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62期（总第1673期）2016年8月29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全球央行共商难解之题 全球四大银行合作研发新数字货币 利用“资产基因”释放隐性资本 日本会否直升机撒钱？ 中国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改革 中国股市上演骤变前的平静？ 全球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政策？

经济热点

　　全球央行共商难解之题

　　[摘要：全球央行官员聚会美国怀俄明州，讨论如何加大央行应对下次经济衰退的政策火力。央行官员就该如何守护经济长期增长，展开热烈讨论。]

　　据路透报道，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官员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召开的三天会议上深入讨论了货币市场存在的问题和利率问题，并向政府的同僚提出了共同的请求：帮帮忙吧。

　　面对低增长、低通胀、以及低利率的环境，美联储（Fed）、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当选的国家领导人不进一步采取大胆举措，那么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努力可能止步不前。这些举措包括日本的移民改革，还有欧美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期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等。

　　他们表示，若没有这些举措，将很难让市场和家庭相信情况会好转，也很难让人气扭转；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改善全球经济表现需要人气好转。在周六的讨论会上，与会者认为对通胀与经济其他方面的低迷预期，是增加央行实现通胀目标难度、并使日本与欧洲前景黯淡的一个核心问题。

　　欧洲央行执委科尔称，该行努力防止通胀预期长期偏向“任何一边”，既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但欧洲各国政府的经济改革步伐缓慢使其政策效果打折。“自2007年以来的结构性改革既不完整又心不在焉。这对支持推升通胀预期并无帮助，反而让人安于通胀趋缓的预期心理，”科尔说。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称，他一直与首相安倍晋三定期开会，谈论有关日本接受更多移民的问题，也讨论了为改善经济增长潜力必须在其他政治敏感问题上做出何种调整。目前日本经济年增长率估计仅约为1%。

　　耶伦就可能实施的货币政策改革作主旨演讲时，在最后一页列出了一系列她认为有助于经济的财政及结构性政策。

　　财政政策虽不是本次会议的正式议题，但在决策者仔细思索全球后危机时代的政策时，财政政策不时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令人忧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家庭以及企业态度已趋保守，对未来增长以及通胀的预期都很低，所以他们并未对各家央行出台的政策作出预期中的反应。这些政策举措包括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现金，承诺实现通胀目标并期望人们相信他们能做到。

　　黑田东彦承认家庭并未改变预期，并称日本央行准备继续努力弄清如何促使这些预期改变。按照现代货币理论，家庭和企业预期在支出和投资决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影响通胀和增长。“日本通胀情况依然脆弱，”黑田东彦称，“长期通胀预期可能尚未锚定”在央行2%的目标水平上。

　　对预期的担忧是个悖论。例如，美联储1970年代艰难地对抗通胀，上调利率至引发衰退的水平，最终赢得外界对其控制物价上涨能力的信任。

　　一些央行仍怕失去信誉。但他们也在寻找让经济走出低谷的方法，采取财政举措可能是个办法。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Christopher Sims在午餐会上称，决策者被告知，可能需要实施大规模计划，达到足以让纳税人震惊到改变对未来的看法、转而持通胀观点的程度。“财政扩张举措可以替代无效的货币政策，”Sims说，“这需要出现以产生通胀为目标和条件的赤字。而填补赤字的资金来源必须是未来的通胀，而不是未来削减税收或支出。”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想法是否会流行。但广泛共识是，政府的另外一边可能还需要加强努力。

　　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Ricardo Reis在杰克森霍尔发表的一份学术论文认为，当通胀处在低位时，美联储可以减少对银行业准备金利息的给付，以促使银行增加放贷。

　　Reis在他的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新办法，着眼于美联储对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所付给的利息上面，若采用该办法，或许可以自然而然地达成央行维持2%通胀率的目标。

