时，我国的企业除非得到国家的保护、补贴，很难在这些产业的研发上和发达国家竞争，而保护补贴的结果会和我国过去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时的情形一样得不 偿失。
姚景源：现在大家普遍担忧的问题，就是高消耗、高污染，显然这种没有可持续性的状况不可能支撑全面小康道路。因此，建立节约型社会 至关重要。节约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从制度角度说，相当数量的资源、能源没有市场化，它的价格被人为的扭曲了，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比如原 油、电力等一些重要的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不到位。
冯飞：现在的经济状况下，要把能源消费降下来殊非易事。最重要的一是新型城市化的推进，二是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形成。节能途径有二：技术突破和体制创新。
在2006年3月13日的《上海证券报》上，刘世锦发表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新在何处>的文章，文章指出，从结果上看，“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区别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入、融合或改造。虽然产品的使用价值方向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由于新技术、新方法的采用，产品的品种、性能，生产的技术、工艺流程 等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这里，“传统产业”的概念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解。如果仅从提供的产品属性上说，它们可以说是“传统”的，如汽车用 于代步，钢材用于建筑，如此等等，但从生产方式说上，这些产业在相当程度上又可以被看成是“高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技术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中的应用。
文章认为，在分工细化、生产链条拉长的情况下，将“传统产业”等同于“低技术”或“中技术”，而将“新兴产业”等同于“高技术”，在许多情况下是不正确或容易形成误导的。
2.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所谓经济全球化，包括了生产、贸易、研发、金融等领域的全球化，其结果是大大提升了产业结构的国际化程度。
但 是，文章进而指出，产业的国际化与产业的技术、生产和交易特性直接相关。那些地域性强的产业，长距离运输和交易成本高的产业，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有 特殊意义的产业等，仍然会以本地化生产为主。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则表明“就近生产和交易”对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化”与“本地化”似乎是同 一事物两个不同的侧面。依然有意义的一个现象是，产业结构的国际化趋向并未改变较大工业化国家保持各自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事实。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本地 化与资源利用的国际化可以并行不悖。外商投资企业，就是利用国际化资源进行本地化生产。所以，与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相比，资源配置的国际化是一个外延更宽的 概念。可以观察到一个基本事实是，完全利用国内要素进行生产的企业和产品已是越来越少了。
3.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转变。随着工业化进程 中诸多矛盾的显露和某些工业化战略的失败，人们开始认识到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或少发展的情况并不少见。“发展”意味着增长加变革。需要有更 宽泛的发展标准，如减少贫困、分配公平、环境保护，增强人的能力，扩大自由选择的范围等。成功的发展政策不仅要使人们的实际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还必须 使实际收入能够用来实现体现在“发展”中的其他价值。
文章认为，与几十年前相比，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理念有了很大变化，相应地，发展战略 也出现了根本性地调整。概括地说，人们越来越重视发展的全面价值，重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的作用，重视市场配置资源和制度变革，重视形成和适应更为 开放的发展环境，重视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4.大体相同工业化阶段完成 时间的缩短。后起工业化国家完成大体相同的发展过程，与先行国家相比，所用时间不同程度地缩短了。中国是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地域辽阔且发展很不平衡， 单就某些地区来说，如东南沿海几个大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不论是从工业史的角度看，还是与东亚工业化经济体相比，都是相当快的。对这种现象，通常 的解释是后发优势的作用。后发优势可以表现在技术上，在几乎所有领域，后起经济可以引入（学习、模仿、购买等）已有技术，而不必自己去原创；也可以表现在 资源和市场的可利用范围上，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后起经济能够在比过去大得多的范围内利用资源和市场；还可以表现在制度和政策上，例如，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 扮演何种角色，一直以来是争议很大的问题。后起经济可以在这种争议中，特别是在先行国家实践所引出的经验和教训中学到知识，以使自己作出有利的选择。
重化工业应否继续成为投资重点
马 晓河：过分强调或超前发展一些重化工产业项目会带来产业结构扭曲，扭曲的结果是在经济增长中投资做的贡献比重过高，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增长。比如 1998年以来，投资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消费品比重越来越低，这种畸形结构，不符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设想。（《21世纪经济报 道》，2005年8月29日）
姚景源：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很重要的特色就是重化工业比重在不断的提高，尽管关于重化工 业在中国有很多的争论。美国成为头号强国，现在是靠第三产业和高科技，当年是靠重化工业，而日本也是依靠重化工业倾斜的增长模式发展起来。我们80年代主 要是食品、纺织，90年代的工业是轻工家电，现在是钢铁、汽车、电子、机械、化工，争论是不是重化工业并不是重要，重要的是重化工业要走新兴工业化道路。 “十一五规划”对国家工业进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做出了明确的说法，所以重化工业也应当会成为企业家投资的热点。（2006年4月9日在北京大学民营企业投资 与发展论坛的演讲）
发展重化工业是否解决就业的首选之道？
