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5年第23期（总第1539期）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博弈亚投行：中国与欧美日
[导读：近来，关于亚投行的各种消息绝对是最吸引眼球的新闻热点，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看点是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对即将创立的亚投行所抱的不同态度，其中反映出西方对中国参与构建全球经济秩序的不同态度，围绕亚投行的博弈也使新的全球金融格局进一步显现出来了。]
现有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国在北京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亚投行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3月31日是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截止时间，而临近这个截止日期时各国的行动，令人目不暇接，高潮不断。
目前，全球金融秩序仍以美国为主导，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很多情况下是美国意念的体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中，美国都是第一大出资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而在亚洲，则有美国和日本共同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在IMF的出资额与对应的表决权均在17%左右，并享有一票否决权，但与之相对，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但相应的话语权却没有提升，占比不足5%。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亚投行重塑与大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金融秩序似乎符合逻辑。
同时，近年来，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困局与“尼克松冲击”以来数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密切相关，体现了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如今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与美元的霸权，对人民币国际化表达出越加浓烈的兴趣，使得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命题已远非中国的一厢情愿，反而有着更为强烈的海外需求。（沈建光）
而在中国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国内产能过剩、中国企业扩大海外投资，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亚洲地区则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投资额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困境，不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已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主导的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的创立，既是顺应形势的举措，也可突破以往束缚，为发展中国发展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新范式，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无力与其地位之尴尬。
从目前各国对加入亚投行创始国的态度来看，除了亚太地区经济体绝大多数都已参加外，美国明确表示不会加入，日本则犹豫彷徨，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主要经济体则跑步前进。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三者面对中国要求改变旧有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呼吁和行动的不同立场，而其中的博弈，最终将形成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
欧洲的态度：商业利益优先
作为第一个正式提交加入亚投行申请的英国，其主导者财政部部长乔治•奥斯本既认为此举将给英国企业带来机遇，也认为英国“应该参与新的国际机构的创建”。奥斯本在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服卡梅伦首相和国防部长时讲到，加入亚投行带来的商业利益将超过可能的外交骚动。而随着英国的率先表态，其他欧洲大国争相加入亚投行也就顺理成章了。欧洲各国看似并非深思熟虑的行动，其实反映了欧洲各国优先考虑国家商业利益的基本态度。
另外，欧洲还认为，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尝试从内部影响亚投行是更好的做法。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乔治•奥斯本声称，英国加入亚投行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而不是鼓励北京方面在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在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是什么让欧洲多国争相奔向亚投行？”的文章中，记者吉密欧认为，美国的多个盟友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而华盛顿方面此前几乎明确表明不希望它们加入，可谓迄今为止全球实力东移的最有力标志之一。欧洲国家争先恐后加入亚投行还表明，中国在寻求在海外辐射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更大影响力时，外交手腕已变得更加圆滑。
而未来，欧洲还将以亚投行为中心展开一番竞争。在中国给亚投行设计的15至20个董事会席位中，将仅有3席预留给“域外”（即非亚洲）成员国，这会导致7个欧洲国家为谁该进入董事会而爆发争吵。另一场重大争夺将是，哪个国家能争取成为亚投行欧洲分部所在地，欧洲分部很可能只会有一个。欧洲分部最终会设在法兰克福、伦敦、卢森堡还是别处，无疑也将取决于各竞争者之间的激烈运作。
美国的态度：僵化中的无奈
作为多年来全球金融霸主，美国与英国等盟友对加入亚投行的态度存在着分歧。一方面，美国“没有参加亚投行的具体计划”并极力劝阻各盟友的加入，而另一方面，则认为亚投行应该是对现有国际开发机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的职能形成补充。同时，美国还有人提出：“新的多边机构应采用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开发机构确立的（环境等的）较高标准”，表示了希望亚投行不要通过不计后果降低审查和融资条件门槛来寻求在与亚开行等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态度，这被一些观察家认为是“怀有恶意的流言”。
美国的态度即僵化又无奈，常年的冷战思维和国内政治结构的弊端等原因，使美国在面对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时处置失当，而在不断发展的事实面前，美国无奈地眼看着盟友纷纷加入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股东的行列而自我孤立。用一位亚洲外交官的话来说，“事实是，这个地区没有人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但是华盛顿对亚投行的敌意，让各国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选择。”
