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3年第68期（总第1388期）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改革红利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前行
[导读：最近，李克强总理在撰文阐述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时强调，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李克强总理在大连举行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还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中国要“突出释放改革最大的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使它们和稳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释放改革红利，是李克强总理曾经多次提到的观念，我们也相信，改革红利的释放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前行。]
深化改革仍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8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将继续持续发展之路”，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将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
李克强总理重申了中国新一届政府施政目标，就是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他指出，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李克强总理阐述了中国实现发展需要重点推进的几个方面：
1.深化改革是持久动力。李克强总理强调，深化改革仍是持久动力。中国已经并将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推进结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分给社会，政府该管的管好。另外，中国将继续推进行政管理、财税、金融、价格等改革。他还指出，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坚持改革就是创新。
2.加快开放是助推器。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将继续支持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推动与相关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议，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不断改善外商投资的公平和法制环境，同时将积极探索扩大开放的新办法，在上海设立自贸区实验区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3.扩大内需是主攻方向。李克强总理说，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拥有追求美好生活并且愿意为之辛勤工作的13亿人民，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要努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包括促进信息产业发展，例如扩展宽带和4G牌照等。在关注消费的同时，也要保持合理的投资力度，重点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中西部铁路项目和市政设施建设等。城镇化为长期扩大内需提供巨大潜力。未来十多年，中国将有上亿人口融入城市，这是极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过程，需要新的协同发展政策。虽然有许多困难，但这将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由之路。
4.服务业是新支撑点。作为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服务业为经济转型缓解压力。政府将大力改进公共服务。
李克强总理还阐述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他说，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防止过度波动。明确“下限”是要稳增长、保就业，明确“上限”是要防通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这一合理区间，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
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
对于世界经济，李克强总理认为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一些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导致大量资金回流发达市场，但他认为，亚洲各国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已为应对复杂局面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中国对此有信心。李克强总理还在文末充满自信地说。“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
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路线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对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路线进行分析时认为，李克强为改革开放制定了有其特色的方案，其施政路线图日趋清晰，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是认可增速中枢下移而不短期刺激，其次以自贸区等制度建设促进开放，最后则是激活市场活力。
首先，认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从高速降低到中高速的自然趋势，不会为追求之前的高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步调。
其次，坚持开放也是李克强一贯基调。李克强构思的第三波开放，思路逐渐明晰：他上任以来力推上海自贸区，不仅仅是探索如何强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且是如何引进现代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国际通用做法与游戏规则。当前多哈贸易多边会谈仍在僵持中，继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美国和欧洲又启动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贸易谈判，而中国都未被邀请“入座”。上海自贸区的出现，也是对于TPP等外界变化的主动回应。
这一试验能否成功关系全局，对外开放的成功要点何在？上限在于放开制度创新，下限在于守住金融风险。上海自贸区虽然只有28平方公里，各界寄托想象甚多，对自贸区金融领域开放的呼声尤其高。在上海自贸区进一步开放外资机构准入、开放金融服务、放开民营银行等非常必要，但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措施，应充分考虑其全局效应。当前中国经济杠杆比率已经非常高，甚至透支了未来的空间，未来十年内去杠杆压力将会激增。在国内金融市场深度不够、金融制度滞后、金融机构同质竞争情况之下，对比国际经验可知，以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往往有诱发金融危机风险。