　　银行目前存放在美联储的资金约有2.6万亿美元，联储为应对2007-2009年衰退时大量买入债券，这一期间银行的准备金规模也急剧膨胀。美联储目前为银行业存放的准备金支付0.5%的利息，部分批评人士认为太过大方。美联储利用准备金利率，防止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超过其目标区间，并仰赖逆回购操作设定底部。

　　但根据Reis的建议，美联储可利用准备金利率作为一个刺激机制，让利息支付与通胀率挂钩。当经济疲弱且物价上涨较缓慢时，这个方法将鼓励银行业放贷。“当央行承诺的准备金利息较低时，准备金的投资吸引力就会下降，因此银行业者将...减少存放准备金，转而放贷，”Reis在论文中写道。

　　因为物价变化而带动的银行业放贷变化，可能有助美联储维持通胀率符合目标。最近几年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通胀率异常低，决策者担心经济易受通缩损害。Reis表示，他的建议“有些激进”，在尝试之前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他还研究了美联储是否能通过所谓的“直升机撒钱”来刺激经济，这种方式可以让美联储印钞、并向政府提供无需偿付的资金以进行支出。Reis指出，直升机撒钱可能没有用，因为美联储已经将利润注入政府，如果实施直升机撒钱，则会减少这种资金转移，从而导致政府未来削减支出。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全球四大银行合作研发新数字货币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瑞银研发“多功能结算币”，并联手德银、桑坦德、纽约梅隆银行向各国央行推介这一理念，争取2018年初投入商用。全球最大的四家银行已经开始合作研发一种新形式数字货币，他们相信这种数字货币将成为利用区块链（blockchain）清算和结算金融交易的行业标准。区块链是支撑比特币（bitcoin）背后的技术。

　　率先研发出“多功能结算币”（utility settlement coin）的瑞银（UBS），已联手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桑坦德银行（Santander）、纽约梅隆银行（BNY Mellon）——以及经纪公司毅联汇业（ICAP）——一道向各国央行推介这一理念，争取在2018年初将其投入商用。

　　此举是一组大型银行首次联手就一种具体的区块链技术进行合作，以充分利用分散化的计算机网络的威力，提高金融市场运转效率。

　　“如今，银行与机构间的交易困难、耗时且费用巨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拥有庞大的后台办公室，”桑坦德银行研发与创新主管胡利奥?福拉（Julio Faura）说，“这样做可以精简运作，提高效率。”

　　区块链技术是一套复杂的算法，让所谓的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无需中央账本即可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电子交易和验证。

　　起初因担心欺诈而持怀疑态度的银行，如今正在探索如何利用这项技术加快后台结算系统的速度，腾出捆绑在支持全球市场交易上的巨额资本。

　　奥纬咨询（Oliver Wyman）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金融业每年清算和结算交易的总成本估计在650亿至800亿美元之间。

　　由对冲基金投资者和交易高管创立、总部位于伦敦的SETL公司，也力求利用与各国央行直接连接的数字货币为金融市场结算支付。

　　花旗集团正在研究自己的“Citicoin”解决方案，高盛已经为可以让交易近乎瞬间完成结算的“SETLcoin”申请了专利。摩根大通也在推进类似项目。

　　多功能结算币基于由Clearmatics Technologies研发的一种解决方案，旨在让金融机构无需等待传统转账完成就可以为证券进行支付。他们会在各央行将数字货币转换成现金。

　　利用区块链存储的数字货币，可以与被交易的证券迅速实现交换。

　　瑞银金融科技创新主管海德尔?杰弗里（Hyder Jaffrey）说：“你需要一种分布式账本上的数字货币，才能从这些技术中获得最大效益。”他表示，项目团队的目标是在2018年初投入“有限、低风险”的商用。

　　美联储、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等央行都在考察数字货币的潜在好处。但各方仍存在对其安全性以及对银行业稳定性影响的担忧。

　　（FT中文网，2016.8.24）

　　利用“资产基因”释放隐性资本

　　据麦肯锡Janna de Groot、Ashay Prabhu的研究，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各国都需要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而且步伐正在加快。目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为每年2.5万亿至3万亿美元，远低于2030年6万亿美元的年均需求目标。

