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5年第35期（总第568期） 2005年5月20日（星期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
IMD公布200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5月12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了《2005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全球竞争力最强的10个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冰岛、加拿大、芬兰、丹麦、瑞士、澳大利亚和卢森堡。中国大陆排在第31位，中国台湾则排在第11位。除了中国香港地区，瑞士和智利今年的竞争力排名也大幅上升，分别升至第8位和第19位。
在IMD对全球60个经济体进行的竞争力排名中，美国位居榜首。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发达的国民经济以及雄厚的资本市场。但美国在政府效率排名一项上已经连续三年后退，这主要是受到巨额财政预算赤字的影响。同时，IMD在这份竞争力报告中警告说，“美元汇率的调整是一枚定时炸弹。”该学院认为，美元的任何微小的升值都会引发原材料价格进一步膨胀，从而加剧削弱欧洲经济大国的竞争力。
相对而言，欧盟区工业国的排名差强人意。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如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欠佳。所幸的是，各国的经济局势总体还算稳定。此次IMD的排名中，英国居第22位，德国居第23位，法国形势稍差，排在第30位。IMD给三国的建议是“刺激国内消费，保持整体竞争力。”
IMD的2005年竞争力排名报告还推翻了关于“税收、竞争力、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世界竞争力报告的研究主任加雷利（Stephane Garelli）指出，税收政策与竞争力没有必然联系性，税收额度和类型可以影响竞争力，但不能创造竞争力。他强调指出，只有较低的营业税会对竞争力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从IMD的排名上可以看出，竞争力强势的国家中既包括实行高税收的国家，如卢森堡、丹麦、芬兰、挪威、瑞典、比利时，同时也包括一些实施低税收政策的国家，如澳大利亚、爱沙尼亚、冰岛、瑞士、斯洛伐克共和国以及美国。而北欧许多国家富有竞争力的关键是，拥有高效的政府服务和相对简单的税收系统，具有把潜在的成本不利因素转化为具有竞争优势资本的能力。加雷利表示，能够真正实现竞争力提升的“引擎”是科学、技术、金融、教育等等。
根据IMD的报告，中国香港地区的经济友好政策、高生产率、综合经济效率的排名都大大提升，但中国香港地区在经济表现、卫生和教育上的名次有所下降。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排名由去年的第二名退后1位至第三名。
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受到全球瞩目。虽然经济发展强劲，但此次在竞争力排名，中国大陆从去年的第24位降至第31位。据IMD解读，在对今年第一季度的企业界进行调查时发现，业内人士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持续力不十分肯定，同时由于金融体系、基础建设以及企业治理等方面的因素，或多或少对中国大陆的竞争力排名也产生了影响。
近年来，国际竞争力排名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但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却指出，国家竞争力排名没有意义。该评论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竞争力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衡量标准。最初，IMD为“世界经济论坛”（WEF）准备了一种评估，但现在两者已制定了自己的排名。IMD和WEF的排名十分相似——美国、芬兰和新加坡的排名都非常靠前，但差别也很明显——IMD喜欢加拿大却不喜欢英国，而WEF喜欢英国却不喜欢加拿大。但在判断谁的排名正确前，先要问一个问题，即“这些数字对应的问题是什么？”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总收入（GNI）等业绩测量标准是已确立很久的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的指标。国际公约允许对这些各国之间日积月累的变量进行仔细的比较。传统计算方式包括收入、输出及增长，IMD和WEF排名能告诉我们传统计算方式未能显示的东西吗·
对国家竞争力的兴趣是对公司竞争力兴趣的一种延伸。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能通过更低的成本或更好的产品，提供比竞争对手更有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但是，个体企业和国家经济的类比并不完全成立。没有竞争力的公司将会消失，但没有竞争力的国家不会消失。这些国家仍需要进口，而且在再度获得竞争力前它们的汇率会一直下跌。每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国家总是在一些领域拥有竞争力，即其出口领域，而在其它领域则无竞争力，即其进口领域。在过去的200年中，这种比较优势原则一直是经济分析的基础。
《金融时报》指出，如今，中国的竞争力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广为谈论的话题。但中国的竞争力是在商品制造业，而不是在航空或软件领域。也许由于这种竞争力是低成本而非高生产力的结果，因此在WEF和IMD的排名中，中国的位置并不靠前。但如果竞争力指的是技术效率带来的国际贸易的成功和产品质量，而不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那么德国和日本是极具竞争力的。这些国家在精密机器等出口工业上的优势意味着，尽管汇率坚挺而且劳动力成本高，但它们对别国的贸易顺差仍然很大。德国和日本的其它工业没有竞争力，比较优势原则告诉你，事实一定如此。你在一些工业中的竞争力越强，在其它工业中的竞争力就越弱。在这一点上，你得出的结论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国家竞争力这个概念会造成更多的混淆，而不是洞察力。
“竞争力”调查衡量的不是竞争力上的成功，而是本国环境对于企业的友好程度，这与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成功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法国和德国虽是富国，但它们被认为不具有“竞争力”。香港和新加坡的排名较好；虽然美元处于弱势，但美国仍被评定为很有“竞争力”。甚至连企业友好程度也很难衡量。作为在富国行列中最不具“竞争力”的国家，意大利的现行政策对合适的公司都极度支持。但在排名仅次于意大利的俄罗斯，政府对其支持的企业有所选择。
