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6年第16期（总第646期）2006年3月7日（星期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可能进入新一轮增长
根据商务部2月20日发布的最新公告，今年1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44家，同比下降14.5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为45.4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99%，自2005年5月以来，我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趋势首次出现回升。
其 中，1月份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17.96%，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0.73%.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10.4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9.71%.原欧盟十五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 数同比下降5.3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70.8%.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增长10.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8.84%。
外商直接投资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5年，中国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03.25亿 美元，同比下降0.5%(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领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004年实际使用外资606.30亿美元。从数量上看，相对于此前的高增长来 说，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
但分析家认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而且从质上看外商直接投资正与中国经济本身一起酝酿着历史性转变。
新 华网在一篇报道中引述投资分析家程伟斌的话说，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2005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资都出现止跌回升趋势，中国仍是外资最看好的投资地，这一 情势最近五年不会改变。如果“十一五”规划能够得到落实，外商直接投资趋缓将成为最新一轮投资浪潮前的“蓄势待发”。新一轮投资浪潮包括中国服务业开放的 “放量增长”、中国概念的跨国并购“能量释放”和中国农村市场的“全面激活”等。
报道还指出，中国服务业开放将使外商直接投资“放量增 长”。“十一五”恰逢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服务业市场将全面开放。国际服务业对华转移“放量增长期”几成定局。而作为服务业开放中最引人瞩目的银行业，从 2005年12月6日起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扩大到汕头和宁波，并提前开放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南宁5个城市。
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说，2006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将延续2000年以来平稳增长的态势，有可能实现5%至10%的增长。国际 直接投资也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服务业投资增长将快于制造业部门，其中金融、保险、运输服务、电力水煤气生产供应等投资增长趋势可能明显加快。目前，中 国服务业开放度为62%，发达国家一般是80%左右。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0%，发达国家占60%至70%，香港地区接近90%。这酝酿着外资进入 的巨大空间。
程伟斌说，跨国并购终将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主要方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并购年增长速度超过30%，既超过许多国家和地区GDP规模，也超过了直接投资规模。
在 2005年中国并购年会上，经济学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的重心。“十一五”期间，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将进一步放宽，特别是国有企 业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外资在华并购活动将更加活跃。而服务业开放和并购企业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如果与中国农村市场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相对 于宏观调控这样的短期政策，中国农村市场消费低迷才是对外商直接投资趋减最致命的威胁。如果中国农村市场消费乏力，那些冲着13亿人口市场规模而来的外商 会发现打错了算盘。而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将启动农村2.3亿家庭的消费力。
而从一些主要国家对华投资来看，也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日本对华投资的“V字形复苏”
据日经BP社1月23日报道，日经BP社记者田原真司在“対中投资の‘V字回复’はなぜ报じられないのか”一文中分析了过去两年来中国商务部每月公布的中国吸收境外直接投资额（实际利用外资快报数值），并得出了日本对华投资已呈“V”字型复苏的结论。
文章说，从去年4月开始，日本出现了许多企业对中国业务风险的关心程度迅速升温，正逐步将投资重点转移到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的另外3个国家和东盟（ASEAN）的报道。
作 者指出，企业在选择投资对象的过程中，将候补扩大到了中国以外地区的确是事实。其中也有撤回对华投资，把投资对象改为越南等国家的企业。但在已经在中国进 行投资的日本企业中，从去年春天以来减少向中国投资或者转向投资其它国家的，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呢？至少按照作者在中国采访时的获得的信息，虽然发现有一些 企业在观望，但没有发现有大幅减少投资的企业。相反，作者在采访中感觉到的是自去年10月以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反而在增加”。
