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77期（总第1782期） 2017年11月03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十九大后的经济观念更新
[导读：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对于十九大之后的中国经济，我们需要转变观念，用新的思维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如此，诸如对房地产、环境治理等问题，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的等等社会关注的问题，就需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所集中体现的新理念新思路去理解，去分析。]
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五重含义
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在FT中文网发文表示，十九大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自1981年以来首次发生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将对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产生深刻的影响。胡伟俊认为，这个转变涉及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五个核心问题。
首先，从总量向结构的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总量，所以决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总量上。虽然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就在2004年，中国经济都仍只有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说刚刚改革开放的8、90年代。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源于经济和其他国家差距太大，只有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
但是发展到今天，总量当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结构问题越来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本质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所以，总量思维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很多核心的问题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思维才能解决。
比如房地产，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高房价和高库存并存，已经不是一个总量问题，而是一个结构问题。如果沿用总量思维，继续做大房地产规模，或者为了去库存，在全国范围减少土地供应，都会导致高房价或高库存的问题持续恶化。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在高房价的地区增加土地，在高库存的地区减少土地供应。这时总量不变，但结构得到了优化。
比如债务问题。为了去杠杆，总量思维的办法是压缩信贷，这也许能降低债务，但对经济的伤害也很大。但换个思路，债务中超过60%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债务。从好的方面说，由于金融体系以国有为主导，政府可以通过企业债转股和地方债置换等手段腾挪债务，所以中国不容易出现债务危机或者说“明斯基时刻”。但问题在于，大量资本被配置到回报不高的地方，而有回报的地方又拿不到资本，这种资本配置的低效会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所以，去杠杆不仅仅是降低债务水平的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优化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金融业。从总量看，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达8.4%，超过了美英日，似乎已经发展过度。但是，中国国民储蓄率接近50%，更是远远超过美英日，中国居民拥有巨大的资产配置需求。而巨量的储蓄能否被有效的转化为投资，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健康成长的关键。例如，新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相比传统的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可能帮助更大。所以，金融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改进融资结构的结构问题。
又比如产能过剩。在大跃进前的1957年，中国钢产量只有535万吨，当时的问题毫无疑问是总量不足。但是，中国目前每年的钢产量已经超过8亿吨，排名世界第一，且超过第二到第十五的总和。不光是钢铁，中国目前已经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产能是严重不足的。例如，优质教育的供应远远不足，医疗服务同样如此，就像习总书记曾指出的，一线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泛泛而言中国产能过剩，意义并不大，现状是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
如上四个问题，房地产，债务，金融和产能过剩，都只能用结构性的思维来解决，总量思维只会误入歧途。
第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上升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是怎么把饼做大。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要考虑怎么把饼做的更好吃，同时分的更合理。在大多数国家，应对不平等只能通过提高税率，而这又影响了经济增长。幸运的是，中国还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间，能做到既有利经济增长，又有利财富分配。例如，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人口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既能够降低不平等，又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这需要户籍和土地改革有进一步推进。
另外，房地产是中国居民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房价的大幅上升会导致财富不平等大幅上升。长此以往，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的利益对立，将成为很严重的社会矛盾。所以房地产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是防止财富分配恶化的关键之一。而房屋问题的核心在于供需，仅靠保障房和发展租房市场，很难有效解决问题。就像香港接近一半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但其中的居民看到房价不断上涨，自己的财富和有房者不断拉大，当然会渴望也能够买房，所以房屋一直是香港社会的核心矛盾。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同时财富分配恶化的问题。特别是中间阶层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下降，经济呈现空心化。下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上升，民粹主义乘势而起。所以，如何避免两级分化，保证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是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重大挑战。但在目前的税收体制下，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级负担甚重，但对资产收入的课税反而不高，长期来说不利于财富分配更加平等。