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8月29日的长篇访谈录中，一些学者对发展重化工业和解决就业问题的关系作了如下分析：
王一鸣：重化工业发展是部门分工深化的结果，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因为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发展势必带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相互偏离。
姚 景源：重化工业是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转化，对工业企业来说，它的用工就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了。但是放在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中算账，会发现重化工业产业 链条长，关联产业多，而关联产业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重化工业就业的状况，就全社会来说，会好于劳动密集型占主体的阶段。
冯飞：目前来 看，单位产出带来的就业在下降，这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但是它毕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适度发展重化工，也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一轮的重化工业发展，有高增长产业群在形成。汽车、住房是带动性产业，汽车的产业链条非常长，对近40个产业有拉动作用。汽车每直接 增加一个岗位，其间接就业会增加7到11个。房地产业也如此。
马晓河：我认为当前中国工业化最大的特征是“三高一低”：即高储蓄、高投 资、高耗能、低效益。这三高一低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大的瓶颈。中国工业化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在现有的制度体制下，资本品过分倾向于资本方面，导 致本来过剩的劳动力更加过剩，使得国家财富增长过快，就业增长过慢，即高增长低就业。
2006年3月3日，在《中国经营报》的一篇报道中，一些学者就发展重化工业与解决就业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左 学金：就业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就业的主要发动机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在1990年－2003年的13年中，我国总就业增长约9700万人。其中第三产 业增加了9800多万人，第二产业增加了2200多万人，而第一产业则减少了近2400万人，显然第三产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最大。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进一 步支持了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贡献。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也强调了发展服务业对扩大就业的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政 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将注意力集中于钢铁、化工、汽车、电子等资金密集制造业，而且各地优先发展的产业趋同，脱离了各地比较优势。这种情况显然对解决我国就业 问题不利。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各地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要与扩大就业的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
蔡日方：就业不是经济增长速度就完全可以 解决的，目前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原材料等重工业行业，而重工业行业的过度发展确实是“十五”期间存在的一个问题。“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增长 没能保持非常好的一致关系，原因也恰恰在于有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没能发挥其比较优势。我国目前处于劳动力比较丰富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过 快的重工业发展具有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排斥劳动力就业的。所以，虽然投资旺盛，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没有按照我国人口理想的状态达 到最大化的就业。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没有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过早地偏重于“重化”工业化，自然创造不了就业机会，这是需要强调的。如果过去的“十 五”期间没有急于搞重工业化，投资更加倾向于中小企业、服务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有非公有制企业，我们的就业机会要比现在多得多。
重化工业与南北经济格局
在2005年8月29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的长篇访谈录中，学者还对发展重化工业对南北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对于南方近年来致力于发展重化工业的现象，学者们认为：
姚 景源：在发展重化工业方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重化工业的推动归根到底应该是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其他的力量。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讲，要把投资规模做 大，就势必产生对重化工的追求，出发点是好的，是要经济发展步伐，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也由此产生。
王一鸣：并不是说南方就不能搞资源密集产业，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地方发展重化工业的问题，不能一味否定，对这些地方是否搞重化工业项目，要由市场决定。但是，从总体上说，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主导方向应该向自主创新这个方向走了。
冯 飞：在重化工发展时期，地区布局确实非常重要。现在的资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这意味着其布局在转向资源进口地转变。港口城市，虽然无本地资源，但可以很 便利地进口资源。这是导致重化工业布局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是，也要注意水资源、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在这个布局过程中，政府要起社会规制的作用。要从是 否赚钱的经济性管制，转向环境保护与资源是否能得到高效利用方面的管制。
