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2013年第19期（总第1339期）    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欧美关于“衰落”的讨论
    [导读：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发达世界经济深陷泥潭，人们不断地在反思，在欧美，西方世界“衰落论”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围绕“衰落”的话题，关于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对于西方主导地位变化的讨论也正在发酵。]

欧洲“衰落”的事实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自欧洲债务危机于2009年末在希腊爆发以来，欧盟创设了一套复杂的援救机制，留出了总共7000亿欧元的资金，来支撑受困国家及这些国家摇摇欲坠的银行业。但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影响上几乎毫无作为，整个欧盟有逾2600万人失业。
    据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失业率已经接近12%，欧盟国家中失业状况最严重的是希腊、西班牙，失业率分别高达27%和26.2%。2013年法国的失业率将高达10.7%。此外，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地区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希腊的青年失业率逼近60%，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青年失业率也分别达到55%和39%。在希腊15-24岁年龄段的人中有57%的人失业，而西班牙一些3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还从未获得过一份工作。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说，欧洲面临失去年轻一代的危险。
    欧盟中期预算专门拿出60亿欧元（约合78亿美元）投入“青年就业计划”基金。这几个“确保年轻人就业”的计划将确保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获得工作机会、继续深造、或者在毕业或找到工作后接受至少四个月与工作相关的培训。但政治分析师称，这一计划的力度微弱，而且为时已晚。有分析家预计，为应对青年失业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欧盟需要投入大约1500亿欧元的资金。
    失业只是欧洲失落的一个缩影，今年1月10日，财经博客zerohedge从就业、消费、银行坏账等方面总结了欧洲衰落的20个事实：

1.法国和德国制造业活动已经连续10个月萎缩。
2.欧元区失业率已升至11.8%——再创历史新高。
3.2012年11月，意大利零售业降至17个月以来最低。
4.西班牙制造业活动已经连续第20个月萎缩。
5.据估计，希腊银行体系的坏账总额已占国内总贷款的20%。
6.爱尔兰22%的人口生活在失业家庭中。
7.希腊失业率目前为26%，一年前为18.9%。
8.西班牙失业率已升至惊人的26.6%。
9.这是塞浦路斯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2008年该数字还远不到10%。
10.2012年11月法国制造汽车销量同比下降28%。
11.这是希腊目前的贫困率，2009年时为20%。
12.这是意大利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再创新高。
13.保加利亚44%的人口面临“严重的物质剥夺”。
14.西班牙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56.5%——再创新高。
15.希腊25岁年轻人失业率57.6%——再创新高。
16.花旗集团预计，今后一至一年半希腊离开欧元区的可能性为60%。
17.西班牙部分住宅在2006年价格的基础上七折出售，目前西班牙大约有200万套房待售。
18.希腊债务占GDP之比正迅速向200%飙升。
19.行业协会数据称，2012年法国汽车业境况为1997年以来最糟。
20.2005年，法国汽车业生产350万辆汽车，2012年这一数字为200万辆。

美国在衰落吗？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J.  萨缪尔森在一篇题为“美国在衰落吗？”的文章中说，如今政治讨论发出的弦外之音就是美国正在衰落。这一见解经常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经济缺乏活力，接近8%的失业率仍处于衰退水平，停滞状态似乎没有尽头。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实力其实是遭到了低估。高盛公司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且将保持数年。首先，美国绝对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6万亿美元，“几乎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两倍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2.5倍”。在自然资源方面，美国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5倍，将近巴西的2倍。水力压裂和水平钻探领域的技术进步为美国找到了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能源储备。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缺乏技能的工人通常被视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而高盛公司的观点却不同。与迅速老龄化的对手相比，美国工人仍将较为年轻且更具活力。到2050年时，中日工人的年龄中值将为50岁左右，比美国工人大10岁：此外，美国不断吸收着积极涌入的移民，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最后一点，高盛公司预计美国仍将保持革新领袖的地位。美国的研发项目数量居世界首位-  2012年占全球研发活动成果总量的31%。美国还拥有更多质量最佳的高等学府。据英国统计，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中，有29所在美国。
