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
《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联合课题组编
2004年第45期（总第480期） 2004年6月22日（星期二）
经济热点分析
“新型不平衡”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讨论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认为，进入21世纪，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不断膨胀，而东亚的经常收支盈余不断增长，从而出现了新型的世界性收支不平衡。最近，RIETI计划将贸易、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外汇、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方面的设想等作为主要的政策研究课题，开展研究活动。在此，本课题组将有关讨论做了整理，供读者参考。
世界新型不平衡问题的提出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吉富胜指出，作为问题的背景，首先可以列举的是美国巨额经常收支赤字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东亚整体的对外盈余和外汇准备的激增。这种不平衡到底能否持续下去呢？而且，人们担心，为了调整经常收支赤字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美元急剧贬值。美元贬值就意味着欧元，以及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亚洲货币急剧升值。这就会造成东亚整体由于汇率上升而陷入经济衰退。出现这种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呢？
第二，与签订广场协议，并出现了日元急剧升值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较，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日本以及NIEs（新兴工业经济群）向中国的直接投资构成了亚洲整体的生产网络。也就是说，中国从日本和NIEs进口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材料和资本材料，使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就形成了世界性的三角贸易关系，其中，中国的加工贸易得到迅速增长。有人认为这种三角贸易关系，可以看作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整体成为世界工厂。这一点，从贸易方面来看与20年前相比有着决定性的差异。这种三角贸易能够持续下去吗？
第三，为了促进这种三角贸易以及亚洲经济一体化，东亚需要实行怎样的货币调整和汇率体制呢？汇率的变化会对作为世界工厂的东亚整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亚洲的外汇制度是固定汇率制好，还是变动汇率制好，亦或趋于两者中间的汇率制度好呢？这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新的世界性不平衡”都有哪些问题？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深尾京司指出：美国庞大的经常收支赤字和日本的经常收支盈余问题有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加上中国因经济过热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都可被视作引发宏观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与欧洲相比，东亚的贸易形式有其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仅限于机电产品、办公机器、精密机械（除汽车工业以外的）等机械行业实现了垂直性的专业分工。这主要是包括日系企业在内的跨国企业推行了垂直性专业分工的结果，行业内部的贸易也很兴旺。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需要大量本国无法生产的，如特制钢板、化学产品、主要零部件等高档中间材料以及工厂用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而韩国、日本等所谓发达国家就成了这些材料设备的供给国。德国与法国之间交易量最大的产品是汽车，而日韩间是半导体。在亚洲，除汽车以外的机械行业中，有着很严密的专业分工，以这种高效率的专业分工为依托，亚洲正为成为全世界的产品供应基地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换个角度，这也意味着与欧洲相比，在其他行业中，贸易活动的深化以及自由化进展非常迟缓。比如汽车行业、食品加工业，由于还残存着各种各样的限制，使其贸易发展很难有起色。各国所生产的种类繁多的产品在其行业内贸易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除电器、精密机械行业以外，其他行业中还存在着贸易壁垒过高、专业分工迟缓等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这些行业）极具贸易增长的潜力。通过贸易活动的严谨化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消费者的生活福利水平，进而也就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利润。
调整世界性不平衡的最佳政策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副教授刘利刚指出，以日本为首，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的累计金额大约为1.2万亿日元，几乎全部为美元。其中约一半5000亿美元成为弥补经常收支赤字的财源，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7%。亚洲的银行持有的美国债券也成为该市场出现过剩需求的原因，造成压低美国短期利率的结果。这也推动了长期以来美国利率的低下。但是，由于工资上涨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现实，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利率会呈上升趋势，这样持有美国债券的魅力就会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还是担心自己国家货币的急剧升值，因而不会改变持有美元的立场。