《金融时报》的文章提醒我们注意：“美国、芬兰和新加坡”对应的问题是“哪个国家的政策是IMD或WEF最赞成的？”这个问题不同于“本国企业有多成功？”或“国内经济的生产力如何？”。而且，将这些调查描述为国家或国际竞争力排名会产生误导。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经济在过去10年已进入更快速的增长轨道，与之前的5年相比，过去这10年的生产力增长几乎翻了一倍。
全球商业机构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5月1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平均每位员工的产出有快速增长，加上北美、东欧、中东和非洲地区生产力增长提高，推动了全球经济向前发展。只有欧洲和拉美的生产力增长步伐有所放缓。在1995年至2003年间，每年2%的生产力增长推动了全球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增长水平高于1990至1995年间每年1.1%的升幅。
“竞争过程的加强有益于全球大部分地区，”该报告作者之一、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巴特·凡·阿克说。“目前，参与全球经济的国家数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一些收入较低的地区现在能在全球市场上利用它们的相对优势了。”
尽管很多欧洲国家的员工每小时产出要比美国的数字高，但欧洲的相对生产力表现自1995年以来已经下滑。报告表示，这一迹象表明，欧洲需要开发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服务业尤其如此。凡·阿克说，一个主要的希望在于，东欧可能会促进欧洲其它市场的发展，促使其变得更具竞争力，从而激发其活力。
在全球其它地区，低生产力水平为它们的生活水平和美国之间存在差距提供了解释。中国和印度在维持高生产力增长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由于它们的水平落后美国达85%，因此，“中国将很快赶上美国或欧洲的说法便十分牵强”。
（FT，2005.05.16）
美国、中国石油需求增长放缓
据道琼斯报导，国际能源署（IEA）在5月11日公布的最新月度原油市场数据和预测报告中称，中国和美国对石油的需求增长显著放缓。如果这一势头持续下去，将有助于稳定能源市场价格。去年在油价大幅上扬的情况下，全球新增的石油消费量有将近一半是来自中美两国。
另外，IEA还预计，今年非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产油量将大幅增加，从而使得供应商能更好地满足第四季度的季度性需求，预计这一季度北半球的石油消费量将会猛增。这对于石油消费者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受IEA报告以及美国能源部每周商业原油库存调查的推动，市场油价出现回落。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报告公布前一周原油库存增加了270万桶，至3.297亿桶。纽约商交所基准6月份轻质低硫原油期货11日收盘下跌1.62美元，至每桶50.45美元。
不过IEA报告的编辑者表示，目前还无法完全得出美国和中国石油需求确已放缓的最终结论，需要获得更多的数据支持。另外，原油市场前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石油行业预测者来说，中国的需求模式依然让人难以捉摸。分析师警告称，不能排除中国石油需求突然出现上升的可能性，因为市场无法准确了解中国石油库存水平以及政府对油价的控制状况，并且中国经济依然在快速增长。而IEA也承认，中国石油需求显著放缓的状况与其经济增速也不太相符。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达到了9.5%。
IEA表示，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势头较去年有所放缓。IEA预计，今年美国石油日需求量将增加26万桶至2078万桶；中国石油日需求量将增加47万桶，达到690万桶。分析师认为，美国石油需求放缓的原因是油价高企以及经济疲软。IEA称，中国第一季度显性石油日需求量（不包括库存的变化）增加了28万桶，增幅为4.5%，而去年同期石油日需求量增加了101万桶，增幅为19.3%；美国第一季度石油日需求量增加了25万桶，增幅为1.2%，而去年同期增幅为1.7%。
(DJ，2005.05.12)
投资者开始青睐南亚和西亚
英国《金融时报》社论指出，如今讨论全球经济，无论话题是有关纺织品出口，还是外汇市场，不提中国几乎不太可能。由于中国在世界对外输出和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迅速扩大，这种对中国的着迷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本周来自亚洲其它地区的新闻，却表明仅仅关注中国会有风险。西亚和南亚经济增长加速、私有化方案以及对外资的渴望，正在促使投资者将目光转向该地区。
5月16日，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宣布，在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超过6%，高于预期水平，前4个月批准的外资金额为50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巴基斯坦曾表示，截至今年6月份，经济增长将达8.3%，为20年来最高。届时，巴基斯坦政府希望通过对电信、石油销售和银行等领域的国有公司实行部分私有化，筹集17亿美元资金。
在向《金融时报》介绍启动本国一度受阻的私有化方案时，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表示，印度不会自甘落后。他说，印度目前正在挑选本土航空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并要求对外国投资者的门户“更加敞开”，他同时暗示将放宽对外资进入印度银行业的限制。
与此同时，中国可能很快就会感受到投资者对中国兴趣减弱的初步迹象。分析师表示，隐性障碍的存在，意味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并非如看上去那样低廉。在中国本土市场中，投资者抱怨竞争过于激烈。金融市场机能失灵。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将开始减速，当然，还不至于像投资银行里昂证券（CLSA）预测的那样：到2007年，经济增长将痛苦地下降到3－5%。
不应夸大中国存在的不足。比如，中国的运输基础设施仍远远优于南亚，每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仍是印度的10倍。此外，很多亚洲经济体近期取得成功，都要归因于中国对原材料和机械及零部件不断增长的需求。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方面，韩国等东北亚经济体比南亚经济体获益更多。
与之相反，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等南亚国家却面临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包括需要废止陈旧的官僚体制、恢复政治稳定和消除腐败现象。南亚国家法律文本中规定的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在现实中却完全得不到尊重，投资者为此深受其害。
