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易风；来源：《吴易风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一、关于“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
一些学者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他们当中有的主张用“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有的主张用“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他们既有相同的理由,又有不同的理由。
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由:“西方”是一个地域性概念,如果说美欧经济学家是西方人,他们的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也是西方人,马克思经济学也应属于西方经济学。因此,他们断言,“西方经济学”这个用语是不正确的,应予废弃。
这种所谓理由,犯了混同概念的错误。它混同了政治性概念和地域性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政治性概念。与此类似的是,“西方七国集团”中的“西方”,如果不是政治性概念,而是地域性概念,那就不会包括位于东亚的日本。还可以与我们说的“西方经济学”相类比的是,美国的东方经济学学会中的“东方”,也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
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学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理由。反对用“西方经济学”并主张用“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学,一类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指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特别是指西方国家现代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
然而,这种“理由”缺乏科学根据,无法成立。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通常都是在同一意义上被使用的。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经济学手稿和其他论著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互用。因此,没有理由断言政治经济学专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专指西方经济学。
在许多西方经济学著作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通常也是在相同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二者的内涵和外延也都相同,同样可以互用。这里以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和《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为例,来看看西方学者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性解释。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合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一个条目中加以解释。该条目释文说:“通常‘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上是同义术语。”[1]西方权威性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没有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两个条目收入大辞典,而是将二者合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一个条目加以解释。该条目释文最后说:“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以被看做同义语。”[2]
由上文可见,经济学指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如果说“经济学”,那么必须承认存在两类不同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如果说“政治经济学”,那也必须承认,存在两类不同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
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并主张用“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认为,现代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现代经济问题,因而是“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百多年前的经济问题,因而不属于“现代经济学”。在他们那里,“现代经济学”指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指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排挤出去。
与上述“理由”一样,这种“理由”同样缺乏科学根据,无法成立。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前进而不断发展和前进,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具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前进的理论体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产生和形成时期研究的主要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以后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研究的则是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事实证明,存在两类不同的“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或当代西方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经济理论领域一直存在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二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这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观点和意愿为转移。既然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就应当用不同的概念来反映它们各自的本质特征。因此,在我们国家,用全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简称的“政治经济学”专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经济学”专指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西方国家的做法与我国的做法不同,但有一点认识实际上是相同的,这就是,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对立的理论体系,因而需要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加以区分。
实际上,不仅经济理论这一领域存在两大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而且哲学和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几乎全都存在两大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等。所以,如何用不同的概念来反映它们各自的本质特征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领域特有的问题,而是哲学社会科学整个领域的共同问题。
二、关于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主张
主张用“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绝不只是为了学术用语而争,而是有其重大战略目标。他们说,“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具有“唯一性”。他们定义,“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是指最近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得到当今“国际公认”的主流经济学。显然,他们说的“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就是我们说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或“当代西方经济学”。根据他们的定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被他们从“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中完全排除出去了。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根本变革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教育方向和研究方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中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实现“国际化”,与“国际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接轨”。
关于理论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他们说:“经济学是经济和教育的交叉口,作为教育来讲,办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接轨成为非常自然的目标。”
中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如何“国际化”?如何“和国际接轨”?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国高等学校的理论经济学教育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基本原理到整个理论经济学学科体系,都要进行根本变革,实现与“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接轨”。
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如何“国际化”?如何“和国际接轨”?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经济学研究中从选题、研究方法、假设、理论根据、分析框架,到建立数学模型、经济预测模型和实证研究等,也都应该进行根本变革,实现与“国际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接轨”,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要以能否在“国际公认”的经济学刊物发表为衡量标准。
如果我们的教育领导部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真的把这些学者的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主张全面付诸实践,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学者主张的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国际化”以及“全面和国际接轨”,实质是要让我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全面西化,与西方全面接轨,尤其是全面美国化,与美国全面接轨。
最早敏锐地觉察出这类“国际化”主张的本质和危害的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西方哲学思潮、西方经济学思潮、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思潮对我国的严重影响和危害。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3]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了我们对待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化的正确方向,这就是:“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4]
三、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
西方经济学有二重性:一是阶级性;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
研读西方经济学,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必须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经济生活中充满着矛盾,处于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外,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在一般场合,很多西方经济学家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但是,并不是每个西方经济学家都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例如,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直率地公开承认:“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5]
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鲜有例外。而这一切必然会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对此,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是公开承认的。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都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6]
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不容许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经济关系进行科学研究,而只容许在不违反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课题上进行科学研究。也只有在那些研究课题上,作为理论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还有可能取得某些有科学意义的成果。例如,在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数量分析方面,在对市场失灵进行考察方面,在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研究方面,在对经济政策提供建议方面,西方经济学还能够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著,提出有实际价值的意见。正是这些研究使西方经济学具有某种实用性。
四、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精确科学”和“预测科学”吗?
