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报道，由史正富、荣兆梓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与创新》一书，已于2016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由复旦大学史正富、高帆、韦森、李慧中、张军、刘芳，中国人民大学张宇、孟捷，安徽大学荣兆梓，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等多位学者所作的报告内容组成。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其成功的意义和面临的问题；第二部分观照国际经济，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新情况，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和相应对策；第三部分结合国内、国际的新鲜经验，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新发展。三个部分相互区分、相互渗透，相互关照，涵盖了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市场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货币金融理论和世界经济理论，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性，透露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前沿发展的大量新信息。该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经验相结合、与时俱进的主旨，表现出极高的学术水平和很强的理论自信，代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为开拓我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贡献了力量，并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启示。

以下内容节选自该书前言：

中国经验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来总结？

张宇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学在过去存在一定的西化现象，比如高校老师的科研贡献要以国外发文作为评估指标，成果的鉴定标准也是按照美国的论文等级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理论自信的表现，也说明发展中国经济学的迫切需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判断标准，目前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中国经验道路方面的成就实属有限。针对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何在解释中国改革经验乃至美国经济上成就有限这一问题，张宇教授给出了下述三点解释。

第一，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下述三点重大缺陷：（1）闭门造车做模型，无视现实问题；（2）对诸如货币、资本、金融化等重要范畴缺乏解释力；（3）否认历史阶段，具有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第二，从理论实用性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抽象和概括，“拿来主义”的做法对解释中国改革经验并不适用。张宇教授指出，针对中国改革经验的解释需要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既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下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进行综合，也要充分汲取中国与西方的优秀文化，博采众长、综合创新，以解释中国改革经验并且发展中国经济学。

独特性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优势还是缺陷？

史正富教授指出：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有一系列根本的、重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主流经济学中没有得到讨论，我们把它称作“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失灵”。主流经济学讨论三种市场失灵，一是公共物品，二是外部性，三是垄断。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问题，至多算是技术性、功能性问题。真正全局性、系统性的市场失灵有五个方面表现。一是货币的纸币化和世界货币的主权化，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印的纸币可以在全世界通行，这意味着世界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全部被颠覆。二是金融产业的异化，金融产业从为实体经济服务，转向自我循环、自我服务、自我炒作。三是资本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结盟，基本要素市场成了金融权力、政治权力双重介入的有等级的市场，要素价格成了战略布局的工具，偏离了新古典的均衡价格。四是收入分配完全畸形，从根子上就“打掉”了资源最优配置。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美国社会出现第二次两极分化，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超过了从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五是全球失衡和周期性的危机，全球宏观经济失衡深度化、广度化。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把国家战略性的引领作用发挥好，实现国家力量和企业界力量，也就是政府和市场力量的“1+1〉2”，一个国家才能持久兴盛。把市场和政府视为相互对立是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弊端。

荣兆梓教授指出中国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比重明显高出其他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这是我们的独特优势。但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只走完了前半程，适合市场经济的国有股权机构并没有真正建立，其潜在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荣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企业产权结构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传统市场经济中的业主制资本主义三位一体，资本家同时又是经营者这样一个模式，过渡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美国出现的所谓的经理资本主义，两权分离，资本家自己做股东，只有经理层在企业里面进行管理，然后再发展到三权分离，股东不是终极所有者，资本经营机构、专业的投资机构成了替身所有者。这样资本市场就出现了三个层次、三个主体。当然基本的法律框架还是公司制，但是现在投资者不是直接作为股东代表，而是把股东代表的责任给了资本经营机构。国有经济公司制改革仅仅实现公司法人财产权制度的独立是不够的，还要解决政府作为股东，这个股东代表由谁来担任的问题。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惯例，股东代表正在越来越多地由这些机构担任，股权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信托资本，由社会交给一些专业机构，通过信托的方式来管理，可以称之为社会信托投资基金。全世界发展的潮流：股份资本的管理越来越替身化，越来越通过机构投资者的形式来主导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拥有的资本都采取信托基金的形式，无论它是共同基金还是其他的公益基金，其管理制度都是信托制。我们在选择改革目标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大潮流。

