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23期（总第1634期）2016年3月28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中国须警惕债务问题 大多日企对负利率政策不满 循环经济：中国的经验 “消费大国”中国的潜力
经济热点
中国须警惕债务问题
[摘要：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首次警示中国的债务问题，这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专家和市场人士分别就中国的债务规模、影响及应对策略进行了分析评论。]
周小川警告中国债务水平“偏高”
央行行长周小川呼应了近期中国其他高官的表态，他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商界领袖会议上表示，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正在变得过分。“总的借贷等债务和GDP的比重，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等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他表示。他补充说，一个高杠杆的经济更容易产生宏观经济风险。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中国的公司债务已上升到约相当于GDP的160%，而总债务约相当于GDP的230%。国际清算银行（BIS）本月曾警告，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其中最大的”——私人和公司债务急剧增加，“吊诡地让人联想起”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出现的金融繁荣。
周小川发表此言之际，中国企业在境外交易方面结束了异常繁忙的一周。Dealogic的数据显示，自1月以来，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收购总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另据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介绍，去年达成境外交易的54家中国企业的数据显示，有很多是“高杠杆的”。
中国官员们担忧，如果中国企业无法偿还大量债务，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可能受到威胁，进而危及经济增长。同时，正如近几个月的情况所表明的，中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会很快波及全球市场。本月早些时候，穆迪（Moody’s）警告其可能下调中国主权评级，这个迹象表明投资者对中国债务上升、外汇储备下降的担忧正在加剧。
周小川对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的高级政府官员和外国企业老总表示，解决高杠杆率的一种方法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企业能够增加股权融资，减少对借贷杠杆的依赖。
上周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负责人宣布了一项旨在解决国内不良贷款问题的举措，允许国内各银行利用债转股手段，摆脱其资产负债表上2000亿美元不良贷款的一部分。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闭幕会议上提出这一构想。该计划是被作为处置中国经济中积累的数万亿元人民币债务的一种方式而提出的，这些债务是长期由债务推动的刺激以及宽松信贷的结果。
根据官方数字，中国各银行的不良贷款总计1.27万亿元人民币，尽管一些分析师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出很多倍。根据Wind资讯的数字，大约三分之一中国上市企业的债务至少三倍于资产。同样在周日会议上发表讲话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表示，中国正在推进一场历史性转型，这种转型“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在中国巧妙把握经济转型与加深全球一体化之间的微妙平衡之际，世界将密切关注，汲取中国的经验，”她表示。
中国过剩债务接近日本泡沫期水平？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的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倍以上，这个数据接近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的水平。雷曼危机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致使中国对设备和房地产的投资出现膨胀。压缩债务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但是操之过急的话很可能通过需求趋冷、对华出口恶化和市场动荡的形式对日本也经济构成拖累。
在3月16日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表示“我们说要发展‘新经济’是要培育新动能，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同时表示将化解钢铁和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2月的二十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也谈及了中国的债务过剩问题，越来越多观点认为中国的过剩债务成为全球经济的风险。据BIS统计，除中国金融机构之外的民间债务截止2015年9月底为21.5万亿美元，与GDP之比高达205%。日本的民间债务与GDP之比在泡沫末期的1989年9月底超过200%，95年12月底升至221%。中国的这一比重接近日本泡沫末期到泡沫破裂后的水平。
