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5年第86期（总第619期） 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从纺织品贸易协定看中美贸易
2005 年11月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伦敦达成《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有分析指出，从本质上说，美国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配额制度消亡之后继续设限 是与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原则背道而驰的，是配额制度的“死灰复燃”。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继续设限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挽救可以说是垂死的美国纺织品和 服装行业。但为什么美国纺织业能够对政府施加足够的影响，使政府下大力气逆世贸原则与中国进行谈判？中国应如何应对类似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只有依靠外贸 出口来带动吗？围绕这些问题，一些分析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在美国纺织品贸易中举足轻重的CITA
《亚洲华尔街日报》11月1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在设置中美纺织品贸易壁垒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文 章指出，在过去四年，从生产床垫弹簧到金属衣架的各种美国工业都在寻求联邦保护，以免受中国商品涌入美国的打击。不过只有一个行业得到了保护──那就是纺 织业。想知道为什么？那就看看赫伯特·胡佛大楼（Herbert C. Hoover Building）三层里面有什么名堂吧。这座石头建筑离白 宫不远，是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xtile Agreements，简称CITA）的总 部。
这个不起眼的联邦机构过去曾对一系列中国商品设置了贸易壁垒，商品种类从衬衫、睡袍到人造纤维内衣无所不包。在许多方面──从对人民 币汇率的控制到盗版问题，中国都令美国政府感到不安。但CITA是美国和中国这个新对手直接交锋的突出例证。就这一点而论，也可以看出一个有影响力的行业 游说团体能对外交政策施加多大影响。
美国很少有哪个行业能得到华盛顿的如此眷顾。CITA的章程赋予它单方面对纺织品进口实施限制的权 利。它的决定不可更改。审议过程无需向公众透露，因为这关系到外交政策。直到不久之前，CITA的决定还只在政府每日发布的政策备忘录──联邦公报 （Federal Register）上公开。
詹姆斯·伦纳德（James C. Leonard III）是CITA的主席，曾在纺织品公司供职多年。他说，委员会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各方意见，但会允许自己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正如伦纳德所说，CITA的核心使命是“努力扶持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CITA的决定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很大。由于规模经济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中国的纺织品生产成本要低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口限制将使美国的服装公司转向亚洲和中美洲那些新的、通常也是要价更高的供货商，这将导致美国国内的纺织品价格上涨。
CITA的影响力在最近几个月有所增强。伦纳德参与领导了美国政府与中国的纺织品贸易协议谈判。这个谈判正是由CITA对中国的制裁引发的。刚刚签订的美中纺织品贸易协定将由CITA负责执行，限制进口是它的杀手戬。
CITA 是1972年尼克松第二次竞选总统时建立的，当时美国的纺织业受到日本和台湾的威胁。共和党人尼克松正在争取南方纺织业巨头的支持，试图让共和党的势力进 入南方；而现在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则在努力利用贸易政策保护这一成果。CITA如今埋没在商务部日益庞大的机构中，那里的2万人在忙于专利申请、为恢复 鲑鱼数量制定对策以及编制反映美国生活情况的统计数据。
CITA这个五人小组主要负责监督全球纺织品贸易相关规定的执行情况。它需要 考虑配额如何执行以及是否需要新的配额。CITA的成员来自劳工部、财政部、国务院以及白宫直属机构──美国贸易代表处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据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和国务院多年 来一直反对实施进口限制。而一位前CITA成员说，20世纪90年代，一向支持自由贸易的财政部甚至以拒绝参加CITA的会议来反对后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 向。但商务部是CITA的领导部门。商务部的使命是扶持美国国内工业，因而它本身带就有同情生产者的倾向。商务部的CITA成员传统上是由和纺织业有渊源 的政坛人士担任的，他一般也会成为CITA主席。
丹·伊肯森（Dan Ikenson）是卡托学会（Cato Institute）的贸易政策专家，这个研究中心支持自由市场，反对进口限制。伊肯森将CITA的活动比作不公正的“袋鼠法庭”。对于CITA的决定，他说“期待客观……就是期待奇迹。”
66 岁的伦纳德的正式职务是商务部主管纺织品的副助理部长。有30多个分析师归他领导，他从前是经济学家，还是北卡罗来纳州纺织业巨头 Burlington Industries Inc.的贸易律师。在为Burlington工作时，他用该公司的飞机运送商务部官员──包括属于他 目前管辖范围的人员，去参观Burlington在卡罗来纳的工厂。他也深知进口竞争带来的痛苦。2001年，Burlington申请破产保护，伦纳德 于是成为从Burlington失业的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他仍然穿着美国制造的西装，虽然他新买的那件“用的是进口布料”，他说这话时耸了耸肩。
