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74期（总第1779期） 2017年10月23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关注美国债务上限 世界钢铁协会：2018年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放缓 “日本制造”金字招牌裂痕 人民银行：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稳定地位 中国经济运行在平稳向好轨道
经济热点
关注美国债务上限
[摘要：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总量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有可能将动摇金融市场对于特朗普执政能力和政策前景的信心。]
美国国债很多但是风险不大
据How Much网站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总量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比欧盟所有成员国加起来的经济体量都要大。最关键的是，尽管美国政府债务已经很大了，但是上涨的概率仍然很达，除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能够降低政府开支，增加税收。但是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超过20万亿美元，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数字了，估计现在大多数人也会认为美国可能无法偿还这么庞大体量的国债。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把美国国债和美国的GDP总量比较一下，你就不会这么悲观了。就美国国债与美国GDP总量的比而言，你就会发现美国国债还不算高。
就国家经济规模和债务规模而言，美国和日本比较突出。目前美国的国债为20.17万亿美元，日本的国债是11.59万亿美元，这两个国家的国债量都已经突破了10万亿美元，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像德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就没那么引人注意，因为德国的国债规模只有2.45万亿美元，巴西的国债只有1.45万亿美元。
国债和国家GDP总量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财政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美国的债务量与德国相比虽然很大，但是美国的GDP总量要比德国的GDP总量高很多。所以美国的债务量大并不能说美国面临的风险就大，所以最科学的方式就是比较两个国家的债务与GDP比率。这就好比，比尔盖茨现在身家860亿美元，他可以欠银行的债务比其他人高很多一样。这也是在看其他国家债务的时候要考虑其GDP总量的原因。一旦你明白了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高低所代表的意义时你就能很容易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去看待一个国家经济是否面临较大的风险。按照这一标准你还会觉得美国面临的债务风险比其它国家大吗？
虽然美国国债总量已经突破了20万亿美元，但是仍然是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管是从美国的国债实际总量还是从美国国债与其GDP比例来讲，美国国债并不可怕。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实力仍然非常情景。在低利率的环境下，全球的投资者在购买美国国债的时候仍然不会犹豫。原因是购买美国国债目前仍然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投资方式。
美国债务上限及其影响
欧阳辉、孟茹静为FT中文网撰稿指出，当美股处于历史高位，VIX指数处于历史低位，债务上限问题或将动摇金融市场对于特朗普执政能力和政策前景的信心。
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似乎是个黑天鹅事件，但当天股票市场就给予了欢呼声，其背后原因正是市场憧憬其竞选总统时许诺实施的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增加预算开支及基建工程等政策有可能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从而美国股票市场一路凯歌，目前已达到历史新高。
然而，衡量标普500预期未来30天波动程度的VIX指数（常被称为恐慌指数）目前却处于历史低位。通常，VIX指数与标普500指数走向呈现高度负相关。标普500徘徊于历史新高，同时VIX处于历史低位，预示目前美国股市存在比较大的回调风险。2016年黑天鹅事件比较多，今年呢？市场也不太平，除了当前美国与北韩的紧张关系、美联储缩表、12月可能再次加息，欧洲央行可能决定退出量化宽松，以及涉及到中国高层领导人权力交接和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另一个可能对市场会产生强烈影响但被忽视的潜在风险是12月8日到期的美国债务上限大考。
9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共和党国会领袖达成协议，将美国政府举债上限延长至12月中期。9月8日，众议院以316票赞成，90票反对，表决通过了暂停债务上限直到12月8日，并为飓风灾害提供152.5亿美元援助的法案，这意味着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到解决，从而避免了政府停摆。但是，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推后了，国会必须在12月8日前批准新的债务上限，并制定新的预算。
