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19期（总第1630期） 2016年3月14日（星期一）
经济热点分析
两会经济领域热点及解读（二）
[导读：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与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举行被媒体戏称为“超级星期六”的记者会，就中外记者关心的金融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同时，列席人大会议的商务部长高虎城，也就如何拉动消费和外资准入政策等相关问题作了相应的分析。]
央行行长周小川：中国将保持灵活、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月12日在人大记者会上，就人民币汇率、资金外流、货币政策、地下金融回答了记者提问。他表示，中国央行将继续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各种冲击和事件的产生。
中国央行一直极力保持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资金流动水平，但一些观点也表示采取过于灵活的货币政策会对人民币产生影响。自2014年11月起中国央行六次降息，2015年2月起5次下调银行准备金率。
针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周小川表示，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度目标和中期目标实际上是预测性的目标，这个预测性的目标也是参照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估计出来的。从人民银行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的储蓄率有关系，储蓄会投资，投资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会使得GDP有所增长。
他续指出，中国已经决定更多地依靠内需，尽管进出口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不会过度地依靠出口来实现GDP的增长。净出口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货币政策，包括用汇率政策来刺激出口，对中国GDP的增长和实现未来的目标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所以不会倚重这个。
至于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他个人估计未来还会是采用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国际国内没有大的经济金融风波事件，会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必要采用过度的货币政策刺激的办法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总体来说，依靠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配合其他宏观调控支持效率的提高、内需的提高、创新的提高，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不必采取额外的措施。
他再次重申了中国不会贬值人民币来刺激出口。针对中国年外汇存底大减5000亿美元，周小川表示，此前多年中国资金流入也很迅猛。既然有的年代资金流入很迅猛，有“个别阶段”流出多一点“也不奇怪”。周小川表示，中国金融市场在出现波动后，经过改革和整顿开始走向正轨，虽不敢说未来不会发生突发事件，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资金流动也会很快趋于“比较平静的、正常的水平”。
与周小川同时出席记者会的央行副行长易纲则表示，他期待中国今年能够达到预订的经济增长目标，即GDP增长区间6.5-7%之间。
银监会尚福林：银监会坚持促进银行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
3月12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十三五”期间银行业面临着许多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机遇。尚福林表示，“十三五”期间，银监会将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持续推动银行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行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十二五”期间，我国银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也大大提升。但同时，大量中小微企业仍存在“融资难”问题，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快速上升。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中坚力量，银行业下一个五年何去何从，今年的工作至关重要。就2016年银行业如何谋好局、起好步，尚福林提出了四点要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第一、用好金融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平稳增长，金融创新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尚福林要求商业银行机构，创新要有利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能通过所谓的创新去躲避监管；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不能够把风险转嫁给投资人或者借款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行穿透式的管理。
第二、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稳定，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尚福林介绍，截至去年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是13.45％，不良贷款率是1.67％，拨备覆盖率是181％，不少指标都优于一些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针对最近一些评级机构下调了中国的主权评级和部分金融机构的评级展望，尚福林认为，这是对中国银行业运行情况的误判。“中国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加注重防范风险，防患于未然。”尚福林表示，要加强防范信用风险，对于产能过剩企业和“僵尸企业”，实行实名制管理，成立债权人委员会集体确定增减贷款，合力解决企业困难；要加强防范金融产品风险，对跨行业、跨市场的资金流动加强监管协调，始终能够“看得见”“管得了”“控得住”；要加强防范流动性风险，定期或者不定期地组织压力测试，鼓励中小银行建立同业互助机制；要加强防范外部风险，筑牢银行业、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活动之间的防火墙；加强防范内部操作风险，强化银行员工行为管控。