布 什总统2001年就职后不久，一位商务部的官员提拔伦纳德当上CITA的主席。伦纳德对这个机会兴奋异常。他的叔祖父卢瑟·霍奇斯 （Luther Hodges）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是肯尼迪总统的商务部部长，也长期从事纺织业的管理。他的肖像就挂在胡佛大楼的大厅中。
不过伦纳德在纺织业──这个和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行业──三十年的经历也让政府部门的一些人对他既爱又恨。伦纳德回忆说，一位白宫的人事官员盘问他是否有能力为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总统工作。他的回答是，“这需要平衡，我现在必须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
伦纳德就职的时候，人们对中国的担忧正与日俱增。尼克松时代规范全球纺织品销售的配额制度正逐渐淡出并将在2004年底取消。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让中国第一次有机会享受到国际自由贸易准则。
除了这些经济问题，美国政府，尤其是五角大楼对中国及其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越来越不放心。美中关系迅速成为外交重点。
为避免中国商品突然涌入并扰乱美国市场，美国政府就允许在进口“激增”的情况下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简称：特保）的特别条款与中国政府展开了磋商。2008年前，只要美国确定中国纺织品进口造成“市场扰乱”，即有权实施特保，针对其它商品的实施时限为2013年。
对于多数商品，企业界提出特保要求需经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审核，该机构负责对各种诉求展开调查，并向白宫提出建议。在纺织品方面，决定权落到了伦纳德和CITA头上。
正如伦纳德对布什政府反对派人物所作的承诺，他在处理企业界诉求时并非形同虚设。整个2002年，他多次驳回了纺织品制造商对于激活新协议、对配额到期的纺织品继续设限的请求。他坚决主张将CITA以往含糊的程序规范化。
伦纳德设立了纺织品设限的指导原则及时间表，要求企业提交可靠的进口及生产数据支持他们的主张。伦纳德说，在这样一个可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程序上增加透明度，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提到对CITA的整顿时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
推 迟考虑实施新配额一度让伦纳德的旧同事懊恼不已。“我们感到非常气愤，”全国纺织协会（National Textile Association） 总裁卡尔·斯皮尔豪斯（Karl Spilhaus）说。“我们一直在抨击他。”2003年上半年，行业内游说人士也频频与伦纳德私下会面。他们希望他 尽快采取措施，解释提交保护要求的新规则。到2003年底，确立CITA的新体系后，伦纳德终于露面。他建议CITA对特定的中国进口商品实施新的限制。
据 现任及前任政府官员和行业管理人士称，讨论初期，国务院和财政部表示反对。劳工部和商务部支持，贸易代表属（USTR）举棋不定。伦纳德的旧故、美国制造 业贸易行动联盟（American Manufacturing Trade Action Coalition）执行董事奥古斯丁·坦蒂洛 （Augustine Tantillo）的公共关系战略让伦纳德获得了坚强后盾。坦蒂洛也是CITA前任主席。
坦蒂洛和其它游说人士撰写并广泛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即将占领美国服装市场的75%之多。“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说，`让我们把压力也增大到这种程度”，让CITA被迫实施新的限制，坦蒂洛表示。
这 对CITA向伦纳德的建议倾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政府官员称，政府担心如果CITA拒绝行业的要求，政府将遭到纺织行业联盟声势浩大的政治打击。 2003年12月，伦纳德赢得了CITA全票通过，批准对中国产胸衣、袍服、针织品征收12个月的进口税。CITA将原因归咎于2000年至2003年间 上述产品发货量的大幅增长，包括袍服1484%的增长。
中国官员对此强烈抗议，并召集美国驻北京大使召开紧急会议，抗议上述行动。
对 纺织业而言，这只是刚刚开始。面对2004年12月31日这个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寿终正寝的日子，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采取先发制 人的保护措施。他们要求CITA根据进口增长预期而并非根据实际增长设限。不过进口商和零售商提起的一项诉讼阻挠了这一进程。
遭到打击后纺织业重新转向CITA，要求根据纺织业正在遭受廉价进口产品打击的事实推进保护措施的实施。根据伦纳德的新条例，任何新的限制措施都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方能生效。这在坦蒂洛看来显然是太长了。“已经火烧眉毛了，”他说他对伦纳德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坦 蒂洛开始敦促伦纳德设立提前预警系统，监控纺织品的进口增长。但这存在很多障碍。海关的计算机必须安装特定程序，将有关数据筛选出来。处理公众消费数据的 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不希望发布未经准确研究的数据。不过坦蒂洛在商务部工作的经历告诉他，数据是可以修正的。“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就是要收集数据，然后编成报表，”他说。
伦纳德和他的同僚们开始收集从海关获得的另外一套数据。他们开发了交叉检验数据的计算机程 序，比如找出可能意味着报告错误的反常迹象。3月份，商务部宣布一套新的报告系统形成，将进口数据的发布提前数周。整套特别的数据显示，2005年第一季 度，中国棉织衬衫、女式衬衫和棉质长裤的进口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000%以上，人造纤维内衣进口增长300%。
5月13日，CITA较正常进度提前3个月宣布了实施进口限制的措施。中国及美国零售商和进口商均对上述举措表示强烈愤慨。但伦纳德仍然固执己见，他将原因归咎于进口的增长。他说，“我们感觉这完全是正当的。”
如何看待看中美贸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15日发表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的一篇文章“‘中国眼’看中美贸易”，文章分析说，中国最大的经济成就之一就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出口行业，而在政治方面，这却日渐成为最令中国感到头痛的一个问题。