    罗伯特•萨缪尔森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上述情况是具有说服力的。美国的实力被低估了。与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富饶的地区相比，我们的前途更为光明。然而，高盛公司的报告旨在为投资者选择投资地点提供建议，并不能为未来提出完整的指南。
    西方面临类似问题、如果你邻居的房屋遭大火焚毁，而你的住宅有一半幸免于难，那么相比你的邻居，你是富有的，但却比自己过去的情况要糟糕。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的前景好于欧洲和日本。但这一优势无法抹去数百万美国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事实。许多人因此将会合情合理地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衰落。他们意志消沉，将不再热衷于支持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导行动。国内的失望情绪就是这样转化为全球性撤退的。
    然而，“美国是否正在衰落”本身或许是个错误的问题。事实真相是，富有世界的大部分成员——美国、欧洲和日本——都面临着类似的威胁。
    首先，它们的福利状况举步维艰。承诺提供的福利与可以忍受的税收在老龄化社会中形成冲突。要么必须削减前者，要么就必须提高后者。正如高盛银行的报告指出，美国如何处理债务问题引发了不确定性。在世界其他国家，情况同样如此。其次，经济管理逐渐失灵。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前，大部分经济学家以为可以避免陷入深度衰退并设法实现令人满意的复苏，但充满争议的不同意见却已让人失去信心。第三，全球市场已变得比全球政治更为重要。各国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但各国之间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政治差异却对全球化商业构成了威胁。
    萨缪尔森最后说到，第二个美国世纪尽管有可能出现，但似乎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更难回答的问题是，富有世界能否挫败政治和经济稳定面临的更深入和更持久的威胁。
    欧洲衰落的症结之一
    福布斯中文网专栏作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稍早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欧洲衰落的原因。他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欧盟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其实与政府的政策风马牛不相及，而是与人口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南欧的经济灾难，既体现了当地人口结构的凋零，很大程度上又是它所导致的结果。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那么欧洲大陆几乎肯定会继续走向衰落。
    数十年来，北欧偏富裕的国家——特别是德国——通过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欧吸纳移民，克服了人口出生率极低和国内需求下滑的不利影响，并建立起以出口为导向的高生产力经济。
    相比之下，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则没能发展起强有力的经济来克服米兰等相对富裕地区人口结构凋零的影响。西班牙曾经是欧洲的经济之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房地产投机以及与欧盟其他成员国日益加深的经济整合。六年前，西班牙在建的住宅数量竟然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在建住宅的一半，可是其人口却只有美国的15%。在这场繁荣的吸引下，大约600万移民来到西班牙工作。可即便如此，仍然有大约7%到8%的西班牙人宁愿闲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能够挑起经济大梁的生产性行业非常有限。
    经济学家试图用预算赤字和竞争力丧失来解释这种衰落，但一些西班牙人认为，主要原因在其他方面。《西班牙的人口自杀》（Elsuicidiodemográfico  de  Espa?a）一书作者亚历杭德罗•马卡龙•拉龙贝（Alejandro  Macarrón  Larumbe）表示，今日的衰败“几乎完全是价值观变化造成的”。
    上一代人出生时，西班牙刚刚走出弗朗哥独裁时代，当时的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强势国家，人口出生率居全欧洲之首。上世纪60年代，西班牙妇女平均生育四个孩子。到1975至1976年，平均生育率也接近三个孩子。按照马卡龙的说法，曾几何时，这个国家“既不允许离婚，也不允许避孕”。但到80年代，许多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年青一代的西班牙人受过教育，女性的经济机会得到拓展，政治自由也得到确立。
    然而，曾经在西班牙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制度开始失势。“大多数年轻及中年妇女（以及男性）将事业、积累财富、买房、享受、旅游摆在首位，而不是去抚养许多孩子。”还有许多人，干脆就对婚姻说不。尽管现在西班牙的人口比1975年多，但每年的结婚数量却从27万对下降到17万对。