美国的冷战思维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美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努尔•梅纳伊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应该摒弃其冷战思维。英国与美国分道扬镳、决定以创始股东身份加入由中国主导的新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让美国颇感意外。美国指责英国对中国奉行“不断迁就的政策”。这显然是想让人联想起历史上惶惶不安的欧洲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明白，美国这块“心病”其实是由过度紧张造成的。
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如正努力与亚洲合作伙伴敲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却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担心，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组织或许不会像世界银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那样遵守有关信誉、透明度和环保敏感性的国际标准，但持同样担心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少。
尽管美国官员没有直接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是这种抵制的态度符合美国给亚洲留下的印象：美国想以软性的经济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军事优势，而这种经济优势意味着不让中国在促进亚洲经济发展方面继续扮演其已在扮演的关键角色。
美国国会阻挠拟议中的IMF改革计划，即把IMF的资本增加一倍并给予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更多投票权的方案。这种做法对白宫并无助益。简而言之，不管这是白宫的政策，还是美国国会的政策，还是二者共同的政策，美国阻挠IMF改革的做法都加大了中国在亚洲担当领导者的机会。
美国的僵化思维
对于美国的僵化思维，《金融时报》的爱德华•卢斯分析到，过去人们常说，美国政治止于海岸线。但是从美以关系到太平洋贸易谈判，美国在外交领域各个角落都在萎缩。这种萎缩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不见的。然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这有一个切实的代价。
在去年11月共和党掌控国会后，奥巴马的提案屡遭国会封杀的状况愈发糟糕，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乱局纷扰，包括各项贸易议程。
以英国为首的美国盟友不顾美国的反对，竞相加入亚投行，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应对此负责。奥巴马一直未能阐明美国将在何种条件下放弃反对。但这个问题的种子是国会山埋下的。中国之所以想要创建一套平行的国际金融机构，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无力改革现有的那些国际金融机构。不同意IMF改革的只有美国国会，而要给予中国与其经济体量相符的更多话语权，改革IMF是关键一步。
按某些标准衡量，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它在IMF中的投票权仍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美国两任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提议改革IMF，但均被美国国会否决。谁能真的指责中国政府单干呢？如果美国在自己主导的机构中容不下中国，中国当然会创建自己的机构。亚投行的论战并不深奥。关于明日全球领导权的争吵，正是在此类机构中进行的。
在大变迁时代，人们会忍不住重温历史来寻求慰藉。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捣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19年它否决了伍德罗•威尔逊创建国际联盟的提案，这比如今发生的任何事都更加致命。美国当时缺席国际舞台，使得国际政治出现了真空地带，为希特勒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这个先例很难让人感到安慰。在过去70年里，美国国会在大多数时候都扮演着美国外交政策支持者的角色。那个时代正在迅速消亡。外国人已不能继续将美国的政治僵局仅仅视为这个国家的一件怪事而不拿它当一回事了。它正在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
美国无力维持世界新秩序
努尔•梅纳伊指出，亚洲的铁路网、水力发电和物流网等重大项目，都需要财力雄厚又有耐心的投资者，而西方四分五裂的政治结构根本无法再为此达成共识。今天，要想在亚洲复制当年美国的“新政”，即像美国那样靠承诺和政策凝聚力把整块大陆用道路连通起来、同时让一代人脱离贫困，靠世行、IMF或亚开行的支持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随着复兴中的亚洲经济体对充裕而灵活的中国投资表示欢迎、而美国又无法动员西方提供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替代选择，美国显现出颓势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由于与亚洲各国人口众多的首都相距甚远，美国的很多人不了解世界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开发机构有着多么截然不同的看法。IMF和世行经常会向亚洲国家开出代表“严爱”的紧缩处方、以此作为向它们提供援助和资助的条件，人们越来越认为这种做法既苛刻又教条。当西方人一面以小心翼翼和中央计划的举措纾困自己的银行和主要产业、一面却坚决要求让透明和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决定陷入困境的亚洲机构的命运时，就会在别人眼中可能会成为“虚伪”的代名词。
至于中国投资对美国国内经济有多么重要，美国也没能做出正确评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依旧脆弱之际，中国对美住宅地产投资已逼近22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投资是以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的、可靠的现款来完成的。再考虑下整体上很受欢迎的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仅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就达到令人吃惊的120亿美元，远远超过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投资，当然也让来自美国国内的投资黯然失色。此外，如果加州公共及私营部门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利用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到2020年时，中国仅对加州一个州的投资就有望达到令人乍舌的600亿美元。