最后，除了开放之外，李克强的改革也自有其不同以往的特色，那就是他多次强调激活市场的活力，各项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场活力为目标，进一步剔除经济体制中残留的双轨制，无论价格还是准入。如，李克强履职之后承诺并大力推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和下放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放开多行业市场准入，以求“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长期以来，企业普遍抱怨政府的有形之手约束了企业的创造与探索自由。李克强式改革就是希望通过约束政府、留给市场更大的空间来激活市场活力。
那么谁最能代表市场？对中国而言，自然是市场中的自由个体和民营企业家。虽然李克强破例在论坛开幕之前接见参会的中外企业家，遗憾的是提问方基本是自国外企业家，罕见民营企业家身影。而大连本地的企业家王健林则表示，第一届夏季达沃斯时来了很多中国企业家，以后每届减少比较多。
回头来看，开放是手段，改革是目的，对外的开放最终要落实到对内的改革。刚刚故去的经济学家科斯在回顾中国变革历程时，指出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所谓“边缘革命”则由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边缘力量”推动，最终促成中国经济的市场转型。
当下是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增长下行成为长期趋势，国内利益集团纵横蟠扎，中国正在酝酿一次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突围。不过，如果经济之外的体制既定，经济领域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呢？或许，中国应该再度重视边缘力量，让其回到中心。
自贸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对上海自贸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自贸区的设立有三大时代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全球贸易竞争。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对于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如果整个国家要进去可能有困难，可以先让自贸区主动门户洞开，所有国家都可以来自由投资和贸易，做一个对接的小窗口，并可以适当将其中的某些高商业标准映射到整个中国制造和服务业。如果试验失败了，由于限定范围，影响也有限，而一旦成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推广并全面对接整个中国经济。
第二个背景是中国自身的改革需求。对于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国须用积极态度对待，其中一些合理的规则同中国自身的改革方向是兼容的。因此还是得采用最小公约数原理，找到交集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同时借此规则消解掉大部分既得利益和利益集团，最终建立国际通行的规则以尽量避免更多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因此，设立上海自贸区是力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第三个背景是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起步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貌似规模已经不小，香港现在官方口径8000亿，实际可能有1万亿，台湾也有4000亿，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中国确实是想这些人民币在海外多一点、飞久一点。但客观地说，如果不满足这些资本的回流获利的动机，人民币货币的海外总量还是无法做大，而构建回流闭环就需要巨大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基础和衍生）来容纳和吞吐。
目前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有全国最全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因此上海一定会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建立自贸区之后，可以先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资产缓冲区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且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其次，自贸区肩负四项使命：
一、贸易的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上海的目的不是做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这里面最核心部件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离岸贸易的最核心是解决跨国公司的资金管制问题，自贸区内企业允许搞一个国际资金池和国内资金池，当中设计有互联互通的管道。这样的贸易就是订单和资金环节是在上海完成的，货物未必经过上海的港口。
自贸区的成立，推进与自由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配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及航运金融交易平台，允许境内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和航运远期交易。在自贸区内将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指定或设立商品期货的交割仓库，一旦建成，将替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LME仓库的部分作用。这些设计不仅会促进相关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行业（包括融资租赁、检测维修、审计会计等）的发展，还降低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调配和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门槛和成本，将助力于自由贸易港的繁荣。
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非禁即入，除了负面清单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这特别针对的是服务业：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六大领域全部开放。自贸区内投资会大部分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预期率先在试验区范围内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而船舶运输、资信调查、融资租赁、检测维修、演出经纪、娱乐文化、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众多现代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性行业，都将对内外资实施公平的准入标准，欢迎国内民营资本和海外直接投资。
其实这应该也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预演，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实质性磋商。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将首次延伸至“准入前”，并不再依赖当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进行行政控制，用以交换美国对等的更透明的外资准入审核流程。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目的是消解既有政府部门的审批权以及相应的设租、寻租能力。此外，投资也是双向的，鼓励中国资本从自贸区向海外直接投资。可能未来在自贸区，对外投资只需要备案。鼓励成立对外股权投资基金，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让自贸区同时成为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平台，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