    如今，西班牙就像欧洲许多国家一样，面临人口凋零的恶果。在半个世纪中，西班牙女性的生育率下滑了50%以上，现在平均只生育1.4个孩子。不但在欧洲垫底，也是全世界垫底的国家之一。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补充现有人口所需要的2.1生育率。况且在最近，西班牙的生育率又下滑了5%。
    基本上，西班牙及其他地中海国家接受了北欧国家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低生育率，但是却没有能够承载这种转变的经济。你可以接受北欧式的高福利国家模式——尽管这种模式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牢靠，但前提条件是你的公司和劳动力拥有高度熟练的技能和生产效率。然而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等国家却缺少此种高生产力产业，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依靠搞房地产和旅游业。基础建设开发得到了欧盟的“背书”，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依赖越来越强。
    不像瑞典和德国，西班牙现在没法指望靠移民来扭转人口结构的凋零趋势并创造新的经济能量。尽管每年还是有45万移民（大部分来自穆斯林国家）在西班牙定居，但却有超过58万西班牙人移居他国——其中许多人移民到北欧和拉丁美洲等其他一些传统移民地。德国，这个每年需要20万移民来保证其工厂能够继续轰鸣的国家，变成了理想的移民地。
    其结果是，西班牙会被证明是欧盟主要成员国中第一个人口真正减少的国家。西班牙国家统计局预计，该国在未来10年将减少100万常住居民，随着婴儿潮一代人逐渐去世，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到2021年，西班牙的4700万人口将再减少200万。按照马卡龙的说法，到2060年，西班牙的人口将只有区区3500万。
    人口的减少加上年轻人移民他国，西班牙的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比率将不断上升。西班牙统计局预测，到2021年，人口赡养率将上升57%。到时候，每个劳动人口平均要供养六个退休或学龄人口。
    如果说西班牙和其他地中海国家现在无法承受这其中的代价，那么上述这些趋势预示着，未来他们将越来越无力且不愿意承受这种负担。正如马卡龙指出的，选民结构老龄化很可能使得西班牙的政治家们想要实施养老金制度调整、减税等推动私营经济增长的措施变得越来越难。西班牙60岁以上的选民比例已经从1977年的22%上升到如今的30%。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接近50%。
    如果住房和税收政策不朝着对家庭有利的方向进行重大调整，如果结婚和生育倾向没有意外回升的话，西班牙和其他地中海国家将面临一场即刻的衰落，其影响之深远，完全可以与这些国家在17和18世纪经历的那场衰落相提并论。在那一次衰落中，这些国家从全球权力巅峰上摔落下来，从此只能作为度假者、浪漫诗人和历史爱好者的消遣之地。不过在此之前，地中海那些荒唐的家伙们现在就可能会将欧洲乃至于全世界拖入又一场经济衰退的浩劫中。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衰落？
    最近，一部著作受到广泛的关注，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于2012年出版的《国家衰落之谜：权利、繁荣和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用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会呈现不同程度的繁荣，他们认为，造成这一切的，不是气候、地理或文化，而是制度（institution）。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认为，该书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部分原因也在于它传递的信息让许多西方人吃了定心丸。该书作者在搜罗了数百年的历史资料后认为，尽管西方式民主遭遇了诸多困难，但它仍是西方长期繁荣的关键。两位教授声称，“英美等国之所以变得富有，是因为它们的公民推翻了掌权的精英，创建了一个政治权利得到广泛分配的社会”。该书的一位评论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对此总结道，他们其实就是在说：“自由让世界变得富有”。
    在报纸上，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各种经济下滑、社会动荡的新闻。但拉赫曼说，报纸与该书的观点之所以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时间范围的问题。该书主要讲的是数百年的社会演化问题。相比之下，诸如意大利大选和美国强制减支问题就像是历史长河里的几滴小水珠。
    不过，拉赫曼也认为，这还不足以让人感到安心。意大利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具有类似的、令人不安的长期影响。它们表明，在现代民主制度下，由于政客们往往倾向于向选民许下无法承担的支出承诺，从而导致债务不断攀升，这时他们却无法调整回原来的状态。
    在蒙蒂领导的政府的管理下，意大利投资者的信心在过去一年有所恢复，但蒙蒂本人却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他的改革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却未能获得选民的认可。美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比起一刀切的强制减支方案，辛普森-鲍尔斯两党委员会提出的控制政府开支的方案更为合理。然而，这个同样由技术官僚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华盛顿却未能经受住政治上的考验。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树立了一个反例，强化了那种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是很有效的担忧。冷战后形成的一个传统政治常识是，自由经济体制具有优越性，然而中国的成功却对这种认识带来了挑战。另外，中国的崛起还对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所坚持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后者认为只要拥有源于政治多元化的“包容性”经济机制，就可以确保经济繁荣。