以 中方自己发布的数据衡量，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有望增长两倍，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而其中大部分顺差来自于对美销售。公众和政界对中国贸易的关注大多集 中在纺织品方面，由于长期实施的出口配额制度宣告终结，今年中国纺织品的出口量大幅飙升。但是，纺织品在中国出口增长中仅占很小部分。化学产品销售增长迅 猛，资本商品亦是如此。不过，增幅最大的却一直是电子产品行业。
随着中国制造和装配能力的提高，在除日韩之外的亚洲地区电子产品出口中， 中国所占的份额在截至2005年的4年内翻了一番，升至35%。据瑞银（UBS）的研究统计，2003年，中国电子产品的月度贸易顺差为10亿美元，而到 了2005年中期，这一数字扩大至70亿美元。
此类数据为美国国会提供了口实。美国国会一直在讨论，如果中国不对人民币升值，那么美国将通过立法，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统一征收27.5%的关税。
中 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称，中国已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政治问题，并努力设法提高从美国的进口量。“我们应该解决这些贸易难题。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无视美国的政 治氛围。我们希望双方能够紧密合作，以改善这种氛围。”马秀红称，美国对华出口已迅速上升，2001年至2004年间增长了81%，而同期内美国全球出口 增幅仅为12.3%。
在此期间，中国已成为美国商品（如大豆、小麦和棉花）的最大买家。不过，平心而论，从双边贸易顺差的增长来看，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速甚至更快。
马秀红承认，双边贸易顺差确实是个问题，但她同时表示，美国也需要认识到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双边逆差情况比原始贸易统计数据所显示得更为复杂。
首先，美国在华的投资规模很大。由于相对而言中国企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在这方面无法与之比肩。“在谈到中国在美国市场的表现时，我们仅仅着眼于产品方面，而不是中国在美国市场的投资。” 马秀红说，“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最大区别。”
其 次，正如许多中美贸易分析师曾指出的那样，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实际上是反衬了美国对亚洲其它地区贸易逆差的逐渐下降。其原因在于，中国已取代许多 亚洲国家，成为所有制成品的最终装配地点，之后这些成品被运往美国和欧洲。因此，作为一个加工贸易中心，随着贸易顺差的不断累积，中国招致了政治上的不 满，但最终产品中却没多少附加值。
马秀红称：“30年前，美国就已存在很多的‘夕阳’产业，而这些产业目前在中国却颇具竞争力。中国出口 的多数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消费品。”根据马秀红提供的数据（来自于中美双方），在中国所有出口产品中，加工类产品所占比例为55.7%，而在对 美出口产品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约为65%。
200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了379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其它国家 （它们均在华大举投资）的贸易逆差下降了642亿美元。“实际上，（这些国家）将其制造业产能与贸易顺差一道转移到了中国，” 马秀红表示。“因此，美 国应该综合考虑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关系，而非仅仅针对中国。”
此外，商品贸易余额中没有计入服务的进出口，而这一领域中美国的顺差稳步上升。随着中国逐渐富裕起来，该国将在金融服务业（如保险和银行业）及休闲服务业（如旅游业）方面加大支出，而这些领域正是美国企业的强项。
马秀红呼吁，应更为全面地评估中美双边关系，但这不太可能引起美国政府的太大反响。
不过，目前出现了一个乐观的信号。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骤降，这表明，随着在华投资的加大，这种状况正有所好转。仅此一点就可能确保中美贸易顺差在短期内会有所收窄。
格林斯潘表示应依赖市场力量弥合贸易逆差
据 《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墨西哥央行的电视会议上表示，在减少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方面，政策制定者们能够采取的政策措施并不多，包括压 低美元汇率、调高利率或是缩小预算赤字等。相反，他认为，当外国投资者对于持有过多美元计价的资产表示担忧、同时美国人努力增加储蓄后，贸易赤字也许可以 依靠市场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得到修正。
格林斯潘的此番讲话是他迄今为止就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发表的最为详尽的讲话之一。目前，经常项目赤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超过了6%的创纪录水平，预计还有可能进一步攀升。
格 林斯潘在演讲中称，从表面上看，美国似乎有着无限的能力来弥合赤字，这让Fed官员们颇为迷惑。正常情况下，面对如此巨大的赤字规模，美国人会通过向外国 人出售更多的股票、债券等美元资产来缩小赤字，从而造成美元贬值、利率上升。然而格林斯潘指出，目前市场的行为与人们的预期并不一致。
格林斯潘明年1月份即将卸任，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将成为他功绩簿上的一个污点。一些批评人士称，Fed以前采取的低利率政策纵容了美国人的借贷消费。他们称，由此导致的美国外债高筑在美元迅速贬值和利率飙升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