支持股市上升的特朗普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增加预算开支及基建工程等政策都需要大量政府资金支持，如果债务上限谈判陷入僵局，可能会动摇市场对于特朗普执政能力和政策前景的信心，因此如果出现这一情形，不排除放大市场波动。
而且，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直接涉及美国国家信用、美元走势、金融市场变化以及贵金属市场价格变化等，可以说不仅对美国本国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值得讨论。本文旨在为大家解释美国债务上限的起源和潜在影响。
美国债务上限的起源
根据财政部定义，债务上限指美国联邦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现有法定义务而能够举借的债务总额，这些法定义务包括支付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饷、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开支。
设置债务上限是为赋予财政更大的灵活性。1917年以前，美国政府每次需要借款时都必须上报国会，获得国会的批准和授权。到了一战时期，国家财政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满足战时经济的需要，因此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Second Liberty Bond Act，也称“国债上限法案”），自此国会只规定政府债务总额的上限，而把具体借款的权限下放给政府。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再加上政治上的两党之争，债务上限问题时常被提起，对美国政府和资本市场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债务上限是对现有支出义务的举债上限限制，新增支出和提高债务上限都需提请国会批准。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债务上限的制定和预算支出的制定是分开的两个项目，提高债务上限并非是政府新增开支，而是提高政府筹措用于支付已被批准开支的资金额度，这个过程更像是个人制定了年支付计划和借贷额度，但由于种种原因需要提高借贷额度才能满足本年的支付计划，不同的是，个人的支付计划由个人掌控，借贷额度由银行批准，而债务上限和财政支出（预算支出）都得获得国会批准。特朗普上任以来，其政策核心在于重整美国雄风，实行“美国优先”的战略，这就使得美国要实行积极强势的财政政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次提高政府债务上限预计不会是最后一次。
触及债务上限有三种解决方式。一是采用非常措施，削减既定支出中的部分支出，保证其他支出。若美国政府债务达到上限，而且国会在仔细考虑是否要增加债务上限时，美国财政部可以选择通过“非常措施”（extraordinary measures）防止出现债务违约，维持债务水平。“非常措施”包括停止投资联邦员工的养老基金、延迟州和地方政府的特别国库券的发行；决定“债务停止发行期”，允许赎回存量债，暂停发新债；暂停政府证券投资基金的再投资；暂停外汇稳定基金的再投资等。这些“非常措施”都曾在债务上限僵局时被使用，为债务上限上调争取时间。
二是暂停债务上限。2013年2月4日，奥巴马签署了“No Budget，No Pay”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暂停”（suspend）债务上限，直到2013年5月19日。在此期间，联邦政府发行债券不受债务上限限制，债务总额可以超过原有的债务上限额度，但国债发行量被限定在“偿还现存义务”上。此后奥巴马政府出现多次暂停债务上限。最近一次暂停为2015年10月30日，再次暂停债务上限直至2017年3月。
三是提高债务上限。当美国债务规模将触及债务上限时，可以要求国会立法提高债务上限，国会只需要简单多数通过即可。自有记录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104次债务上限提高。
要改变债务上限必须经由国会参众两院立法，并由总统批准。债务上限的制定流程与日常财政运作相独立。自有记录的194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104次，几乎平均每9个月就要上调一次，包括里根政府18次，克林顿政府8次、小布什政府7次和奥巴马政府9次。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GDP增速下滑，为刺激经济的恢复，政府加大支出力度，而收入的增幅赶不上支出的增幅，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规模也迅速增长，使得奥巴马政府9次上调债务上限，债务上限占GDP的比例增加到90%以上。2009—2012年联邦财政赤字连续超过1万亿美元，2009年高达1.4万亿美元。
党派博弈阻碍债务上限顺利提高，但最终都以提高债务上限为结局。尽管为了避免实质性违约，提高债务上限更像是例行公事，但回顾美国债务上限立法史，仍不乏因党派政治博弈而致使债务上限迟迟无法提高，从而导致“最后一分钟问题”。典型的危机如1995年危机、2011年危机和2013年危机，都因债务上限未按期提高而导致政府停摆或政府支付延迟。
1995年，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引发了国会的激烈讨论，国会希望缩减政府规模，最终导致提高债务上限的决议未获通过，1995年11月3日至19日以及1996年9月至10月都出现了政府停摆事件。政府停摆是指政府停止除了“必要服务”以外的所有其他服务的情况，由于债务上限及预算法案无法通过，政府部门因无钱运作而导致很多政府工程无法继续，员工工资也将难以支付，政府工作难以正常运转，联邦政府关门以向国会施压。
目前美国联邦债务上限占GDP比重达到100%以上，远超国际公认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定的60%负债率的红线。2009年美国联邦债务上限占GDP的比例为85.96%，在2005年之前，该比例基本都在60%以下或在60%附近波动。2009年以后，联邦债务上限占GDP的比例都在90%以上。目前，债务上限约为19.81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名义GDP的103%。