三、金融的国际化：其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预期在自贸区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兑换，利率、汇率都是市场决定的，积极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可能具有有限牌照）。鼓励其建立综合交易平台，全面放开产品创新。也允许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去海外发债，拿钱回来之后可以贷款给自贸区里面的企业，并突破现有存贷比的限制。同时变革自贸区内企业外债管理方式，力图实现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以便建立跨国企业的全球资金管理中心。
未来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发展愿景是很大的，首先是初步实现香港、新加坡、澳门、瑞士、开曼、维京群岛等具备的自由贸易和离岸金融等功能，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同时考虑借助类似纽约的国际银行便利设施（IBF）、东京的JOM等的设计，培育在岸离岸分离型的金融中心（国际板），再通过建立适当的通道和管道（可以是额度、地域、账户类型、交易类别等），部分打通离岸和在岸市场，实现有限的互联互通，允许资金在一定的范围或者限额内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先单向再双向）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和效率提升的前提下，最终形成类似伦敦的，全面渗透型和内外一体化的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四、行政的精简化：自贸区将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被不断强调。因此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化繁为简，减少行政成本，提供一条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有效路径。可以预见，未来在自贸区内，质检工商等所有的市场行政管理职能都会汇总到一个机构，而分散在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也可能都并在一起只有一个金管局，所以真正意义的大部制改革完全可以在试验区里实现。其最终目的是——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透明度，并进行地方立法试验和履行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这即是实践“小政府”的全新的执政理念，也是理清市场和政府最优边界的最新尝试。
对于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未来前景，邵宇分析：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复制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自贸区自身区域是否有扩展空间，28平方公里很小，现在做的很多文章其实是在28平方公里以外的。因此未来扩张是留有空间的，主要要看试点的效果，不排除未来自贸区会推广到浦东甚至是上海全境。二是其他地方自贸区会不会跟上，管理层是有可能会放出其他赛马来进行平衡和竞争，也有传言几个地区已经在上报方案，但短期内可能还有一些难度，主要是这一次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的力度、尺度之大，难度之高，对于现有行政机构来说都有一个消化和适应的过程，如果短期内多次复制，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过度负荷，无法有效响应。
邵宇认为，作为七大改革顶层设计，至上而下拉动新三驾马车的核心抓手，以及自下而上的全面积极试验和回应，上海的自贸区试验意义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这是当下中国全力推进改革的一个缩影，它不是一两项税收优惠，也不是招商一两家骨干企业，而是机制和体制的真正全面创新和升级。这是一个完整的从经济体制到监管体制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它将创造出一个符合国际惯例、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
政策改变将为增长模式的其他改变创造动力
渣打银行的王志浩等人在分析下一步的政府机制改革时预测会有以下政策改变：
1.精简政府机构。中国目前的五级行政体系中，每一级拥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及人员编制。过去几年在900多个县镇推行的试点将这一体系由五级精简为三级（中央、省、县）。在这一领域，浙江省走在前列。精简政府裁减无用的重复职能部门并节省开支。中央或将逐步压缩市辖区和乡镇政府的预算自主权并逐渐推广至全国。一旦这些地方预算由中央其他政府部门管控，浪费性支出应会减少。如山东省正着手这方面的尝试。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自2013年9月起，山东省政府将允许县保留大部分新收缴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在此之前，全省所有税收都由省、市辖区和乡镇依据固定比率分享。该项政策意在加强当地政府的财权，提供资金用于当地公共服务支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目前基本由最低一级政府县级政府承担），然后逐渐降低对中间级政府的资金投入。
2.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主政山东省时所倡导的，该项改革的核心在于扭转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局面。据报道，国务院已批准若干项取消行政审批及许可要求。随着审批权力的削减，腐败的机会自然下降。
3.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来源。为保证县级政府能拥有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这或许需要允许地方获得税收（如房产税背后的考虑），同时割断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外，很多学者提出将地方政府当前的部分事权上移中央财政，例如如果中央政府在初高中教育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至少，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地方的资金拨付，鼓励地方将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保体系。
4.创建受约束的预算制度，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中国的政府预算普遍不够细致。并且常常滞后，缺乏预算监督机制。当前对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些好的建议包括：更为详实、透明的预算（想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先看下你的财政状况吧）；建立中期财政规划，这样一来当地政府不得不为未来负债建立预算；进行政府资产审计（我们对地方政府资产的了解程度甚至低于对地方政府负债的了解程度）；建立政府支出的独立评估体系；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这一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官员绩效考核必须由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政府服务质量。