理解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真相

张军教授指出：在我国的统计体系中，支出法核算的GDP中投资高比例直接与消费项统计的遗漏和低估有关。中国近年来在统计数据中难以置信的高投资比例其实是不可信的。支出法GDP中代表投资支出的资本形成总额虽然名义上是被独立核算出来的，但最终公布的数字与用官方公布的核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大相径庭，基本上可以将其看成按生产-收入法核算出来的GDP总额减去最终消费和净出口总额后的余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越来越高估中国的实际投资支出，以致这一数据不可信，无法被直接采纳。如果资本形成是支出法GDP中的余项，且支出法GDP以生产-收入法核算为准，那么，消费支出核算数据的任何低估必然转化为资本形成数据相应的高估，从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就被高估。按照朱天和张军（2014）的重估，我国2004～2009年的最终消费率均高于60%，超出官方公布的消费率11.5～13个百分点，依此推算，在此期间的投资率应为30%～35%，而不是官方公布的41%～48%。张军的结论是：中国支出法GDP构成中的投资和消费数据及其相应的比例关系存在很大的系统偏差，不宜作为经济分析、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的依据。

李慧中教授指出，当今世界高服务经济占比的现象背后的真实内容是以生产者服务为主的事实，不是“生产什么”有了根本改变，而是新工业经济中的物质产品“怎样生产”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是“新工业经济”，经济“服务化”仍然服从于以物质产品的需求为动力的“新工业经济”模式。大国产业发展顺序与多数服务产品的“非贸易品”特征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本地因素对人口大国发展服务业在供给方面的约束是物质产品生产力基础和城镇化基础；在需求方面的约束是本地需求水平，即本地城市化水平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本地产业结构现状及其走势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部门结构。足够的工业基础才能形成与世界格局相似的高比重的生产者服务，以及高比重的服务业增加值。中国不应过早“去工业化”。

挑战与机遇：货币、资本、全球金融危机等

韦森教授从中国经济的现实提出问题。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广义货币M2以两位数的年增速持续扩张，到2015年已大致相当于GDP的1.90倍。另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相对平稳，多数年份保持在4%以下。货币主义理论面对中国实际陷入困境：M2与CPI上涨没有明显关系！货币供给超出需求，却没有像理论预期那样造成CPI上涨压力，显然，依据广义货币增长率预测通胀率的理论已经不再灵验。近年来，美国与欧洲经济也出现了相似问题：美国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实施的四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并没带来较大的CPI上涨，经典的货币主义通胀预言破产；欧洲的高失业率和低通胀同样宣告了货币主义的破产。有鉴于此，韦森教授认为，理论史上关于“货币内生论”和“货币外生论”的争论，在电子货币时代已经有了结论，“货币内生论”更符合当下现实。也就是说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而是产生于经济系统内部投资和融资的过程中。在我国，过去几年广义货币之所以迅速扩张，主要是在政府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的促动下商业银行信贷急剧膨胀的直接结果，而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只是次要原因。在讲演结束时，韦森教授针对电子货币时代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提出六大问题，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此做出更多努力。

高帆教授指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检视不同危机理论的解释力提供了契机。马克思从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和资本主义内生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中阐释危机的发生机理，生产相对过剩是马克思解释危机的逻辑“主线”，而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均是对生产相对过剩的另一种表述或进一步阐释，三者在逻辑上内在一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对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具有综合的解释力。相比较而言，流行的两种危机解释理论——利率变动说和国际失衡说都有明显的片面性。高帆指出，美国国内因素是金融危机的根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拉大，这种分配格局不能支撑消费率持续走高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基于此，美国经济逐步内生出财富生成、居民举债、财政转移和外部汲取四种修复机制，这些机制显然没有可持续性。低利率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失衡正是这种内部失衡衍生出来的现象。从根本上说，生产相对过剩导致的矛盾仍然是解释经济危机的主线。因此，化解危机的出路是推动以收入分配完善为导向的社会改造以及重大的集群式创新。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并非是依此路径的结果，更多地体现了向导致危机的旧模式“回归”，故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应保持审视态度。

崔之元教授认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重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发展趋势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数据基础。尽管他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来构建“统一场论”看来还不能算成功，但《21世纪资本论》必将促进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大发展。讲演梳理了皮凯蒂的主要理论观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批评了皮凯蒂的所谓“资本主义第三定律”，即在长期中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指出问题的要害在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必须大于1，而理论与实际都不支持皮凯蒂的这一核心观点。崔之元认为：皮凯蒂的理论与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渊源关系，但米德重点分析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的关系，发展了一种最优混合所有制的理论，提出了公有资产与私有资产最佳结合点的形成机制，以“一种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的组合推进自由社会主义。米德对财富（资本）不平等变动趋势的研究不像皮凯蒂那样依赖于r>g，而是看较小财富和较大财富的增长率之比。米德认为：如果较小财产的增长率大于较大财产的增长率，财富分配的平等性将增加，反之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将增加。如果仅仅考虑只挣工资和只获资本收益两种极端情形，那么劳动收入将是一个平等化因素；而资本回报率显然是一个扩大不平等的因素。比较二者的观点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田素华教授认为，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脆弱中复苏增长且不同国家好坏各异。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实施了近7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正在逐渐退出。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收缩压力，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产生倒逼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经验显示，以银行信贷配置资源难以达到经济转型和创新驱动目的，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关键是稳定股票市场，避免股票市场大起大落、频繁震荡，需要规范投资者行为，鼓励长期投资。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更多创新勇气