从策略上来看，通过处理不良债权等金融体系的结构改革和企业裁员、颇具协调性的金融政策，以及美国经济的好转和中国对外需求的增加等对日本十分有利的形势，使日本经济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出现了大幅度的回升。尤其是国内的结构改革展现了巨大的成果，日本产业界恢复了竞争力。日本已经在海外直接投资（FDI）和面向海外的金融投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当前世界性不平衡的角度来看，应该通过进一步增加从国外的进口，成为世界经济的原动力，为调整不平衡状态做出更多的贡献。
美国目前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这一巨大的“双胞胎赤字”，今后要努力增加国内储蓄，矫正国内巨大的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从而，必须为缩小政府的财政赤字而削减财政支出，并实施增税。但是这种政策又会缩小美国的国内需求，结果造成美国对外国产品需求的减少。另外，由于亚洲依赖于美国的市场，亚洲经济就不得不以国内需要为依托，通过实施灵活的财政金融政策，活跃国内经济。当然也不排除汇率的调整。
刘利刚还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由广场协议而引起的日元急剧升值以及以刺激国内经济为目的的协调性金融政策，是日本的资产泡沫的原因。而且，泡沫经济的崩溃是之后持续1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的开始。日本之外的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由于金融制度脆弱，同时财政基础薄弱，因此有可能与日本经历同样的问题。所以，目前不希望出现亚洲货币的大幅度升值的局面，而且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替代大幅度货币升值的亚洲经济政策有以下一些：如，贸易伙伴的转换、通过贸易与FDI（海外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加速地区经济的一体化、以及通过金融部门提高国内储蓄的有效分布和通过扶植国内债券市场刺激国内需求等等。
亚洲的贸易形式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深尾京司认为，5-10年前，东亚地区一直以开放的地区主义而自诩。与自由贸易协定只谋求两国之间或地区内部封闭的贸易增长不同，（当时）也面临着面向世界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充分利用高效的生产系统，发挥了其机械行业作为世界性供应基地的作用。但是，WTO的新一轮谈判相继在西雅图及坎昆陷入僵局；另一方面，世界各个地区不断缔结FTA，使得日本面临迟迟无法加入其他地区FTA的窘境。比如日本和墨西哥，如果没有缔结日墨自由贸易协定的话，相对于欧美企业，日本企业将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FTA还有一个原产地原则（rules of origin）问题。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仅两个缔约国之间取消贸易壁垒，为防止绕道出口第三国制品，有必要制定证明产品原产地的制度。对于企业来讲，制作原产地证明，使企业增加了交易费用的负担。
还有，在关贸总协定（GATT）及WTO 框架下，只有几乎对所有的产品都废除了贸易壁垒的FTA得到承认（GATT第24款）。但是，实际上还不能称作完全自由化的“低劣的FTA”仍大行其道。以日本和墨西哥为例，根据猪肉等农产品的优惠进口框架的规定，只对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给以优惠。日本应该尽量避免由于其他国家陆续缔结FTA ,而将自己排除在外这种事态的出现。但是，如前所述的原产地规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包括日本在内，各国都在陆续缔结“低劣的FTA”，所以很多国际经济学家都认为，从世界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绝对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日本与中国缔结FTA可防止产业空洞化
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对华经贸活动呈现一派生机的情况下，中国威胁论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牵引论。对日本企业而言，要进入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大致有两种选择：一是在中国“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二是“日本生产向中国出口”。如果生产成本等其它条件一定，后者更可发挥比前者风险低，而且可以为日本国内创造许多就业机会的优势。正如此次的对华出口热潮所显示的那样，在以机械为龙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日本依然拥有国际竞争力，在国内生产，向中国出口也是有利可图的。若能通过贸易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那么，对日本而言，中国的飞速发展不仅不会成为威胁，反而是一种双赢的游戏。为把这一切变成现实，两国就必须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来废除阻碍双边贸易的限制。
关志雄分析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大致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另一种是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容易导致产业空洞化。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的直接投资通过确保在海外的有利生产要素，以削减成本、强化出口竞争力为目标。与此相比，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的直接投资由于日本的出口受到贸易伙伴进口限制的阻碍，因此不得不在进行当地生产的状况下展开。由此而形成的分工体制由于不符合投资方和接受方双方的比较优势，因此资源配置被扭曲。故而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的直接投资是一种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良性直接投资”，而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的直接投资则是一种可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空洞化的“恶性直接投资”。