外资对中国以外的亚洲市场和制造基地表现出日渐浓厚的兴趣，这是好现象。这将使亚洲一些最贫穷国家从中获益，促使中国加快国内改革，并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广泛和一体化的亚洲经济。
（FT，2005.05.20）
国内与港台经济
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何处去
近日，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引起市场关注。易宪容认为，股权分置不宜以行政主导，而应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应提供良好的规则与制度，保证运作模式的程式化，不断地修正与完善规则，藉以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唯其如此，才能使改革向好的方向发展。
市场盼望许久的股权分置之改革正式启动后，大多数民众对市场的走向相当存疑，而且5月9日的市场股指大幅下跌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民众的这种倾向，但是股权分置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必须迈过去的坎，只有迈出这个坎才能够找到中国股市之发展方向。
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是大势所趋。可以说，监管部门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既是国内证券市场发展的进步与重大的制度变革，也是市场利益关系的一次大调整。而这种利益关系的大调整是否能够做到公平公正，是否能够做到真正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是决定这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会走向哪里的大事。毫无疑问，解决国内市场的股权分置问题，其成功与否、其关键所在就在于由以行政为主导还是转向以市场为主导。如果这个根本性原则不能够落实在具体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规则与操作程式中，而还是以政府之行政来主导，那么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要想找到一条合适之路是不容易的。
一、股权分置宜以市场为主导。目前，市场上流行着一种倾向，认为目前国内股市是一种政策市，那么政策市的问题就得通过政府政策来拯救，即如何通过政府政策来让目前国内股市走出火海。其实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一是近年来的市场经验已经表明，试想通过政策来改变国内股市已是不可能了，近年来政府出台政策那样多，但是有哪一次政策能够帮助国内股市来走出困境的呢？二是假如政府出台政策可以救市，那么通过政策救市必定是以权力来分配市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调整只能以靠近权力远近来确定，那么市场中的一般中小投资者有多少机会靠近这种权力呢？又有多少机会来获得利益补偿呢？
也就是说，传统的证券市场那种以行政为主导、以政府垄断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也应该随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一起来清除。政府及监管部门只是为市场提供有效的市场规则与操作程式，而不要入市场太深。市场的问题就得市场来解决，规则的问题就得由政府来提供。既然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规则及程式是由监管部门来提供，那么监管部门不仅要保证其提供规则与操作程式的公平公正性，也要想想如何来监督与保证这些规则与操作程式有效实施。
在这里又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相关的规则设计者是不可能把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都网罗其内，这就要求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中不断地来修改不合适的条款与规则，同时也得防止在这些规则的修改与完善的过程中有既得利益集团或话语权的强势者来主导规则的修订。
二是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规则实施的监管问题。因为，既然是试点，那么其中规则酌情权的空间就可能会大。这当然有利于利益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同时规则酌情权的空间过大，也容易导致其他方面的不利于市场发展的事情。如一方面它可能增加这次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交易成本，比如过高的讨价还价成本、方案设计成本及监管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大股东或大的公众股东操纵市场提供一些条件，甚至于也容易为监管者推卸监管责任提供便利。因此，试点初期，在市场化的主导，这种酌情空间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二、宜建规则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对于国内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来说，由于以往在市场的弱势及受到严重的掠夺，中小投资者早已对国内股市丧失了信心。如果说，这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能够真正地让这些中小投资者获得实惠，他们以往被掠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那么国内股市会重新燃起中小投资者对市场之希望；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反之，即在这次股权分置的改革中小投资者利益又受到重创，那么国内中小投资者一定会泯灭仅有的一絬对国内市场的希望，国内股市也就彻底完了。
对于如何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首先来看，不是监管部门信誓旦旦的问题，而是要从改革试点的规则的公平公正性、改革试点操作的严格程式化及监管的严格有效性入手。在这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中，不仅在于两类股东之间的讨价还价，还在于中小投资者在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调整过程中保证其利益不会受到侵害，以及当它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如何及时纠正与补偿的问题。
（香港商报，2005.05.19）
香港产业结构为何转型缓慢？
金屏础认为，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主要原因是港乏高科技及创意产业、人才流动受限以及教育改革方向不明确等几大原因造成的。
