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4年第67期（总第502期） 2004年9月7日（星期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国企产权改革空前大讨论（一）
近来，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连续对TCL、海尔和格林柯尔等公司的产权问题发出质疑，进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学者与学者，企业家与学者的大讨论。
郎咸平质疑三大企业产权改革
一问TCL改革方案
郎咸平在6月17日发表于搜狐财经的文章：《搜狐首席经济顾问郎咸平：质疑TCL产权改革方案》中指出，我们回首TCL的历程，就会发现，这实际是一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进一步说，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的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也是TCL的管理层获取国有资产的过程。
他认为，TCL的家底是国有独资阶段（1981-1997）打下的，1996年继任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基本不是一个象张瑞敏那样的创业者，而是一个守业者。但李东生执掌TCL后，思路就与前任迥然不同了，从1997年到2002年间，TCL进入了国有股权稀释与转移阶段。在TCL的产权改革中，TCL集团引入了五大战略投资者--日本的东芝、住友，香港的金山、南太和Pentel，它们通过现金购买的方式，共持有TCL集团18.38%的股权，而惠州市政府则由此前58%的绝对控股股东，变为持股40.97%的相对控股大股东，TCL管理层股权上升为25%，其它非管理层、非战略投资者股东则持股15.65%。至此，TCL集团由一个地方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公司成为地方政府相对控股的多元股权结构的公司。
郎咸平认为，股权多元化并不是李东生的最终目标，如何能将手中的股票价值最大化才是他的最后考虑。于是，TCL的“阿波罗计划”出台，名义是“以内部资产重新整合，提升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实现集团整体上市再发展”。实际上，这个令人费解和诧异的名字，真实含义就是TCL集团整体上市，并利用这个机会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说的再透一些，就是怎么让管理层在产权改革的烟幕下，“合法”的取得其它人所取得不到的国有资产。
郎咸平说，TCL上市了，大家欢呼、羡慕，认为TCL的产权改革是成功的，走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模式。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它“可能会吸引其它大型国有企业群起效仿，纷纷进行换股IPO”，从而为解决困扰他们已久的产权之结提供一条新路径。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们到底欢呼什么，TCL的产权改革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TCL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只不过是李东生的个人“合法”的转移国有资产到自己的口袋，而这种机会不是给每一个老百姓的，这就是不公平。
二问海尔MBO
8月2日，搜狐财经又发表了郎咸平指导他的学生撰写的一篇文章《成立海尔中建意在曲线MBO 海尔变形？》文中对海尔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海尔内部持股会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找到一个有效的资本运作平台，将其持有的海尔集团的资产和股份转化成资本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并且通过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成为海尔集团真正的主人。
文章说，1997年民政部允许成立职工内部持股会后，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职工内部持股会。海尔持股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也顺势成立。由于产权不清晰的历史原因，该持股会自从成立，持股会就存在着要做大持股会，股份资本化的愿望。
海尔内部持股会从成立之初，就不仅仅作为整个集团的股东之一，而是从一开始就控制着部分特定的资产，独立于海尔集团公司之外。从持股会成立之后的历史来看，持股会的发展始终贯彻了一个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将持股会手中的资产不断明确并增值。海尔内部持股会从成立之初，就控制了整个海尔集团最优质的资产之一－海尔商标，从1998－2003年，内部持股会通过向集团内部公司收取海尔商标使用费，大约获取了22.7亿元。同时商标的价值也升值到612亿元。1998年内部持股会在海尔集团业务流程重组的过程中，由持股会控制的海尔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控制了海尔集团旗下各子公司的上游采购业务，从中收取代理费，经过简单的计算，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间，其利润大约11.5亿元。
但是内部持股会存在着一个天然的障碍，作为一个企业内部的组织，它没有独立法人的资格，同时2000年中国证监会的一纸规定“职工持股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使海尔持股会股份资本化的愿望彻底落空。为了避开这些障碍，同年，海尔集团内部持股会为自己选择了第一个壳——成立了海尔投资公司，其中海尔持股会占98.6%的股份。海尔投资公司成立以后，直接掌控了原属于持股会项下的资产，同时使用持股会的资金进行了对外的投资活动。这些活动在实现了持股会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资产的所有权问题，并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