而北方在能源和资源方面有区位优势，北方在重化工业发展方面是否存在一种比较优势？甚至会否出现经济重心转移？对此，学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王 一鸣：长三角现在处于阵痛期，而北方诸省却处在甜蜜期。由于资源价格上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猛增，财政支出也多了。但我认为这个甜蜜期不会很长，电厂会饱 和，煤的形势会发生变化，而且现在煤价已经开始回落。所以，北方经济增幅的上升跟能源和资源价格变化有关系，是市场需求拉动的价格上升带来的增长速度的提 升。如果是价格变化形成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并非由于技术进步，或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而是由价格带来的。
区域格局的变 化是全国结构变化空间上的一个反映，区域结构的变化的过程也不是很短，因此从短期内很难判断，需要很长时间去观察，可能要以十年为单位才能看出来。所以， 不要轻易在短期内去做这个重心变化的判断。上海和浙江，或者广东增速的下降，并不能说明重心在转移。只要这两个三角洲完成了结构调整，那么发展的空间还是 很大。对北方而言，北方诸省若不抓住财政增收的时机，大规模增加制造业的投入、大规模增加人力资源的开发，恐怕今后发展会受到制约。目前北方发展快，一个 是价格的原因，另一个是宏观政策有保有压，特别是国家对煤炭和一些有色金属的开发给予支持。但是，这种资源型经济从来都不是有竞争力的经济，如果停留在资 源型经济的情况下，北方的经济很难有希望。所以，北方经济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利用现在的有利时机，经济状况比较好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从资源生产向 资源加工业增值方面延伸，对一些资源枯竭性地方也要着力发展一些替代型产品。
马晓河：我认为中国将来经济增长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即由过 去增长带变成增长极，或者是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东北地区、沿长江带，包括武汉、重庆等等。从这点来看，继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环渤海、东北 地区、沿长江带的增长会有希望，原因在于：首先，目前东南亚经济圈在互相的供求交流方面越来越紧密，韩国和日本对中国的交流密切；其次，结构转化，即需求 结构变化后带来的需求对当地的产业结构会产生很大的拉动效应；第三，这三个地方和长三角、珠三角相比的劳动力供给价格比较低，相对比较富裕，而且土地空间 很好，能源也富集。
而在2005年11月3日的《新民周刊》上，巴曙松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提出了重化工业时代到来将使中国经济北盛南衰的可能性。
巴 曙松认为，本轮宏观调控以来，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浙江经济投资和经济增长大幅放慢，而中国改革开放潮头地区广东的情况也不太理想。其原因就是这 一轮国家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针对新开工的重化工业，如钢铁和水泥等产业，因此，正想进入这些领域的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大受影响，而山东在前几 年重化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备，因此受调控影响不大。相反，山东能源矿产丰富，在上游原材料产业的投资上，国家给予了较大的支持。所以山东许多大项目能够顺 利开工投产，拉动经济增长。这样一来，山东的增长便与浙江的下滑、广东增长的放缓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宏观调控“有保有压”的因素外，山东 经济走强而珠三角、长三角经济走弱的另外一大原因是资源和能源的价格上升，下游产业的利润受到挤压。上下游产业价格的差异就像一把锋利的大剪刀，重新剪裁 出不同的利益分布来。山东、辽宁、山西、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河南等资源大省几乎都分布在中国的北方，这使得北方经济突然发力，而南方省份则由于资源和 能源的涨价转而陷入“悲惨式增长”。
巴曙松进而指出，如果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更多还只是短期影响的话，那么这种资源的影响将是更加长期的影响，因为它背后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化，并将深远地影响到区域经济消涨关系。
中 国经济会因为重化工业时代的到来而北盛南衰吗？巴曙松认为，应该说有这种可能性。不过，历史也一再证明，经济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秉赋的影响，更要受到制度条 件的影响。从后者而论，目前无论是珠三角的广东还是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其市场化程度上都要较山东以及北方的其他省份为领先。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近 年来都正大力提升产业结构，特别是上海提出了建立现代服务业的构想。这些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但在产业结构调整完成后却会迎来新的 高速增长。因此，未来的10年，究竟是北风压倒南风，还是南风继续领先，尚不能根据一时的变化过早地作出判断。（待续）
（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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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化工业的深入探讨（一）
2003 年下半年，有关学者开始提出中国已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观点，此后，围绕“重化工业”这个命题，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产业 投资方向、就业、中国南北方经济增长差异等等问题。我们曾经在2005年第3期的《经济走势跟踪》上就当时讨论的情况做了综述。随着讨论的进展，一些学者 又提出了新的观点，故此，我们将近来的相关资料又进行了整理，编辑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判断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以下自2003年开始的有关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判断：
刘世锦：中国开始进入一个适应居民消费升级需要，以市场为基础，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可持续性比较强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上海证券报，2003年10月24日）
姚景源：中国工业正进入重化工时期，中国工业经济正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2004年1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李 佐军：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不是一种“应该怎样”的倡导（即规范分析），而是一种“是什么”的判断（即实证分析）。重化工业大发展是工业 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它，因势利导，及时抓住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带来的挑战。（《上海证券报》，2004年8月18日）
