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31期（总第1642期）2016年5月9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美元汇率将影响世界宏观经济 美国首季GDP增长0.5% 联邦基金利率不再是“基准利率” 真的存在新版广场协议？ 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真人现身 “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出15个判断 中国能否战胜“长期停滞论”？ “红色供应链”与台湾经济

经济热点

　　美元汇率将影响世界宏观经济

　　[摘要：近来美元汇率持续走低，5月3日更是创15个月来新低。美元下一步的走势如何？将如何影响世界宏观经济？值得我们关注。]

　　美元跌至15个月低点

　　美元汇率5月3日触及15个月以来低点，反映了市场愈演愈烈的疑虑：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足以让美联储（Fed）达到其利率目标的增速？

　　衡量美元相对一篮子其他货币强劲程度的DXY指数已连续七天下跌，创下逾一年来的最长连跌记录。5月3日跌幅一度高达0.8%，跌破92，这是2015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该指数后来收复部分失地，回升至92.83，但外汇策略师表示，从趋势来看，还会出现进一步下跌。美元如今已经“跌破”区间，正“走向更低”，法国兴业银行外汇策略师基特?朱克斯说，“我们将从目前水平过冲。”

　　今年，全球32大最主要货币中，对美元未出现升值的只有4种，这使得全球经济政策的大环境更加复杂。欧元区及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正试图增加刺激，以提高增长水平和通胀，却发现本币走强，产生了反作用。在已经开始加息的美国，美元下挫可能会增加通胀压力，促进经济增长。

　　受美元疲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美元兑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05.5日元，创2014年10月以来新低，部分原因是日本央行没有按照外界的预期出台更激进的货币刺激措施。欧元走强幅度也很可能超出了欧洲央行（ECB）的愿望，欧元兑美元汇率3日一度升破1欧元兑1.16美元，创18个月以来的新高，但随后回落。

　　美元在2014及2015年一路上涨之后，迎来了今年的下挫。美联储9年以来首次加息带来的结果是，美元指数去年12月突破了100大关。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曾推动了市场对2016年美元走强的押注。但受1月和2月出现的动荡，以及美联储随后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前景表现出的谨慎，都使美元在今年头4个月的表现与预期相悖。

　　布朗兄弟哈里曼的外汇策略主管马克?钱德勒认为，交易员们如今的感觉是，最小阻力路径是美元走弱。套用列宁的话，他说：“在一场持剑对决中，如果你感到胆怯，要前进。如果你觉得有信心，要撤退。眼下美元空头感到胆怯。”

　　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速已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美联储准备今年只考虑两次加息，从市场定价看，6月首次加息的可能性只有16%。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衍生品数据显示，对美元再次走强的押注如今处于自2014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元汇率：宏观经济的“风暴眼”

　　工银国际研究部联席主管程实认为，美元汇率就是现下的宏观“风暴眼”，一系列重要宏观问题都受到美元汇率异动的影响，并作用于美元汇率的走势本身。未来，美元会怎么走，将对宏观世界产生关键性的“蝴蝶效应”。

　　程实认为，2016年以来，全球宏观风云变幻，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年初的很多共识没有成真，一系列Priced-In的变量迅速发生了预期之外的趋势扭转，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美元汇率的贬值。

　　美元指数从100高位降至93以下，并由于枢纽效应伴随或引发了一系列重要宏观变化：一，美元贬值伴随着日元急速升值，日本股市急速下跌，日本央行的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稍有松懈就引发市场深度担忧；二，美元贬值亦伴随着欧元相应升值，欧洲动荡加剧，英国退欧概率悄然加大，欧洲羸弱的经济复苏受到汇率变化的明显冲击；三，美元贬值引发大宗商品市场普涨，进而带来了市场基于“周期回归”猜测的风险偏好提振，甚至在期货市场触发了投机性炒作；四，美元贬值降低了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并悄然降低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有效汇率高估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却由于美元汇率变化而暂离做空困境；五，美元贬值伴随着全球汇率博弈的激烈升级，4月底，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列入汇率观察名单，表示对这些经济体的高额顺差和汇率干预高度关注，并可能在损害“美国利益”的极端情况下采取报复行动；第六，美元贬值伴随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的引而不发，当前，全球风险结构处于从经济风险向地缘政治风险轮转的微妙关口，将变未变之际，避险需求阶段性退潮，进而给美元走弱也提供了暂时性支撑。无论作为原因，还是结果，美元都是牵一发而动全局，是全球宏观当前的“命门”所在。