因此，如果中国投资者撤回新近在加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或华盛顿州（这里仅举几个最热门的中国投资目的地）的投资，显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随着中国逐渐登上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宝座，它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认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增强必然会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这是一种有悖历史潮流的观点，会催生糟糕的政策。假若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其所在地区内的次要合作伙伴，而是与其建立一种新型外交合作关系，承认其对亚洲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作为把国内过剩资本导向世界各地高价值投资之中介的重要性，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没错，本世纪开始时我们曾认为自己会在这个永久的单极世界里出尽风头，但现在这种想法已不再成立。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中国与美国过去遭遇的对手并不相同：中国的战略目标主要受经济状况以及维持国内社会和经济稳定的愿望驱动。
中国没有什么明显的欲望或动机去征服世界，因为其目前所处的阶段并不受极力反对美国或整个民主世界（过去，我们的老冤家苏联曾这样对待我们）这种意识形态使命的驱动。因此，死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只会造成财富浪费以及无论美国还是世界其余国家都承受不起的对峙。
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
美国应该怎么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休所长、高级研究员弗雷德•贝格斯滕在《金融时报》撰文建议，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他认为，当前的问题代表着中美竞争中的新冲突。为争夺21世纪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宝座，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竞争。作为现任领导者，美国自然希望中国支持美国70年来一直领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国，中国自然想挑战自己未曾参与建立的现状，并开始自行打造一个修正过的秩序。
美国敦促中国行使与其不断增强的实力相一致的领导力、为支持发展和其他全球目标提供更多资源，这是正确的。而当中国朝着这些方向前进，就如中国在亚投行这件事中所做的那样，美国却试图阻止中国，这是短视和虚伪的。考虑以下两点就更是如此了：奥巴马政府4年来都未能说服国会通过相关立法、以让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IMF中发挥更大作用，尽管这已是其他所有国家的共识；此外，美国还反对亚洲开发银行增资。
美国的敌意使中国愈发认为美国的战略是遏制和压制中国，这加大、而非减小了中国采取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性。相较之下，英国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明智地选择接受中国的邀请、加入亚投行。
因此，贝格斯滕认为，美国应该调转方向，加入亚投行，并说服国会提供取得亚投行少数股权所需的小笔资金。美国应鼓励其亚洲和欧洲朋友加入亚投行，以便在中国采取任何不利行动时帮助美国一同加以反对。美国还应鼓励世行和其他现有多边贷款机构与亚投行密切合作。这样，亚投行项目就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积极角色，并受益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发挥建设性全球领导力的意愿。
《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也建议，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积极的态度。报道援引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的话说，政府可以选择赞同这个观点：亚洲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而中国现金充裕，拥有填补这个缺口的能力。华盛顿如果采取这种支持的态度，就会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可以帮助塑造这个新银行的贷款规则、环境和透明度。
报道还提到，中国财政部已告诉准成员国，自己将努力将亚投行建设成为一流银行，使其开展项目的效率高于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为此，中国已经聘请了曾在世界银行供职30多年的律师娜塔莉•里奇汀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来帮助亚投行制定章程。经济学家胡祖六说；吸纳这样人才非常重要，“中国和亚投行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华盛顿表示的担忧成为了现实。”
日本的态度：尴尬与暧昧
与欧洲等国陆续参加和美国的抵制态度相比，日本作为亚洲重要的经济体和亚开行的主导国之一，其态度暧昧，处境尴尬。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总监帕乌拉•斯帕奇（Paola Subacchi）认为，新的国际秩序已经诞生，亚投行的诞生将瓦解以往总是习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施加压力。而日本当比美国更积极地参与。亚投行以亚洲为重点，而日本与中国同样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应确保足够的发言权。在安保方面日本依赖美国是可以理解的，但肯定可以以纯粹经济上的理由来参加，日本也最好显示出独立于美国的姿态”。但是，目前日本在加入亚投行的态度始终不明确。3月25日，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表示，如能达到该行的贷款标准，该行可与亚投行合作融资。日本财相麻生太郎则表示，亚投行和亚开行之间并不是零和游戏，希望双方展开合作，但日本尚未准备好在3月31日的截止日之前加入亚投行。
影响日本参加亚投行的原因
在《日经新闻》的分析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决定暂不进行是否加入亚投行的判断理由，在日本政府层面，提到的是融资等决策存在不透明性，他们研判，中国是亚投行的最大出资国，预计总裁也会出自中国，如果由中国随意决定融资对象，中国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高。麻生太郎表示，“看不清具体内容”，如果亚投行理事会不改善无法审查个别融资项目这一点，就很难加入，在这一点上，日本与美国的说法相似。
不过，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3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经济论坛上指出：西方规则未必最佳。同时还表示其做法非常繁琐，显示出亚投行比亚开行和世界银行更重视决策速度的想法。日本财政部的一名高官指出，“日本的底线是理事会的审查权限”。
美国的动向也是左右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的关键因素。4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以国宾身份访美，预计将在首脑会谈中讨论亚投行相关事宜。对华强硬派较多的美国国会也在为实现日方要求的首相演讲进行协调，据安倍身边人士透露，“在访美结束之前不得不随从美国的意向”。对于日本来说，在意的是参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的12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已经表明参加亚投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在进行商讨。
日本内部谁在反对参加亚投行