在奥巴马在任期间，曾多次暂停债务上限，最近一次为2015年，为了暂时解除政府的违约风险，国会通过了暂停债务上限及预算法案，授权财政部在当时18.1万亿美元债务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发债，该法案已于今年3月15日到期。特朗普上任伊始便面临债务上限的考验。
自3月底以来，财政部已经开始多方筹措资金。6月29日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曾发布公告称，如果国会不上调债务上限，那么这部分资金可能在10月中旬之前耗尽。9月8日，国会通过了暂停债务上限直到12月8日的法案，可谓是为美国政府的正常运营提供了及时的资金支持。
如无法及时上调债务上限或对金融市场产生冲击。总体而言，市场在债务上限截止日期附近会出现震荡。目前债务上限虽然已经得以延期，但12月8日新的截止日期很快又会来到，而且美国股市前期已经积累了较多浮盈，现在的估值不便宜，恐慌指数VIX也处于历史低位，特别是债务上限问题可能进一步动摇市场对于特朗普执政能力和政策前景的信心，因此如果出现这一情形，不排除放大市场波动。
债务上限的争论通常都变成了两党之间的政治博弈，提高债务上限需要国会的简单多数通过，在现在的参众两院中，共和党占据较多席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9月8日众议院关于暂停债务上限及为飓风灾害提供援助的表决中，总共90票的反对票全部来自共和党议员。这意味着，即使共和党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两院，特朗普政府也未必可以轻易实现自己的目标。
不过，美国触及债务上限是老生常谈，从历史来看，事件演变到最后都会以提高债务上限收尾。但债务谈判的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很有可能陷入僵局，2011、2013和2015年一直到了最后一刻才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对市场产生影响的是提升债务上限的拉锯过程。
12月8日美国又将面临债务上限问题。如果债务上限到时“顺利上调”，联邦政府的违约风险将随之消失；如果两党僵持不下或共和党内部意见严重分歧，那么政府违约概率将大幅上升，届时，金融市场将受到冲击，美国的主权评级将有可能受到影响，同时市场避险情绪也会大幅攀升，导致国债短端收益率将大幅提升，美元继续走弱，美股也会受此波及。在美国股市处于历史高位，恐慌指数VIX处于历史低位，债务上限问题可能动摇市场对于特朗普执政能力和政策前景的信心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关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带来的潜在风险。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世界钢铁协会：2018年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放缓
世界钢铁协会预测，明年钢材总需求将增长1.6%，至16.5亿吨。随着中国推进经济转型，中国钢材消费量预计停滞。
预计2018年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出现放缓。随着中国经济渐趋成熟并将重点从制造转向服务，中国的钢材消费量预计将停滞。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估计，明年这种大宗商品的总需求将增长1.6%，至16.5亿吨。相比之下2017年的潜在增长率为2.8%。
尽管增长放缓，但与这个行业组织之前的估计（今年需求增长1.3%，2018年增长0.9%）相比，上述数字意味着形势好转。钢铁往往被视为经济晴雨表，因为它被应用于汽车制造、建筑和制造等多个行业。“全球钢铁需求复苏是稳固的，”世界钢铁协会经济委员会主席T?V?纳伦德兰（T.V. Narendran）表示。
两年前因供应过剩导致钢材价格暴跌，沉重打击了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美国钢铁（US Steel）和韩国浦项制铁（Posco）等企业的利润，此后钢材价格已从十年来的低点回升。
“今年以来全球钢铁市场的势头令人鼓舞，”身为印度塔塔钢铁董事总经理的纳伦德兰表示。“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周期性上升趋势不断拓宽和加强，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表现都好于预期，尽管（中东及北非）地区和土耳其是例外，”他补充说。“2018年，我们预计全球增长将趋缓，主要是由于中国增长放缓。”
根据世界钢铁协议的预测，所有地理区域都将在2018年出现需求增长，而只有非洲和欧盟以外欧洲国家今年消费量将会减少。作为占世界钢铁产量近一半的生产大国，中国对行业动态具有巨大影响力，并已被其他国家指责以有意压低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过剩钢铁。
杰富瑞（Jefferies）分析师赛斯?罗森菲尔德（Seth Rosenfeld）表示，他认为随着北京方面推进关闭多余钢铁厂的计划，中国的钢铁产量将在2018年陷入停滞，与国内需求放缓大致同步。“（2017年迄今为止）中国钢铁出口已经下滑了30%，扭转了让西方钢铁企业痛苦地失去市场份额的多年出口增长。很明显，中国钢铁企业不再将出口视为必要的释放阀门，”罗森菲尔德表示。罗森菲尔德补充说，鉴于中国钢厂在较高开工率运行，它们的出口应该会继续下降，从而支持“稳健”的西方钢铁价格和利润率。
在其他地方，印度今年和明年钢铁需求增长预测均被下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去年该国废除大量纸币，以及制造业和银行业去杠杆化的影响。随着印度启动大规模基建计划，该国政府希望到2030年将本土钢铁产能提高一倍多。
2017年全球名义钢铁需求增长率预测为7%，原因是中国今年关停大部分过时的感应炉所导致的一个统计异常。
（FT中文网，2017.10.17）
“日本制造”金字招牌裂痕