2000年海尔投资与中建电讯的合资成为海尔持股会资产股份化的第一步，海尔投资在向中建数码注入各项资产时，都采取了股权互换的方式进行，不断扩大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并最终成为最大的控股股东。而海尔中建有可能正在进行对海尔集团的反收购。当海尔中建完成了对海尔集团的大部分优质资产的收购后，海尔集团将完成集体上市，海尔投资就将成为海尔集团最终的控股股东。海尔持股会，成为了海尔集团真正的主人。而到了这里，持股会的高层利益将得以显现，曲线MBO取得成功！
文章继而向海尔提问到：
1.由于我国公司法的不健全，因此很难对海尔职工持股会做出适当监管。海尔能否向股民详细披露每个高管人员在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
2.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何种程序让海尔投资拥有了海尔商标专利权？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到海尔投资的手中的？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就是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3.我们承认，我国国营企业体制问题使得国营企业老总没有办法通过某种激励机制而得到适当补偿，这是国有体制的缺陷。但这并不代表有国营企业职工包括高管人员所成立的职工持股会就可以无节制的控制公司的资产。举例而言，以海尔2003年806亿的全球销售收入而言，海尔职工持会所控制的有形无形资产即高达650亿元以上。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见。简单的讲，那就是职工持股会通过“国退民进”的机缘，将自己由打工者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而“合法”的一跃成为所有者，这是否有失公平原则？因为20年后，我们将无法向子孙解释20年前的国有企业海尔集团今天变成了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
4.我们这个社会太强调国企对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不足，但是却从未强调国企的高管人员应该有着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举例而言，国营企业老总在产权还未转换之时就可以合法的做不好，但如果产权转换后，就立刻将企业做好，而且还可以打着产权改革的口号来掩盖国企老总根本就缺乏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而只是一心一意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侵吞国有资产之恶劣行为。
三问格林柯尔“民企神话”
在“炮轰”海尔秘密MBO之后，郎咸平又将矛头对准了格林柯尔。据8月11日的《东方早报》报道：昨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时，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他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郎咸平表示，他和他的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期间顾雏军采取了多种手法巧取豪夺，郎咸平将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
郎咸平指出，顾雏军收购四家公司时，均以公司大幅度亏损为由，压低收购价格。实际上，这些公司的大幅亏损都是顾雏军一手制造的。顾雏军在完成收购前，一般会提前进驻被收购企业、担任董事长，公司的大幅亏损报告都是在他任董事长之时出台的。比如，2002年5月，顾雏军完成对科龙的收购，但早在2001年11月左右，顾雏军就担任了科龙的董事长，在收购美菱、亚星、ST襄轴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郎咸平指出，顾雏军制造亏损的手法就是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以收购科龙为例，科龙此前的运营费用为其营业额的10%左右，顾雏军当上董事长后就将其提高到20%。这些企业的利润率一般不过5%，大幅提高费用必然导致巨幅亏损。在完成收购后，顾雏军又将科龙的运营费用比例降到零，制造接手后即大幅扭亏的假相，强化了外界的“民企神话”。
郎咸平认为，这一事实再次表明，现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
此前，郎咸平还表示，现在许多国企经理人一心想把企业变成自己的，但从来不提经理人应有的责任。这种情况就像家里乱七八糟，请了个保姆打扫，最后保姆变成了主人一样荒谬。
郎咸平建言产权改革
8月16日，郎咸平举行媒体见面会，并发表《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而在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我国的MBO事实上是MBI》一文，文中，郎咸平说，我想提出几个警语，第一，我国根本没有正确地认识MBO的本质。在美国，企业MBO没有问题，因为是全流通的，既然向股东发行了，也可以溢价收回。但目前MBO是好还是坏，国外还没有定论，我们就学过来了，而且学得还走样了。国内MBO并不是国际意义上的MBO。现在国内所谓的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这是不对的。中国不能做MBO，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真正意义上的MBO应该是溢价收购在外的股份，即Management Buy Out (MBO)，现在我们变成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成了MBI (Management Buy In )了，而且还自己制订价格。简单的讲，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政府有关单位一定要立法禁止。
