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63期（总第1674期）2016年9月2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G20峰会的重点经济议题（一）

　　[导读：2016年9月4-5日，第十一次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G20峰会（G20 Summits）是金融危机后类似国际机制的产物。中国作为第十个轮值主席国，在杭州举办第十一次G20峰会。而当前G20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个什么状态？G20能够带来什么经济新信息？G20峰会的应该解决哪些全球经济的重点问题？让我们随着峰会的进程来跟进关注。]

　　G20峰会概况

　　二十国集团（G20）由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G20仅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国际金融货币政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世界经济发展等问题交换看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倡议下，G20提升为领导人峰会。2008至2009年的前三届峰会，全称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G-20 Leaders Summit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World Economy），其中2009年9月举行的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目前G20机制已形成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政金融部长会议“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

　　G20宗旨在于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展开对话，寻求建立标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G20由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等20方组成。

　　G20的构成考虑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平衡，人口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

　　另外G20也会邀请其他国家一起参加，目前为止，中国已邀请埃及、塞内加尔、乍得、哈萨克斯坦、老挝和泰国等国参与今年的杭州G20峰会。

　　表1：历届G20峰会简况

资料来源：G20官网等。

　　2016年以来，G20中国峰会举行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主要内容如下：

　　表2：2016年G20各项会议成果及内容

资料来源：G20官网等

　　G20峰会前全球面临的增长形势

　　9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9月4-5日的杭州G20峰会之前发布了政策报告，称2018年之前G20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2%这一目标“预计无法完成”。IMF指出，G20此前达成一致的结构改革进展缓慢，全球贸易减速也造成了增长迟缓。

　　IMF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长率为3.1%。但同时指出美国等主要国家的增长率略低于预期。报告认为“英国决定脱离欧盟后，金融市场虽然有所好转，但仍存在经济下行的风险”。

　　G20在2014年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在2018年之前将各国GDP总值较原有预期提高约2%的行动计划。IMF指出，因结构改革和投资动作迟缓，目前仅提高了1%左右，并强调此次的G20峰会需要提出更多的经济促进对策，比如追加财政措施等。

　　另外，美国总统大选等显现出的保护主义日渐高涨，导致全球贸易减速，IMF对此表示担忧。

　　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我们需采取强有力的政策，避免陷入低增长陷阱”的文章中写道，在中国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领导人将讨论一系列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增长疲软、不平等加剧以及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本次会议恰逢其时，对全球经济十分重要。政治上若出现摇摆不定将威胁到经济的开放，并且若不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世界增长可能会长期不尽人意。

　　2016年将是全球GDP增速连续低于长期均值3.7%（1990—2007年）的第5年，2017年则很可能是第6年。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当时经济转型带来的波及效应造成增长放缓），世界经济从未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这样疲软。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增速低于1990—2007年的平均值近1个百分点。许多国家仍受危机遗留问题的影响，如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积压、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受损等。结果是需求持续疲软。

　　需求疲软持续时间越长，对长期增长的威胁就越大，因为企业会削减产能，失业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以及重要的劳动技能丧失。需求疲软也损害了贸易，这使生产率的增长更加不尽如人意。

　　在供给侧，生产率放缓和不利的人口发展趋势都影响着潜在增长——这一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就已经出现。若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走强的期待减弱，它们的投资意愿就会降低，这将同时损害生产率和短期增长前景。

　　新兴经济体也在减速，但减速起始于过去十年的极高增速。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放缓，更多是回归其历史正常水平。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情况差别很大。例如在2015年，在四个最大的经济体中，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体的GDP增速介于7%和7.5%之间，而另外两大经济体（俄罗斯和巴西）的GDP增速则降低近4%。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因素：

　　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外需转向内需的再平衡过程中。虽然中国经济以可持续的速度稳步增长将最终有益于世界经济，但对于那些出口依赖中国需求的贸易伙伴而言，中国转型带来的成本高昂。这一过程也可能引发金融波动。

　　第二个与之相关的情况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这对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可支配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大宗商品出口国适应这一新情况的过程是艰难和漫长的。对一些国家而言，这要求其改变增长模式。

