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2年第34期（总第1256期） 2012年5月9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欧洲之辩：财政紧缩应否继续？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四年后，欧洲人似乎已经受够了财政紧缩的苦日子，拟或根本就没人愿意过这种苦日子。最近一段时间，以法国左翼温和派的奥朗德赢得总统选举为标志，欧洲强调经济增长的意见逐渐抬头。而近来关于增长还是紧缩的争论正酣，观察这些争论和有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对于把握欧洲经济的政策趋势，了解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欧洲财政紧缩政策受到质疑
欧洲国家因财政紧缩经济政治问题不断
最近，在债务危机中挣扎的欧洲政坛变化频仍。荷兰首相吕特于4月23日递交内阁辞呈，则让经济分析人士纷纷猜测这会否推倒欧元区即将倾倒的多米诺骨牌。《金融时报》评论说，荷兰海牙的政治危机显示出，欧元区选择的普遍实行财政紧缩的政策，在又一个欧元区核心国家出现软化。主张财政纪律的强硬派现在似乎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
吕特政府垮台对欧元区整体产生的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已经明确地显现出来。德国一直反对为尚未恢复本国公共财政秩序的欧元区外围国家提供帮助。荷兰在这一点上一直是德国坚定的支持者。可是现在，这种局面却轮到了荷兰自己头上。2011年相当于全国经济产出4.7%的财政赤字，让荷兰政府颇为尴尬，因为荷兰一直在像个拉拉队长一样，推动欧盟要求各国政府将这一比例保持在3%以下的条约。
作为欧洲数量越来越少的主权信用评级仍为AAA的国家之一，荷兰却没有能力做到它对其他国家的要求，这让市场十分不安。同样让市场不安的是荷兰的局面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它加剧了由陷入选举狂热的法国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
5月6日，引人注目的法国大选结果是法国温和左派总统竞选人奥朗德击败萨克奇。
《金融时报》评论到，荷兰的局面令人恐慌地展示了欧洲的自我伤害。在承受着巨大压力、没有财政运作空间的国家，削减赤字当然迫在眉睫，但如果一些国家能够通过扩大赤字来支撑欧元区的总需求，直到经济复苏的局面稳固，那么它们就应当这样做。荷兰负债相当于经济产出的65%，属于欧元区内偿付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没有理由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担忧适度的财政赤字。然而欧盟要求所有国家实行财政紧缩的政策，正在将一个又一个经济体拖回衰退，并且这种后果并不仅限于外围国家。普遍财政紧缩政策的破产不仅具有经济影响，而且会有政治影响。欧元区所青睐的政策失败得越明显，主流政治人物就越无法取信于选民。这些主流政治人物对德国削减赤字的要求仍然过于忠实。如果民众认为领导人忘了常识，政治舞台就会为威尔德斯（荷兰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PVV）领导人，他认为荷兰应该退出欧盟）这样的人物敞开。
在西班牙，据《华尔街日报》4月30日的报道，在西班牙全国4500万人口中，已有超过500万人失去了工作。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从2008年时的不足10%升至24.4%。而且公共部门也开始裁员，这代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趋势。经济学家们指出，公共部门的裁员可能会导致西班牙的失业人数在今年全年都处于上升状态。
迫于来自欧盟领导人的压力，西班牙已承诺将2013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8.5%降至3%。这意味着西班牙要将预算赤字削减约600亿欧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减赤任务要由地方政府来完成。不过，公众对削减预算和裁员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大。4月29日，西班牙全国出现了一系列抗议。
在希腊，根据《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希腊激进左翼政党在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该国与国际贷款机构可能发生冲突。该党呼吁废除作为纾困条件的“野蛮”紧缩计划。各方对希腊在欧元区的未来疑虑越来越大。激进的左翼联盟（Syriza）38岁的领导人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正试图组建联合政府。他提出一份五点计划，他在该计划中要求逆转那些使希腊得以削减预算赤字的财政和结构措施。
齐普拉斯表示：“选民们对纾困协议中的野蛮政策说不；人们抛弃了支持纾困的政党，实际上废除了解雇（公共部门员工）和进一步削减开支的计划。”齐普拉斯的计划包括，放弃针对希腊的1740亿欧元第二轮纾困协议，把银行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推翻劳动改革，暂停偿还国债，并转向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面对希腊的反弹，在一次会议中，欧洲央行（ECB）执行董事会成员约克•阿斯姆森作出了不同寻常的生硬干预，他首次提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此前ECB一直拒绝公开承认这一选择。
欧洲财政紧缩争论带来不确定性
理查德•巴里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说，对于实施财政紧缩，投资者们的看法可谓患得患失。紧缩力度过大，他们担心药力太猛会害死病人；紧缩力度过小，他们又担心政府已放弃财政纪律。
问题在于存在两种相冲突的危机解决理念，即为每个国家确定适合各自情况的举措，以及制定明确的统一规定以恢复欧元区公信力。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坚持采取一刀切式的政策，规定各国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到2013年必须降至3%。