20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领域出现了“数学爆炸”,经济学论著中充斥着数学。有的西方学者称他们的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场“牛顿革命”,有的自诩他们的经济学已经成为类似物理学的“精确科学”。这类说法一时迷惑了不少读者。
其实,这类说法不仅早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而且受到了有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驳斥。
早在20世纪前期,凯恩斯就批评了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数学化。凯恩斯本是研读数学的,后来才改行研究经济学。他很熟悉自己的同行在经济学论著中滥用数学的情况,并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写道:“近来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其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者,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7]
在20世纪后期追求经济学数学形式的“时代浪潮”中,原来使用数学较少的西方宏观经济学论著,经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现在也充斥着数学。宏观经济学的工具箱重了,可是科学形式并没有给宏观经济学增添多少科学内容。对此颇有研究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布林德说:“许多相当聪明的人在宏观葡萄园中一直进行着长时间的辛勤劳动,以期开发出更经得住批评的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新品系,许多新技术行装就必须比一二十年前的更加沉重。难道我们对宏观经济如何运行真的比过去知道得多了吗?我是不相信的。”[8]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对西方专业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滥用数学的情况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然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9]
有的西方学者慎言他们的经济学已经成为“精确科学”,甚至还承认经济学领域不可能进行物理试验,因而经济学难以成为精确科学。但是,他们说,他们的经济学类似气象学,尤其是类似作为大气科学分支的气候学,他们的经济预测模型类似气候预测模型,可以做出成功的经济预测。与前一种说法相比,这种说法可能在一个时期内迷惑了更多的读者。
实际上,就科学性而论,西方经济学无法与气象学相比,也无法与气候学相比。同样,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预测模型也无法与气候预测模型相比。这里,我们仅就两类预测模型是否可比说几句话。诚然,气候预测是一个世界性科技难题。影响气候预测的因子有很多。气候预测的准确率还不高,还不能向公众发布,而只能提供给决策者参考。气候预测具有非线性系统内在的不确定性,预测者对气候系统的许多规律和内部相互作用尚未有清楚的认识,因而预测的准确率比专业学者理论上的75%到85%的准确率还相差很多。但是,随着气候学和气候预测研究特别是有地域特色的气候基础研究的进步,随着气候系统模式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随着对气候系统观测和数据积累的增加,气候预测的准确率有望逐步提高。与气候预测相比,经济预测不仅像气候预测一样受很多因子影响,不仅像气候预测一样具有非线性系统内在的不确定性,不仅预测者对经济系统的许多规律和相互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气候学的研究材料不同,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这决定了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可能在经济领域进行客观的、公正的、自由的科学研究。西方经济学假设的主观任意性,使据此建立的经济预测模型不可能符合客观事实。更何况经济研究的内容并非全都可以定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建立的形式上似乎严密的金融和经济形势预测模型,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准确率竟然低到几乎等于零。事实有力地证明,西方这类预测模型的错误是系统性错误,而不是偶然的、随机的错误。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曾使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形势预测模型的设计者和应用者蒙羞。在为数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中,除了克鲁格曼,“谁也没有对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做出成功的预测”[10],而克鲁格曼并没有使用这类预测模型中的任何一个模型。
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使设计和使用各种金融和经济形势预测模型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陷入极端难堪的窘境。据报道,英国女皇在危机发生后到伦敦经济学院向著名经济学家们发问:为什么英国经济学界没有人预测到这场危机?另据报道,美国有约一万五千名经济学家,可他们没有一个人通过模型预测到了当前这场危机,只有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一人例外。鲁比尼的数学不错,然而,他恰恰没有用数学模型进行预测,而是通过金融危机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预言了美国在几个月或几年内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并可能随之发生经济衰退即经济危机。由于鲁比尼没有用经济预测模型,以致美国有些深度迷恋经济预测模型的经济学家宣称鲁比尼的预测“不科学”,尽管鲁比尼的预测已经被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事实证明是基本正确的。
曾被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奉若神明的格林斯潘,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被迫走下神坛。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最多会出现一些地方性的“小泡泡”,而不会出现全国性的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他对根据金融形势预测模型得出的美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的预测报告深信不疑。这类预测的假设是:金融家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有必要也最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股东和投资者。这种假设实质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金融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根据这一假设设计的貌似精确的预测模型,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的结论。危机爆发后,格林斯潘接受美国国会一个专门委员会的质询。该委员会问及他对这类预测的看法,格林斯潘承认:“我信以为真。”该委员会主席说:“那说明你的世界观和理念是不正确的?”格林斯潘无可奈何地承认:“的确如此。”
由上文可见,西方经济学根本不是“精确科学”,也不是“预测科学”。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数学研究的是纯粹的量的关系和形式,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任何事物都有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是质和量的统一。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也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对经济关系进行质的分析的前提下,对反映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进行量的分析,将有助于对经济关系的质的认识的深化。因此,数学方法是经济研究中的一种有用的方法。但是,量的分析绝不能代替质的分析。尤其应该看到,经济研究的内容有的是不可量化的。数学方法只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方法,而不能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更不能成为经济研究的唯一方法。美国一位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与其说数学是重要的工具,不如说它只是一系列工具中的一种。”[11]
五、全面评析和借鉴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的理论表现。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一是阶级性,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进行病理分析,做出诊断,并开出处方。
研究和评价西方经济学必须全面,力戒片面。在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经历过两个阶段,出现过两种片面性。在一个阶段,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只看到它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在另一个阶段,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只看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前一种认识的片面性,导致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否定。后一种认识的片面性,导致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肯定。对西方经济学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都是错误的,因为两种认识都不符合实际。实际是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既然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那么就不应该对它采取“不是否定,就是肯定”的简单化的态度,而应该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鉴别,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实用性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考虑借鉴和吸收。借鉴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做镜子,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吸收不是囫囵吞枣,不是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而是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摄取有营养的成分。必须注意,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这里且不说异种器官移植,即使是同种器官移植,也可能出现排异问题。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有用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把可资借鉴的成分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经济学百科全书》,下卷,118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97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44~4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44页。
[5]凯恩斯:《劝说集》,244~245页。
[6]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引自载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11页。
[7]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53页。
[8]布林德:《争论中的宏观经济学》,101页。
[9]瓦西里·里昂惕夫,《绪言》,2页,引自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2页。
[10]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56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11]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117页。
（编稿：张佶烨 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