第三，从硬需求向软需求转变
国际关系中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软实力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实力。就像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投资固然重要，软实力也不可或缺。中国古人早有类似的智慧，《论语》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而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对于物质的硬需求就会相对下降，而对服务、文化和环境这样的软需求相对上升。在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提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反映了这一点。目前，服务业仅占中国经济的52%，离发达国家的70%以上仍有差距。服务业的发展，既能满足需求，又能拉动经济。
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核心在于尊重多元。服务的质量只有在竞争中提高，思想也只有在碰撞中才能产生火花。当然，这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得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和买房难的所谓“三座大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做出回应”。
所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过去几十年里，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也已经崛起。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优势。但需要直面消费者的服务业，则是民营经济的优势。政府职能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化，是未来国家治理的一大挑战。
第四，从增长到发展
在经济学中，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发展包括的概念则要宽泛许多，包括收入，环境，分配，法治，健康，教育等等。当然，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更高的收入水平往往能带来更高的发展的水平。简单的说，增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但两者并不必然是同步的。
同时，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在低收入阶段，大部分是成本竞争，环境的标准很难订的太高。但从长期来看，如果环境持续恶化，那么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可疑的。另外一方面，高速增长也导致了经济中潜在风险的提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债务上升过快。另一个表现则是在房地产，由于对GDP指标的过度重视，既使得房地产调控很难长期维持，又使得长效机制如房产税迟迟不能落地。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对高增长的渴望使其很难抑制投资冲动，这也是地方债问题的根源所在。
增长目标和债务问题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消费增长是比较稳定的，而出口则受制于全球经济长期低增长的环境。因此，保增长的抓手一定是落在投资上，这也是为什么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如此重要的原因。过去5年，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都在15-20%之间。而由于高库存，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大幅下滑，因此房地产政策出现了大幅放松。
换言之，要增长就需要投资，要投资则需要融资，融资则债务上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影子银行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9年的19万亿上升到2016年的60万亿，而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仅从10万亿上升到13万亿，这个融资缺口只有靠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手段来填补。因此，不论是去杠杆，还是打压影子银行，都和增长目标存在着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应能够容忍增长的适度下行，腾出空间处理发展和增长可持续的问题，以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增长。不怕慢只怕站，从长期看也许是明智的选择。反而，如果靠牺牲环境，坐视房地产恶化，通过加杠杆也许在短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水平，但人民的满意度不一定能提高，而中长期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因此，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不妨将GDP增长目标转变为GDP增长底线，而底线则不妨定的低一些。
第五，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
根据经典的马克思学说，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已经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这一事实。这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和过去有明显不同。
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5万美元，类似日本80年代中期和韩国90年代后期。统计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明显减速。原因很简单，低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高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技术，而中等收入国家则容易两头不靠。
但也要看到中国仍然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巨大的国内市场，强势政府动员和组织资源的能力，都有助于在技术上继续赶超。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不平衡的地区发展水平，也有助于保持低成本的优势。而最关键的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农业历史中形成的家庭纽带，工作伦理和世俗理性，这些文化因素，既是过去也是未来的最大优势。