在 周一的讲话中，格林斯潘将美国的赤字问题描述为美国国内外投资者（多数为私人投资者）错综复杂的决策集合的产物，无法通过特定的政策行动来解决。他言下之 意似乎是对美国官员和外国官员的一种观点提出了质疑。根据这些官员的观点，减少预算赤字、并且允许美元兑其它货币、特别是人民币贬值将对减少经常项目赤字 十分有利。尽管这种政策也会产生其它方面的好处。
格林斯潘称，经常项目并不会对瞄准汇率等一项或多项政策变量做出反应。虽然调高利率应该 能够鼓励美国人多存钱、减少从国外的借贷，但同时也会推高美元汇率，从而抵消其降低赤字的作用。实际上，Fed今年已调高利率，美元汇率也随之走强，贸易 逆差进一步扩大。从历史经验看，减少预算赤字对减少经常项目赤字的作用大小并不确定，也许作用很小。
格林斯潘表示，美国能够承受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近些年来，全球各地的投资者越来越乐意持有外国资产，目前有10%的全球存款投向了外国资产，而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只有5%。
不 过，最终投资者会“害怕”持有过多的美元计价资产，从而减少投资。格林斯潘暗示，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在过去三年中，以美元计价的跨国银行贷款和债券比 例已经下降了5个百分点，至42.5%，而欧元计价跨国银行贷款和债券的比例则上升了5个百分点，至39.3%。
中国经济并非由出口带动
赵令彬在《大公报》上撰文说，最近中国内外均有不少言论，指中国应转变发展模式，由出口带动转向内需带动，并由重商主义转向消费主义云。在这类转向论成为时兴之际，自有必要探讨其背景及合理性，以防错判形势而作出错误抉择，从而影响发展前景。
引 发热议模式转向的，首先是中国今年的外贸表现。头三季出口升逾31%而进口只升16%，令外贸顺差急升至683亿美元，比去年全年的320亿倍增，并已创 下新纪录（之前最高顺差为1998年的435亿）。许多论者均认为，这将引来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国际贸易纠纷，故有必要调整外贸政策以抑压顺差。
其 实今年来顺差大升，主要是因宏观调控抑制了进口，而发展水平及竞争力不断提升又增强了出口能力。当然，一些现行的有关政策虽非诱因，但如加以改变，仍可在 今后有助抑制顺差增长。可行的措施包括降低部分关税和取消出口退税、外商投资优惠及来料加工的免税待遇等。其实这类调整已商议多时，但由于影响到不少既得 利益者，故要落实便遭遇不少阻力，一直难以推行。
另一引致热议转变模式的原因是各种国际经济失衡论。这些观点认为美国经常账赤字过高，而 其它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则顺差过高，故应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调整。失衡论虽非全无理据，却每被西方政客利用来向中国施压。首先是认为失衡来自汇率不当，故要求 人民币升值，由价格调整来促进平衡。但这理论粗疏：由于中欧、中美贸易互补性大，价格调整效用成疑，故西方许多论者亦不赞同，只有部分工会及商会因利益相 关才执迷不悟。
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失衡来自国际储蓄过剩，而接任的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正是此论的支持者。这种理论认为美国的经常账赤字是 海外做成，无关美国的挥霍无度，其实是为美国推卸责任的外因论。当然这是十分荒谬的观点：海外储蓄过剩会压低利息，刺激借贷，但借贷者仍须考虑风险因素及 还贷能力，断无有钱必借之理。美国超借乃负利率政策及由此引发的资产泡沫造成，故以内因居多。用在国际关系上，这种理论鼓吹与价格调整不同的数量调整，即 储蓄剩余国应降低储蓄增加消费，而以内需来带动增长。借助此种理论，美国对华施压亦由此进入新回合，并由单是着重汇率调整，转为包括内需带动发展的三结合 策略。因此，转向内需模式将成了中美地缘政争的经济论战热新点，美国财长斯诺已开始鼓吹中国要加强内需。值得注意者是，过去格林斯潘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比较 超然，曾说不肯定人民币币值低估，并指出即使升值也不能挽救美国制造业及改善经常账失衡。但持储蓄过剩论的新主席伯南克，或会更积极配合政府向中国施压， 并为施压提供“理论基础”。
指中国由外贸带动发展或外贸依赖度甚高的论点，一般都以中国外贸量相等于GDP逾七成为依据。但这种比较并不 恰当：GDP衡量增值而外贸量不是，故夸大了外贸比重。由于中国出口增值低，故夸大程度更甚。这种比较用在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结果更为荒谬；在 2004年出进口为GDP的3.2倍，其中出口约为1.56倍。较合理的比较是以净出口计算，GDP的支出法分析中便有货物及服务净出口一项，由此分析可 见到外贸对中国经济的真正影响。
在1980至2004的25年间，便有1980、1985、1986、1988、1989及1993等六 年的净出口为负数而成为净进口，最高的1985年更相当于GDP的4.2%。这些肯定不是出口带动增长的年份。在余下有净出口的年份中，以1997及 1998两年占GDP近4%为最高，但相比内需的消费及投资的比重仍然甚小。今年净出口比重或创新高，但估计亦只会是6%。
此外从增量 看，剔除上述净进口的年份外，还有1983、1984、1992、1993、2000、2001及2003等七年净出口有负增长，即有拉低GDP增长的作 用，也肯定不是出口带动增长。因此在1980至2004间，只有12年净出口有正增长及拉高GDP增长的作用。作用的大小则可由净出口与GDP的增量比例 （按当年价计算）得见：其中比例较高者只有1990（37.6%）和1997（21%）两年，可称为出口带动增长时期。其余年份的比例均较低，大部分在一 成以下，故难说是出口带动增长。自2000起的最近几年，也只有2002及2004的净出口上升，但占GDP增量比重甚轻，均未到7%。今年净出口的比例 或将大升，但仍不会是拉动经济的三头马车中最大一头。何况这有偶发性及一次性，明年多未必能持续。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一直 都是内需而非出口带动型，故也并不存在转变的需要。转向内需论既无客观根据，还与当前宏调思路互相矛盾。当局仍认为现时投资过热而需要抑制，循此思路进行 调控则投资消费等内需均将受压，令出口更多进口更少。这反映调控思路的混乱（参见：赵令彬：中国经济好但调控思路乱，大公报，2005.10.25；转载 于《经济走势跟踪》2005年79期）。正确的分析应是：中国早已实行内需带动增长，但内需还有加强的空间。扩大内需不单可加快本国发展，还有助减少剩余 储蓄和促进国际经济平衡。所以无论为人为己，中国亦应将宏调基调由“稳健”转回“积极”，在今后结合结构调整采取较宽松的宏调政策。