第三、深化改革开放，畅通各类资金进入银行业渠道，推进民营银行发展。尚福林表示，银监会按照审慎积极原则推进民营银行试点工作，现在已进入常态化审批程序。“对于新设民营银行，受理权限已经下放给了各地银监局，已有12家进入论证阶段。”尚福林介绍，2014年开始的5家民营银行试点是成功的，运行总体平稳，为金融市场带来了新活力。截至2015年末，5家银行资产总额达794亿元，负债总额达651亿元，各项监管指标基本达标。下一步银监会将继续加强政策辅导和与地方政府沟通会商，按照“成熟一家、设立一家”的原则推进民营银行设立工作。
第四、不断加强存款人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增强银行业竞争能力。尚福林表示，银监会将加大对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机构监管，并与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治理。他提示金融消费者，在参与社会金融活动时，必须十分审慎，着重做好“三看”：看对象是不是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看回报是不是属于超常高利回报；看营销是否以公开宣传的形式募集资金。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打出三张安定牌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3月12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就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热点问题接受中外媒体采访。会上，他公开回应了各方关注的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及应急措施退出、熔断机制暂停等问题，并一一给出明确答复。
刘士余表示，注册制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顶层设计中的重大任务，“是必须搞的”，但注册制又非孤立、割裂的改革，不能单兵突进，须与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完善法治环境等相配套，因此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和时间。
他还回应称，去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政府果断出手是指向市场失灵，当时的措施稳定了市场，为修复、建设、发展市场赢得了时间。一些非常规的机制性措施，在市场完全进入自我修复、发展状态后已解除或正在退出，然而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谈中证金的退出为时尚早。
对于市场关注的处于暂停状态的熔断机制会否恢复的问题，刘士余明确表示，熔断机制虽在推出前获得各方较高的共识度，但推出后客观上造成助跌效果，制度运行结果与初衷基本背离。由于我国市场投资主体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未来几年都不具备推行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
刘士余履任证监会主席尚未“满月”，上述回应虽未过多涉及下一步监管部门的工作细节，但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记者会上的三问三答，释放出了几个明确的信号。首先，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其次，监管层向市场传递出稳定的政策预期、在稳定的基础上务实推进市场改革的态度十分明确；再者，资本市场后续改革将牢牢立足国情、市情，更充分地考虑我国市场主体结构的特殊性，更注重综合改革的配套。
第一、注册制改革不会单兵突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未明确提及注册制改革相关工作。同时，“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就注册制改革是否推出、如何推出的疑问，刘士余表示，注册制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顶层设计下的一个重大任务，“是必须搞的”，但如何搞还要认真研究。
他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这几项改革不是孤立、独立，甚至割裂的选项，而是相互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把多层次资本市场搞好了，可以为注册制改革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刘士余表示，注册制改革还需要一个相当完善的法治环境。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自今年3月起实施的专项授权，标志着政府可以着手制定注册制与现行核准制之间制度转换所需要的一系列配套规章制度，在此过程中，必须充分沟通、形成共识、凝聚合力，同时这些规章制度的研究论证需要相当长的过程、相当长的时间。“注册制是不可以单兵突进的。”他明确提出。
刘士余同时强调，无论是核准制还是注册制，都必须秉承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理念，对发行人的披露内容进行严格的真实性审查，即使将来实行注册制了，这项工作不但不能放松，而且还必须加强。
第二、未来较长时间内中证金不会退出。
就去年股市异常波动的原因，及政府一揽子应急措施的出台和退出问题，刘士余表示，去年市场出现了一波过快过高的上涨，“山有多高，谷有多深。泡沫怎么吹起来的，就会怎么破灭”，而政府果断出手是应对市场失灵的状况，结果证明有关举措稳定了市场，为修复、建设、发展市场赢得了时间。
他明确表示，股市异动期间出台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特别是一些非常规机制性措施，在市场已完全进入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状态后已经解除或者正在退出，但中证金的退出问题目前还不在考虑当中，未来较长时间内，谈中证金退出为时尚早。
刘士余在发布会上提供数据称，2014年7月份之前，沪深股市经历了7年之久的熊市，2014年7月份开始，股市先是恢复性回升，后又出现过快过高上涨，到去年6月12日，上证综指、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数涨幅分别达到152%、146%、178%，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快过急的下跌。当年6月15日到7月8日，上证综指在17个交易日内大幅下跌32%，造成市场较大面积的恐慌，股票市场流动性几近枯竭。
他将当时股指下行势头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比作一辆重载的油罐车在下坡路上刹车失灵，“轻则车毁人亡，重则引发森林火灾、破坏文物、伤及无辜，这叫多重性风险”。
