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所90周年专题
吴洪:父亲与他的经济史研究

2017-08-28

调整字号:

 来源:中国经济史学会微信公众号  日期:2017年8月5日

 

  我其实没有研究过我父亲所毕生研究的经济史,但是我还是研究了一下研究经济史的我父亲。

  我见到的父亲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成果是一本题为《古代云南中土关系之研究》的手稿,他一笔一划工整誊录又装钉好糊上封皮的竖排版小册子,一个个古老的铅笔字,一张张手绘的地图和表格,是他在西南联大本科的毕业论文,写于1940年,那年他23岁。用的是文言文,我读不大懂,端在手里却有种莫名的感动,曾拿着它请一位研究民族史的朋友看,朋友阅后惊讶的说,“我们业内近几年还在不断讨论的问题,居然你父亲七十年多年前就差不多已经都讲清楚了”。

  我父亲的最后一篇经济史论文题目是“全要素分析方法与经济史研究”,刊登在《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5月出版)上。他拿到这本书见到他最后一篇研究成果的问世非常高兴,很费力的认真看了很久很久,抬头对我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94岁时还发表文章的,可我做到了”,此时他已经过了94岁,距他离世仅仅一个多月。非常感激这本文集的及时问世,是它带给了父亲最后的欣慰。

  从第一篇的1940年到最后一篇的2011年,从他的23岁到他的94岁,整整70余年,父亲只干了这一件事:研究经济、历史和理论,父亲是以匠人之心来打造他的经济史理论的。

  但是,就算70年只干一件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干好的,这其间,天赋,内心的喜爱,无条件的坚持,环境和机遇,特别是义无反顾的付出,一定都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我一直想搞清楚的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史,是否是父亲最适合的研究领域;二是哪些因素会影响以及怎样影响我父亲的学术研究。

  在家里一般认为,同辈人中,我父亲比较聪明,懂中文英文文言文,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又特别勤奋。我们有时就想,如果父亲不做研究经济史的工作,而是像我叔叔那样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或者像几个姑姑那要从事文字教育或者医学,那是否也会像他研究经济史一样最终取得今天这么不凡的成就?经济史,是不是父亲最适合的研究领域?

  2017年年初,我曾到他年青时就读和参加学生运动的清华大学档案馆,请工作人员帮助找到了父亲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学籍卡、成绩单,他其实没有等到从清华毕业就因为参加“12.9”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所以这张成绩单是不完全的,但就已有内容我发现,虽然他学习过的科目很多,但成绩最优秀的全都是经济类和历史类课程,这既与家学渊源有关,更决定了他日后专业方向的选择;我也听过他回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留学时的课程和成绩,同样是所有的经济学及历史学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成绩,这才使他有条件后来在美获得“金钥匙”奖章。我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他被下放到东北和河北的“五七干校”劳动,有一次从辽宁盘锦干校回来,带回两本深蓝色皮、油印的水稻种植方面的资料,那时他尚为中年,身体尚好,但明显情绪低落,并不快乐,我问他:“您又看这个,那现在您不做以前的研究了”?他说,“现在就是种稻子”,我并没有见到他看过那些水稻种植资料,只是将其长期搁置一堆书中,他在干校会把时间花在诗词欣赏和写作方面。后来,直到他又有机会借调到商业部去编专业书籍,才见他恢复充实忙碌但愉悦的心态;我听父亲几次说过:“在自然科学上有所创新太困难,那些人太了不起了,而社会科学,只要我去努力还是能够做到有所创新和贡献”;我父亲对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和数据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是每次我们家里亲友聚会大家都印象深刻的,对过往,在每个人回忆的情形不一致时都能够最后证明我父亲的记忆才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他对人脸识别记忆,方向感等等就不像是对事件、数字的记忆那么良好。总之,我自己认为,经济史研究成为父亲一生为之努力探索的方向,是经济史,也是他自己的一大幸事,这大概是比其他专业都更让他能如鱼得水和发挥潜能才智的领域,也是他真心热爱愿意一如既往努力投入的研究领域。

  我父亲对经济史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我却知道他为此付出过太多太多。他的一生,除了经历过他那个年代的学者都曾经历过的战乱、颠沛流离、历次运动、十年浩劫等这些系统性灾难之外,我们家里的微观环境对他的学术研究也并不总是有利的:我母亲早在1963年仅46岁就在工作时突患脑溢血瘫痪在床,那时我只有六岁在幼儿园上大班,隐约的记忆中,忽然有天全幼儿园空空荡荡,到夜晚就只剩下我和值班的阿姨,那其实是因为母亲突如其来的病倒,父亲连按时接我回家都做不到了。此后,我的记忆就是:父亲的一张大书桌,紧紧的挤着母亲的一张病床,父亲趴在书桌上埋头写作,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直至今天的夜晚,梦中常常萦绕着的仍然是这个我内心最渴望再现的画面。我母亲,只有父亲坐在她床前的桌旁工作时才最平静,我父亲,只有母亲躺在他工作着的桌旁养病时他工作才最踏实。父亲精心照顾病榻上的母亲的饮食起居,与此同时抓紧分分秒秒埋头在稿纸堆里又写又算,这个画面,从1963年持续到19941月母亲离世,整整31年。这期间,在1981年,1984年,1991年母亲的脑溢血都曾经复发、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凶险,直到19941月份最后一次发病,母亲终辞别我们而去。当时大夫们都认为,在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下,我母亲的病情能够有长达31年的生存期完全可以说是个奇迹。

