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
《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联合课题组编
2003年第76期（总第416期） 2003年10月24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
中国GDP可能被低估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3日的报道说，一些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官方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正开始形成共识，认为目前的GDP增长率可能低报了几个百分点。这些中外经济学家说，由于投资、银行贷款、基本建设和汽车制造均飞速增长，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达到11%左右，远远高出官方略高于8%的预测。
瑞士银行（UBS）驻香港的乔纳森·安德森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安德森说，他用银行内部系统来测算中国的GDP，结果显示，第三季度增长率为14.2%，如果考虑增长缓慢的农村经济和其它因素，则今年全年将接近11%。
瑞银的观点得到了中国一些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的支持，其中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和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吴敬琏在最近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2003年前六个月的经济增长率超过10%，而官方数据为8.2%，全年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超过政府预期。张军同意说，官方统计数据低报了经济增长率，并表示，GDP数据可能“比人们预计的要高”。
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的谢国忠认为，以附加值对GDP贡献的比重衡量，出口、房地产和汽车加起来约占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且三者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0%。电力消耗是衡量中国GDP增长率的主要独立指标之一，与2002年相比，到目前为止，今年电力消耗已经增长15%。由于非典危机，旅游及许多零售业在第二季度的很长时间处于停业状态。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尤其快。中国的工厂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出现间隙。这些经济学家大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既无法持续，也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意愿。政府目前正在收紧银根，试图控制信贷增长。
另据伦敦《卫报》10月18日报导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世界之冠，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两年内将可超越英国。
但是卫报同时也指出，北京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生产增长速度太快，使得经济面临过热的危险。据统计，今年1-9月的生产总值为7.9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今年的估计经济增长率为8.5%，是5年来最快速的增长。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将可于2005年底以前超越英国与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
该报引述企业界领袖的话说，中国已取代以往日本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发电厂”，因为中国境内的工厂从邻国进口大批原料，今年前9个月中国的进口大幅增加40.5%。这些工厂中有许多是由外国人投资设立，最新的例子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昨天宣布，将在重庆投资15亿美元设厂。卫报指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相对增加，例如一窝蜂兴建房屋与购置不动产的作法，让人担心经济过热，也暴露出银行贷款过度的问题。由于取得贷款太容易，今年一至九月中国的不动产投资增长了30.5%。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IMF：亚洲要维持经济增长应通过刺激内需来推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日前在新加坡（IMF）对亚洲区的经济前景乐观，称在中国和印度的带动下，进入2004年将会继续维持高增长。不过该组织认为，要维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本区域经济体应该通过刺激内需来推动增长，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国际货币基金研究部门的副主管罗宾臣分析了东盟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亚洲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的内需和外需在1999年到2003年期间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分析显示，本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推动，在这五年期间，只有两个季度的增长由外需带动。
罗宾臣在新加坡与经济学者及分析员讨论该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书时指出，从依赖出口转向以内需主导的经济复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认为美元汇率将会继续走软，而这个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需求平衡的重新调整，削弱亚洲区的出口竞争力。罗宾臣指出，美元兑六个主要工业国货币的汇率自1995年就呈现涨势，而今年来的调整只有10%，因此中期来说美元汇率还有下跌的空间。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助理董事经理许和意针对罗宾臣的呼吁，提出了他看法。他指出，许多亚洲国家已经陷入财政赤字、而利率也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因此在政策方面能做的已经不多了，内需的增长将依赖私人企业的回弹，而这是无法推动的。罗宾臣则指出，他并不鼓励利用短期的手法推动内需，他认为进行结构改革才是提高内需的途径。另一方面，罗宾臣也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问题表示关注，因为这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构成威胁。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就不断增加，2000年起，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超越工业国了，在2002年的比率超过70%，而工业国只是65%。罗宾臣表示，发展中经济体管理债务的能力不及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攀向高峰，令人担忧债务危机会不会重演。
（联合早报，2003.10.24）
APEC成员今年GDP增长中国最高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国中，预计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以中国的8%最高，新加坡以0.5%殿后。