　　美元既重要，又难懂。在长期运行过程中，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汇率走势经常性地与主流预期相背离，并由此放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美元走势经常出人意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影响美元汇率变化的外部因素数量最多；美元是全球唯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金融危机实际削弱的是欧元，而不是美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里的地位稳定又强势，这种货币霸权赋予美元独特的运行逻辑；汇率本就是最复杂的经济变量，汇率决定理论始终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要素决定理论、资产配置理论和Do-Do机制转换理论等都对美元汇率变化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没有任何理论具有压倒性优势，市场对美元汇率运行的理解和预测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

　　从现实来看，决定美元汇率走向的关键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取向，鹰派助走强，鸽派促走弱；二是，全球混乱程度和市场恐慌程度，市场越是恐慌美元越是有走强助力；三是，全球通胀比较，美国相对通胀压力越大，美元走弱动力越大；四是，全球经济复苏比较，美国相对复苏趋势越强，美元走强动力越大；五是，主要非美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宽松稍有疑虑，就会助跌美元；六是，全球化进程推进越快，美元内生贬值动力越强；七是，全球资产配置动向，越是多元化，越是助跌美元；八是，竞争性贬值倾向，越是以邻为壑，美元越是容易走强；九是，美元霸权程度，霸权越稳固，长期贬值倾向越强。由此可见，影响美元的因素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时序和影响方向差异很大，相互间存在复杂的抵消效应、叠加效应或交错效应，因此，强调单一或少数因素的影响，无疑是片面的。

　　作为全球宏观的“风暴眼”，美元走势影响重大。虽然美元汇率决定复杂又独特，读懂美元很难，但在宏观全局的基础上，复杂因素的交错影响正在逐步显露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未来方向。2016年前四个月的美元贬值是符合预期的，而这段短期贬值可能正在接近尾声，变盘随时可能发生，6月将是一个敏感时点。

　　长期来看，美元依旧处于一个强势周期，美元后续走强的逻辑依旧成立：首先，从经济周期看，美国经济始终领先全球，美元长期走强具有经济基础；其次，从政策周期看，美联储处于加息周期，欧洲、日本和中国则处于宽松周期，利率平价将给美元走强提供长期动力；再次，从政治周期看，全球正处于经济风险向地缘政治风险轮转的过程之中，一系列不确定性将随时可能带来避险需求的增强；此外，从历史经验看，首次加息后美元指数的阶段性贬值一般持续期在半年左右，此轮美元贬值则已持续了四个月，动能正逐步削弱；最后，从消息变化看，日本央行4月末没有进一步扩大宽松力度是超预期的，这种意外不会经常出现。

　　最后希望进一步强调两方面事实：一方面，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汇率协议。受历史上“广场协议”的启发，联想到今年G20领导人峰会在中国召开，市场臆想出了一个“上海协议”，认为非美经济体形成了抑制美元走强的汇率联盟。实际上，无论从学理还是现实来看，这种臆想都是缺乏依据的，更缺乏常识和逻辑。另一方面，美元汇率升值或贬值都可能符合美国利益。美国经济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经济是开放的，但美国经济增长是内生的，并不依赖外贸。1947年以来，净出口对美国经济季度增长的长期贡献略低于0，这意味着汇率贬值并不具有提振经济增长的吸引力。这两点事实，也都是支持我们对于美元汇率未来趋势判断的重要论据。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美国首季GDP增长0.5%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是两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全球经济不确定的时期，这使美国已经持续7年的扩张的持久性受到了质疑。

　　在企业投资下降和出口下降的影响下，美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0.5%，不到上一个季度的一半。尽管个人收入增加，但消费者支出增长依然减速，这也阻碍了GDP增长率。

