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4年第59期（总第494期） 2004年8月10日（星期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宏观调控走向大讨论（二）
经济界对宏观调控存在争议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随着中国投资增幅的回落速度出人意料，中国经济界有关宏观调控何去何从的争论再次热络起来。中国决策层近期举行一系列中央级会议，强调各地方各部门在宏观调控问题上统一思想，下半年继续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措施，不能半途而废。
一部分体制内的经济学家表示出了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纲明表示，投资增长速度过于急速下降，并不是宏观调控成功的标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专家张立群对此也表示了忧虑。他认为，投资的回落对需求有向下拉动的趋势，需求不足在年底之前就会显现出来，下一步宏观调控有必要防止投资增速的过快回落，以保证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常修泽最近指出，要充分考虑宏观调控的成本和新的情况。他建议下一步要在调控力度上做些适度调整，包括对前一段的强硬手段相应放缓。这对统筹短期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以及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有利的。
同时，另一部分官方经济专家认为不必为投资增幅的回落大惊小怪。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认为，中国的固定投资从去年以来增长过快，增长幅度过高，是一种超常规增长，目前的宏观调控是将投资超常规增长调到常规增长轨道上，这是一种健康回调，使之恢复常态。
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认为，没有必要担心下半年经济会出现大的滑坡。从现有统计数据看，经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他认为，从投资看，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都不会发生很大幅度的变化。
（香港文汇报，2004.07.26）
宏观调控处于关键时期
香港《经济导报》周刊2004年第31号发表社论指出，4月中央加强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经济逐步降温，紧缩负效应也随之而来；特别是由于前期宏观调控中过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反弹力度不小；但同时煤电油运部门的瓶颈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小。随着宏观调控的深入，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渐趋公开化，宏观调控也趋向政治化。
每次经济调整都会带来失业上升、价格下滑、产能过剩、银行呆帐增加等现象，可是面对经济过热不及时加以调控，经济大起大落，这些问题只会日积月累而不会消亡。
当然更科学地搞好宏观调控，则有利于降低紧缩负效应。由于每次宏观调控都会过多地采用行政手段，根据历次经验，紧缩时期一般会先后出现流动资金短缺、产成品积压、三角债盛行这三个阶段。其实只要我们更多地采用市场手段，运用好利率的期限结构，企业的流动资金不会过于紧张以至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不至于急速降温以至于产成品大量积压，银根不至于收缩到连企业正常的生产和投资都无法维持的地步。
必须指出，运用利率进行调控必须十分注意时机。前期不少人提出的反对提高利率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这些人大多是反对宏观调控的人。在市场化成分越来越多的体制中，利率是最能发挥作用的。提高实际利率对于降低房地产需求和民营企业投资都是最有效的。当然现在由于前期行政手段用药太猛，对其效果可以观察一段时间，未来可以在对行政手段作出调整后再同时出台利率调整，以防反弹。
这次宏观调控也反映出民企成本软约束问题。计划体制中，国有企业存在的财务预算软约束问题，目前正转化为非完全市场体制下，官商勾结和民营企业成本软约束问题，政府为民企提供各种担保，降低其投资风险，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务优惠，从而变相降低民企的各种成本，这样民企的投资盈利就会失真。社会各界不得不加以警愓。
（香港《经济导报》周刊2004年第31号，2004.08.02）
宏观调控手段得法不必大改
7月27日的《大公报》社评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行至今已初见成效，但国内外对未来的政策走向仍十分关注，且争议甚多。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对此问题有所指示，可为政策取向作指针。会议对调控的基本分析是经济问题虽有所缓解，但未得根本解决，故要求各方与中央统一思想继续实行调控，既不能半途而废但也要掌握好政策力度。会议还提出要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这些指引无疑都是客观实用的，但要全面落实却必先澄清一些流行的误解。
目前对调控力度的观点有两种偏差，有必要肃清其不良影响。一是既得利益集团对调控产生抵触情绪，不认真改善运作以增效益，却反而向上要政策和要求放宽调控。另一种是认为还要加快冷却经济以降低过高的投资增幅，特别是如钢铁等过热行业的。这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指标主义思想，发展中经济尤其是钢铁等短缺部门投资较高实属正常，关键在把好项目的质量关而非控制增幅。