根据这份研究报告，APEC会员国今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5%。超过这个数字的只有8个国家，依次是中国、越南、泰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菲律宾、秘鲁及智利。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及韩国以3.1%并列第一，香港以2.1%居次，新加坡以0.5%殿后。在美洲国家中，最高的是秘鲁4%，最低的是加拿大2.2%。APEC预测2003年GDP增长率排行榜为：中国8%、越南6.9%、泰国6%、俄罗斯6%、马来西亚4.1%、菲律宾4%、秘鲁4%、智利3.5%、印尼3.4%、台湾3.1%、韩国3.1%、美国3%、澳洲3%、文莱3%、墨西哥2.5%、加拿大2.2%、新西兰2.2%、香港2.1%、巴布亚新几内亚1.5%、日本0.8%、新加坡0.5%。
（中央社，2003.10.22）
制造业就业下降呈全球化趋势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已连续38个月出现下降，但一项最新报告显示，制造业就业问题并非美国的“专利”。实际上，从巴西到俄罗斯，甚至到中国，全球的制造业岗位都在减少。
美国纽约大联资本管理公司（A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P）的经济学家对全球20个主要经济体的就业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1995年至2002年期间，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2200万，降幅超过11%。
同美国人的传统观念恰恰相反，这项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的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11%。但同一时期巴西的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Alliance全球经济研究部负责人约瑟夫·卡森说，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卡森说，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竭力削减过剩的产能。“全球有太多的钢铁工厂，太多的汽车厂”，摩根大通公司驻香港的亚洲区首席经济师比尔·贝尔彻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制造业将出现新一轮的淘汰。”
一些美国制造商和劳工组织抱怨称，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正迅速流失，转移到中国等劳动成本低廉的亚洲国家。卡森说，部分美国就业机会正流向中国、印度等低成本的海外地区，这一点无庸置疑，但这只是局部现象，不能反映全球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全貌。卡森说，“美国政客们抛出的观点是，只有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在不断流失，而其它国家都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制造业人数下降的现象并非只限于美国。这是多年前就开始形成的一种全球化趋势。”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M)主席杰里·杰森诺斯基表示，他不能接受Alliance的研究结果。杰森诺斯基一直针对就业问题四方游说，希望获得布什政府的支持。他说，美国过去三年制造业人数的降幅同1982年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降幅相当，足见就业问题之严重。而中国的制造业人数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幅减少，但过去三年却呈现出上升的势头。杰森诺斯基说，将全球总的就业下降数字同美国一个国家的数字相对照，然后说“嘿，一切正常”，这种对比缺乏关联性和说服力。
然而，其它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全球趋势，并得出与卡森相近的结论。例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学家们发现，1990年至2001年，美国和其它OECD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9%。同Alliance的卡森一样，他们将此归因于生产率的提高，并指出，在整体就业人数下降的同时，发达国家正将剩余的产能转向价值更高的产品，如高科技产品。
于今年年初辞职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伯德在有关经济前景的讲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们好象把它当成一种独特的美国现象，”哈伯德说，“但实际上它所影响的范围远远大得多。”他将制造业就业下降的趋势同上个世纪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全球农业人口下降相提并论。据经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厄文(Douglas Irwin)提供的数据，从1910年到1990年，农业人口在美国总体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2%锐减至2.5%。同期英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从11%下降至2%，德国从34%下降至3%。
哈伯德认为，布什政府不应想方设法保护制造行业，而应当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如设立“再就业账户”，为需要接受再培训的工人提供资助，尽量缓解制造业工人向服务业转行的困难。
最近这些研究报告中，最出人意料的结果莫过于中国的制造业就业趋势了。2000年以来，虽然全球大多数地区就业形势严峻，但中国的制造业人数增加了250万。然而，如果将目前的就业人数同更早前的数字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人数则大幅下降。从1995年至2002年，中国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减少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其它许多国家的降幅。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制造业仍然规模庞大，效率低下，对该行业的重组将耗时多年。虽然中国新近成立的工厂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一些几近倒闭的国有工厂仍然有数百万的下岗工人在努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内部人口流动，并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隐患。
摩根大通的贝尔彻说，亚洲就业人口的减少说明，这些国家正迅速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的转型，并进一步向高科技和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过度。贝尔彻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性。未来新的就业机会将集中在服务行业。”
当然，并非全球各地的制造业工人都面临失业的危机。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制造业人数增长显着，虽然两国的基数相对较小。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人数激增，但随后开始逆转，目前该国制造业人数较1995年仅有小幅增长。卡森说，上述三国从地区性贸易协议中获益，而1994年的货币贬值也使墨西哥间接受益。
（WSJ，2003.10.23）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上市仍难解决中国国企治理问题