孟捷教授指出，在涉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场合，将剩余价值作为给定余额的观点有局限性。假定劳动力价值是已知量，并不需要同时假定必要生活资料量在一定时代也是固定不变的，这个已知量尽管相对于价值创造过程而言是暂时不变的，但在积累或再生产中是可变的。马克思借助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机制，完成了他对劳动力价值、工资和必要生活资料量的相互关系的解释：劳动力价值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必要生活资料量或实际工资（箭头代表因果决定关系）。这里存在明显的循环论证，给定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原本是定义劳动力价值的前提，而上述关系式又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通过这一价值的等价形式即货币工资，最终决定了必要生活资料量。这种循环论证之所以产生，源于马克思将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实体的劳动力，作为相对价值形式对待。如果我们修正马克思的做法，不仅承认劳动力商品没有内在价值实体，而且不再寻求以某种等价形式来表现劳动力的价值，就可以按如下方式重新表达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阶级斗争决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则围绕劳动力价格而调整。讲演者将此称作“决定剩余价值率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且认为它需要以“决定剩余价值率的投资理论”予以补充，即在剩余价值率的决定中，工人阶级斗争的作用会受到资本家的投资权力的制约。

冯金华教授指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所谓“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优先增长规律”是不正确的。这个“规律”在逻辑上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它忽略了生活资料中用于资本所有者个人消费的部分，从而，把生活资料的增长与可变资本的增长混为一谈。实际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非常一般化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中，增长既可以是平衡的，也可以是非平衡的，既可以是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增长，也可以是消费资料部门优先增长。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取决于两大部类的积累率、资本积累中新增不变资本的比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冯教授在利润平均化和平均利润率保持不变的假定条件下，首先借助平均利润中资本积累所占的比率来说明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其次借助资本积累中新增不变资本所占的比率来说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最后说明在社会总产品实现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各种类型，特别说明，无论资本有机构成是否提高，任何一个部类的增长都有可能快于、慢于或等于另一个部类的增长。总之，在保证社会总产品实现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经济的平衡增长或非平衡增长以及在非平衡增长中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都是可能的。因此，所谓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其实并不存在。

几点感受

政治经济学正在经历复兴，但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正经历转型：从外国经验事实的系统总结，无论是英国经验还是俄国经验，转型为真正从中国经济经验事实中升华。这个转型过程同复兴过程正同步推进。

1.新的政治经济学主动拥抱中国道路的现实运动，体现越来越强烈的实践性与主体性

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有更加强烈的实践性，甚至实用性。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滞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长期不能满足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而被认为游离于现实，只能务虚，甚至只具有思想灌输的性质。改革开放30余年来，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努力向实践学习，新的政治经济学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而成长。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相比，它的中国化过程更加艰难，因为在此之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苏联范式”，完全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理论范式没有“建设性”的市场经济理论，它必须被从基底上重构！这可能就是政治经济学阶段性衰落的主因。不应低估这些年来新的政治经济学在市场经济理论建设中的成就，但也不应该否定，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学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旧范式的阴影。对市场经济根深蒂固的怀疑，对市场改革步步为营的迟疑，在我们的学术圈仍大有人在。这不仅影响理论与现实运动的结合，而且久而久之会影响到理论本身对现实运动的态度。而这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发展具有致命的危害。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人理解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新的政治经济学在转型发展中不仅强调理论的实践性，从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吸取营养完善理论，而且明确自身的主体性，作为推进现实运动的主体力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我们不是现实运动的旁观者，更不是现实运动的反对派。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处处以实践者的立场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理论逻辑，高度认同执政党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在这一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幸运，因为我们自始至终参与一个实践理论、实现理想的伟大运动。而实践才是推进理论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2.新的政治经济学更自信地欢迎批评，倡导争论，表现出日益显著的学术性与开放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执政党繁荣学术的指导方针，而且是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这样一种学术态度的形成有其演化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对待人类文明的成果始终具有兼容并蓄的科学态度，这一点在其《资本论》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由于理论创立时期艰险的政治和学术环境，马克思有时也表现出孤军奋战者的尖刻与好斗。“苏联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可惜计划经济的理论形态追求整齐划一，加上政治斗争的极端化，政治经济学研究形成万马齐喑、独尊一家的局面，进而给学术生态造成了长期不利的影响。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政治经济学视“苏联教科书”为经典，即是这种不利影响的典型表现。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历将近40年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显著增强，但旧时代学术生态的惯性在小圈子仍未被完全肃清，学术争论捆绑政治帽子虽不常见，却仍有发生，给圈外人否定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性提供了口实。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两个层次上增强开放性，才有可能充分体现具有时代精神的学术探讨性质。