根据作者的实际计算，日本对华投资增幅之大远远超出预想。2005年4-6月的增长率虽然暂时降到了负值，但到了9月份前后便开始迅速恢复，10-11月比上年同期的增长率甚至达到了60%，是名符其实的“V字形复苏”。
文章指出，推动对华投资呈V字形复苏的力量源于汽车产业和服务业。
日本汽车厂商在对华投资方面落后于德国大众汽车和美国通用汽车等欧美厂家，但从2004年前后开始，日本厂商接连投放最新款主力车型，连续向欧美厂商的地盘发起猛烈攻势。由于原油价格攀升，消费者越来越注重汽车的燃效，这也推动了以省油而着称的日本车的销量增加。
丰 田汽车、日产汽车、本田、马自达在中国生产的乘用车所占市场份额在去年下半年加起来已经接近30%。所有工厂都接近满负荷运转。为应对不断接到的订单，各 厂商都在加紧扩建汽车的组装工厂。而且由于提高配件的当地采购率可以提高成本竞争力，所以各厂商还都投入巨资在当地建设发动机与变速器等汽车关键部件的制 造工厂。与此同时，下游配件厂商与原材料厂商也在加速跟进。
例如，本田去年10月宣布在广东省佛山市投资9800万美元（约113亿日元），新建变速器与传动轴工厂。著名的汽车轮胎公司普利斯通12月底宣布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约1亿美元，建设轮胎原材料丁苯橡胶的制造工厂。
与 汽车一起推动对华投资增长的还有服务业。服务业扩大投资的背景在于中国政府放宽了政策限制。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承诺在 2004年底之前大幅放宽对零售、批发、进出口等流通行业及各种服务业的外资准入限制。从2005年夏天左右，中国开始真正启动对外资进入的认可。随着这 一政策的实施，希望构筑公司自行销售网络的大型厂商、希望扩大业务范围的综合商社都大幅增加了中国当地法人总公司的注册资金。由于这些投资属于已进入中国 企业的增资范围，因此几乎所有厂商都没有特意对外公布。
瞄准购买力较强的富裕阶层，进入上海等沿海大城市的日本服务业也在不断增多。这些 新的投资者主要是个人经营的餐馆和美容院等中小企业。每笔的单个投资额都很小，宣传能力也有限，因此很难让人看清实际增长的情况。“在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 化加剧的日本的地方城市，中小企业的经营者都抱有一种危机感：如果一直局限于当地的话，祖传家业将会越做越小。在意识到会有一定风险的前提下，非常希望到 服务业有很大增长余地的中国进行发展”。瑞穗实业银行执行董事兼上海分行行长花井健做了这样的解释。正如成语“积土成山”所说的那样，中小企业的这类投资 也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
文章在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后指出，除日本外，从美国、香港、台湾、韩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华投资来看，增长率也 都在去年4-6月触底反弹。但与日本的V字形复苏相比，恢复势头都非常弱，美国、台湾、韩国到了10-11月还是负增长。这更衬托了日本的恢复势头。去年 1-11月日本累计投资额为59.58亿美元，按照快报数字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8.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 15-40%。
除日本以外的对华投资缓慢下降，可以说有如下几个原因：中国政府的融资限制政策使得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暂时减 少、美国跨国公司在将海外利润汇往美国国内时只有2005年才能享受税收优惠的“本国投资法”的影响以及韩国三大集团三星、LG、现代的投资告一段落等。
其 结果是在全球对华投资方面，日本所占份额由2004年（1-11月）的8.7%提升到去年的11.2%，达到两位数。自中国开始对直接投资进行统计以来， 即使在累计投资额方面，“日本去年的投资额也只仅次于香港，已经超过美国上升到第2位”。大和综研上海事务所首席经济家肖敏捷指出了这一点。
文章最后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走势。日本企业并非无视风险，不顾一切向中国投资。相反，完全可以说是在正视风险的基础上，果断加快投资。换句话说，尽管政治关系如此冰冷，但投资却并没有下滑，这正好说明了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度之高。
美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转向二三线城市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卫兴华表示，对于2006年美国在华投资的增长持乐观态度。该商会拥有一千多名公司会员、几乎囊括所有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其会员表示，对于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进行投资兴趣渐浓。
报道指出，从2005年投资领域的数据来看，去年外商对华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和设立研发中心热情不减，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领域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较快。
对 此，卫兴华表示，短期数字很难看出长期趋势，它会受到商业周期、政府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中国金融界的一些法律法规可能会制约美国风险投资进入中 国，一些美国公司看到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困难时，他们不会取消投资计划，只会将其推迟，这样会造成这一数字的短期下降。从长期来看，美对华投资仍然在不断 上升，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美投资也在持续上升。
卫兴华表示，中国美国商会一半左右的成员都会增加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投资，这些城市的投资环境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很大区别。它们没有一站式服务，国家关于吸引外资、促进外国公司更有效投资的法规也没有有效实施，所以缺乏经验的美国公司会感到困难。
他 说：“我们看待中国城市并不是根据行政区划，而是看其对外资的开放顺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可以算作一线城市。也许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大连只是二线 城市，但日本企业会把大连算作一线城市。当然，这也取决于各个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关注领域。我们主要的划分标准就是看投资者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关注的对 象。”
卫兴华表示，有很多行业都在迁移，比如能源业。像电子装配业，本来在广东的，现在可以到呼和浩特去生产。另外，中西部历史上本来就有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如农业、大型机械、能源、化工等。内陆城市开始展示它们的魅力，“我们商会的成员目前正在领导这一潮流”。