一、香港乏高科技及创意产业。香港高喊“产业结构转型”已经8年了，但是，香港的主要产业仍然是地产业、金融服务业、旅游业、工贸服务业、社会和个人服务业。
有人分析，这是后工业时期或者知识经济时期的现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就很难继续保存需要低廉成本才可以经营的产业，只能靠高科技和有创意的产业。何况香港有自己的特点，与西欧工业发展的情况不同。香港并没有充分发展工业，没有进入高科技时代，完成工业化的整个过程。1979年，香港的工厂大量北移，中断了工业发展的进程。香港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也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对科研发展的投资。
尽管今天香港的服务业已经达到本地生产总值86％，但是香港产业架构并没有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包括：普及的高质素大学教育、高科技研究及相关产业、发达的迅息行业、高级的跨国服务金融服务业、资产管理、蓬勃的社会和个人服务业、联系各种产业链的物流业、出入口贸易、创意产业（电视、电影、戏剧、音乐、产品设计、广告、营销）。
香港能够符合知识经济的只有信息行业、金融服务业、社会和个人服务业，缺乏的是普及的高质素大学教育、高科技研究及相关产业、创意产业。香港经济目前仍然靠高地价和地产业支持。香港缺乏高科技研究和把科技转为商品的人才，缺乏推动高科技工业的极熟练技工，缺乏培养学生创意的教育制度，缺乏创意工业人才和配套设施。高成本的格局，阻碍了外国财团在香港进行知识经济的投资。近年来，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都寻求向国际发展，许多投资投放在外国。因此，当内地更较开放，经济逐步升级，产业结构更加优化，香港就要承受更大的竞争压力，中下层市民贫困化的趋势将会更加严重，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二、“边界不能模糊论”阻碍人才流动。经济转型问题，推动香港全面知识经济发育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更好贯彻执行一国两制发挥其优势的问题。对经济转型采取保守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政府放任的观点，都会贻误大局。
其实香港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即边境科技园区、高级人才输入的问题、教育体制有利于发展创意产业的问题。前者解决香港高成本之下，高科技研究人才不足的问题。后者解决香港高增值行业缺乏人才配套的大问题。“边界不能模糊论”，恰恰不能帮助香港利用内地的有利条件发展香港的知识经济产业，把香港发展成为高增值产品的研发中心，面向世界。高级人才的输入，只是对西方开放，结果香港仍然是高成本，迄今为止，香港并没有积极的政策，鼓励内地高级人才来香港定居。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其实是保护高成本。全世界的产业发展历史证明，哪一个地区采取保护主义，其产业就处于停顿状态，就没有竞争力，就处处挨打。相反，如果采取开放政策，不怕竞争，就会进步，这有利于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
作为自由港，香港没有关税，什么商品都可以进来，香港的零售业结果最有竞争力。但是，香港的本地制造业，回避了这种竞争，没有提升科技，发展生产力，生产高档优质的产品，过早地工业北移，结果香港的制造业就不可能像工业国家那样，将科技工业发展，形成了目前的困局。
目前整个中国都出现了劳力密集工业产能过剩，大家都比拚廉价，向低档市场拚搏，结果互相践踏，低价接单，谁也赚不了钱，反而惹来了美国和欧盟限制中国产品输入，形成了发展的樽颈地带。香港应该利用这个形势，利用资金优势吸引人才，尽快发展高档产品。人才流动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本地生产总值低的地方，流向生产总值高的地方，问题是香港愿意不愿意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吸引内地人才的政策，利用边界地区，既吸收内地人才，又控制成本的上升。处理得好，多数工序在内地生产，关键部分和随后工序在香港生产，香港可以避开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产品的输入限制。同时，香港也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大学生也可以在科技研究人才集中的市场容易找到职业。科技研究最讲求群集效应，也讲求城市的生活质素，香港可以创造这个条件。
三、教育改革方向不明确。教育为产业转型服务，迟迟未能解决，过去8年教育改革的方向不明确，具体措施不配套，社会人士未能形成支持力量。改革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招生制度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香港的名校，追求的是升入大学的比率。所以，大学用什么标准招生，是否配合创意产业，实在是中小学改革的巨大牵引力。近几年，注重中小学改革，所以缺乏动力，家长又看不到改革的好处。课程的设置、教学的方法、考试的制度，都应该围绕着和服务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利用死记死背的办法，培养记忆力强、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口齿伶俐的商业行政人员和公务员，应该配合知识经济培养适应能力强、创意能力高的人才。
香港的大学和中学之间，缺乏了中专学校，这是发展知识型经济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多产业都需要熟练的高技术技工，没中专学校，许多知识型产业的发展不上去，成本也降低不下来。投资教育不是拨款越来越好，大手大脚投资会造成浪费，教育领域应该提倡小钱办大事，要讲求成本合理，对经济发展有效益。办大学的成本很高，不可能增加学位，18％的升大率，结果令大量中学生没有出路，被挤到低文化低技术的行业，他们又把年纪稍大的、四十多岁的劳动者挤出市场。
中专毕业的同学，工作两三年，其实也可以再继续升读大学三年级，这会形成一个有效益的教育机制。同样也有利于教育成为一门产业，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生来读书。教育产业能够成功，在于香港商品科研发展和高增值行业发达，能够为学生提供就业出路，所以，产业结构的转型其实有利于教育产业的发展。
香港有条件成为商品的科研发展中心、企业管理中心、营销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信息中心，最关键的措施是制订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要走出这一步，香港就要丢掉保护主义。
（香港商报，2005.05.12）