另一重要争议则关乎调控的方式。有不少国内外人士主张把调控手段由行政转向市场：有的还批评当局不采用加息等市场手段，或只靠管住信贷及房地产市场。
其实现行调控手段已基本正确，而且行之有效，绝无贸然转型之必要，盲目大改反可能令调控失效而危及经济安全。提高法定储备率、上浮再贴现利率及加强信贷监管等系列措施都是发达市场经济所惯用者，不加息是因这暂不适用。政府发表行业的投资及放贷指引也只是补充过渡经济中市场机制未完善的微观失效，严查金融及地产市场的不规范运作更是维护市场机制所必须的，没有宏观调控也要做。
此外，中国还同时逐步推动配套改革，如改善投资管理体系和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等，从长远看可渐从微观机制上抑压投资冲动。尤须注意者是这一轮宏观调控是在实施人本主义发展战略和入世后要更积极加强法治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因此也包含了加强执法以保障人民安全及利益的新特点，并出现了调控与法制完善化两头并进的局面。除了大举清理信贷及土地交易的违规行为外，即如追收农民工欠薪及向农民收地欠款，以至限制车辆超载等，都间接有助调控生效。
（大公报，2004.07.27）
本次宏观调控改革发展模式
7月27日的香港《信报》社评分析说，从各种迹象来看，当前的宏观调控触动了很多地方政府和大企业的利益，引起反弹是意料中事，其中以沿海省份，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区受打击最大，原因是南方的珠三角向来是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和国外融资渠道多，内地的紧缩政策影响不大，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窗口”，华南经济区可以说基本不受当前的宏观调控影响；相反，在长三角的上海却受到宏观调控的直接冲击。上海为了赶上国际大城市的水平，近年大兴土木，据当地媒体报道，位于上海浦东三林镇的环球影城项目的拆迁地，由于资金不继，现在方圆十多亩的空地上杂草丛生。上海地铁二号线虹桥延伸段、洋山港二期工程等，都需要放慢步伐或压缩项目规模。
当然，改革也有得益者，在推行宏观调控以来，到底有什么人得益？新华网在上周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宏观调控“确实给百姓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受益的包括：城乡居民，他们在上半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7%，是97年以来最好的一年。其次是农民，由于宏观调控措施之一是限制胡乱开发土地，政府强令撤销各类开发区，结果令农村耕地得到保护，预计今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将超过15亿亩，结束了连续五年的跌势。其三是国内销售市场活跃，预计全年消费需求将比去年增长一成。其四是对农村、社会、卫生、教育等事业的投入增加；今年预计对29个省份农民进行直接补给，金额达116亿元人民币。其五是就业岗位增加。
上述的官方“汇报”，令外界对宏观调控的成效有了另一层次的了解。看来，宏观调控除了冷却过热的经济外，还有扭转贫富不均、协助弱势社群、扶助农村，以及把过去发展重点从纯粹追求增长，改为均衡、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模式跟过去有所不同，但是否收效，得到的支持能否抵销利益集团的攻击，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信报，2004.07.27）
宏观调控宜多靠市场
7月29日的香港《明报》社评则认为，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这样的决定，无疑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市场化的表现，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然而，这次决定亦让世人看到，目前所实施的经济宏观调控，实际上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权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可以说，本次《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与宏观调控的继续推行有一定的悖反之处，令人再次感觉到中央在推行宏观调控时的左右为难与自我矛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姜伟新在记者会上承认，由于中国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此次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有可能会对宏观调控产生一些很小的负面影响。不过，他又强调，中国政府有能力驾驭现在和今后的经济发展形势。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有前提的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水平和能力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和进步，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即是明证。但是，从此次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看，在经济发展遇到重大瓶颈的关键阶段，政府仍然忘不了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运行，并不能完全尊重市场规律。其结果是，虽然宏观调控带来了投资降温、通胀增幅放缓等成效，但也带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加剧，民企严重受损、企业投资积极性严重受挫等弊端。中国应当更多、更自觉地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让市场的无形之手真正取代行政干预的有形之手。