同 时，要更重视理论战线，在与欧美的地缘政争中应抢占据经济舆论高地及先机，绝不能人云亦云不战而降。因此首先要批评“美国无责论”：美国必须解决双赤问 题。其次是要顶住“转向内需论”，指出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对拉动世界经济中国已居首位。最后，还应反过来向欧美施压：欧洲应加速改革以增强活力，而美国 则要加快收紧双赤以保持增长后劲。中国可以由再增强内需来进一步拉动世界经济，但欧美亦要同时作出调整。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5年第86期（总第619期） 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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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纺织品贸易中举足轻重的CITA
《亚洲华尔街日报》11月1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在设置中美纺织品贸易壁垒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文 章指出，在过去四年，从生产床垫弹簧到金属衣架的各种美国工业都在寻求联邦保护，以免受中国商品涌入美国的打击。不过只有一个行业得到了保护──那就是纺 织业。想知道为什么？那就看看赫伯特·胡佛大楼（Herbert C. Hoover Building）三层里面有什么名堂吧。这座石头建筑离白 宫不远，是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xtile Agreements，简称CITA）的总 部。
这个不起眼的联邦机构过去曾对一系列中国商品设置了贸易壁垒，商品种类从衬衫、睡袍到人造纤维内衣无所不包。在许多方面──从对人民 币汇率的控制到盗版问题，中国都令美国政府感到不安。但CITA是美国和中国这个新对手直接交锋的突出例证。就这一点而论，也可以看出一个有影响力的行业 游说团体能对外交政策施加多大影响。
美国很少有哪个行业能得到华盛顿的如此眷顾。CITA的章程赋予它单方面对纺织品进口实施限制的权 利。它的决定不可更改。审议过程无需向公众透露，因为这关系到外交政策。直到不久之前，CITA的决定还只在政府每日发布的政策备忘录──联邦公报 （Federal Register）上公开。
詹姆斯·伦纳德（James C. Leonard III）是CITA的主席，曾在纺织品公司供职多年。他说，委员会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各方意见，但会允许自己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正如伦纳德所说，CITA的核心使命是“努力扶持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CITA的决定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很大。由于规模经济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中国的纺织品生产成本要低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口限制将使美国的服装公司转向亚洲和中美洲那些新的、通常也是要价更高的供货商，这将导致美国国内的纺织品价格上涨。
CITA的影响力在最近几个月有所增强。伦纳德参与领导了美国政府与中国的纺织品贸易协议谈判。这个谈判正是由CITA对中国的制裁引发的。刚刚签订的美中纺织品贸易协定将由CITA负责执行，限制进口是它的杀手戬。
CITA 是1972年尼克松第二次竞选总统时建立的，当时美国的纺织业受到日本和台湾的威胁。共和党人尼克松正在争取南方纺织业巨头的支持，试图让共和党的势力进 入南方；而现在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则在努力利用贸易政策保护这一成果。CITA如今埋没在商务部日益庞大的机构中，那里的2万人在忙于专利申请、为恢复 鲑鱼数量制定对策以及编制反映美国生活情况的统计数据。
CITA这个五人小组主要负责监督全球纺织品贸易相关规定的执行情况。它需要 考虑配额如何执行以及是否需要新的配额。CITA的成员来自劳工部、财政部、国务院以及白宫直属机构──美国贸易代表处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据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和国务院多年 来一直反对实施进口限制。而一位前CITA成员说，20世纪90年代，一向支持自由贸易的财政部甚至以拒绝参加CITA的会议来反对后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 向。但商务部是CITA的领导部门。商务部的使命是扶持美国国内工业，因而它本身带就有同情生产者的倾向。商务部的CITA成员传统上是由和纺织业有渊源 的政坛人士担任的，他一般也会成为CITA主席。
丹·伊肯森（Dan Ikenson）是卡托学会（Cato Institute）的贸易政策专家，这个研究中心支持自由市场，反对进口限制。伊肯森将CITA的活动比作不公正的“袋鼠法庭”。对于CITA的决定，他说“期待客观……就是期待奇迹。”
66 岁的伦纳德的正式职务是商务部主管纺织品的副助理部长。有30多个分析师归他领导，他从前是经济学家，还是北卡罗来纳州纺织业巨头 Burlington Industries Inc.的贸易律师。在为Burlington工作时，他用该公司的飞机运送商务部官员──包括属于他 目前管辖范围的人员，去参观Burlington在卡罗来纳的工厂。他也深知进口竞争带来的痛苦。2001年，Burlington申请破产保护，伦纳德 于是成为从Burlington失业的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他仍然穿着美国制造的西装，虽然他新买的那件“用的是进口布料”，他说这话时耸了耸肩。
布 什总统2001年就职后不久，一位商务部的官员提拔伦纳德当上CITA的主席。伦纳德对这个机会兴奋异常。他的叔祖父卢瑟·霍奇斯 （Luther Hodges）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是肯尼迪总统的商务部部长，也长期从事纺织业的管理。他的肖像就挂在胡佛大楼的大厅中。
不过伦纳德在纺织业──这个和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行业──三十年的经历也让政府部门的一些人对他既爱又恨。伦纳德回忆说，一位白宫的人事官员盘问他是否有能力为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总统工作。他的回答是，“这需要平衡，我现在必须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