（以上信息均采自公开媒体报道，不代表本课题组意见，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2005年第35期（总第568期） 2005年5月2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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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公布200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5月12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了《2005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全球竞争力最强的10个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冰岛、加拿大、芬兰、丹麦、瑞士、澳大利亚和卢森堡。中国大陆排在第31位，中国台湾则排在第11位。除了中国香港地区，瑞士和智利今年的竞争力排名也大幅上升，分别升至第8位和第19位。
在IMD对全球60个经济体进行的竞争力排名中，美国位居榜首。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发达的国民经济以及雄厚的资本市场。但美国在政府效率排名一项上已经连续三年后退，这主要是受到巨额财政预算赤字的影响。同时，IMD在这份竞争力报告中警告说，“美元汇率的调整是一枚定时炸弹。”该学院认为，美元的任何微小的升值都会引发原材料价格进一步膨胀，从而加剧削弱欧洲经济大国的竞争力。
相对而言，欧盟区工业国的排名差强人意。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如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欠佳。所幸的是，各国的经济局势总体还算稳定。此次IMD的排名中，英国居第22位，德国居第23位，法国形势稍差，排在第30位。IMD给三国的建议是“刺激国内消费，保持整体竞争力。”
IMD的2005年竞争力排名报告还推翻了关于“税收、竞争力、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世界竞争力报告的研究主任加雷利（Stephane Garelli）指出，税收政策与竞争力没有必然联系性，税收额度和类型可以影响竞争力，但不能创造竞争力。他强调指出，只有较低的营业税会对竞争力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从IMD的排名上可以看出，竞争力强势的国家中既包括实行高税收的国家，如卢森堡、丹麦、芬兰、挪威、瑞典、比利时，同时也包括一些实施低税收政策的国家，如澳大利亚、爱沙尼亚、冰岛、瑞士、斯洛伐克共和国以及美国。而北欧许多国家富有竞争力的关键是，拥有高效的政府服务和相对简单的税收系统，具有把潜在的成本不利因素转化为具有竞争优势资本的能力。加雷利表示，能够真正实现竞争力提升的“引擎”是科学、技术、金融、教育等等。
根据IMD的报告，中国香港地区的经济友好政策、高生产率、综合经济效率的排名都大大提升，但中国香港地区在经济表现、卫生和教育上的名次有所下降。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排名由去年的第二名退后1位至第三名。
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受到全球瞩目。虽然经济发展强劲，但此次在竞争力排名，中国大陆从去年的第24位降至第31位。据IMD解读，在对今年第一季度的企业界进行调查时发现，业内人士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持续力不十分肯定，同时由于金融体系、基础建设以及企业治理等方面的因素，或多或少对中国大陆的竞争力排名也产生了影响。
近年来，国际竞争力排名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但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却指出，国家竞争力排名没有意义。该评论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竞争力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衡量标准。最初，IMD为“世界经济论坛”（WEF）准备了一种评估，但现在两者已制定了自己的排名。IMD和WEF的排名十分相似——美国、芬兰和新加坡的排名都非常靠前，但差别也很明显——IMD喜欢加拿大却不喜欢英国，而WEF喜欢英国却不喜欢加拿大。但在判断谁的排名正确前，先要问一个问题，即“这些数字对应的问题是什么？”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总收入（GNI）等业绩测量标准是已确立很久的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的指标。国际公约允许对这些各国之间日积月累的变量进行仔细的比较。传统计算方式包括收入、输出及增长，IMD和WEF排名能告诉我们传统计算方式未能显示的东西吗·
对国家竞争力的兴趣是对公司竞争力兴趣的一种延伸。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能通过更低的成本或更好的产品，提供比竞争对手更有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但是，个体企业和国家经济的类比并不完全成立。没有竞争力的公司将会消失，但没有竞争力的国家不会消失。这些国家仍需要进口，而且在再度获得竞争力前它们的汇率会一直下跌。每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国家总是在一些领域拥有竞争力，即其出口领域，而在其它领域则无竞争力，即其进口领域。在过去的200年中，这种比较优势原则一直是经济分析的基础。
《金融时报》指出，如今，中国的竞争力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广为谈论的话题。但中国的竞争力是在商品制造业，而不是在航空或软件领域。也许由于这种竞争力是低成本而非高生产力的结果，因此在WEF和IMD的排名中，中国的位置并不靠前。但如果竞争力指的是技术效率带来的国际贸易的成功和产品质量，而不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那么德国和日本是极具竞争力的。这些国家在精密机器等出口工业上的优势意味着，尽管汇率坚挺而且劳动力成本高，但它们对别国的贸易顺差仍然很大。德国和日本的其它工业没有竞争力，比较优势原则告诉你，事实一定如此。你在一些工业中的竞争力越强，在其它工业中的竞争力就越弱。在这一点上，你得出的结论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国家竞争力这个概念会造成更多的混淆，而不是洞察力。
“竞争力”调查衡量的不是竞争力上的成功，而是本国环境对于企业的友好程度，这与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成功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法国和德国虽是富国，但它们被认为不具有“竞争力”。香港和新加坡的排名较好；虽然美元处于弱势，但美国仍被评定为很有“竞争力”。甚至连企业友好程度也很难衡量。作为在富国行列中最不具“竞争力”的国家，意大利的现行政策对合适的公司都极度支持。但在排名仅次于意大利的俄罗斯，政府对其支持的企业有所选择。