　　在全球增长疲软和不平等加剧的相互交织作用下，一种阻挠改革、各国采取内向型政策的政治气候在形成。在多个发达经济体，1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在过去二十年增长了40%左右，而最贫困人口的增长则极为缓慢。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尽管普遍强劲的收入增长抵消了不平等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拉加德表示，为避免陷入低增长陷阱，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以下是全球增长议程的主要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支持需求，那些处于产能之下的经济体应该这么做。近年来，这一任务大多委托给了中央银行。但货币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数家央行已达到或接近政策利率的实际下限。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时，若具备财政空间，则正是提升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绝佳时机。

　　第二个要素是结构性改革。在这方面各国还做得远远不够。两年前，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承诺开展改革，这些改革在之后五年将使这些国家的总体GDP规模额外提高2%。但近期评估显示，迄今为止所推出的措施，最多达到上述规模的一半——因此亟需推出更多改革。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若能根据各国的改革差距来确定改革优先顺序，且考虑各国的发展程度和所处经济周期的位置，则改革会最为有效。

　　第三个要素是再次振兴贸易，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撤销临时性的贸易壁垒来实现。人们很容易将一国遭受的全部痛苦归咎于贸易——但若抑制自由贸易，将会导致在过去数十年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的引擎熄灭。不过，为了让贸易使各方受益，政策制定者应通过再培训、技能培养以及为职业变动和地域流动提供帮助等形式，对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提供帮助。

　　最后，政策应确保增长能更广泛地被人们所分享。税收和福利应支持低收入人群并奖励劳动。许多新兴经济体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教育投资可同时提高生产率并改善低工资收入者的前景。

　　实施上述议程需要政治勇气。但若不作为，可能会逆转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因此使得过去数十年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扩散财富的引擎熄灭。

　　G20峰会：谁来承担改革的代价？

　　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组织的G20峰会专题讨论中，周浩认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困境，必须实施大规模结构性改革，但过去经验表明，结构性改革中掺杂过多的“逆周期性政策”。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整体经济的慢速增长已经进入了第九个年头，这已经超出了战后大约7.7年的平均放缓周期，更让大家担忧的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看到经济有明显的复苏势头。

　　持续的放缓导致了经济政策的谨慎。对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来说，尽管“刺激”是面对经济放缓的唯一选项，但“刺激”的规模和决心却开始下降。这是因为，第一，到目前为止，“刺激”的效果存在很大的疑问，以中国为例，“4万亿”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复苏，但却没能带来持续性的复苏，且“刺激”的后遗症十分显著；第二，多数经济体似乎仍然没有看到隧道口的亮光，因此也需要节省弹药；第三，大幅度降息和量化宽松，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利差不断收窄，盈利能力下滑，这也带来了金融风险的聚集。

　　从过去一段时间的讨论来看，除去常规性的对经济放缓的探讨之外，有三个议题会成为焦点：

　　第一，G20的首脑们要为声浪渐起的“去全球化”浪潮而头疼，在英国退欧之后，这股浪潮更加声势浩大，而G20作为全球合作的典范，如何应对这一股新浪潮，将为下一阶段的国际合作铸下烙印。中国作为东道主，必然也要借此机会来阐释自身的道路选择和愿景。从这个角度出发，世界主要国家与中国之间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竞合将很可能主导下一轮的国际形态。

　　第二，中国将如何应对对于“产能过剩”的全球批评。事实上，中国已经制定了规模庞大的去产能方案，但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去产能的进度缓慢却一直存在非常多的批评。但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需要照顾到平衡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等重要的利益关切，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的博弈必定会对世界经济版图造成影响。

　　第三，在过去的几年中，新兴市场遭遇了大规模的市场抛售，而目前这一轮抛售似乎已经进入尾声，这有利于增加新兴市场的发言权。但与此相对应，将是美联储加息的推迟和美元的走弱，这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即美元等主要货币一旦走弱，那么新兴市场的出口将面临困难，这又可能造成新一轮的竞争性贬值。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尽管G20仍有可能呼吁避免竞争性贬值，但在经济放缓的当口，难以奢求大家“自律”。

　　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表明，结构性改革中如何掺杂过多的“逆周期性政策”，似乎难以达到合意的效果。具体而言，现代货币和财政政策，强调“逆周期性调整”，即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和货币政策宽松来减轻经济下滑的痛苦，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过度的“逆周期”，导致了结构性改革的走形。比如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必须要伴随大量的低效率产能出清，但如果要保住就业，这些低效产能仍将以各种形式存在，并最终导致结构性改革的“四不像”。当然，这样的状况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强调“逆周期”固然没错，但谁来承担改革代价，却着实让人头疼。最后，我们似乎只能靠着吸食“量化宽松”来缓解自身的疼痛。