　　翻新维护现有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同样迫切，且成本昂贵。一旦某类资产，无论是道路、桥梁、管道或轨道老化超过一定程度，就进入了生命周期的“失效区”。此类资产的维护成本高，将进一步增加财政压力。此外，这类尚未翻新的基础设施，其功能性也大幅下降。

　　适时对现有基础设施投入资金，可以降低进入失效区的资产比例。当资产的生命周期到达这一关键时刻则必须投入大笔紧急资金。资产生命周期中的某一时间点是进行翻新投资的关键节点，留意这些关键节点的相关因素，则可以避免大笔紧急支出，从而为新项目释放资金。作者提出了“资产基因”的概念并加以阐释，并解释了该概念是如何为此提供帮助的。

　　基础设施资产的特性如其地理位置、建筑材料、使用情况统计数据、实际状况和维护历史等共同构成其DNA，或称资产基因。这些因素决定了资产的老化速度和使用时间。利用资产基因密码中内含的数据可以帮助优化支出，从而减少未来的成本。

　　试想一家管理着价值100亿美元成千上万个资产组合的铁路网络运营商。通常情况下，资产组合每年以3%到4%的速度老化，即每年减值3.5亿美元。借用资产基因有助于确定对适当资产进行更新投资的时机，将老化速度降低一半，并且无需额外花费。

　　实现这一目标有三个步骤。

　　1. 了解资产的特性

　　这意味着需要整合通过实地考察、调查和数据采集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如资产寿命、地理位置和状况。例如，某铁路所有者或运营商需要了解它都拥有何种资产、它们在何处以及如何根据建筑材料、位置和用途等特征进行细分。随后画出各个细分类型的生命周期走势图，包括平均使用寿命以及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常规维护成本。所有者或运营商再使用目前的状况数据来确定每个资产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2. 制定框架

　　下一步便是利用内部和外部专家的专业知识来创建工作框架，评估不同方案，确定各个细分资产类型（生命周期早期、中期或晚期）实施干预的时间。制定框架的目的在于明确合适投资的不同时间点、处理成本以及对整体资产组合维护成本的影响。对于铁路运营商来说，需要了解轨道修复的成本、效益和最佳时间，而这一成本远低于轨道更换成本。

　　3. 决定采取何种行动

　　上述框架可以提供清晰的可用方案。此时，应当利用金融优化模型来确定整个资产组合中最佳干预手段的构成。可使用计算机软件来确定投资类型和时间，以及实现最低的翻新维护成本和提供最佳服务所需的投资。

　　采取以上这三个步骤可以降低进入失效区的资产比例，从而大大减少翻新和维护成本。

　　发达国家几乎每个机构都掌握着资产基因所需的数据，只要把这些信息汇集在一起就好了。了解资产基因有助于基础设施所有者和运营商随时做好充分准备，借助科技的力量——尤其是相关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物联网推动基础设施资产智能化，使其能够与智能系统进行实时信息通讯。目前，卫星可探测漏水，无人机可检查电源线，装有激光装置的车辆可评估路况。而今所缺乏的是以结构化方式应用数据来提升未来产出的能力。

　　在未来十年，这一状况将发生改变，智能资产将学会自我监测和评估。资产基因数据，例如管道每年受损次数、桥梁结构的振动、或者泵的噪声和仪表读数——将连续不断地更新。系统将利用预测分析来优化从简单检查到全面更换的全部所需工作。当基础设施运营商试运行一项新资产时，其预期寿命及性能、处理情况和故障率将从一开始就得以呈现和进行优化，并使用实时数据持续校准。

　　基础设施并不只是由砖头、砂浆、混凝土和钢筋构成的。它与信息有关，而这一点常常未得到充分认识。通过了解资产DNA并利用这些信息，基础设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维持更长的时间，从而释放投资新项目的资金。

