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公众号；时间：2022年01月25日

 

　　钱颖一著《政府与法治》颁奖词

 

　　钱颖一著《政府与法治》一文，着眼于政府与法治关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探讨了好坏市场经济的制度根源，提出通过法治来构建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重要论断，并论述了有关政府与法治关系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较早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法治政府建设的文章，产生了比较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该论文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

2021年11月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江小涓为获奖者钱颖一颁奖

 

　　钱颖一在发表获奖感言：

　　感谢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将我在近20年前发表的《政府与法治》评为第19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论文。它首发在《比较》杂志创刊第一年的第五辑上，后来收录在我于2003年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并在2018年再版（中信出版集团）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

　　这篇获奖论文是我当时发表的一组文章中的最后一篇（它们也都收录在这本书中）。这组文章是有关改革中的五个关键关系：目标与过程、激励与约束、集权与分权、市场与政府、政府与法治，而政府与法治是这其中最深层次的一个关系。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20年前相比有两大不同：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二是科学技术的进展，特别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五个关键关系在今天面临新的挑战，我借此机会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是关于目标与过程。改革的目标是改成“什么”，改革的过程是“如何”改。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后，改革的目标比过去更难取得共识。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目标压倒其他目标容易成为共识。但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目标显然不是唯一目标。如果对目标都难达成共识，那么对过程的讨论就更难。

　　二是关于激励与约束。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得信息获得、传播和处理的能力强、速度快、成本低。但是信息多和快并非总是好事，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会使得事先承诺变得不可信，从而扭曲激励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信息反而会好。比如过去我们实行过匿名存款，其逻辑是在存款者害怕财富不受保护的情况下，政府有意减少自己的信息可以使得保护财产的承诺变得可信。

　　三是关于集权和分权。由于数据多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下达的评价指标和基于这些指标的评比和排名就越来越多。但是有些活动容易被度量而另一些活动很难被度量，比如人的创造力、组织的软实力等等，所以集权就可能引发新的扭曲。分权的重要功用是形成竞争，人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选择是用脚投票，能够显示出真实偏好，比任何指标都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四是关于市场与政府。经济发展和大数据再次引发对市场与政府边界的争论。一方面经济发展和大数据增强了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与市场也具有亲和力，同时经济发展也增加了人们对自主选择的需求。所以数字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会发生新变化。

　　五是关于政府与法治。互联网、大数据的使用缩短了判案时间，增加了程序透明度，提高了司法效率和公正。同时，智慧城市建设也使得个人隐私更难被保护，经济人的安全感有可能下降。所以，如果没有相应的限制政府任意权力的法律制约，法治建设也会出现新问题。

　　目标与过程、激励与约束、集权与分权、市场与政府、政府与法治，有关改革的这五个关键关系是20多年前开始的思考。今天，在新的环境中，这些关键关系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深入思考。我想这也是评奖委员们的一个期待吧。

 

　　谢长泰、彼得·克雷诺（Peter J. Klenow）著《中国和印度的资源错配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颁奖词

 

　　谢长泰、彼得·克雷诺著《中国和印度的资源错配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并使用中国、印度和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量化中国和印度相对于美国的潜在资源错配程度，研究中印两国降低资源错配程度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和增长，模型简洁，量化分析可操作性强，由此推动了后续大量关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潜力的研究。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该论文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

2021年11月

 

　　谢长泰发表获奖感言：

　　首先，我想要表达歉意，我无法亲临颁奖现场。希望在疫情之后，我可以重新像以前一样，定期访问中国，继续和中国学者合作，此前与中国学者的合作，让我受益匪浅。

　　我想说三点。第一，感谢孙冶方基金会，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认可。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