中国的民间债务余额较雷曼危机后的08年12月底相比猛增至4倍。在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元的财政支出和货币宽松的背景下，企业增加了贷款扩大了投资。粗钢生产占到全球的一半。但是生产调整进展缓慢，过剩生产导致通缩压力向海外扩大。民间债务中，企业债务截止15年9月底达17.4万亿美元，占8成。美国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警告称“应当注意负债比率较高的金属、资源、房地产和建筑等企业的债务违约”。家庭负债也因房贷的增加，从较雷曼危机时的0.8万亿美元扩大至4万亿美元。
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陷入了债务过剩，此前增加贷款的银行陷入经营困境。银行惜贷和积极回收贷款导致企业破产出现增加，引发了199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金融危机。日本花了约十年的时间来压缩债务。曾饱受债务过剩之苦的不只有日本。以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贷款的扩大为导火索遭遇雷曼危机的美国方面，08年9月底的民间债务与GDP之比达到169%。压缩债务花了约4年时间。
今后，如果让中国的企业和个人优先偿还债务，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资金将出现减少，景气将踩下刹车。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主要出口对象国。15年的对华出口额受建筑机械等表现不振影响已经同比减少了1%，在出口额整体中所占比重也降至17.5%，为08年（16.0%）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压缩债务导致中国的需求进一步萎缩，日本的对华出口很可能进一步下滑。
如果像泡沫破裂后的日本一样费时费力处理债务过剩，经济可能陷入通货紧缩。三菱UFJ摩根士丹利证券的高级经济学家宫崎浩警告称“通货紧缩将导致中国的金融系统不稳定，可能对日美欧也产生影响”。不可否认如果市场认识到债务过剩问题，年初之后的全球市场的动荡可能再次加剧。
此外还将通过汇率的波动对急剧增长的访日游客的动向产生影响。据BIS统计，海外面向中国的与贷余额在15年9月底为1.1万亿美元。今后，如果资金的外流和来自海外的偿还借款的动作加强，很可能加速人民币的贬值。日本第一生命经济要那就是的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认为“人民币贬值将对访日游客的消费产生影响”。据SMBC日兴证券推算，如果人民币贬值10%，访日游客的消费额换算成年率将减少1491亿日元。
中国债务红线背后三大隐忧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认为，中国债务红线背后存在三大隐忧。中国债务情况如何，各家口径不同，根据FT估算数据，中国总体债务约相当于GDP的230%，近期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也将中国政府债券评级展望从“稳定”降级为“负面”，首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债务上升。就这一数据来看，虽然近年地方债问题引发诸多关注，但中国政府本身债务占比相比之下并不算太高，风险大体可控。不过，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并不意味着中国债务问题总体可控，中国债务风险要点在于企业债务，FT估算中国公司债务已上升到约占GDP的160%。
中国企业债务的风险不仅仅在于比例，更在于上升速度，这些年企业发债速度成倍上升。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债券市场年度报告》，截至2015年11月，中国债券市场总规模达到6.7万亿美元，位于美国、日本之后，成为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更在重要的是，债市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在2005年前一直低于5%，在2009年后一路上升，一度触及20%，已远远超过股票融资。
与债券市场扩大伴生的问题，则是一方面中国企业债务水平急剧上升，约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负债水平接近资本三倍，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日益以债市主要投资者存在，以理财产品等各种形式进入债券市场。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数据，截至2015年共有42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存续理财产品账面余额23.50万亿元，比2014年底增加56.46%，其中65%的理财资金投向债券市场。
在企业端、居民端和政府端的债务问题之中，居民端杠杆水平最低，但是目前却陷入了“资产荒”状态，房地产已经过火，而股市在2015年股灾之后令不少人丧失信心，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类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委外业务”应运而生，加大企业债配置压力。也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债市兴旺之下，各种寻求回报的居民端资金持续涌入，打赌政府给予的刚性兑付不会被放弃，这不仅造成债市收益率降低，也使得好企业和坏企业的收益率水平进一步收窄到荒谬的水平。
中国企业债务问题之所以严重，不仅仅在于其比例甚至速度，更在于其成因。其根源正在于经济中一直未能清偿的结构性问题，而目前债务沉疴，不过是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在金融层面的积淀，随着实体层面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低，企业债务状况将会继续恶化。