《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大陆即将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上市高潮，其中包括那些此前被严禁上市的行业。但怀疑人士认为，此轮新股发行不可能更为有效地解决中国大陆问题重重的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公司治理问题。
为期4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将10月15日闭幕，投资者预计此次会议将制定加速改革及立法，以推进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日程表。那些过去被认为过于敏感及存在问题的公司，主要是金融业大型公司现在正摩拳擦掌准备上市。预计此轮上市公司包括：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已经理顺账目，准备最终上市。动作更快的是中国三大保险公司，这三家公司正在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中国旗舰航空运营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及中国铁路运营商也可能是其中人选。
迄今为止，中国国有企业上市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中国大型电讯运营商及石油公司均已上市，钢铁、电力及纺织行业中的领头羊也榜上有名。过去十年中，股市在中国政府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通常采取的模式是：将一家国有企业重组成一家股份制公司，将公司部分股份上市，但政府会保留公司大部分股份。该战略使政府受益良多。公司通过上市筹集了大量资金，缓解了对银行贷款的严重依赖。而这些公司享受的强劲政府支持及作为中国经济代表的地位也保证了投资者对其股票的需求。
但批评家认为，中国政府将股市作为提款机，却不让国有企业通过痛苦的变革转变成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独立公司。中国政府坚持控股，这意味着即便是上市公司，最终也将对政府负责，而非对市场负责。这些批评家预计，新一轮国有企业上市也应该是大同小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刚明表示，他对新一轮国有企业上市颇为悲观。这些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不是为了发展其业务，而仅仅是为了解决其财务问题。通过躲在公开市场及真正独立公司之间的夹缝中，上市国有企业可以将亏损推到投资者身上，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市场对大型国有银行管理松懈的担忧尤为严重。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放贷总额约占中国银行业放贷额的60%。这些银行同时还受到严重的坏账问题困扰，这是过去发放贷款主要依照政策需要，而非商业考虑导致的恶果。迄今为止，仅有5家小型银行（大多为地区性银行）在国内上市，尽管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部分业务已经在香港上市。
一位高级证券监管人士称，四大国有银行正在进行上市前的账目审计。高盛（亚洲）执行董事胡祖六称，预计相关机构将在一个月内确定一份上市计划。他认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最有可能获准上市。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上市计划的一部分，政府一定会注入巨额资金，以帮助它们在上市前理顺账目。整个过程可能将历时两年。
胡祖六认为，政府将承诺大力推进金融改革。但他认为，若要银行上市，则必须对其经营方式进行范围更为广泛的审查。国有银行首次公开募股不仅是要筹集资金，而且是要将这些银行置于市场、投资者及媒体的监督之下。
检验新一轮上市是否有别于以往的第一块试金石将是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于11月于香港联交所上市，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运营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二大人寿保险运营商平安保险也将紧随其后。中国证券公司也正积极争取上市，迄今为止只有两家国内证券公司上市。但一些市场人士表示，由于面临过去两年股市下跌，并背负着投机操作和丑闻频出的恶名，预计证券公司不大可能在短期内上市。
行业分析师认为，除金融业之外，交通业也有望上市。航空公司方面，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早已上市，这两家公司均受益于近年中国经济及国内乘客旅行的增长，预计中国旗舰航空运营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也将借著这股东风成功上市。国有铁路运营商上市的计划也在商讨之中，这是铁道部改革的组成部分。
无论个别公司或行业具备何种优势，一些市场人士认为，现在上市，时机颇佳。今年中国经济正朝着最低增长8%的目标前进。中国经济令人吃惊的反弹能力（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至今年年初的非典型肺炎(SARS)），已经赢得投资者越来越多的青睐。高盛的胡祖六称，现在的股市是中国公司利用国际市场的最佳武器，目前的市场环境是九十年代初以来最好的时候。
（AWSJ，2003.10.15）
内地股市须降制度性风险
周八骏撰文指出，以发展亦即动态观点看，任何证券市场（其它金融市场也是）都需要随经济和金融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完善其制度，在这一意义上，制度性风险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当一国（地）证券市场（其它金融市场也是）被评定为成熟规范市场时，其制度应该是健全的，不应该存在直接源于制度缺陷的风险。（至多从发展观点看，有可能存在处于萌芽状态的制度性风险。）
中国内地至今未发生金融危机不等于其证券市场不存在制度性风险。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引发中国内地金融危机，除了应归因于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基本未对外开放外，还因为中国政府先于亚洲金融危机矫治了中国内地在1992至1993年上半年的金融混乱。
目前，中国内地证券市场主要有3类制度性风险：（1）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和相应的道德风险；（2）政府政策不确定风险。中国内地证券市场的发育和成长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和推动，而中国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和人民利益代表者又有其特殊利益和职责，于是，潜在利益冲突和角色多元使政府当局在关于证券市场或者涉及证券市场的政策措施方面不免出现摇摆甚或前后矛盾。此其一。其二，中国证监会尚未取得监管中国内地证券市场的独立地位，而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发展开放跟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紧密关联，中央政府各部委有时难免在关于证券市场的政策上因为不同的角度而发出不一致的声音。这一切在投资者眼里便是政府政策不确定风险；（3）股市升跌风险不对称和相应的投机风险。尽管中国内地证券市场还没有股指期货和股票现货的沽空（抛空）机制，股市上升的风险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尚无实际意义，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规范的证券市场上，股市上升与下跌的概率应该是相等的，亦即股市上升和下跌的风险应该是对称的。然而，在中国内地证券市场上，鉴于中国政府代表人民利益而投资股市已成为越来越多退休和下岗（失业）职工维持日常生活的收入来源，鉴于越来越多国企需要从股市筹资，政府政策措施便倾向于有利股市升和阻止股市急跌或大跌，从而，形成股市上升风险与下跌风险的不对称。这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相结合，助长投机风气盛行。