5.清理当前及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推出，包括债务规模、还款来源、担保以及债务股本比等。相关数据将由财政部负责检验并监督。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看来已初显成效，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
6.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与其通过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开展基建，不如思考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建中来。这需要通过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明确的合同来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化。
上述措施背后的核心思路，是限制地方一级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精简公务人员数量、制约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推动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支出。所有这些都将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中国经济转型将再次撼动全球
路透记者药朝清、魏伦9月11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将再次撼动全球。文章说，对美国紧缩货币政策的忧虑早已消退，现在全球决策者更纠结的是，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变革的第二阶段。
经济变革的第一阶段——工业化，撼动了全球经济。因中国对自然资源的旺盛需求，大宗商品生产国从中受益。过去10年中，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六个在非洲。中国制造业的价格竞争力，导致发达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就业机会大量流失，但同时也遏制了通胀率，许多消费品对万千消费者来说终于不再贵得遥不可及。而中国经济变革的第二阶段，其影响也绝不亚于第一阶段。
消费将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将上升，工业所占比重则相应下降。原先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大宗商品密集型制造业，将让位于更绿色、更清洁的制造业领域。而受过良好教育、生产力更高的人才带来的附加值，将更多留在中国，而非流至跨国公司。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健称，未来20年，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但不再只是进口原材料和部件、然后加工后再出口。他指出，中国已经意识到不能再一味地依赖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已刻意放慢经济增长步伐，以处理较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新领导层预计将在11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准改革蓝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菲利普•舍勒肯斯（Philip Schellekens）称，中国即将推进的改革意义非常重大。中国改变了，整个世界都会改变。
整体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而在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显然是个例外，澳大利亚的出口目前有三分之一流向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应会保持强劲，尤其是鉴于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 per head）仅为美国的10%，且中国的都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中国经济再平衡，与消费更相关的大宗商品会更受青睐。
经济学家担心，之前在原材料价格大涨时，太多的新兴市场将由此带来的大量收益用于支出，而非投入到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投资。因此，当中国需求趋于疲软时，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就会放缓。
中国对农业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需求应会保持强劲，但伦敦咨询公司资本经济称，担心一些金属出口国之前没有把额外的收益存起来，这些国家现在出现经常帐赤字。该机构认为，南非、赞比亚、智利和秘鲁这方面格外脆弱。
当然，原材料价格下滑，有利于那些大宗商品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并且有助于遏制这些国家的通胀率。此外，像印度和印尼这些主要新兴经济体，可以趁机进军中国腾出来的基础制造业。譬如孟加拉，已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
而对于巴西而言，该国目前在制鞋等低技能产业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未来在较高端市场与中国的竞争将加剧，因此如何提高竞争力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经济学家指出，巴西在经济繁荣时错过了改革的良机，眼下除非其改善基础设施、简化行政上的繁文缛节并完善税收体系，否则可能再次错过中国经济转型为其提供的大好机遇。
宏源证券分析师何一峰指出，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转型更像是双刃剑。他认为，对欧美来说，中国注重内需确实对它们形成一些竞争，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它们可以把的产业链进一步集中于高端，更多依赖技术和知识的输出。现在对欧洲奢侈品制造商而言，中国已经是极具吸引力的市场，而未来随着中国民众收入增长，消费者的鉴赏能力提高，中国将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机遇。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滨指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质量，这对许多外国出口商是个好消息，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出口商。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在服务业领域也有重大机遇。汇丰全球贸易融资主管詹姆斯•艾莫特认为，中国都市化以及中产阶层崛起，为英国等国家的医疗、教育和旅游等领域企业提供了机会。
朱海滨称，到2018-2020年，投资在中国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从48%下滑至35%，消费所占比重则将从50%升至60-65%。而至2016-202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可能滑向6.5%。世界银行的舍勒肯斯指出，就算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至5%，中国每年增加的经济产出仍相当于韩国经济总量。他说：“尽管中国经济面临重大变化，但长期前景仍非常正面。”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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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红利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前行