从以上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仍将保持较大的吸引力，而且在今后可能将出现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由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可能会扩大到更多领域。
根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根据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数据，2005年FDI为603.25亿美元，5年来首次下降；而一位接近商务部的人士向《上海证券报》透 露，据他看到的文件显示，外汇局新近完成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额为824亿美元，远高于商务部的数字。差距之大，历史上还是首次。有专家认为“不排除有热钱 隐匿其中”。
“热钱”FDI化之忧
傅勇在3月3日的《大公报》就此撰文指出，对于同一个经济活动，两个部门的统计结果为何出入甚大？显然，有些所谓的FDI看来来路并不光明正大，否则就不会不经商务部之手。其实，毋庸讳言，这些身份不明的FDI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暗赌人民币升值的“热钱”。
人 民币兑美元自“汇改”后，已累计上升0.83%，与去年7月21日一次性重估的2%迭加，人民币兑美元上涨幅度接近3%，达到汇率改革以来的最高点。加 之，中国的持续顺差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市场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抱有预期并推动“热钱”进入国内也是符合“理性原则”的。实际上，去年年末，关于2 月中下旬将会再次升值的传言一度风生水起，这是“热钱”急增的重要背景。
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热钱”流入方式的变化。此前，普遍认为，性 质上属于资本项目的“热钱”，多是“乔装”在经常项目下，特别是以外汇信贷、贸易融资等方式流入。而上述两部门关于FDI数额统计的巨大差距表明，这种局 面正在改变：有相当一部分的外资以虚假注册的FDI的方式流入国内，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在基本仍为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中国一直严格执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管制。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证。那么，这个防火墙将由于“热钱”的FDI化而被一部分地取消。
“热钱”FDI化显然与中国的引资体制是分不开的。在吸引FDI这一指标上，中国近年来一直雄踞世界首位，而中国一年吸收的FDI就等于印度十几年之和。隐藏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势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反思。
人 们注意到，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近年来，国内各地对外资的争夺愈演愈烈，近乎白热化，招商引资一直是衡量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不敢落后的内陆地区为了扭转劣 势，以更加充裕的土地供应、基础设施吸引外资。而地方政府在引进FDI上的冲动也得到一些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与此相联系，财政部相关人士新近透露，按照 立法程序，《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已经来不及在两会前走完整个审议程序，这意味着，早已成熟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进程再一次被搁置。
显然，这种引资体制为“热钱”FDI化打开了方便之门。按照道理来说，我们希望引进的FDI是长期稳定性的投资，可是夹杂在其中的“热钱”却是带有很强投机性质的短期游资。这必将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和汇率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
考虑到央行手里多了货币掉期工具，卷土重来的“热钱”很有可能再度无功而返。然而，“热钱”FDI化所折射出的中国在引资体制上的弊病则需要我们从长计议。
除了热钱FDI化以外，我们还应关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一些问题：
中国应优化投资方式
最近在《华盛顿观察》周刊发表的一篇访谈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前景进行了一些比较。
他 首先指出，由于印度人远高于其他亚洲国家人均消费水平的倾向，国际看好印度新兴中产阶级消费对其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一些国际商界领袖认为2006年将是 “印度年”。近期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有所下降。2005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3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暴露出国际投资 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顾虑。而“印度在‘软环境’上的进步克服了诸多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虽然印度所获直接投资较少，但却象韩国和日本在70年代那样通 过本土金融市场进行的间接投资和订单合作方式造就了一批有生命力的本土公司。”黄教授认为，中印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营资本的法律 保护程度。印度的优势在于包括公司治理和金融法规在内的制度基础。
他认为，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在政府主导下，以对基础设施等大量“硬件”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样做虽然见效快，但却忽视了改善法律制度等“软环境”，从而未能为私营部门的壮大与有机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黄亚生还指出，“中国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仅效率低，而且不公平，对外资优惠实际上是以穷人的钱补贴富人。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见效虽快，但代价是牺牲了对法律制度等‘软环境’的建设。而印度对‘软环境’的重视使其经济增长更有后劲。”
他 还提醒要注意不要患上“外资依赖症”。黄亚生在所著的《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一书中，认为中国大量引进外资是国内金融与法律体系不 合理的的表现。因为中国国内金融与法律制度的缺陷制约了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致使肥水流入外人田，导致外资企业大举侵入中国。