    在《国家衰落之谜》一书中，两位教授花了不少篇幅探讨中国的成功问题，并得出结论称：“中国的增长……只不过是另一种压榨性政治机制下的增长，它不太可能转化成经济的持续发展”。
    拉赫曼认为，上述言论似乎完全无视如下事实：即中国在近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数亿人摆脱贫穷，并且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它反映出美国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即他们往往喜欢贬低中国的增长，强调美国体制的长期优势。
    如果仅在学术会议上说说这些话，那可能没多大关系。但实际上，各种版本的此类言论主导着西方的政治辩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如果候选人没有大肆赞扬那种“自由”不但具有道德优势，而且还让美国强盛起来的观点，那么这次选举将是不完整的。
    拉赫曼说，这种不假思索地认为美国体制具有优越性的观点，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问题。虽然《国家衰落之谜》有力地证明了，长远来看，政治自由与经济成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在美国，凡事都扯上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对宪法的绝对崇拜，这差不多已经变成一种准宗教情结了。结果，美国人无法真正解决他们的政治体制运转失灵的问题。另外，欧洲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许多政客过于重视欧洲一体化的理想，从而无法对欧洲大陆的单一货币——欧元——发起强硬而必要的质疑。
    拉赫曼认为，中国体制优点在于彻底的实用主义，这种思想在邓小平的格言中体现无余：“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相比之下，美国政治辩论往往过于执着于程序和原则，从而阻碍了实用主义解决方案的达成——无论是在“携带武器的权利”方面，还是在坚持国会有权否决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都是如此。拉赫曼最后说，国家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自鸣得意地盲目崇拜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比尔盖茨眼中的“衰落之谜”
    《国家衰落之谜》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其中不乏比尔•盖茨这样的全球行业领导者。但盖茨对此书的观点却不予苟同。他认为，《国家衰败之谜》对其结论——“兼容并包”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比“排他性强”的体制更加长久——的分析模糊且过于简化。他认为，在其对于政治和经济体制包容性与排他性的讨论背后，他们忽略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历史和逻辑。他们对于重要的术语缺乏恰当的定义，他们从来不解释一个国家如何能够让自己的体制更加“兼容并包”。
    比如，本书回溯历史，讨论罗马时代的经济增长。问题是，在公元前800年之前，各处的经济都是依靠天然农业。因此罗马政府结构是否具有包容性并不会影响其经济增长。
    在用体制包容性减弱来解释威尼斯的衰落这一点上，作者的世界观未免过于简单。事实上，威尼斯的衰落是由于竞争所致。其体制包容性的变化是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即使威尼斯想要保留其体制的包容性，也无法换回在贸易中的损失。这就是书本试图用一个理论来解释所有问题的范例。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作者对玛雅文明衰落的看法。他们认为内部斗争（缺乏包容性的体现）是衰落的原因。但是这一解释忽略了主要的原因：天气和水资源的因素削弱了农业系统的生产力，这动摇了玛雅首领们确保风调雨顺的威信。
    作者认为相比于经济增长，体制的包容性更为重要。但是，近50年中，香港、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都是在政治倾向于专制排他的时候完成的。
    由于存在很多类似的“包容性”非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例子，作者又表示，包容性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必要条件。但是，即使是在满足了包容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也常不能持续。比如我们很难接受，大萧条、日本的不景气和全球过去几年的金融危机是源于包容性的下降这样的解释。
    作者嘲讽了现代化理论：有时一个强权领导人可以掌握国家命运，在帮助国家经济增长之后，国家可能会有转为包容性社会的机会。但是，香港和台湾恰恰是很好的例子。
    盖茨认为，本书还忽略了中国从公元800年到1400年飞速增长和创新的时期。在这600年中，中国经历了历史的巨变，也完成了大量的创新，比如精炼熔铁和船只建造。正如很多知名作家指出的那样，这些与中国多么具有包容性没有关系；这一切都在于地理、时间和帝国间竞争等因素。