36年前，通过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全国上下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的，“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已经不再贫穷，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挑战和机遇仍然并存。不忘初心，既是指不忘在历史的大视野下，中国文明仍在过去200年来，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之中，虽然无数先人所期盼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坦途，也许就在前方不远处。也在于不忘记过去的成功，正是从务实的心态，而不是某种非黑即白的理念出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勇于试错，这样才解决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问题。
房地产政策力度不松 长效机制更明
据路透报道，始自去年9月30日的中国本轮房地产调控已满一周年，调控措施不断加码，效果持续显现，今年9月全国房价整体仍处于降温通道，而中共十九大重申“房住不炒”的政策主基调，意味着年内楼市将延续稳中趋缓之势。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住建部部长王蒙徽在十九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房地产调控成效显现，市场总体保持稳定，预计四季度全国楼市延续成交量增速回落、成交价格趋于稳定的走势，将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松劲，并抓紧推进住房租赁市场的立法工作。从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内容以及王蒙徽的表态来看，当前的房地产调控力度短期内不会放松，“四限”（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措施暂无退出可能，部分城市可能因楼市过热再遭“打地鼠”，同时长效机制的轮廓愈加清晰，预计更多城市将推出租购并举的配套措施。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称，调控政策带来的一二线城市房价拐点全面出现，最近三年，15个热点城市连续两个月出现全面（环比）停涨，深圳、上海、成都同比下跌，北京等接近持平。他进一步指出，在一二线持续调控、出现部分城市降价的情况下，三四线依然支撑了整体市场。这种手术刀式的分类调控，是历史第一次实现了市场的精准调控，不一刀切。“所以未来的楼市依然会是分化的，调控政策也将继续坚持‘打地鼠’。”
调控不放松
在传统旺季的“金九”，中国不少地区进一步加码楼市调控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庆、长沙、南宁、贵阳等近十个二线城市在9月第四个周末密集出台包括限售在内的新政，以遏制楼市投机，分析人士普遍预计，从十九大传递的信号看，对楼市投机行为的抑制不会放松。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夏丹称，“本期无论环比或同比，均继续呈现三线城市增幅最快、二线次之、一线最慢的情形。”这与房地产调控持续从紧和针对性纠偏分不开。她指出，目前实行限售措施的城市已累计超过50个，从地区指向上看，多是针对短期楼市出现异动的地区进行的定向纠偏，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此同时，9月央行营管部对北京地区上调首套房贷利率明确表示支持，多地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对个人经营性和消费性贷款变相入市的情况展开排查。9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22%，相当于基准利率1.06倍。夏丹指出，上调首套房贷利率的范围可能继续扩大，个人按揭贷款政策将继续从严。
中原的张大伟也表示，限售事实上就是楼市的去杠杆政策，使得购房者必须要以自用为目的配置资金。否则按照3-5年的交易周期看，已经不太可能吸引高杠杆的高成本资金进入。他预计，限售未来将快速向三四线蔓延，后续可能会超过50个城市执行限售，核心分布特点是，房价上涨城市，位置在一二线热点城市周围。限购政策不足以抑制市场热度的城市，都会限售。
克而瑞研究中心杨科伟、柏品慧认为，以淮安、盐城、徐州等为代表的新晋热点三四线城市将成为下一阶段调控重点，预计更多三四线城市将跟进落地乃至升级“四限”新政，以便缓解房价上涨预期，维稳房地产市场。
长效机制渐行渐近
今年以来，租售并举相关政策加速推进，试点城市也在加快配套落地，而习近平十九大报告表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更是从最高层面明确了这一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十九大开幕式上，‘房住不炒’、‘租购并举’、‘住有所居’，三个短句、两次掌声。”交通银行的夏丹称，这传达了决策层让房屋回归居住本质、打击投机炒作的决心，未来房地产调控将坚持“房住不炒”核心定位不动摇，“租购并举”等长效机制建设步伐将加快。
她指出，十八大关于住房制度的提法为“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立足于商品房和保障房“两条腿走路”，侧重于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管理。十九大在原有基础上补充了住房供给体系的缺位，将租赁提升到与出售同等的地位上来，并以培育住房租赁市场作为建设房地产长效机制的一个重点方向。
夏丹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地方层面将跟进出台一系列支持住房租赁建设的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专项供地等方式，鼓励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的住房租赁企业，构建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脚步将明显加快。
克而瑞的杨科伟等称，继中央发文选取12个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开展租赁市场试点工作，多个城市纷纷跟进，将利好新政具体落实到执行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土地供应端予以积极支持，上海、杭州、广州等市密集挂牌并出让多宗纯租赁用地，租赁用地成交规模持续提升。他们认为，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乃是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重要环节，预计更多大中城市将着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并在供地环节予以重点支持。
重拳治污 任重道远
路透沈燕发表的综述文章表示，面对成为常态的大气污染，中国打响了号称史上最严厉的“蓝天保卫战”。对其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在十九大期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影响不大，并坚称环保督查会持续。
李干杰表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明显短板；而长效的环保督察机制和配套举措正在完善。近期将“针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问题准备组织开展机动式、点穴式专项督察正在谋划当中，可能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会出台相关举措，开展相关的专项行动。”