（明报，2004.07.29）
宏观调控并非只是货币政策
钟国港在《明报》发表分析文章说，近一年来，内地的经济界掀起一场辩论，就是经济增长（GDP）是否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在过去10多年来，内地追求的就是年年高增长，GDP成为唯一的真理，……但GDP所要量度的是一年下来一地的新造产品和服务的增值额，究竟这些东西是否管用，要付出多少社会成本才能提供，则完全不反映在GDP中。
不少学者对以大量投入资源，产生高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开始有所质疑。而国家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8个，城市河段七成受到污染，农村城市缺水严重，国土荒漠化面积愈来愈大；现时又出现了缺油、缺电、缺煤的情况，反映经济早已到了负担不来的阶段。
内地的固定资产持续高速增长，但内地有统计显示，自1992年以来，上市公司的税前资产回报率持续下跌，去年经济虽然大幅增长，但上市企业首三季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只有3.65%，低于银行贷款利率的5.31%，可见投资效益之低。低效益的经济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始能产生高速增长，有研究显示内地GDP增长中，有75%是靠增加投资所产生的，其余25%才是靠提高生产力得来，而发达国家则有逾半的增长是源自生产力的提升。曾有学者计算，中国经济若以年均6%增长，到2020年将会追上美国，但以2003年计，中国消耗了全球48%的水泥、27%的钢铁、35%的钢铁石、20%的铜和铝，但中国的GDP只占全球GDP的4%，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改进，则所占用的世界资源将会更多，最终那里来这么多的原材料呢？
因此，相信内地的经济前景，并非只是加息与否的问题，政府的调控政策也不只局限于货币政策，还有的是扭转整个体制架构的思维，改变地方政府的评核方法，改革投资体制，避免再追求高投入低效益的增长，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改变过往各省市单打独斗的格局，做好优势互补。
（明报，2004.07.26）
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应该不急不缓
据道琼斯分析，中国第二季度GDP较上年同期增长9.6%，略低于第一季度9.8%的增幅。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依然在高速运行。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前景令亚洲及全球各地市场为之振奋。
虽然第二季度GDP增势放缓，但也表明中国政府旨在实现软着陆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成效。纽约银行的高级货币策略师伍尔霍克认为，最新的GDP数据表明中国政府有能力适度放缓经济快速增长的步伐，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调控。
中国25年前走上改革之路，投资者的确大为震惊，但那是满怀希望，而不是忧心忡忡的震惊。中国漫长的边境线将一一打开，向全世界展现无限诱人的商机。经过长达数世纪的隔绝，中国急需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包括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包括制成品和原材料。外商投资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促生了全世界一次空前的经济繁荣。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维持了数年的两位数增幅，是许多发达国家的三倍、四倍甚至更高。
然而，虽然经济形势喜人，中国领导人脚下仍有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老旧陈腐的亏损国有企业，它们依靠着从银行体系划拨的指令性贷款维持一线生机，而中国的银行体系此时已经不堪重负。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关闭这些国有企业，否则数百万员工顿时就会生计无着，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然而，金融体系如果不能摆脱国有企业的沉重负累，就无法达到国际标准，与世界接轨。9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但中国领导人誓言将GDP增幅维持在8%左右。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循序渐进的国有企业改革每年裁减的冗员要想被新增就业机会充分吸纳，经济增幅就需要维持在8%。
但要取得平衡很难。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遏制发展速度，经济就有过热之虞，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暴跌等种种弊端就会随之而来。但如果调控力度过激，后果也同样严重，最终的危机就是社会动荡。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不急不缓，但实际结果尚未可知。在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的前景明朗之前，投资者仍然会心存疑虑，尤其是那些把宝押在中国需求将持续增长并推动价格上涨的投资者们。
（DJ，2004.07.20）
中国经济下半年走向何方?