不能低估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风险的消极意义。（1）制度性风险妨碍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对外开放。中国内地证券市场至今对外开放度非常有限，就中国政府而言，除了担心本国金融机构比较境外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力外，还担心本国监管当局欠缺有效监管能力。二者固然不完全是因为内地证券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但跟其制度性缺陷有颇大程度的关联。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境外金融机构而言，长远看固然十分青睐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及其它金融分市场，但在目前，对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缺陷不无顾忌。仅A股的高市盈率，便使境外投资者对投资A股缺乏足够的兴趣。（2）一旦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制度性风险有可能转化为危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内地证券市场面临越益强大的开放压力，越要求开放，就越意识到它的基本制度存在缺陷，亟需改进和完善以控制和消除制度性风险。为消除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风险，必须克服具中国特色的若干特殊矛盾。中国当局必须妥善处理“规划”“监管”市场与“培育”“发展”市场的关系。应当坚持两项原则：第一，凡是应该让市场去做而市场也已大体具备客观条件的事情都应当让市场去做，譬如，国有股减持和流通问题就必须循此思路逐步而坚定地解决；第二，凡是必须由市场去做的事情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让市场尽快去做。譬如，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国证券业协会成为具法定独立地位的行业自律组织，也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变成具法定独立地位的市场和相应的一线监管机构。
中国政府应该尽可能让中国证监会成为中国内地证券期货市场唯一制订政策法规和执行监管的权威机构。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多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职责和利害关系，对于内地证券市场发展开放会产生或施加不同的影响，使后者的发展道路呈现一定的曲折。目前甚至今后一段时间都很难完全避免这一类情形。正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支持中国证监会成为内地证券期货市场唯一监管者；相应地，应该让中国证监会在制订关于中国内地证券期货市场的政策法规时扮演主导角色。
中国当局应该加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人员的专业化市场化。目前，中国政府当局已经开始引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监管人才，以及具有境外国际性投资银行工作经验的中国留学生，也已经开始从中国内地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会计师行、律师行等招聘具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来推动中国证监会的专业化市场化。有关做法应该加大力度并推广至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还应该改革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薪酬制度，与内地被监管机构的同等资历、相应职级专业人士的年薪相当，所需经费一部分由政府财政拨付，一部分由市场收费分成来承担。
在完善法规的同时，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有法必依。目前主要问题是执法力度不够。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大体已建立基本制度的框架，固然需要精细化和完善，但是，相比较更紧迫的任务是做到“有法必依”，加大执法力度。中国内地《刑法》对于惩治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法律不可谓不严，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差强人意。这固然跟司法腐败有一定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内地监管当局的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不够。执法必须公正和公平，查处对象应避免给人以挑选的印象，查处力度应避免给人以随政治形势或政策需要而变化的印象。
为消除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风险，还需要提高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加强从业人员行为规范。证券分析师必须提高职业道德水准，以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和推动公司治理。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交易所、各证券公司、各上市公司、媒体，都应该鼓励和支持证券公司研究机构分析师、独立谘询机构分析师客观公正地披露信息，严谨合理地预测股市（包括大势和上市公司股价）。社会应以此为准则，由专业人士和公众共同投票来评定年度最佳证券公司研究机构、最佳分析师。机构应以此为准则，来评定本机构分析师的职级、薪酬和奖金。
规范所有从业人员的证券投资行为，以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和抑制内幕交易。目前，中国内地有关法规禁止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但是实际上不少从业人员以各种方法规避了这一规定。与其禁而不止，不如开放禁令，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要求从业人员将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股票户口向所在公司或指定机构申报，以便于公司监督和监管当局监管；同时，加强从业人员涉及内幕交易的查处，以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和抑制内幕交易。
内地媒体应该成为促进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市场化规范化”的公器。首先，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固然有制度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跟媒体追求商业价值而忽视新闻真实有关。在新闻商业化背景下媒体应加强自律。上市公司分析报告一旦被视为广告，以类同广告方式来收费，其客观性便容易存疑。中国内地越益商业化的媒体应该视自己为公器，妥善平衡自身盈利与大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其次，当局应加强对媒体发表虚假或失实信息的查处。炮制或发布失实或虚假信息的分析师或上市公司固然必须查处，发表有关信息的媒体同样必须查处。为表扬先进，可由专业人士和公众投票评选年度最佳证券媒体和最佳媒体证券信息。
衡量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风险是否下降可以市盈率是否逐步下降为标的。沪深A股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市盈率长期严重偏高是制度缺陷的市场表现。纠正这一状况，可以由技术层面入手，譬如，增加如中石化一类的大公司发行上市，但是只能治标。治本之道，在于三管齐下：一是完全实施市场化定价原则，二是改善上市公司治理，三是改变投资风气和习惯，倡导价值投资的理念和作风。
（香港商报，2003.10.20）