国际清算银行（BIS）用一个指标衡量银行危机风险程度，即信贷规模/GDP缺口（Credit-to-GDP gap），其研究显示，这一数据超过10%，那么未来三年则可能存在风险，而中国在2015年就已经超过25%，位列全球经济体最高，其次是土耳其、巴西等国。马丁?沃尔夫说，经历过100多家银行危机，每次他们都会说不会出现危机。在金融史上，我们听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次（这里）不一样”，然而任何事都会有第一次，当前债务积聚堆积以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持续上升已经出现，我们即使不care穆迪的评级，也必须care未来的安全，是时候讨论一下如何预警金融危机的时候了。
债务问题可能打乱中国化解产能过剩的计划
钢铁、煤炭、水泥和有色金属领域逾1.5万亿美元的债务或打乱中国化解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计划，这些债务为本地银行带来当头重压。化解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提高经济效率、解决供应过剩问题的当务之急，过多的供应已使煤炭和钢铁价格倍受打击。未来两年中国将拿出逾1000亿元人民币（150亿美元）安置煤炭和钢铁行业下岗职工，但企业只有先解决债务问题才能获得政府帮助。批评人士称，解决债务负担缺乏明确的机制，这将给银行业最薄弱环节带来巨大压力。
本月提交至全国人大的文件所显示的债务数字，凸显出国企在产能过剩情况下所面临的窘境，以及政府实施经济改革计划核心纲要的难度。单单煤炭行业估计分流130万人的成本就高达1950亿元人民币，而煤炭行业的人大代表呼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帮助数以百计的“僵尸”企业应对节节攀升的债务。安徽煤炭企业--淮北矿业董事长王明胜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提案显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四个重点行业债务总额约为10.2万亿元人民币（1.56万亿美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的煤炭与钢铁行业债务总额为8万亿元，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银行贷款。倘若今年这些债务中有20%成为坏账，就会导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增加近一半。而行业分析师认为，20%的坏账比例并非不切实际。银行业人士表示，城市及地方银行风险最大，并称官方的不良贷款数字低估了这些问题贷款的规模。去年不良贷款金额已经增长一倍。“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机构，一家特殊银行，专门接管这些债务以避免地方银行破产，”钢铁行业专家许中波指出。中国银监会在3月稍早曾向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下发通知，要求银行加大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摸排。一位为中型中资银行处理钢铁行业不良贷款的律师表示：“银行业的担忧也不无道理。钢铁行业的继续下滑增加了处置存量不良贷款的难度。”
除了寻求下调增值税以及从医疗和教育等成本高昂的“社会功能”中解放出来之外，煤炭行业的代表还敦促政府提供额外的融资和政策支持，并建立“债转股”机制来处理这一问题。“由于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机制和相关政策尚未制定完，将这些企业关闭将引发债务清偿等棘手问题，”平煤神马集团董事长梁铁山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CISA）的数据显示，2015年钢铁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上升1.55个百分点至70.1%，至少有五家企业的债务股本比超过100%。煤炭行业的高管估计，煤炭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75%。中国政府在2月发布的一份意见中承诺，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削减1-1.5亿吨，即高达12.5%的粗钢产能，同时退出5亿吨即9%的煤炭产能。梁铁山表示，为响应此政策，国有银行实施了更加严格的信贷政策，并收回了部分贷款。他说，河南一个矿山面临要偿还400亿元人民币的款项，而这些贷款不太可能进行展期。
2月发布的政策文件表示，地方政府建立企业金融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协调机制，同时支持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支持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打包转让不良资产，但高管表示，需要制定更加具体的措施。“削减产能我们不能只是喊喊口号、给出些目标，我们必须要有切合实际的有效机制，”淮北矿业董事长王明胜表示。他说，考虑到煤炭对本地GDP、就业及政府收入的贡献，指望地方政府主动关闭“僵尸”煤企是不切实际的。
根据行动计划，中国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债务问题，但梁铁山表示，一旦一家煤矿关闭，市场在资产处置问题上基本上无能为力。石横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武宗表示，企业经理们也没有运用中国破产法的动力，因为破产法对企业管理层基本上起不到保护作用。张武宗说，“前来要债的不只是银行，还有企业债权人；你的个人资产会被冻结、而你本人也会被追责；这让人感到害怕，企业老板岂能不跑路？”中国的银行从业人员称，他们个人也要负责追讨问题债，为了防止外逃，批贷人员的护照都被收走。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大多日企对负利率政策不满