关志雄建议，为了促进良性直接投资，避免恶性直接投资，应缔结日中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进口关税消失了，两国间贸易将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对以汽车为首的日本骨干产业而言，由于直接向中国出口将变得容易，因此便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前往中国投资。因此，中日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是日本治理空洞化的根本对策。
“东亚经济一体化”构想的陷阱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谷川浩也则撰文指出，当今，经济界和有关各国都极为关注和期待以东盟+3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立。日本政府也受其影响，致力于以通商领域的FTA磋商和金融领域的外汇合作及共同扶植债券市场为中心的实质性推进体制，其中十分关注将货币互换构想也纳入视线的金融领域的迅速进展。当然，如此强大的势力运作的背景里，有对未来东亚经济持续增长的坚定信心和对由废除地区内国家界限而产生的经济发展新领域的强烈期待。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自我完结性
但是，单纯通过废除地区内的经济壁垒，是否就能够在未来的东亚地区建立类似于欧盟和北美的自律性经济圈呢？10年前的秋天，包括东盟+3各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在“茂物宣言”中是以不迟于2020年实现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并确立APEC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范围内的经济共同体为目标的。其背景不仅有政治安全保障方面的原因，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只有美国的加入才能完结这一地区作为单一经济圈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否已经过时或者多余了呢？
当然，笔者并非不了解有关各国政府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奋斗和所经历的艰苦。笔者既无意否认东亚各国如同20世纪70-9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那样推进地区内自由化本身的意义，也认为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促使各国在不依赖美国而实现地区内金融和外汇合作的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的过程是合理的。此外，笔者还认为，上述APEC国家由于本身的局限性而丧失了推动地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能力，而在另一侧面，WTO新一轮谈判陷入僵局加快了以地区为单位采取行动的速度，所以单纯重返APEC/WTO并不能成为替代方案。
尽管如此，笔者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自我完结性”老调重弹地提出疑问的理由在于，东亚经济腾飞的基本机制中隐含的各种不平衡问题近年来呈现出接近临界点的征兆，其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也遭到质疑。在此意义上，以目前经济繁荣的基本机制为前提的一体化构想最终不过是过渡期的产物。超越制度性国家间壁垒的废除和金融货币合作框架的建立，构思出可持续发展和自我完结的东亚经济发展机制，从而对整合后的东亚经济抱有明确的展望，这才是当前真正需要进行思考的。
二、东亚经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本机制和累积的不平衡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繁荣基本上来自于美国的战后政策。首先在战后初期通过经济援助和对朝鲜的物资专供，缓解了对经济稳定的严重冲击，其后获准向巨大的美国市场的工业产品出口的扩大则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起点。而支撑后者的系统性基础是由“贸易（经常交易）自由化”、“资本交易限制”及“固定汇率制的采用”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制。
在美国出色达到尽快使日本和原西德的经济复苏并成为强大的同盟国家的目的方面，布雷顿森林体制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对周边国家广泛开放市场和对货币相对贬值的宽容也造就了美国长期性的经常收支赤字，在经历了约四分之一世纪后的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走到了终点而演变为史密森协会体制（即演变为美元实质贬值和浮动汇率制）。
其间以及其后，日本经济都不同程度地维持着根本上依赖美国市场的特质，实际上步日本后尘踏上经济发展道路的NIES（新兴工业化国家）和ASEAN（东盟）各国也按照“雁阵式发展”的形式主要从日本（其后是日本和美国）不断吸收资本和技术，同时成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也绝对地依附于美国。在此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东亚经济不能彻底地称作“自我完结”的经济，实际上处于由于北美地区的加入才成为完整的自律性经济地区的一种状态。这也是APEC国家间的贸易自由化成为理所当然的政策议题的背景。
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态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如我们所见，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是一个转机，但是经济的实际状态并未因此而变化。如果提到改变经济实际状态的可能性，那就是9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显现的“中国的崛起”。