《日经新闻》的另一篇报道分析到，围绕是否参加亚投行，在日本政府内部的部分人士中出现了支持有条件参加的意见。这是因为英国和德国等主要国家已宣布参加，同时在基础设施出口方面，不参加亚投行有可能导致日本企业失去商机。与此同时，重视对美关系的日本外务省等对参加仍持慎重态度，日本政府正在苦思应对举措。
在3月20日上午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麻生太郎虽然提出条件，但暗示不排除加入亚投行磋商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在20日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回应称，“亚投行的筹建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对有意愿加入的国家均表示欢迎”。
关于支持有条件参加的言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身边的一名人士解释称，“如果不将亚投行视为金融机构，而是看做推动日本基础设施出口的组织就可以参加”。亚投行实施的招标预计也会向不参加亚投行的国家企业开放，但日本相关人士表示“参加国处于有利地位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不参加，日本企业有可能丧失基础设施出口的商机。
日本经济界表面上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称“只能关注事态的变化”。但有观点认为，“今年是战后70周年。担忧亚投行的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日本一家大型电子企业的高管）。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巨大的中国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有观点担忧“不参加亚投行的国家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出现恶化，将影响正推进的订单争夺战，这令人担忧”。此外，还有声音表示，“希望避免对争取东京奥运会后的海外新增需求造成消极影响”（日本一家大型建筑企业），认为应认真讨论是否参加。
法国和德国在发电站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出口方面具有优势，寻求扩大对亚洲的出口。与此同时，日本也将基础设施出口定位为增长战略的支柱之一，但如果不参加亚投行，在与欧洲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不过，在日本外务省和财务省的事务官员中，由于顾及同盟国美国的态度，对参加比较慎重的意见仍然占多数。日本首相安倍也在20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提出问题称，“（亚投行）能否形成公正的治理结构？”，显示出慎重判断是否参加的想法。
亚投行的理事会不具备决定融资项目的权限。日本担心的是，有望获得行长职位的中国为反映本国的意图而选择项目。据国际金融相关人士表示，亚投行将把发言权的75%分配给亚洲区域内国家。目前有方案称发言权根据经济规模来分配，如果日本参加亚投行，被认为至少需要提供数千亿日元资金。有观点认为如果日本出资的用途不透明，“很难获得出资所需的国会批准”。
参加或者不参加,亚投行就在那里
《日经新闻》的社评指出，随着欧洲发达国家的参加，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将在亚洲诞生，在此情况下，日本就无法继续对亚投行视而不见。
日本认为亚投行现阶段的构想在决策机制和审查基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透明之处。此外，将提供大部分资本金的中国有可能拥有巨大的发言权，同时可能对满足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资金流向施加决定性影响。此外，还存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警惕感，因此日美两国对参加亚投行持否定态度。但是，随着重视对华贸易和投资等实际利益的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相继加入，在七大工业国（G7）之中，已有4国转向支持亚投行构想，发达国家日美欧和中国相互对峙的格局已经完全崩溃。
既然趋势已经改变，日本就应该以现实的目光面对中国的构想。不应继续否定和反对亚投行，反而应积极参与，利用利害关系国的立场建设性地提出要求。应努力推动亚投行成为中立性强的“多边机构”，而不是放任其成为“中国的银行”。成为创始成员国的欧洲各国和新西兰均打算从内部推动其确保透明性。此外，中国方面为了让新银行获得国际信誉，不会不倾听各方意见。
有观点认为欧洲各国被纳入中国阵营，G7出现了分裂。但是，这同时还可以理解为，由此能够确保对旨在签署亚投行成立协议的磋商和成立后的运营具备发言权，并从内外部参与亚投行事务。
不管喜欢与否，亚投行都将在年内成立。为了防止中国独断，首先设计出公平透明的治理机构至关重要。如果满足相应的条件，日本不应该排除提供资金、参加亚投行构想的选项。
有观点担心亚投行将成为按照中国意志行动的银行，对不顾环境的基础设施开发和不可持续的项目的融资或将泛滥。此外，很多日本企业担心非参加国企业不能参加投标等不利条件。为了促使亚投行健康地发展，以日美为中心的亚洲开发银行（ADB）应增加资金实力，在竞争与合作两方面加强参与。
亚投行今后该怎么做？
亚投行目前的进展在金融外交上显然得到了高分，但同时，亚投行成立后的运作则更加重要。彼得•劳森（Peter Thal Larsen）在路透发表的文章中提醒大家，在各国外交角力的背后，亚投行的前景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他认为，亚洲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要采取措施，保证新银行的运作效果。
劳森说，亚洲无疑需要更好的基建设施，亲历过印尼堵车，或是在印度不敢用自来水的人心里都明白这点。随着人口增加和更多人移居城市，这些问题只会变得更糟。根据亚开行估计，2010年至2020年期间，亚洲每年需要花费7300亿美元用于基建设施。
中国正在尽其最大努力去填补这个空白。亚投行将根据经济体规模从会员国提取资金，刚起步时将需要500亿美元资本，不过这个数字最终将会翻倍。中国也已拨出400亿美元专款，用作丝路基建基金，还另拨出100亿美元用于金砖银行，所有这些冒险事业预计都会刺激穷国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放缓和发展，中国需要为自己的资本财商品找到新市场。交通运输的改善将让邻国成为中国制造业更有吸引力的供应商，以及成为中国制造商品的消费市场。亚投行还能让中国将外汇储备分散化，目前这些外储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公债上。再者，中国能够借力金融援助，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
然而亚洲基础建设不足，并不是因为缺钱。在公债收益率处于纪录低位的情况下，西方银行和退休基金急欲为长期项目融资，因为这些融资案提供的报酬稍佳。根据标准普尔的数据，2014年全球项目融资达到3210亿美元，为史上次高纪录。问题是许多亚洲政府太不稳定，而他们的法律架构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商业放款商没把握其所提供的资金是否会拿去好好投资及最终能否拿到报酬。
亚投行这类跨国机构，应该可以通过给予项目的官方批准及成立公私营合作的方式提供帮助。这也是亚开行和世界银行等现有放款机构所想要做的事。的确，这些机构可能进展缓慢，而且官僚气息浓厚。但灵活度能否让亚投行成为更好的放款机构，目前还远远不得而知。
劳森认为，中国在国内砸钱大兴土木树立了不好的先例，这些基础建设大都由国营银行来融资。中国先前透过投资扩大海外影响力的努力，也是事与愿违。大宗商品价格崩跌，引发了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开国提供大规模贷款的疑虑；同时斯里兰卡新政府正在重估中国融资的项目。
中国可能准备采取新的策略。欧洲政府也承认，忽视中国愈来愈强的海外金融影响力，并非是明智之举。藉由参与亚投行的设计，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让这家新银行以更负责任的态度运作。
无庸置疑，亚投行是一个外交上的妙招。更大的问题是，它是否真能改善亚洲的基础建设，并且以公平、公开且严守财务纪律的方式运作。如果中国近来的历史可以作为殷监，那么新银行的基础似乎并不深。
