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微信公众号；时间：8月12日

　　2020年8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一讲在线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师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钱乘旦做了“英国经济的历史阶段”主题讲座。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胡乐明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沈越教授等进行精彩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在线参加了论坛。

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一讲在线论坛

　　钱乘旦教授首先说明，他将一千年以来英国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划分为封建时代、重商主义时代、工业化时代、新自由主义时代和战后时代五个部分。1066年，英国进入了所谓的封建时代。在封建状态之下，国家权力是在各个封建领主的手里，土地一块一块被分封到不同等级的领主手里，所以中央的政治权力就被分割，这就进入到一种所谓“无国家”的状态。在不具备全国一盘棋的封建经济结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封建时期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的庄园经济是最基本的状况，领地、庄园是当时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在领地或庄园经济里面盛行农奴制，农奴制和劳役地租是基本的特征。到了晚期，封建经济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从早期的生存生产缓慢地转向商品生产，劳役地租也慢慢地向货币地租转变。

　　到了15、16世纪，英国进入了重商主义时代，原先被封建状态所分割的政治权力慢慢地集中起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表现为专制制度或专制王权。重商主义从理念变成现实，必须要借助国家行为，没有国家就没有重商主义，这是基本特征。重商主义非常重视商业，认为对外贸易能够给国家带来财富。虽然英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克伦威尔政府，在政治制度方面与之前的专制王朝有很大区别，但在经济政策上是一脉相承的。重商主义的国家政权鼓励出口与限制进口，由此出现了一大批海外贸易公司，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莫斯科公司、西非公司、南海公司、黎凡特公司等。这些贸易基本由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垄断经营，海外贸易公司必须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特许证才能进行。按照重商主义理论，多卖少买才是获利之道，因此对外贸易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殖民扩张，一旦成为某一个国家的殖民地之后，殖民地的原料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入母国，殖民地和母国之间的商品往来就是内部交换关系，因此在重商主义时代，殖民扩张对于取得国家统一、摆脱封建状态的王朝政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就英国而言，它在“漫长的18世纪”，大约从1689年到1815年，一共卷入了6次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些战争都看作是商业战争。

　　重商主义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按照重商主义“多卖少买”的理论，只有那些制成品才有价值售卖获利，因此成熟的重商主义就和制造业直接挂钩。荷兰虽然一度掌握着欧洲的商业垄断权，但这个国家的面积太小，制造业相对薄弱，只能采取倒买倒卖的方式进行贸易。17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出现“原工业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商业资本控制制造业：商人采购原料之后，分发给工坊的工人进行加工，加工工序往往由不同的手工业者分工进行，而在整个过程中起着连接作用的就是商业资本家。

　　接下来进入到工业化时代。钱乘旦教授专门强调，以往一些人所认为的，工业革命最早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最早完成民主制度构建，这是错误的认识。工业革命发生在贵族统治时期，而且是贵族绝对统治的时期。他认为，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的一个前提，是政治结构提供了有力保障。英国第一个摆脱了专制政府的控制，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宽松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工业革命除了技术方面、交通运输等方面的进展之外，还包括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工厂制的出现，由此带来了全新的劳动生产组织结构，推动了生产力的突破。工业化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1850年前后，英国的工业产值占到世界的一半，这是空前绝后的。美国在二战之后的生产能力，最多也只是占世界总生产能力的36%左右。

　　任何事物都由其正反面。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原则下完成的，这既推动了生产力，又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化，这是自由主义“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的，这就导致了劳动者的不满、愤怒、反抗、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思想出现形成，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为对象进行创作的。同时，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成为世界霸权帝国，但根据自由放任的理论，“国家是守夜人，应当退出经济领域”，帝国是一种负担，不会给英国带来任何好处。随着各国相继完成工业化，英国的霸权地位摇摇欲坠。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德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英国。更严重的是，英国逐步表现出丧失创新能力的倾向，不断地寻找新技术、新设备、新产能、新领域的“企业家精神”不复存在，使得英国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机遇。

　　工业设备和生产技术日渐落伍，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工人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导致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于“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钱乘旦教授认为，这一概念的核心意涵是，任何人的个人自由必须建立在所有人的自由之上。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英国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派来自英国历史学派，认为美国、德国的发展，源自于将国家的力量引进经济领域，由国家执行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这一派的观点还认为，英国的强大有赖于帝国的存在，因此必须维护帝国。主要做法是把帝国变成一个特惠区，让帝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通过特惠制度来进行，以此保障贸易的最大利润，抵御新兴经济体对各个地区的拉拢诱惑。

　　另一派的观点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局部均衡论”，认为如果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所引发的结果就是供给方会加大供给，使商品的数量增加，需求价格一点一点地被压下来，最终达到平衡；如果反过来，是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供给价格因没有利润而下降，最后也会达到平衡。这种观点的基本思路是，所有的不平衡状况都可以由经济规律自身的调节作用来解决，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的不平衡说法是一致的。

