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朋满座，思想交融——经济史学术沙龙第二场顺利召开

学术前沿

学术活动

2018-07-03

　　2018年6月30日上午，以“经济学or/and历史学——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为主题的学术沙龙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办公地国谊宾馆商务楼会议室顺利召开。这是继今年4月1日首场沙龙（“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经济与历史视野下的全球化进程”）之后的第二场小型学术活动。

　　本次沙龙在经济所领导关心支持下，以“经济史学人”微信群专业学术平台为依托，得到了所内外经济史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热情指导。参加本次沙龙的30多位学者和学生来自中国社科院下属的经济所、工经所、近代史所、农发所、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经营报》，在京高校和单位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及商务部研究院、科学出版社、北京市社科院，外省市高校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大学等机构。

　　本次沙龙主要就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和经济学两种路径进行了一次集中深入的讨论。长期以来，两种研究路径有合有分，一方面彰显了学科创新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冲突与隔阂。有鉴于此，学界同仁倍感有必要多多交流、互相理解。这次沙龙经过了悉心酝酿和准备，得到了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在筹备沙龙时，我们向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一些学者征求了这一主题的相关经典文献，并在沙龙召开之前分享给学界同仁参考（参见附件一）；首都师大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CNU古代经济史”同期推送分享的相关文献，扩大了本次沙龙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远百里、不远千里、甚至改变原定行程参加和支持沙龙活动，学术情怀令人感动！

　　沙龙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由3位专家进行主旨发言，第二个环节由两位专家进行点评，第三个环节由全体与会人员自由讨论。本次沙龙邀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王玉茹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袁为鹏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荷老师发表主旨发言；邀请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仲伟民教授担任点评人；邀请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隋福民研究员担任沙龙主持人（参见附件二）。

　　在主旨发言环节，王玉茹教授发言的主题为“经济史的学科属性——理论与实践”。她从经济史的学科属性与研究现状、吴承明先生关于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主要观点、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前提等方面，并结合自己学术研究实践的体会，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除了计量经济学方法，她还介绍了空间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新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她强调：多学科理论交叉使用是学术创新的方向，一种理论和方法的使用的前提是要能够驾驭它，选用何种理论作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要根据研究对象判断是否适用，要加强对资料的考证与甄别，要切忌急功近利赶时髦。

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前排）

　　袁为鹏研究员发言的主题为“与经济学家合作：我的研究经历及思考”。他主要从自己进入计量史学研究的经历、计量史学在国内的传播与发展、历史学者对于计量史学研究的贡献、历史学者从事计量史学研究需要克服的几个心理障碍及知识瓶颈以及计量史学与传统史学之相互促进这5个方面，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工业史、利率史、商业账簿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阐发。他指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与一个认真的经济学者完全可以成为好朋友、好合作伙伴，这是因为双方均高度重视广泛搜集史料，均高度重视个案分析与调查研究，从骨子里面均信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袁为鹏研究员（前排）

　　杨荷老师发言的主题为“北美经济史中的学科壁垒和对策”。她从北美经济史中史学和经济学的壁垒现状和历史演变入手，分析了史学和经济学割裂的原因和后果，并介绍了消除壁垒的尝试以及对中国经济史的启发与借鉴。她介绍了5种消除经济史壁垒的组织模式的案例，指出中国经济史学界可以依托大城市高校群的人才聚集优势组织跨学科会议，依托海外经济史学者在国内牵头的跨界合作，以及依托微信群、学术沙龙的跨界混合功能，增进史学和经济学的互相理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荷老师（前排）

　　在专家点评环节，刘志伟教授提出一个长期以来的困惑，即中国经济史研究自始就是一些经济学者在做，而非历史学者在做，比如汤象龙、梁方仲等先生都是经济学出身。我们这辈经济史学者也向来自认为属于经济学，也没有历史学者的那种困惑和心理障碍，我们觉得相对于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歧，似乎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分歧更大。但是，为什么这10余年来，经济学与经济史反而有了隔阂？现代的经济史与老的经济史发生了什么变化？前两位学者的发言增加了我困惑，而听了杨荷老师的发言，我想能否做一个类似的研究，即中国经济史发展脉络的回顾，将之置于经济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演变之中，思考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于计量方法的利用，让人比较担心的一点是现在的经济学者过于轻易地采信历史学者的数据——不是两者有隔阂，反而是融合得太简单了。经济史学面临的困境并非是否利用社会科学模型——如果不利用社会科学方法，就算不上经济史研究了——而是，我们有没有一套适合中国经济史的概念体系。如何形成一套既能与已有的经济学概念体系相衔接，又能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况的观念体系，这是一个最艰难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史上的利率、价格、地租等概念，应该怎么正确理解，能否简单套用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数据的转换，如人口、粮价数据等，如何通过数据的转换，充分利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去研究它。这两个领域恰恰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能够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发展出一套经济学理论从而为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地方。如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模型或分析方法，拿中国历史数据照葫芦画个瓢，这样意义就不大了。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前排右1）

　　仲伟民教授指出，沙龙让人很有收获，三位主旨报告发言人的学术经历和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在经济史研究中，为什么经济学背景和历史学背景的学者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我从纯历史学经历来看，经济学出身介入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我们历史学者的“惊慌”。当前，史学出身的学者对经济学出身的学者的批评比较多，一方面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执着于历史学科固有的一些观念。两个学科应该一个磨合的过程。第一个方面，如GDP等相关的研究，虽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其实问题非常多。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者过于强调考证，但考证仅是历史学研究的手段，历史学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学者乐于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历史。

　　另外，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应该学习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增强对历史的理解，也增加对历史学既有研究成果的了解，不能轻易地用经济史数据来得出所谓的“创见”，这方面的例子不少，令人十分遗憾。我们应该像西方学者（如诺斯）和我们中国经济史前辈学者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