在一定程 度上，外资繁荣是以内资民营企业的损失为代价的，蓬勃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帮助巩固了一种不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 症”，即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黄亚生指出，“这里的症结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即中国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严重束缚了本土 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能够‘趁虚而入’，大举抢滩中国市场，”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在70年代，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巴西总出口额中占将近50%，而韩国和香港的比例只有10%左右。黄亚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于拉美，在大量的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却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拉美化”的潜在风险。
外商投资内地面临通胀压力
3月3日《香港商报》刊登香港经贸商会会长李秀恒的文章指出，自人民币升值后，近年内地各类物价明显上升。在人民币未来仍会继续升值的形势下，内地通胀压力将越来越大，如何控制经营成本，是外企在内地投资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文 章说，2005年以来，内地消费物价已温和上升，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及能源及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相信下半年的整体消费物价仍会逐步升高，通胀幅度也 会不断增大。而且，撇除人民币升值因素，内地早已出现通胀的先兆。首先，是内地的投资驱动力仍十分强劲，尤其是房地产及基础设施的投资难以控制，宏观调控 须继续进行，目的也是为了抑制不断热旺的投资增长势头。其次，是水、电、油及交通等公用设施因供求紧张，面临极大的加价压力。虽然公用服务加价事关重大， 须由中央最后决定，但在市场规律下，加价已是大势所趋。再次，近年内地土地价格及劳动工资水平的大幅上涨，推动了以此为主要成本的房地产、加工业及相关服 务业的升温。近年国际市场原油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刺激了内地的通胀。可见，内地市场的经营风险正明显加大。
尽管人民币升值后内地市场 通胀压力增大，相信市场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会大致平稳。但面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趋势，未来通胀的压力仍然存在，物价水平明显趋升，投资者此时入进中国 市场，确须谨慎。作者建议，外资在内地的投资，应转以服务业投资为 主。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6年第16期（总第646期） 2006年3月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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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可能进入新一轮增长
根据商务部2月20日发布的最新公告，今年1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44家，同比下降14.5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为45.4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99%，自2005年5月以来，我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趋势首次出现回升。
其 中，1月份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17.96%，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0.73%.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10.4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9.71%.原欧盟十五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 数同比下降5.3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70.8%.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增长10.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8.84%。
外商直接投资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5年，中国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03.25亿 美元，同比下降0.5%(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领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004年实际使用外资606.30亿美元。从数量上看，相对于此前的高增长来 说，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
但分析家认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而且从质上看外商直接投资正与中国经济本身一起酝酿着历史性转变。
新 华网在一篇报道中引述投资分析家程伟斌的话说，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2005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资都出现止跌回升趋势，中国仍是外资最看好的投资地，这一 情势最近五年不会改变。如果“十一五”规划能够得到落实，外商直接投资趋缓将成为最新一轮投资浪潮前的“蓄势待发”。新一轮投资浪潮包括中国服务业开放的 “放量增长”、中国概念的跨国并购“能量释放”和中国农村市场的“全面激活”等。
报道还指出，中国服务业开放将使外商直接投资“放量增 长”。“十一五”恰逢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服务业市场将全面开放。国际服务业对华转移“放量增长期”几成定局。而作为服务业开放中最引人瞩目的银行业，从 2005年12月6日起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扩大到汕头和宁波，并提前开放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南宁5个城市。