（完）
（整理、编译、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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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国在北京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亚投行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3月31日是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截止时间，而临近这个截止日期时各国的行动，令人目不暇接，高潮不断。
目前，全球金融秩序仍以美国为主导，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很多情况下是美国意念的体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中，美国都是第一大出资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而在亚洲，则有美国和日本共同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在IMF的出资额与对应的表决权均在17%左右，并享有一票否决权，但与之相对，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但相应的话语权却没有提升，占比不足5%。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亚投行重塑与大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金融秩序似乎符合逻辑。
同时，近年来，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困局与“尼克松冲击”以来数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密切相关，体现了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如今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与美元的霸权，对人民币国际化表达出越加浓烈的兴趣，使得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命题已远非中国的一厢情愿，反而有着更为强烈的海外需求。（沈建光）
而在中国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国内产能过剩、中国企业扩大海外投资，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亚洲地区则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投资额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困境，不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已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主导的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的创立，既是顺应形势的举措，也可突破以往束缚，为发展中国发展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新范式，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无力与其地位之尴尬。
从目前各国对加入亚投行创始国的态度来看，除了亚太地区经济体绝大多数都已参加外，美国明确表示不会加入，日本则犹豫彷徨，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主要经济体则跑步前进。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三者面对中国要求改变旧有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呼吁和行动的不同立场，而其中的博弈，最终将形成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
欧洲的态度：商业利益优先
作为第一个正式提交加入亚投行申请的英国，其主导者财政部部长乔治•奥斯本既认为此举将给英国企业带来机遇，也认为英国“应该参与新的国际机构的创建”。奥斯本在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服卡梅伦首相和国防部长时讲到，加入亚投行带来的商业利益将超过可能的外交骚动。而随着英国的率先表态，其他欧洲大国争相加入亚投行也就顺理成章了。欧洲各国看似并非深思熟虑的行动，其实反映了欧洲各国优先考虑国家商业利益的基本态度。
另外，欧洲还认为，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尝试从内部影响亚投行是更好的做法。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乔治•奥斯本声称，英国加入亚投行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而不是鼓励北京方面在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在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是什么让欧洲多国争相奔向亚投行？”的文章中，记者吉密欧认为，美国的多个盟友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而华盛顿方面此前几乎明确表明不希望它们加入，可谓迄今为止全球实力东移的最有力标志之一。欧洲国家争先恐后加入亚投行还表明，中国在寻求在海外辐射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更大影响力时，外交手腕已变得更加圆滑。
而未来，欧洲还将以亚投行为中心展开一番竞争。在中国给亚投行设计的15至20个董事会席位中，将仅有3席预留给“域外”（即非亚洲）成员国，这会导致7个欧洲国家为谁该进入董事会而爆发争吵。另一场重大争夺将是，哪个国家能争取成为亚投行欧洲分部所在地，欧洲分部很可能只会有一个。欧洲分部最终会设在法兰克福、伦敦、卢森堡还是别处，无疑也将取决于各竞争者之间的激烈运作。
美国的态度：僵化中的无奈
作为多年来全球金融霸主，美国与英国等盟友对加入亚投行的态度存在着分歧。一方面，美国“没有参加亚投行的具体计划”并极力劝阻各盟友的加入，而另一方面，则认为亚投行应该是对现有国际开发机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的职能形成补充。同时，美国还有人提出：“新的多边机构应采用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开发机构确立的（环境等的）较高标准”，表示了希望亚投行不要通过不计后果降低审查和融资条件门槛来寻求在与亚开行等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态度，这被一些观察家认为是“怀有恶意的流言”。
美国的态度即僵化又无奈，常年的冷战思维和国内政治结构的弊端等原因，使美国在面对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时处置失当，而在不断发展的事实面前，美国无奈地眼看着盟友纷纷加入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股东的行列而自我孤立。用一位亚洲外交官的话来说，“事实是，这个地区没有人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但是华盛顿对亚投行的敌意，让各国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选择。”