易宪容指出，通过已公布的数据来看，分析家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宏观调控已取得明显示效果，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巩固其成果，那么下半年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基本成定局。
作者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比这更为乐观，下半年经济仍然会保持快速增长。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快速经济增长的势头并没有由于这次宏观调控而改变。
同时，持续了一年多高速增长的经济能够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通过政府行政手段的方式调整过来是不可能的。这种宏观调控可以通过一个行政的方式把一些数据迅速调整到政府所要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如银行信贷，央行及银监会的一道道指令，让银行信贷的高速增长降了下来。但是这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收紧银行信贷，或是让一些政府认为的违规项目嘎然而止（如江苏的铁本），或让中小企业融资更为紧张，资金黑市猖獗。同时，这也说明投资增长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渠道不同。
以上海为例，由于融资不畅、项目不合法等因素，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实集团下属崇明岛赛马场项目、崇明越江隧道工程等项目都暂停或延迟开工。而且这些地方的不少都反映宏观调控后资金周转困难，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大幅上扬。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人民银行不得不放宽对商业银行信贷余额增长额度的行政指令，改变为主要以控制银行贷存比率不得高于75%，及利息浮动措施等控制贷款增长。而这种信贷政策一放松，这些项目又会很快上马。也就是说，从总量上说，这次宏观调控效应是平缓的，但对一些地区或一些行业来说，则完全是突然的。这种突然性对宏观调控也起到一时之效，但是风头一过，或是停下来的项目重新上马，因为有市场需求在哪里，仅靠人为压制是困难的。
特别是这次经济过热基本是地方政府、银行及企业合力之结果。官员的前途、银行家的命运及企业利润，在这些利益的驱驶下，银根一放松，资金很快又会流入早些时候中央政府限制的项目，如钢铁、建材、水泥等。如果这样，早几个月宏观调控作用多大是相当令人质疑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银行信贷超高速增长、钢铁与水泥生产高速增长等并非是经济过热的原因所在，而在于中国国内房地产业快速增长、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
国内房地产价格升跌是这次政府宏观调控能否成功的风向标。如果这次宏观调控不让国内房地产价格向下调整，那么政府的宏观调控要取得成功可能性不会太大。尽管在短期内，政府所公布的一些数据看上去会令人满意，但经济的实际运行还是会按照其市场逻辑而作。
为什么一边宏观调控，一边所要调控的行业与方面还是我行我素？问题就在于有需求在那里。对于中国企业与中国银行来说，尽管非市场因素不少，但只要有需求能够获得利润，企业就能够突破种种限制投资扩张。
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尽管房地产也关注的方面，如对土地整顿、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收紧，但房地产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所受到影响则是微乎其微。其它行业的增长在放缓，但房地产论是投资还是商品房的价格都照升不误。甚至于全国的商品房价格上升了一成以上。
国内房地产的利润本来就高得惊人，房价的攀升必然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这高利润低风险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及与它关联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建材、铝业等）的投资岂有不快速增长？可以说，就目前的情景来看，国家宏观调控的风向一有点点变化，这些行业的投资同样会出现高速增长，从而可能使宏观调控的成果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还有，这次宏观调控，不仅是中央与企业利益上的博弈，还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博弈。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是弱者，中央随时可以行政对企业进行控制与管制。但对地方来说，情况就不是如此了。比如在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下，省与直辖市在行政位阶上，都与位于北京的部级机关平级，因此许多事情北京政府机关是无法约束省或市的。
由于中央欠缺对区域或省、市宣达政令的能力，地方政府也将继续被当地利益牵着鼻子走，而企图推动全国性政策的中央政府也将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推行宏观政策可能会起到一时之效，但是一旦真正触及到地方政府利益，中央的政策能否令行禁止，那就是相当不确定的。
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来看，如果不出台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半年经济快速增长态势仍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特别是沿海一带经济较为活动地区，这种情况更是会明显。