《中 国科技财富》封面文章<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984 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第二阶段1985年-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 1993年-1999年，是我国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这一发展过程预计还将持续15-20年。（《中国科技 财富》，2004年第4期）
2004年下半年，吴敬琏先生提出了要警惕“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观点，从而掀起了一波讨论。
吴 敬琏：要警惕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自“十五”计划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在向重型方面转化，但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相反，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短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IT产业的发展， 对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极大的作用，并且能吸引大量劳动力。出现“重化工热”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国研网，2004年11 月16日）应该走出一条提高效率的新型发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来说，就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结构升级是要实现资 源配置最优，而不是多数人所认为的发展重化工业。”（在2004年12月16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林毅夫： 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济参考报》，2004年12月23日）
厉以宁：吴敬 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 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重化工的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仍可实现。（《北京晨 报》，2004年12月14日）
赵令彬：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目前的重型化是经 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场主导的，故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经济重型化既符合供给方面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需求方面的转变。故当局 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 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大公报》，2005年1月3日）
讨论在不断深入，更多的学者对于中国是否进入“重化工业时代”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8月29日发表的<“重化工业化”道路与南北经济转型之辩>的学者访谈录中，数名经济学家对以下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问题一、中国能否超越重化工业化阶段？
吕 政：建国初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方针，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这样一种片面性的做法，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 年，特别是1998年以来又出现重化工业重新高度增长的这样一个局面。中国加快重化工业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要求，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发展 已经像当年的其他重要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那样，从经历劳动密集型生产工业，向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再向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这样 一种梯度的转移和上升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性，可能三个不同的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都有它一定的地位和比重，不完全 是此消彼长，这一产业替代另一产业这样一种绝对的格局，这是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性决定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坚持发展劳动生产业，同时适应市场需求，也要加 快重化工发展，同时也不失时机推动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所以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是不准确的，容易引起人们的 误解，或者是片面的理解，应该说三种不同的产业在中国都有发展和增长的空间。
王一鸣：从战后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日本、韩国、巴西 都没有绕开重化工业的路子。在当下的中国，用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能替代重化工业发展。重化工业阶段是绕不过的，而且它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外，尽管发展重化工业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但它也是解决“高消耗”的根本出路。因为装备水平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要依托重化工业发展。另外，这次开 始于1998年的重化工业发展跟前两轮不一样，主要是市场需求拉动，而且规模比那两轮大得多。这轮重化工业发展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的，使得原来不具备 资源条件的南方一些省份，同样可以通过国际渠道采购能矿资源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还是资本比较稀缺，劳动力相对比 较丰富的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我们应该发展比发达国家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资本比较密集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 区段。重化工产业现在有些已经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且，我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在这方面增加投资和建设是正常的，重要的是不能一哄而上。