（以上信息均采自公开媒体报道，不代表本课题组意见，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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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可能被低估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3日的报道说，一些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官方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正开始形成共识，认为目前的GDP增长率可能低报了几个百分点。这些中外经济学家说，由于投资、银行贷款、基本建设和汽车制造均飞速增长，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达到11%左右，远远高出官方略高于8%的预测。
瑞士银行（UBS）驻香港的乔纳森·安德森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安德森说，他用银行内部系统来测算中国的GDP，结果显示，第三季度增长率为14.2%，如果考虑增长缓慢的农村经济和其它因素，则今年全年将接近11%。
瑞银的观点得到了中国一些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的支持，其中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和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吴敬琏在最近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2003年前六个月的经济增长率超过10%，而官方数据为8.2%，全年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超过政府预期。张军同意说，官方统计数据低报了经济增长率，并表示，GDP数据可能“比人们预计的要高”。
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的谢国忠认为，以附加值对GDP贡献的比重衡量，出口、房地产和汽车加起来约占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且三者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0%。电力消耗是衡量中国GDP增长率的主要独立指标之一，与2002年相比，到目前为止，今年电力消耗已经增长15%。由于非典危机，旅游及许多零售业在第二季度的很长时间处于停业状态。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尤其快。中国的工厂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出现间隙。这些经济学家大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既无法持续，也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意愿。政府目前正在收紧银根，试图控制信贷增长。
另据伦敦《卫报》10月18日报导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世界之冠，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两年内将可超越英国。
但是卫报同时也指出，北京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生产增长速度太快，使得经济面临过热的危险。据统计，今年1-9月的生产总值为7.9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今年的估计经济增长率为8.5%，是5年来最快速的增长。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将可于2005年底以前超越英国与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
该报引述企业界领袖的话说，中国已取代以往日本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发电厂”，因为中国境内的工厂从邻国进口大批原料，今年前9个月中国的进口大幅增加40.5%。这些工厂中有许多是由外国人投资设立，最新的例子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昨天宣布，将在重庆投资15亿美元设厂。卫报指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相对增加，例如一窝蜂兴建房屋与购置不动产的作法，让人担心经济过热，也暴露出银行贷款过度的问题。由于取得贷款太容易，今年一至九月中国的不动产投资增长了30.5%。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IMF：亚洲要维持经济增长应通过刺激内需来推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日前在新加坡（IMF）对亚洲区的经济前景乐观，称在中国和印度的带动下，进入2004年将会继续维持高增长。不过该组织认为，要维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本区域经济体应该通过刺激内需来推动增长，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国际货币基金研究部门的副主管罗宾臣分析了东盟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亚洲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的内需和外需在1999年到2003年期间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分析显示，本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推动，在这五年期间，只有两个季度的增长由外需带动。
罗宾臣在新加坡与经济学者及分析员讨论该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书时指出，从依赖出口转向以内需主导的经济复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认为美元汇率将会继续走软，而这个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需求平衡的重新调整，削弱亚洲区的出口竞争力。罗宾臣指出，美元兑六个主要工业国货币的汇率自1995年就呈现涨势，而今年来的调整只有10%，因此中期来说美元汇率还有下跌的空间。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助理董事经理许和意针对罗宾臣的呼吁，提出了他看法。他指出，许多亚洲国家已经陷入财政赤字、而利率也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因此在政策方面能做的已经不多了，内需的增长将依赖私人企业的回弹，而这是无法推动的。罗宾臣则指出，他并不鼓励利用短期的手法推动内需，他认为进行结构改革才是提高内需的途径。另一方面，罗宾臣也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问题表示关注，因为这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构成威胁。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就不断增加，2000年起，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超越工业国了，在2002年的比率超过70%，而工业国只是65%。罗宾臣表示，发展中经济体管理债务的能力不及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攀向高峰，令人担忧债务危机会不会重演。
（联合早报，2003.10.24）
APEC成员今年GDP增长中国最高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国中，预计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以中国的8%最高，新加坡以0.5%殿后。