　　这些数据反映出今年初全球经济和金融动荡之后的谨慎情绪，它们将加强要求美联储（Fed）在再次加息前审慎把握的呼声。去年12月，美国央行进行了近10年来首次加息。本周美联储没有更改政策，也没有就下次将在何时收紧货币政策给出明确的信号。

　　“自去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放缓——这不是一个季度的现象，”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约瑟夫?拉沃尔尼亚（Joseph LaVorgna）表示，“考虑到强劲的就业增长和低廉的能源价格，消费者没有做的更好令人惊讶。”

　　美国增长的减速正值全球各地的增长乏力之际，本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年来第4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尽管数据表明日本已经跌回通缩，但4月28日日本央行维持了利率水平，这使人们对日本前景的忧虑加深。

　　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不及0.7%的预期，一些经济学家表示，美国经济增长率或许将从这一低迷数据恢复。新年伊始表现乏力并不罕见，这促使一些分析师提出统计学家的季节性因素调整存在问题。2015年首季美国经济仅增长0.6%，2014年首季则萎缩了0.9%。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Conference Board）的经济学家布赖恩?谢特金（Brian Schaitkin）表示：“自大衰退结束以来……首季GDP增长数据呈现出逊于该年剩余时间的一贯模式，这似乎表明2016年接下来将出现小幅增长。”

　　拉动美国复苏的引擎——家庭支出增长从上一个季度的2.4%放缓至今年一季度的1.9%，尽管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9%，表现更为健康。

　　企业投资的下降源于能源企业因油价下跌而削减资本支出。石油企业所用设备的需求下降，拖累了工厂领域。美国贸易赤字也拖累了增长数据，美元飙升对出口造成冲击，导致出口下降2.6%。

　　该数据是在美联储发出警告后仅一天公布的。美联储称，尽管就业市场持续改善，“经济活动增长似乎有所放缓”。

　　（FT中文网，2016.4.29）

　　联邦基金利率不再是“基准利率”

　　美国两大协会指出，美国固收市场的参与者应该开始使用新的基准利率来替换联邦基金利率对衍生品进行定价。

　　纽约联储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隔夜银行融资利率（OBFR），作为联邦基金利率的替代。联邦基金利率是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不过在金融危机之后，联邦基金利率的换手率大幅下滑。瑞信经济主管Zoltan Pozsar向彭博表示：“联邦基金市场开始慢慢的变得无关紧要。今天的联邦基金市场规模已经太小，参与者太少，并不能成为值得信任的参考利率来对万亿美元价值的衍生品进行定价。”

　　风险管理协会和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风险管理协会和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已经宣布，它们推荐使用纽约联储的新隔夜银行融资利率作为基准，替代联储基金公开利率，用于定价和业绩报告。”

　　此前在纽约联储担任研究员的Pozsar向彭博表示，如果市场参与者不再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美联储或许也将考虑采用隔夜银行融资利率作为其主要政策利率。

　　自2008年以随着美联储向金融系统注入银行储备，联邦基金市场的交易量大幅萎缩。自纽约联储3月发布数据以来，联邦基金的交易量平均为每日680亿美元。隔夜银行融资利率在联邦基金利率的基础上，增加了大约每日2200亿美元的欧洲美元市场交易来扩展计算利率的基础。

　　（华尔街见闻，2016.05.06）

　　真的存在新版广场协议？

　　宏观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最近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说，外汇交易员们近来热议一项新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因为在20国集团（G20）2月下旬在上海开会之后，主要货币走势出现了显著变化。

　　自G20会议以来，美元有所贬值，就像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会议之后那样。人民币相对其货币篮子不断贬值，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海会议前夕强调的“稳定篮子”汇率政策相悖。欧元、尤其是日元有所升值，不理会欧洲央行（ECB）和日本央行（BoJ）的宽松货币政策。

　　上海会议以来，市场变得不愿推高美元，认为G20如今或许已达成了一份协调的协议（就像当年几个大国在纽约广场饭店所做的那样），以扭转美元汇率走势。这种对比在经济上有道理吗？