《金融时报》的文章提醒我们注意：“美国、芬兰和新加坡”对应的问题是“哪个国家的政策是IMD或WEF最赞成的？”这个问题不同于“本国企业有多成功？”或“国内经济的生产力如何？”。而且，将这些调查描述为国家或国际竞争力排名会产生误导。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经济在过去10年已进入更快速的增长轨道，与之前的5年相比，过去这10年的生产力增长几乎翻了一倍。
全球商业机构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5月1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平均每位员工的产出有快速增长，加上北美、东欧、中东和非洲地区生产力增长提高，推动了全球经济向前发展。只有欧洲和拉美的生产力增长步伐有所放缓。在1995年至2003年间，每年2%的生产力增长推动了全球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增长水平高于1990至1995年间每年1.1%的升幅。
“竞争过程的加强有益于全球大部分地区，”该报告作者之一、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巴特·凡·阿克说。“目前，参与全球经济的国家数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一些收入较低的地区现在能在全球市场上利用它们的相对优势了。”
尽管很多欧洲国家的员工每小时产出要比美国的数字高，但欧洲的相对生产力表现自1995年以来已经下滑。报告表示，这一迹象表明，欧洲需要开发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服务业尤其如此。凡·阿克说，一个主要的希望在于，东欧可能会促进欧洲其它市场的发展，促使其变得更具竞争力，从而激发其活力。
在全球其它地区，低生产力水平为它们的生活水平和美国之间存在差距提供了解释。中国和印度在维持高生产力增长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由于它们的水平落后美国达85%，因此，“中国将很快赶上美国或欧洲的说法便十分牵强”。
（FT，2005.05.16）
美国、中国石油需求增长放缓
据道琼斯报导，国际能源署（IEA）在5月11日公布的最新月度原油市场数据和预测报告中称，中国和美国对石油的需求增长显著放缓。如果这一势头持续下去，将有助于稳定能源市场价格。去年在油价大幅上扬的情况下，全球新增的石油消费量有将近一半是来自中美两国。
另外，IEA还预计，今年非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产油量将大幅增加，从而使得供应商能更好地满足第四季度的季度性需求，预计这一季度北半球的石油消费量将会猛增。这对于石油消费者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受IEA报告以及美国能源部每周商业原油库存调查的推动，市场油价出现回落。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报告公布前一周原油库存增加了270万桶，至3.297亿桶。纽约商交所基准6月份轻质低硫原油期货11日收盘下跌1.62美元，至每桶50.45美元。
不过IEA报告的编辑者表示，目前还无法完全得出美国和中国石油需求确已放缓的最终结论，需要获得更多的数据支持。另外，原油市场前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石油行业预测者来说，中国的需求模式依然让人难以捉摸。分析师警告称，不能排除中国石油需求突然出现上升的可能性，因为市场无法准确了解中国石油库存水平以及政府对油价的控制状况，并且中国经济依然在快速增长。而IEA也承认，中国石油需求显著放缓的状况与其经济增速也不太相符。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达到了9.5%。
IEA表示，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势头较去年有所放缓。IEA预计，今年美国石油日需求量将增加26万桶至2078万桶；中国石油日需求量将增加47万桶，达到690万桶。分析师认为，美国石油需求放缓的原因是油价高企以及经济疲软。IEA称，中国第一季度显性石油日需求量（不包括库存的变化）增加了28万桶，增幅为4.5%，而去年同期石油日需求量增加了101万桶，增幅为19.3%；美国第一季度石油日需求量增加了25万桶，增幅为1.2%，而去年同期增幅为1.7%。
(DJ，2005.05.12)
投资者开始青睐南亚和西亚
英国《金融时报》社论指出，如今讨论全球经济，无论话题是有关纺织品出口，还是外汇市场，不提中国几乎不太可能。由于中国在世界对外输出和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迅速扩大，这种对中国的着迷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本周来自亚洲其它地区的新闻，却表明仅仅关注中国会有风险。西亚和南亚经济增长加速、私有化方案以及对外资的渴望，正在促使投资者将目光转向该地区。
5月16日，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宣布，在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超过6%，高于预期水平，前4个月批准的外资金额为50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巴基斯坦曾表示，截至今年6月份，经济增长将达8.3%，为20年来最高。届时，巴基斯坦政府希望通过对电信、石油销售和银行等领域的国有公司实行部分私有化，筹集17亿美元资金。
在向《金融时报》介绍启动本国一度受阻的私有化方案时，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表示，印度不会自甘落后。他说，印度目前正在挑选本土航空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并要求对外国投资者的门户“更加敞开”，他同时暗示将放宽对外资进入印度银行业的限制。
与此同时，中国可能很快就会感受到投资者对中国兴趣减弱的初步迹象。分析师表示，隐性障碍的存在，意味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并非如看上去那样低廉。在中国本土市场中，投资者抱怨竞争过于激烈。金融市场机能失灵。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将开始减速，当然，还不至于像投资银行里昂证券（CLSA）预测的那样：到2007年，经济增长将痛苦地下降到3－5%。
不应夸大中国存在的不足。比如，中国的运输基础设施仍远远优于南亚，每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仍是印度的10倍。此外，很多亚洲经济体近期取得成功，都要归因于中国对原材料和机械及零部件不断增长的需求。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方面，韩国等东北亚经济体比南亚经济体获益更多。
与之相反，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等南亚国家却面临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包括需要废止陈旧的官僚体制、恢复政治稳定和消除腐败现象。南亚国家法律文本中规定的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在现实中却完全得不到尊重，投资者为此深受其害。