美国的冷战思维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美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努尔•梅纳伊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应该摒弃其冷战思维。英国与美国分道扬镳、决定以创始股东身份加入由中国主导的新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让美国颇感意外。美国指责英国对中国奉行“不断迁就的政策”。这显然是想让人联想起历史上惶惶不安的欧洲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明白，美国这块“心病”其实是由过度紧张造成的。
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如正努力与亚洲合作伙伴敲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却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担心，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组织或许不会像世界银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那样遵守有关信誉、透明度和环保敏感性的国际标准，但持同样担心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少。
尽管美国官员没有直接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是这种抵制的态度符合美国给亚洲留下的印象：美国想以软性的经济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军事优势，而这种经济优势意味着不让中国在促进亚洲经济发展方面继续扮演其已在扮演的关键角色。
美国国会阻挠拟议中的IMF改革计划，即把IMF的资本增加一倍并给予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更多投票权的方案。这种做法对白宫并无助益。简而言之，不管这是白宫的政策，还是美国国会的政策，还是二者共同的政策，美国阻挠IMF改革的做法都加大了中国在亚洲担当领导者的机会。
美国的僵化思维
对于美国的僵化思维，《金融时报》的爱德华•卢斯分析到，过去人们常说，美国政治止于海岸线。但是从美以关系到太平洋贸易谈判，美国在外交领域各个角落都在萎缩。这种萎缩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不见的。然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这有一个切实的代价。
在去年11月共和党掌控国会后，奥巴马的提案屡遭国会封杀的状况愈发糟糕，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乱局纷扰，包括各项贸易议程。
以英国为首的美国盟友不顾美国的反对，竞相加入亚投行，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应对此负责。奥巴马一直未能阐明美国将在何种条件下放弃反对。但这个问题的种子是国会山埋下的。中国之所以想要创建一套平行的国际金融机构，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无力改革现有的那些国际金融机构。不同意IMF改革的只有美国国会，而要给予中国与其经济体量相符的更多话语权，改革IMF是关键一步。
按某些标准衡量，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它在IMF中的投票权仍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美国两任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提议改革IMF，但均被美国国会否决。谁能真的指责中国政府单干呢？如果美国在自己主导的机构中容不下中国，中国当然会创建自己的机构。亚投行的论战并不深奥。关于明日全球领导权的争吵，正是在此类机构中进行的。
在大变迁时代，人们会忍不住重温历史来寻求慰藉。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捣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19年它否决了伍德罗•威尔逊创建国际联盟的提案，这比如今发生的任何事都更加致命。美国当时缺席国际舞台，使得国际政治出现了真空地带，为希特勒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这个先例很难让人感到安慰。在过去70年里，美国国会在大多数时候都扮演着美国外交政策支持者的角色。那个时代正在迅速消亡。外国人已不能继续将美国的政治僵局仅仅视为这个国家的一件怪事而不拿它当一回事了。它正在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
美国无力维持世界新秩序
努尔•梅纳伊指出，亚洲的铁路网、水力发电和物流网等重大项目，都需要财力雄厚又有耐心的投资者，而西方四分五裂的政治结构根本无法再为此达成共识。今天，要想在亚洲复制当年美国的“新政”，即像美国那样靠承诺和政策凝聚力把整块大陆用道路连通起来、同时让一代人脱离贫困，靠世行、IMF或亚开行的支持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随着复兴中的亚洲经济体对充裕而灵活的中国投资表示欢迎、而美国又无法动员西方提供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替代选择，美国显现出颓势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由于与亚洲各国人口众多的首都相距甚远，美国的很多人不了解世界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开发机构有着多么截然不同的看法。IMF和世行经常会向亚洲国家开出代表“严爱”的紧缩处方、以此作为向它们提供援助和资助的条件，人们越来越认为这种做法既苛刻又教条。当西方人一面以小心翼翼和中央计划的举措纾困自己的银行和主要产业、一面却坚决要求让透明和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决定陷入困境的亚洲机构的命运时，就会在别人眼中可能会成为“虚伪”的代名词。
至于中国投资对美国国内经济有多么重要，美国也没能做出正确评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依旧脆弱之际，中国对美住宅地产投资已逼近22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投资是以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的、可靠的现款来完成的。再考虑下整体上很受欢迎的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仅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就达到令人吃惊的120亿美元，远远超过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投资，当然也让来自美国国内的投资黯然失色。此外，如果加州公共及私营部门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利用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到2020年时，中国仅对加州一个州的投资就有望达到令人乍舌的600亿美元。
因此，如果中国投资者撤回新近在加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或华盛顿州（这里仅举几个最热门的中国投资目的地）的投资，显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随着中国逐渐登上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宝座，它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认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增强必然会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这是一种有悖历史潮流的观点，会催生糟糕的政策。假若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其所在地区内的次要合作伙伴，而是与其建立一种新型外交合作关系，承认其对亚洲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作为把国内过剩资本导向世界各地高价值投资之中介的重要性，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没错，本世纪开始时我们曾认为自己会在这个永久的单极世界里出尽风头，但现在这种想法已不再成立。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中国与美国过去遭遇的对手并不相同：中国的战略目标主要受经济状况以及维持国内社会和经济稳定的愿望驱动。