　　上海会议的公告的确强调，主要经济体达成了避免“竞争性贬值”的共识。在这方面，主要嫌疑人是日本和欧元区，有时还包括中国，这三个经济体都有充足理由压低本币。公告反对这一做法的事实，成了相信美元上涨压力或许会减弱的一条理由。但这并不使其成为新的广场协议。

　　1985年广场协议很可能是自1971年浮动汇率制启动以来，国际社会对外汇市场进行的最剧烈的一致干预。在那之前的几年里，美元大幅上涨，这主要是罗纳德?里根的财政扩张，以及保罗?沃尔克的货币收紧的结果。到1985年，市场普遍认为，美元汇率水平已超前于经济基本面；同时7国集团（G7）的多数政府认为，这其中含有投机成分。

　　刚开始，强势美元得到了美国财政部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时任财长唐纳德?里甘和负责货币事务的副国务卿、当时自由市场汇率政策的标杆人物贝里尔?斯普林克尔的。但在1985年2月财政部领导人换成了更加务实的詹姆斯?贝克之后，美国官方立场开始改变。当时美元高估冲击了美国制造业，国会正在认真考虑出台针对日本和德国的保护主义政策。里根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1985年4月，美元实际上已开始贬值了，比广场会议早了好几个月。更早的G7会议讨论过干预汇市，德国央行据信在那年春季多次抛售美元。但只是在9月广场协议声明发表后，美元走势才从小跌变成大跌。

　　由始至终，围绕广场会议的国际政策变化，导致美元在3年内贬值了40%，整件事堪称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央行直接干预汇市的标杆。（参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对广场协议的出色分析文章。）

　　广场协议的历史可能重演吗？当前，G20经济体达成的正式共识是基于两条原则的——不对汇市进行协同干预，以及不刻意进行竞争性贬值。这似乎没有为协调干预外汇市场、压低美元留下任何空间。此外，大国间并未达成美元需要贬值的共识。从基本面来看，美元被高估并非各方广泛认同的观点。再者，跟1985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时的德国和日本乐于接受汇率升值、以化解美国贸易保护威胁并抑制国内通胀，但如今的G20经济体中，谁也不愿接受汇率重估。那么做的通缩压力太可怕了，正如当前的日本所展示的那样。

　　人们有充分理由主张，如果真的有一份新的广场协议，那它应当适用于人民币、而不是美元。中国已成为本十年汇率战的主要输家。自2010年以来，人民币的实际汇率累计升值40%，而美元只是有所升值，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了。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已导致人民币严重高估（因为人民币是在 2010年从低估水平开始升值的），但这种升值已恶化了中国国内的通缩压力，并使人民币陷于一种不稳定状态。

　　全球经济或许会受益于人民币的受控贬值。这将化解全球市场对于人民币失控贬值的被夸大的担心。但这种协议似乎不可能进入国际政治议程。在美国，没有一个政客可以在选举年考虑这种事情。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想象中的2016版广场协议呢？根本没有这样的协议，起码没有正式、明确的版本。未来也不会有。在美元需要被压低、或是人民币目前被高估的问题上，主要国家之间不存在共识。在全球“通胀减速”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允许其他国家贬值货币。

　　然而，可能出现某种不同的宽松——中国和美联储分别决定，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策略，以回应今年1月的金融动荡。一种解读是，在应对去年12月15日美联储加息引发的资本外流时遇到种种困难后，中国在今年初前后曾认真考虑大幅贬值人民币。

　　在看到首次加息后的国际后果和随之而来的美国金融状况意外收紧之后，美联储判断，在中国经济企稳之前，它不能维持原定的加息步伐。这与其说是一份协议，不如说是想到一块去了。这一不谋而合对汇率的影响，将只会延续到美联储恢复早先的决心（为了国内需要而实行利率“正常化”）。在4月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不太可能出现这一局面，但这很可能不会拖得太久。

　　（FT，2016.05.05）

　　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真人现身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称网络安全专家的澳大利亚企业家克雷格?史蒂芬?赖特（Craig Steven Wright）宣布自己就是化名“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比特币创造者。