（联合早报，2004.07.21）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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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宏观调控走向大讨论（二）
经济界对宏观调控存在争议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随着中国投资增幅的回落速度出人意料，中国经济界有关宏观调控何去何从的争论再次热络起来。中国决策层近期举行一系列中央级会议，强调各地方各部门在宏观调控问题上统一思想，下半年继续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措施，不能半途而废。
一部分体制内的经济学家表示出了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纲明表示，投资增长速度过于急速下降，并不是宏观调控成功的标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专家张立群对此也表示了忧虑。他认为，投资的回落对需求有向下拉动的趋势，需求不足在年底之前就会显现出来，下一步宏观调控有必要防止投资增速的过快回落，以保证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常修泽最近指出，要充分考虑宏观调控的成本和新的情况。他建议下一步要在调控力度上做些适度调整，包括对前一段的强硬手段相应放缓。这对统筹短期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以及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有利的。
同时，另一部分官方经济专家认为不必为投资增幅的回落大惊小怪。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认为，中国的固定投资从去年以来增长过快，增长幅度过高，是一种超常规增长，目前的宏观调控是将投资超常规增长调到常规增长轨道上，这是一种健康回调，使之恢复常态。
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认为，没有必要担心下半年经济会出现大的滑坡。从现有统计数据看，经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他认为，从投资看，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都不会发生很大幅度的变化。
（香港文汇报，2004.07.26）
宏观调控处于关键时期
香港《经济导报》周刊2004年第31号发表社论指出，4月中央加强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经济逐步降温，紧缩负效应也随之而来；特别是由于前期宏观调控中过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反弹力度不小；但同时煤电油运部门的瓶颈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小。随着宏观调控的深入，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渐趋公开化，宏观调控也趋向政治化。
每次经济调整都会带来失业上升、价格下滑、产能过剩、银行呆帐增加等现象，可是面对经济过热不及时加以调控，经济大起大落，这些问题只会日积月累而不会消亡。
当然更科学地搞好宏观调控，则有利于降低紧缩负效应。由于每次宏观调控都会过多地采用行政手段，根据历次经验，紧缩时期一般会先后出现流动资金短缺、产成品积压、三角债盛行这三个阶段。其实只要我们更多地采用市场手段，运用好利率的期限结构，企业的流动资金不会过于紧张以至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不至于急速降温以至于产成品大量积压，银根不至于收缩到连企业正常的生产和投资都无法维持的地步。
必须指出，运用利率进行调控必须十分注意时机。前期不少人提出的反对提高利率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这些人大多是反对宏观调控的人。在市场化成分越来越多的体制中，利率是最能发挥作用的。提高实际利率对于降低房地产需求和民营企业投资都是最有效的。当然现在由于前期行政手段用药太猛，对其效果可以观察一段时间，未来可以在对行政手段作出调整后再同时出台利率调整，以防反弹。
这次宏观调控也反映出民企成本软约束问题。计划体制中，国有企业存在的财务预算软约束问题，目前正转化为非完全市场体制下，官商勾结和民营企业成本软约束问题，政府为民企提供各种担保，降低其投资风险，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务优惠，从而变相降低民企的各种成本，这样民企的投资盈利就会失真。社会各界不得不加以警愓。
（香港《经济导报》周刊2004年第31号，2004.08.02）
宏观调控手段得法不必大改
7月27日的《大公报》社评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行至今已初见成效，但国内外对未来的政策走向仍十分关注，且争议甚多。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对此问题有所指示，可为政策取向作指针。会议对调控的基本分析是经济问题虽有所缓解，但未得根本解决，故要求各方与中央统一思想继续实行调控，既不能半途而废但也要掌握好政策力度。会议还提出要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这些指引无疑都是客观实用的，但要全面落实却必先澄清一些流行的误解。
目前对调控力度的观点有两种偏差，有必要肃清其不良影响。一是既得利益集团对调控产生抵触情绪，不认真改善运作以增效益，却反而向上要政策和要求放宽调控。另一种是认为还要加快冷却经济以降低过高的投资增幅，特别是如钢铁等过热行业的。这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指标主义思想，发展中经济尤其是钢铁等短缺部门投资较高实属正常，关键在把好项目的质量关而非控制增幅。