但这可能并非是适合所有国家的最理想政策。例如，西班牙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8.5%，显著低于87.2%的欧元区总体水平，该国的当务之急可能是调整因建筑及相关行业崩溃而受到破坏的增长模式。虽然降低目前为8.5%的预算赤字占GDP比例也是必要的，但如果过于激进，则可能损害经济增长。更严重的是，财政紧缩带来的不良后果（失业率升至23.6%）可能削弱旨在促进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所受到的支持。同时，由于对于财政紧缩的担忧推高债券收益率，西班牙实际上同时面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收紧。
不过，由于欧元区已经设定了赤字目标，偏离这些目标也将令人担忧，因为这也许会降低面临再融资困难国家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政客们称希腊债务重组是特例，但投资者们担心其他欧元区外围国家可能步其后尘。这令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券的海外需求降低，意味着两国政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减少借款规模。法国和荷兰在发行债券方面遇到的问题较少，然而一旦两国财政紧缩的力度面临放松就可能引发不确定性，这导致投资者担忧。
欧洲可能改变立场。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称欧元区国家需要一项“增长公约”，甚至连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谈论增长，不过这两人均排除了采取经济刺激举措的可能性。有关欧元区是否应重新考虑3%赤字目标的争论也许最终会成为一件好事。不过短期内，这一争论，加上对于全球其他地区增长的担忧，带来了出现政策失误的风险，因为政客们错误理解了投资者的担忧。同时也存在出现市场危机的风险，因投资者未正确理解政客们的意图。
美国人看欧洲的“财政紧缩”
萨默斯：欧洲开错了“药方”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4月30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欧洲经济依然接近危险边缘，但是欧洲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误判了“病情”，导致应对欧债危机的战略性大方向选择错误。
欧洲政策制定者认为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债务过高并且无法获得较低成本的市场融资，较高的偿债成本危害金融体系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因而解决欧债危机的方法是提供流动性并坚持紧缩的财政政策，希望高债务国能够减少开支、降低偿债成本并提高市场信誉。
而萨默斯认为，希腊的经济总量只占欧元区的约2%，希腊式的政府开支无度并非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西班牙等国在五年前的债务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甚至低于德国；意大利虽然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较高，但是新增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大；高债务是表象，而非问题的根源，欧洲国家目前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破坏了其金融体系，并导致经济增长中止。
萨默斯指出，欧洲金融体系困境的根源在于缺乏实体经济增长支撑，对于任何负债国而言，如果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那么债务问题将持续恶化；解决欧债问题需要提振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而言，减少政府开支则是错误的经济战略选择，是治标而非治本之举。系统性的研究表明，在一国经济缺乏有效需求并且短期利率接近零的条件下，如果该国的总开支占GDP的比重每减少1%，那么该国的GDP将减少1%至1.5%；紧缩的财政政策还将导致民众收入下降，也降低了民众的债务偿还能力，对一国提高市场信誉无益。
萨默斯指出，欧洲央行提供的三年期再融资操作只不过是解决欧债危机的“缓药”，西班牙等国的银行业依然疲弱，它们购买了更多的本国国债，而外国投资人则在减少对这些国债的持有量，银行业对高债务国国债的较大风险敞口导致市场担忧情绪未能消除。
克鲁格曼：财政紧缩政策彻底失败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几个月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连续质疑欧洲的财政紧缩政策。他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英国这次的经济表现比其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还差，意大利的经济表现也比上世纪30年代差，而西班牙显然已经陷入二次探底的衰退之中，他认为，这种情况标志着欧洲的财政紧缩教条的失败。
英国正在执行“扩展性紧缩政策”，即在抵御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削减支出而不是增加支出，这样可以使经济更快的增长。克鲁格曼认为，在失业率已经很高，而政府的政策却在直接降低就业的情况下，经济怎么能够出现繁荣？而欧盟将信心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实在是缺少基础。
克鲁格曼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严厉抨击了这种“信心”说。他指出，过去两年来，欧洲的大部分决策者和许多美国政客及学者一直受到一种破坏性经济教条的奴役。根据这种教条，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不应制定经济教科书所说的那种应对措施，即加大支出以抵消私营部门需求的下降，而是应该采用财政紧缩，削减支出以实现预算平衡。而面对在经济衰退状况下采取财政紧缩的政策只会让衰退更加严重的警告，“财政紧缩人士”却坚持认为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克鲁格曼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及其它机构的研究人员的观点，他们都驳斥了所谓削减支出创造就业岗位的证据。他也引用了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即，在经济萧条面前，实行财政紧缩是一个非常坏的主意。克鲁格曼表示，决策者，专家，还有许多经济学家，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决定忘记过去所熟知的东西。为了他们这种故意的忘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群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于欧洲近来出现的变化，克鲁格曼认为这正证明了欧洲这一政策的完结。