　　（麦肯锡?洞见，2016.08.26）

中国经济

　　中国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改革

　　据路透报道，在中国现阶段涉足深水领域的改革中，财税改革因涉及面广，改革方案既要考虑专业性又要兼顾社会性毫无疑问是最难的；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的改革，又因涉及国家治理结构方方面面的重新架构，更是难中之难。

　　中国8月24日公布的国务院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显然是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财税改革时间表上的任务来推进。但因财税改革从预算制度，税制到财政体制整个改革链条本质是环环相扣，当前两项改革任务尚在进行中，链条终端的中央地方财事权划分也只能是先搭框架而已。

　　根据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深化财税改革的三大路径。

　　根据时间表要求，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其中预算改革着眼解决“钱怎么管”问题，税制改革解决“钱怎么筹”问题，财政体制改革则解决“钱怎么分”问题。

　　从时间进程看，2015年1月1日中国实施新的预算法，2016年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虽是财税改革大手笔，但总体上仍处于“钱怎么管”和“钱怎么筹”的探索中。

　　尤其在地方主体税种——营业税今年5月1日全面取消后如何确保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培育地方主体税种政策思路尚不明确，在此前提下出台的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改革指导意见，更像是要按时间表完成任务，指向性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坚持财政事权由中央决定，在完善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机制基础上，明确中央在财政事权确认和划分上的决定权，适度加强中央政府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和能力，维护中央权威。

　　此举显然也是配合中国现行的国家治理框架。只是在中国正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阶段，需要政府调控和市场自发调节的边界尚待理清，再梳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利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此外，在中国现行中央集权管理制度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像大家庭的“父与子，”地方负债中央兜底也屡屡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在建设一些外溢性强，又涉及数个省市的重大建设项目时，要完全划清中央与地方各自要承担的权责显然更难。

　　尤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更需要政府提供医疗，社保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来兜底。这在中国目前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区域经济差距在不断拉大的现实背景下，也注定必须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帮危济贫。

　　因此如何在中央地方财事权划分的大框架下平衡各地方的利益，兼顾财政的效率与公平，考验决策制订者的智慧。

　　指导意见就指出，通过有效授权，合理确定地方财政事权，使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与政府管辖区域保持一致，激励地方各级政府尽力做好辖区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和保障，避免出现地方政府不作为或因追求局部利益而损害其他地区利益或整体利益的行为。

　　同时指导意见也给出了改革时间表，2016年选取国防、外交等领域率先启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2017-2018年争取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19-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领域改革，梳理需要上升为法律法规的内容，适时制修订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推动形成保障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

　　（Reuters，2016.8.25）

　　中国股市上演骤变前的平静？

　　上海股市呈现出胶着状态。尤其是8月22日以来，因没什么利空或利好消息，成交额急剧减少，上证综合指数在3100点附近的极小范围内徘徊。这难道是骤变来临前的平静吗？

　　“中国平静”，欧洲金融巨头瑞银集团（USB）这样形容最近中国股市的气氛。瑞银在8月23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投资者对中国风险的认识已经下降至接近不关心的程度”。据称其中原因是，与令全球市场陷入一片混乱的年初相比，投资者越来越对中国政府的经济、货币和市场管理能力感到放心。

　　实际上，支撑当前上海股市的是对政策的期待。中国政府日前批准两家国有水泥企业合并，此外还出台了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的政策，以挽留市场的关注。中国将在9月上旬举办二十集团（G20）峰会，股价的下跌似乎不是时候。

　　当然，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包括已实施的措施在内，推高股价的效果有限。不清楚犹豫不定的行情将持续至何时，但僵持之后迎来骤变也是行情可能存在的节奏。

　　历史波动率（historical Volatility，HV）被作为显示指数波动剧烈程度的指标。越是市场平稳时越低，而在动荡时升高。上证综合指数的历史波动率方面（最近20天）8月中旬降至近11%，创出了2014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2014年秋季则正是长期上涨行情刚刚起步之时。