　　这一声明如果属实，将终结围绕是谁创造这种数字货币的多年猜测。此前赖特从未公开证实或否认有关他是中本聪的说法。

　　5月2日，赖特发表博客声称提供加密证据，证明他就是比特币的创造者。

　　赖特在博文中回顾了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一句话，接着在解释一组加密密钥的验证过程之前写道：“自从在最初的日子，我与‘中本聪’这个公共形象拉开距离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研究中。我一直沉默，但从未置身事外。我一直在与一群杰出的人共事，期待在时机成熟时分享我们出色的成果。”

　　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已在这份声明前采访过赖特，条件是不得在他发布这篇博客前发表新闻。《经济学人》表示：“我们的结论是赖特很可能是中本聪，但那个重要的问题依然未解决。的确，对于谁才是比特币真正创造者的猜测，可能永远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去年12月，《连线》（Wired）和Gizmodo发布报道，指认赖特就是中本聪。这些报道指向一些据称的泄露电子邮件和文件，据以证明赖特与其同事——已故的戴夫?克莱曼（Dave Kleiman）——是这种加密货币的共同发明人。

　　这些报道公布数小时后，因涉及澳大利亚税务局一项调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搜查了赖特的家与办公场所。赖特家位于悉尼北岸一个青翠郊区，他的邻居当时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赖特和他的家人已经迁居伦敦。

　　比特币基金会（Bitcoin Foundation）创始董事乔恩?马托尼斯（Jon Matonis）在周一发表了一篇博客，称自己从去年6月起就一直与赖特接触，最后在“2016年3月下旬举行了一次私下证明会”。

　　马托尼斯在博客中写道：“在伦敦证明会期间，我有机会顺着三条主线评估相关数据：加密、社交和技术。基于我亲眼所见，我坚信克雷格?史蒂芬?赖特满足所有三大条件。”

　　（FT中文网，2016.5.3）

国内与港台经济　

　　“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出15个判断

　　《人民日报》2016年5月9日头版刊发的文章《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是继《五问中国经济》《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记者采访“权威人士”的第三篇文章，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权威人士”把脉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五大问题，包括“经济形势怎么看”、“宏观调控怎么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推”、“预期管理怎么办”和“经济风险怎么防”。其中，“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提出了15大判断。概要如下：

　　1、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符合预期，有些亮点还好于预期。但经济运行的固有矛盾没缓解，一些新问题也超出预期。很难用“开门红”“小阳春”等简单的概念加以描述。

　　2、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3、“退一步”为了“进两步”。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4、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招数都要用，但在不同阶段，侧重点和着力度是不一样的。

　　5、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供给侧是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必须作为主攻方向。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

　　6、我们明确了股市、汇市、楼市的政策取向，即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

　　7、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处看，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8、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好决定性作用。但“解铃还须系铃人”，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9、那些本身没有行政干预、市场机制发挥较好的领域，就别再去指手画脚了。

　　10、依靠过剩产能支撑的短期经济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承受的痛苦比去掉这些产能要更大、痛的时间会更长。

　　11、稳预期的关键是稳政策，不能摇来摆去。

　　12、要善于进行政策沟通，加强前瞻性引导，提高透明度，减少误读空间，及时纠偏，避免一惊一乍，不搞“半夜鸡叫”。

　　13、让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一些具体政策执行上，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

　　14、今年伊始发生的股市汇市动荡，反映出一定的脆弱性。要避免把市场的这种“超调”行为简单理解成只是投机带来的短期波动，而要从整个金融市场的内在脆弱性上找原因。

　　15、“保人不保企”，把人员的安置作为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重中之重。能培训的培训，能转岗的转岗，确实不能转岗的要做实做细托底工作。

　　（摘自《人民日报》，2016.05.09）

　　中国能否战胜“长期停滞论”？

　　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3月的金融统计数据。社会融资规模（企业和家庭从银行的贷款总额）仅在3月就增长了2.34万亿元。增幅达到上个月的3倍。这是当局为了支撑当前的经济形势，通过各种手段向经济注资的结果。受此带动，3月的经济指标出现提升，索罗斯认为这是“危险信号”。