刘士余说，在市场流动性枯竭、大面积恐慌的情况下，不果断出手必然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恐慌，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今后当市场陷入完全失灵、连续失灵的情景时，政府仍应果断出手，这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符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他也坦承，凡是股市异常波动，都具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包括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成熟的交易者、不适应的监管制度。“对此，中国证监会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快改革，转换职能，全面依法加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此外，刘士余还谈到，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这一根本方向，既为根本方向，就不能动摇。他说，资本的本能是逐利的，其灵魂在于竞争，而竞争就必然有美丽和残酷两种格局，“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必须以平常的心态面对这种现实。同时，政府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职能也不能动摇，离开“三公”原则就谈不上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只有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才能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
第三、未来几年不具备推行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
就媒体关于熔断机制推出前是否进行了充分评估、后续会否恢复的问题，刘士余表示，研究论证、实施熔断机制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股市巨幅波动、保护投资者，推出前经广泛征求意见也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但实施过程中造成助跌的效果，制度运行结果与初衷基本背离，考虑到我国市场主体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几年不具备推行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
刘士余介绍，在熔断机制的论证研究过程中，沪深两家交易所和有关机构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征求意见的面是比较宽、比较广泛的，当时各方对于推出熔断机制的共识度比较高。但制度推出以后，客观上造成了助跌的效果，制度运行的结果和推出这项制度的初衷基本背离，因此证监会立即叫停了该机制。他分析，推出前各方对熔断机制有比较高的共识度、不同意见声音较弱，可能是因为去年股市过山车般大幅下行使人印象深刻。但回头看，在实施该制度的时候，可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结构考虑欠周。
刘士余坦言，应当从熔断机制的推出和暂停中吸取教训，即在不断扩大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中，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既要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好的做法、成功的经验，同时每一项改革也必须牢牢立足于中国国情。“单从投资者结构角度来讲，我们是中小投资者占绝对主体的市场体系，这一点在世界上是不多见，很不一样的。”他明确表示，未来几年，可以预见我国市场投资主体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未来几年我们也不具备推行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
保监会会长项俊波：目前国内险资的举牌行为总体风险可控。
项俊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有6处明确提到商业保险，涉及大病保险、巨灾保险、农业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等，如果把和保险业相关的工作算上，大概15项任务。
谈到扶贫，他说，保险业开展精准扶贫主要从大病保险扶贫、农险扶贫、补位扶贫和产业扶贫四个方面着手。其中，大病保险是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的有效途径，到去年底商业保险承办的大病保险已覆盖城乡居民9.2亿人，加上基本医保经办机构承保了大概1.3亿人，实现了全覆盖；农险扶贫主要通过农业保险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补位扶贫主要抓短板，向社会贫困和基层人群倾斜，如为失独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士等专门推出新的保险服务；产业扶贫就是通过保险支持产业发展，比如通过发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提供资金支持。
当被问及险资在资本市场频频举牌问题时，项俊波表示，举牌是二级市场普通的股票投资行为，保险资金是长线资金，对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近几年通过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改革，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从2012年的3.4%提高到2015年的7.6%，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好水平。目前国内险资的举牌行为总体风险可控。到去年底，共有10家保险公司累计举牌了36家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余额3650亿元，占整个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比重是3.3%，比例很小。下一步保监会将持续关注和监测险资的举牌行为，强化监管措施，加强风险预警和管控，确保在规则允许和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来进行操作。
万能险作为一种保险产品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和关注，项俊波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社会公众对保险业认识的提高，也说明广大消费者潜在的保险需求在增强。我简单介绍一下万能险的情况。万能险在国际上其实是一种成熟的产品，而且是一种主流的保险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它有独有的特点，同时兼具财富管理和风险保障的双重功能。万能险在美国已经有37年的历史，到中国来是2000年开始引入。去年我们有57家人身险公司开办了万能险，保费收入占整个人身险市场的28%。在美国、韩国、日本这些国家，万能险占整个保险市场的份额大概是40%左右，就万能险险种来讲，市场占有额我们和国际上还是有差距的。