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说，2006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将延续2000年以来平稳增长的态势，有可能实现5%至10%的增长。国际 直接投资也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服务业投资增长将快于制造业部门，其中金融、保险、运输服务、电力水煤气生产供应等投资增长趋势可能明显加快。目前，中 国服务业开放度为62%，发达国家一般是80%左右。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0%，发达国家占60%至70%，香港地区接近90%。这酝酿着外资进入 的巨大空间。
程伟斌说，跨国并购终将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主要方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并购年增长速度超过30%，既超过许多国家和地区GDP规模，也超过了直接投资规模。
在 2005年中国并购年会上，经济学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的重心。“十一五”期间，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将进一步放宽，特别是国有企 业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外资在华并购活动将更加活跃。而服务业开放和并购企业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如果与中国农村市场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相对 于宏观调控这样的短期政策，中国农村市场消费低迷才是对外商直接投资趋减最致命的威胁。如果中国农村市场消费乏力，那些冲着13亿人口市场规模而来的外商 会发现打错了算盘。而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将启动农村2.3亿家庭的消费力。
而从一些主要国家对华投资来看，也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日本对华投资的“V字形复苏”
据日经BP社1月23日报道，日经BP社记者田原真司在“対中投资の‘V字回复’はなぜ报じられないのか”一文中分析了过去两年来中国商务部每月公布的中国吸收境外直接投资额（实际利用外资快报数值），并得出了日本对华投资已呈“V”字型复苏的结论。
文章说，从去年4月开始，日本出现了许多企业对中国业务风险的关心程度迅速升温，正逐步将投资重点转移到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的另外3个国家和东盟（ASEAN）的报道。
作 者指出，企业在选择投资对象的过程中，将候补扩大到了中国以外地区的确是事实。其中也有撤回对华投资，把投资对象改为越南等国家的企业。但在已经在中国进 行投资的日本企业中，从去年春天以来减少向中国投资或者转向投资其它国家的，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呢？至少按照作者在中国采访时的获得的信息，虽然发现有一些 企业在观望，但没有发现有大幅减少投资的企业。相反，作者在采访中感觉到的是自去年10月以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反而在增加”。
根据作者的实际计算，日本对华投资增幅之大远远超出预想。2005年4-6月的增长率虽然暂时降到了负值，但到了9月份前后便开始迅速恢复，10-11月比上年同期的增长率甚至达到了60%，是名符其实的“V字形复苏”。
文章指出，推动对华投资呈V字形复苏的力量源于汽车产业和服务业。
日本汽车厂商在对华投资方面落后于德国大众汽车和美国通用汽车等欧美厂家，但从2004年前后开始，日本厂商接连投放最新款主力车型，连续向欧美厂商的地盘发起猛烈攻势。由于原油价格攀升，消费者越来越注重汽车的燃效，这也推动了以省油而着称的日本车的销量增加。
丰 田汽车、日产汽车、本田、马自达在中国生产的乘用车所占市场份额在去年下半年加起来已经接近30%。所有工厂都接近满负荷运转。为应对不断接到的订单，各 厂商都在加紧扩建汽车的组装工厂。而且由于提高配件的当地采购率可以提高成本竞争力，所以各厂商还都投入巨资在当地建设发动机与变速器等汽车关键部件的制 造工厂。与此同时，下游配件厂商与原材料厂商也在加速跟进。
例如，本田去年10月宣布在广东省佛山市投资9800万美元（约113亿日元），新建变速器与传动轴工厂。著名的汽车轮胎公司普利斯通12月底宣布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约1亿美元，建设轮胎原材料丁苯橡胶的制造工厂。
与 汽车一起推动对华投资增长的还有服务业。服务业扩大投资的背景在于中国政府放宽了政策限制。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承诺在 2004年底之前大幅放宽对零售、批发、进出口等流通行业及各种服务业的外资准入限制。从2005年夏天左右，中国开始真正启动对外资进入的认可。随着这 一政策的实施，希望构筑公司自行销售网络的大型厂商、希望扩大业务范围的综合商社都大幅增加了中国当地法人总公司的注册资金。由于这些投资属于已进入中国 企业的增资范围，因此几乎所有厂商都没有特意对外公布。
瞄准购买力较强的富裕阶层，进入上海等沿海大城市的日本服务业也在不断增多。这些 新的投资者主要是个人经营的餐馆和美容院等中小企业。每笔的单个投资额都很小，宣传能力也有限，因此很难让人看清实际增长的情况。“在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 化加剧的日本的地方城市，中小企业的经营者都抱有一种危机感：如果一直局限于当地的话，祖传家业将会越做越小。在意识到会有一定风险的前提下，非常希望到 服务业有很大增长余地的中国进行发展”。瑞穗实业银行执行董事兼上海分行行长花井健做了这样的解释。正如成语“积土成山”所说的那样，中小企业的这类投资 也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
文章在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后指出，除日本外，从美国、香港、台湾、韩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华投资来看，增长率也 都在去年4-6月触底反弹。但与日本的V字形复苏相比，恢复势头都非常弱，美国、台湾、韩国到了10-11月还是负增长。这更衬托了日本的恢复势头。去年 1-11月日本累计投资额为59.58亿美元，按照快报数字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8.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 15-40%。
除日本以外的对华投资缓慢下降，可以说有如下几个原因：中国政府的融资限制政策使得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暂时减 少、美国跨国公司在将海外利润汇往美国国内时只有2005年才能享受税收优惠的“本国投资法”的影响以及韩国三大集团三星、LG、现代的投资告一段落等。