  1989年,父亲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写作最有压力和紧张的时候,家里唯一的男孩、我哥哥罹患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去世时仅仅39岁,这让父母心如刀绞,痛不欲生。此时,父亲排解悲痛的方式竟然是工作,他每天含着泪水一声不吭、没有任何言语、头都不抬的将自己埋入到纸堆和书本中,企图用工作来麻醉自己痛苦的神经,似乎从工作状态中走出来就无法安放破碎了的心灵;2006年,父亲的女婿(我先生)在51岁时又因肝癌过早去世,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父亲却重重的遭受了两次,但是他每次都丝毫没耽误一天的研究和写作。人们常说,只有时间才是医治痛苦的良药。对我父亲来说,良药只能是工作,他只能让工作充满时间才可得到安慰。

  父亲全身心投入研究,可谓达到无我的境界,常常忘记时间,忘记吃饭,甚至有时忘记身体在哪儿,如不几次三番的叫他,他会从早上到天黑一直写下去,每次吃完饭,放下饭碗,就一头又折回书桌,一旦坐下来就似再没有什么能够拽回他起身让他停止工作的事情了。房间内小孩打闹,头顶邻居装修电钻轰轰响,他都能像入无人之境。终于有一次他过于长久的投入写作,刚刚站起身来便一头栽倒在地,磕破鼻眼满嘴鲜血,我们将他送入朝阳医院急诊缝针,但稍稍好转后又是一头埋进工作中。

  不仅仅不幸,悲苦不能阻止他的研究,欢乐和幸福也同样不能让他工作受到影响。如逢年过节、家里孩子结婚、有了第三代、第三代上大学、出国、工作、又结婚、有了第四代……所有这些,他最多就是与家人一起欢欢喜喜的聚个餐,餐桌上非常放松,谈笑风生,放下饭碗的第一时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又回到书桌投入写作。

  收入低,待遇差,房子小,种种的不公正......也不会影响他的研究。八十年代全民经商时期,中信银行曾有意聘请他当副总,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薪资待遇和能够大大改善居住、出行条件的机会,但却被他婉拒了。原因就是:“如果我去做这个工作就要中断学术研究,这我可不能接受”。他晚年时曾对我说,房子、待遇那些事情反正也解决不了,即便现在解决我怕也再没多少机会享受了,自己一生从没有过挨饿受冻是比较满足的,他认为老是提那些不愉快白白耽误时间,别人对他提起就跟着附和几句,但是心理真正着急的却是做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父亲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果做了一个整理,列了一份这七十年来他专著出版、论文发表的统计目录,共计20本专著,134篇文章。我根据他的目录按照年份做了图表观察发现,除了十年文革的空白之外,其余的日子里,他每年都有研究成果问世,家里发生的幸与不幸,他本人处境的顺利与否,都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经济史研究的贡献。相反,家里遭受不幸最多的80年代到90年代中末期,这段是他的理论体系逐渐成熟,精力旺盛,研究最为硕果累累的时期。从他最为倾注心血的写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时间来看,这段19771993年也是家人病患最频繁和灾祸最多、住房条件、经济条件最差最不顺利的十五年,却是他工作最为拼命的时间,他引用率最高的论文、获取孙冶方奖的论文以及他自己最满意的著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问世的年份,都是家里有亲人病逝他遭遇痛苦打击的年份,只有到了2000年以后他自己八十五岁以后甚至九十的高龄时,随着身体状况的下滑,他的研究步伐才逐渐放慢了下来。

  父亲健康状况明显恶化是2011年年初,到了2011年六月份,父亲预感到了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一次性预发了家中小保姆三个月的工资,见他难受,为了安慰,我劝慰道:

  我: 放心,您的病还会好起来。

  父亲:这次不行了,但你不要伤心,我觉得我现在就走挺好的;

  我: 为什么呢?

  父亲:我快95岁了还发表了文章,现在走,过五年,到我100岁时,大家还会记得我的研究。但如果我继续活着,比如从95岁活到100岁,这五年我肯定是再也做不出研究了,到那时我再走,走后的五年即我105岁时,大家不会记得我了(大意)。

  我: 那又为什么呢?我认为仍然会记得您。

  父亲:因为会有新人,经济史研究会有新的理论创新,新人新成果会被记住,应该是这样的(大意)。

  他说这些话很平静,但很认真,却让我深深震撼,他在这次谈话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我们。此时我也终于知道,困难、幸与不幸、亲人的遭遇、钱财、待遇......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父亲的经济史研究,除非生命本身的终止。其实父亲自觉自愿的认为,如果不能再继续做他的理论研究了,那么生命本身也就再没有太大的意义、变得可有可无、且应该将生命的位置和资源让位于能够有新贡献的经济史学人了。

  今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已是他去世的第六个年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越来越能够理解、越来越思念我的父亲。许多他当年说过的话,办过的事,评价过的人和事,做过的选择和决定,我到现在才逐渐能够想通原因。我很想对父亲说,如果还有机会,我将一定能够更好的关心您,照顾您,帮助您,我一定能够让您钟爱的经济史研究做的更顺利,让您的烦心事更少,让您对您爱的家人更满意,让您每天的心情和身体更愉悦,我一定能成长得让您更欣慰一些,连您最爱吃的两个菜我现在做的手艺也比以前提高了许多,您爱喝的酒我也了解了更多。只可惜,所有这一切,父亲您都再无从知晓,我都再永远没有了机会。此时的心境,就像歌手刘和刚那首深情的“父亲”里所唱:“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这辈子做您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201785

  (以上来源于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吴洪)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9Cwc2L3N93cZr58R8smIg