　　第二，我想介绍一下我写作这篇获奖论文的背景和动机。这篇论文受两件事的驱动。其一，我们在2005—2006年间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前总理朱镕基推动的国企改革。我们试图量化这些重要的改革政策的成效。其二，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几乎无法获取，尤其是和我们这篇文章相关的数据。但是，非常巧合的是，当我们开始研究时，一些来自行业研究和国家统计部门的企业层面的数据头一次可供研究者们获取和使用。这些数据不仅使我们可以量化分析这些政策的效果，而且使我们能够衡量中国的其他变化如何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我想强调一下，更易获取的数据和更加丰富的研究，这两者结合可以让我们在两个方面受益：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同时为我们分析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政策无效提供很多指导。迄今为止，不仅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供获取，其他有关中国的经济数据也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我认为这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工作，对于研究政策以及中国经济过去和未来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极力倡导科学方法在经济政策中的运用：首先要明确政策的目标，然后思考以何种方式衡量政策的有效性，这样我们的政策制定才有所依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等机构促使科学方法在经济政策中得到了更好的运用，我对此非常赞赏。中国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在过去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改善，我希望它在未来也继续进步。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著《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颁奖词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著《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一文，针对全球价值链革命使得传统贸易总量统计难以反映世界贸易格局的真实价值分布这一难题，突破了应用里昂惕夫经典方法的局限，提出贸易总核算法，由此揭示了隐藏在官方贸易统计数据背后的跨国生产分工信息，并建立起一个大时间序列面板数据集，为深入研究各种与跨国生产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和新的数据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该论文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

2021年11月

 

孙冶方奖评奖委员会前秘书长、孙冶方基金会理事冒天启为获奖者代表祝坤福颁奖

 

　　祝坤福发表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好！

　　非常荣幸来领奖！与前几位前辈老师不同，我属于这届获奖作者中的年轻人，我们的作品也比较年轻。非常感谢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感谢评奖委员会和各位评审专家的认可；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岳希明教授的大力推荐；感谢王直教授和魏尚进教授两位合作老师；感谢我家人的支持。此次获奖是对我本人及合作者的莫大鼓励，同时也反映了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学界对全球价值链量化及相关研究的充分肯定。

　　《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一文是我在2012—2013年赴美交流期间与王直老师和魏尚进老师合作的第一篇文章，扩展了Koopman等（2014）的总出口分解方法，将国家部门层面、双边层面和双边部门层面的贸易流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出口、国内增加值返回、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等部分，在官方贸易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之间搭建了一个对应关系。进一步地，我们2017年NBER的两篇工作论文提出了全球生产分解框架。根据国际生产分工的复杂程度不同，我们将全球生产与贸易区分为不同的价值链活动，定义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生产长度、跨境次数和位置等一系列指标，建立了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框架。根据这三篇文章提出的方法，我们构建了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库（rigvc.uibe.edu.cn），给广大国内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可用的数据集，并被WTO等国际机构推广使用。

　　在当前高度分工的经济格局中，我们更多的需要用全球价值链的思维，去开展经济问题研究与政策设计。比如针对Autor等（2013）中来自中国进口对美国国内劳动市场冲击问题，我们2018年NBER的工作论文提出从价值链的上下游关联角度去重新衡量这一问题，得出来自中国中间品进口极大降低了美国下游部门的成本，促进了美国就业增加，在一定程度抵消了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市场的负面冲击。再如在当前“双碳”目标下，总是出现简单将碳减排任务分配到各个地区，不去考虑上下游关联地区产业和企业，很容易造成“拉闸限电”的低成效高成本现象。需要用价值链的方法，考虑如何在全价值链进行减碳，特别需要关注价值链的核心地区或领先企业，它们才是整个价值链上下游的影响者，才是全价值链减碳升级的关键着力点。

　　近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世界银行2020年发展报告所提及，80%的全球贸易是由跨国公司经营。同时，跨国公司生产只有一部分用于贸易，大量产品被销售于东道国本地市场。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跨国公司数据显示，美资在华企业83%的产出是销售于中国境内。我们新的工作中，把跨国公司生产和贸易的异质性纳入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中，发现跨国投资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活动远高于贸易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活动，传统仅考虑贸易的核算方法极大低估了全球价值链活动的规模，也低估了各国部门参与全球价值的程度。跨国投资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在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服务业尤为活跃。针对跨国投资相关的全球价值活动在收入分配上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将当前的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推进到要素收入贸易。从要素收入贸易来看，中国的贸易增加顺差与跨境投资收入逆差基本相抵消，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大降低（由于跨境投资收入顺差较大）。中国作为跨国投资的最主要东道国和母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了重要连接枢纽作用。不管是全球价值链还是国内价值链生产网络，跨国公司在价值创造、技术进步、产业链组织和气候与环境问题方面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最后，再次感谢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各位评审专家。衷心祝愿各位评委、各位老师在新的一年幸福健康！

 

　　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黄海洲著《国家的资本结构》（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Nations）颁奖词

 