第二，目前已经不存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这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的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的国有资产就多。相当多数量的公司不正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吗？因此，现在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两者竞争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联合起来“合法的剥削”国有资产的问题。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挽救国有资产。
第三，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类似，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合法的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手法和过程惊人地类似。
8月17日，郎咸平在参加搜狐网上聊天回答网友关于私有化的前景看好还是看坏的提问时，明确表示看坏。他说，国有企业真的比民营企业差吗？你拿数据告诉我。国有企业不行，差得很，拿不出来，我告诉你我拿得出来，这是我自己做的，我发现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总资产回报率国内企业是4.1%，家族企业民营企业4.3%，好一点点。每单位资产创造市场价值国有企业是1.113倍，民营企业是0.97倍，所以以这个数字来看国有企业比较好，因此资产回报率民营企业稍微好一点。市场价值创造，国有企业好的稍微多一点。
郎咸平还说，我们今天整个产权改革最大的错误是思想上的错误。他认为，不能一出问题就对到产权上。一个企业的管理、一个企业的物流、一个企业的行销、组织、人事都很重要。职业经理人来，产品的研发等等都是很重要的。仅仅改变产权结构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9月2日，郎咸平在《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中表示：应当立即停止产权私下交易。
郎咸平首先指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不少人认为是不同的两派，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分析内地的改革，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争论就会逐渐平息。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当前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政府方面需要高度重视。
他说，对于过去20多年的改革，大方向没有问题。中央作出的决断是正确的。需要强调的是，改革根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和老百姓的利益，是要以人为本的，要力争增加全体国民的福利。
产权改革的问题是，我们的产权改革，经过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学者的鼓吹，我看是走样了。这导致一种倾向：国有资产被瓜分。
张维迎等内地学者对当前产权改革提出的辩护就是所谓“所有人缺位”的问题，认为这使得对国企老总缺乏激励机制，所以他们干不好。而政府只要给他们恰当的激励，包括股权等等，他们就能干好。目前，这个学派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国企改革，甚至成为改革大方向。似乎任何改革，改变产权结构就是灵丹妙药。但我认为，如果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产权问题，将导致最大的错误。
回顾历史。马克思时代，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所有，但仅仅是因为私营资本家严重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产生上百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使生产资料主体上属于国家，属于全民所有。然而今天，国有资产正在通过两种方式大量流失：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二、自定价格。举个简单例子：你父亲的房子值100万元，今天你我两人商量一下，不跟你父亲打招呼，5万元就把房子交易了。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前法律的缺失，因此做了也不犯法。
这样的事情规模性地发生，结果，生产资料又以最贱的不公平的价格，落到私人手里。这样的产权改革，同以国为本、以民为本不符合。我也不指望其结果对国家、民众有好处，对社会稳定有利。
对于国企改革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定性问题，即对这个过程是“瓜分财富”还是“产生财富”的判断上。郎咸平指出，现在有一些学者希望大众默认产权改革的结果，指过去多年经过多少磨合和曲折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多少人智慧的结晶，应该是最符合中国现状的。我完全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看数字、看结果。如果一些特殊的人，能够以合法的手段，以最贱的价格买断国有资产，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在众目睽睽之下流失，认为这是多年产权改革的结局，认为这是智慧的结晶。这值得怀疑。