至于解决之道，克鲁格曼认为，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分裂欧元。因为在欧元以前，各问题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迅速地恢复成本竞争力，增加出口。而另一个则是，放松一点对通胀的控制。
斯蒂格利茨：紧缩是“缘木求鱼“
约瑟夫•斯蒂克利茨在5月7日发表的文章“After Austerity”对现行的财政政策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些政策不啻于“缘木求鱼”。因为，在危机经济体深陷衰退的时候，如何重塑信心？在紧缩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拖累总需求、使产出和就业继续恶化的时候，如何重塑增长？
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不能靠自己稳定下来。市场不但一再造成不稳定的资产泡沫，当需求疲软时，市场还会形成加剧下滑趋势的力量。失业以及对失业蔓延的担心压低了工资、收入和消费，从而拖累了总需求。实行平衡预算框架的国家被迫削减预算，因为税收收入降低了——这就是欧洲一根筋地力行不懈的“动摇器”（destabilizer）。
我们可以采取替代措施。德国等国家拥有财政机动的空间，用之进行投资可以提振长期增长，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形成积极的溢出效应。一条早已为人所知的原理是税收和支出的平衡扩张能刺激经济，如果有一个设计良好的计划（对尖端人士征税，并增加教育方面的支出），GDP和就业将能有巨大改善。
整体而言，欧洲的财政状况并不差：其债务/GDP比率比美国还要好。如果美国的每个州都需要对自身预算完全负责（包括支付所有失业保险），那么美国也将爆发财政危机。美国的经验是显而易见的：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如果欧洲（特别是欧洲央行）可以借款并转手放贷，那么欧洲债务的维持成本就会下降，从而为刺激增长和就业的支出创造空间。
欧洲内部已经有了合适的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可以帮助资金受困国为必须的投资融资。欧洲投资银行应该加大贷款力度。中小企业——就业创造的主力军，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尤重。
欧洲之所以一根筋地死抓紧缩不放，是因为他们误诊了问题。希腊确实是指出过度，但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危机前财政都有盈余，债务/GDP比率也很低。大谈审慎财政可谓使错了力。把这一点当真，甚至采取严厉的预算框架只能适得其反。不论欧洲的问题是暂时性的还是基础性的——比如，欧元区远非“最优”货币区，且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地区的税收竞赛会拖垮原本健康的国家——紧缩肯定只能让情况更加糟糕。
欧洲忙不迭采取紧缩措施的后果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会很严重。如果欧元可以幸存下来，那也是以高失业和多重痛苦（特别是对危机国家来说）为代价的。而危机本身几乎肯定会蔓延开来。一边建防火墙一边火上浇油，最后只能是无功而返，这就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情：还没有哪个大型经济体——欧洲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曾经通过紧缩带来过复苏。
因此，社会最宝贵的资产——人力资本正在被浪费甚至摧毁。年轻人长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对社会产生了离心感。即使他们最终找到了工作，工资也会低得多。通常，青年时代是积累技能的时期，而现在的年轻人却在流失技能。
欧洲——特别是欧洲穷人和年轻人——所正在经历的痛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找到替代方案。但迟迟不行动将带来高昂的代价，而欧洲正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金融时报》开展的讨论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欧洲财政紧缩问题的讨论，以下是其中具代表性的观点：
马丁•沃尔夫：不能一味紧缩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愿意实施在经济上造成痛苦的政策，极少能成为一条够取信于人的途径。投资者将拒绝相信这些政策能够持久，一旦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政策的可信度就消失了。
沃尔夫说，据报道，2012年一季度GDP初步估算出现下降，因此按照两个季度负增长的流行定义，英国已再度陷入衰退。而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英国经济停滞已经持续了一年半。GDP一直徘徊在比危机前的峰值低4%以上的水平，接近2006年三季度的水平，比1970年至2007年的经济增长趋势线低了9%。考虑到经济低迷的长度和深度，8.3%的失业率不算高，但18岁至2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有五分之一没有工作。
然而财政紧缩才刚刚开始。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透露，从联合政府就职之前的2009-10财年，到2011-12财年，净借款仅下降了GDP的1.8%。到2016-17财年，还要进一步实施相当于GDP 7.2%的财政紧缩。按照今天的经济状况，预期在实施这样的财政紧缩时经济还会扩张，有点近乎悲壮了。
沃尔夫分析到，官方短期利率为0.5%，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为2%，而通胀挂钩债券的收益率为0。然而尽管资金成本这么低，并且有可持续公共财政的承诺保证，企业部门还是积累了巨大的财务盈余（留存利润超出投资额的部分），总计占2011年GDP的5.3%。有关财政紧缩现在会促使私营部门支出激增的观点，似乎站不住脚。更有可能的后果是经济停滞，甚至更糟。
那么，我们能否做出一些努力，来避免低迷进一步持续的短期和中期成本？