马 晓河：一个经济体如果要发生转变，肯定经过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的过程。从供给角度看，刘易斯提出结构转化三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大量过 剩，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旦劳动力短缺以后，肯定出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工资开始提高，是为第二阶段；到了一定的时候，全社会劳动力短缺，出现资本 深化，资本深化是指完全由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整个结构要升级，产业要现代化，意味着整个产业里面资本比重、技术比重提高，劳动比重减少，这第三个阶段是 不可能超越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资本品的比重要提高，这个阶段由供给和需求双重作用决定，不可逾越。中国作为大国，特别是一个结构比较完善的国家，它 的结构转换更是没有特殊性。
问题二、中国的重化工业的发展会持续多长？
冯飞：近些年的重化工业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和快速的城市化过程这两个因素导致，明显有别于前一阶段。从这个机制来看，重化工业的发展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王 一鸣：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会比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经历的时间要长。从供给上来说，原因在于我国产业发展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特征，非常落后的与非常 现代的技术并存，这会拉长重化工业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有缩短这个过程的意识，但不能急于迈过这个过程，必须从战略上做出安排。
问题三、我国进入到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吗？
王一鸣：经济学并没有说重化工业发展是一个阶段。中国处在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过程，这个时期重化工业有足够的发展动力，供给和需求方面也有足够的条件，但不能简单的归结为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姚 景源：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个阶段。从现实来看，中国产业的变革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对重化工业来讲，生产要素配置的完 善和改善、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四个因素是融为一体的，如现在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的现象，从一个方面要看到现阶段即重化工业时 期，投资率必然保持较高的水平的客观性。
马晓河：很难划分中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处于特殊时期，是后发展国家，遇到的环境是 信息化与传统的工业化相交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带有多层次性，既有资本品比重提高的特征，又有信息化到来的特征。大量的外来资本和技术引进 使中国产业产生多层次化，既有21世纪最先进的水平，又有最传统的技术，形成的是豆芽型结构。这样的结构下，很难断定是重化工业阶段或者什么阶段，它是一 个混合体。
林毅夫：中国这么个大国，生产活动分布的领域一定比一个小国分布的领域广泛的多，按目前的国际产业分工和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情形，我国的国民经济中会有一部分重化工业，所以，“进入”重化工业的含义会是一个组合的概念。
在学者的讨论中，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重化工业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表达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如何看待重化工业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系？
据 2005年03月21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19日下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上，吴敬琏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的重化工业仍 是走旧型工业化道路，依靠资源大量投入支撑外延式增长，无助于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吴敬琏认为，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引发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扬长避短， 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挤占用于发展服务业的资源；造成水、土、煤、电、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增加解决 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增加的金融风险。他认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彻底改观，资源约束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
同 时参会的樊纲则认为，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是重化工业效率太低。“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这毫无疑问。但是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二三 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的行业。”