郎咸平说，奥地利的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曾说：很多的罪恶都是善意造成的。看着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法有效遏制的现状，再看看过去人的辛苦，我不接受。
郎咸平在回答“内地公司治理和国企改革的方向和当前该怎样做”的问题时表示，公司治理就是指，公司要用所有方式来提高公司的中小股民的收益。从这个含义上，任何公司经理人，都要推行公司政策，让股价上升，为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民谋福利。这是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这道理看似简单，但落实起来，却不容易。为中小股民谋福利可以讲是公司治理的唯一目标。这不仅被研究所发现，而且被美国、欧洲无数成功或者失败公司的经验和教训所证明。
以这个标准来评判内地国企改革，就是要坚持一个标准，即改革的前提和目的是从国家、股民的利益出发。否则，其正确性就值得怀疑。
他说，我们的国企改革，可以说某种含义上以效率为目标。有人说，把国企改为民营企业，效率就可以提高。一些学者这样解释。他们说得没有错。可是，企业的效率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是指经营的效率。我们只注重效率好的一面，却忽略坏的一面，这是我们A股市场这样差的原因之一。在成熟经济体如美国，公司同时承认好的效率和坏的效率，同时要求前者超过后者，这样才能增加公司价值。我们试拿这个标准看一下内地国企的改革。光看效率，不顾价值体现，将伤害国家和股民的利益。
郎咸平认为，国企改革的“良方”就是立即停止那些私下交易形式的产权改革。用行政的手段！立法的手段恐怕太慢了！
郎咸平建议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制度对经理人的界定就是保姆。有些人对此不满，认为这对经理人太苛刻。他说，我举个例子。通用电气前任总裁杰克·韦尔奇是个伟大的职业经理人。但他首先是职业经理人。他的杰出领导为公司带来巨大财富，但这没有改变他的经理人身份。他下台的时候腰缠万贯，但他的钱财主要来自薪水。韦尔奇当过股东吗？没有，他从头到尾都是通用电气的打工仔。相反，你看我们内地的情况？那些经理人有什么理由摇身一变成为股东？韦尔奇（钱多是因为他）做得好。那是中小股民给他的。我们内地的经理人做得好，更是国家给的机会。如果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不应该的。难道不是吗？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做不好好像是应该的；做好了，就变成自己的。
郎咸平认为，当前改革，似乎出现一种主流性“共识”，即通过改制，让国企退出市场。这不对。该退出市场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国企。
（待续）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4年第67期（总第502期） 2004年9月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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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分析
国企产权改革空前大讨论（一）
近来，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连续对TCL、海尔和格林柯尔等公司的产权问题发出质疑，进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学者与学者，企业家与学者的大讨论。
郎咸平质疑三大企业产权改革
一问TCL改革方案
郎咸平在6月17日发表于搜狐财经的文章：《搜狐首席经济顾问郎咸平：质疑TCL产权改革方案》中指出，我们回首TCL的历程，就会发现，这实际是一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进一步说，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的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也是TCL的管理层获取国有资产的过程。
他认为，TCL的家底是国有独资阶段（1981-1997）打下的，1996年继任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基本不是一个象张瑞敏那样的创业者，而是一个守业者。但李东生执掌TCL后，思路就与前任迥然不同了，从1997年到2002年间，TCL进入了国有股权稀释与转移阶段。在TCL的产权改革中，TCL集团引入了五大战略投资者--日本的东芝、住友，香港的金山、南太和Pentel，它们通过现金购买的方式，共持有TCL集团18.38%的股权，而惠州市政府则由此前58%的绝对控股股东，变为持股40.97%的相对控股大股东，TCL管理层股权上升为25%，其它非管理层、非战略投资者股东则持股15.65%。至此，TCL集团由一个地方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公司成为地方政府相对控股的多元股权结构的公司。
郎咸平认为，股权多元化并不是李东生的最终目标，如何能将手中的股票价值最大化才是他的最后考虑。于是，TCL的“阿波罗计划”出台，名义是“以内部资产重新整合，提升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实现集团整体上市再发展”。实际上，这个令人费解和诧异的名字，真实含义就是TCL集团整体上市，并利用这个机会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说的再透一些，就是怎么让管理层在产权改革的烟幕下，“合法”的取得其它人所取得不到的国有资产。
郎咸平说，TCL上市了，大家欢呼、羡慕，认为TCL的产权改革是成功的，走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模式。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它“可能会吸引其它大型国有企业群起效仿，纷纷进行换股IPO”，从而为解决困扰他们已久的产权之结提供一条新路径。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们到底欢呼什么，TCL的产权改革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TCL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只不过是李东生的个人“合法”的转移国有资产到自己的口袋，而这种机会不是给每一个老百姓的，这就是不公平。