　　帕特里·克博尔顿、黄海洲著《国家的资本结构》一文，应用公司金融理论来分析国家的资本结构，认为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债务，并比较分析了中、美、日、英4国的股权债和债权情况及共同特征，是对公司金融理论的创新性拓展，有助于理解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并为货币经济学和财政理论提供一种微观理论基础。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该论文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

2021年11月

 

孙冶方基金会常务理事陈东琪为获奖者代表黄海洲颁奖

 

　　黄海洲发表获奖感言：

　　首先衷心感谢孙冶方基金会授予我和博尔顿教授的论文《国家资本结构》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感谢各位评委一年来的辛苦努力和支持，也感谢《比较》以《国家资本结构——理论创新与国际》发表了该论文的中文简版并推荐。感谢我以前工作过的伦敦经济学院和IMF提供的优越学术和政策分析环境，感谢中金公司多任领导、管理层和同事们对研究的大力支持，也感谢五道口金融学院、上海高等金融学院、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CF40对相关研究的支持。衷心感谢Charles Goodhart、Mervyn King、Kenneth Rogoff、许成钢、魏尚进、谢丹阳、王江、王能、黄毅等就相关问题多年来的讨论与合作，和未及一一致谢的许多政策界领导、学术界同仁和市场界人士的大力指导、批评和鼓励。

　　货币经济学、财政学和国际金融学发展到今天，在各自领域里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贡献，比如货币数量论、李嘉图等价定理、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等。货币经济学、财政学和国际金融学也都涉及到危机研究，包括货币危机、财政危机和外债危机等。但这些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不够清晰，也缺少一个共同的微观理论基础。

　　《国家资本结构》希望为货币经济学、财政理论和国际金融学建立一个统一的微观理论基础，并结合国际政策实践，探讨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相关理论研究领域开辟新的探索之路，以推动这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建立的这个统一微观理论基础是基于国家资本结构。我们应用公司金融理论来分析国家的资本结构，认为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而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债务，通货膨胀的成本源于多发货币（股票）后在国民之间的财富转移（股权稀释）。在国家层面，其货币（股票）发行越多，国家面临的破产风险就越小，因为所有者权益多于债务，而且相对容易实现重组；其货币（股票）越被国际资本市场高估，就越应该发行更多的货币（股票），以加大投资、消费或换取外汇储备。

　　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模型来分析国家层面的资本结构。国家发行的货币与公司发行的股票在许多方面非常类似。公司通过发行股票使得公司将偿还负债之后的收益在股东之间按股权比例进行分配。与此类似，一国产生的收益则是在偿还外债之后，在国民之间进行分配。所以，一国发行的货币及通过本币发行的国债，实际上都是国家的股权。

　　我们的模型首先观察到，在实现货币的交换和储存价值功能后，在国家层面也存在MM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国家需要通过投资来发展经济时，其融资方式——不管是借外债还是发本币，对投资回报没有影响。国家层面的MM定理有两个直接的重要推论：其一是古典货币理论中的货币数量论，其二是财政理论中的李嘉图等价定理。

　　在既有原始股东又有新股东的情况下，公司发行新股必然导致财富由原始股东向新股东转移，这就是公司财务中的稀释成本，也解释了公司发行新股或进行增发时其股价下跌的原因。公司财务中的稀释成本等同于宏观经济中的通胀成本，由原始股东向新股东的财富转移引发。从这个意义上讲，弗里德曼（Friedman）和伯南克（Bernanke）所倡导的“直升机撒钱”好比同比例增发，并不涉及财富转移的问题，因而不会导致由于财富转移而引发的通货膨胀。

　　一个国家应该借多少外债、发行多少本币、增加多少外汇储备？国家一方面应尽量少借外债以降低国家破产风险，但过量发行货币或以本币发行国债（股票）又会提升通货膨胀（稀释成本），因此，最优资本结构应使二者达到平衡。外汇储备则可以降低由外债引发的国家破产风险。

　　欧元区是发达国家，但2012年爆发了严重的欧债危机。危机主要发生在葡萄牙、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外债危机比较容易在发展中国家爆发，而西班牙、爱尔兰在加入欧元区之前没有遇到过外债危机。1999年1月1日，欧元区国家开始使用欧元，之前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立刻变成了以外币（欧元）发行的主权债，这相当于在失去货币发行权后被动做了股转债的置换，这才是2012年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源头。