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8月29日的长篇访谈录中，一些学者就“新型工业化道路”与重化工业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吕 政：我国走一个新型化的道路，解决的出路是，重化工业的增长应当是一种集约模式，低消耗的，污染少的，从粗放转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传统的重化工业主要是 指石油和石油开采，冶金、建筑材料，以及一般的机械设备的制造，但是现在我们广义上的重化工业既包含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也包含了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 重化工业，所以我们讲的重化工业它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升级的任务。就是说我们要加快发展重化工业，突破口是要发展那些能够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物质装备的机电设 备。应该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所谓中间突破就是要高度重视技术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林毅夫：是否走以研发为主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关 键在于研发所在的行业是否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以及是否有比我国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个行业里也具有比较优势。当某个产业我国有比较优势，而没有比我国更发 达的国家在这个产业有比较优势时，我国要在这个产业上有新产品和技术就只能自己搞研发。但是，在资本、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是资本 投入大、风险大的研发和核心芯片生产区段。这个产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还会集中在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我国在要素禀赋结构、收入水平上和发达国家还有很 大差距时，我国的企业除非得到国家的保护、补贴，很难在这些产业的研发上和发达国家竞争，而保护补贴的结果会和我国过去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时的情形一样得不 偿失。
姚景源：现在大家普遍担忧的问题，就是高消耗、高污染，显然这种没有可持续性的状况不可能支撑全面小康道路。因此，建立节约型社会 至关重要。节约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从制度角度说，相当数量的资源、能源没有市场化，它的价格被人为的扭曲了，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比如原 油、电力等一些重要的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不到位。
冯飞：现在的经济状况下，要把能源消费降下来殊非易事。最重要的一是新型城市化的推进，二是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形成。节能途径有二：技术突破和体制创新。
在2006年3月13日的《上海证券报》上，刘世锦发表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新在何处>的文章，文章指出，从结果上看，“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区别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入、融合或改造。虽然产品的使用价值方向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由于新技术、新方法的采用，产品的品种、性能，生产的技术、工艺流程 等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这里，“传统产业”的概念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解。如果仅从提供的产品属性上说，它们可以说是“传统”的，如汽车用 于代步，钢材用于建筑，如此等等，但从生产方式说上，这些产业在相当程度上又可以被看成是“高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技术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中的应用。
文章认为，在分工细化、生产链条拉长的情况下，将“传统产业”等同于“低技术”或“中技术”，而将“新兴产业”等同于“高技术”，在许多情况下是不正确或容易形成误导的。
2.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所谓经济全球化，包括了生产、贸易、研发、金融等领域的全球化，其结果是大大提升了产业结构的国际化程度。
但 是，文章进而指出，产业的国际化与产业的技术、生产和交易特性直接相关。那些地域性强的产业，长距离运输和交易成本高的产业，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有 特殊意义的产业等，仍然会以本地化生产为主。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则表明“就近生产和交易”对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化”与“本地化”似乎是同 一事物两个不同的侧面。依然有意义的一个现象是，产业结构的国际化趋向并未改变较大工业化国家保持各自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事实。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本地 化与资源利用的国际化可以并行不悖。外商投资企业，就是利用国际化资源进行本地化生产。所以，与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相比，资源配置的国际化是一个外延更宽的 概念。可以观察到一个基本事实是，完全利用国内要素进行生产的企业和产品已是越来越少了。
3.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转变。随着工业化进程 中诸多矛盾的显露和某些工业化战略的失败，人们开始认识到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或少发展的情况并不少见。“发展”意味着增长加变革。需要有更 宽泛的发展标准，如减少贫困、分配公平、环境保护，增强人的能力，扩大自由选择的范围等。成功的发展政策不仅要使人们的实际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还必须 使实际收入能够用来实现体现在“发展”中的其他价值。
文章认为，与几十年前相比，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理念有了很大变化，相应地，发展战略 也出现了根本性地调整。概括地说，人们越来越重视发展的全面价值，重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的作用，重视市场配置资源和制度变革，重视形成和适应更为 开放的发展环境，重视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4.大体相同工业化阶段完成 时间的缩短。后起工业化国家完成大体相同的发展过程，与先行国家相比，所用时间不同程度地缩短了。中国是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地域辽阔且发展很不平衡， 单就某些地区来说，如东南沿海几个大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不论是从工业史的角度看，还是与东亚工业化经济体相比，都是相当快的。对这种现象，通常 的解释是后发优势的作用。后发优势可以表现在技术上，在几乎所有领域，后起经济可以引入（学习、模仿、购买等）已有技术，而不必自己去原创；也可以表现在 资源和市场的可利用范围上，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后起经济能够在比过去大得多的范围内利用资源和市场；还可以表现在制度和政策上，例如，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 扮演何种角色，一直以来是争议很大的问题。后起经济可以在这种争议中，特别是在先行国家实践所引出的经验和教训中学到知识，以使自己作出有利的选择。