其 结果是在全球对华投资方面，日本所占份额由2004年（1-11月）的8.7%提升到去年的11.2%，达到两位数。自中国开始对直接投资进行统计以来， 即使在累计投资额方面，“日本去年的投资额也只仅次于香港，已经超过美国上升到第2位”。大和综研上海事务所首席经济家肖敏捷指出了这一点。
文章最后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走势。日本企业并非无视风险，不顾一切向中国投资。相反，完全可以说是在正视风险的基础上，果断加快投资。换句话说，尽管政治关系如此冰冷，但投资却并没有下滑，这正好说明了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度之高。
美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转向二三线城市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卫兴华表示，对于2006年美国在华投资的增长持乐观态度。该商会拥有一千多名公司会员、几乎囊括所有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其会员表示，对于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进行投资兴趣渐浓。
报道指出，从2005年投资领域的数据来看，去年外商对华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和设立研发中心热情不减，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领域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较快。
对 此，卫兴华表示，短期数字很难看出长期趋势，它会受到商业周期、政府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中国金融界的一些法律法规可能会制约美国风险投资进入中 国，一些美国公司看到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困难时，他们不会取消投资计划，只会将其推迟，这样会造成这一数字的短期下降。从长期来看，美对华投资仍然在不断 上升，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美投资也在持续上升。
卫兴华表示，中国美国商会一半左右的成员都会增加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投资，这些城市的投资环境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很大区别。它们没有一站式服务，国家关于吸引外资、促进外国公司更有效投资的法规也没有有效实施，所以缺乏经验的美国公司会感到困难。
他 说：“我们看待中国城市并不是根据行政区划，而是看其对外资的开放顺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可以算作一线城市。也许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大连只是二线 城市，但日本企业会把大连算作一线城市。当然，这也取决于各个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关注领域。我们主要的划分标准就是看投资者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关注的对 象。”
卫兴华表示，有很多行业都在迁移，比如能源业。像电子装配业，本来在广东的，现在可以到呼和浩特去生产。另外，中西部历史上本来就有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如农业、大型机械、能源、化工等。内陆城市开始展示它们的魅力，“我们商会的成员目前正在领导这一潮流”。
从以上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仍将保持较大的吸引力，而且在今后可能将出现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由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可能会扩大到更多领域。
根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根据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数据，2005年FDI为603.25亿美元，5年来首次下降；而一位接近商务部的人士向《上海证券报》透 露，据他看到的文件显示，外汇局新近完成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额为824亿美元，远高于商务部的数字。差距之大，历史上还是首次。有专家认为“不排除有热钱 隐匿其中”。
“热钱”FDI化之忧
傅勇在3月3日的《大公报》就此撰文指出，对于同一个经济活动，两个部门的统计结果为何出入甚大？显然，有些所谓的FDI看来来路并不光明正大，否则就不会不经商务部之手。其实，毋庸讳言，这些身份不明的FDI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暗赌人民币升值的“热钱”。
人 民币兑美元自“汇改”后，已累计上升0.83%，与去年7月21日一次性重估的2%迭加，人民币兑美元上涨幅度接近3%，达到汇率改革以来的最高点。加 之，中国的持续顺差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市场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抱有预期并推动“热钱”进入国内也是符合“理性原则”的。实际上，去年年末，关于2 月中下旬将会再次升值的传言一度风生水起，这是“热钱”急增的重要背景。
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热钱”流入方式的变化。此前，普遍认为，性 质上属于资本项目的“热钱”，多是“乔装”在经常项目下，特别是以外汇信贷、贸易融资等方式流入。而上述两部门关于FDI数额统计的巨大差距表明，这种局 面正在改变：有相当一部分的外资以虚假注册的FDI的方式流入国内，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在基本仍为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中国一直严格执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管制。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证。那么，这个防火墙将由于“热钱”的FDI化而被一部分地取消。
“热钱”FDI化显然与中国的引资体制是分不开的。在吸引FDI这一指标上，中国近年来一直雄踞世界首位，而中国一年吸收的FDI就等于印度十几年之和。隐藏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势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反思。
人 们注意到，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近年来，国内各地对外资的争夺愈演愈烈，近乎白热化，招商引资一直是衡量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不敢落后的内陆地区为了扭转劣 势，以更加充裕的土地供应、基础设施吸引外资。而地方政府在引进FDI上的冲动也得到一些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与此相联系，财政部相关人士新近透露，按照 立法程序，《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已经来不及在两会前走完整个审议程序，这意味着，早已成熟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进程再一次被搁置。