伦纳德就职的时候，人们对中国的担忧正与日俱增。尼克松时代规范全球纺织品销售的配额制度正逐渐淡出并将在2004年底取消。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让中国第一次有机会享受到国际自由贸易准则。
除了这些经济问题，美国政府，尤其是五角大楼对中国及其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越来越不放心。美中关系迅速成为外交重点。
为避免中国商品突然涌入并扰乱美国市场，美国政府就允许在进口“激增”的情况下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简称：特保）的特别条款与中国政府展开了磋商。2008年前，只要美国确定中国纺织品进口造成“市场扰乱”，即有权实施特保，针对其它商品的实施时限为2013年。
对于多数商品，企业界提出特保要求需经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审核，该机构负责对各种诉求展开调查，并向白宫提出建议。在纺织品方面，决定权落到了伦纳德和CITA头上。
正如伦纳德对布什政府反对派人物所作的承诺，他在处理企业界诉求时并非形同虚设。整个2002年，他多次驳回了纺织品制造商对于激活新协议、对配额到期的纺织品继续设限的请求。他坚决主张将CITA以往含糊的程序规范化。
伦纳德设立了纺织品设限的指导原则及时间表，要求企业提交可靠的进口及生产数据支持他们的主张。伦纳德说，在这样一个可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程序上增加透明度，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提到对CITA的整顿时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
推 迟考虑实施新配额一度让伦纳德的旧同事懊恼不已。“我们感到非常气愤，”全国纺织协会（National Textile Association） 总裁卡尔·斯皮尔豪斯（Karl Spilhaus）说。“我们一直在抨击他。”2003年上半年，行业内游说人士也频频与伦纳德私下会面。他们希望他 尽快采取措施，解释提交保护要求的新规则。到2003年底，确立CITA的新体系后，伦纳德终于露面。他建议CITA对特定的中国进口商品实施新的限制。
据 现任及前任政府官员和行业管理人士称，讨论初期，国务院和财政部表示反对。劳工部和商务部支持，贸易代表属（USTR）举棋不定。伦纳德的旧故、美国制造 业贸易行动联盟（American Manufacturing Trade Action Coalition）执行董事奥古斯丁·坦蒂洛 （Augustine Tantillo）的公共关系战略让伦纳德获得了坚强后盾。坦蒂洛也是CITA前任主席。
坦蒂洛和其它游说人士撰写并广泛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即将占领美国服装市场的75%之多。“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说，`让我们把压力也增大到这种程度”，让CITA被迫实施新的限制，坦蒂洛表示。
这 对CITA向伦纳德的建议倾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政府官员称，政府担心如果CITA拒绝行业的要求，政府将遭到纺织行业联盟声势浩大的政治打击。 2003年12月，伦纳德赢得了CITA全票通过，批准对中国产胸衣、袍服、针织品征收12个月的进口税。CITA将原因归咎于2000年至2003年间 上述产品发货量的大幅增长，包括袍服1484%的增长。
中国官员对此强烈抗议，并召集美国驻北京大使召开紧急会议，抗议上述行动。
对 纺织业而言，这只是刚刚开始。面对2004年12月31日这个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寿终正寝的日子，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采取先发制 人的保护措施。他们要求CITA根据进口增长预期而并非根据实际增长设限。不过进口商和零售商提起的一项诉讼阻挠了这一进程。
遭到打击后纺织业重新转向CITA，要求根据纺织业正在遭受廉价进口产品打击的事实推进保护措施的实施。根据伦纳德的新条例，任何新的限制措施都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方能生效。这在坦蒂洛看来显然是太长了。“已经火烧眉毛了，”他说他对伦纳德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坦 蒂洛开始敦促伦纳德设立提前预警系统，监控纺织品的进口增长。但这存在很多障碍。海关的计算机必须安装特定程序，将有关数据筛选出来。处理公众消费数据的 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不希望发布未经准确研究的数据。不过坦蒂洛在商务部工作的经历告诉他，数据是可以修正的。“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就是要收集数据，然后编成报表，”他说。
伦纳德和他的同僚们开始收集从海关获得的另外一套数据。他们开发了交叉检验数据的计算机程 序，比如找出可能意味着报告错误的反常迹象。3月份，商务部宣布一套新的报告系统形成，将进口数据的发布提前数周。整套特别的数据显示，2005年第一季 度，中国棉织衬衫、女式衬衫和棉质长裤的进口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000%以上，人造纤维内衣进口增长300%。
5月13日，CITA较正常进度提前3个月宣布了实施进口限制的措施。中国及美国零售商和进口商均对上述举措表示强烈愤慨。但伦纳德仍然固执己见，他将原因归咎于进口的增长。他说，“我们感觉这完全是正当的。”
如何看待看中美贸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15日发表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的一篇文章“‘中国眼’看中美贸易”，文章分析说，中国最大的经济成就之一就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出口行业，而在政治方面，这却日渐成为最令中国感到头痛的一个问题。
以 中方自己发布的数据衡量，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有望增长两倍，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而其中大部分顺差来自于对美销售。公众和政界对中国贸易的关注大多集 中在纺织品方面，由于长期实施的出口配额制度宣告终结，今年中国纺织品的出口量大幅飙升。但是，纺织品在中国出口增长中仅占很小部分。化学产品销售增长迅 猛，资本商品亦是如此。不过，增幅最大的却一直是电子产品行业。