近年中国经济惊人的发展象征性地表现在贸易结构的改变上。中国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1.7%到2002年的6.0%，占全球进口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1.3%到2002年的4.1%，均有巨大的增长，与同期呈现减少的日本、仅呈现微小增长的NIES各国以及增长不到一倍ASEAN各国相比，表现也是突出的。而且，以电气和电子机械为中心的高科技产品占出口产品的比重在过去5年间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产生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量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中国作为巨大的消费市场受到了高度的关注。这一系列倾向与拥有高技术和高水平人才的单个企业（多数为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或单个经营单位的事例介绍相结合，创造出与以往迥异的自律性的、自我完结的东亚经济图景，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中国威胁论的证据。
近年，法国政府下属研究机构CEPII就此相继发表了意义非常深远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6位代码这样非常细致的产品分类，由此可以把握中国周边地区内的成品贸易和零部件贸易的流向，明确指出了仅凭浏览通常的贸易统计无法了解的“中国腾飞的真相”。那就是，导致近年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出口商品种类的高科技化的原因是，早在2002年中国就融入了通过FDI（海外直接投资）在整个东亚地区出现的以电气和电子机械产品为中心的生产流通网络；而且中国所占有的附加价值仅限于依赖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组装部门。也就是说，中国不过是将日本和NIES国家进口的高价零部件和半成品组装为成品，利用相对低的固定汇率向美国和欧盟国家出口（＝三角贸易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面分析过的战后东亚经济依赖美国的结构丝毫没有改变。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真正的增长开始于80年代中期的话，那么围绕中国的已经历时约20年的准布雷顿森林体制所累积的不平衡问题就更加严重。首先是2003年占GDP比重高达5%的美国巨额经常收支赤字的存在和很大程度影响这一结果的1000亿美元（2002年IMF统计）的对华贸易赤字。但是，中国对全球贸易的盈余不过200多亿美元，两者间的差额主要是计算上的对亚洲各国的巨额（零部件）贸易赤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实质上是针对利用生产流通网络形成了区域性大规模工厂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当由于某些特别的原因或者经济机制的自然作用，美国的对华贸易巨额赤字无法继续时，其影响将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
三、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和对经济一体化的展望
东亚经济所面临的第一个可持续增长的问题，是近年中国经济（以及其拉动下的东亚经济）的腾飞得到了美国大幅度对华贸易赤字的支撑，因而其可能持续的时间就依赖于美国巨额经常收支赤字能够维持多久。包括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在内的以往发达国家调整巨额经常收支赤字的历史和占GDP比重达5%的历史最高的赤字幅度虽然使人联想到美元大幅度贬值的调整为时不远了，但现实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同，在当今的金融资本市场上，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和Holioka指出的国内的乖离（即使资本可以自由移动，国内储蓄的大部分也倾向于国内投资）现象已经减少，资本的流入完全可能超过经常收支赤字，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大幅度的美元贬值就不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东亚各国政府为了维持汇率与美元挂钩，进行了大量外汇干预并积累了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出于政策目的也在积极地购入美国国债实现资本回流。但是，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显示，目前美国的巨额经常收支赤字难以长期维持下去，虽然对于调整的时期和过程存在不同观点，但对于某些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看法是一致的。
第二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三角贸易本身，或者说包含在其中的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中国在生产流通网络的组装部门大量吸收投资，走上了通向出口大国的道路，但背后也存在着税收制度方面的过度激励而导致的畸形。当然，各种各样的监管和惯例造成国内没有形成完整单一的市场以及以城乡对比为中心的收入差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平衡问题。最重要的是，消费仅占40%，投资竟占40%，进出口总额占GDP的59%，这样一个变形的总需求结构显然是难以维持的。消除包括偏远地区教育和社会基础设施投入在内的地区间差别以及凭借内需主导修正增长轨迹，这可以称作中长期性的必不可少的课题。
此外，还有很多应当进行深入探讨的课题，如在调整上述不平衡问题方面应有的汇率调整和政策调整方式、调整后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的形式等。目前的FTA谈判和加速外汇金融合作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是过去二、三十年间使东亚经济腾飞成为可能的基本模式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今后，超越了单纯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关于新模式的政策构想”将越来越重要。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4年第45期（总第480期） 2004年6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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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分析