那些坚称政府计划不能改变的人们的回应是，可信度将受到破坏。的确，他们声称，目前的低利率本身就是可信度的证据。然而，要记得，当英国财政大臣2010年宣布他的财政计划时，2012-13年度至2015-16年度的净借款本应只有2060亿英镑，而在2012年3月的预算中，这个数字升至3170亿英镑。未能达到这一目标的重大失误，是否破坏了可信度，从而导致债券收益率飙升？没有。但为什么没有呢？答案是，在央行肯定会确保英国国债市场保持流动性以及浮动汇率制的情况下，低利率是一个私营部门拥有巨额盈余的经济体会出现的情况。经济低迷（而非可信度）带来了低利率。
更糟糕的是，可信度面对的最大危险是低迷时间拖长，这可能会无限期拖延赤字的消除。如何应对这一风险？答案是让私营部门决策者相信，英国经济将增长，这需要政策瞄准需求。关键是要在不危及公共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引入这些政策。最好的办法是把降低目前公共支出占GDP比例的承诺与税收灵活性和更多公共投资结合在一起。后面这两方面可以是暂时的（这一点应当可信）。以目前的利率，即便中期借款大幅上升，也几乎肯定会通过目前和未来产出的现值大大提高而为自己买单。最合理的减税措施将增加投资、消费者支出和聘用失业工人的激励。
英国前财政大臣：紧缩政策不管用
英国前财政大臣、工党议员阿利斯泰尔•达林最近也对英国的紧缩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紧缩政策根本不管用。他认为，以紧缩为主要目标已成为这届政府的特点。可有迹象表明，紧缩政策的效果越来越差。就像一战中的将军们那样，联合政府正坚守着一种无法奏效的正统战略。
如今的政府在未能提出任何可靠方案的情况下，赤字规模达到了1500亿英镑，超出了预算计划。两年前，联合政府就承诺消除结构性赤字，但今天依然看不到任何进展。对此，达林建议：
第一，投资基础设施。包括发电站更新换代、铁路和机场的投资，解决英国东南部经济增长遇到的障碍，新建住房等，全都需要政府在规划和资源上提供帮助。与其让赤字随着经济增长趋于停滞而越积越多，不如主动借款去投资于我们需要的领域。第二，出台进一步的定量宽松政策，不过这一次要确保资金从银行部门流出，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增长缓慢，赤字额已然在增加，因此最好是将资金投向能为复苏构建坚实基础的基础设施和企业。
达林认为，欧元区已决定走入一条经济上的死胡同。它所达成的愚蠢协定不仅将把许多国家带入每况愈下的境地，还在实际上否定了凯恩斯路线。这项协定必将成为《凡尔赛条约》之后的最大政治经济蠢行之一。因此，如果英国政府不去拉动经济复苏，而是执着于行之无效、且有可能把我们重新拉向悬崖边缘的紧缩政策，那也许真的会酿成悲剧。
吉迪恩•拉赫曼：紧缩是唯一出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与其他人的意见相反，他认为紧缩仍是欧洲的唯一出路。
针对奥朗德所称的将用增长代替紧缩的竞选宣言，拉赫曼认为，奥朗德的计划把重点放在小规模推动公共支出的错误目标上，实际上忽视了通向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结构性改革。
拉赫曼指出，基础设施支出是凯恩斯对陷入下行衰退螺旋的经济开出的标准药方。在正常情况下，此类支出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然而，在欧洲，有许多理由对此类支出表示怀疑。如果建造大型公路和铁路可以创造持久的繁荣，希腊和西班牙经济现在应在蓬勃发展。欧洲已经在过去三十年间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在欧盟（EU）的资助下。雅典地铁相当漂亮，西班牙的AVE高铁令人惊叹。但这种支出无助于改变目前困扰希腊和西班牙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更糟糕的是，欧盟对基础设施提供的融资在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问题。在希腊，向欧盟榨取补贴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政治关系比创业精神更能创造财富。
就意大利和西班牙而言，它们削减预算并非出于某种将本国经济拖入困境的疯狂愿望。它们采取紧缩政策是因为，市场要求它们支付无法承担的高利率才会向它们提供贷款。没有理由相信，市场现在突然准备为欧洲南部国家的更大赤字提供融资。主张“立即停止紧缩”的人们回应称，欧洲日渐减少的AAA评级国家有责任继续消费狂潮，从而帮助邻国摆脱困境。但关于荷兰和德国拥有无限可靠性的假定是不可信的。
即便是身处反紧缩中心的法国，也很难说问题在于政府支出不够多。法国政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经达到56%，法国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没有实现过预算平衡，而且某些税种的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并非白痴的奥朗德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正因为此，在所有貌似动听的结束紧缩政策的言论背后，关于细节的附注却并不那么令人兴奋。实际上，这位社会党候选人所承诺的不过是用比现任总统萨科齐多一年的时间平衡预算。在欧洲，即便是左派也无法佯称，赤字支出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他们退而辩称，政府削减支出有些“操之过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伪装成重要学术争论的诡辩。
尽管德国人总被描述为鼓吹无休止紧缩的愚人，但他们真正要表达的信息更为复杂和令人信服：欧洲内部平衡预算的动机必须与鼓励私人部门创造就业的改革结合起来。所需改革的范围是巨大的。法国对劳动者征收的税率非常高。奥朗德承诺为雇佣年轻人的雇主减税，但全面降低劳动者税负的效果将会更好。这是一个真正可能通过创造就业来使税收减少得到足够弥补的税收减免措施。
欧洲企业还受困于各种繁文缛节。拉赫曼说，我最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位希腊企业家的故事。这位企业家为了创办一家互联网企业，不得不提交各种冗长的表格，最离谱的是应一位官员的要求进行粪便抽检。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与全职合同工人享受的过分保护和福利密切相关——这让雇主对招聘新人保持谨慎。正如一位西班牙商人最近抱怨的那样：“在这个国家，与妻子离婚都比解聘员工容易。”
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是艰难的，甚至还会有风险。在意大利，近几年有两位建议政府实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经济学家遭到暗杀。但长期而言，此类改革是增加就业岗位的唯一途径。