二问海尔MBO
8月2日，搜狐财经又发表了郎咸平指导他的学生撰写的一篇文章《成立海尔中建意在曲线MBO 海尔变形？》文中对海尔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海尔内部持股会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找到一个有效的资本运作平台，将其持有的海尔集团的资产和股份转化成资本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并且通过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成为海尔集团真正的主人。
文章说，1997年民政部允许成立职工内部持股会后，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职工内部持股会。海尔持股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也顺势成立。由于产权不清晰的历史原因，该持股会自从成立，持股会就存在着要做大持股会，股份资本化的愿望。
海尔内部持股会从成立之初，就不仅仅作为整个集团的股东之一，而是从一开始就控制着部分特定的资产，独立于海尔集团公司之外。从持股会成立之后的历史来看，持股会的发展始终贯彻了一个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将持股会手中的资产不断明确并增值。海尔内部持股会从成立之初，就控制了整个海尔集团最优质的资产之一－海尔商标，从1998－2003年，内部持股会通过向集团内部公司收取海尔商标使用费，大约获取了22.7亿元。同时商标的价值也升值到612亿元。1998年内部持股会在海尔集团业务流程重组的过程中，由持股会控制的海尔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控制了海尔集团旗下各子公司的上游采购业务，从中收取代理费，经过简单的计算，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间，其利润大约11.5亿元。
但是内部持股会存在着一个天然的障碍，作为一个企业内部的组织，它没有独立法人的资格，同时2000年中国证监会的一纸规定“职工持股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使海尔持股会股份资本化的愿望彻底落空。为了避开这些障碍，同年，海尔集团内部持股会为自己选择了第一个壳——成立了海尔投资公司，其中海尔持股会占98.6%的股份。海尔投资公司成立以后，直接掌控了原属于持股会项下的资产，同时使用持股会的资金进行了对外的投资活动。这些活动在实现了持股会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资产的所有权问题，并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
2000年海尔投资与中建电讯的合资成为海尔持股会资产股份化的第一步，海尔投资在向中建数码注入各项资产时，都采取了股权互换的方式进行，不断扩大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并最终成为最大的控股股东。而海尔中建有可能正在进行对海尔集团的反收购。当海尔中建完成了对海尔集团的大部分优质资产的收购后，海尔集团将完成集体上市，海尔投资就将成为海尔集团最终的控股股东。海尔持股会，成为了海尔集团真正的主人。而到了这里，持股会的高层利益将得以显现，曲线MBO取得成功！
文章继而向海尔提问到：
1.由于我国公司法的不健全，因此很难对海尔职工持股会做出适当监管。海尔能否向股民详细披露每个高管人员在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
2.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何种程序让海尔投资拥有了海尔商标专利权？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到海尔投资的手中的？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就是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3.我们承认，我国国营企业体制问题使得国营企业老总没有办法通过某种激励机制而得到适当补偿，这是国有体制的缺陷。但这并不代表有国营企业职工包括高管人员所成立的职工持股会就可以无节制的控制公司的资产。举例而言，以海尔2003年806亿的全球销售收入而言，海尔职工持会所控制的有形无形资产即高达650亿元以上。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见。简单的讲，那就是职工持股会通过“国退民进”的机缘，将自己由打工者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而“合法”的一跃成为所有者，这是否有失公平原则？因为20年后，我们将无法向子孙解释20年前的国有企业海尔集团今天变成了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
4.我们这个社会太强调国企对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不足，但是却从未强调国企的高管人员应该有着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举例而言，国营企业老总在产权还未转换之时就可以合法的做不好，但如果产权转换后，就立刻将企业做好，而且还可以打着产权改革的口号来掩盖国企老总根本就缺乏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而只是一心一意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侵吞国有资产之恶劣行为。
三问格林柯尔“民企神话”