“新型不平衡”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讨论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认为，进入21世纪，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不断膨胀，而东亚的经常收支盈余不断增长，从而出现了新型的世界性收支不平衡。最近，RIETI计划将贸易、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外汇、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方面的设想等作为主要的政策研究课题，开展研究活动。在此，本课题组将有关讨论做了整理，供读者参考。
世界新型不平衡问题的提出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吉富胜指出，作为问题的背景，首先可以列举的是美国巨额经常收支赤字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东亚整体的对外盈余和外汇准备的激增。这种不平衡到底能否持续下去呢？而且，人们担心，为了调整经常收支赤字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美元急剧贬值。美元贬值就意味着欧元，以及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亚洲货币急剧升值。这就会造成东亚整体由于汇率上升而陷入经济衰退。出现这种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呢？
第二，与签订广场协议，并出现了日元急剧升值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较，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日本以及NIEs（新兴工业经济群）向中国的直接投资构成了亚洲整体的生产网络。也就是说，中国从日本和NIEs进口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材料和资本材料，使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就形成了世界性的三角贸易关系，其中，中国的加工贸易得到迅速增长。有人认为这种三角贸易关系，可以看作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整体成为世界工厂。这一点，从贸易方面来看与20年前相比有着决定性的差异。这种三角贸易能够持续下去吗？
第三，为了促进这种三角贸易以及亚洲经济一体化，东亚需要实行怎样的货币调整和汇率体制呢？汇率的变化会对作为世界工厂的东亚整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亚洲的外汇制度是固定汇率制好，还是变动汇率制好，亦或趋于两者中间的汇率制度好呢？这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新的世界性不平衡”都有哪些问题？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深尾京司指出：美国庞大的经常收支赤字和日本的经常收支盈余问题有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加上中国因经济过热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都可被视作引发宏观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与欧洲相比，东亚的贸易形式有其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仅限于机电产品、办公机器、精密机械（除汽车工业以外的）等机械行业实现了垂直性的专业分工。这主要是包括日系企业在内的跨国企业推行了垂直性专业分工的结果，行业内部的贸易也很兴旺。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需要大量本国无法生产的，如特制钢板、化学产品、主要零部件等高档中间材料以及工厂用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而韩国、日本等所谓发达国家就成了这些材料设备的供给国。德国与法国之间交易量最大的产品是汽车，而日韩间是半导体。在亚洲，除汽车以外的机械行业中，有着很严密的专业分工，以这种高效率的专业分工为依托，亚洲正为成为全世界的产品供应基地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换个角度，这也意味着与欧洲相比，在其他行业中，贸易活动的深化以及自由化进展非常迟缓。比如汽车行业、食品加工业，由于还残存着各种各样的限制，使其贸易发展很难有起色。各国所生产的种类繁多的产品在其行业内贸易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除电器、精密机械行业以外，其他行业中还存在着贸易壁垒过高、专业分工迟缓等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这些行业）极具贸易增长的潜力。通过贸易活动的严谨化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消费者的生活福利水平，进而也就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利润。
调整世界性不平衡的最佳政策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副教授刘利刚指出，以日本为首，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的累计金额大约为1.2万亿日元，几乎全部为美元。其中约一半5000亿美元成为弥补经常收支赤字的财源，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7%。亚洲的银行持有的美国债券也成为该市场出现过剩需求的原因，造成压低美国短期利率的结果。这也推动了长期以来美国利率的低下。但是，由于工资上涨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现实，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利率会呈上升趋势，这样持有美国债券的魅力就会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还是担心自己国家货币的急剧升值，因而不会改变持有美元的立场。