根据这份研究报告，APEC会员国今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5%。超过这个数字的只有8个国家，依次是中国、越南、泰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菲律宾、秘鲁及智利。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及韩国以3.1%并列第一，香港以2.1%居次，新加坡以0.5%殿后。在美洲国家中，最高的是秘鲁4%，最低的是加拿大2.2%。APEC预测2003年GDP增长率排行榜为：中国8%、越南6.9%、泰国6%、俄罗斯6%、马来西亚4.1%、菲律宾4%、秘鲁4%、智利3.5%、印尼3.4%、台湾3.1%、韩国3.1%、美国3%、澳洲3%、文莱3%、墨西哥2.5%、加拿大2.2%、新西兰2.2%、香港2.1%、巴布亚新几内亚1.5%、日本0.8%、新加坡0.5%。
（中央社，2003.10.22）
制造业就业下降呈全球化趋势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已连续38个月出现下降，但一项最新报告显示，制造业就业问题并非美国的“专利”。实际上，从巴西到俄罗斯，甚至到中国，全球的制造业岗位都在减少。
美国纽约大联资本管理公司（A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P）的经济学家对全球20个主要经济体的就业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1995年至2002年期间，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2200万，降幅超过11%。
同美国人的传统观念恰恰相反，这项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的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11%。但同一时期巴西的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Alliance全球经济研究部负责人约瑟夫·卡森说，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卡森说，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竭力削减过剩的产能。“全球有太多的钢铁工厂，太多的汽车厂”，摩根大通公司驻香港的亚洲区首席经济师比尔·贝尔彻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制造业将出现新一轮的淘汰。”
一些美国制造商和劳工组织抱怨称，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正迅速流失，转移到中国等劳动成本低廉的亚洲国家。卡森说，部分美国就业机会正流向中国、印度等低成本的海外地区，这一点无庸置疑，但这只是局部现象，不能反映全球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全貌。卡森说，“美国政客们抛出的观点是，只有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在不断流失，而其它国家都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制造业人数下降的现象并非只限于美国。这是多年前就开始形成的一种全球化趋势。”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M)主席杰里·杰森诺斯基表示，他不能接受Alliance的研究结果。杰森诺斯基一直针对就业问题四方游说，希望获得布什政府的支持。他说，美国过去三年制造业人数的降幅同1982年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降幅相当，足见就业问题之严重。而中国的制造业人数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幅减少，但过去三年却呈现出上升的势头。杰森诺斯基说，将全球总的就业下降数字同美国一个国家的数字相对照，然后说“嘿，一切正常”，这种对比缺乏关联性和说服力。
然而，其它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全球趋势，并得出与卡森相近的结论。例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学家们发现，1990年至2001年，美国和其它OECD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9%。同Alliance的卡森一样，他们将此归因于生产率的提高，并指出，在整体就业人数下降的同时，发达国家正将剩余的产能转向价值更高的产品，如高科技产品。
于今年年初辞职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伯德在有关经济前景的讲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们好象把它当成一种独特的美国现象，”哈伯德说，“但实际上它所影响的范围远远大得多。”他将制造业就业下降的趋势同上个世纪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全球农业人口下降相提并论。据经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厄文(Douglas Irwin)提供的数据，从1910年到1990年，农业人口在美国总体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2%锐减至2.5%。同期英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从11%下降至2%，德国从34%下降至3%。
哈伯德认为，布什政府不应想方设法保护制造行业，而应当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如设立“再就业账户”，为需要接受再培训的工人提供资助，尽量缓解制造业工人向服务业转行的困难。
最近这些研究报告中，最出人意料的结果莫过于中国的制造业就业趋势了。2000年以来，虽然全球大多数地区就业形势严峻，但中国的制造业人数增加了250万。然而，如果将目前的就业人数同更早前的数字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人数则大幅下降。从1995年至2002年，中国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减少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其它许多国家的降幅。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制造业仍然规模庞大，效率低下，对该行业的重组将耗时多年。虽然中国新近成立的工厂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一些几近倒闭的国有工厂仍然有数百万的下岗工人在努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内部人口流动，并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隐患。
摩根大通的贝尔彻说，亚洲就业人口的减少说明，这些国家正迅速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的转型，并进一步向高科技和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过度。贝尔彻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性。未来新的就业机会将集中在服务行业。”
当然，并非全球各地的制造业工人都面临失业的危机。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制造业人数增长显着，虽然两国的基数相对较小。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人数激增，但随后开始逆转，目前该国制造业人数较1995年仅有小幅增长。卡森说，上述三国从地区性贸易协议中获益，而1994年的货币贬值也使墨西哥间接受益。
（WSJ，2003.10.23）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上市仍难解决中国国企治理问题
《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大陆即将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上市高潮，其中包括那些此前被严禁上市的行业。但怀疑人士认为，此轮新股发行不可能更为有效地解决中国大陆问题重重的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公司治理问题。