随着中国制造和装配能力的提高，在除日韩之外的亚洲地区电子产品出口中， 中国所占的份额在截至2005年的4年内翻了一番，升至35%。据瑞银（UBS）的研究统计，2003年，中国电子产品的月度贸易顺差为10亿美元，而到 了2005年中期，这一数字扩大至70亿美元。
此类数据为美国国会提供了口实。美国国会一直在讨论，如果中国不对人民币升值，那么美国将通过立法，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统一征收27.5%的关税。
中 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称，中国已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政治问题，并努力设法提高从美国的进口量。“我们应该解决这些贸易难题。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无视美国的政 治氛围。我们希望双方能够紧密合作，以改善这种氛围。”马秀红称，美国对华出口已迅速上升，2001年至2004年间增长了81%，而同期内美国全球出口 增幅仅为12.3%。
在此期间，中国已成为美国商品（如大豆、小麦和棉花）的最大买家。不过，平心而论，从双边贸易顺差的增长来看，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速甚至更快。
马秀红承认，双边贸易顺差确实是个问题，但她同时表示，美国也需要认识到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双边逆差情况比原始贸易统计数据所显示得更为复杂。
首先，美国在华的投资规模很大。由于相对而言中国企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在这方面无法与之比肩。“在谈到中国在美国市场的表现时，我们仅仅着眼于产品方面，而不是中国在美国市场的投资。” 马秀红说，“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最大区别。”
其 次，正如许多中美贸易分析师曾指出的那样，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实际上是反衬了美国对亚洲其它地区贸易逆差的逐渐下降。其原因在于，中国已取代许多 亚洲国家，成为所有制成品的最终装配地点，之后这些成品被运往美国和欧洲。因此，作为一个加工贸易中心，随着贸易顺差的不断累积，中国招致了政治上的不 满，但最终产品中却没多少附加值。
马秀红称：“30年前，美国就已存在很多的‘夕阳’产业，而这些产业目前在中国却颇具竞争力。中国出口 的多数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消费品。”根据马秀红提供的数据（来自于中美双方），在中国所有出口产品中，加工类产品所占比例为55.7%，而在对 美出口产品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约为65%。
200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了379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其它国家 （它们均在华大举投资）的贸易逆差下降了642亿美元。“实际上，（这些国家）将其制造业产能与贸易顺差一道转移到了中国，” 马秀红表示。“因此，美 国应该综合考虑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关系，而非仅仅针对中国。”
此外，商品贸易余额中没有计入服务的进出口，而这一领域中美国的顺差稳步上升。随着中国逐渐富裕起来，该国将在金融服务业（如保险和银行业）及休闲服务业（如旅游业）方面加大支出，而这些领域正是美国企业的强项。
马秀红呼吁，应更为全面地评估中美双边关系，但这不太可能引起美国政府的太大反响。
不过，目前出现了一个乐观的信号。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骤降，这表明，随着在华投资的加大，这种状况正有所好转。仅此一点就可能确保中美贸易顺差在短期内会有所收窄。
格林斯潘表示应依赖市场力量弥合贸易逆差
据 《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墨西哥央行的电视会议上表示，在减少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方面，政策制定者们能够采取的政策措施并不多，包括压 低美元汇率、调高利率或是缩小预算赤字等。相反，他认为，当外国投资者对于持有过多美元计价的资产表示担忧、同时美国人努力增加储蓄后，贸易赤字也许可以 依靠市场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得到修正。
格林斯潘的此番讲话是他迄今为止就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发表的最为详尽的讲话之一。目前，经常项目赤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超过了6%的创纪录水平，预计还有可能进一步攀升。
格 林斯潘在演讲中称，从表面上看，美国似乎有着无限的能力来弥合赤字，这让Fed官员们颇为迷惑。正常情况下，面对如此巨大的赤字规模，美国人会通过向外国 人出售更多的股票、债券等美元资产来缩小赤字，从而造成美元贬值、利率上升。然而格林斯潘指出，目前市场的行为与人们的预期并不一致。
格林斯潘明年1月份即将卸任，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将成为他功绩簿上的一个污点。一些批评人士称，Fed以前采取的低利率政策纵容了美国人的借贷消费。他们称，由此导致的美国外债高筑在美元迅速贬值和利率飙升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
在 周一的讲话中，格林斯潘将美国的赤字问题描述为美国国内外投资者（多数为私人投资者）错综复杂的决策集合的产物，无法通过特定的政策行动来解决。他言下之 意似乎是对美国官员和外国官员的一种观点提出了质疑。根据这些官员的观点，减少预算赤字、并且允许美元兑其它货币、特别是人民币贬值将对减少经常项目赤字 十分有利。尽管这种政策也会产生其它方面的好处。
格林斯潘称，经常项目并不会对瞄准汇率等一项或多项政策变量做出反应。虽然调高利率应该 能够鼓励美国人多存钱、减少从国外的借贷，但同时也会推高美元汇率，从而抵消其降低赤字的作用。实际上，Fed今年已调高利率，美元汇率也随之走强，贸易 逆差进一步扩大。从历史经验看，减少预算赤字对减少经常项目赤字的作用大小并不确定，也许作用很小。