从策略上来看，通过处理不良债权等金融体系的结构改革和企业裁员、颇具协调性的金融政策，以及美国经济的好转和中国对外需求的增加等对日本十分有利的形势，使日本经济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出现了大幅度的回升。尤其是国内的结构改革展现了巨大的成果，日本产业界恢复了竞争力。日本已经在海外直接投资（FDI）和面向海外的金融投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当前世界性不平衡的角度来看，应该通过进一步增加从国外的进口，成为世界经济的原动力，为调整不平衡状态做出更多的贡献。
美国目前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这一巨大的“双胞胎赤字”，今后要努力增加国内储蓄，矫正国内巨大的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从而，必须为缩小政府的财政赤字而削减财政支出，并实施增税。但是这种政策又会缩小美国的国内需求，结果造成美国对外国产品需求的减少。另外，由于亚洲依赖于美国的市场，亚洲经济就不得不以国内需要为依托，通过实施灵活的财政金融政策，活跃国内经济。当然也不排除汇率的调整。
刘利刚还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由广场协议而引起的日元急剧升值以及以刺激国内经济为目的的协调性金融政策，是日本的资产泡沫的原因。而且，泡沫经济的崩溃是之后持续1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的开始。日本之外的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由于金融制度脆弱，同时财政基础薄弱，因此有可能与日本经历同样的问题。所以，目前不希望出现亚洲货币的大幅度升值的局面，而且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替代大幅度货币升值的亚洲经济政策有以下一些：如，贸易伙伴的转换、通过贸易与FDI（海外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加速地区经济的一体化、以及通过金融部门提高国内储蓄的有效分布和通过扶植国内债券市场刺激国内需求等等。
亚洲的贸易形式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深尾京司认为，5-10年前，东亚地区一直以开放的地区主义而自诩。与自由贸易协定只谋求两国之间或地区内部封闭的贸易增长不同，（当时）也面临着面向世界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充分利用高效的生产系统，发挥了其机械行业作为世界性供应基地的作用。但是，WTO的新一轮谈判相继在西雅图及坎昆陷入僵局；另一方面，世界各个地区不断缔结FTA，使得日本面临迟迟无法加入其他地区FTA的窘境。比如日本和墨西哥，如果没有缔结日墨自由贸易协定的话，相对于欧美企业，日本企业将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FTA还有一个原产地原则（rules of origin）问题。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仅两个缔约国之间取消贸易壁垒，为防止绕道出口第三国制品，有必要制定证明产品原产地的制度。对于企业来讲，制作原产地证明，使企业增加了交易费用的负担。
还有，在关贸总协定（GATT）及WTO 框架下，只有几乎对所有的产品都废除了贸易壁垒的FTA得到承认（GATT第24款）。但是，实际上还不能称作完全自由化的“低劣的FTA”仍大行其道。以日本和墨西哥为例，根据猪肉等农产品的优惠进口框架的规定，只对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给以优惠。日本应该尽量避免由于其他国家陆续缔结FTA ,而将自己排除在外这种事态的出现。但是，如前所述的原产地规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包括日本在内，各国都在陆续缔结“低劣的FTA”，所以很多国际经济学家都认为，从世界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绝对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日本与中国缔结FTA可防止产业空洞化
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对华经贸活动呈现一派生机的情况下，中国威胁论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牵引论。对日本企业而言，要进入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大致有两种选择：一是在中国“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二是“日本生产向中国出口”。如果生产成本等其它条件一定，后者更可发挥比前者风险低，而且可以为日本国内创造许多就业机会的优势。正如此次的对华出口热潮所显示的那样，在以机械为龙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日本依然拥有国际竞争力，在国内生产，向中国出口也是有利可图的。若能通过贸易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那么，对日本而言，中国的飞速发展不仅不会成为威胁，反而是一种双赢的游戏。为把这一切变成现实，两国就必须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来废除阻碍双边贸易的限制。
关志雄分析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大致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另一种是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容易导致产业空洞化。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的直接投资通过确保在海外的有利生产要素，以削减成本、强化出口竞争力为目标。与此相比，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的直接投资由于日本的出口受到贸易伙伴进口限制的阻碍，因此不得不在进行当地生产的状况下展开。由此而形成的分工体制由于不符合投资方和接受方双方的比较优势，因此资源配置被扭曲。故而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的直接投资是一种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良性直接投资”，而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的直接投资则是一种可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空洞化的“恶性直接投资”。