外资对中国以外的亚洲市场和制造基地表现出日渐浓厚的兴趣，这是好现象。这将使亚洲一些最贫穷国家从中获益，促使中国加快国内改革，并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广泛和一体化的亚洲经济。
（FT，2005.05.20）
国内与港台经济
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何处去
近日，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引起市场关注。易宪容认为，股权分置不宜以行政主导，而应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应提供良好的规则与制度，保证运作模式的程式化，不断地修正与完善规则，藉以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唯其如此，才能使改革向好的方向发展。
市场盼望许久的股权分置之改革正式启动后，大多数民众对市场的走向相当存疑，而且5月9日的市场股指大幅下跌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民众的这种倾向，但是股权分置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必须迈过去的坎，只有迈出这个坎才能够找到中国股市之发展方向。
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是大势所趋。可以说，监管部门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既是国内证券市场发展的进步与重大的制度变革，也是市场利益关系的一次大调整。而这种利益关系的大调整是否能够做到公平公正，是否能够做到真正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是决定这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会走向哪里的大事。毫无疑问，解决国内市场的股权分置问题，其成功与否、其关键所在就在于由以行政为主导还是转向以市场为主导。如果这个根本性原则不能够落实在具体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规则与操作程式中，而还是以政府之行政来主导，那么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要想找到一条合适之路是不容易的。
一、股权分置宜以市场为主导。目前，市场上流行着一种倾向，认为目前国内股市是一种政策市，那么政策市的问题就得通过政府政策来拯救，即如何通过政府政策来让目前国内股市走出火海。其实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一是近年来的市场经验已经表明，试想通过政策来改变国内股市已是不可能了，近年来政府出台政策那样多，但是有哪一次政策能够帮助国内股市来走出困境的呢？二是假如政府出台政策可以救市，那么通过政策救市必定是以权力来分配市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调整只能以靠近权力远近来确定，那么市场中的一般中小投资者有多少机会靠近这种权力呢？又有多少机会来获得利益补偿呢？
也就是说，传统的证券市场那种以行政为主导、以政府垄断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也应该随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一起来清除。政府及监管部门只是为市场提供有效的市场规则与操作程式，而不要入市场太深。市场的问题就得市场来解决，规则的问题就得由政府来提供。既然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规则及程式是由监管部门来提供，那么监管部门不仅要保证其提供规则与操作程式的公平公正性，也要想想如何来监督与保证这些规则与操作程式有效实施。
在这里又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相关的规则设计者是不可能把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都网罗其内，这就要求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中不断地来修改不合适的条款与规则，同时也得防止在这些规则的修改与完善的过程中有既得利益集团或话语权的强势者来主导规则的修订。
二是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规则实施的监管问题。因为，既然是试点，那么其中规则酌情权的空间就可能会大。这当然有利于利益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同时规则酌情权的空间过大，也容易导致其他方面的不利于市场发展的事情。如一方面它可能增加这次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交易成本，比如过高的讨价还价成本、方案设计成本及监管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大股东或大的公众股东操纵市场提供一些条件，甚至于也容易为监管者推卸监管责任提供便利。因此，试点初期，在市场化的主导，这种酌情空间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二、宜建规则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对于国内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来说，由于以往在市场的弱势及受到严重的掠夺，中小投资者早已对国内股市丧失了信心。如果说，这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能够真正地让这些中小投资者获得实惠，他们以往被掠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那么国内股市会重新燃起中小投资者对市场之希望；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反之，即在这次股权分置的改革中小投资者利益又受到重创，那么国内中小投资者一定会泯灭仅有的一絬对国内市场的希望，国内股市也就彻底完了。
对于如何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首先来看，不是监管部门信誓旦旦的问题，而是要从改革试点的规则的公平公正性、改革试点操作的严格程式化及监管的严格有效性入手。在这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中，不仅在于两类股东之间的讨价还价，还在于中小投资者在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调整过程中保证其利益不会受到侵害，以及当它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如何及时纠正与补偿的问题。
（香港商报，2005.05.19）
香港产业结构为何转型缓慢？
金屏础认为，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主要原因是港乏高科技及创意产业、人才流动受限以及教育改革方向不明确等几大原因造成的。