在曾经被受推崇的“经连会”系统下，日本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基于信任的紧密合作关系，让“日本制造”成为工业品质及可靠的代名词。但这个美名已经在过去几年凋零。神户制钢只是一连串日本企业造假丑闻的最新一起，让日本企业的高品质招牌再受打击。看起来可能是日本政府推动加强公司治理的努力，带来更多不当行为被踢爆。但问题根源其实是，日本制造业者在艰苦面对国内市场萎缩及全球竞争加剧之际，未能跟上现代的合规标准。
随着企业焦点从轻松的套交情业务转移到市场运作机制，日本制造业者不得不参与价格竞争，并努力扩大客户来源。“全球竞争不断增强，迫使日本制造商削减成本以提高效率，同时还要完成通常难以达到的生产配额，”Tokyo Kasumigaseki律所的律师Motokazu Endo表示。“keiretsu（企业集团）”制度以前是日本汽车产业的根基。汽车产业顾问及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合伙人Hitoshi Kaise表示，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些汽车厂商现在减少对供应商的投资，而且用于检查那些供应商工厂产品的时间越来越少。此外，由于人口萎缩和来自亚洲邻国的竞争加剧，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低迷状态。早稻田大学教授及企业治理专家Hideaki Miyajima表示，这些压力有可能削弱了日本企业的竞争能力。
无良制造商的名单很长，而且上榜者还在不断增加。日产汽车因违反安全检查规定，被迫召回最近三年在日本出售的所有新车。铃木汽车和三菱汽车出现汽车能效测试造假丑闻；而现已申请破产的安全气囊生产商高田，以及东洋橡胶工业和旭化成也均曾爆出不正当行径。“虽然着重于目标在一开始是正确的，但做得过度了，许多无法达到目标的企业得靠蒙骗。”生产品质专家暨文教大学教授Hiroshi Osada称。专攻企业合规的律师Nobuo Gohara表示，过去15年来合规规则趋于严格，但许多日本企业仍遵循以往的惯例行事。他在奥林巴斯2011年爆出会计丑闻后曾参与对该国公司的审核。“工厂内潜藏许多这类问题。”他说。悉尼科技大学企业治理专家Thomas Clarke教授指出，随着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经济体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可靠度不断提高，日本恐有输掉之虞。
问题还不只是数据造假。日本东芝仍在应对会计丑闻，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也被指存在一系列不当行为。就在本周，日本核监管机构称日本原燃（Japan Nuclear Fuel）违反了安全规定，其六所村核电站伪造记录称安全检查已经完成。该核电站的启动数据已经推迟公布了23次。文教大学的Osada表示：“即使采取措施强化对公司的外部监控，也不可能每天进行检查。”在2010年丰田汽车的召回危机中，Osada曾担任外部审计委员会委员。Osada补充说：“企业必须更加努力地发展这样一种文化，让员工能够提出自己的顾虑，对上级说不，通过团队合作来发现其他员工的不当行为。”身为律师的Japan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总裁Shin Ushijima表示，应当对日本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予以更多关注。丑闻曝出时他们的参与不够积极。Ushijima指出，企业往往过于依赖委任并非真正独立的外部委员会。Ushijima说，公司治理改革产生了一些影响。他说：“虽然并不完美，但东芝的董事会在改组之后得到改善。”
（Reuters，2017.10.16）
中国经济
人民银行：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稳定地位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指出，中国将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央行下一步将继续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升跨境投资和交易的便利化，促进资源在全球有效配置，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和稳定发展。
央行网站10月13日刊登报告全文指出，人民币国际使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使用渠道将进一步拓宽。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逐步增强汇率弹性。
“人民币兑美元双向浮动弹性显着增强，兑一篮子货币汇率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也显现出明显的双向波动态势，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决定中的作用进一步显现。”报告称。
报告展望，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将不断加强，投资货币功能将不断深化，储备货币功能将逐渐显现，与此同时双边合作将继续稳步开展。
2016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继续稳步推进。目前人民币在七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7项，占全部交易项目的92.5%。
报告称，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增强，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境外主体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将更加便利，人民币跨境金融交易有望持续增长。且随着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地位持续提升，人民币国际接受程度将不断提高，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意愿将逐步上升。