在“炮轰”海尔秘密MBO之后，郎咸平又将矛头对准了格林柯尔。据8月11日的《东方早报》报道：昨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时，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他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郎咸平表示，他和他的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期间顾雏军采取了多种手法巧取豪夺，郎咸平将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
郎咸平指出，顾雏军收购四家公司时，均以公司大幅度亏损为由，压低收购价格。实际上，这些公司的大幅亏损都是顾雏军一手制造的。顾雏军在完成收购前，一般会提前进驻被收购企业、担任董事长，公司的大幅亏损报告都是在他任董事长之时出台的。比如，2002年5月，顾雏军完成对科龙的收购，但早在2001年11月左右，顾雏军就担任了科龙的董事长，在收购美菱、亚星、ST襄轴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郎咸平指出，顾雏军制造亏损的手法就是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以收购科龙为例，科龙此前的运营费用为其营业额的10%左右，顾雏军当上董事长后就将其提高到20%。这些企业的利润率一般不过5%，大幅提高费用必然导致巨幅亏损。在完成收购后，顾雏军又将科龙的运营费用比例降到零，制造接手后即大幅扭亏的假相，强化了外界的“民企神话”。
郎咸平认为，这一事实再次表明，现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
此前，郎咸平还表示，现在许多国企经理人一心想把企业变成自己的，但从来不提经理人应有的责任。这种情况就像家里乱七八糟，请了个保姆打扫，最后保姆变成了主人一样荒谬。
郎咸平建言产权改革
8月16日，郎咸平举行媒体见面会，并发表《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而在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我国的MBO事实上是MBI》一文，文中，郎咸平说，我想提出几个警语，第一，我国根本没有正确地认识MBO的本质。在美国，企业MBO没有问题，因为是全流通的，既然向股东发行了，也可以溢价收回。但目前MBO是好还是坏，国外还没有定论，我们就学过来了，而且学得还走样了。国内MBO并不是国际意义上的MBO。现在国内所谓的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这是不对的。中国不能做MBO，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真正意义上的MBO应该是溢价收购在外的股份，即Management Buy Out (MBO)，现在我们变成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成了MBI (Management Buy In )了，而且还自己制订价格。简单的讲，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政府有关单位一定要立法禁止。
第二，目前已经不存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这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的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的国有资产就多。相当多数量的公司不正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吗？因此，现在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两者竞争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联合起来“合法的剥削”国有资产的问题。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挽救国有资产。
第三，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类似，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合法的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手法和过程惊人地类似。
8月17日，郎咸平在参加搜狐网上聊天回答网友关于私有化的前景看好还是看坏的提问时，明确表示看坏。他说，国有企业真的比民营企业差吗？你拿数据告诉我。国有企业不行，差得很，拿不出来，我告诉你我拿得出来，这是我自己做的，我发现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总资产回报率国内企业是4.1%，家族企业民营企业4.3%，好一点点。每单位资产创造市场价值国有企业是1.113倍，民营企业是0.97倍，所以以这个数字来看国有企业比较好，因此资产回报率民营企业稍微好一点。市场价值创造，国有企业好的稍微多一点。
郎咸平还说，我们今天整个产权改革最大的错误是思想上的错误。他认为，不能一出问题就对到产权上。一个企业的管理、一个企业的物流、一个企业的行销、组织、人事都很重要。职业经理人来，产品的研发等等都是很重要的。仅仅改变产权结构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9月2日，郎咸平在《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中表示：应当立即停止产权私下交易。
郎咸平首先指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不少人认为是不同的两派，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分析内地的改革，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争论就会逐渐平息。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当前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政府方面需要高度重视。