　　历史学派和“局部均衡论”两种经济思想是相互抵触的。前者强调适度的国家干预，后者则坚持自由放任的原则。历史学派已经看到，英国延续之前不干预的政策，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代表人物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就坚定地认为，没有帝国就没有英国的强大。他在1873-1876年担任伯明翰市长期间，动用市政府的经费解决公共卫生、夜间照明、道路交通等方面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开先河的。然而，制度惯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表现了出来，历史学派的观点并不能改变执政者的根本主张。新崛起的自由党虽然开始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着力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如1911年制定了国民保险法，对部分工薪阶层予以国家保障。可是，这种干预力度难以实质性地改变英国国力衰退的局面。到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国家不干预已经不可能了。之后，英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如放弃金本位和自由贸易，实行帝国特惠制，实际上是认可了历史学派的干预思想，但已经晚了近半个世纪。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过去的七十多年，英国是在“战后时代”中度过的。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引下，英国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主动调节收入的不平等，让分配变得更加合理。二战结束之后，英国政府相继制定《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卫生服务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执行。通过一系列立法，英国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同时执行了国有化的政策，把民用航空、铁路、邮政、煤炭、钢铁等产业部门收归国有，基本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英国社会的贫富不均问题。这些做法一度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陷入了“英国病”的怪圈，主要表现在滞涨现象。一方面经济没有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另一方面是通货抑制不住地膨胀。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英国出现了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种观点认为，滞涨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是公共开支太大，福利制度“养懒汉”，物价普遍提升，企业又因为重税而缺乏积极性。为此，英国借鉴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理念，控制货币发行量，削减福利保障，并将政策重点转到供应端，向企业倾斜，减少税收。代表性举措是撒切尔夫人80年代的改革，她的理念是尽可能地把国家再一次从经济领域中驱赶出去，以新的自由主义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90年代表现突出，英国经济重回增长高峰，看似又度过了一次危机。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对英国产生严重影响，至今为止仍然未能缓解。

　　英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钱乘旦教授坦率地表示，历史学家主要关注过去发生的事情，一般不对现实情况和未来走向进行总结和预测。在他看来，过去十年，英国政府想了许多办法，包括调整关税、反全球化、力争脱欧等，这些做法都没有实质性地解决问题。“新”自由主义何去何从？是否还能有新的什么主义出来拯救英国？福利政策是否需要重大调整？或许英国人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想清楚。纵观一千年以来英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如同一个钟摆一般，在干预与不干预之间来回摆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究竟是否有这样一个平衡点？也许在逻辑上是存在的，但在事实层面，或许又是不存在的。

　　在评论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认为，世界史包括国别史的研究者，多数是各自做各自的专题和时段，要“通下来”是很难的。钱乘旦教授以通史的视角，全面论述一千年以来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是非常难得的，对于经济学和历史学而言都是具有启示价值的。英国经济的各个阶段，其实都涉及到了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两者相互交替出现。这一总结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现实意义。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础部分，经济发展不是单纯的就经济而经济，更是思想理论和政治结构的全方位变化，因此需要通过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加以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沈越教授也进行了简要评论。他认为，钱乘旦教授提到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核心思想是“任何人的个人自由必须建立在所有人的自由之上”，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马克思，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专门提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也表示，关于英国为何会率先实现工业化，现有的各种观点似乎都不够全面。是否也可以反过来理解，这些观点都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背景。换言之，工业革命的发生不是单个因素推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对此，钱乘旦教授回应称，他并不否认各个因素合力推动了工业革命，但是，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应该是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因素，这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带来的特殊现象，而在那个时代，整个世界都没有这样一个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乐明教授表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陷入抽象理论的阐释。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应当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拓宽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论框架，把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和之前、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历史过程分析，通过揭示规律，分析矛盾，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抽象理论所没有表达出来的问题，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必须要注入更多的历史因素和过程因素。他又进一步提出问题：第一次工业革命能够在英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同一时期，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也已出现工业化的趋势，但没有像英国发展得那么快，这是否与英国的贵族统治有关？

　　钱乘旦教授表示，“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进入了君主立宪时期，贵族统治是这一时期的特征。英国的贵族范围非常小，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只有100多人，加上没有头衔的地主、资本家，总共也就200来人。这些人是通过议会制度管理国家。这当然不是民主制度。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贵族统治时期所实现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是民主制度给英国带来了工业革命，刚好相反，是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民主制度，这应该是历史的常识。至于工业革命为何在英国取得成功，为何英国的工业化速度那么快，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不做过多展开了。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注：文字内容由林盼根据会议记录整理，经钱乘旦教授审阅）

　　关键词：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一讲；英国；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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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王山；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