报告还称，双边货币合作将继续稳步开展，与相关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的合作将继续加强，双边本币互换机制和双边本币结算协定将进一步完善，双边货币合作将在便利两国贸易和投资、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此外，人民币稳居中国跨境收付第二大货币。2016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9.85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金额的比重为25.2%，人民币已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第二大跨境收付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中国共产党19大期间表示，近段时间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而且能够看到汇率是市场化推动的。央行已基本上退出常态化的市场干预，十九大后人民币汇率会有一个更稳定的基础。
（Reuters，2017.10.19）
中国经济运行在平稳向好轨道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依然在向好的轨道上平稳运行，三季度GDP增速较前两季略下滑但符合市场预期，今年达到甚至超出6.5%的目标几成定局，三驾马车走势更为均衡，也印证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开幕报告中所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于四季度经济走势，分析人士普遍预计，会有一定温和下行，主要基于环保限产加码对工业、制造业的制约，财政支出增速放缓拖累基建，而且三季度表现超预期的房地产投资可能也会在销售降温之下承压。不过尽管如此，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意味着当前政策基调不会大变。
“三季度GDP微降至6.8%，但结构上更加合理和平衡。”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预计，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回落至6.7%：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四季度基数较高，其次前期三四线城市棚改货币化拉动的房地产销售对房地产投资的滞后效应会有所减弱，加上出口和补库存拉动效应进一步减弱。
政策上，他称考虑到实现6.5%的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基本已成定局，在货币和财政政策立场方面不会有明显方向性的改变，但可能会继续出台有针对性政策来拉动民间投资和推进产业升级和节能环保相关的制造业投资。
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公布，今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8%，环比增1.7%，均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一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统计局同时上修2017年一季度和二季度GDP环比增速至1.4%和1.8%，原本为增长1.3%和1.7%。
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0.3%，高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的6.2%和10.2%；环比则分别增长0.56%和0.9%。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5%，低于路透调查中值7.7%；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
“经济连续九个季度运行在6.7%-6.9%的区间，发展的韧性明显增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表示，从前三季度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支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有利因素在不断积累增多，所以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还将持续发展，可以说全年有望更好实现预期发展目标。
据其介绍，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4.5%，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32.8%，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7%。其中，消费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8个百分点，比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出了31.7个百分点，继续保持第一驱动力的作用。
九州证券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三季度GDP符合其关于经济“前高后低”的判断，周行长的“7%”落空，市场需要修正周行长发言的影响。他判断2017年经济既没有“强复苏”，也没有“二次探底”。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出口”动能对经济拉动作用的高点可能渐显；另一方面，环保限产的再一次加码，有可能进一步压制供给侧改革相关行业的增加值，从而拖累下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上半年GDP增速达6.9%，下半年有望实现7%，推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整体杠杆率开始出现下降，虽然幅度不大，但趋势已经形成。周小川此番表示一度让市场预计三季度经济可能超7%。