中国没有什么明显的欲望或动机去征服世界，因为其目前所处的阶段并不受极力反对美国或整个民主世界（过去，我们的老冤家苏联曾这样对待我们）这种意识形态使命的驱动。因此，死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只会造成财富浪费以及无论美国还是世界其余国家都承受不起的对峙。
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
美国应该怎么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休所长、高级研究员弗雷德•贝格斯滕在《金融时报》撰文建议，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他认为，当前的问题代表着中美竞争中的新冲突。为争夺21世纪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宝座，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竞争。作为现任领导者，美国自然希望中国支持美国70年来一直领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国，中国自然想挑战自己未曾参与建立的现状，并开始自行打造一个修正过的秩序。
美国敦促中国行使与其不断增强的实力相一致的领导力、为支持发展和其他全球目标提供更多资源，这是正确的。而当中国朝着这些方向前进，就如中国在亚投行这件事中所做的那样，美国却试图阻止中国，这是短视和虚伪的。考虑以下两点就更是如此了：奥巴马政府4年来都未能说服国会通过相关立法、以让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IMF中发挥更大作用，尽管这已是其他所有国家的共识；此外，美国还反对亚洲开发银行增资。
美国的敌意使中国愈发认为美国的战略是遏制和压制中国，这加大、而非减小了中国采取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性。相较之下，英国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明智地选择接受中国的邀请、加入亚投行。
因此，贝格斯滕认为，美国应该调转方向，加入亚投行，并说服国会提供取得亚投行少数股权所需的小笔资金。美国应鼓励其亚洲和欧洲朋友加入亚投行，以便在中国采取任何不利行动时帮助美国一同加以反对。美国还应鼓励世行和其他现有多边贷款机构与亚投行密切合作。这样，亚投行项目就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积极角色，并受益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发挥建设性全球领导力的意愿。
《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也建议，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积极的态度。报道援引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的话说，政府可以选择赞同这个观点：亚洲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而中国现金充裕，拥有填补这个缺口的能力。华盛顿如果采取这种支持的态度，就会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可以帮助塑造这个新银行的贷款规则、环境和透明度。
报道还提到，中国财政部已告诉准成员国，自己将努力将亚投行建设成为一流银行，使其开展项目的效率高于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为此，中国已经聘请了曾在世界银行供职30多年的律师娜塔莉•里奇汀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来帮助亚投行制定章程。经济学家胡祖六说；吸纳这样人才非常重要，“中国和亚投行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华盛顿表示的担忧成为了现实。”
日本的态度：尴尬与暧昧
与欧洲等国陆续参加和美国的抵制态度相比，日本作为亚洲重要的经济体和亚开行的主导国之一，其态度暧昧，处境尴尬。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总监帕乌拉•斯帕奇（Paola Subacchi）认为，新的国际秩序已经诞生，亚投行的诞生将瓦解以往总是习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施加压力。而日本当比美国更积极地参与。亚投行以亚洲为重点，而日本与中国同样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应确保足够的发言权。在安保方面日本依赖美国是可以理解的，但肯定可以以纯粹经济上的理由来参加，日本也最好显示出独立于美国的姿态”。但是，目前日本在加入亚投行的态度始终不明确。3月25日，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表示，如能达到该行的贷款标准，该行可与亚投行合作融资。日本财相麻生太郎则表示，亚投行和亚开行之间并不是零和游戏，希望双方展开合作，但日本尚未准备好在3月31日的截止日之前加入亚投行。
影响日本参加亚投行的原因
在《日经新闻》的分析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决定暂不进行是否加入亚投行的判断理由，在日本政府层面，提到的是融资等决策存在不透明性，他们研判，中国是亚投行的最大出资国，预计总裁也会出自中国，如果由中国随意决定融资对象，中国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高。麻生太郎表示，“看不清具体内容”，如果亚投行理事会不改善无法审查个别融资项目这一点，就很难加入，在这一点上，日本与美国的说法相似。
不过，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3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经济论坛上指出：西方规则未必最佳。同时还表示其做法非常繁琐，显示出亚投行比亚开行和世界银行更重视决策速度的想法。日本财政部的一名高官指出，“日本的底线是理事会的审查权限”。
美国的动向也是左右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的关键因素。4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以国宾身份访美，预计将在首脑会谈中讨论亚投行相关事宜。对华强硬派较多的美国国会也在为实现日方要求的首相演讲进行协调，据安倍身边人士透露，“在访美结束之前不得不随从美国的意向”。对于日本来说，在意的是参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的12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已经表明参加亚投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在进行商讨。
日本内部谁在反对参加亚投行
《日经新闻》的另一篇报道分析到，围绕是否参加亚投行，在日本政府内部的部分人士中出现了支持有条件参加的意见。这是因为英国和德国等主要国家已宣布参加，同时在基础设施出口方面，不参加亚投行有可能导致日本企业失去商机。与此同时，重视对美关系的日本外务省等对参加仍持慎重态度，日本政府正在苦思应对举措。