为期4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将10月15日闭幕，投资者预计此次会议将制定加速改革及立法，以推进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日程表。那些过去被认为过于敏感及存在问题的公司，主要是金融业大型公司现在正摩拳擦掌准备上市。预计此轮上市公司包括：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已经理顺账目，准备最终上市。动作更快的是中国三大保险公司，这三家公司正在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中国旗舰航空运营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及中国铁路运营商也可能是其中人选。
迄今为止，中国国有企业上市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中国大型电讯运营商及石油公司均已上市，钢铁、电力及纺织行业中的领头羊也榜上有名。过去十年中，股市在中国政府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通常采取的模式是：将一家国有企业重组成一家股份制公司，将公司部分股份上市，但政府会保留公司大部分股份。该战略使政府受益良多。公司通过上市筹集了大量资金，缓解了对银行贷款的严重依赖。而这些公司享受的强劲政府支持及作为中国经济代表的地位也保证了投资者对其股票的需求。
但批评家认为，中国政府将股市作为提款机，却不让国有企业通过痛苦的变革转变成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独立公司。中国政府坚持控股，这意味着即便是上市公司，最终也将对政府负责，而非对市场负责。这些批评家预计，新一轮国有企业上市也应该是大同小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刚明表示，他对新一轮国有企业上市颇为悲观。这些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不是为了发展其业务，而仅仅是为了解决其财务问题。通过躲在公开市场及真正独立公司之间的夹缝中，上市国有企业可以将亏损推到投资者身上，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市场对大型国有银行管理松懈的担忧尤为严重。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放贷总额约占中国银行业放贷额的60%。这些银行同时还受到严重的坏账问题困扰，这是过去发放贷款主要依照政策需要，而非商业考虑导致的恶果。迄今为止，仅有5家小型银行（大多为地区性银行）在国内上市，尽管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部分业务已经在香港上市。
一位高级证券监管人士称，四大国有银行正在进行上市前的账目审计。高盛（亚洲）执行董事胡祖六称，预计相关机构将在一个月内确定一份上市计划。他认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最有可能获准上市。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上市计划的一部分，政府一定会注入巨额资金，以帮助它们在上市前理顺账目。整个过程可能将历时两年。
胡祖六认为，政府将承诺大力推进金融改革。但他认为，若要银行上市，则必须对其经营方式进行范围更为广泛的审查。国有银行首次公开募股不仅是要筹集资金，而且是要将这些银行置于市场、投资者及媒体的监督之下。
检验新一轮上市是否有别于以往的第一块试金石将是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于11月于香港联交所上市，中国最大的人寿保险运营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二大人寿保险运营商平安保险也将紧随其后。中国证券公司也正积极争取上市，迄今为止只有两家国内证券公司上市。但一些市场人士表示，由于面临过去两年股市下跌，并背负着投机操作和丑闻频出的恶名，预计证券公司不大可能在短期内上市。
行业分析师认为，除金融业之外，交通业也有望上市。航空公司方面，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早已上市，这两家公司均受益于近年中国经济及国内乘客旅行的增长，预计中国旗舰航空运营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也将借著这股东风成功上市。国有铁路运营商上市的计划也在商讨之中，这是铁道部改革的组成部分。
无论个别公司或行业具备何种优势，一些市场人士认为，现在上市，时机颇佳。今年中国经济正朝着最低增长8%的目标前进。中国经济令人吃惊的反弹能力（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至今年年初的非典型肺炎(SARS)），已经赢得投资者越来越多的青睐。高盛的胡祖六称，现在的股市是中国公司利用国际市场的最佳武器，目前的市场环境是九十年代初以来最好的时候。
（AWSJ，2003.10.15）
内地股市须降制度性风险
周八骏撰文指出，以发展亦即动态观点看，任何证券市场（其它金融市场也是）都需要随经济和金融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完善其制度，在这一意义上，制度性风险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当一国（地）证券市场（其它金融市场也是）被评定为成熟规范市场时，其制度应该是健全的，不应该存在直接源于制度缺陷的风险。（至多从发展观点看，有可能存在处于萌芽状态的制度性风险。）
中国内地至今未发生金融危机不等于其证券市场不存在制度性风险。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引发中国内地金融危机，除了应归因于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基本未对外开放外，还因为中国政府先于亚洲金融危机矫治了中国内地在1992至1993年上半年的金融混乱。
目前，中国内地证券市场主要有3类制度性风险：（1）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和相应的道德风险；（2）政府政策不确定风险。中国内地证券市场的发育和成长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和推动，而中国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和人民利益代表者又有其特殊利益和职责，于是，潜在利益冲突和角色多元使政府当局在关于证券市场或者涉及证券市场的政策措施方面不免出现摇摆甚或前后矛盾。此其一。其二，中国证监会尚未取得监管中国内地证券市场的独立地位，而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发展开放跟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紧密关联，中央政府各部委有时难免在关于证券市场的政策上因为不同的角度而发出不一致的声音。这一切在投资者眼里便是政府政策不确定风险；（3）股市升跌风险不对称和相应的投机风险。尽管中国内地证券市场还没有股指期货和股票现货的沽空（抛空）机制，股市上升的风险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尚无实际意义，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规范的证券市场上，股市上升与下跌的概率应该是相等的，亦即股市上升和下跌的风险应该是对称的。然而，在中国内地证券市场上，鉴于中国政府代表人民利益而投资股市已成为越来越多退休和下岗（失业）职工维持日常生活的收入来源，鉴于越来越多国企需要从股市筹资，政府政策措施便倾向于有利股市升和阻止股市急跌或大跌，从而，形成股市上升风险与下跌风险的不对称。这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相结合，助长投机风气盛行。