　　G20峰会能否释放开放与改革信号？

　　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认为，在“通过创新驱动增长”和共同反对保护主义这两个重点问题上，G20仍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

　　柯慕贤在给《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说，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80%的20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将在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下汇聚一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连续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7月份进行了第五次下调，这也是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直接结果。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又处低位，仅为3.1%，不足以为持续稳定市场以及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创造足够的条件。

　　更令人不安的是全球贸易的前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估计只有2.8%。因此，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再次显著慢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顺便提一下，2015年欧洲对世界贸易增长贡献最大，领先于亚洲。

　　在此形势下，轮值主席国中国正确地为本届G20峰会确定了重点：以创新驱动增长，以及为了再次扭转不良趋势，所有G20成员国要明确承诺反对保护主义。

　　德国将于2016年12月1日继中国之后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德国支持中国提出的各项重点议题。可持续增长也将是德国在主席国任期内的核心议题。这方面还包括迅速落实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发展议程（2030年议程）以及共同应对日益影响经济发展的全球健康问题（如埃博拉病毒或当前的寨卡病毒）。德国G20政策的另一个重点是共同应对难民问题的起因。这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全球性和全人类的问题。

　　而在“通过创新驱动增长”和共同反对保护主义这两个重点问题上，仍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

　　一、以创新、特别是数字经济驱动增长离不开数字开放性。创新，包括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庞大的资源，而且需要正确的框架条件。关键是要有一个围绕始终稀缺的资源可以展开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样重要的还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科研的自由空间。此外，安全、快速的数据流对工业4.0等数字经济的未来核心领域至关重要。在数字化生产领域，因为机器与机器的沟通越来越多，必须绝对保证工业数据不被第三方操纵或窃取。在一个全球联网生产的世界里，数据还必须可以跨境自由流动。强制性的数据本地化，国家机构审阅加密模式，以及禁用非国产和不受国家监控的加密系统等在中国等国可以观察到的势态，正在极大地阻碍着工业4.0、物联网和其他数字增长动力领域合作的扩大。因此，如果G20讨论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这些问题也应该同样被考虑进去。

　　二、有效对抗保护主义需推行结构性改革。在增长乏力的时代，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经合组织（OECD）在其上一份有关G20国家的报告中指出，G20成员国的保护措施呈现出令人警惕的日益增多趋势。2016年每月新增的保护措施数量创2009年以来之最。而2009年以来采取的保护措施仅有一小部分被撤销。反之，贸易便利化措施数量则一直不及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除了贸易方面的传统措施外，近年来针对一些特定投资的限制措施也在不断增加。

　　G20可以为扭转这一局面释放强有力的信号。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集体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投资限制，中国对于G20的这一基本主张正当其时。中国可以通过加快其已宣告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彰显立场。首当其冲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同中国本土私营企业以及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备受优待的中国国企是妨碍公平竞争的头号障碍。中国私营企业长期以来在国内投资领域谨慎克制。

　　必须迅速实行改革的另一原因是，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回归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中国和其他国家不能指望单纯靠增长克服结构性问题。如果中国对国企进行认真切实的改革，这将极大地推动关于扩大全球经济开放性的辩论。对于下列核心问题，能够起到解决作用：

　　一，几乎完全由国企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二，营造国企和私企的公平竞争环境，有助于消除国外因中国企业收购高科技公司而引发的担忧情绪，如收购机器人公司库卡。德国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对此收购案发出禁令，未来也不会如此。但是开放必须是对等的。三，这将激励民间投资，包括中国和外国公司。这一点对于数字产业的发展机遇尤为重要。私人企业对于数字产业的推动远远胜于国家，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是如此。而且，这也将有助于营造总体上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

　　G20峰会应关注全球贸易新常态

　　全球贸易结构巨变，“美国核心”的旧结构已被中美德新结构取代，各国应关注四大核心问题。这是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余心玎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阐述的观点。

　　鞠建东、余心玎认为，推进全球贸易增长是今年的G20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随着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减缓，国际社会以及各界人士开始对全球贸易态势的判断进行争论。近年贸易增速下滑，是周期性的短期变化，还是常态性、结构性的中长期演变？