[导读：最近，李克强总理在撰文阐述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时强调，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李克强总理在大连举行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还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中国要“突出释放改革最大的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使它们和稳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释放改革红利，是李克强总理曾经多次提到的观念，我们也相信，改革红利的释放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前行。]
深化改革仍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8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将继续持续发展之路”，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将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
李克强总理重申了中国新一届政府施政目标，就是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他指出，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李克强总理阐述了中国实现发展需要重点推进的几个方面：
1.深化改革是持久动力。李克强总理强调，深化改革仍是持久动力。中国已经并将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推进结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分给社会，政府该管的管好。另外，中国将继续推进行政管理、财税、金融、价格等改革。他还指出，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坚持改革就是创新。
2.加快开放是助推器。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将继续支持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推动与相关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议，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不断改善外商投资的公平和法制环境，同时将积极探索扩大开放的新办法，在上海设立自贸区实验区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3.扩大内需是主攻方向。李克强总理说，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拥有追求美好生活并且愿意为之辛勤工作的13亿人民，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要努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包括促进信息产业发展，例如扩展宽带和4G牌照等。在关注消费的同时，也要保持合理的投资力度，重点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中西部铁路项目和市政设施建设等。城镇化为长期扩大内需提供巨大潜力。未来十多年，中国将有上亿人口融入城市，这是极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过程，需要新的协同发展政策。虽然有许多困难，但这将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由之路。
4.服务业是新支撑点。作为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服务业为经济转型缓解压力。政府将大力改进公共服务。
李克强总理还阐述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他说，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防止过度波动。明确“下限”是要稳增长、保就业，明确“上限”是要防通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这一合理区间，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
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
对于世界经济，李克强总理认为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一些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导致大量资金回流发达市场，但他认为，亚洲各国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已为应对复杂局面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中国对此有信心。李克强总理还在文末充满自信地说。“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
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路线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对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路线进行分析时认为，李克强为改革开放制定了有其特色的方案，其施政路线图日趋清晰，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是认可增速中枢下移而不短期刺激，其次以自贸区等制度建设促进开放，最后则是激活市场活力。
首先，认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从高速降低到中高速的自然趋势，不会为追求之前的高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步调。
其次，坚持开放也是李克强一贯基调。李克强构思的第三波开放，思路逐渐明晰：他上任以来力推上海自贸区，不仅仅是探索如何强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且是如何引进现代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国际通用做法与游戏规则。当前多哈贸易多边会谈仍在僵持中，继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美国和欧洲又启动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贸易谈判，而中国都未被邀请“入座”。上海自贸区的出现，也是对于TPP等外界变化的主动回应。
这一试验能否成功关系全局，对外开放的成功要点何在？上限在于放开制度创新，下限在于守住金融风险。上海自贸区虽然只有28平方公里，各界寄托想象甚多，对自贸区金融领域开放的呼声尤其高。在上海自贸区进一步开放外资机构准入、开放金融服务、放开民营银行等非常必要，但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措施，应充分考虑其全局效应。当前中国经济杠杆比率已经非常高，甚至透支了未来的空间，未来十年内去杠杆压力将会激增。在国内金融市场深度不够、金融制度滞后、金融机构同质竞争情况之下，对比国际经验可知，以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往往有诱发金融危机风险。