关志雄建议，为了促进良性直接投资，避免恶性直接投资，应缔结日中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进口关税消失了，两国间贸易将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对以汽车为首的日本骨干产业而言，由于直接向中国出口将变得容易，因此便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前往中国投资。因此，中日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是日本治理空洞化的根本对策。
“东亚经济一体化”构想的陷阱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谷川浩也则撰文指出，当今，经济界和有关各国都极为关注和期待以东盟+3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立。日本政府也受其影响，致力于以通商领域的FTA磋商和金融领域的外汇合作及共同扶植债券市场为中心的实质性推进体制，其中十分关注将货币互换构想也纳入视线的金融领域的迅速进展。当然，如此强大的势力运作的背景里，有对未来东亚经济持续增长的坚定信心和对由废除地区内国家界限而产生的经济发展新领域的强烈期待。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自我完结性
但是，单纯通过废除地区内的经济壁垒，是否就能够在未来的东亚地区建立类似于欧盟和北美的自律性经济圈呢？10年前的秋天，包括东盟+3各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在“茂物宣言”中是以不迟于2020年实现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并确立APEC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范围内的经济共同体为目标的。其背景不仅有政治安全保障方面的原因，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只有美国的加入才能完结这一地区作为单一经济圈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否已经过时或者多余了呢？
当然，笔者并非不了解有关各国政府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奋斗和所经历的艰苦。笔者既无意否认东亚各国如同20世纪70-9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那样推进地区内自由化本身的意义，也认为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促使各国在不依赖美国而实现地区内金融和外汇合作的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的过程是合理的。此外，笔者还认为，上述APEC国家由于本身的局限性而丧失了推动地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能力，而在另一侧面，WTO新一轮谈判陷入僵局加快了以地区为单位采取行动的速度，所以单纯重返APEC/WTO并不能成为替代方案。
尽管如此，笔者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自我完结性”老调重弹地提出疑问的理由在于，东亚经济腾飞的基本机制中隐含的各种不平衡问题近年来呈现出接近临界点的征兆，其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也遭到质疑。在此意义上，以目前经济繁荣的基本机制为前提的一体化构想最终不过是过渡期的产物。超越制度性国家间壁垒的废除和金融货币合作框架的建立，构思出可持续发展和自我完结的东亚经济发展机制，从而对整合后的东亚经济抱有明确的展望，这才是当前真正需要进行思考的。
二、东亚经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本机制和累积的不平衡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繁荣基本上来自于美国的战后政策。首先在战后初期通过经济援助和对朝鲜的物资专供，缓解了对经济稳定的严重冲击，其后获准向巨大的美国市场的工业产品出口的扩大则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起点。而支撑后者的系统性基础是由“贸易（经常交易）自由化”、“资本交易限制”及“固定汇率制的采用”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制。
在美国出色达到尽快使日本和原西德的经济复苏并成为强大的同盟国家的目的方面，布雷顿森林体制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对周边国家广泛开放市场和对货币相对贬值的宽容也造就了美国长期性的经常收支赤字，在经历了约四分之一世纪后的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走到了终点而演变为史密森协会体制（即演变为美元实质贬值和浮动汇率制）。
其间以及其后，日本经济都不同程度地维持着根本上依赖美国市场的特质，实际上步日本后尘踏上经济发展道路的NIES（新兴工业化国家）和ASEAN（东盟）各国也按照“雁阵式发展”的形式主要从日本（其后是日本和美国）不断吸收资本和技术，同时成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也绝对地依附于美国。在此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东亚经济不能彻底地称作“自我完结”的经济，实际上处于由于北美地区的加入才成为完整的自律性经济地区的一种状态。这也是APEC国家间的贸易自由化成为理所当然的政策议题的背景。
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态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如我们所见，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是一个转机，但是经济的实际状态并未因此而变化。如果提到改变经济实际状态的可能性，那就是9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显现的“中国的崛起”。