而三季度GDP并未如此前传言走高，提振债市情绪，银行间市场10月19日早盘主要现券收益率跌约2-3个基点（bp），国债期货主力合约也双双明显上行。相对来说，利率互换（IRS）跌势略逊。离岸人民币在数据公布后明显走贬，并带动在岸汇价下跌。中国股市沪综指微跌。
三季度房地产投资的超预期表现支撑整体投资增速，但展望四季度，分析人士指出，受制于资金来源，基建投资面临一定下行压力，而环保限产在冬季可能进一步加强，拖累制造业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年内可能承压。
统计局的邢志宏称，房地产调控效果在逐步显现。一线城市房价经过调控以后，现在市场预期比较稳定，投资投机性的需求得到了有力遏制；由于在房地产调控过程当中，采取了因城施策、因地制宜的办法，而不是一刀切的调控，所以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长是比较平稳的，对经济的发展依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房地产的风险也得到了有效的化解。
联讯证券的李奇霖、张德礼表示，从土地购置面积数据看，土地购置费应该是9月地产投资增速回升的主要动力，建安投资预计是放缓的，受制于房企到位资金增速回落，预计四季度地产投资将重新走弱。“而受制于资金来源，基建投资增速有进一步放缓的压力。在环保限产和利润分化下，制造业投资缺乏企稳回升的基础。反映在数据上就是，四季度GDP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
统计局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前九月同比增速从7.9%升至8.1%，但房地产销售累计同比增速连续第三个月放缓，开发商拿地意愿仍积极，土地购置面积和价款累计同比增速分别比上个月提高2.1和3.6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工业投资同比则增长3.3%，其中制造业投资140，819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9.8%，增速与1-8月份持平。民间投资增速也进一步下滑，1-9月同比增长6%，创年内最低水准，1-8月为增长6.4%。
摩根士丹利的章俊认为，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滑说明制造业企业在目前需求复苏和工业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资本开支的意愿依然较弱。大部分民营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明显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投资步伐，侧面反映在民间投资增速在三季度持续放缓。
他指出，政府持续出台一系列激发民间投资的政策（包括最近的普惠降准），伴随着这些政策在未来逐步落实，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有望企稳回升。
三季度数据证实中国经济仍运行在平稳向好的轨道上，这也意味着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无需做出太大改变，从十九大期间决策层的表态来看，未来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招商银行资管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认为，在地方政府融资约束日益加强，制造业投资难见起色的条件下，房地产难以独自扛起投资大旗，且未来地产销售、投资的双降是大概率事件，而消费预计保持平稳，因此在总需求拐点呼之欲出的背景下，四季度包括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预计将进一步回落。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经济今年以来的韧性持续好于预期，十九大所提及的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一带一路等也将持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回落将是较为温和的，难以出现断崖式下跌，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放松进度也会较慢，甚至不排除为应对金融风险而阶段性加码监管的可能。
中国央行9月30日宣布将自明年起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最多可下调1.5个百分点；央行及市场解读称，此次定向降准并不改变稳健货币政策的总体取向，全面降准无望，其目的在于支持实体经济，而非金融市场。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蔡浩也称，因为前三季度的经济表现整体超出年初的预期，达成全年经济增速目标的压力很小，预计四季度货币政策框架不会有大的调整，依然是在去杠杆政策目标下保持稳健中性。
习近平十九大开幕报告中，财税和金融改革的表述更聚焦于原则性的基础性的改革，其中财政改革明确聚焦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和预算制度改革，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金融方面，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关于货币政策及宏观审慎双支柱监管框架，央行行长周小川周四表示，央行调控首先用货币政策，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对目标有一定调整，工具箱进一步丰富；同时，宏观审慎调节是因常规调控中顺周期因素多，所以引入逆周期举措。
（Reuters，2017.10.19）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7年第74期（总第1779期） 2017年10月2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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