在3月20日上午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麻生太郎虽然提出条件，但暗示不排除加入亚投行磋商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在20日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回应称，“亚投行的筹建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对有意愿加入的国家均表示欢迎”。
关于支持有条件参加的言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身边的一名人士解释称，“如果不将亚投行视为金融机构，而是看做推动日本基础设施出口的组织就可以参加”。亚投行实施的招标预计也会向不参加亚投行的国家企业开放，但日本相关人士表示“参加国处于有利地位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不参加，日本企业有可能丧失基础设施出口的商机。
日本经济界表面上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称“只能关注事态的变化”。但有观点认为，“今年是战后70周年。担忧亚投行的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日本一家大型电子企业的高管）。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巨大的中国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有观点担忧“不参加亚投行的国家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出现恶化，将影响正推进的订单争夺战，这令人担忧”。此外，还有声音表示，“希望避免对争取东京奥运会后的海外新增需求造成消极影响”（日本一家大型建筑企业），认为应认真讨论是否参加。
法国和德国在发电站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出口方面具有优势，寻求扩大对亚洲的出口。与此同时，日本也将基础设施出口定位为增长战略的支柱之一，但如果不参加亚投行，在与欧洲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不过，在日本外务省和财务省的事务官员中，由于顾及同盟国美国的态度，对参加比较慎重的意见仍然占多数。日本首相安倍也在20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提出问题称，“（亚投行）能否形成公正的治理结构？”，显示出慎重判断是否参加的想法。
亚投行的理事会不具备决定融资项目的权限。日本担心的是，有望获得行长职位的中国为反映本国的意图而选择项目。据国际金融相关人士表示，亚投行将把发言权的75%分配给亚洲区域内国家。目前有方案称发言权根据经济规模来分配，如果日本参加亚投行，被认为至少需要提供数千亿日元资金。有观点认为如果日本出资的用途不透明，“很难获得出资所需的国会批准”。
参加或者不参加,亚投行就在那里
《日经新闻》的社评指出，随着欧洲发达国家的参加，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将在亚洲诞生，在此情况下，日本就无法继续对亚投行视而不见。
日本认为亚投行现阶段的构想在决策机制和审查基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透明之处。此外，将提供大部分资本金的中国有可能拥有巨大的发言权，同时可能对满足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资金流向施加决定性影响。此外，还存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警惕感，因此日美两国对参加亚投行持否定态度。但是，随着重视对华贸易和投资等实际利益的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相继加入，在七大工业国（G7）之中，已有4国转向支持亚投行构想，发达国家日美欧和中国相互对峙的格局已经完全崩溃。
既然趋势已经改变，日本就应该以现实的目光面对中国的构想。不应继续否定和反对亚投行，反而应积极参与，利用利害关系国的立场建设性地提出要求。应努力推动亚投行成为中立性强的“多边机构”，而不是放任其成为“中国的银行”。成为创始成员国的欧洲各国和新西兰均打算从内部推动其确保透明性。此外，中国方面为了让新银行获得国际信誉，不会不倾听各方意见。
有观点认为欧洲各国被纳入中国阵营，G7出现了分裂。但是，这同时还可以理解为，由此能够确保对旨在签署亚投行成立协议的磋商和成立后的运营具备发言权，并从内外部参与亚投行事务。
不管喜欢与否，亚投行都将在年内成立。为了防止中国独断，首先设计出公平透明的治理机构至关重要。如果满足相应的条件，日本不应该排除提供资金、参加亚投行构想的选项。
有观点担心亚投行将成为按照中国意志行动的银行，对不顾环境的基础设施开发和不可持续的项目的融资或将泛滥。此外，很多日本企业担心非参加国企业不能参加投标等不利条件。为了促使亚投行健康地发展，以日美为中心的亚洲开发银行（ADB）应增加资金实力，在竞争与合作两方面加强参与。
亚投行今后该怎么做？
亚投行目前的进展在金融外交上显然得到了高分，但同时，亚投行成立后的运作则更加重要。彼得•劳森（Peter Thal Larsen）在路透发表的文章中提醒大家，在各国外交角力的背后，亚投行的前景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他认为，亚洲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要采取措施，保证新银行的运作效果。
劳森说，亚洲无疑需要更好的基建设施，亲历过印尼堵车，或是在印度不敢用自来水的人心里都明白这点。随着人口增加和更多人移居城市，这些问题只会变得更糟。根据亚开行估计，2010年至2020年期间，亚洲每年需要花费7300亿美元用于基建设施。
中国正在尽其最大努力去填补这个空白。亚投行将根据经济体规模从会员国提取资金，刚起步时将需要500亿美元资本，不过这个数字最终将会翻倍。中国也已拨出400亿美元专款，用作丝路基建基金，还另拨出100亿美元用于金砖银行，所有这些冒险事业预计都会刺激穷国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放缓和发展，中国需要为自己的资本财商品找到新市场。交通运输的改善将让邻国成为中国制造业更有吸引力的供应商，以及成为中国制造商品的消费市场。亚投行还能让中国将外汇储备分散化，目前这些外储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公债上。再者，中国能够借力金融援助，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
然而亚洲基础建设不足，并不是因为缺钱。在公债收益率处于纪录低位的情况下，西方银行和退休基金急欲为长期项目融资，因为这些融资案提供的报酬稍佳。根据标准普尔的数据，2014年全球项目融资达到3210亿美元，为史上次高纪录。问题是许多亚洲政府太不稳定，而他们的法律架构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商业放款商没把握其所提供的资金是否会拿去好好投资及最终能否拿到报酬。
亚投行这类跨国机构，应该可以通过给予项目的官方批准及成立公私营合作的方式提供帮助。这也是亚开行和世界银行等现有放款机构所想要做的事。的确，这些机构可能进展缓慢，而且官僚气息浓厚。但灵活度能否让亚投行成为更好的放款机构，目前还远远不得而知。
劳森认为，中国在国内砸钱大兴土木树立了不好的先例，这些基础建设大都由国营银行来融资。中国先前透过投资扩大海外影响力的努力，也是事与愿违。大宗商品价格崩跌，引发了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开国提供大规模贷款的疑虑；同时斯里兰卡新政府正在重估中国融资的项目。
中国可能准备采取新的策略。欧洲政府也承认，忽视中国愈来愈强的海外金融影响力，并非是明智之举。藉由参与亚投行的设计，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让这家新银行以更负责任的态度运作。
无庸置疑，亚投行是一个外交上的妙招。更大的问题是，它是否真能改善亚洲的基础建设，并且以公平、公开且严守财务纪律的方式运作。如果中国近来的历史可以作为殷监，那么新银行的基础似乎并不深。
（完）
（整理、编译、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5年第23期（总第1539期）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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