近年中国经济惊人的发展象征性地表现在贸易结构的改变上。中国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1.7%到2002年的6.0%，占全球进口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1.3%到2002年的4.1%，均有巨大的增长，与同期呈现减少的日本、仅呈现微小增长的NIES各国以及增长不到一倍ASEAN各国相比，表现也是突出的。而且，以电气和电子机械为中心的高科技产品占出口产品的比重在过去5年间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产生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量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中国作为巨大的消费市场受到了高度的关注。这一系列倾向与拥有高技术和高水平人才的单个企业（多数为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或单个经营单位的事例介绍相结合，创造出与以往迥异的自律性的、自我完结的东亚经济图景，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中国威胁论的证据。
近年，法国政府下属研究机构CEPII就此相继发表了意义非常深远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6位代码这样非常细致的产品分类，由此可以把握中国周边地区内的成品贸易和零部件贸易的流向，明确指出了仅凭浏览通常的贸易统计无法了解的“中国腾飞的真相”。那就是，导致近年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出口商品种类的高科技化的原因是，早在2002年中国就融入了通过FDI（海外直接投资）在整个东亚地区出现的以电气和电子机械产品为中心的生产流通网络；而且中国所占有的附加价值仅限于依赖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组装部门。也就是说，中国不过是将日本和NIES国家进口的高价零部件和半成品组装为成品，利用相对低的固定汇率向美国和欧盟国家出口（＝三角贸易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面分析过的战后东亚经济依赖美国的结构丝毫没有改变。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真正的增长开始于80年代中期的话，那么围绕中国的已经历时约20年的准布雷顿森林体制所累积的不平衡问题就更加严重。首先是2003年占GDP比重高达5%的美国巨额经常收支赤字的存在和很大程度影响这一结果的1000亿美元（2002年IMF统计）的对华贸易赤字。但是，中国对全球贸易的盈余不过200多亿美元，两者间的差额主要是计算上的对亚洲各国的巨额（零部件）贸易赤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实质上是针对利用生产流通网络形成了区域性大规模工厂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当由于某些特别的原因或者经济机制的自然作用，美国的对华贸易巨额赤字无法继续时，其影响将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
三、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和对经济一体化的展望
东亚经济所面临的第一个可持续增长的问题，是近年中国经济（以及其拉动下的东亚经济）的腾飞得到了美国大幅度对华贸易赤字的支撑，因而其可能持续的时间就依赖于美国巨额经常收支赤字能够维持多久。包括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在内的以往发达国家调整巨额经常收支赤字的历史和占GDP比重达5%的历史最高的赤字幅度虽然使人联想到美元大幅度贬值的调整为时不远了，但现实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同，在当今的金融资本市场上，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和Holioka指出的国内的乖离（即使资本可以自由移动，国内储蓄的大部分也倾向于国内投资）现象已经减少，资本的流入完全可能超过经常收支赤字，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大幅度的美元贬值就不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东亚各国政府为了维持汇率与美元挂钩，进行了大量外汇干预并积累了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出于政策目的也在积极地购入美国国债实现资本回流。但是，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显示，目前美国的巨额经常收支赤字难以长期维持下去，虽然对于调整的时期和过程存在不同观点，但对于某些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看法是一致的。
第二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三角贸易本身，或者说包含在其中的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中国在生产流通网络的组装部门大量吸收投资，走上了通向出口大国的道路，但背后也存在着税收制度方面的过度激励而导致的畸形。当然，各种各样的监管和惯例造成国内没有形成完整单一的市场以及以城乡对比为中心的收入差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平衡问题。最重要的是，消费仅占40%，投资竟占40%，进出口总额占GDP的59%，这样一个变形的总需求结构显然是难以维持的。消除包括偏远地区教育和社会基础设施投入在内的地区间差别以及凭借内需主导修正增长轨迹，这可以称作中长期性的必不可少的课题。
此外，还有很多应当进行深入探讨的课题，如在调整上述不平衡问题方面应有的汇率调整和政策调整方式、调整后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的形式等。目前的FTA谈判和加速外汇金融合作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是过去二、三十年间使东亚经济腾飞成为可能的基本模式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今后，超越了单纯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关于新模式的政策构想”将越来越重要。 （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4年第45期（总第480期） 2004年6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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