　　2015年6月上涨至5166点的指数随后出现暴跌。历史波动率在接下来的7月出现提高，体现出市场的动荡。2015年的历史波动率一直徘徊在8-68%这一范围之内。而目前则接近其下限。依据经验，可以说今后行情走向不稳定的可能性很大。

　　“美国股市显示出令人恐惧的平静”，这是最近美国经济类报刊上刊载的报道的标题。该报道以历史波动率下降为由，指出了处于最高点附近的美国股市出现调整的可能性。香港证券公司交银国际的洪灏认为，不仅是美国股市，香港股市出现调整的可能性也很大。

　　从上海股市来看，历史波动率和指数的关联性不像美国和香港股市那样明确。但面临美联储何时降息的时间点，似乎应该警惕中美股市的平静同时出现反转的风险。

　　（日经中文网，2016.8.29）

　　全球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政策？

　　聂日明、徐驭尧为FT中文网撰稿认为，如果上海希望打造一座真正的“全球城市”，就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面对和接纳城市的居民。文章称，《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下称《上海规划2040》）向全社会公示，最令人注意的是，《上海规划2040》显示上海将在2020年将人口规模控制在2500万以下，在2040年控制在2500万左右，这一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上海规划2040》将上海城市发展的目标愿景定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指的是能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自然不可能是闭门造车的城市，提到全球城市，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般是纽约。纽约可能是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城市，纽约的多元性首先体现在人员构成的多元上。纽约在去年也曾发布过一份面向204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这份名为《一个纽约：一份强大而争议城市的规划》（以下称《纽约规划2040》）的制定者们收集了纽约市民对于纽约的印象，城市、多元性和人成为纽约市民选择最多的关键词。

　　纽约确实是一座包容的、由无数多元生命个体构成的城市。两百年前的纽约不过是8万人的小城，二百年来，纽约的人口增长了一百倍。纽约是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第一站，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从世界来到美国、来到纽约，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年轻的活力、繁荣的贸易和多样的文化，纽约也是非法移民最偏爱的城市。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现在的纽约市民里有37.1%出生于海外，白人仅占纽约人口的44%，黑人、拉丁裔和亚裔占有近半数的比例。在人口意义上，纽约是一座当之无愧的全球城市。

　　上海之于中国，类似于纽约之于美国。时至今日的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人口、经济、纳税等多项关键指标全国第一。凭借曾经租界的制度优势，上海的城市治理以精细化著称，是多个改革的先行城市，在国企、住房等多个领域为全国提供政策经验。

　　作为外来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上海的居住证、外来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政策，也是大城市中相对开明和规范的。2008年，上海启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三年（2008—2010）行动计划”，大幅调低外来人口子女在沪入学的门槛，时任市委书记要求，在“十一五”期间，上海要保障随迁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然而，这样的上海正在远去。

　　2013年，上海的小学招生数达到18.1万，是近十几年以来的高峰，但2014年，这一数字下滑为16.3万，上海的人口一直在增长，下滑的部分自然就是拒绝外来人口子女在上海就读义务教育的产物。最直接的限制政策是，就读条件将孩子父母或父母一方持有的居住证件、务工证明年限从1年提高至2年，2015年进一步提高至3年。

　　上海还曾表示要进一步提升人口发展质量，优化人口结构和布局，明确将选择性地接纳外来人口，也就是通过一套行政化的手段来挑选这座城市需要的移民，不让他们的孩子在沪上学只是其中之一。

　　城市由人构成，有人的城市才是繁荣的，城市的存在就是满足人的需求，为人们在城市里交流提供便利。历来城市规划的思路都是预测人口并据此提供公共服务的前瞻性建设。这有两层含义：第一，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城市经营的目标是为所有人提供服务，而不应该挑选特定的人群留在城市；第二，预测人口不是为了控制城市规模，而是为了前瞻性的规划。