另一重要争议则关乎调控的方式。有不少国内外人士主张把调控手段由行政转向市场：有的还批评当局不采用加息等市场手段，或只靠管住信贷及房地产市场。
其实现行调控手段已基本正确，而且行之有效，绝无贸然转型之必要，盲目大改反可能令调控失效而危及经济安全。提高法定储备率、上浮再贴现利率及加强信贷监管等系列措施都是发达市场经济所惯用者，不加息是因这暂不适用。政府发表行业的投资及放贷指引也只是补充过渡经济中市场机制未完善的微观失效，严查金融及地产市场的不规范运作更是维护市场机制所必须的，没有宏观调控也要做。
此外，中国还同时逐步推动配套改革，如改善投资管理体系和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等，从长远看可渐从微观机制上抑压投资冲动。尤须注意者是这一轮宏观调控是在实施人本主义发展战略和入世后要更积极加强法治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因此也包含了加强执法以保障人民安全及利益的新特点，并出现了调控与法制完善化两头并进的局面。除了大举清理信贷及土地交易的违规行为外，即如追收农民工欠薪及向农民收地欠款，以至限制车辆超载等，都间接有助调控生效。
（大公报，2004.07.27）
本次宏观调控改革发展模式
7月27日的香港《信报》社评分析说，从各种迹象来看，当前的宏观调控触动了很多地方政府和大企业的利益，引起反弹是意料中事，其中以沿海省份，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区受打击最大，原因是南方的珠三角向来是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和国外融资渠道多，内地的紧缩政策影响不大，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窗口”，华南经济区可以说基本不受当前的宏观调控影响；相反，在长三角的上海却受到宏观调控的直接冲击。上海为了赶上国际大城市的水平，近年大兴土木，据当地媒体报道，位于上海浦东三林镇的环球影城项目的拆迁地，由于资金不继，现在方圆十多亩的空地上杂草丛生。上海地铁二号线虹桥延伸段、洋山港二期工程等，都需要放慢步伐或压缩项目规模。
当然，改革也有得益者，在推行宏观调控以来，到底有什么人得益？新华网在上周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宏观调控“确实给百姓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受益的包括：城乡居民，他们在上半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7%，是97年以来最好的一年。其次是农民，由于宏观调控措施之一是限制胡乱开发土地，政府强令撤销各类开发区，结果令农村耕地得到保护，预计今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将超过15亿亩，结束了连续五年的跌势。其三是国内销售市场活跃，预计全年消费需求将比去年增长一成。其四是对农村、社会、卫生、教育等事业的投入增加；今年预计对29个省份农民进行直接补给，金额达116亿元人民币。其五是就业岗位增加。
上述的官方“汇报”，令外界对宏观调控的成效有了另一层次的了解。看来，宏观调控除了冷却过热的经济外，还有扭转贫富不均、协助弱势社群、扶助农村，以及把过去发展重点从纯粹追求增长，改为均衡、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模式跟过去有所不同，但是否收效，得到的支持能否抵销利益集团的攻击，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信报，2004.07.27）
宏观调控宜多靠市场
7月29日的香港《明报》社评则认为，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这样的决定，无疑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市场化的表现，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然而，这次决定亦让世人看到，目前所实施的经济宏观调控，实际上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权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可以说，本次《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与宏观调控的继续推行有一定的悖反之处，令人再次感觉到中央在推行宏观调控时的左右为难与自我矛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姜伟新在记者会上承认，由于中国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此次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有可能会对宏观调控产生一些很小的负面影响。不过，他又强调，中国政府有能力驾驭现在和今后的经济发展形势。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有前提的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水平和能力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和进步，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即是明证。但是，从此次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看，在经济发展遇到重大瓶颈的关键阶段，政府仍然忘不了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运行，并不能完全尊重市场规律。其结果是，虽然宏观调控带来了投资降温、通胀增幅放缓等成效，但也带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加剧，民企严重受损、企业投资积极性严重受挫等弊端。中国应当更多、更自觉地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让市场的无形之手真正取代行政干预的有形之手。