最后，除了开放之外，李克强的改革也自有其不同以往的特色，那就是他多次强调激活市场的活力，各项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场活力为目标，进一步剔除经济体制中残留的双轨制，无论价格还是准入。如，李克强履职之后承诺并大力推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和下放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放开多行业市场准入，以求“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长期以来，企业普遍抱怨政府的有形之手约束了企业的创造与探索自由。李克强式改革就是希望通过约束政府、留给市场更大的空间来激活市场活力。
那么谁最能代表市场？对中国而言，自然是市场中的自由个体和民营企业家。虽然李克强破例在论坛开幕之前接见参会的中外企业家，遗憾的是提问方基本是自国外企业家，罕见民营企业家身影。而大连本地的企业家王健林则表示，第一届夏季达沃斯时来了很多中国企业家，以后每届减少比较多。
回头来看，开放是手段，改革是目的，对外的开放最终要落实到对内的改革。刚刚故去的经济学家科斯在回顾中国变革历程时，指出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所谓“边缘革命”则由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边缘力量”推动，最终促成中国经济的市场转型。
当下是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增长下行成为长期趋势，国内利益集团纵横蟠扎，中国正在酝酿一次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突围。不过，如果经济之外的体制既定，经济领域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呢？或许，中国应该再度重视边缘力量，让其回到中心。
自贸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对上海自贸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自贸区的设立有三大时代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全球贸易竞争。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对于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如果整个国家要进去可能有困难，可以先让自贸区主动门户洞开，所有国家都可以来自由投资和贸易，做一个对接的小窗口，并可以适当将其中的某些高商业标准映射到整个中国制造和服务业。如果试验失败了，由于限定范围，影响也有限，而一旦成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推广并全面对接整个中国经济。
第二个背景是中国自身的改革需求。对于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国须用积极态度对待，其中一些合理的规则同中国自身的改革方向是兼容的。因此还是得采用最小公约数原理，找到交集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同时借此规则消解掉大部分既得利益和利益集团，最终建立国际通行的规则以尽量避免更多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因此，设立上海自贸区是力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第三个背景是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起步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貌似规模已经不小，香港现在官方口径8000亿，实际可能有1万亿，台湾也有4000亿，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中国确实是想这些人民币在海外多一点、飞久一点。但客观地说，如果不满足这些资本的回流获利的动机，人民币货币的海外总量还是无法做大，而构建回流闭环就需要巨大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基础和衍生）来容纳和吞吐。
目前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有全国最全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因此上海一定会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建立自贸区之后，可以先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资产缓冲区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且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其次，自贸区肩负四项使命：
一、贸易的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上海的目的不是做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这里面最核心部件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离岸贸易的最核心是解决跨国公司的资金管制问题，自贸区内企业允许搞一个国际资金池和国内资金池，当中设计有互联互通的管道。这样的贸易就是订单和资金环节是在上海完成的，货物未必经过上海的港口。
自贸区的成立，推进与自由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配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及航运金融交易平台，允许境内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和航运远期交易。在自贸区内将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指定或设立商品期货的交割仓库，一旦建成，将替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LME仓库的部分作用。这些设计不仅会促进相关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行业（包括融资租赁、检测维修、审计会计等）的发展，还降低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调配和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门槛和成本，将助力于自由贸易港的繁荣。
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非禁即入，除了负面清单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这特别针对的是服务业：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六大领域全部开放。自贸区内投资会大部分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预期率先在试验区范围内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而船舶运输、资信调查、融资租赁、检测维修、演出经纪、娱乐文化、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众多现代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性行业，都将对内外资实施公平的准入标准，欢迎国内民营资本和海外直接投资。
其实这应该也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预演，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实质性磋商。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将首次延伸至“准入前”，并不再依赖当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进行行政控制，用以交换美国对等的更透明的外资准入审核流程。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目的是消解既有政府部门的审批权以及相应的设租、寻租能力。此外，投资也是双向的，鼓励中国资本从自贸区向海外直接投资。可能未来在自贸区，对外投资只需要备案。鼓励成立对外股权投资基金，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让自贸区同时成为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平台，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