同时，研究推进有关中央环保督察相关法规的制定工作，把这项工作的有效机制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还要积极指导和督促地方建立省级环保督察体系，国家督省、省督市县。国家督省的体制机制已经基本健全，省督市县正在通过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这项制度抓紧推进，将来国家和省两级联动，一定会使得这个机制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对于从严治污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疑虑，李干杰表示，从长远、宏观、大局上看，是没有影响的。加强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经济是正相关的。李干杰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在过去这段时间是相得益彰的，确确实实环境保护在加强、环境质量在改善，同时经济发展没有受到影响。
他指出，加强环境保护过程中，实际上强调既要打攻坚战，又要打持久战，问题的积累不是一天两天，要把它解决也绝非一夜之间。因此，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是非常讲究策略和方法。
一方面，对一些违法违规、污染环境的企业零容忍，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但另一方面，也要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一厂一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也称，这些年经过持续努力，中国在污染减排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比如单位GDP能耗过去五年累计下降20.9%，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也是持续下降，通过节能减少的能源消耗折合成标准煤大概10亿多吨。他表示，中国有硬性的考核指标，下达给各个省，而且每个年度都要进行评价考核。实际上这些年企业像电厂的污染减排水平，应该说越来越先进了。随着力度的逐渐加大，蓝天应该会越来越多，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正相关的作用。
而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治国理念，中国重拳治污的压力依然艰巨，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解决现实的问题更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李干杰坦称，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总体污染还是很严重，空气质量还是很不理想，离老百姓的期待和要求有比较大的差距。二是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的污染程度更加严重；三是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化工业所占比例还是太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比重仍然过大，以及公路运输为主的运输结构；四是在企业遵纪守法方面，依法达标排放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五是工作压力没有有效传导到位，在一些地方比较突出，一些政策措施没有完全落地见效。
他表示，要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守牢环境安全底线；还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加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同时，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有效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强化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理，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及时妥善处理各类环境矛盾纠纷。此外，还要深化生态环保领域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
但这种努力也可能存在着代价。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一份最近的研究报告中预测，限制环境污染可能会让经济增长速度减少0.2个百分点。“适度放缓增长将是维持中期社会稳定的必要牺牲，”报告说。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对全球经济如此之重要，以至于中国整治污染的运动可能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的经济体，尤其是铁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担心了。澳大利亚“完全依赖于中国——铁矿石的价格是这样，澳大利亚的国民收入也是如此，”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澳大利亚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理查森说。
虽然中国目前在太阳能和风能的装机容量上世界领先，但中国发电量的四分之三仍依靠煤电。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购买空调、采用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家庭用电量正在上升。为减少污染停掉供给住宅用户的电力是不现实的。这就意味着可能有必要让工业用户做出更大幅度的削减。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在不可阻挡地提高对汽车污染标准的要求。中国的首要任务正在从经济产出最大化转向环境保护，企业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汽车公司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他们可以承受，但他们的生产进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新创表示，如果钢铁行业只是将过剩、过时、污染更大的钢铁厂关闭的话，中国将保持钢铁产量，不会减少。
前香港环境局前副局长陆恭蕙说，中国有相当大的潜力在不损害经济的情况下整治环境。“在旧经济得到治理的同时，新经济仍在蓬勃发展，所以，不应该太消极地看待总体情况。”
中国经济增速分界线确立
在中国经济3季度数据公布前2周，国家统计局局长和央行行长先后表态：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超越政策预期目标，甚至有望达到7.0。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6.5.上海证券首席分析师胡月晓指出，这样看来，6.5-7.0是最新的中国经济官方预期。然而，在对这一增长区间认同度提高的同时，市场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判断，却愈发呈现两极化倾向：一方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好的增速；另一方则全然相反，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不合格增速。