（明报，2004.07.29）
宏观调控并非只是货币政策
钟国港在《明报》发表分析文章说，近一年来，内地的经济界掀起一场辩论，就是经济增长（GDP）是否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在过去10多年来，内地追求的就是年年高增长，GDP成为唯一的真理，……但GDP所要量度的是一年下来一地的新造产品和服务的增值额，究竟这些东西是否管用，要付出多少社会成本才能提供，则完全不反映在GDP中。
不少学者对以大量投入资源，产生高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开始有所质疑。而国家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8个，城市河段七成受到污染，农村城市缺水严重，国土荒漠化面积愈来愈大；现时又出现了缺油、缺电、缺煤的情况，反映经济早已到了负担不来的阶段。
内地的固定资产持续高速增长，但内地有统计显示，自1992年以来，上市公司的税前资产回报率持续下跌，去年经济虽然大幅增长，但上市企业首三季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只有3.65%，低于银行贷款利率的5.31%，可见投资效益之低。低效益的经济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始能产生高速增长，有研究显示内地GDP增长中，有75%是靠增加投资所产生的，其余25%才是靠提高生产力得来，而发达国家则有逾半的增长是源自生产力的提升。曾有学者计算，中国经济若以年均6%增长，到2020年将会追上美国，但以2003年计，中国消耗了全球48%的水泥、27%的钢铁、35%的钢铁石、20%的铜和铝，但中国的GDP只占全球GDP的4%，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改进，则所占用的世界资源将会更多，最终那里来这么多的原材料呢？
因此，相信内地的经济前景，并非只是加息与否的问题，政府的调控政策也不只局限于货币政策，还有的是扭转整个体制架构的思维，改变地方政府的评核方法，改革投资体制，避免再追求高投入低效益的增长，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改变过往各省市单打独斗的格局，做好优势互补。
（明报，2004.07.26）
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应该不急不缓
据道琼斯分析，中国第二季度GDP较上年同期增长9.6%，略低于第一季度9.8%的增幅。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依然在高速运行。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前景令亚洲及全球各地市场为之振奋。
虽然第二季度GDP增势放缓，但也表明中国政府旨在实现软着陆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成效。纽约银行的高级货币策略师伍尔霍克认为，最新的GDP数据表明中国政府有能力适度放缓经济快速增长的步伐，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调控。
中国25年前走上改革之路，投资者的确大为震惊，但那是满怀希望，而不是忧心忡忡的震惊。中国漫长的边境线将一一打开，向全世界展现无限诱人的商机。经过长达数世纪的隔绝，中国急需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包括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包括制成品和原材料。外商投资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促生了全世界一次空前的经济繁荣。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维持了数年的两位数增幅，是许多发达国家的三倍、四倍甚至更高。
然而，虽然经济形势喜人，中国领导人脚下仍有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老旧陈腐的亏损国有企业，它们依靠着从银行体系划拨的指令性贷款维持一线生机，而中国的银行体系此时已经不堪重负。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关闭这些国有企业，否则数百万员工顿时就会生计无着，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然而，金融体系如果不能摆脱国有企业的沉重负累，就无法达到国际标准，与世界接轨。9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但中国领导人誓言将GDP增幅维持在8%左右。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循序渐进的国有企业改革每年裁减的冗员要想被新增就业机会充分吸纳，经济增幅就需要维持在8%。
但要取得平衡很难。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遏制发展速度，经济就有过热之虞，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暴跌等种种弊端就会随之而来。但如果调控力度过激，后果也同样严重，最终的危机就是社会动荡。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不急不缓，但实际结果尚未可知。在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的前景明朗之前，投资者仍然会心存疑虑，尤其是那些把宝押在中国需求将持续增长并推动价格上涨的投资者们。
（DJ，2004.07.20）
中国经济下半年走向何方?