格林斯潘表示，美国能够承受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近些年来，全球各地的投资者越来越乐意持有外国资产，目前有10%的全球存款投向了外国资产，而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只有5%。
不 过，最终投资者会“害怕”持有过多的美元计价资产，从而减少投资。格林斯潘暗示，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在过去三年中，以美元计价的跨国银行贷款和债券比 例已经下降了5个百分点，至42.5%，而欧元计价跨国银行贷款和债券的比例则上升了5个百分点，至39.3%。
中国经济并非由出口带动
赵令彬在《大公报》上撰文说，最近中国内外均有不少言论，指中国应转变发展模式，由出口带动转向内需带动，并由重商主义转向消费主义云。在这类转向论成为时兴之际，自有必要探讨其背景及合理性，以防错判形势而作出错误抉择，从而影响发展前景。
引 发热议模式转向的，首先是中国今年的外贸表现。头三季出口升逾31%而进口只升16%，令外贸顺差急升至683亿美元，比去年全年的320亿倍增，并已创 下新纪录（之前最高顺差为1998年的435亿）。许多论者均认为，这将引来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国际贸易纠纷，故有必要调整外贸政策以抑压顺差。
其 实今年来顺差大升，主要是因宏观调控抑制了进口，而发展水平及竞争力不断提升又增强了出口能力。当然，一些现行的有关政策虽非诱因，但如加以改变，仍可在 今后有助抑制顺差增长。可行的措施包括降低部分关税和取消出口退税、外商投资优惠及来料加工的免税待遇等。其实这类调整已商议多时，但由于影响到不少既得 利益者，故要落实便遭遇不少阻力，一直难以推行。
另一引致热议转变模式的原因是各种国际经济失衡论。这些观点认为美国经常账赤字过高，而 其它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则顺差过高，故应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调整。失衡论虽非全无理据，却每被西方政客利用来向中国施压。首先是认为失衡来自汇率不当，故要求 人民币升值，由价格调整来促进平衡。但这理论粗疏：由于中欧、中美贸易互补性大，价格调整效用成疑，故西方许多论者亦不赞同，只有部分工会及商会因利益相 关才执迷不悟。
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失衡来自国际储蓄过剩，而接任的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正是此论的支持者。这种理论认为美国的经常账赤字是 海外做成，无关美国的挥霍无度，其实是为美国推卸责任的外因论。当然这是十分荒谬的观点：海外储蓄过剩会压低利息，刺激借贷，但借贷者仍须考虑风险因素及 还贷能力，断无有钱必借之理。美国超借乃负利率政策及由此引发的资产泡沫造成，故以内因居多。用在国际关系上，这种理论鼓吹与价格调整不同的数量调整，即 储蓄剩余国应降低储蓄增加消费，而以内需来带动增长。借助此种理论，美国对华施压亦由此进入新回合，并由单是着重汇率调整，转为包括内需带动发展的三结合 策略。因此，转向内需模式将成了中美地缘政争的经济论战热新点，美国财长斯诺已开始鼓吹中国要加强内需。值得注意者是，过去格林斯潘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比较 超然，曾说不肯定人民币币值低估，并指出即使升值也不能挽救美国制造业及改善经常账失衡。但持储蓄过剩论的新主席伯南克，或会更积极配合政府向中国施压， 并为施压提供“理论基础”。
指中国由外贸带动发展或外贸依赖度甚高的论点，一般都以中国外贸量相等于GDP逾七成为依据。但这种比较并不 恰当：GDP衡量增值而外贸量不是，故夸大了外贸比重。由于中国出口增值低，故夸大程度更甚。这种比较用在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结果更为荒谬；在 2004年出进口为GDP的3.2倍，其中出口约为1.56倍。较合理的比较是以净出口计算，GDP的支出法分析中便有货物及服务净出口一项，由此分析可 见到外贸对中国经济的真正影响。
在1980至2004的25年间，便有1980、1985、1986、1988、1989及1993等六 年的净出口为负数而成为净进口，最高的1985年更相当于GDP的4.2%。这些肯定不是出口带动增长的年份。在余下有净出口的年份中，以1997及 1998两年占GDP近4%为最高，但相比内需的消费及投资的比重仍然甚小。今年净出口比重或创新高，但估计亦只会是6%。
此外从增量 看，剔除上述净进口的年份外，还有1983、1984、1992、1993、2000、2001及2003等七年净出口有负增长，即有拉低GDP增长的作 用，也肯定不是出口带动增长。因此在1980至2004间，只有12年净出口有正增长及拉高GDP增长的作用。作用的大小则可由净出口与GDP的增量比例 （按当年价计算）得见：其中比例较高者只有1990（37.6%）和1997（21%）两年，可称为出口带动增长时期。其余年份的比例均较低，大部分在一 成以下，故难说是出口带动增长。自2000起的最近几年，也只有2002及2004的净出口上升，但占GDP增量比重甚轻，均未到7%。今年净出口的比例 或将大升，但仍不会是拉动经济的三头马车中最大一头。何况这有偶发性及一次性，明年多未必能持续。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一直 都是内需而非出口带动型，故也并不存在转变的需要。转向内需论既无客观根据，还与当前宏调思路互相矛盾。当局仍认为现时投资过热而需要抑制，循此思路进行 调控则投资消费等内需均将受压，令出口更多进口更少。这反映调控思路的混乱（参见：赵令彬：中国经济好但调控思路乱，大公报，2005.10.25；转载 于《经济走势跟踪》2005年79期）。正确的分析应是：中国早已实行内需带动增长，但内需还有加强的空间。扩大内需不单可加快本国发展，还有助减少剩余 储蓄和促进国际经济平衡。所以无论为人为己，中国亦应将宏调基调由“稳健”转回“积极”，在今后结合结构调整采取较宽松的宏调政策。
同 时，要更重视理论战线，在与欧美的地缘政争中应抢占据经济舆论高地及先机，绝不能人云亦云不战而降。因此首先要批评“美国无责论”：美国必须解决双赤问 题。其次是要顶住“转向内需论”，指出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对拉动世界经济中国已居首位。最后，还应反过来向欧美施压：欧洲应加速改革以增强活力，而美国 则要加快收紧双赤以保持增长后劲。中国可以由再增强内需来进一步拉动世界经济，但欧美亦要同时作出调整。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5年第86期（总第619期） 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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