三、金融的国际化：其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预期在自贸区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兑换，利率、汇率都是市场决定的，积极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可能具有有限牌照）。鼓励其建立综合交易平台，全面放开产品创新。也允许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去海外发债，拿钱回来之后可以贷款给自贸区里面的企业，并突破现有存贷比的限制。同时变革自贸区内企业外债管理方式，力图实现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以便建立跨国企业的全球资金管理中心。
未来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发展愿景是很大的，首先是初步实现香港、新加坡、澳门、瑞士、开曼、维京群岛等具备的自由贸易和离岸金融等功能，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同时考虑借助类似纽约的国际银行便利设施（IBF）、东京的JOM等的设计，培育在岸离岸分离型的金融中心（国际板），再通过建立适当的通道和管道（可以是额度、地域、账户类型、交易类别等），部分打通离岸和在岸市场，实现有限的互联互通，允许资金在一定的范围或者限额内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先单向再双向）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和效率提升的前提下，最终形成类似伦敦的，全面渗透型和内外一体化的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四、行政的精简化：自贸区将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被不断强调。因此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化繁为简，减少行政成本，提供一条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有效路径。可以预见，未来在自贸区内，质检工商等所有的市场行政管理职能都会汇总到一个机构，而分散在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也可能都并在一起只有一个金管局，所以真正意义的大部制改革完全可以在试验区里实现。其最终目的是——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透明度，并进行地方立法试验和履行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这即是实践“小政府”的全新的执政理念，也是理清市场和政府最优边界的最新尝试。
对于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未来前景，邵宇分析：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复制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自贸区自身区域是否有扩展空间，28平方公里很小，现在做的很多文章其实是在28平方公里以外的。因此未来扩张是留有空间的，主要要看试点的效果，不排除未来自贸区会推广到浦东甚至是上海全境。二是其他地方自贸区会不会跟上，管理层是有可能会放出其他赛马来进行平衡和竞争，也有传言几个地区已经在上报方案，但短期内可能还有一些难度，主要是这一次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的力度、尺度之大，难度之高，对于现有行政机构来说都有一个消化和适应的过程，如果短期内多次复制，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过度负荷，无法有效响应。
邵宇认为，作为七大改革顶层设计，至上而下拉动新三驾马车的核心抓手，以及自下而上的全面积极试验和回应，上海的自贸区试验意义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这是当下中国全力推进改革的一个缩影，它不是一两项税收优惠，也不是招商一两家骨干企业，而是机制和体制的真正全面创新和升级。这是一个完整的从经济体制到监管体制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它将创造出一个符合国际惯例、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
政策改变将为增长模式的其他改变创造动力
渣打银行的王志浩等人在分析下一步的政府机制改革时预测会有以下政策改变：
1.精简政府机构。中国目前的五级行政体系中，每一级拥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及人员编制。过去几年在900多个县镇推行的试点将这一体系由五级精简为三级（中央、省、县）。在这一领域，浙江省走在前列。精简政府裁减无用的重复职能部门并节省开支。中央或将逐步压缩市辖区和乡镇政府的预算自主权并逐渐推广至全国。一旦这些地方预算由中央其他政府部门管控，浪费性支出应会减少。如山东省正着手这方面的尝试。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自2013年9月起，山东省政府将允许县保留大部分新收缴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在此之前，全省所有税收都由省、市辖区和乡镇依据固定比率分享。该项政策意在加强当地政府的财权，提供资金用于当地公共服务支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目前基本由最低一级政府县级政府承担），然后逐渐降低对中间级政府的资金投入。
2.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主政山东省时所倡导的，该项改革的核心在于扭转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局面。据报道，国务院已批准若干项取消行政审批及许可要求。随着审批权力的削减，腐败的机会自然下降。
3.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来源。为保证县级政府能拥有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这或许需要允许地方获得税收（如房产税背后的考虑），同时割断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外，很多学者提出将地方政府当前的部分事权上移中央财政，例如如果中央政府在初高中教育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至少，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地方的资金拨付，鼓励地方将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保体系。
4.创建受约束的预算制度，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中国的政府预算普遍不够细致。并且常常滞后，缺乏预算监督机制。当前对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些好的建议包括：更为详实、透明的预算（想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先看下你的财政状况吧）；建立中期财政规划，这样一来当地政府不得不为未来负债建立预算；进行政府资产审计（我们对地方政府资产的了解程度甚至低于对地方政府负债的了解程度）；建立政府支出的独立评估体系；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这一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官员绩效考核必须由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政府服务质量。