易宪容指出，通过已公布的数据来看，分析家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宏观调控已取得明显示效果，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巩固其成果，那么下半年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基本成定局。
作者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比这更为乐观，下半年经济仍然会保持快速增长。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快速经济增长的势头并没有由于这次宏观调控而改变。
同时，持续了一年多高速增长的经济能够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通过政府行政手段的方式调整过来是不可能的。这种宏观调控可以通过一个行政的方式把一些数据迅速调整到政府所要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如银行信贷，央行及银监会的一道道指令，让银行信贷的高速增长降了下来。但是这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收紧银行信贷，或是让一些政府认为的违规项目嘎然而止（如江苏的铁本），或让中小企业融资更为紧张，资金黑市猖獗。同时，这也说明投资增长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渠道不同。
以上海为例，由于融资不畅、项目不合法等因素，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实集团下属崇明岛赛马场项目、崇明越江隧道工程等项目都暂停或延迟开工。而且这些地方的不少都反映宏观调控后资金周转困难，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大幅上扬。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人民银行不得不放宽对商业银行信贷余额增长额度的行政指令，改变为主要以控制银行贷存比率不得高于75%，及利息浮动措施等控制贷款增长。而这种信贷政策一放松，这些项目又会很快上马。也就是说，从总量上说，这次宏观调控效应是平缓的，但对一些地区或一些行业来说，则完全是突然的。这种突然性对宏观调控也起到一时之效，但是风头一过，或是停下来的项目重新上马，因为有市场需求在哪里，仅靠人为压制是困难的。
特别是这次经济过热基本是地方政府、银行及企业合力之结果。官员的前途、银行家的命运及企业利润，在这些利益的驱驶下，银根一放松，资金很快又会流入早些时候中央政府限制的项目，如钢铁、建材、水泥等。如果这样，早几个月宏观调控作用多大是相当令人质疑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银行信贷超高速增长、钢铁与水泥生产高速增长等并非是经济过热的原因所在，而在于中国国内房地产业快速增长、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
国内房地产价格升跌是这次政府宏观调控能否成功的风向标。如果这次宏观调控不让国内房地产价格向下调整，那么政府的宏观调控要取得成功可能性不会太大。尽管在短期内，政府所公布的一些数据看上去会令人满意，但经济的实际运行还是会按照其市场逻辑而作。
为什么一边宏观调控，一边所要调控的行业与方面还是我行我素？问题就在于有需求在那里。对于中国企业与中国银行来说，尽管非市场因素不少，但只要有需求能够获得利润，企业就能够突破种种限制投资扩张。
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尽管房地产也关注的方面，如对土地整顿、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收紧，但房地产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所受到影响则是微乎其微。其它行业的增长在放缓，但房地产论是投资还是商品房的价格都照升不误。甚至于全国的商品房价格上升了一成以上。
国内房地产的利润本来就高得惊人，房价的攀升必然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这高利润低风险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及与它关联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建材、铝业等）的投资岂有不快速增长？可以说，就目前的情景来看，国家宏观调控的风向一有点点变化，这些行业的投资同样会出现高速增长，从而可能使宏观调控的成果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还有，这次宏观调控，不仅是中央与企业利益上的博弈，还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博弈。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是弱者，中央随时可以行政对企业进行控制与管制。但对地方来说，情况就不是如此了。比如在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下，省与直辖市在行政位阶上，都与位于北京的部级机关平级，因此许多事情北京政府机关是无法约束省或市的。
由于中央欠缺对区域或省、市宣达政令的能力，地方政府也将继续被当地利益牵着鼻子走，而企图推动全国性政策的中央政府也将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推行宏观政策可能会起到一时之效，但是一旦真正触及到地方政府利益，中央的政策能否令行禁止，那就是相当不确定的。
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来看，如果不出台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半年经济快速增长态势仍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特别是沿海一带经济较为活动地区，这种情况更是会明显。
（联合早报，2004.07.21）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4年第59期（总第494期） 2004年8月10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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