重化工业应否继续成为投资重点
马 晓河：过分强调或超前发展一些重化工产业项目会带来产业结构扭曲，扭曲的结果是在经济增长中投资做的贡献比重过高，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增长。比如 1998年以来，投资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消费品比重越来越低，这种畸形结构，不符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设想。（《21世纪经济报 道》，2005年8月29日）
姚景源：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很重要的特色就是重化工业比重在不断的提高，尽管关于重化工 业在中国有很多的争论。美国成为头号强国，现在是靠第三产业和高科技，当年是靠重化工业，而日本也是依靠重化工业倾斜的增长模式发展起来。我们80年代主 要是食品、纺织，90年代的工业是轻工家电，现在是钢铁、汽车、电子、机械、化工，争论是不是重化工业并不是重要，重要的是重化工业要走新兴工业化道路。 “十一五规划”对国家工业进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做出了明确的说法，所以重化工业也应当会成为企业家投资的热点。（2006年4月9日在北京大学民营企业投资 与发展论坛的演讲）
发展重化工业是否解决就业的首选之道？
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8月29日的长篇访谈录中，一些学者对发展重化工业和解决就业问题的关系作了如下分析：
王一鸣：重化工业发展是部门分工深化的结果，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因为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发展势必带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相互偏离。
姚 景源：重化工业是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转化，对工业企业来说，它的用工就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了。但是放在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中算账，会发现重化工业产业 链条长，关联产业多，而关联产业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重化工业就业的状况，就全社会来说，会好于劳动密集型占主体的阶段。
冯飞：目前来 看，单位产出带来的就业在下降，这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但是它毕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适度发展重化工，也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一轮的重化工业发展，有高增长产业群在形成。汽车、住房是带动性产业，汽车的产业链条非常长，对近40个产业有拉动作用。汽车每直接 增加一个岗位，其间接就业会增加7到11个。房地产业也如此。
马晓河：我认为当前中国工业化最大的特征是“三高一低”：即高储蓄、高投 资、高耗能、低效益。这三高一低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大的瓶颈。中国工业化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在现有的制度体制下，资本品过分倾向于资本方面，导 致本来过剩的劳动力更加过剩，使得国家财富增长过快，就业增长过慢，即高增长低就业。
2006年3月3日，在《中国经营报》的一篇报道中，一些学者就发展重化工业与解决就业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左 学金：就业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就业的主要发动机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在1990年－2003年的13年中，我国总就业增长约9700万人。其中第三产 业增加了9800多万人，第二产业增加了2200多万人，而第一产业则减少了近2400万人，显然第三产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最大。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进一 步支持了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贡献。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也强调了发展服务业对扩大就业的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政 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将注意力集中于钢铁、化工、汽车、电子等资金密集制造业，而且各地优先发展的产业趋同，脱离了各地比较优势。这种情况显然对解决我国就业 问题不利。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各地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要与扩大就业的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
蔡日方：就业不是经济增长速度就完全可以 解决的，目前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原材料等重工业行业，而重工业行业的过度发展确实是“十五”期间存在的一个问题。“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增长 没能保持非常好的一致关系，原因也恰恰在于有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没能发挥其比较优势。我国目前处于劳动力比较丰富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过 快的重工业发展具有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排斥劳动力就业的。所以，虽然投资旺盛，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没有按照我国人口理想的状态达 到最大化的就业。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没有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过早地偏重于“重化”工业化，自然创造不了就业机会，这是需要强调的。如果过去的“十 五”期间没有急于搞重工业化，投资更加倾向于中小企业、服务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有非公有制企业，我们的就业机会要比现在多得多。
重化工业与南北经济格局
在2005年8月29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的长篇访谈录中，学者还对发展重化工业对南北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对于南方近年来致力于发展重化工业的现象，学者们认为：