他说，对于过去20多年的改革，大方向没有问题。中央作出的决断是正确的。需要强调的是，改革根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和老百姓的利益，是要以人为本的，要力争增加全体国民的福利。
产权改革的问题是，我们的产权改革，经过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学者的鼓吹，我看是走样了。这导致一种倾向：国有资产被瓜分。
张维迎等内地学者对当前产权改革提出的辩护就是所谓“所有人缺位”的问题，认为这使得对国企老总缺乏激励机制，所以他们干不好。而政府只要给他们恰当的激励，包括股权等等，他们就能干好。目前，这个学派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国企改革，甚至成为改革大方向。似乎任何改革，改变产权结构就是灵丹妙药。但我认为，如果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产权问题，将导致最大的错误。
回顾历史。马克思时代，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所有，但仅仅是因为私营资本家严重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产生上百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使生产资料主体上属于国家，属于全民所有。然而今天，国有资产正在通过两种方式大量流失：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二、自定价格。举个简单例子：你父亲的房子值100万元，今天你我两人商量一下，不跟你父亲打招呼，5万元就把房子交易了。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前法律的缺失，因此做了也不犯法。
这样的事情规模性地发生，结果，生产资料又以最贱的不公平的价格，落到私人手里。这样的产权改革，同以国为本、以民为本不符合。我也不指望其结果对国家、民众有好处，对社会稳定有利。
对于国企改革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定性问题，即对这个过程是“瓜分财富”还是“产生财富”的判断上。郎咸平指出，现在有一些学者希望大众默认产权改革的结果，指过去多年经过多少磨合和曲折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多少人智慧的结晶，应该是最符合中国现状的。我完全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看数字、看结果。如果一些特殊的人，能够以合法的手段，以最贱的价格买断国有资产，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在众目睽睽之下流失，认为这是多年产权改革的结局，认为这是智慧的结晶。这值得怀疑。
郎咸平说，奥地利的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曾说：很多的罪恶都是善意造成的。看着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法有效遏制的现状，再看看过去人的辛苦，我不接受。
郎咸平在回答“内地公司治理和国企改革的方向和当前该怎样做”的问题时表示，公司治理就是指，公司要用所有方式来提高公司的中小股民的收益。从这个含义上，任何公司经理人，都要推行公司政策，让股价上升，为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民谋福利。这是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这道理看似简单，但落实起来，却不容易。为中小股民谋福利可以讲是公司治理的唯一目标。这不仅被研究所发现，而且被美国、欧洲无数成功或者失败公司的经验和教训所证明。
以这个标准来评判内地国企改革，就是要坚持一个标准，即改革的前提和目的是从国家、股民的利益出发。否则，其正确性就值得怀疑。
他说，我们的国企改革，可以说某种含义上以效率为目标。有人说，把国企改为民营企业，效率就可以提高。一些学者这样解释。他们说得没有错。可是，企业的效率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是指经营的效率。我们只注重效率好的一面，却忽略坏的一面，这是我们A股市场这样差的原因之一。在成熟经济体如美国，公司同时承认好的效率和坏的效率，同时要求前者超过后者，这样才能增加公司价值。我们试拿这个标准看一下内地国企的改革。光看效率，不顾价值体现，将伤害国家和股民的利益。
郎咸平认为，国企改革的“良方”就是立即停止那些私下交易形式的产权改革。用行政的手段！立法的手段恐怕太慢了！
郎咸平建议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制度对经理人的界定就是保姆。有些人对此不满，认为这对经理人太苛刻。他说，我举个例子。通用电气前任总裁杰克·韦尔奇是个伟大的职业经理人。但他首先是职业经理人。他的杰出领导为公司带来巨大财富，但这没有改变他的经理人身份。他下台的时候腰缠万贯，但他的钱财主要来自薪水。韦尔奇当过股东吗？没有，他从头到尾都是通用电气的打工仔。相反，你看我们内地的情况？那些经理人有什么理由摇身一变成为股东？韦尔奇（钱多是因为他）做得好。那是中小股民给他的。我们内地的经理人做得好，更是国家给的机会。如果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不应该的。难道不是吗？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做不好好像是应该的；做好了，就变成自己的。
郎咸平认为，当前改革，似乎出现一种主流性“共识”，即通过改制，让国企退出市场。这不对。该退出市场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国企。
（待续）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4年第67期（总第502期） 2004年9月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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