    作者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的解释上存在问题，因为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转变中，政治体制上并没有更加具有包容性。而盖茨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中国现在需要更加兼容并包。但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在近些年却有了很大的飞越。他还相信，中国会在稳定的基础上完成体制上正确的转变。
    盖茨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完成了难以执行的经济转型，因为领导人采取了资本主义经济手段，如私有产权，市场化，以及对基建和教育的投资。这证明了在增长方面最直观的理论：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经济手段有关，与政治体制无关。当一个国家致力于基建和教育，并且用市场化定价机制去分配资源时，它就已经在经济增长的轨道上了。这一理论比作者的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也更加符合事实。
    西方主导地位为何下降？
    西方主导地位为何下降？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认为，实际上，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西方相对地位为何不可避免地下降，而是其为何会暂时占据优势地位。全球人口接近70亿，而美国和西欧加起来仅有7.7亿人口。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可近似地衡量生活水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星球上，很难指望如此大的差异会持续下去。在哥伦布刚刚完成航海发现的1500年，中国和印度的GDP据估计均高于西欧，而人均GDP只是略低于西欧。在更早的1000年左右，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基本一样，而且都很低，但估计表明，中国稍稍领先。
    向早期常态的回归已经开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目前占到全球产出总额的一半左右，这在现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历史学家为西方国家暂时性的迅猛崛起提供了无数的解释：更注重个人及其现世活动的宗教信仰；更有利于科学思考的知识氛围；捍卫财富获取的财产权；较民主的政府形式。原因还有很多，所有这些因素无疑都发挥了作用。
    马洛•F•纪廉（Mauro  F.  Guillén）和埃米利奥•翁蒂韦罗斯（Emilio  Ontiveros）在他们合著的《全球转折点》（Global  Turning  Points）一书中，断然驳斥了中国将在21世纪剩余时期主宰全球的轻率预言。中国的GDP或许会、也或许不会达到全球第一，但也只不过是在这个多极世界的GDP总额中占据较大份额罢了。全球还有其他许多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中心。除了众所周知的“金砖国家”以外，我们现在还有“薄荷糖国家”（Mints，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
    中国地位的显著上升基本上与人口规模有关。就生活水平而言，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均GDP水平仍然只有西欧的三分之一和美国的四分之一。正如纪廉和翁蒂韦罗斯所言，在21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印度很有可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总产值可能全球最高，但美国将依然是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中国要赶上美国需要很长时间。
    更令人意外的不是经济上的追赶，而是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发展文献论述的全都是如何为当时所称的第三世界增加资本流入以及（或者）西方援助。几乎没有人预料到，问题将会逆转，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将拥有储蓄盈余，而旧日的工业化国家现在反而依赖这些盈余来为其经常账户和预算赤字融资。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府在衰退时期对直接向本国央行借钱减少顾虑的话，这种西方依赖全球其他国家的情形将会减少，但不会消失。
    许多评论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倒流是不自然的。这里显然有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比如中国经济的政府管理和石油生产国的巨额盈余。但这些因素看起来不会很快发生逆转，我们最好学会适应这种新的资本流动方向——在学术著作中，这似乎被称为“卢卡斯之谜”（Lucas  Paradox）。
    有趣的问题是，新兴国家将如何处理它们日益累积的盈余。目前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它们已经厌倦了持有收益很低、甚至实际利率为负的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下一阶段它们将不仅在非洲等地区进行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而且还要在美国和欧洲投资。就目前而言，它们一定会受到欢迎，但随着它们投资规模的增长，情况又会如何？几乎必然会出现紧张关系。有关西方国家政府实际权力日益下降的论述已有很多。由于它们对本国经济份额日益下降负有责任，还会有更多这类论述。主要受害者不太可能是普通民众，而是当前的治理和商业阶层。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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