项俊波认为，万能险在我们国家发较快与万能险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有关：一是功能比较多，兼具了保障和投资功能。我们国家万能险保障功能比周边国家地区更强一些，比如最低风险保额与保单账户价值的比例是20%，韩国、香港大概是5%左右，我们比他们的保障高出15个百分点。二是缴取灵活，投保人缴纳了首期保费以后可以不定期、不定额地缴纳保费，而且账户资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灵活支取。 三是收益保底，通常我们设定最低保证利，定期结算投资收益。正因为这三个特点，它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 虽然万能险在我们国家发展平稳，风险可控，但是由于其缴费灵活、流动性比较强，在资金的运用上可能出现资产负债错配，进而引发现金流风险，所以对这款保险产品我们保监会高度重视，着力从偿付能力、产品报备、信息披露等方面实施了重点监管。从2014年以来我们先后18次对万能险结算利率较高、存在销售误导等问题的15家保险公司采取了监管措施。近期我们会在系统内开展整个万能险的风险排查，出台规范中短期存续期产品发展的监管措施，进一步发展长期储蓄和风险保障率的业务，更好地服务民生和社会保障建设，牢牢守住行业的风险底线。
国资委肖亚庆：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已出台 阻碍国企改革者将被清理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副主任张喜武、黄丹华和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全国两会期间举行记者会，就“国企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在回答记者关于国资委今年将有哪些具体措施和计划来扭转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趋势的提问时，肖亚庆表示，去年中央企业整体利润出现了负增长，负增长6.9%。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油价格去年全年通算下来下降了47%左右，再加上其他大宗商品，比如钢铁价格的大幅度下滑，影响是比较大的。如果剔除石油价格的影响，去年央企总的利润是增长7.5%。但不管怎么说，央企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同样感觉到了压力。今年以来，大家对压力的感觉已经变成了动力，正在努力。
到目前为止央企的状况。1-2月份，总的央企的利润增长了4.7%，去年同期同比下降了32%左右，央企今年的情况相对稳定，去年同期的基数比较低，也要看到各个央企在稳增长当中、在提效益当中做了大量工作。央企的增加值占到全国GDP的近1/10，上缴的税费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也比较大，所以央企理应在稳增长当中率先努力做出贡献。
现在的经济下行压力，一方面确实是需求不旺，一方面需要改革。下行压力到底有多大，大家都有预期，但超过合理的预期就是恐慌。今年2月29日我们召开了中央企业提质增效动员会，会后听大家在谈到今年经济时，几个大的企业在“两会”之前对本企业、本行业的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态势都在做详细的分析，可以说他们都是心中有定力、心中有数的，在经济下行、市场价格较低的情况下，怎么样保增长、怎么样稳住市场，都有自己很多具体的措施，也请大家关注各个企业。
就部分行业目前所处的状况来看，恐慌心理比下行压力更可怕，会带来更大的下行。大宗商品包括石油，超低的价格不正常。很多商品价格已经远低于它的制造成本。中国13亿人，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人均消耗的能源量、人均拥有的资源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我们用气、用电量从全球看依然是比较低的。我们现在13亿人奔小康，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市场大得很，关键是从央企开始，从我们做起，要振奋精神，要真抓实干，要把产品质量提高，把成本降下来，给人民提供更多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所以，总体上看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我们还在努力，正在努力，央企、国有企业一定要在稳增长中率先作贡献，克服当前的困难，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回答“国企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肖亚庆表示，央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重。要积极化解过剩产能。要讲三个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肖亚庆表示，央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主动作为，有几个方面。一是要抓好“三个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对于国家战略需要、央企有优势的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航空航天、核电、高铁、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电网等，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央企长期亏损和资不抵债的低效无效资产，要加大处置力度，积极化解过剩产能。
二是要讲“三个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虽然央企的创新实力很强，成果也很多，比如去年全国科技大会奖励的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特等奖几乎都是央企获得的，奖项总数的34%是央企取得的，但是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再比如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使得央企的商业模式能够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再比如创新驱动，大企业如何开展“双创”，如何把“互联网+”这样一个大的战略做好，如何在“中国制造2025”这样一个大战略中，让央企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方面都需要我们在管理、技术，甚至在商业模式上有新的创新。
三是抓好“三品”：品种、质量和品牌。这方面央企要率先带头。我们现在产品不少，种类也不少，但是精品不多，品牌更少。我看了一下，国际品牌集团评选的品牌100强当中，央企现在还没有，世界品牌实验室2015年的世界500强中，央企只有11个，而央企进入世界500强的有47家。从老百姓需求来看，很多质量、品种远远满足不了，也包括央企从事的行业所提供的服务。这方面就是我们的潜力，要把这个做好。至于您谈到的海外资产的监管，央企海外机构大致有8000多家，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投资。这些年来一直在加大这方面的监管力度。我们会在这一轮改革中把这件事作为重点加以研究和推动。谢谢。