路透调查显示，大多数日本企业认为日本中央银行意外采取负利率政策是一个糟糕的举动，将损及企业和消费者信心。这打击了正致力于刺激经济活动的政府。调查还显示，大多数企业希望政府提出更多经济刺激举措，但约一半企业支持继续推进原定的消费税再度上调计划，凸显对日本沉重债务负担的担忧。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1月份宣布对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部分资金收取0.1%的利率，表示有必要实施该政策以终结长达20年的通缩，并通过鼓励银行提供成本较低的贷款，以及鼓励企业开展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央行此举令投资者大感意外。
但根据路透3月3日至17日开展的企业调查，62%的企业不满央行的上述政策决定。在书面评论中，很多企业提到在央行决定公布后日元大幅上涨、而股票则下滑。还有一些企业则表示，从有效政策的角度而言，此举只能表明央行已经走到尽头。一家橡胶公司的经理认为：“尽管世界上有其他地区实施负利率政策，但这无疑是一种反常的政策。该政策应当只能当作最后手段使用，因其表明已别无选择。抛开理论不说，该政策打击了消费信心的事实不容忽视。”
该政策有可能严重冲击日本金融机构，也得到企业的普遍诟病。银行业者目前需为存放在央行的部分准备金交费，并表示未来大型企业账户持有者，可能也需为存款付费。调查发现，若企业账户利率为负，15%企业将提现，而把钱放在保险柜中是被提及最多的替代方案。
瑞穗总合研究所资深经济师说：“企业看起来比我原先认为的要悲观得多，日本央行可能希望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但这种沟通方式不会得到企业支持。若央行蓄意出人意料，就会倾向于将行动升级，而这对实体经济将弊大于利。”
Nikkei Research为路透进行的调查访问513家大中型企业，经理匿名回复问卷。约有240至250家企业回复关于负利率的问题。但有些迹象显示，这项政策可能带来些许为人所乐见的效应，59%企业表明将动用低成本资金提高资本支出，或发展新业务，抑或进行购并。四分之三企业表示，希望见到更多经济刺激举措，凸显出景气悲观可能导致经济连两季陷入萎缩。然而，企业对于计划中的上调消费税所带来的好处则看法不一。
（联合早报，2016.3.25）
国内与港台经济
循环经济：中国的经验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约翰?马修斯和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谭浩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简要分析中国的循环经济。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正在接近危险水平。作为生产世界46%的铝、50%的钢材和60%的水泥的产业大国（参见Mathews, A. & Tan, H. 2015.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Revolution’. Palgrave MacMillan, UK.），中国2011年共消耗约252亿吨原材料，超过经合组织包括美、英、日、德、法、加、澳、韩等34个成员国所消耗原材料的总和。
中国经济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仍然很低。中国经济每实现一美元GDP（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5年不变价格）需要耗费约2.5公斤原材料，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每同等单位GDP消耗0.54公斤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经济产生大量的废弃物。2014年，全国仅工业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就达到32亿吨，其中20亿吨用于回收、堆肥、能源转化或生产建筑材料、筑路等。与此相比较，欧盟28国2012年共产生垃圾总量25亿吨（包括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其中约10亿吨被回收使用或用于发热发电。到2025年，据预测（参见Hoornweg et al. 2013.’ Waste production must peak this century’ . Nature, 502, 615-617.）中国的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将可能达到世界总量的近四分之一。
如果任凭发展，这样的自然资源消耗水平和垃圾产生量将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带来巨大压力。1990年，能源和矿产原材料进口仅占中国全部进口价值的5%，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30%。
中国对此正在采取行动。在过去10年中，中国通过设定具体目标并运用行政、金融、立法等措施促进废物循环使用，推行力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这些措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循环经济”，即把一些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转变为另一些企业可以利用的生产原料，从而达到循环产业链的闭合。通过这一方式，原生材料的需求量和垃圾的产生量都将减少。
迄今为止，中国循环经济的成果尚不明显，而中国经济向循环方式转型面临巨大的障碍。在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国家实施循环经济的一个主要困难是促使企业间就工业副产品的利用实现合作。在这一方面，由于中国超过一半的工业活动是在各类工业园和经济开发区进行，中国具有特别的优势。针对这些工业园区开展循环经济，正在对提升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产生正面的影响。