　　关于一国应该持有多少外汇储备的问题，国际金融理论并没有好的答案，尤其是关于发达国家持有的最优外汇储备量。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瑞士央行在不经意间将其外汇储备占GDP比例从2007年的9.2%提高到了2017年6月的109.9%。欧元区发生欧债危机时，有大量的欧元区资本流向瑞士，瑞士法郎持续升值。瑞士央行的聪明之处在于大量发行瑞士法郎，短期内把源于其他国家的流入资本置换为超过GDP规模的外汇储备。

　　我们的模型也可以从比较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中发现有意义的现象。四国的国情大不相同，比如日本具有高额内债，而除中国以外的三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美国跟英国情况较为接近，但都与日本相当不同。四国的共同点是几乎都没有外债，国家股权（占GDP的比例）都较高，同时通胀水平都较低。

　　观察四国的数据可知，1993—2014年，美国国家股权（货币发行和本币国债）占GDP的比例从120%上升到180%，英国从不到100%上升到250%，中国从100%上升到210%；日本从215%上升到300%，是四国之中最高的。

　　四国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最高的。一些学术界人士批评中国央行货币超发，但中国在多数时期内并未面临明显的通胀问题。中国大量发行货币，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引发明显通胀。

　　一国发行多少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国债（国家股权）才是合适的呢？这个问题类似一个公司应该发行多少股票。一国发行多少货币和国债，与该国的GDP增速有关，和投资回报率有关，也和通货膨胀预期有关。GDP增速越高，对国家发行货币和国债的需求越大。但只有投资回报率为正，国家发行的货币和国债才能够获得正收益，才可能继续发行货币和国债。而且，当实现的正收益在国民间分配时，只有不涉及从原始股东到新股东之间过大的财富转移，即不会提升通胀预期，才适宜于继续发行货币和国债。

　　宏观股权融资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投资项目是亏损的，那就应该停止发行股票或债权融资。如果新增的股票（货币和国债）发行或债权（外债）融资会提升通货膨胀预期，就应该减少发行股票或债权融资。如果损失要靠多发货币和国债或靠本币贬值去冲销，国家层面亏损的投资项目将会引发通胀，甚至引发恶性通胀。如果在分配过程中涉及过大的从原始股东到新股东之间的财富转移，也将会提升通胀预期。所以，宏观股权融资边界是由微观基础决定的，发行多少股权既要看项目的净现值（NPV），也要看通货膨胀成本。

　　我们的理论与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从结构到结论完全不同。MMT认为国债即是居民和企业的资产，增加国债发行等同于增加居民和企业的资产，因此国家发债没有上限。MMT的一个主要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发行国债的风险。如果发行国家股权所投资的项目没有收益，即项目的净现值（NPV）为负，其损失将由多发货币、多发国债或本币贬值去冲销，由此将会引发通胀，提升通胀预期，甚至引发恶性通胀，最终导致国债发行困难。

　　美、英、日等国已经进入发达状态多年，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创新动能不足，GDP增长速度缓慢，除特殊时期外一般没有必要大量发行货币。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受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的积极推动，优质投资项目多，而且有足够的新增财富在新老股东（国民）之间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GDP增长速度可以维持在较高水平，M2增长速度也因此相对较高，但通货膨胀水平稳定。

　　我们的理论强调国家主权（sovereignty）在货币中的重要性，认为国家主权是交换媒介、财富储存、记账单位之外的第四个重要特征。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货币主义，无视国家主权在货币中的重要性，也忽略了对货币如何进入实体经济的分析，因而难以看清通货膨胀是由稀释成本所引发的本质。

　　以《国家资本结构》为理论基础，我和博尔顿教授又合作了几篇相关的论文，以推动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工作包括：1、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银行学和中央银行理论；2、拓展现代财政理论并批判MMT，探讨财政与货币理论的协调机制；3、探索最优货币区域理论模型，我们认为蒙代尔（Mundell）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实际上探讨的是最优支付区域理论；4、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5、探讨中国的国家宏观股权结构和相关政策改革。

　　我期待有机会向各位专家和同行汇报并交流我们的新探索，也期待各位专家和同行继续对我们批评指正。

　　谢谢各位！

 

　　关键词：孙冶方基金会；经济科学奖；论文奖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o5CPCWkdo-iMjfUj5ultBA

　　（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