相比之下，关于欧洲靠支出摆脱债务的呼吁是一种幻想。当然，关于削减赤字步伐的讨论仍有空间。但在高税收、严监管、负债累累的欧洲，更多由政府出资的公共工程只会建造又一条无果之路。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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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财政紧缩政策受到质疑
欧洲国家因财政紧缩经济政治问题不断
最近，在债务危机中挣扎的欧洲政坛变化频仍。荷兰首相吕特于4月23日递交内阁辞呈，则让经济分析人士纷纷猜测这会否推倒欧元区即将倾倒的多米诺骨牌。《金融时报》评论说，荷兰海牙的政治危机显示出，欧元区选择的普遍实行财政紧缩的政策，在又一个欧元区核心国家出现软化。主张财政纪律的强硬派现在似乎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
吕特政府垮台对欧元区整体产生的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已经明确地显现出来。德国一直反对为尚未恢复本国公共财政秩序的欧元区外围国家提供帮助。荷兰在这一点上一直是德国坚定的支持者。可是现在，这种局面却轮到了荷兰自己头上。2011年相当于全国经济产出4.7%的财政赤字，让荷兰政府颇为尴尬，因为荷兰一直在像个拉拉队长一样，推动欧盟要求各国政府将这一比例保持在3%以下的条约。
作为欧洲数量越来越少的主权信用评级仍为AAA的国家之一，荷兰却没有能力做到它对其他国家的要求，这让市场十分不安。同样让市场不安的是荷兰的局面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它加剧了由陷入选举狂热的法国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
5月6日，引人注目的法国大选结果是法国温和左派总统竞选人奥朗德击败萨克奇。
《金融时报》评论到，荷兰的局面令人恐慌地展示了欧洲的自我伤害。在承受着巨大压力、没有财政运作空间的国家，削减赤字当然迫在眉睫，但如果一些国家能够通过扩大赤字来支撑欧元区的总需求，直到经济复苏的局面稳固，那么它们就应当这样做。荷兰负债相当于经济产出的65%，属于欧元区内偿付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没有理由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担忧适度的财政赤字。然而欧盟要求所有国家实行财政紧缩的政策，正在将一个又一个经济体拖回衰退，并且这种后果并不仅限于外围国家。普遍财政紧缩政策的破产不仅具有经济影响，而且会有政治影响。欧元区所青睐的政策失败得越明显，主流政治人物就越无法取信于选民。这些主流政治人物对德国削减赤字的要求仍然过于忠实。如果民众认为领导人忘了常识，政治舞台就会为威尔德斯（荷兰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PVV）领导人，他认为荷兰应该退出欧盟）这样的人物敞开。
在西班牙，据《华尔街日报》4月30日的报道，在西班牙全国4500万人口中，已有超过500万人失去了工作。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从2008年时的不足10%升至24.4%。而且公共部门也开始裁员，这代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趋势。经济学家们指出，公共部门的裁员可能会导致西班牙的失业人数在今年全年都处于上升状态。
迫于来自欧盟领导人的压力，西班牙已承诺将2013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8.5%降至3%。这意味着西班牙要将预算赤字削减约600亿欧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减赤任务要由地方政府来完成。不过，公众对削减预算和裁员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大。4月29日，西班牙全国出现了一系列抗议。
在希腊，根据《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希腊激进左翼政党在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该国与国际贷款机构可能发生冲突。该党呼吁废除作为纾困条件的“野蛮”紧缩计划。各方对希腊在欧元区的未来疑虑越来越大。激进的左翼联盟（Syriza）38岁的领导人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正试图组建联合政府。他提出一份五点计划，他在该计划中要求逆转那些使希腊得以削减预算赤字的财政和结构措施。
齐普拉斯表示：“选民们对纾困协议中的野蛮政策说不；人们抛弃了支持纾困的政党，实际上废除了解雇（公共部门员工）和进一步削减开支的计划。”齐普拉斯的计划包括，放弃针对希腊的1740亿欧元第二轮纾困协议，把银行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推翻劳动改革，暂停偿还国债，并转向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面对希腊的反弹，在一次会议中，欧洲央行（ECB）执行董事会成员约克•阿斯姆森作出了不同寻常的生硬干预，他首次提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此前ECB一直拒绝公开承认这一选择。
欧洲财政紧缩争论带来不确定性
理查德•巴里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说，对于实施财政紧缩，投资者们的看法可谓患得患失。紧缩力度过大，他们担心药力太猛会害死病人；紧缩力度过小，他们又担心政府已放弃财政纪律。
问题在于存在两种相冲突的危机解决理念，即为每个国家确定适合各自情况的举措，以及制定明确的统一规定以恢复欧元区公信力。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坚持采取一刀切式的政策，规定各国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到2013年必须降至3%。
但这可能并非是适合所有国家的最理想政策。例如，西班牙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8.5%，显著低于87.2%的欧元区总体水平，该国的当务之急可能是调整因建筑及相关行业崩溃而受到破坏的增长模式。虽然降低目前为8.5%的预算赤字占GDP比例也是必要的，但如果过于激进，则可能损害经济增长。更严重的是，财政紧缩带来的不良后果（失业率升至23.6%）可能削弱旨在促进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所受到的支持。同时，由于对于财政紧缩的担忧推高债券收益率，西班牙实际上同时面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收紧。