例如，临近上海的苏州高新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苏州高新区占地52平方公里，拥有近4000家制造企业。在那里，工业园中产生的铜废料被回收，并用于印刷电路板制造，从而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原生铜的需求（见Wen, Z. G. & Meng, X. Y. 2015. ‘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for the promo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printed circuit boards industry in China’ s Suzhou New District’ .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90, 211-219）。
没有其他国家有如此远大的目标。德国和日本都有促进资源再生利用的全面计划（比如德国1996年开始实施的《固体物质循环使用和垃圾管理法》，以及日本于2000年颁布实施的《建设物质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欧盟于2015年12月宣布了循环经济的一揽子方案，但这一方案仍有待实施。在美国，包括卡特皮勒和地毯生产商Interface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开展了公司层面的废物回收项目；另外还有譬如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实行的“零垃圾计划”那样的地区性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产业间实现废物交换利用的“产业共生”方式（参阅Chertow, M. R. 2000. ‘ Industrial symbiosis: Literature and Taxonomy’ .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25, 313-337）在包括日本横滨、韩国釜山和澳大利亚奎纳纳等地都能找到成功案例 （参阅 Mathews, A. & Tan, H. 2011. ‘ Progress toward a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 .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15, 435-457.）。但是所有这些在影响和规模上都不及正在中国发生的实践。
受到德国和日本相关立法的影响，中国于1990年代开始关注循环经济（参见诸大建, 1998, “可持续发展呼唤循环经济”. 科技导报, 9, 39-43）。200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把循环经济作为由于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而产生的经济和环境风险的重要应对措施。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包括环保部在内的其他政府部门，自此开始陆续发布循环经济实施的指导原则和推动产业共生的典型案例，比如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等（见Yu, F., Han, F. & Cui, Z. 2015.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in an eco-industrial park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87, 339-347.）。
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税收、财政、价格和产业政策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一个专项资金得以建立用于支持传统工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国家发改委还和中央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一起，出台支持循环经济相关项目贷款和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专门政策。在涵盖2006至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中，包含一整章关于循环经济的内容。2008年，中国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明确循环经济的相关目标应当纳入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发展计划。此外，国家对诸如煤炭、钢铁、电子、化工和石化等重点行业设定了相关的行业性目标。
在覆盖2011-15年的中国十二五规划中，循环经济进而上升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其中提出的主要目标包括，到2015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2%，资源产出率（即每单位资源投入对应的经济产出）较2010年提高15%。十二五规划还提出组织实施循环经济的“十百千示范”行动。这些包括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再制造、“城市矿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等十大示范工程；创建苏州、广州等一百个循环经济示范城市；以及培育1,000个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和工业园区。2012年，发改委和财政部出台文件，要求到2015年50%以上的国家级工业园区和30%以上的省级工业园区完成以主要污染物“基本实现‘零排放’”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循环化改造。