　　《纽约规划2040》的核心与纽约的包容性文化是一致的：面对2040年的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纽约必须改善社会和物质的基础设施，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应对人口的变化。纽约并没有强调它要排斥哪些人，不会给城市发展加上人为的限制，纽约市政府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替城市选择居民。

　　从纽约的历史来看，以多元化著称的“纽约客”是纽约市政府通过一套标准的筛选的吗？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多样性的纽约需要多样的人才，而人才的挑选则需要由市场的力量来选择，而非取决于城市管理者的偏好，因为管理者的知识永远赶不上市场的变化。如果18世纪末的纽约管理者凭借当时人类的知识，只允许熟练的工人进入纽约，而拒绝其余的人才的话，还会有后来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吗？

　　上海同样如此，自开埠以来，多元、包容一直是上海最显著的标签，上海就是一座因移民而兴起的城市。最早的上海只是一个小县城，而随着成为通商口岸，大量移民涌入上海，让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东方巴黎；改革开放后，也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这些人口并不全是精英人才，但他们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的腾飞。从当初的一个小县城到今天的2000万人口的城市，两百年来，从全国各地奔赴上海的每个人，都成为了造就上海城市传奇的不竭动力。

　　然而，《上海规划2040》有一串与《纽约规划2040》完全相反的刺眼文字：至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至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以此缓解人口快速增长和资源环境紧约束之间的矛盾。

　　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人口是社会的财富。但是，在很多人眼中，人口是负担，人口会消耗社会资源、导致交通拥堵、扰乱社会治安，低端产业从业人员更是万恶之源。然而作为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如果没有年轻的外来新鲜血液注入，上海早就失去活力了。

　　从数据上看，上海全市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占到人口比例的19.2%，远高于北京深圳；而据预测，到2020年，上海户籍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年人将超过540万，这意味着，如果总人口控制在2500万，2040年的上海将迎来一个空前的老龄化时代，哪里还会有什么多元化和活力？

　　对于上海而言，更打脸的现实是，如果上海连本国的国民都不愿意接受，还谈什么接纳世界各地的人们呢？还有什么资格说要建立全球城市。

　　我们来看一下《纽约规划2040》的内容，纽约的城市规划是围绕着市民关心的议题展开，最关键的五个议题是教育、住房、工作机会、公共安全和健康，无一不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上海规划2040》中上海居民最关心的目标是环保城市、全球城市、多元包容的海派文化城市、关怀城市和宜居城市，上海居民的觉悟似乎比纽约市民高得不得了。

　　然而，且不谈《上海规划2040》离多元包容、全球城市相隔十万八千里，上海市民的觉悟也未必有这么高，最本质的原因还是《上海规划2040》根本没有洞察到市民的需求。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的重点、焦虑所在，同样也是孩子教育、住房、就业机会、身体健康，但《上海规划2040》回应的很少，并且可以预见，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重点也不会是增加供给，而是排斥外来人口以减少需求。

　　试图用量化的标准去考核、选择城市的居民，是一种过于自负的想象。如果上海希望打造一座真正的“全球城市”，则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面对和接纳城市的居民。人类选择群居、选择城市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用脚投票的行为，因为大家相信人们因聚集而带来的规模效应。作为曾经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口号举办世博会的上海，应该更深知城市规模能给人带来的幸福。

　　很明显，《上海规划2040》是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到2040年，如果这份规划像1959年、1986年和1999年的三份规划那样，控制人口目标完全失败（规划人口控制规模分别为600万、1300万和1600万，实际人口为1000万、1600万和2400万以上），那还算是一件好事，只不过是一份失败的方案，打的是规划部门的脸面。

　　我们也希望，上海关于“2500万人”的人口控制目标设置，是基于对“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政策的回应，而非真的以此为限度提供公共服务。不然，一场可以预见的、关于公共服务稀缺的灾难，或许会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我们。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6年第62期（总第1673期）2016年8月2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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