1.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区间探明
胡月晓认为，依照中国经济当前增长水准，GDP增长波动在±0.25，即0.5的区间内，经济运行景气应该无实质差别，尤其是在当前延续处于“底部徘徊”态势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在6.5-7.0之间，都不会改变宏观经济运行格局。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8，官方对经济形势的界定是“稳中向好”。然而，市场对这一增长数字的理解，机构间却存在极大差异：一方认可政府界定；另一方则认为降低了的季度增速，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偏软态势，未来增长将继续放缓。
实际上，2017年以来，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歧就前所未有的加大，两种对立看法势均力敌：见底、企稳、向上VS继续向下。即使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均取得6.9的增长速度后，不少机构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仍持较多担心。上半年数据公布后随即进行的多项经济预测POLL表明，市场整体上仍对中国经济前景持有较多疑虑，仍以为未来1-2年内经济增速会下降到6.5下方。但不同机构间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法的差异，却呈现了扩大趋势：看好中国经济的，越来越有信心；对中国增长前景有担忧的，越来越忧虑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对中国经济前景相互对立的看法频繁出现。2017年5月和9月，穆迪和标普分别下调了中国的主权债务评级；然而在相近时期，OECD、世行、IMF、亚开行，及摩根、野村等多家国际大行，却上调了201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各家机构发布的预测数字上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比去年回升，是“板上钉钉”的事。
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法有方向性差异机构间的中国GDP增速预测，其差距也不过0.2-0.3。对中国经济增速，市场如此较真于0.1、0.2的差距，至少存在二层含义：一、当前经济增长已处潜在增长区间下限，再下降就要跌出潜在增长区间，到时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二、经济运行已处底部，风险暴露压力上升，经济再下降会引起风险突破底线。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中国经济的舒适增长区间而言，至少需要在当前水平上上移1.0-1.5，增长政策底线6.5已处潜在增长率下方，显然已定低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换档的“档距”，胡月晓曾做过专门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速”下降的台阶高度大约是3-4，这样未来中国经济的合意增长区间应为6-9。对当前经济运行看法的两端化和对GDP增长数字微小变化的较真，意味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区间已探明，当前的实际经济增速6.7、6.8，就是市场认可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2.下降的潜在增速与新周期争论
之前曾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的较场时期（约20年）内，还能维持约8%左右的潜在增速。市场显然对这个判断速度并不认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取得了约10%的平均增速，这个速率被当作是这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潜在增速，否则也不会有“保八”的宏观调控政策认识。显然，8%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期间，经济潜在增长区间的下限。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的潜在增长区间自然已下移。按照3-4的“增速换档”台阶差，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率大致应为6-7。按照这个判断，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要算健康和正常。
潜在增长水平下移，毫无疑问就是“新周期”。在经济新常态下，决定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机制发生了变化，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发生了变化，即使经济周期的期限时长形式、阶段变化表现没有改变，此周期也非彼周期。对理论界和政策界而言，这种内生增长动力机制的改变，是实实在在最有意义的新！
投资者，尤其是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对经济周期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其外在形式，即周期的阶段和演进形势，以便籍此判断市场变化趋势，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对投资者而言，是否进入了新一轮周期，即周期期数，是其对经济周期的首要关注点，尤其在周期转换阶段；其次才是新周期的阶段演进；最后才是周期变化背后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当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的争论，论争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对象对周期关注点存在差异。投资者通常以上升作为新周期的起点；而关注经济内在动力机制的机构、理论界和政策界，却和投资者有着不同的周期起点划分标准，对于中国经济状况，他们认为新的周期已经开始，尽管经济实际增速还将维持一段相对低迷平稳的时间。
经济转型带来了中国经济内在机制的转变，其外在表现就是结构调整和增速换档，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从动力机制变化的角度，“新常态”自然要带来“新周期”，即使新旧周期的时长相同。由于当前新旧周期正处“交接”阶段，且实际增长都处底部，作为一般投资者，确实是很难区分和认识到新周期的到来，
基于旧周期的认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未见减少，甚至还大概率继续上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过高的杠杆、继续城镇化而来的就业压力等，使得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变小，经济增长仍可能延进一步下降。然而从新周期的角度，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市场“出清”的替代形式，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十九大确定了经济、社会全面继续深化改革和推进全方位开放的基本国策，将进一步激发动力、释放活力，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渐上行，实际增速将缓慢上移到潜在增长区间上方，经济“稳中偏升”格局将逐步呈现。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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