不过，由于欧元区已经设定了赤字目标，偏离这些目标也将令人担忧，因为这也许会降低面临再融资困难国家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政客们称希腊债务重组是特例，但投资者们担心其他欧元区外围国家可能步其后尘。这令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券的海外需求降低，意味着两国政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减少借款规模。法国和荷兰在发行债券方面遇到的问题较少，然而一旦两国财政紧缩的力度面临放松就可能引发不确定性，这导致投资者担忧。
欧洲可能改变立场。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称欧元区国家需要一项“增长公约”，甚至连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谈论增长，不过这两人均排除了采取经济刺激举措的可能性。有关欧元区是否应重新考虑3%赤字目标的争论也许最终会成为一件好事。不过短期内，这一争论，加上对于全球其他地区增长的担忧，带来了出现政策失误的风险，因为政客们错误理解了投资者的担忧。同时也存在出现市场危机的风险，因投资者未正确理解政客们的意图。
美国人看欧洲的“财政紧缩”
萨默斯：欧洲开错了“药方”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4月30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欧洲经济依然接近危险边缘，但是欧洲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误判了“病情”，导致应对欧债危机的战略性大方向选择错误。
欧洲政策制定者认为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债务过高并且无法获得较低成本的市场融资，较高的偿债成本危害金融体系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因而解决欧债危机的方法是提供流动性并坚持紧缩的财政政策，希望高债务国能够减少开支、降低偿债成本并提高市场信誉。
而萨默斯认为，希腊的经济总量只占欧元区的约2%，希腊式的政府开支无度并非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西班牙等国在五年前的债务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甚至低于德国；意大利虽然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较高，但是新增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大；高债务是表象，而非问题的根源，欧洲国家目前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破坏了其金融体系，并导致经济增长中止。
萨默斯指出，欧洲金融体系困境的根源在于缺乏实体经济增长支撑，对于任何负债国而言，如果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那么债务问题将持续恶化；解决欧债问题需要提振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而言，减少政府开支则是错误的经济战略选择，是治标而非治本之举。系统性的研究表明，在一国经济缺乏有效需求并且短期利率接近零的条件下，如果该国的总开支占GDP的比重每减少1%，那么该国的GDP将减少1%至1.5%；紧缩的财政政策还将导致民众收入下降，也降低了民众的债务偿还能力，对一国提高市场信誉无益。
萨默斯指出，欧洲央行提供的三年期再融资操作只不过是解决欧债危机的“缓药”，西班牙等国的银行业依然疲弱，它们购买了更多的本国国债，而外国投资人则在减少对这些国债的持有量，银行业对高债务国国债的较大风险敞口导致市场担忧情绪未能消除。
克鲁格曼：财政紧缩政策彻底失败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几个月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连续质疑欧洲的财政紧缩政策。他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英国这次的经济表现比其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还差，意大利的经济表现也比上世纪30年代差，而西班牙显然已经陷入二次探底的衰退之中，他认为，这种情况标志着欧洲的财政紧缩教条的失败。
英国正在执行“扩展性紧缩政策”，即在抵御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削减支出而不是增加支出，这样可以使经济更快的增长。克鲁格曼认为，在失业率已经很高，而政府的政策却在直接降低就业的情况下，经济怎么能够出现繁荣？而欧盟将信心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实在是缺少基础。
克鲁格曼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严厉抨击了这种“信心”说。他指出，过去两年来，欧洲的大部分决策者和许多美国政客及学者一直受到一种破坏性经济教条的奴役。根据这种教条，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不应制定经济教科书所说的那种应对措施，即加大支出以抵消私营部门需求的下降，而是应该采用财政紧缩，削减支出以实现预算平衡。而面对在经济衰退状况下采取财政紧缩的政策只会让衰退更加严重的警告，“财政紧缩人士”却坚持认为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克鲁格曼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及其它机构的研究人员的观点，他们都驳斥了所谓削减支出创造就业岗位的证据。他也引用了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即，在经济萧条面前，实行财政紧缩是一个非常坏的主意。克鲁格曼表示，决策者，专家，还有许多经济学家，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决定忘记过去所熟知的东西。为了他们这种故意的忘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群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于欧洲近来出现的变化，克鲁格曼认为这正证明了欧洲这一政策的完结。