肖亚庆就国企改革问题还表示，一是顶层设计的文件已经出台，标志是“1+12”个文件印发，主体框架已经搭出来了。二是现在很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步伐。比如国资委已经取消、下放了20多项审批权力，其他的还在清理当中，该放下去的一定要放到位，该取消的一定要取消。三是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取得了初步进展。比如中央企业积极探索开展了多层次的试点，开展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真正把权力放在董事会。
当然，国企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肖亚庆称，现在国企无论是机制体制，还是管理能力，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比如现在企业的管理层级还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四五级甚至更多，对此必须要压缩级别。他也不否认，有极个别的人对改革可能认识不到位，担当精神不够，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对于这些个别的人，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先出清（清理出去）。
关于国企改革的下一步，肖亚庆介绍，今年国资委主要做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文件体系，同时要研究一些规范性文件，使改革政策更加具体、更加可操作、行之有效。二是要深入推进十项改革试点。三是要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四是完成国有企业功能界定和分类。五是加大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力度。六是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七是推动中央企业的调整重组，优化布局结构。八是要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工作，进一步提高监督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九是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商务部高虎城：降低消费成本 放宽外资准入
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我们国家的流通成本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发达国家的一倍。要下力气降低消费成本，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高虎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国消费成本在产品成本中的比重前几年是20%，现在是15%到16%之间，而发达国家是8%。在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可做。要着重加强城市之间共同配送、农产品运输、冷链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高虎城说，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消费已经成为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去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他说，国内消费在强劲增长的同时，境外消费也在增加。这反映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着力弥补的一个短板。高虎城说，在服务消费方面，我们还处在大众化、基础化的建设阶段，家政、医护、教育、卫生、旅游等是消费热点，城市和农村都有相当的市场需求。他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改善消费流通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购已经成为大趋势，线上线下的融合已经成为错位发展、推动消费的有效渠道。商务部很快就要推出“互联网＋流通”行动实施的指导意见，使它更规范。
高虎城还说，我国将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领域，特别是在技术、金融、教育、文化、物流等服务业领域进一步开放，同时积极研究放宽高端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鼓励外资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造、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高虎城介绍的数据显示，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比例偏低。去年占全国利用外资比重只有16%左右，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只有12%。“我们正在抓紧研究制订新的中西部外商投资优势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准入领域。”高虎城说。他说，下一步还将在沿边和沿江地区发展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推动沿边和沿江进一步对外开放。高虎城说，我国还将加快中美和中欧自贸协定谈判。目前，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经进入实质性的负面清单谈判阶段，中欧自贸协定谈判也进展较快。“我们希望通过双方的努力，尽早达成一个平衡共赢的中美自贸协定和中欧自贸协定，为利用外资创造一个国际化、规范化、便利化的环境。”高虎城说，同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商签自贸协定有利于建设国际化高水平的外商管理体制。
高虎城还指出，中国对外资的态度将保持“三个不会变”，一是吸引外资政策不会变，二是鼓励外商发展、提供保障服务不会变，三是提供环境支持的政策不会变。高虎城又表示，消费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二十年前，消费在最低等，现在消费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国内消费和境外消费都在强劲增长。他称，消费方面从四方面努力，一是消费流通方式改进，比如互联网加流通；二是在消费成本上下力气；三是保护优化消费环境；四是服务消费上基础阶段，服务消费上需要提升。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李彦松 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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