不能低估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风险的消极意义。（1）制度性风险妨碍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对外开放。中国内地证券市场至今对外开放度非常有限，就中国政府而言，除了担心本国金融机构比较境外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力外，还担心本国监管当局欠缺有效监管能力。二者固然不完全是因为内地证券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但跟其制度性缺陷有颇大程度的关联。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境外金融机构而言，长远看固然十分青睐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及其它金融分市场，但在目前，对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缺陷不无顾忌。仅A股的高市盈率，便使境外投资者对投资A股缺乏足够的兴趣。（2）一旦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制度性风险有可能转化为危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内地证券市场面临越益强大的开放压力，越要求开放，就越意识到它的基本制度存在缺陷，亟需改进和完善以控制和消除制度性风险。为消除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风险，必须克服具中国特色的若干特殊矛盾。中国当局必须妥善处理“规划”“监管”市场与“培育”“发展”市场的关系。应当坚持两项原则：第一，凡是应该让市场去做而市场也已大体具备客观条件的事情都应当让市场去做，譬如，国有股减持和流通问题就必须循此思路逐步而坚定地解决；第二，凡是必须由市场去做的事情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让市场尽快去做。譬如，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国证券业协会成为具法定独立地位的行业自律组织，也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变成具法定独立地位的市场和相应的一线监管机构。
中国政府应该尽可能让中国证监会成为中国内地证券期货市场唯一制订政策法规和执行监管的权威机构。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多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职责和利害关系，对于内地证券市场发展开放会产生或施加不同的影响，使后者的发展道路呈现一定的曲折。目前甚至今后一段时间都很难完全避免这一类情形。正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支持中国证监会成为内地证券期货市场唯一监管者；相应地，应该让中国证监会在制订关于中国内地证券期货市场的政策法规时扮演主导角色。
中国当局应该加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人员的专业化市场化。目前，中国政府当局已经开始引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监管人才，以及具有境外国际性投资银行工作经验的中国留学生，也已经开始从中国内地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会计师行、律师行等招聘具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来推动中国证监会的专业化市场化。有关做法应该加大力度并推广至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还应该改革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薪酬制度，与内地被监管机构的同等资历、相应职级专业人士的年薪相当，所需经费一部分由政府财政拨付，一部分由市场收费分成来承担。
在完善法规的同时，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有法必依。目前主要问题是执法力度不够。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大体已建立基本制度的框架，固然需要精细化和完善，但是，相比较更紧迫的任务是做到“有法必依”，加大执法力度。中国内地《刑法》对于惩治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法律不可谓不严，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差强人意。这固然跟司法腐败有一定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内地监管当局的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不够。执法必须公正和公平，查处对象应避免给人以挑选的印象，查处力度应避免给人以随政治形势或政策需要而变化的印象。
为消除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风险，还需要提高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加强从业人员行为规范。证券分析师必须提高职业道德水准，以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和推动公司治理。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交易所、各证券公司、各上市公司、媒体，都应该鼓励和支持证券公司研究机构分析师、独立谘询机构分析师客观公正地披露信息，严谨合理地预测股市（包括大势和上市公司股价）。社会应以此为准则，由专业人士和公众共同投票来评定年度最佳证券公司研究机构、最佳分析师。机构应以此为准则，来评定本机构分析师的职级、薪酬和奖金。
规范所有从业人员的证券投资行为，以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和抑制内幕交易。目前，中国内地有关法规禁止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但是实际上不少从业人员以各种方法规避了这一规定。与其禁而不止，不如开放禁令，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要求从业人员将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股票户口向所在公司或指定机构申报，以便于公司监督和监管当局监管；同时，加强从业人员涉及内幕交易的查处，以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和抑制内幕交易。
内地媒体应该成为促进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市场化规范化”的公器。首先，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固然有制度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跟媒体追求商业价值而忽视新闻真实有关。在新闻商业化背景下媒体应加强自律。上市公司分析报告一旦被视为广告，以类同广告方式来收费，其客观性便容易存疑。中国内地越益商业化的媒体应该视自己为公器，妥善平衡自身盈利与大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其次，当局应加强对媒体发表虚假或失实信息的查处。炮制或发布失实或虚假信息的分析师或上市公司固然必须查处，发表有关信息的媒体同样必须查处。为表扬先进，可由专业人士和公众投票评选年度最佳证券媒体和最佳媒体证券信息。
衡量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制度性风险是否下降可以市盈率是否逐步下降为标的。沪深A股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市盈率长期严重偏高是制度缺陷的市场表现。纠正这一状况，可以由技术层面入手，譬如，增加如中石化一类的大公司发行上市，但是只能治标。治本之道，在于三管齐下：一是完全实施市场化定价原则，二是改善上市公司治理，三是改变投资风气和习惯，倡导价值投资的理念和作风。
（香港商报，2003.10.20）
（以上信息均采自公开媒体报道，不代表本课题组意见，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2003年第76期（总第416期） 2003年10月2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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