显然，这种引资体制为“热钱”FDI化打开了方便之门。按照道理来说，我们希望引进的FDI是长期稳定性的投资，可是夹杂在其中的“热钱”却是带有很强投机性质的短期游资。这必将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和汇率稳定带来不稳定因素。
考虑到央行手里多了货币掉期工具，卷土重来的“热钱”很有可能再度无功而返。然而，“热钱”FDI化所折射出的中国在引资体制上的弊病则需要我们从长计议。
除了热钱FDI化以外，我们还应关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一些问题：
中国应优化投资方式
最近在《华盛顿观察》周刊发表的一篇访谈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前景进行了一些比较。
他 首先指出，由于印度人远高于其他亚洲国家人均消费水平的倾向，国际看好印度新兴中产阶级消费对其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一些国际商界领袖认为2006年将是 “印度年”。近期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有所下降。2005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3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暴露出国际投资 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顾虑。而“印度在‘软环境’上的进步克服了诸多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虽然印度所获直接投资较少，但却象韩国和日本在70年代那样通 过本土金融市场进行的间接投资和订单合作方式造就了一批有生命力的本土公司。”黄教授认为，中印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营资本的法律 保护程度。印度的优势在于包括公司治理和金融法规在内的制度基础。
他认为，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在政府主导下，以对基础设施等大量“硬件”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样做虽然见效快，但却忽视了改善法律制度等“软环境”，从而未能为私营部门的壮大与有机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黄亚生还指出，“中国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仅效率低，而且不公平，对外资优惠实际上是以穷人的钱补贴富人。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见效虽快，但代价是牺牲了对法律制度等‘软环境’的建设。而印度对‘软环境’的重视使其经济增长更有后劲。”
他 还提醒要注意不要患上“外资依赖症”。黄亚生在所著的《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一书中，认为中国大量引进外资是国内金融与法律体系不 合理的的表现。因为中国国内金融与法律制度的缺陷制约了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致使肥水流入外人田，导致外资企业大举侵入中国。
在一定程 度上，外资繁荣是以内资民营企业的损失为代价的，蓬勃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帮助巩固了一种不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 症”，即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黄亚生指出，“这里的症结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即中国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严重束缚了本土 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能够‘趁虚而入’，大举抢滩中国市场，”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在70年代，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巴西总出口额中占将近50%，而韩国和香港的比例只有10%左右。黄亚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于拉美，在大量的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却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拉美化”的潜在风险。
外商投资内地面临通胀压力
3月3日《香港商报》刊登香港经贸商会会长李秀恒的文章指出，自人民币升值后，近年内地各类物价明显上升。在人民币未来仍会继续升值的形势下，内地通胀压力将越来越大，如何控制经营成本，是外企在内地投资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文 章说，2005年以来，内地消费物价已温和上升，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及能源及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相信下半年的整体消费物价仍会逐步升高，通胀幅度也 会不断增大。而且，撇除人民币升值因素，内地早已出现通胀的先兆。首先，是内地的投资驱动力仍十分强劲，尤其是房地产及基础设施的投资难以控制，宏观调控 须继续进行，目的也是为了抑制不断热旺的投资增长势头。其次，是水、电、油及交通等公用设施因供求紧张，面临极大的加价压力。虽然公用服务加价事关重大， 须由中央最后决定，但在市场规律下，加价已是大势所趋。再次，近年内地土地价格及劳动工资水平的大幅上涨，推动了以此为主要成本的房地产、加工业及相关服 务业的升温。近年国际市场原油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刺激了内地的通胀。可见，内地市场的经营风险正明显加大。
尽管人民币升值后内地市场 通胀压力增大，相信市场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会大致平稳。但面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趋势，未来通胀的压力仍然存在，物价水平明显趋升，投资者此时入进中国 市场，确须谨慎。作者建议，外资在内地的投资，应转以服务业投资为 主。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6年第16期（总第646期） 2006年3月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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