姚 景源：在发展重化工业方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重化工业的推动归根到底应该是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其他的力量。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讲，要把投资规模做 大，就势必产生对重化工的追求，出发点是好的，是要经济发展步伐，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也由此产生。
王一鸣：并不是说南方就不能搞资源密集产业，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地方发展重化工业的问题，不能一味否定，对这些地方是否搞重化工业项目，要由市场决定。但是，从总体上说，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主导方向应该向自主创新这个方向走了。
冯 飞：在重化工发展时期，地区布局确实非常重要。现在的资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这意味着其布局在转向资源进口地转变。港口城市，虽然无本地资源，但可以很 便利地进口资源。这是导致重化工业布局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是，也要注意水资源、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在这个布局过程中，政府要起社会规制的作用。要从是 否赚钱的经济性管制，转向环境保护与资源是否能得到高效利用方面的管制。
而北方在能源和资源方面有区位优势，北方在重化工业发展方面是否存在一种比较优势？甚至会否出现经济重心转移？对此，学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王 一鸣：长三角现在处于阵痛期，而北方诸省却处在甜蜜期。由于资源价格上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猛增，财政支出也多了。但我认为这个甜蜜期不会很长，电厂会饱 和，煤的形势会发生变化，而且现在煤价已经开始回落。所以，北方经济增幅的上升跟能源和资源价格变化有关系，是市场需求拉动的价格上升带来的增长速度的提 升。如果是价格变化形成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并非由于技术进步，或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而是由价格带来的。
区域格局的变 化是全国结构变化空间上的一个反映，区域结构的变化的过程也不是很短，因此从短期内很难判断，需要很长时间去观察，可能要以十年为单位才能看出来。所以， 不要轻易在短期内去做这个重心变化的判断。上海和浙江，或者广东增速的下降，并不能说明重心在转移。只要这两个三角洲完成了结构调整，那么发展的空间还是 很大。对北方而言，北方诸省若不抓住财政增收的时机，大规模增加制造业的投入、大规模增加人力资源的开发，恐怕今后发展会受到制约。目前北方发展快，一个 是价格的原因，另一个是宏观政策有保有压，特别是国家对煤炭和一些有色金属的开发给予支持。但是，这种资源型经济从来都不是有竞争力的经济，如果停留在资 源型经济的情况下，北方的经济很难有希望。所以，北方经济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利用现在的有利时机，经济状况比较好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从资源生产向 资源加工业增值方面延伸，对一些资源枯竭性地方也要着力发展一些替代型产品。
马晓河：我认为中国将来经济增长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即由过 去增长带变成增长极，或者是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东北地区、沿长江带，包括武汉、重庆等等。从这点来看，继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环渤海、东北 地区、沿长江带的增长会有希望，原因在于：首先，目前东南亚经济圈在互相的供求交流方面越来越紧密，韩国和日本对中国的交流密切；其次，结构转化，即需求 结构变化后带来的需求对当地的产业结构会产生很大的拉动效应；第三，这三个地方和长三角、珠三角相比的劳动力供给价格比较低，相对比较富裕，而且土地空间 很好，能源也富集。
而在2005年11月3日的《新民周刊》上，巴曙松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提出了重化工业时代到来将使中国经济北盛南衰的可能性。
巴 曙松认为，本轮宏观调控以来，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浙江经济投资和经济增长大幅放慢，而中国改革开放潮头地区广东的情况也不太理想。其原因就是这 一轮国家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针对新开工的重化工业，如钢铁和水泥等产业，因此，正想进入这些领域的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大受影响，而山东在前几 年重化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备，因此受调控影响不大。相反，山东能源矿产丰富，在上游原材料产业的投资上，国家给予了较大的支持。所以山东许多大项目能够顺 利开工投产，拉动经济增长。这样一来，山东的增长便与浙江的下滑、广东增长的放缓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宏观调控“有保有压”的因素外，山东 经济走强而珠三角、长三角经济走弱的另外一大原因是资源和能源的价格上升，下游产业的利润受到挤压。上下游产业价格的差异就像一把锋利的大剪刀，重新剪裁 出不同的利益分布来。山东、辽宁、山西、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河南等资源大省几乎都分布在中国的北方，这使得北方经济突然发力，而南方省份则由于资源和 能源的涨价转而陷入“悲惨式增长”。
巴曙松进而指出，如果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更多还只是短期影响的话，那么这种资源的影响将是更加长期的影响，因为它背后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化，并将深远地影响到区域经济消涨关系。
中 国经济会因为重化工业时代的到来而北盛南衰吗？巴曙松认为，应该说有这种可能性。不过，历史也一再证明，经济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秉赋的影响，更要受到制度条 件的影响。从后者而论，目前无论是珠三角的广东还是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其市场化程度上都要较山东以及北方的其他省份为领先。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近 年来都正大力提升产业结构，特别是上海提出了建立现代服务业的构想。这些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但在产业结构调整完成后却会迎来新的 高速增长。因此，未来的10年，究竟是北风压倒南风，还是南风继续领先，尚不能根据一时的变化过早地作出判断。（待续）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6年第26期（总第654期） 2006年4月1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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