5.清理当前及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推出，包括债务规模、还款来源、担保以及债务股本比等。相关数据将由财政部负责检验并监督。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看来已初显成效，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
6.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与其通过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开展基建，不如思考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建中来。这需要通过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明确的合同来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化。
上述措施背后的核心思路，是限制地方一级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精简公务人员数量、制约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推动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支出。所有这些都将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中国经济转型将再次撼动全球
路透记者药朝清、魏伦9月11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将再次撼动全球。文章说，对美国紧缩货币政策的忧虑早已消退，现在全球决策者更纠结的是，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变革的第二阶段。
经济变革的第一阶段——工业化，撼动了全球经济。因中国对自然资源的旺盛需求，大宗商品生产国从中受益。过去10年中，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六个在非洲。中国制造业的价格竞争力，导致发达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就业机会大量流失，但同时也遏制了通胀率，许多消费品对万千消费者来说终于不再贵得遥不可及。而中国经济变革的第二阶段，其影响也绝不亚于第一阶段。
消费将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将上升，工业所占比重则相应下降。原先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大宗商品密集型制造业，将让位于更绿色、更清洁的制造业领域。而受过良好教育、生产力更高的人才带来的附加值，将更多留在中国，而非流至跨国公司。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健称，未来20年，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但不再只是进口原材料和部件、然后加工后再出口。他指出，中国已经意识到不能再一味地依赖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已刻意放慢经济增长步伐，以处理较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新领导层预计将在11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准改革蓝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菲利普•舍勒肯斯（Philip Schellekens）称，中国即将推进的改革意义非常重大。中国改变了，整个世界都会改变。
整体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而在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显然是个例外，澳大利亚的出口目前有三分之一流向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应会保持强劲，尤其是鉴于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 per head）仅为美国的10%，且中国的都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中国经济再平衡，与消费更相关的大宗商品会更受青睐。
经济学家担心，之前在原材料价格大涨时，太多的新兴市场将由此带来的大量收益用于支出，而非投入到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投资。因此，当中国需求趋于疲软时，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就会放缓。
中国对农业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需求应会保持强劲，但伦敦咨询公司资本经济称，担心一些金属出口国之前没有把额外的收益存起来，这些国家现在出现经常帐赤字。该机构认为，南非、赞比亚、智利和秘鲁这方面格外脆弱。
当然，原材料价格下滑，有利于那些大宗商品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并且有助于遏制这些国家的通胀率。此外，像印度和印尼这些主要新兴经济体，可以趁机进军中国腾出来的基础制造业。譬如孟加拉，已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
而对于巴西而言，该国目前在制鞋等低技能产业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未来在较高端市场与中国的竞争将加剧，因此如何提高竞争力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经济学家指出，巴西在经济繁荣时错过了改革的良机，眼下除非其改善基础设施、简化行政上的繁文缛节并完善税收体系，否则可能再次错过中国经济转型为其提供的大好机遇。
宏源证券分析师何一峰指出，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转型更像是双刃剑。他认为，对欧美来说，中国注重内需确实对它们形成一些竞争，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它们可以把的产业链进一步集中于高端，更多依赖技术和知识的输出。现在对欧洲奢侈品制造商而言，中国已经是极具吸引力的市场，而未来随着中国民众收入增长，消费者的鉴赏能力提高，中国将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机遇。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滨指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质量，这对许多外国出口商是个好消息，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出口商。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在服务业领域也有重大机遇。汇丰全球贸易融资主管詹姆斯•艾莫特认为，中国都市化以及中产阶层崛起，为英国等国家的医疗、教育和旅游等领域企业提供了机会。
朱海滨称，到2018-2020年，投资在中国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从48%下滑至35%，消费所占比重则将从50%升至60-65%。而至2016-202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可能滑向6.5%。世界银行的舍勒肯斯指出，就算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至5%，中国每年增加的经济产出仍相当于韩国经济总量。他说：“尽管中国经济面临重大变化，但长期前景仍非常正面。”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3年第68期（总第1388期） 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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