　　1980年代日本的泡沫、2000年代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均伴随着债务的急剧扩大。泡沫破裂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招致了经济的长期停滞。中国将怎么样呢？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9月底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为17.4423万亿美元。与2008年底的4.5682万亿美元相比，不到7年的时间债务膨胀已至4倍。在此期间的全球债务增加额中，中国约占90%。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战略投资顾问吉田剑悟认为，“目前中国的年收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6%，而借款余额却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再过3年左右信用泡沫就将破裂”。

　　中国与日本的另一个相似点是人口动态。美国富国银行3月发布了题为《中国面临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的报告。富国银行经济学家杰伊?布莱森（Jay Bryson）分析称，在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在95年触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已达到峰值，2030年之后将急剧减少。杰伊?布莱森警告称，如果生产效率的提高无法弥补人口减少，中国将陷入长期停滞。

　　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能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但市场还是半信半疑。原因之一就是关键的债务问题仍未找到根本性的解决对策。作为降低企业债务比例的手段，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活用债转股方式。澳大利亚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指出，如果运用不当“将招致借方的道德风险”，还可能导致低效率的僵尸企业继续存活，与结构改革背道而驰。

　　“中国未来3到5年经济情况不容乐观”，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在近期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今天中国经济一方面是传统的经济开始在下滑，但是服务、消费、高科技经济在增加”，马云认为互联网经济和消费的扩大将推动经济复苏，中国不会重蹈日本式长期停滞的覆辙。

　　由于马云与政府关系密切，不少观点对其乐观看法应持保留态度。但马云提出的“创业精神最重要”仍值得倾听。即便人口减少，只要能够推进技术改革，经济仍会继续增长。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解放民众每个人的创造性或许是避免陷入长期停滞的捷径。

　　（日经中文网，2016.5.9）

　　“红色供应链”与台湾经济

　　台湾经济在来自大陆的风险中动摇。主力的IT产品的对大陆出口出现下滑，2016年1-3月的实际域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同期减少0.84%。连续3个季度陷入负增长。大陆企业的技术实力出现提高，与台湾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化。这正对台湾经济产生越来越消极的影响，将于5月上台的新政权将面临严峻课题。

　　负责经济统计的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王淑娟4月29日在公布GDP速报值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际市场的需求萎靡不振，对大陆出口情况尤为严峻。出口占台湾GDP总额的约70%。1-3月出口减少3.93%，降至6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也成为台湾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

　　台湾企业的设备投资也表现不佳，投资和库存等资本形成也减少了2.48%。另一方面，由于遭遇寒冬，防寒用品等服装的销售出现增加，民间消费增加了1.84%。

　　2015年，对大陆出口（包括香港）占台湾出口总额的约40%。中国的工厂制造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然后销往全世界。而台湾利用技术实力依靠出口零部件和材料实现增长。因此，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增长放缓对台湾经济构成冲击。

　　作为出口低迷的背景，王淑娟强调了“红色供应链”的影响。大陆正在全力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实力。王淑娟表示，由于大陆自主供应链的建立，台湾企业越来越容易被排除在外。

　　事实上，接连陷入恶化的IT企业的业绩已反映出与大陆企业之间的竞争激化。生产智能手机和电视机用液晶面板的友达光电（AUO）1-3月的合并营业损益为亏损50亿台币（上年同期为盈利约90亿台币）。由于该公司在主力的大陆市场上被卷入价格战，业绩出现恶化。

　　友达光电董事长彭双浪在4月28日的财报会上表示，如果不能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差异化，将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主要生产智能手机触屏的宸鸿科技（TPK）也受大陆企业的攻势影响，1-3月的销售额同比减少接近3成，陷入营业亏损。

　　1-3月，除了美国苹果智能手机减产外，台湾南部2月发生的地震也造成影响。不少有观点认为台湾企业正在推进半导体等产品的库存调整，4月之后经济或将逐渐复苏。台湾大型智库“中华经济研究院”预计台湾2016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同比增长1.36%。

　　不过，即使经济如预期般复苏，也是2008年雷曼危机以来第二低的水平，2015年为同比增长0.75%。台湾经济通过获取大陆的IT需求在金融危机之后也保持增长，如今迎来了需要推进结构改革的转折点。

　　（日经中文网，2016.5.4）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6年第31期（总第1642期）　2016年5月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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