　　回看历史，从1980-2011年，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9%，同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为7.3%，是前者的2.5倍；2012年以后，连续4年贸易增长率跌到GDP增长率之下。回顾1980-2011年的全球贸易数据，30年间曾7次出现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情况。然而，除80年代初的连续3年低迷之外，其余各次的持续时间均仅限于当年，且其后均伴有明显的贸易回弹。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由此可见，全球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贸易核心国发生了变化。在2012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2000年美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达到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的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的6.51%之和还要多；美国也一直是全球最多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2000年有47个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核心国地位显而易见！但是，2013年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2015年全球三大贸易国依次变为中国、美国、德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11.9%、11.5%、7.2%，三国也各自成为24、21、2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已经被中国、美国、德国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

　　此外，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全球贸易正越来越体现为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全球贸易正在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在1995年，亚洲各国（地区）大部分以日本（JPN）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大多以德国（DEU）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价值链已经显现，而亚洲贸易大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都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价值链的态势尚不明显，所体现的更多是美国全球价值链在亚洲的分工。

　　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在这17年间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中国，且中国的核心地位更为明晰、稳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都转而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依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贸易增速的减缓实际上反映了这种结构的变化。美、德、日、英、法等国在1980-2011年的平均货物贸易增长率分别为6.8%，6.6%，6.0%，5.5%，5.5%。而在同一时期，贸易出现高速增长的国家主要包括越南16.8%，中国15.9%，印度11.9%，泰国11.4%，韩国11.2%等。印度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垂直转移，而越南、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高速增长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

　　综合来看，从1995年到2012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资源国家推动，源于四个因素：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第二，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三，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关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关税从平均45%以上降到本世纪的15%以下，而WTO的成立，以及全球20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更使得大量的区域内关税降至为零。第四，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

　　在以上四个因素中，中国都是决定的力量，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第一，中国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体系；第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交通运输技术及基础实施条件的突飞猛进迅速地降低中国的贸易技术成本；第三，中国进入WTO之后的贸易制度成本也大幅下降；第四，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制造加工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四个因素推动了全球贸易从“美国核心”到“中、美、德三足鼎立”，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到北美、欧洲、亚洲的区域价值链这两大结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亚洲国家的贸易高速增长正向发达国家的相对平缓的贸易增长回归。

　　中国现在的贸易增速趋缓，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贸易增速趋缓很相似。从1955年到1975年，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达到70-75年的平均23%的惊人增长率。此后逐年向下，从80年代开始回归到发达国家的6%左右的平均值。日本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停滞现象与70-75年这一贸易增长的拐点同步出现。日本“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大致位于1970年前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促使日本转变增长模式，从低劳动要素价格推动的高增长阶段，逐渐向依赖资本及技术的稳定增长阶段过渡。

　　1958年中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量最为接近，两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2.33%和2.62%；之后日本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于1993年达到峰值7.85%，其后逐年下降并于2004年被中国反超。至2015年，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量降至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时至2011年，中国也来到了“刘易斯拐点”，贸易增长率也开始下降。但显著不同的是，日本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峰时，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额，均与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未能改变“美国核心”的旧格局。中国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贸总量已稳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亦达到全球第二。“美国核心”的旧格局已被打破，而东亚、北美及欧洲“三足鼎立”的新经贸格局已经开启。

　　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

　　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四个因素也在2012年左右发生变化。第一，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进入“刘易斯”拐点；第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在中国进入平稳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时期内难以迅速改变；第三，主要国家的利益出现分化，在此背景下，推动全球进一步开放的各类贸易谈判举步不前、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第四，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正向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转化，全球垂直分工的结构发生变化。

　　在新的常态下，我们仍旧能够看到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曙光，这也应该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关注的四大核心问题：第一，分散在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是否能顺利地进入世界生产体系，成为世界生产体系中的有效劳动力；第二，由互联网技术、智能生产技术等推动的这一波新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再一次大规模地降低全球贸易的技术成本；第三，主要贸易大国，尤其是美、中、德、日、印，能否适应全球生产结构从“美国核心”向区域结构化转变，合作而不对抗，找到协调各自利益差别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降低贸易制度成本，推动全球贸易进一步发展；第四，有别于70年代的日本，中国能否在亚洲价值链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亚洲国家沿亚洲价值链实现区域生产分工，而日本又是否能顺应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相伴而行，合作而不对抗，和中国一起实现东亚经济的深度合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