2013年，国务院发布“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这样的战略在世界尚是首次。这一文件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进一步目标，比如到2015年中国的能源产出率（每能源单位产出GDP）与2010年相比提高18.5%，水资源产出率提升43%，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从2010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文件还提出了行业性的相关目标，比如，在煤炭工业煤矸石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及在电力工业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达到70%等。这些指标中，有一些在本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得到进一步延伸。
中国循环经济的进展如何？去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四个循环经济相关的主要指标从2005年以来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这些指标包括资源消耗强度（每GDP单位的资源消耗量），废物排放强度（每GDP单位的废物排放量），废物回用率，以及污染物处置率。至2013年的8年间， 资源消耗强度和废物排放强度指标分别改善34.7%和46%。这些指标的改善清楚体现了中国经济正在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如对金属、水、能源、生物质等物质的消耗）的相对脱钩。基于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等二级指标计算的污染物处置率上升74.6%。而废物回收再利用进展缓慢，仅增长8.2%。在汇总这些指标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这一指数从2005年的基数100上升到2013年的137.6。
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源强度从1990年的每单位GDP需用4.3公斤原材料下降到2011年的2.5公斤。然而与此同时，受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中国的资源消耗总量从1990年的54亿吨上升到2011年的252亿吨，20年间增加了近5倍。
苏州高新区是一个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2005年，它被选为参加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的13个产业园区之一。2008年，和邻近的苏州工业园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起，苏州高新区成为首批三个通过验收批准命名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之一。
苏州高新区的规模远大于丹麦卡伦堡这样的位于西方国家的生态工业园。作为世界首个工业共生的样本，卡伦堡生态工业园的工业共生实践始于1980年代，目前有10余个企业参与其中，进行能源、水、气的共享，以及废物在不同企业间的回收交换。而苏州高新区截至2014年有超过16000个产业活动单位，其中制造企业近4000家，主要产业包括信息技术、电子、生物科技、医疗设备等。2015年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2881亿元人民币。
中国采取多种“补链”措施，力求在工业园中建立跨产业的产业生态链。例如在苏州高新区，对印刷线路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铜、金等金属废料进行回收再利用被视为一个“补链”的关键领域。因此，苏州高新区引进日本同和金属并与其成立合资公司，以利用后者在金属回收方面的先进技术。在金属涂层和线路板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蚀刻液等因此可以得到处理并得以循环使用。包括同和在内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公司还从含铜污泥等废弃物中提取再生金属和再生水等资源。在苏州高新区的其他循环经济实践中，一家高岭土开采公司将高岭土矿渣提供给下游企业，分别作为生产硫酸和建筑材料的原料；一家造纸厂利用区内一家化工厂产生的废氨水，用于造纸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脱硫工艺等。
根据来自苏州高新区的数据，从2005到2010年间，苏州高新区的万元GDP能耗下降20%，2010年达到万元GDP能耗0.57吨标准煤， 远低于全国万元GDP能耗1.24吨标准煤的平均水平。2010年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排放相对2005年减少47 %和38%（参见许岳香, 2015, ‘生态文明视域下苏州高新区循环经济发展实践’,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 9, 10-13.）。2010年全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分别达到96%和91%，远高于这两项指标的全国平均水平（69%和86%）。
循环经济的主要困难在于促使企业间建立合作，就像上面提及的铜提取的例子那样，形成以废弃物为原料的供应链。一些观察者或许会对中国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存有异议；但是由政府和地方管理机构对工业园区进行管理，并对积极合作的企业给予回报，显然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在此情况下，重点从如何引导单个企业，转变为如何影响一个企业群体的集体决策。
实现循环经济的经济利益是明显的。使用本地通过回收再生获得的原料通常更加便宜，从而有助于增加企业利润。政府的介入可以是一个优势，而循环经济的进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如何发展相应的产业政策以及执行政策的能力。