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首先需要体现在学科内部对等平和的讨论与争论中。讨论是理论发展的进阶，实践是争论评判的标准。为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有异端的声音，需要有试错的包容，需要有流派的竞争。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和工作坊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日常机制。可喜的是，参与安徽大学系列讲座诸学者已经都认同并实践这样的机制，正学习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其次还需要体现在与不同理论范式、不同思想流派对等平和的讨论与争论中。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理解中国道路的最佳工具，但同时我们也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在吸收人类文明全部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才能胜任历史使命。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是全体经济学人的共同事业，理解中国道路的经济学需要所有经济学人一起来创建。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规范的学术讨论中共同发展。不同的学术观点应当正面碰撞，而不应当自说自话。对话的窗口不难打开，关键是双方需要有对话的意愿。我们当然看到有那样一些自诩“主流”的经济学家以拒绝对话来掩盖自己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知，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更多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包括有新古典规范训练的学者，愿意倾听，乐意在讨论中相互增进。不用去计较别人的态度，关键是政治经济学人自己必须坚持开放，欢迎批评，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充分理解其中的科学成分。科学的批判精神以理解为前提，而理解需要足够的善意。

3.政治经济学在扬历史分析之长的同时，正修复数据分析之短，逐步提升科学性与现代性

现代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是历史分析与数据分析的有机结合。数据分析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手段，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对市场价格现象进行数量分析成为这一潮流的先驱者。相比而言，政治经济学在数据分析方面的进展明显落后。其中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政治经济学长期的封闭状态导致其与社会科学世界潮流的脱节；二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但是，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分析方面相比于新古典经济有无可比拟的长处，因为它强调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点从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老师在教学中更重视经济史上可以得到佐证。那么，新的政治经济学为自身发展，应当如何对待现代社会科学的这两种手段呢？是扬长避短还是取长补短？答案显而易见！就像当年邓小平正确指出的：社会主义不应当只用计划经济一种手段而自废武功，而应当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用两种手段更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经济学也应当充分利用两种研究手段，在现代经济科学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新的政治经济学正在努力这样做。因为它知道，理论的实践性必须从研究手段中得到贯彻。首先，为了更加精准地理解现实，“心中有数”是起码前提，更多地搜集和掌握数据，无论对于微观经济研究还是宏观经济研究都是绝对必要的，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系统决定，任何研究者都只有在分析数据，而不是简单地占有数据的情况下，才能理解数据背后丰富的内容。那种只有非此即彼的定性判断，缺乏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探究的传统方法，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宏观及微观管理的需要。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共性特征的基础上，越来越明确地透过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系列量的差异，而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本质区别，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趋势的研究不能不更多地依赖于数据分析。其次，为了动态地、完整地理解现实，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分析优势绝不能丢！人类社会永远在变动中，只有理解它的变动规律才是真正理解现实，因此，“以史为据”应该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一种以没有历史的理想社会为参照的社会科学一定不适用于长期历史研究，也不可能适用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经济体。理解历史也许比理解当下更加困难，历史科学本身也在不断变动中，但这一点不影响政治经济学紧随历史科学的前沿，在深化对历史的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历史研究也在强化数据分析工具，利用这些前沿进展，新的政治经济学可以更加精细而动态地理解历史与现实。

从基础理论的层面看，当前政治经济学在数据分析中的最大瓶颈，是市场价格现象与商品价值本质在数理上的联系与关系，而这个理论难题在经过一百多年来各派经济学人的“百家争鸣”之后，近期有望突破。市场经济是高度复杂的，而其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有其简单明白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经济的根本优势在这里。因此值得期待，值得人们为之付出努力。

（注：以上文字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