至于解决之道，克鲁格曼认为，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分裂欧元。因为在欧元以前，各问题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迅速地恢复成本竞争力，增加出口。而另一个则是，放松一点对通胀的控制。
斯蒂格利茨：紧缩是“缘木求鱼“
约瑟夫•斯蒂克利茨在5月7日发表的文章“After Austerity”对现行的财政政策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些政策不啻于“缘木求鱼”。因为，在危机经济体深陷衰退的时候，如何重塑信心？在紧缩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拖累总需求、使产出和就业继续恶化的时候，如何重塑增长？
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不能靠自己稳定下来。市场不但一再造成不稳定的资产泡沫，当需求疲软时，市场还会形成加剧下滑趋势的力量。失业以及对失业蔓延的担心压低了工资、收入和消费，从而拖累了总需求。实行平衡预算框架的国家被迫削减预算，因为税收收入降低了——这就是欧洲一根筋地力行不懈的“动摇器”（destabilizer）。
我们可以采取替代措施。德国等国家拥有财政机动的空间，用之进行投资可以提振长期增长，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形成积极的溢出效应。一条早已为人所知的原理是税收和支出的平衡扩张能刺激经济，如果有一个设计良好的计划（对尖端人士征税，并增加教育方面的支出），GDP和就业将能有巨大改善。
整体而言，欧洲的财政状况并不差：其债务/GDP比率比美国还要好。如果美国的每个州都需要对自身预算完全负责（包括支付所有失业保险），那么美国也将爆发财政危机。美国的经验是显而易见的：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如果欧洲（特别是欧洲央行）可以借款并转手放贷，那么欧洲债务的维持成本就会下降，从而为刺激增长和就业的支出创造空间。
欧洲内部已经有了合适的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可以帮助资金受困国为必须的投资融资。欧洲投资银行应该加大贷款力度。中小企业——就业创造的主力军，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尤重。
欧洲之所以一根筋地死抓紧缩不放，是因为他们误诊了问题。希腊确实是指出过度，但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危机前财政都有盈余，债务/GDP比率也很低。大谈审慎财政可谓使错了力。把这一点当真，甚至采取严厉的预算框架只能适得其反。不论欧洲的问题是暂时性的还是基础性的——比如，欧元区远非“最优”货币区，且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地区的税收竞赛会拖垮原本健康的国家——紧缩肯定只能让情况更加糟糕。
欧洲忙不迭采取紧缩措施的后果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会很严重。如果欧元可以幸存下来，那也是以高失业和多重痛苦（特别是对危机国家来说）为代价的。而危机本身几乎肯定会蔓延开来。一边建防火墙一边火上浇油，最后只能是无功而返，这就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情：还没有哪个大型经济体——欧洲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曾经通过紧缩带来过复苏。
因此，社会最宝贵的资产——人力资本正在被浪费甚至摧毁。年轻人长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对社会产生了离心感。即使他们最终找到了工作，工资也会低得多。通常，青年时代是积累技能的时期，而现在的年轻人却在流失技能。
欧洲——特别是欧洲穷人和年轻人——所正在经历的痛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找到替代方案。但迟迟不行动将带来高昂的代价，而欧洲正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金融时报》开展的讨论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欧洲财政紧缩问题的讨论，以下是其中具代表性的观点：
马丁•沃尔夫：不能一味紧缩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愿意实施在经济上造成痛苦的政策，极少能成为一条够取信于人的途径。投资者将拒绝相信这些政策能够持久，一旦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政策的可信度就消失了。
沃尔夫说，据报道，2012年一季度GDP初步估算出现下降，因此按照两个季度负增长的流行定义，英国已再度陷入衰退。而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英国经济停滞已经持续了一年半。GDP一直徘徊在比危机前的峰值低4%以上的水平，接近2006年三季度的水平，比1970年至2007年的经济增长趋势线低了9%。考虑到经济低迷的长度和深度，8.3%的失业率不算高，但18岁至2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有五分之一没有工作。
然而财政紧缩才刚刚开始。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透露，从联合政府就职之前的2009-10财年，到2011-12财年，净借款仅下降了GDP的1.8%。到2016-17财年，还要进一步实施相当于GDP 7.2%的财政紧缩。按照今天的经济状况，预期在实施这样的财政紧缩时经济还会扩张，有点近乎悲壮了。
沃尔夫分析到，官方短期利率为0.5%，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为2%，而通胀挂钩债券的收益率为0。然而尽管资金成本这么低，并且有可持续公共财政的承诺保证，企业部门还是积累了巨大的财务盈余（留存利润超出投资额的部分），总计占2011年GDP的5.3%。有关财政紧缩现在会促使私营部门支出激增的观点，似乎站不住脚。更有可能的后果是经济停滞，甚至更糟。
那么，我们能否做出一些努力，来避免低迷进一步持续的短期和中期成本？
那些坚称政府计划不能改变的人们的回应是，可信度将受到破坏。的确，他们声称，目前的低利率本身就是可信度的证据。然而，要记得，当英国财政大臣2010年宣布他的财政计划时，2012-13年度至2015-16年度的净借款本应只有2060亿英镑，而在2012年3月的预算中，这个数字升至3170亿英镑。未能达到这一目标的重大失误，是否破坏了可信度，从而导致债券收益率飙升？没有。但为什么没有呢？答案是，在央行肯定会确保英国国债市场保持流动性以及浮动汇率制的情况下，低利率是一个私营部门拥有巨额盈余的经济体会出现的情况。经济低迷（而非可信度）带来了低利率。
