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
朱玲:Gordon Hanson教授谈:美国低端制造业衰落与中国崛起

201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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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2018年8月1日至10月29日,作者受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邀请,赴澳大利亚担任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的中国研究教授,并与国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

Gordon Hanson教授谈:美国低端制造业衰落与中国崛起

朱 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墨尔本大学的学术活动丰富多彩。今晚(2018年9月4日),是我来此一个月听的第三个讲座,是经济系组织的。

Gordon Hanson(戈登·汉森)教授发表演讲

  讲演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Gordon Hanson教授,题目是Glob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Learning from the China Shock。演讲人只谈经济,非常专业化。我从中了解到中国参加世界贸易体系后,美国低端制造业的变化,顺便学了几个英文词。

  第一,所谓China Shock,指的是中国在1992年世界贸易中占比1%,2018年达20%。这对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堪称冲击。他认为,这与邓小平推动改革前中国经济封闭有关。这样一个大国,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开放度猛然增加,极致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迅速扩大国际贸易份额是必然的结果。Gordon Hanson教授特别提到,1989年美国媒体曾有个预言,1990年代崛起的国家为泰国、孟加拉和津巴布韦,中国的经济表现只会越来越差。话音未落,全场哄堂大笑。他接着说,结果是中国超越所有这几个国家而崛起,泰国经济表现还不错,孟加拉也可以,津巴布韦至今仍在低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出色表现在普通人眼里也是巨大冲击。

  第二,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高速增长,采用的多为20世纪的技术。美国的同类制造业区的厂家,随着中国产品出口而一家家停产关闭。失业工人多为低技能白人男性,相对他们的技能,原先的工资较高。失业后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转移到第三产业,因为他们能做的工作传统上是低技能女性的岗位。他们也难得搬家,去别的地区寻找新的工作。这些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性减弱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很难再找到以前那种“低教育程度、相对高工资”的工作,因为他们现有的能力与采用21世纪技术的岗位不匹配;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衰退,住房不易脱手。此外,如今的美国家庭结构改变,父母是一个住户一套房,子女另成一个住户另有一套房,这就进一步阻碍了家庭的流动性。他们(less-educated white males)是全球化中的受损者(loser), 在社会关注度不够的情况下,成为愤怒的经济民族主义者(economic nationalism)。

  第三,中国一方面扩大制造业产品出口,一方面从资源大国进口原料。澳大利亚受益于中国的进口,连续26年未发生经济衰退。

  第四,中国的转型式增长已经结束,劳动成本提高,环境代价很大。现在,面临着再转型,即产业升级和环境治理的挑战。

  第五,改善美国劳动力市场应对贸易冲击能力的办法,应当是发现新机会。例如,设立工资保险(wage insurance), 拓展反向收入税(negative income tax), 以便熨平工人转换工作期间的收入冲击。

  讲座结束后我还在想:即使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技术进步难道不会带来美国制造业的结构变化吗?只要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对就业者带来冲击。21世纪的技术例如人工智能的引入,难道不会对其低教育程度的工人带来冲击吗?Gordon Hanson教授强调了对失业转岗工人的社会保护政策,他也提到再就业培训,但似乎信心不足。

  附:墨尔本大学校园一览

 

 

 

 

 

 

 

  注:第二张图片中的庭院建成于1854年,是墨尔本大学最古老的建筑,庭院里有三株山茶花,是游客常来拍照的地方。

    第五张图片中展示的是墨尔本大学的开放日,各个系都搭好展示棚,发放介绍各自学科的宣传材料。

    据了解,墨尔本大学现在1/2的学生是国际生。国际生之中,有约1/2来自中国。

  (感谢朱玲老师提供文中的图片)

  关键词:朱玲;世界贸易体系;中国崛起;低端制造业;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