一、香港乏高科技及创意产业。香港高喊“产业结构转型”已经8年了，但是，香港的主要产业仍然是地产业、金融服务业、旅游业、工贸服务业、社会和个人服务业。
有人分析，这是后工业时期或者知识经济时期的现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就很难继续保存需要低廉成本才可以经营的产业，只能靠高科技和有创意的产业。何况香港有自己的特点，与西欧工业发展的情况不同。香港并没有充分发展工业，没有进入高科技时代，完成工业化的整个过程。1979年，香港的工厂大量北移，中断了工业发展的进程。香港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也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对科研发展的投资。
尽管今天香港的服务业已经达到本地生产总值86％，但是香港产业架构并没有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包括：普及的高质素大学教育、高科技研究及相关产业、发达的迅息行业、高级的跨国服务金融服务业、资产管理、蓬勃的社会和个人服务业、联系各种产业链的物流业、出入口贸易、创意产业（电视、电影、戏剧、音乐、产品设计、广告、营销）。
香港能够符合知识经济的只有信息行业、金融服务业、社会和个人服务业，缺乏的是普及的高质素大学教育、高科技研究及相关产业、创意产业。香港经济目前仍然靠高地价和地产业支持。香港缺乏高科技研究和把科技转为商品的人才，缺乏推动高科技工业的极熟练技工，缺乏培养学生创意的教育制度，缺乏创意工业人才和配套设施。高成本的格局，阻碍了外国财团在香港进行知识经济的投资。近年来，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都寻求向国际发展，许多投资投放在外国。因此，当内地更较开放，经济逐步升级，产业结构更加优化，香港就要承受更大的竞争压力，中下层市民贫困化的趋势将会更加严重，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二、“边界不能模糊论”阻碍人才流动。经济转型问题，推动香港全面知识经济发育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更好贯彻执行一国两制发挥其优势的问题。对经济转型采取保守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政府放任的观点，都会贻误大局。
其实香港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即边境科技园区、高级人才输入的问题、教育体制有利于发展创意产业的问题。前者解决香港高成本之下，高科技研究人才不足的问题。后者解决香港高增值行业缺乏人才配套的大问题。“边界不能模糊论”，恰恰不能帮助香港利用内地的有利条件发展香港的知识经济产业，把香港发展成为高增值产品的研发中心，面向世界。高级人才的输入，只是对西方开放，结果香港仍然是高成本，迄今为止，香港并没有积极的政策，鼓励内地高级人才来香港定居。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其实是保护高成本。全世界的产业发展历史证明，哪一个地区采取保护主义，其产业就处于停顿状态，就没有竞争力，就处处挨打。相反，如果采取开放政策，不怕竞争，就会进步，这有利于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
作为自由港，香港没有关税，什么商品都可以进来，香港的零售业结果最有竞争力。但是，香港的本地制造业，回避了这种竞争，没有提升科技，发展生产力，生产高档优质的产品，过早地工业北移，结果香港的制造业就不可能像工业国家那样，将科技工业发展，形成了目前的困局。
目前整个中国都出现了劳力密集工业产能过剩，大家都比拚廉价，向低档市场拚搏，结果互相践踏，低价接单，谁也赚不了钱，反而惹来了美国和欧盟限制中国产品输入，形成了发展的樽颈地带。香港应该利用这个形势，利用资金优势吸引人才，尽快发展高档产品。人才流动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本地生产总值低的地方，流向生产总值高的地方，问题是香港愿意不愿意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吸引内地人才的政策，利用边界地区，既吸收内地人才，又控制成本的上升。处理得好，多数工序在内地生产，关键部分和随后工序在香港生产，香港可以避开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产品的输入限制。同时，香港也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大学生也可以在科技研究人才集中的市场容易找到职业。科技研究最讲求群集效应，也讲求城市的生活质素，香港可以创造这个条件。
三、教育改革方向不明确。教育为产业转型服务，迟迟未能解决，过去8年教育改革的方向不明确，具体措施不配套，社会人士未能形成支持力量。改革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招生制度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香港的名校，追求的是升入大学的比率。所以，大学用什么标准招生，是否配合创意产业，实在是中小学改革的巨大牵引力。近几年，注重中小学改革，所以缺乏动力，家长又看不到改革的好处。课程的设置、教学的方法、考试的制度，都应该围绕着和服务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利用死记死背的办法，培养记忆力强、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口齿伶俐的商业行政人员和公务员，应该配合知识经济培养适应能力强、创意能力高的人才。
香港的大学和中学之间，缺乏了中专学校，这是发展知识型经济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多产业都需要熟练的高技术技工，没中专学校，许多知识型产业的发展不上去，成本也降低不下来。投资教育不是拨款越来越好，大手大脚投资会造成浪费，教育领域应该提倡小钱办大事，要讲求成本合理，对经济发展有效益。办大学的成本很高，不可能增加学位，18％的升大率，结果令大量中学生没有出路，被挤到低文化低技术的行业，他们又把年纪稍大的、四十多岁的劳动者挤出市场。
中专毕业的同学，工作两三年，其实也可以再继续升读大学三年级，这会形成一个有效益的教育机制。同样也有利于教育成为一门产业，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生来读书。教育产业能够成功，在于香港商品科研发展和高增值行业发达，能够为学生提供就业出路，所以，产业结构的转型其实有利于教育产业的发展。
香港有条件成为商品的科研发展中心、企业管理中心、营销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信息中心，最关键的措施是制订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要走出这一步，香港就要丢掉保护主义。
（香港商报，2005.05.12）
（以上信息均采自公开媒体报道，不代表本课题组意见，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2005年第35期（总第568期） 2005年5月2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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