更糟糕的是，可信度面对的最大危险是低迷时间拖长，这可能会无限期拖延赤字的消除。如何应对这一风险？答案是让私营部门决策者相信，英国经济将增长，这需要政策瞄准需求。关键是要在不危及公共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引入这些政策。最好的办法是把降低目前公共支出占GDP比例的承诺与税收灵活性和更多公共投资结合在一起。后面这两方面可以是暂时的（这一点应当可信）。以目前的利率，即便中期借款大幅上升，也几乎肯定会通过目前和未来产出的现值大大提高而为自己买单。最合理的减税措施将增加投资、消费者支出和聘用失业工人的激励。
英国前财政大臣：紧缩政策不管用
英国前财政大臣、工党议员阿利斯泰尔•达林最近也对英国的紧缩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紧缩政策根本不管用。他认为，以紧缩为主要目标已成为这届政府的特点。可有迹象表明，紧缩政策的效果越来越差。就像一战中的将军们那样，联合政府正坚守着一种无法奏效的正统战略。
如今的政府在未能提出任何可靠方案的情况下，赤字规模达到了1500亿英镑，超出了预算计划。两年前，联合政府就承诺消除结构性赤字，但今天依然看不到任何进展。对此，达林建议：
第一，投资基础设施。包括发电站更新换代、铁路和机场的投资，解决英国东南部经济增长遇到的障碍，新建住房等，全都需要政府在规划和资源上提供帮助。与其让赤字随着经济增长趋于停滞而越积越多，不如主动借款去投资于我们需要的领域。第二，出台进一步的定量宽松政策，不过这一次要确保资金从银行部门流出，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增长缓慢，赤字额已然在增加，因此最好是将资金投向能为复苏构建坚实基础的基础设施和企业。
达林认为，欧元区已决定走入一条经济上的死胡同。它所达成的愚蠢协定不仅将把许多国家带入每况愈下的境地，还在实际上否定了凯恩斯路线。这项协定必将成为《凡尔赛条约》之后的最大政治经济蠢行之一。因此，如果英国政府不去拉动经济复苏，而是执着于行之无效、且有可能把我们重新拉向悬崖边缘的紧缩政策，那也许真的会酿成悲剧。
吉迪恩•拉赫曼：紧缩是唯一出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与其他人的意见相反，他认为紧缩仍是欧洲的唯一出路。
针对奥朗德所称的将用增长代替紧缩的竞选宣言，拉赫曼认为，奥朗德的计划把重点放在小规模推动公共支出的错误目标上，实际上忽视了通向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结构性改革。
拉赫曼指出，基础设施支出是凯恩斯对陷入下行衰退螺旋的经济开出的标准药方。在正常情况下，此类支出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然而，在欧洲，有许多理由对此类支出表示怀疑。如果建造大型公路和铁路可以创造持久的繁荣，希腊和西班牙经济现在应在蓬勃发展。欧洲已经在过去三十年间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在欧盟（EU）的资助下。雅典地铁相当漂亮，西班牙的AVE高铁令人惊叹。但这种支出无助于改变目前困扰希腊和西班牙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更糟糕的是，欧盟对基础设施提供的融资在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问题。在希腊，向欧盟榨取补贴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政治关系比创业精神更能创造财富。
就意大利和西班牙而言，它们削减预算并非出于某种将本国经济拖入困境的疯狂愿望。它们采取紧缩政策是因为，市场要求它们支付无法承担的高利率才会向它们提供贷款。没有理由相信，市场现在突然准备为欧洲南部国家的更大赤字提供融资。主张“立即停止紧缩”的人们回应称，欧洲日渐减少的AAA评级国家有责任继续消费狂潮，从而帮助邻国摆脱困境。但关于荷兰和德国拥有无限可靠性的假定是不可信的。
即便是身处反紧缩中心的法国，也很难说问题在于政府支出不够多。法国政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经达到56%，法国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没有实现过预算平衡，而且某些税种的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并非白痴的奥朗德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正因为此，在所有貌似动听的结束紧缩政策的言论背后，关于细节的附注却并不那么令人兴奋。实际上，这位社会党候选人所承诺的不过是用比现任总统萨科齐多一年的时间平衡预算。在欧洲，即便是左派也无法佯称，赤字支出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他们退而辩称，政府削减支出有些“操之过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伪装成重要学术争论的诡辩。
尽管德国人总被描述为鼓吹无休止紧缩的愚人，但他们真正要表达的信息更为复杂和令人信服：欧洲内部平衡预算的动机必须与鼓励私人部门创造就业的改革结合起来。所需改革的范围是巨大的。法国对劳动者征收的税率非常高。奥朗德承诺为雇佣年轻人的雇主减税，但全面降低劳动者税负的效果将会更好。这是一个真正可能通过创造就业来使税收减少得到足够弥补的税收减免措施。
欧洲企业还受困于各种繁文缛节。拉赫曼说，我最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位希腊企业家的故事。这位企业家为了创办一家互联网企业，不得不提交各种冗长的表格，最离谱的是应一位官员的要求进行粪便抽检。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与全职合同工人享受的过分保护和福利密切相关——这让雇主对招聘新人保持谨慎。正如一位西班牙商人最近抱怨的那样：“在这个国家，与妻子离婚都比解聘员工容易。”
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是艰难的，甚至还会有风险。在意大利，近几年有两位建议政府实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经济学家遭到暗杀。但长期而言，此类改革是增加就业岗位的唯一途径。
相比之下，关于欧洲靠支出摆脱债务的呼吁是一种幻想。当然，关于削减赤字步伐的讨论仍有空间。但在高税收、严监管、负债累累的欧洲，更多由政府出资的公共工程只会建造又一条无果之路。
（完）
（编译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2年第34期（总第1256期） 2012年5月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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