不同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难度也各有不同。比如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比较简单，而从工业污泥中进行金属提取需要进行化学分解，会相对困难。随着初级产品生产在中国经济比重的降低和较先进制造业（如太阳能面板）等比重的加大，循环经济会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利益。而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也能增强中国的资源安全程度。
中国需要确定向经合组织国家资源强度水平看齐的总体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路线图。中国还需要促使各个地方在这一方面开展竞赛，并对成果斐然的生态工业园区给予奖励。相关数据应当定期收集报告，像本文提及的苏州高新区的数据是5年前的，已经显得陈旧。如果看到经济效益，企业将会更有动力报告准确的数据。
在十三五以及后续的规划中，需要对钢铁、铝业等初级产品加工业设定更加有力的循环经济目标。对其他制造业，比如风机、电池储能、生物科技制造等，需要就产品在全生命周期的物质循环效率进行评价。中国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循环经济评估指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指数需要有更清楚的解释。同样地，经合组织成员国家需要采用统一的报告体系。中外研究人员需要加强合作，发展更好的评估体系和更加深入研究有关的产业共生案例。
主流经济学基于线性的经济运行方式，以GDP增长等作为评价国家经济表现的主要标准。现有经济模型需要进一步引入资源循环使用率等作为绩效指标，以体现真实的自然资源的流动，而不仅仅依赖比如财富或收入等抽象概念。在我们看来，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是解决世界面临的资源安全问题的唯一途径。中国的循环经济战略是弥合全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重要一步。
（FT中文网，2016.3.24）
“消费大国”中国的潜力
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总局编辑委员村山宏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被踩下急刹车的同时也在迈入大幅调整期。虽然伴随着老龄化加剧和设备过剩而来的风险等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但中产阶层的消费充满潜力。这能给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带来光明吗？
随着中产阶层的逐步增多，教育热也不断升温。据推算，中国从小学到高中期间的学生教育市场规模约为2500亿元，学生人数接近9000万人。据腾讯推出的专业在线教育平台——腾讯课堂的推算，中国小学到高中的各类辅导班市场规模除以学生数所得的人均支出为每年5020元。不过，最近费用占辅导班60%左右的在线教育的势头出现增强。虽然教育热并未降温，但是由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人们对这笔被视为“怎么都不能省”的家庭支出也开始投以谨慎的目光。
中国政府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从2016年1月开始允许所有夫妻生育二个孩子，今后儿童的数量预计出现增加。据日本冈山证券上海事务所推算，2015到2020年，全面二孩政策将把中国出生数推高2220万人。不过，现实情况是，考虑到教育费和住宅费的沉重负担，在城市地区并非所有的家庭都打算生二孩。
中国经济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第3产业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2015年首次突破50%，也就是说，零售业和服务业赚取了GDP的一半。在日本，这一比重超过50%是在1960年。不少观点期待地认为，“在中国，2020年第3 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有望达到60%”（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的相关人士）。
不过，制造业的大规模裁员很可能夺去对消费构成支撑的新兴中产阶层的收入。零售业和服务业能否成为新的就业承接地也成为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正波及到地方核心城市。“您也可以成为店铺的老板并获得租金收入”，在江苏省无锡市某商业设施的一角，一位工作人员正劝说来店顾客向购物中心内的店铺投资。据称，在相当于20个体育馆面积的设施内，将有3000家销售鞋和包等日用品的店铺。而在这一商业设施的15公里范围内，生活着约150万人。购物中心为招商而打出的口号是销售生活必需品也能成为亿万富翁。在地方核心城市，不断建设的购物中心将成为唤起个人消费的主要渠道。
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估算，目前中国的家庭月收入达到1万2000～2万2000元的中产阶层的上游家庭有望在今后10年里增加至1亿户。该集团的杉田浩章表示，大学毕业后就职于IT企业和银行等企业的白领等肩负中国未来的人群也将拉动消费。在城市地区，到2020年之前，有望产生2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作为消费的工具不可或缺的是基于智能手机的电子商务。以大城市圈以及购物中心建设缓慢的地方为中心，电商正迅速扩大，2015年销售额达到约3.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2%，超过零售业销售额整体增速。如今，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电子商务大国。据移动通信运营商的行业团体GSMA统计，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达到约70%，大幅超过日本的约40%。购物、打车、结算、社交网络（SNS）……由于基础设施并未遍及中国广大的国土，智能手机正作为通向社会的窗口迅速发展。
（日经中文网，2016.3.25）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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